古代的传统文化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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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传统文化范文1

关键词:古代藏书家;典籍;贡献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247-03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留下了无数弥足珍贵的历史典籍。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是兼有经济价值和精神力量的物品,即一般人所称的物质和精神的结合体。我们将视角固定在图书典籍方面,追溯古代藏书家所承载的厚重的藏书文化,不难发现,藏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历代典籍的保存、传播及推动学术发展等方面。

一、典籍的保存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很难举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对这些历史的重要典籍的收集与保存,藏书家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应该看到,在古代的中国藏书不易。一是政治的原因,数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历代统治者常视文化典籍为异端,害怕读书人一旦掌握知识,会动摇其统治,故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摧残藏书事业。肇其始者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继之者有隋之焚纬书及两宋时蔡京、秦桧等权臣禁书;至明清时,文字狱迭起,藏书家为藏书甚或有性命之虞及灭族之祸;二是由于兵燹战乱,自汉晋而隋唐五代,迄至宋之明清,长期兵祸战乱,史不乏书;近代由于帝国主义武力入侵,《永乐大典》蒙受英法联军之劫即是一例,余皆历历可按。三是私家藏书还要有充足的资金保证,时常面临家道中落,后世子孙不能继其业以及天灾人祸、水火灾害等毁灭性打击。可以说,藏书家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经千辛万苦,历百难千劫,矢志不变初衷,犹如传递接力棒一样出现了一幕幕藏书家购置、传抄、互借、收藏图书的画面,痴心护藏着中国传统文化

典籍的保存始现于秦汉时期。综观历代藏书之损毁,往往皇帝内府藏书要比民间私家藏书的损毁更为惨重,因为集中性收藏更易遭集中性损毁。私家藏书由于收藏的分散性,其损失相对来说较小一些。比如,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活埋儒生数百人,取缔私学和采取严厉禁锢政策,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使古文化典籍遭受第一次大规模损毁,而“……《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史记・八国年表》)。因了民间私人藏书的私密度藏,将大量禁书藏于夹墙、地窖、山洞等处,才为古文化典籍的流传保存了至为宝贵的火种。汉武帝时为充实宫廷藏书和政府机构藏书,广开献书之路,收罗天下图书,征集的主要对象,便是这批民间藏书。“百年之内,书积如丘山。”正是这批珍贵的先秦遗藏,奠定了汉王朝国家藏书的基础,并由此繁衍出以后历代无数的典籍。

再以宋元刻本为例。今天保留下来的数以千百计的宋元刻本,它们中的每一种每一册都是历经众多有名无名的藏书家之手,一代又一代藏书家的努力层层递传下来的,尽管在传递过程中因种种天灾人祸可能损毁惨重,但这恰恰又说明了藏书保存的极大不易与艰辛。

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宁波天一阁,可谓单一藏书楼典籍保存的范例。万历十三年范钦谢世,其长子范大冲继承天一阁藏书,自此时起确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严格族规,限制天一阁文献的使用,开始了一种封闭的家族共同管理的管理制度。这固然遏止了天一阁文献信息的利用,但客观上却使天一阁藏书,特别是大量明代地方志、登科录等珍善本比较完整地得以保存下来,这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当公元16世纪前后建立的著名藏书楼,如祁氏澹生堂,赵氏脉望馆等纷纷衰落后,天一阁却为时人所重。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设四库全书馆,向全国各地采访遗书,开始《四库全书》编篡的浩大工程。天一阁族人范懋柱积极行动,概然进呈书籍641种,共5 762卷,率先在藏书人当中做出了表率,是私家藏书楼中进呈底本最多的一家。在他的影响下,进献一百种以上的近十家。如果没有藏书家呕心沥血、日积月累的收管保藏,就不会在当政府需要时,能够如此慷慨地应诏进书呈献阁藏,为《四库全书》的顺利编篡作出巨大贡献,受到乾隆皇帝的直接关注和褒扬奖励。

清末社会动荡不安,战乱兵燹不断。《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中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均毁于战火,唯杭州文澜阁虽遭战乱,却因丁申、丁丙二位藏书家“不避艰险,每夕往返数十里,摭拾文澜阁残编”,经钱恂、张宗祥等学者抄补缺帙,终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恢复原貌。现今的南京图书馆就收有丁丙“八千卷楼”的全部藏书。

此外,为保护藏书的完好,更多的藏书家还从民间汲取智慧、良方,采取各种办法保护所藏,有些方法一直被沿用到今,如古籍的曝书及中草药防虫等。早在宋代,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寒食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的天一阁及其他一些书楼则一直采用芸草夹书以防虫。凡此种种,着实荷载了藏书家太多的辛苦与磨难,更折射出聚书的不易与艰难。藏书家大多嗜书如命,出于对书的痴迷和热爱,也许藏书家苦心收藏的目的是为了“子孙宝之”,也许是为了自己学术研究和出版图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书籍是宝,是人们不可或缺之资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书籍是人类知识的宝库,这种共识,往往是促使藏书家长期坚持藏书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一点,洪有丰在《清代藏书家考・引言》中有着最好的表述:“各藏书家之经营网罗也,或费手抄之勤,或节衣食之费,得之艰而好之笃,情壹志专,珍护逾甚。储藏、装修一切整理、保管之法,无不加意考察,力求至善。虽聚散无常,而楚弓楚得,苟非绛云之炬,及裹物代薪之不幸,其他大抵转相售购,仍多归于好而有力者之库,其爱昔保护一如前也……故今日之珍藏,实幸往昔藏书家,互相保留,以迄于今也。”

二、典籍的传播

抄录和刊刻流布,是中国古代藏书家传播典籍文化的重要手段。

首先,典籍的借抄、互抄。古代的通讯、交通俱不发达,历代几乎所有的藏书家都有过借抄史。借抄既是聚书方法,也是私藏的利用,很多藏书家都将其藏书借人抄录,互相借抄之风甚盛。他们或亲自动手,或雇人代劳,或抄自官府,或源自私家。通过许多人的碾转借抄,一本书不仅可以化作千百本,而且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四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梁人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北周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这不仅推动书籍流通,而且也丰富了公私典藏。

宁波范氏天一阁之藏书最初也是通过借抄方式来保存传播乡邦文化的。天一阁藏书的借抄始于范钦,其藏书的一大来源便是向其他藏书家借抄。比如他曾向同里丰氏万卷楼借抄,又与江苏藏书家王世贞订立藏书互抄之约,“以增益之”。据天一阁研究员骆兆平先生《天一阁明抄本闻见录叙》考证,有据可查的天一阁明抄本有1 147种之多,其抄本除少量得自故家旧藏外,主要通过借抄、互抄而得。在范氏族人范光燮任嘉兴府学训导时,为充实府学藏书而抄录天一阁经部类典籍百余部,供士子们阅读。能够完成如此数量的传抄活动,的确反映了藏书家对阁藏文献的使用和传播的慷慨态度。或许借抄的目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著述,亦或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庋藏,但藏书家孜孜以求、经年累月地抄写,其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威力是何等之大!凭无数双抄书的手生产出无数的抄本书,以至当许多刻本毁灭绝迹时,唯赖抄本的存在而得再续流传。

其次,典籍的刊刻、流布。藏书家刻书应该说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特色和好传统,它对于中国历代典籍的延续与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印刷术发明之前,所有的书籍均靠手工抄写,费时又费力,一种书复本很少。雕版印刷发明之后,刊刻书籍便也在私家宅塾流行,历代藏书家中多有热衷于书籍刊刻者,他们既是藏书巨擘,又都是出版大户,利用各自丰厚的藏书,富足的资财刻印了品种繁多、质量甚佳的图书,广为流布。

明代一些藏书家,为了增加收藏、传播典籍文化,他们利用传统的抄录和编纂,更多地运用自宋以来印刷术方面的优势,大量刊刻传播古籍。如胡震亨刊布传播唐诗;臧懋循、赵琦美刊刻传播元杂剧;洪木便刊刻宋元明话本等。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藏书家还大量刊刻了丛书。据统计,中国历代所刻印的丛书,总数约在5万种以上,几占中国古籍的1/2以上。因此,明代的藏书家刊刻丛书功不可没。再如,明末藏书家毛晋的汲古阁更是以刻书名闻天下。毛晋三十岁时,为要经营印书业,把田地、质库一时尽售去,以作买书和刻印书籍的资本,陆续买进的珍本书达84 000册之多,建汲古阁、目耕楼以储之,为日后校勘书籍之用。他“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地勤奋工作,直到“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尚忙忙不休”。其刻书流布活动昭示着汲古阁藏书之丰富,所校刻《十三经》、《十七史》、《群芳清玩》、《津逮秘书》、《宋名家词六十一种》等,多以“汲古阁”名义刊行,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

清代的黄俞邰、周雪客为使珍籍得到广泛传播,在自己无力刊刻的情况下,精心挑选了家藏中罕见流传的珍秘之书96种编成书目,联合向社会公告征求刊刻者,表示愿无偿提供家藏珍本为刊刻底本,有意者可任意选刻一种、数种或数十种,“各随所好,共集大成,不但表彰前贤,抑或嘉惠来者。”这就是著名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的由来。该书目自后,响应者众多,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取其22种经书刊行,鲍延博《知不足斋丛书》也选其9种珍本刻之,甚至连皇家英武殿聚珍版丛书也慕名前往,按书目选取了不少史子类珍籍刊刻。确实,在许多的藏书家心目中,刊刻古籍是流布藏书的最佳形式,也是服务社会、流芳百世的至高境界。

三、典籍的完美

为了一种古籍的完美,许多藏书家往往需要埋首故纸,昏天黑地耗费数年的光阴,正是对典籍负责,对子孙负责的崇高的使命感支撑着无数藏书家默默无闻地沉浸于陈编烂简中,从事着这种“为人作嫁”的苦差。明代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先后用了八年的时间,以五种不同本子的校雠,共改正误讹增补遗漏860余字,方使这本不算太厚的书成为完本,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藏书家的心血汗水。同样为了一种残缺不全的图书能够配成完书,藏书家往往不辞劳苦,遍访各家、书肆,或于杂书中拾遗补缺,或从面铺、街头抢救出被当作废纸的断简残编,使无数珍本能够破镜重圆,完美再现。这种搜访集全、拾残惜书的精神同样值得称道。

四、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

历代藏书家在藏用结合,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上有着明显的成效,这主要表现为藏学家在治学探索的基础上,以著述、选集、汇编等形式创造出新的典籍,为民族文化增添新的内容,提供更多积累。仅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史学方面,魏晋两代私家写史成风。魏史私作,除陈寿《三国志》外,尚有郭颁《魏晋世语》,孔衍《汉魏春秋》、《魏尚书》、王隐《蜀记》、环济《吴记》、阴澹《魏记》,孙盛《魏氏春秋》等七种。晋史更多有十几种。著述方面,南北朝的藏书家,利用私藏编纂了颇有影响的巨编大著,像南齐藏书家萧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南史》卷四四《萧子良传》)。梁昭明太子萧统“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特别是《文选》一书,这是一部推重文华、精选流别、在中国文学史上深有影响、基本概括了唐以前诗文精华的文学选集,成为百千年来士人必读的文学范本,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除以上类书、选集外,像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郦道元的《水经注》、刘勰的《文心雕龙》、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学术名著,也都是藏书家利用藏书的显著成果。

五、典籍的捐公

中国封建社会,私家藏书风气推崇个人私藏和藏家世守。在近代中国,随着近代藏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传统的守藏观逐渐为藏书家所舍弃,尤其在公共藏书成为近代藏书文化发展的主流时,一些藏书家以出售、捐献或寄存等方法将私人所藏转归公藏。特别是进入现代,以范氏天一阁、刘氏嘉业堂、孙氏玉海楼、黄氏五桂楼等数以百计的私家藏书乃至自家藏书楼的百川归流,说明着中国藏书家钟爱典籍,化私为公的恢弘文化胸怀。

建国之初,范氏后裔公推范若其、范盈笙代表范氏家族将天一阁藏书和房地产捐献给国家,宁波市人民政府接受这一文化宝库,并成立天一阁文物保护所,配备专职人员加强管理。如今的天一阁是一家藏书和学术研究单位,其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民间藏书楼,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而成为研究的对象。

1950年整整一年,是中国私家藏书捐献最为踊跃的时期。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传人瞿济苍、瞿旭初遵其先父瞿启甲遗志,先后将其家藏宋、元、明善本书籍72种、近2 000册,通过文化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浙江杭州余翼将其父余绍宋所遗寒柯堂遗书和碑贴13 000余册捐赠浙江省图书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将其在杭州的存书1 944册,捐赠浙江大学图书馆,其中包括稿本、抄本和明刻本90余种;许广平将位于北京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的鲁迅故居及宅内所藏书籍5 195册、拓本4 030件和其他文献274件全部捐献,后由文物局接受。

此外,像胡朴安、叶景葵、徐行可、李子廉、李文汉、蔡敬襄等人的藏书分别捐入了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和江西省图书馆等。当然,这只是众多藏书家中的光荣代表,藏书家以自己慷慨无私的壮举为中国私家藏书的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六、结语

藏书家的历史作为是一种客观存在,对中国藏书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是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明的结晶。如果没有私人藏书家的无私奉献,近代以来各类型图书馆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今天各图书馆引以为荣的古籍善本几乎全部来自私人藏书家的收藏。如若不是私人藏书家的历史贡献,我们又谈何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如果没有历代藏书家的劳绩,丰富的典籍文化绝有可能与时俱灭,那么人类就有可能在黑暗中不知要摸索多少年!我们祖国拥有的古籍之多,举世第一,而这些典籍端赖藏书家千辛万苦的护藏而后加以传播,才使中国历史不断,文明始得延续。这也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文明古国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这里,引用程焕文教授在“铁琴铜剑楼与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现存藏书楼联谊会”中的发言词作结语也许最为合适:“历史上的藏书家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守护者,没有藏书家的世代相守和薪火相传,中国文化与藏书想要传承到今天是绝无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对私人藏书家表示崇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1]肖东发,袁逸.中国古代藏书家的历史贡献[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1,(1).

[2]牛红亮.试析魏晋南北朝的私家藏书[J].图书馆杂志,2003,(6).

[3]徐良雄.天一阁文献信息输出的历史渊源[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9,(5).

[4]任继愈.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古代的传统文化范文2

论文摘要:簪钗是中国古代妇女束发美发的工具,中国古代女性发饰种类非常丰富,它的设计制作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深深地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个性特色。因而,古代妇女发钗无论在装饰上的题材、内容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俨然是吉祥文化标本之集合,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情结。因而,簪钗上的传统意趣应该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徜徉在这些传统文化艺术品中,我们不仅仅是为了欣赏它的绚丽多彩,而且还因为它能继续给我们以启迪,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很多时候,我们在古代绘画、历史影视作品中会看到扫黛眉、施胭脂、梳高髻,配以满头的金银花钗的婀娜女子。或许,在诗词歌赋的描述中我们也会想像到那发饰上的缤纷世界。这好像一直是中国古代仕女的经典形象。发饰是她们美发极其重要的部分,梳好的发髻要用花和宝钿花钗来装饰,从目前传世的古代妇女发饰看,种类十分丰富,常见的有:簪、钗、梳、步摇、珠翠、金银宝钿、骚头等。

簪的本名称“笄”(《说文》:“笄,簪也。”)是中国古代束发的工具。在古代,汉族的结发方式,无论是辫发盘髻,还是束发着冠,均须以簪钗约束固定。女子年满十五岁时,如已许嫁,便将头发绾成一个髻,即以簪插定发髻。以示成人,如“年以及笄”。在中国古代,簪钗还常被用于男女间定情的信物。皇宫贵族的女子可以用珍奇的材料做发饰,而一般小户人家只能戴荆钗(荆条编织的发钗),我们在文言文中所读到的“拙荆” 便是古代男子对外人称自己的妻子的谦词。

就形制而言,单股笄称“簪”,双股笄为“钗”,笄首有垂珠坠饰者则称为“步摇”。《释名.释首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动摇也。”唐代画作《簪花仕女图》中,那位手揭纱领的女子,其乌发上便是展翅金鸟饰的步摇,想来随着人的走动或轻风吹过而微微颤动,多么生动!民间工匠这种巧妙的造型构思和丰富的艺术想像,为古代女性的头饰增添了无限的风情。二者并无大的区别,往往是簪钗并用,彼此配搭,只是簪较多用于别盘发髻,而钗则主要用来插戴,起装饰作用。钗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常用来描绘女性的风情韵致。苏轼有词:“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银钗对乌发,钗的冷白与鬓发的乌黑形成对比,互为映衬,具有极佳的视觉效果;还有温庭筠传神的句子:“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轻纤造型仿佛触手可及。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平直多滞板,横斜姿态,所以钗的插戴多横斜,以营造摇摇欲坠、温婉可人的柔美韵味。诸此种种中国古代传统审美观点也感染和陶冶着当今的人们。

千姿百态的簪钗造型,为古代女性不同需求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就流传至今的簪钗实物而言,发簪样式工艺丰富多彩,用于别盘发髻之外,有的簪首上部还做成耳挖。簪钗所带来的美感,平添了女性的妩媚,高雅。更重要的是,其图形纹饰反应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寓意及艺术。处处体现出浓郁的中国文化情结,渗透着传统文化意趣。

从簪钗上的图形纹饰上看,簪钗的装饰大致可以分为祥禽瑞兽、花卉果木、人物神仙、吉祥符号等。花卉果木中常见的有牡丹、莲花、梅竹、石榴、桃等。如明代的一支“水仙簪”,名中有“仙”字,是吉利的花卉,人们认为用它作吉祥图案可避邪祛秽,给家庭带来吉祥;祥禽瑞兽有龙凤、仙鹤、鹿、十二生肖等;如“梅花与鹿” 簪,因梅花分五瓣,比喻“福、禄、寿、喜、财”五种福。鹿借“陆”之谐音,“陆”与“六”同音,鹿又谐音“禄”,寓意六六大顺。吉祥符号有八吉祥、八宝、琴棋书画、文房四宝以及各种传统几何纹样等。银簪的装饰方面不仅展现了精美的图纹,也体现了古人们深深的文化情结。这些簪钗上的图案纹样运用形象符号的组合,传达着祈福纳祥、爱情美满的愿望。如“喜鹊登梅”纹样由两只喜鹊和几枝梅花构成,民间有“喜鹊登梅,喜上(梅)眉梢”的说法。“鸳鸯戏莲”纹样,比喻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就情感而言,这些均表达为吉祥、富贵等,这是人类基于生存前提的普遍思想。

小件而有大气象,明清时期,女性发饰达到了传统精湛工艺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成为历史上民间簪钗中最精美的发饰。当时民间流传的簪钗多以鲜明的世俗吉祥含义蓬勃发展。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寓意表现得淋漓尽致。像蝴蝶、蜻蜓、蝉等灵巧的昆虫都能够活跃在女性的钗头上,形成独特风景。有一组发饰中的白菜蝈蝈银制发簪造形生动,工艺精良。白菜与“百财”谐音,蝈蝈谐音“哥哥”,隐喻生男之意。再如鸭纹中鸭子的偏旁是“甲”字,甲是天下的第一位。故以一只鸭子喻状元及第。再如“三多”纹银质发簪,“三多”是指石榴、佛手与桃三种果实的组合。石榴多子,佛手的“佛”谐音“福”,而桃比喻长寿。所以“三多”象征多子、多福、多寿。所有这些精心设计的花卉、植物纹样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多是对生命繁衍、前程似锦的期盼。 花草纹也是簪钗中十分常见的题材。以牡丹花为领衔的各种花草有几十种之多。例如一枚银簪中的“瓜田纹”,它的构思以田字为中心,与丰收的瓜果相簇拥。揭示了农田是丰收之源的深刻主题,现实生活人物的题材也十分精彩。一幅表现男女喜结良缘的图纹十分宏大,两对新人在庭院中喜庆欢舞,景物中的亭阁石栏、小桥流水、奇花异草一览无遗,这种诗情画意的图纹,极具审美情趣。还有一枚清代“蹴鞠纹”银簪,描绘的是古代军营中踢球的游戏场面,这也是足球起源于中国的一个佐证。民间发簪丰富的纹饰题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古人的文化生活情趣和习俗,把这些图纹融合起来,犹如一幅民间民俗画卷,给世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整体来看,它们风格写实,古拙浑厚,较之皇家贵族发簪更直接得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意趣。

簪钗作为的中国古代妇女最为寻常的发饰,与各个级层的女性生活息息相关,无论哪个朝代,上层宫廷贵族多追求精美、绚丽,以唐代宫廷贵族中的妇女为例,发饰中的簪钗不仅品种繁多,使用材料贵重,多以金银珠玉为主。而且插戴数目也极多,而花钗礼衣制的实行,更将其推向极致。花钗礼衣制是妇女在婚嫁等重要时刻,须穿戴花钗礼衣,不同等级的妇女戴钗有所不同。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在小小一枚发饰的插戴中也略见一斑了。当某纹饰一旦被民众喜闻乐见并认定后,便广为采用,并很快在民间流传开来。陆游有诗:“负笼银钗女,锄畲鹤发翁”,插戴簪钗已成为民间妇女的普遍习俗。人们把自己对生活中最朴素的认知及最熟悉的生活体验用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并抒发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和女性发型的改变,传统的簪钗渐行渐远。无疑,从目前留传下来的古代妇女发饰看,这些簪钗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中国古代妇女的发簪在流传过程中因时代的变迁和地域的不同,其间不断融入新的技法、样式和风格。它是高雅的,也是世俗的;它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这些簪钗上处处充满着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传统思想的意趣。发钗艺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面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千姿百态的簪钗,不仅仅是为了欣赏它的绚丽多彩和历史传说,而且还因为它能继续给我们以启迪和思考。

现代社会技术的革新、技巧的进步都能够制作出更出彩的发饰来,但一件件久远的早已成陈迹的古饰,为什么仍能感染着我们?正是因为凝聚在这些发饰工艺品里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情结,俨然是吉祥文化标本之集合。它们所表现的生动神韵、精湛技艺和广泛内容令人叹服,使得我们在民族文化传承上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金华.中国民间工艺风采丛书——《民间银饰》.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杭海.《妆匣遗珍》.三联书店 2005

[3]《中国民间美术全集-饰物》.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

古代的传统文化范文3

论文摘要:建筑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物,他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类型,建筑与文化关系密切,建筑在不同时期反映不同的文化内涵,本文从儒家礼教、道家“天人合一”思想、民俗文化等方面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建筑的灵魂。建筑与文化两者之间有着割不断的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古代建筑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体系1。

一、儒家礼教等级制与中国古建筑

儒家建立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到传统建筑的布局、造型和色彩等方面。

中国古典建筑多以中轴线布局,主建筑为中,次要建筑在两侧,左右对称,以众多的单体建筑有序的组成一组建筑群体。这些单体是以中心建筑为核心,布局有严格的方向性,等级分明,层次清晰。其组成的方式是严格按照儒家“尊卑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思想。纵向以北为上,东西为下,横向结构以左为上,以右为下,居住方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中国古代建筑造型也都带有浓厚的等级色彩,对内外檐装修、屋顶瓦兽、梁枋彩绘、庭院摆设、室内陈设都有严格的限定。如中国传统屋顶就分九级,其中以重檐庑殿顶级别最高,只有皇家和孔子殿堂才可以使用,其次为单檐庑殿、单檐歇山顶,再次是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攒尖顶、十字脊顶、盝顶、盔顶。硬山顶等级最低,根据清朝规定,六品以下官吏及平民住宅的正堂只能用悬山顶或硬山顶。

中国古代建筑对建筑物的装饰色彩也有等级划分,总的来说以黄色为尊,其下依次为:赤、绿、青、蓝、黑、灰。宫殿用金、黄、赤色调,而民居却只能用黑、灰,白为墙面及屋顶色调2。

二、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古建筑

老子提出“天人合一”观点,认为人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主张顺应自然。这一观念同样影响了建筑的聚落选址、总体布局、室内外环境设计布置,直至取材及营造技术各方面。

中国古代房屋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为选址的基本原则和格局。古代风水学中,认为山体是大地的骨架,也是人们生活资源的天然库府,水域是万物生机之源泉。背负高山,面对江河,坐北朝南,享受最充足的阳光,是修建房屋的最佳的位置,这也体现了人渴望与自然相融合,从而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的居住环境。3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古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所生成,由此决定了宇宙万物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黄帝工经》),阴阳是生命的核心,住宅是生命的载体,中国民居正是以阴阳合成的观念,塑造了以院落为中心和单元的基本平面格局,建筑空间外为阳,内为阴,高为阳,平为阴,屋宇为阳,院落为阴。在房屋室内设计中,院落承接阳光雨露、日月精华,纳气通风,具有“通天接地”的功能。以过厅、穿堂把院落和室内联在一起,由于木结构框架系统的优点,使墙不承受上部结构的压力,就可以任意开窗,特别是在南方,通向庭院的一边,常常开满一排落地长窗,一打开,使室内外的气流完全贯通。在密集的居住状态下,成功地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地解决了日照、通风、保温、隔热、反光和防噪等等问题。

在取材方面,中国的古建筑是唯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木材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天然的,还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返朴归真、回归自然、融合自然的心理需求,木材较之石土更具有生命力,它本来就有自然的纹路,而且坚韧,便于加工,适合做房屋的各种构件,这还很好的和中国中庸的传统思想相契合。

中国古建筑的外部造型也尽量表现出与自然协调的意念。他有虚有实,轮廓柔和,曲线丰富,在稳重中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在建筑空间上,不像西方建筑那样用超尺度的高大、空旷来表现建筑的庄重和神性。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坚持有节制的人本主义建造原则,即是以人体尺度为原则,既要求“大壮”,又要“适形”,建筑高度和空间控制在适合人居住的尺度范围内,具有初级的人体尺度思想,即使是皇宫、寺庙等建筑也常用小尺度的“院”不断有规律的衍生来产生雄伟建筑群。而且建筑造型和高度还会考虑周边环境,通过跟自然的借用,即是“托体同山阿”,使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也是“天一合一”思想的最好体现。

在建筑细节营造上面注重精致、隐借,不刻意加以装饰,以图案的美化和线条的丰富来柔和建筑造型,而这些构建在建筑结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运用得非常灵活和巧妙,它不但具有造型、装饰的多重功能,还起到增加屋檐伸出的长度,缩短梁枋跨度,分散节点处的剪力。此外,用各种吉祥富贵的图案,浓烈色彩绘制的梁柱,与白色的台基相衬托,具有浓重、鲜明的对比感,营造了建筑庄重、大气的氛围,其实它还承载屋面荷载,具有抗地震的功能。还有硕大的屋顶有着漂亮的曲线和轻巧多姿的翼角,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看都是曲线的,给予建筑一种柔美的自然之态,使之与山水林木等自然环境形成了和谐统一。

三、民俗文化与中国古建筑

早在殷周青铜时代就开始出现了显示贵、服、吉、利的厚禄,功名、得子、迎福、纳祥、聚宝、生财的福气,以及长寿、成仙等主题的建筑装饰图案。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使象征手法在建筑装饰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比如龙为神兽,它成为了帝王的象征;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于是就成为威武、力量的象征,在民宅中常用于驱邪镇宅。古建筑对屋顶、门窗、铺地等部件都十分考究,在不同部件上绘制不同寓意的图案,既美观又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图案和建筑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中国的古代建筑不仅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见证,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最主要的载体。它充分体现以“礼”为国家文化精神核心,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更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愿望的期许,通过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挖掘中国古建筑的文化内涵,促使现代建筑吸取中国古建筑的精华,为今所用并继承发扬,使中国传统建筑体系能焕发新的生命活力。(作者单位: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长春.中国古代建筑设计与传统文化思想[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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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的广告

广告一词,虽是舶来品,但在中国古代并非没有商品的宣传。那么,这些古代的宣传虽不似现代的广告这般铺天盖地,炫目多彩,但是伴随着中国厚实的文化底蕴,也有着别样的意境和独特的美感。广告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口头式,有实物式的。我们常说的一句成语“自相矛盾”出自《韩非子•难一》:"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后因以喻人的语言行动前后抵触、不相应合。前面这位楚人先后给自己的矛和盾都做了一个比较夸张的广告。虽然最后无法自圆其说,但是也体现了最早的广告也是采用的夸张手法,与现在的某些广告如出一辙。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会想起东方起洛娃”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一句脍炙人口的广告词。至今念叨出这句广告词还能想起小时候那个很有意思的广告。那么在我国古代,也是有广告词的,但是我们中华文明不是一般的给力,我们的广告词,多以诗歌形式出现。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那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就是酒的最高段位的广告词。至今仍有杏花村酒这个品牌,为中华名酒之一。到最后也不知道是诗成就了酒,还是酒成就了诗。体现出了诗酒文化,也体现了这句广告词的震撼力。

中国古代的广告具有很强的品牌意识,这在中国的代名词瓷器上显得尤为突出,我们现代文物鉴定中,经常会看到专家会在器物的底找款。例如宋定窑以白瓷闻名于世,“白瓷双鱼瓶”造型别致,工艺精良,瓶底有“易定”二字,这个应该等同于现代广告设计当中的商标。不同的是,古代的“商标”不仅体现出了强烈的品牌意识,而且还能带给人们美的体验和享受。由此可见,远在中国古代,文化与广告之间就有着必然而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广告本身已经成为了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广告的影响与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对现代的广告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家,道家,佛教的美学思想引领着我们的审美情趣。而广告艺术与审美情趣是密不可分的,一个好的广告必须符合大众审美,得到普遍的认可和欣赏,才能让商品走向市场,推广开来。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天人合一”。这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种观念恰恰反应到现代,在现代产品中,绿色,环保,和谐共处,也是人们在提高环境意识后对于产品更高的一种要求和境界。尽管绿色,环保,和谐共处是当今的口号,但“天人合一”的思想仍深植于国人的心中。所以,在当今的广告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运用人与自然的风景来表现“天人合一”的主题,从而推介产品的例子。

例如,舍得酒,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种体现。其中的广告语“智慧人生,品味舍得”就充分体现了道家思想中的舍与得之间辨证关系。而黑白相间的包装设计在我看来更是借鉴道家的符号元素阴阳鱼。其中还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书法艺术,整个包装透出浓浓的文墨气息。令人感受到古典美,忍不住要品尝。体会其中的意味,给人以智慧的感受。一个小小的酒的广告,在实际的设计当中融入了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还有书法等多种传统艺术形式,传统文化对艺术设计的影响由此可以见一斑。

传统文化中的国画,书法,年画,剪纸,脸谱,皮影等艺术形式在现代的商品包装宣传中,应用的十分广泛。这么多的文化艺术形式,为现代广告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创作思路,而这些包装中的应用给人以熟悉亲切的民族感,让人联想起浓浓的家的感觉。往往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拉进买卖双方的距离,从而起到宣传推介的广告作用。在现代的广告设计当中,还在不断在传统文化当中汲取养分,无论图案设计,还是包装设计,乃至一些广告语都融入了传统的文化元素。这些传统民族文化提升广告的品位,加深了人们对于产品了解同时也带给人们古朴典雅的文化氛围。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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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雅言的成语,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的内涵。这从成语内容的构成上可以看出:中国成语一部分源于古代的神话传说,如“夸父逐日”、“画龙点睛”;一部分来源于古代的寓言故事,如“守株待兔”、“揠苗助长”;一部分是对古代史实佚闻的记录,如“图穷匕见”、“梦笔生花”;一部分是古代的诗文语句,如“水落石出”、“运筹帷幄”;还有一部分是富含哲理的古代谚语,如“唇亡齿寒”、“锦上添花”。这些无不是中华文化宝藏中的珍品,成语也正因此成为具有丰厚文化内涵的语言词汇单位。中国的成语数量浩瀚,本书所列举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甘德安精心挑选出的诸多成语,无不是我们熟知且耳熟能详的成语,正因为中国成语对后世有着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力,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一番重新审视与反思。这不是作者对历史遗产的主观偏爱,更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尊重文化传承的客观规律。因为在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不可忽视、超越时代、可继承的优秀遗产。这必将是一项丰富中国文化建设的工作,具有固本强基的作用。

正如书中所言:“传统成语、习用语、谚语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仍遗存着农耕文明生活的痕迹”,“有必要进行一次文化拓展与吸纳之旅。”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赋予中国成语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具有持久稳定性,另一方面则难以与时俱进,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一方面在数量上浩如烟海,资源丰沛,另一方面对成语文化的内涵解读则较为单一;一方面多是对生活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则缺少严谨的科学与逻辑分析;一方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则缺少必要的质疑与反思。而这本《中国成语批判》正试图解决上述矛盾。在继承原有成语基本含义的基础上,加大对其引申义的发掘,深化中国成语的内涵与外延,并赋予它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也充分发挥了学者应有的引据求证的风范,做到了有理有据、有破有立。

当今世界,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与凝聚力离不开本民族文化的日益发展。《易传》曰:“日新之谓盛德”,就是强调只有不断推陈出新,不断改变人的现实境遇,社会与生命才会生生不息。《中国成语批判》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阐发,探索了中国成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中国成语进行了跨学科、跨时空、多角度的解读,既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当代价值观;既立足于本国又面向世界。甘德安本是攻读数学专业出身,后转入经济学研究,并一直致力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书中借助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诸多理论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更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充分地展现出了作为数学与经济学出身的作者的文史知识底蕴与人文素养。对中国成语的跨界研究,是本书难能可贵的闪光点,这不仅指诸多学科知识的有效融合,更是关于思维方式的一次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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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明确指出:高中语文教学应让学生阅读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我国古代的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之根,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之根和文化之根。老一辈教育家夏丏尊曾说:“一个受教育的人,依理说,必须了解固有文化,才可以‘继往开来’。否则像无根之草,长发不起来,也就说不上受教育。”因此,作为语文教师,应当将语文教育之根——文言文教育,植入学生情感和意识的深处,使学生在语文的精神家园中,提升自己的生命智慧,形成良好的文化品格。

一、现实语文素养的形成,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文言功底

古代语文教育所做的就是两件事:阅读和写作。从学生开启童蒙的第一天起,古文、背书则成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先背书,后消化,自然就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古代的语文教育就是抓住了“读写”这两个方面,从而抓住了语文学习的关键。因而“传统教育下的受教育者语文功底扎实,常常是未到成年,写字、作文、思想已相当可观,传统文化也得以继承。”

而现代白话文教育则强调“听、说、读、写”,更多的情况下是一种家庭社会生活教育。这种生活教育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可以无师自通或自我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和交流能力。但传统文化的书籍都是用文言记录的,学校教的却是白话文,这就造成了继承的障碍。白话文教育的后果是,学生不爱读书,语文素养低劣,对传统文化非常的生疏和淡漠。一旦白话文成为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充斥我们的语文课本,则会导致语文教育远离经典,失去传承,丧失汉语文化发展的本源,从而内心空虚进而走向衰亡。因而我们的语文教育应当发挥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桥梁作用,注重打好学生的文言基础,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其能够自如地运用文化经典来学习各种文化科目,参与社会生活。

二、与白话文相比,文言文有其独特的优势

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只教文言文,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言文具有比白话文更大的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文言文的特点:端庄文雅,简洁精练。在传统语文教育下,学生手不释卷,足不出户,接受信息的渠道只有一条:读书。加上古代记述文字的工具和方式落后,所以只能言简意赅地把意思表达出来,因此重内大于重外,从而造就了很多短小精悍、结构巧妙、文辞优美的艺术作品。而现代白话文教育下的学生,面对的大多是电视和互联网等多种信息的感官冲击,导致了他们对表达方式和形式的重视超过了内容本身,语言的经济性和准确性大为下降,从而失去了简单表达汉语的能力。

其次,文言文所承载的是对人文精神的培养。我国古代的文言文有着其他文字无法比拟的文化意蕴,是特定时代人类的文化思想与审美风尚的浓缩。其丰富复杂的思想情感、奇特瑰丽的艺术想象和风格各异的审美形态能给广大学生以精神的滋养。正如余秋雨所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人格。”文言文所承载的人文精神,对一代人的终身发展和健全人格的形成大有益处。

最后,文言文教育下的受教育者,语言功底扎实。他们自幼受传统文化教育,四书五经,无所不通,政论、散文盛行当世。文言文给了他们厚实的文学功底,所以一旦改作白话文,就显得得心应手,从而能将白话文写得精彩。人们常常感叹,20世纪上半叶的语言大师们所写的白话文,文笔凝练、端庄典雅、生动鲜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着古代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功底。因此,凡是从文言这条路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言功底都相当扎实,作起文章也更加简练、贴切、精致、丰富。

三、大陆与台湾,文言文教育的差异性

台湾国语教育一直推行的是古典教育,重文言、重经典、重传统文化是他们国文教育的主要特色。台湾中小学的国语课本中古典文章占据了约百分之八十,而中学时代还有必修的四书教育。虽然历史造成了两岸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长达半个世纪的阻隔,但中国几千年的国学文化传统在台湾一直延续。而大陆自1920年白话文运动开始之后,语文教育一直是白话文教育,国学经典在其中占据的分量不过百分之二十,到了时期这种白话文教育达到。也就是说,大陆的语文教育与中国国学传统隔绝了将近一个世纪,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在大陆中断已久。虽然近年有所好转,有的教材文言文篇目增加,但是,整体上没有好转,汉语文化教育还未真正走上正途。

台湾国语教育得以源源不断的发展取决于他们对传统文化、文言经典的足够重视。因此,要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促进汉语学习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科学地看待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关系,恢复文言文应有的地位。

四、文言文教育——汉语文化的根本

文言文教育是汉语文化的根本,也是我们语文教育的核心。无论是台湾的国语教育,还是大陆的语文教育,我们都应该意识到,汉语教育的根本是文言文,汉语文化教育的正确道路是文言文教育。如果我们继续让白话文充斥我们的语文课本,无视文言文教育的重要性,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视为无物,我们很快就会一穷二白。我们的汉语就无法根深叶茂、茁壮成长。我们就无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登高望远,更不可能高瞻远瞩。这样,我们的母语教育,失去的不仅是历史,也会因此丧失未来。

“中国的文化正在走向世界,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但同时又感到身为中国人自身的文化修养还很不够,这是语文教育造成的。我们真切希望每一个国人,无论其身处何方。无论其所事何业、无论其所居何位,通过语文教育,都能对中华文化有一份敬畏、挚爱之情,都能受其熏染,明晓其要义,我们寄望于这样的语文教育。”但愿我们的国人都能以一颗“坚毅恢弘之胸襟”来面向世界,面向自我。

参考文献:

[1]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素描[J].中学语文教学,2000,(05).

[2]唐晓敏.传统和今天的语文教学[J].中学语文教学,2000,(04).

[3]唐晓敏.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何以只教文言文[EB/OL].http:///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1921717&PostID=49911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