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特征范例6篇

民俗文化特征

民俗文化特征范文1

关键词:民俗文化;海洋性特征;海南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3-0088-03

海南省是我国国土面积(陆地面积加海洋面积)第一大省,其中陆地面积3.54万km2、海洋面积200万km2,海洋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海南是我国移民海外历史最早的地区,500万海南籍海外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已成为我国第三大侨乡。华侨文化的血缘、地缘亲情形成了海南独特的民俗文化。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汉族、黎族、苗族、回族是世居民族,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极为丰富。海南北部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为界,西临北部湾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省对望,东南和南部与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为邻。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海南的区位优势愈发明显。

一、海南民俗文化概说

海南有汉、黎、苗、回等30多个民族,古朴独特的民族风情使海南社会风俗显得更加异彩纷呈。历史上有多次移民海南的高潮,尤以秦朝、西汉、隋唐、五代、元朝、清朝等时期为盛。各民族迁入海南,带来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汉族文化,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的民俗与文化。各民族的民俗与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多元的海南特色民俗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海南的民俗与文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王天津等主编的《明珠海南的民俗与旅游》,邢植朝主编的《海南民俗》,焦勇勤、孙海兰合著的《海南民俗概论》,李明天等主编的《海南椰文化民俗三月三》,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海南民族研究论集》,王养民、马姿燕合著的《黎族文化初探》,王建成主编的《首届黎族文化论坛文集》,王学萍主编的《中国黎族》等,研究内容包括生产、建筑、饮食、服饰、人生礼仪、、民间艺术、民间语言文学、民间文体娱乐等民俗与文化,但研究重点主要是海南陆地的民俗与文化,极少涉及海南的海洋性特征。

二、海洋民俗文化研究综述

海洋民俗文化是指人类受海洋影响而形成的敬畏海洋和利用海洋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及行为准则。具体而言,就是沿海的人们由于受海洋广阔、宽宏、潮汐、风暴、神秘、流通等特性的影响而衍生的人文特性和精神,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形成的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处世方式[1]。山东、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香港等地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内容主要包括:(1)区域海洋民俗文化研究。刘芝凤认为,区域民俗源于该区域民众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相互磨合、影响及认同,闽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形成了特殊的海洋民俗文化,两岸文化的共性较多,为海洋文化共建提供了丰富的对接项目和资源[2]。(2)移民与海洋文化关系研究。曾少聪研究发现,明清以后随着闽南人大批移居海外,在闽南侨乡形成了一些海洋性习俗,使得闽南文化兼具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特征,如国内亲人将客死海外者的灵魂引渡回来的“引水魂”仪式[3]。(3)“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民俗文化相关性研究。杨国桢认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海洋文化的理论支撑[4]。(4)海洋民俗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的影响研究。徐晓望、徐思远认为,台湾从开始发展海洋经济就受到闽粤海洋文化的影响。漳潮的海盗文化是台湾开发的基础,而闽粤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海洋经济移植是台湾经济能够迅速走在全国前列的根本原因[5]。(5)海洋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黄玲指出,海洋民俗体育是海岛民众在海洋生产生活中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海洋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海洋民俗体育活动从娱乐性、随意性转向竞技性、正规性,由娱神、娱己向娱人转变,其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和传承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其保护和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急需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6]。(6)海洋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传承研究。毛海莹指出,海洋民俗文化反映了海岛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表现了当地渔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应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去解读海洋民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内涵,传承与保护海洋民俗,凸显其生存智慧与文化内核[7]。(7)海洋文化比较研究。陈思从历史角度比较了闽台海洋文化发展,认为台湾的海洋文化虽然是闽南海洋文化的移植和延伸,其发展迅速[8]。安成浩从海洋史和海洋文化两个方面考察了中、日、韩三国的海洋文化研究动向,认为需要进一步拓展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生态研究,打破一国史观的界限[9]。(8)海洋民俗文化著作相继出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辨》等“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6月陆续出版,许桂香主编的《中国海洋风俗文化》等“话说中国海洋系列”丛书也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7月出版。海南的海域面积达200万km2,但海南既不是海洋经济大省,也不是海洋文化强省。海南大学海洋学院由水产系演变而来,以海洋自然科学研究为主,海洋人文研究严重匮乏[10]。海南的海洋民俗与文化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1)海洋民俗文化论文仅有9篇,研究成果不多。(2)海洋民俗文化专著仅有1部,专题研究严重不足。陈智勇的《海南海洋文化》从古代海南的海洋文化发展历程、海洋性生活习俗、生产习俗、海洋信仰、海洋文学、海洋文化、海路文化、海洋旅游文化等方面论述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综上,国内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系统研究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不仅有利于充实“海洋民俗学科”的内容,完善海洋国土研究中人文资源学科建设[11],而且有利于促进海南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增强国际旅游岛的文化软实力[12],助力“海洋强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三、海南民俗文化的海洋性特征

长期以来,海南坚持以农业为主,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海南的民俗文化“陆地性”特征明显。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与“海洋强省”战略的实施,海南的陆地旅游与海洋旅游协调发展,古朴的海洋民俗文化获得了新生,具有突出的“海洋性”特征。

(一)勇闯南海,耕海民俗文化特色鲜明

海南地处我国最南端,海域面积200万km2,耕海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渗透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1)海洋特色节庆。一是潭门南海的传统文化节内涵极为丰富。自宋朝、元朝开始,潭门、文昌等地的渔民就自编自用了南海航道《更路经》,并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古以来,潭门渔民就有开捕祭海的民俗,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2015年8月1日,潭门第6届南海传统文化节暨首届赶海节隆重开幕,既有传统的祭海仪式,也有多项赶海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的8万多名观众。二是传统节日与海洋习俗相融合。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海南很多地方,农历五月初五既是端午节也是渔家的“平安节”。是日,博鳌渔民先去祭石,然后成群结队去海边“洗龙水”,祈求身体健康、平平安安。(2)黎族船型屋。黎族人普遍认为船型屋是为纪念渡海而来的祖先而建,因其外形酷似船篷而得名。船型屋的建造技艺已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保存了81间船型屋,被誉为是“黎族最后的精神家园”和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活化石”,这些船型屋承载着黎族人诸多的传统文化和原始记忆[13]。(3)海洋特色饮食。一是黎族特有的风味美食“南杀”(黎家酸菜),腌制方法独特,无论是鱼类、肉类,还是野菜、野果类“南杀”,都有一股浓郁的气味,是黎族招待贵客的佳肴。二是回族的美食“酸汤鱼”,以三亚产的天然酸豆、酸杨桃等为配料,精心制作而成,味道极鲜。可见,海南少数民族在征服、利用海洋的过程中,饮食民俗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二)河海情深,民间海神信仰文化浓厚

海南岛上的各民族漂洋过海而来,以海谋生,海洋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同时,岛上有万泉河、南渡江、昌化江、宁远河、松涛水库、南丽湖等河流和湖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使海南具有河海特色的民间信仰独树一帜。一方面海南天后圣母节、二月二“龙抬头”祭海大典、七月半“祭船公”等海洋神灵信仰文化浓厚;另一方面妈祖、水尾圣娘、108兄弟公等河海神灵雕塑或建筑遍布海南。其中,妈祖信俗于2009年9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我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妈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航海保护神,早在宋元时代,妈祖文化便随福建或广东商人传到海南,现在每逢妈祖诞辰(三月廿三)和忌日(九月初九),海口各天后宫都要举行妈祖祭典。

(三)内外交融,海洋民俗文化异彩纷呈

海南是个移民岛,岛内、外各民族交流频繁。一方面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居民,汉族、苗族、回族亦是海南的世居民族,与彝、侗、瑶、壮等少数民族交往密切,为海南的区域特色民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海南与东南亚诸国交往频繁,为海南民俗的多样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4]。据统计,海外的琼籍华人华侨有320万之多,尤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较多。独具地方特色的海南“临高渔歌”,充满神秘色彩的海口“天后祀奉”,别具一格的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祭船公”,孕育渔民智慧的“南海航道更路经”,具有热带海岛特色的“椰子节”,初现活力的海南“赶海文化节”,延续至今的农历五月初五渔家“平安节”,规模越来越大的“二月二龙抬头”祭典仪式,蔚为壮观的端午节海边“洗龙水”,人气越来越旺的海南“欢乐节”等,为岛内、外民众的交往打造了平台,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交往,也促进了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形成了海南多元一体的海洋民俗文化。

(四)内容与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民俗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天文历法、科技水平、等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科技繁荣和各民族交往频繁,民俗活动逐渐集信仰、经济、社交、教育、娱乐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成为节庆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琼海至今仍然保存着一条商埠古道———溪仔古道,其西连溪仔码头,是嘉积的通商发源地。古时,很多大陆商船行经琼海的嘉积万泉河,为求妈祖保佑,便在河畔筹资修建了“南天圣娘庙”。1969年,因修建嘉积水电站使万泉河的海河通道被阻断,但码头右边的“南天圣娘庙”得以保存。现在该庙不仅是单纯的海上保护神形象,而且成为了附近居民求子、求财、求平安和求姻缘之地,妈祖信俗的内容及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四、结语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向纵深发展,“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战略逐步实施,以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交往进一步频繁,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将得到改观。加强海南民俗文化与海洋民俗文化的相关性研究,强化海南与其他省市和南海诸国的海洋民俗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推进“海洋强国”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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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芝凤.闽台海洋民俗文化遗产资源分析与评述[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3]曾少聪.闽南的海外移民与海洋文化[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

[4]杨国桢.海洋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研究[J].学术研究,2015(2).

[5]徐晓望,徐思远.论明清闽粤海洋文化与台湾海洋经济的形成[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6]黄玲.海洋民俗体育的内涵、流变及发展策略[J].中国体育科技,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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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思.从历史角度比较闽台海洋文化的发展[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

[9]安成浩.中日韩海洋文化研究动向与展望[J].社会科学战线,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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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传朝,宣正明.浅谈海南海洋民俗学科研究的重要性[EB/OL].[2015-10-14].

[12]朱兵艳,刘士祥,蒋秀娟,等.海南民俗文化汉英翻译研究:接受美学的视角[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13]吴平.东方白查村黎族船型屋探密[EB/OL].[2015-10-21].

[14]焦勇勤,孙海兰.海南民俗概说[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民俗文化特征范文2

在民间风俗中,婚礼无疑是民间百姓最重视的人生礼仪之一,其与人生过程、传统的婚姻观念和血脉承继等问题息息相关,因此有关婚姻的仪礼、风俗也尤其繁多且含义深刻,婚俗这种文化现象可以很好地展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人民的精神与习惯。

武汉,我国华中地区的中心城市、经济中心、交通枢纽,也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其腹地的地理位置、悠长的历史底蕴、“九省通衢”的便利交通和开放融合的文化氛围,共同造就了兼收并蓄的文化特点,并渗透在武汉民间风俗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婚俗。

民俗同语言一样是文化的一面镜子,是礼仪、制度和技术细节的综合描述,也是信仰和观念的表现。[1]由于武汉的城市特点及文化特征,武汉婚俗必定包含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积淀、民俗文化内涵以及时代特征。本文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当代武汉城市婚俗的现状进行分析,试图从民间朴素价值观、儒家思想、婚俗的当代特色几个方面探索其背后的深刻意义。

一.武汉城市婚礼仪式活动

(一)历史传统。

武汉地区传统婚礼仪式都基本符合汉族传统婚俗礼仪,核心环节和流程都基本遵循着“六礼”——古书载六礼为:一曰纳采,二曰问名,三曰纳吉,四曰纳征,五曰请期,六曰亲迎。[2]在婚礼迎娶的当天还有各种具体流程步骤,包括花轿迎亲、拜堂、闹洞房、三朝回门等礼节。传统婚礼过程较长、礼节繁复,其中蕴含深刻道德理念、象征意义和民族传统。

(二)当今现状。

本文通过对当今武汉城区普遍采用的婚礼仪式进行田野调查,试图较完整地呈现当代武汉城市婚俗的各个方面。

1.参与者

(1)新郎、新娘

(2)新人双方父母

(3)新人亲友

(4)伴娘、伴郎:一般伴娘是新娘未婚的姐妹或好友,伴郎是新郎未婚的兄弟或好友。伴娘伴郎均为两个,也有各四个、六个甚至更多,但相对少见。人数需各为双数,表成双成对、好事成双之意。

(5)接娘:两位,一般由新郎的姐妹担任,在婚礼当天与新郎和伴郎一同去接新娘。

(6)铺床长辈:找两位女性长辈在结婚前一天铺新房的婚床。要求女性长辈儿女齐全,以讨喜气。

(7)压床童子:一般由新郎的弟弟或晚辈担任,要求“童子之身”,在结婚前一天晚上在新房婚床上睡一晚,称“压床”。主要是取童子为阳性,祝福新人以后能生儿子的意思。

(8)证婚人:由男方或女方单位领导担任,在婚宴开始之前,婚礼仪式上向新人致辞,见证婚礼时刻。

(9)婚礼司仪、化妆师、摄影师:承担婚礼仪式的主持、新人的化妆和仪式摄影的工作,一般由婚庆公司推荐和安排。

2.准备阶段

(1)提亲、下聘:男方父母带上聘礼到女方家提亲、讨论结婚相关事宜,婚礼日期要选双时日为吉。

(2)准备工作:订酒店、选定婚庆公司、新房装修及布置、照婚纱照、写喜帖、定制礼服、预订婚车、花店,其他事项主要交由婚庆公司安排,包括婚礼司仪、化妆师、摄影师、流程安排、婚礼视频后期制作等。

3.婚仪阶段

(1)结婚前一天

早上:找两位女性长辈在新房铺婚床。床上用品套数最好是双数,颜色一般是大红色。

晚上:童子压床一晚。新床铺上坚果:枣子——早生贵子,花生——儿女双全,桂圆——圆圆满满。

(2)婚礼当天

接新娘:“单数去、双数回”——新郎、两个伴郎、两个接娘一共五个人出发,回来时加上新娘、两个伴娘,一共八个人。七点之前去花店装饰新车,随后去新娘家接新娘。新郎进门栋之前,新娘家放鞭炮表示欢迎。当新郎来到新娘门口,新郎敲门——女方家属难题考验——男方塞红包、挤门入房——新郎新娘互相戴胸花。

新人敬茶:新郎向岳父岳母敬茶、改口称父母,岳父母给新人红包、送祝福。

找新鞋:在新郎进门之前新娘和伴娘把新娘的一只鞋“藏”起来,长辈偷偷告诉男方的晚辈(童子)将鞋子找出,在敬茶之后帮新娘提鞋、向新郎索取红包。之后新郎将新娘抱上花车。

彩车绕城:彩车的数量一定是双数,另外“绕城不走回头路”——象征新娘已经嫁出娘家,不回头的意思。

新娘进门:新郎新娘回新房,进门前男方放鞭炮表示欢迎,新郎要将新娘抱进门。

喝甜汤:婆婆准备甜汤给新人喝,甜汤表“甜甜蜜蜜”,食材主要有汤圆四个——“事事如意”,银耳、桂圆、红枣等。

新人敬茶:新娘向公婆敬茶、改口称父母,公婆给新人红包、送祝福的话。

迎宾:新郎新娘在酒店门口迎宾,来宾送礼物、红包、签字、拍照。

婚宴:座次安排一般是公婆、岳父母坐正对舞台的一桌,男方亲友在大厅左侧,女方亲友在大厅右侧。中午12点之前开始仪式,双方父母致辞、新人单位领导作为证婚人致辞,随后新人进行仪式、交换戒指。仪式完毕即开席,新人换敬酒礼服逐桌敬酒,先敬公婆、岳父母再敬其他桌次,顺序是先敬女方亲友再敬男方亲友。

送客:新郎新娘在酒店门口送客,至此婚宴结束。

婚宴结束后一般无闹洞房,根据个人喜好安排之后的活动,如新房小聚、聚餐等。

(3)婚礼后

敬茶:婚礼后第二天一早,新娘要给公婆敬茶。

“三天回门”:即新娘在婚礼后第三天太阳落山之前回一次娘家,女方的晚辈或同辈须来婆家接新娘回门。回晚了就是“将婆婆的眼睛踩瞎了”。

二.当代武汉城市婚俗的民俗文化解读

通过对武汉婚俗流程的收集和整理,发现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对于婚姻这样的人生大事,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沉淀在民间婚俗中得到体现。

(一)民间朴素价值观。

1.喜庆吉祥、多生贵子

人们用最朴素明了又巧妙的象征将其重要性及对新人婚姻生活的美好祝福和祈愿表现出来。

首先是颜色象征。红色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幸福色。喜帖、喜糖、鞭炮、婚房的布置、新人的服装都是红色,都体现出人们对红色代表着喜庆这一观念的认同。

其次是数字的 象征。传统文化中,双数代表着成双成对等象征意义,所以结婚日期要选双时日、床上用品套数最好是双数、接新娘的人数“单数去、双数回”,接回男方家时是八个人,“八”代表“发”;婆婆准备的甜汤中汤圆四个象征“事事如意”等。

再次是事物谐音象征。如新床上要铺上坚果都带有谐音象征意味:枣子——早生贵子,花生——儿女俱全,桂圆——圆圆满满,这种事物的谐音是一种多子多福观念的表达。

另外人物象征方面,表达了一种民间朴素观念——“气”。民间认为,世间人们都带有一种并且这些“气”能够感染他人。铺床的女性长辈需要生活美满、儿女双全,象征着借用她们的“福气”感染新人。传统婚俗中结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传宗接代,如今养育后代也是婚姻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亲友们对新人有着早生贵子的美好期待和祝福。男童子压床和男童提鞋的初衷是让其旺盛的“阳气”感染新人生育男孩。而如今根据武汉城区民众的想法来看,“男童”的“阳气”则是泛化成“孩子”的含义。

2.两个家庭的“较量”与融合

婚礼习俗和礼仪,表面看来只是新人结合的仪式,实则深刻地表现出背后蕴含的文化特质——两个家庭的“较量”与融合。从古至今,中华文明将家族观念深深地烙印在人们心中,婚姻结合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更是关系到两个家庭的大事。[3]近年来独生子女们步入婚育期,家长们都希望子女不受委屈,同时婚姻又展现出两家的融合。婚礼中包含着复杂的文化内涵。

“较量”这一方面,首先比较突出的是“讲排场”的风气。“面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复杂的词,它蕴含着中华文化社会心理的深层意象。它似乎代表着体面、荣光甚至尊严。近二十来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男女双方在婚礼的排场上都不肯示弱、要“面子”。但根据田野调查的结果来看,近五年来婚礼消费日趋理性和合理化,很多新人也选择简办,婚庆公司也针对不同阶层的人群推出不同选择,人们对于“排场”的追逐正在降温。

其次是聘礼与嫁妆。聘是婚礼前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环节,男方送彩礼往妇家,表明聘定女方为妻。[4]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含蓄而委婉,总能通过曲折的方式婉转地表达深刻的含义,聘礼的背后是男方向女方展示自己的实力,有份量的红包和贵重的礼物是用隐晦的方式告诉女方嫁过来是正确的选择,也是男方家娶亲诚意的展现。而新娘的嫁妆则是女方以物质的方式告诉男方自己家境殷实,婆家要善待媳妇。看似简单的礼金背后包含委婉的较量,是双方家庭向对方展现实力、深情护子的体现,是对子女的支持和祝福。而聘礼和嫁妆正是美好的礼物背后的暗藏的较量,十分耐人寻味。

另外对新郎的难题考验,也是较量的一部分。新郎这个“外来人”要接走女儿,女方家属作势将门堵上不让新郎进门,用难题考验新郎,不但表达女方对出嫁的女儿的珍视和不舍,同时也让新郎在接新娘的过程中了解到新娘和幸福的来之不易。

而整个婚礼的过程正是两个家族融合的过程。婚宴上双方父母、亲友共聚一堂,共同交流、祝福新人。对于新人和双方亲友而言,两家的“较量”并不是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大家互相攀比、互相抵触,这种“较量”实际是委婉的、善意的,较量是双方亲友互相了解的过程,是对新人进行教育的过程,也是对新人的婚姻生活认可、祈愿和祝福的过程。较量,其实正是为了最终能更好地融合。

(二)儒家思想。

儒学在我国思想界一直占绝对主导地位,当代武汉城区婚俗中,其核心内容都被保留了下来。礼仪顺序清晰而完善,核心礼节绝不可随意跳过。我国有几千年以礼治国的历史,无礼不视,无礼不食,我们所有的行为要符合礼仪规范。[5]婚礼的核心礼节包括着亲疏有序、长幼有序的纲常观念,如新人出娘家门前和进婆家门后要给长辈敬茶以示尊重,参与者在婚礼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严格的辈分要求等,分类清晰。另外对于宾客还有亲疏的区分,这一点在婚宴桌次的方位安排上体现明显,新人父母在正中,从舞台到桌次的距离根据新人与宾客的关系亲疏而分远近,实际体现出“差序格局”,即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有自己延伸出去按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在婚礼仪式中体现着关系的展演。[6]

(三)当代特色。

当代武汉城区的婚礼不但有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有现代文明的烙印。在婚俗形式上,具体表现在形式的繁简变化、聘礼与嫁妆、婚礼日期、婚礼时辰、迎娶工具、婚礼服饰等多方面的变化,[7]以下从几个突出方面进行分析。

1.化繁为简、节制文明、个性鲜明

现在武汉城市的某些闹房实则造成了低俗、猥亵。如今人们将“闹洞房”所产生的不文明行为加以摒弃。个性化也是当今婚俗的一大特点,随着人们思想的年轻化、开放化,婚礼讲求创意和独特性,各个婚庆公司也绞尽脑汁,满足新时代人们更高更个人化的需求。

2.西方文化影响与传统文化的坚持

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现代武汉城区的青年们也逐渐接受了外来的婚礼文化,具体体现在婚仪空间、仪式方式、礼服、婚庆颜色等方面。现在婚礼的空间在酒店,或西方的传统宗教空间——教堂。从前的仪式是“三拜”来完成,现在则多为西方的“交换戒指”所代替。如今婚纱礼服是新娘们仪式的首选,但一般新娘都有中式礼服敬酒时穿着。西方婚礼使用白色作为基调,而如今我国婚俗中红色仍是不变的主角。传统文化似乎受到了西方文化强大的冲击,但传统婚俗仍有着巨大影响力。

对于这种状况的产生,是文化的传播、接收与融合的结果,但从现在武汉地区表现出来的婚礼仪俗状态来看,传统文化还是深深 地扎根在人们心中,有些近乎消失的传统婚仪中包含了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可以尝试重新将其传播和发扬,传统文化需要我们的重视和坚守,才能更好地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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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特征范文3

[论文摘要]门楼是客家民居中最为人注意的突出部位之一。由于受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客家民居门楼充满着浓郁的客乡风情,其外在的艺术表现形式往往内在地蕴涵着深刻的客乡文化,体现了客家人的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审美观念。

客家民居建筑主要有围楼、走马楼、五凤楼、四点金、殿堂式、围龙屋和中西混合式等,围龙屋是其中最普遍也是最具特色的。它与北方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中国民间五大传统民居建筑形式,被誉为“中国古建筑的奇葩”,“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客家民居不但在外型上具有独特的“客”味,在具体的细节中也能突出地反映“客”的文化特征。门楼乃客家民居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蕴含着浓郁的“客家”文化底蕴。客家民居建筑的独特外形及其浓郁的客家文化特征早已受到了中外客家学研究者的重视,①然而,客家民居门楼却似乎被忽略,在对客家民居建筑的研究中几乎未作探讨。本文旨在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从客家民居门楼的设置及其装饰艺术,揭示其设计中的民俗与文化内涵。

一、客家门楼的类型及影响门楼安置的因素

门楼是一栋大型建筑物的最主要甚至是整栋建筑物的通道口,是人和物进出的主要通道。客家民居的门楼通常包括大门、侧门、斗门三大类。大门是整个民居的中心,其位置与造型、装饰都是非常重要的。Www.133229.CoM有安全、交通、分隔、采光、保温等功能,还具有风水、象征功能。围龙屋、五凤楼、土楼等所有的客家民居都必有大门。门的造型和色彩对客家民居的整体装饰效果影响很大,因此,一般都将其纳入建筑总设计的重中之重。围龙屋的大门两旁,设方形石座,有的设石狮。大门进去则是下厅,过天井之后则是上厅。

侧门是围龙屋、五凤楼等府第式客家民居特有的门类,是堂屋两侧横屋的外大门,呈对称在大门两边。小的民居有一对,大的民居有三对,根据两边的横屋排数而定。

有些客家民居正大门前有禾坪,其周围有高高的墙,在墙的两端各开一个大门,叫“斗门”。门楼的功能有如现代住宅小区的出口和保卫室。客家民居通过房屋的外墙和围墙把整座民居、门坪、池塘等围成相对独立、而紧骤的一个区域。一般来说,整座民居里居住的都是叔伯、妯哩等近亲,传统的近亲意识比较浓郁。

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因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等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带有鲜明的、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文化。客家民居门楼的安置与客家人的生活与生产以及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环境息息相关,也与客家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心理有关,贯穿着独特的理念。

1.百年开基观念

在客家人看来,客家民居的修建将是百年立基的开始,而客家门楼的安置则是整个建筑中的关键事项,甚至被认定将影响整个家族未来发展是否兴盛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它的朝向、它的安置时刻、它的大小规格甚至于它细微局部的装饰如色调设计等,所有这些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性。

敬祖是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一个核心。客家人的敬祖思想表现得更显著更强烈,他们对祖宗的崇敬在客家民居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不管是土楼、五凤楼,还是围龙屋,祖堂总是处在中轴线上,是整座民居的中心,祖堂正对大门人口,开间比环周的房间显著加宽,一进民居大门,一眼就能看见它显要突出的地位。

2.家族、宗族观念的影响

客家人有着强烈的家族聚居观念。客家地处山岭重叠的山区,往往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其间溪流密布,山水之间大小不一的盆地便成为客家先民南迁时~村一族聚居的好地方。光绪《嘉应州志》说:粤东“无平原广陌,其田多在山谷间,高者恒苦旱,下者恒苦涝。”严酷的生存环境也往往要求他们共同开发耕作。为适应当时当地的环境,客家人的民居建筑也形成了典型的集群居住特征,通廊式方楼、圆楼突出地显示出了家族宗族的群体性。居于中心的祖祠显示着宗族的尊严,而防盗、防火、饲养、加工储藏等各种生活设施综合在一起,血缘近亲聚居在一个屋顶之下,连为一体,达到在生活和生产中互助合作的目的。这种建筑形式显然有利于家族宗族的安居乐业和兴旺发达。而所有这些观念则都使整个建筑处于一个宏观的整体之中,使门楼往往成为整个建筑的核心出口,维系着整个家族的大统一。

3.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影响

客家生活除去出外谋生的外,留下者多以农业为主,因此,农业生活对房屋布置也起着很大的影响。为了从事农业生产方便及就近看守农作物,住宅常常建于所垦种的田野中,造成住宅各个分散,并不紧密排列的布局。为了要解决农务上打谷、晒谷、扬谷及其它杂粮整理的需要,一般住宅大门外就都有禾坪的设置。再外筑围墙、池塘和斗门,使之显得相对独立与安全。

4.门楼突出的防护功能

客家民居的外墙很厚,围龙屋除中间大门及横屋前端的小门外,很少再设其他门户出入。土围楼就只有一个大门出入。整座民居窗户开得少而且狭小,具有特别强的防御性。一方面则是因为客家人所有的“家当”都集中在楼内,必须给予很好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对“敌人”或者“外人”的防范。客家住宅大都建于平地山坡交界的地方,前置禾坪、后设堂楼、左右夹峙横屋以及“围龙”、炮楼、枪眼,既可以护卫自己,又可以居高临下,击退敌人。为了避免敌人的侵入,所有民居在房屋内部的门却开得极多窗也很大,可以畅行无阻。这既使敌人难于攻入,而自己却能迅速调配力量。此外,春房、磨房、鸡舍、猪圈、牛栏、柴房、谷仓、水井等设于宅内,在必要时可作为老弱妇孺及贵重财物的避难场所。

5.地理环境和风水观念

客家民居非常注重地理环境,包含龙脉(山神地理走势)风水等,特别是其中的风水观念,门楼则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客家先民热衷于祈求自己住宅的安全与族人的平安。汉族本来就有信赖风水先生的习俗,而客家人显得尤为热心。所谓风水,是以相看墓地、家宅的防卫和形状来判断凶吉的迷信;所谓风水先生就是鉴定风水的人。迷信风水与客家住宅的兴建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讲究风水,必须慎重地观测研究其来龙去脉,选择优良的位置。因此往往找到的位置不一定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而必须以高价购买,所以对客家人来讲,要盖房子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不但是选择地形注重风水,就是选择吉日良辰兴工,又必须与全家的出生时辰相配合房子的高矮大小式样,除财力因素外,基地的高低房屋的方向及建筑的结构都决定于“地理风水”的要求。因此,尽管同在一个地方,有些是圆楼,有些是方楼,主要是依靠风水先生鉴定的结果而修筑的根据古老的传说,面向正南,可以人丁兴旺,所以建筑大都采取朝南的方向。但在客家山区民居的方向依山形而定的多,理想的座北朝南并不多见。因而有些在地理环境上不能向南的,也都尽可能使大门单独朝向南方,使一些住宅出现大门与住宅本身方向不一致。此外,受门前有水可以“聚积财富”、“有财有势”的观念的影响,如果建筑附近有河的,大门都面向河流上游,以示财势源源而来。没有河流的,则在禾坪前面砌筑鱼塘来象征它,希望取得吉利的兆头。当然,造夯土墙需大量的泥土,挖塘的泥土起到重要作用。

二、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社会文化与审美特征

建筑装饰是附加于建筑构件上的一种艺术处理,如柱梁的雕饰、屋面脊饰、外檐装饰,大门入口装饰等。其艺术特征是充分利用材料的质感和工艺特点进行艺术加工,恰当地选择我国传统的绘画、雕刻、书法、色彩、图案等多种艺术特点,相互结合,灵活应用,从而达到建筑风格和美感的协调和统一在客家传统的民居建筑中,所有这些装饰的目的除了美化建筑物外,也有着严肃的心理和文化意义,尽管它们在生活中不一定会影响建筑本身的实用价值。

1.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一般社会意义

在我国传统封建等级社会中,民居建筑的装饰是显示户主地位和财富的标志。据史料记载,民宅使用装饰装修的制度规定极严。宋制规定“非官室寺观,毋得彩画棱宇及朱黑漆梁柱窗雕。”明制规定,“庶民所居房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及彩色装饰”。直到清代,有关民居建筑装饰的制度限制才被放宽,南北各地民宅装饰有了很大发展,不但在木材上施以雕饰,而且充分运用了传统的石雕、砖雕等优秀工艺,各地各民族结合和发挥各地区的传统技艺和特点,创造了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装饰。

在客家民居的门楼装饰中,也深刻地体现表现门第贫富贵贱观念。门楼装饰中的各种木雕、石雕绘画装饰,其目的是把装饰部位显示出来为人们观赏,也是表现门第贫富贵贱的一个重要部位,故户主都不惜花费资财,从用料、式样、题材到色彩、装饰等各方面,竭其能力而为之。有些在海外的客家华侨不惜花重金从海外运来材料,耗时多年建一客家民居。

客家民居主大门是客家礼仪、礼俗的重要场所和必经之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地说,客家礼仪活动,如敬祖、嫁娶、做寿、乔迁、回乡等都首先要进大门。而平时则无所谓大门侧门,只要方便即可。因此,大门的装饰大都尽可能用木雕、石雕装饰梁柱,图画装饰墙面。这足以说明大门的地位以及风俗特点。

2.客家民居门楼装饰与表达祈望心理的文化特征

现存的较完整的传统客家民居主要是清中期和清晚期时的建筑,典型的如粤东大埔县黄塘乡张弼士故居“光禄第”、大埔百侯的“通尔第”、黄砂乡的“进士第”、梅县松口铜琶村谢姓“荣禄第”等。这些建筑外型堂皇美观,布局严谨,多采用我国民族传统建筑工艺中最先进的“抬梁式”和“穿斗式”混合结构,且其用料讲究,多采用三合土或青砖为墙,雕梁画栋,工艺精美。清晚期,客家华侨将传统的客家房屋结构结合西洋的建筑艺术,在故乡修建了一些中西混合式民居,典型的有梅县白宫的“联芳楼”、程江乡的“万秋楼”等,其外观上吸收了西洋的艺术装饰,内部则仍然是道地的客家民居传统结构。

从现存完整的客家民居看,门楼装饰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意匠特征。它的表现充分运用了我国传统的象征寓意和祈望的手法,将客家人的哲理、伦理等思想和审美意识结合起来。门楼装饰的象征性,通常是形声或形象来表达。如用狮、麒麟表示吉祥、瑞庆、权势,牡丹有富贵之意义,用莲花托大斗(斗与升同形),斗中置三层,意为连升三级等。这些图案花纹大多反映了客家民众的吉祥愿望,幸福追求,欣赏趣味,美学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等。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门楼的楹联、匾额是极有特色的建筑装饰,也是民族精神和文化在建筑上的一种体现。这个传统随着客家人的南迁也带进了坐落在偏僻山区的民居中,并生根发展。门楼上首先是楼名。在客家民居中,几乎每一座楼都要取一个楼名。楼名大多用吉祥文字组合,讨吉利祥和的兆头如梅州梁姓人的承德楼、梅县桥溪的继善楼、大埔百侯的通尔第等。其次是楹联,很多以楼名作藏头嵌字联,作为大门的对联,进一步阐明涵义、催人奋进构成传统族训的核心。如大埔的方形石楼泰安楼泰然一室,安住层楼;怀永第:怀远于德,永享其隆维新楼:维系循良世泽,新绳教友家风;等等。客家民居内各户房门都张贴对联,可以说是有门必有对联。客家门楼的对联往往是无声的教诲,它对恪守封建伦理与家族规范持续不断地起着灌输、训诫、警策的作用,教育子孙后代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如何奋斗、如何成才,从而形成客家民居内部独特的文化氛围,体现了客家人的价值观念与审美理想,是客家人重教思想在民居建筑中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表现。

此外,客家人在新屋建成,进住之前要“出煞”是为着净宅而进行的赶鬼驱邪仪式。新迁的第一日,当日凌晨,正厅放大桌一张,桌上有白米一斗,干谷二斗,泥刀、油尺、墨斗、大红包等。厅堂正中放八仙桌数张,摆到大门前,桌上用白棉布数丈,直铺到门口,风水先生头裹红巾,身穿素衣,左手抓雄鸡,右手握七星宝剑,口中念咒,把鸡杀死,鸡血洒在白布上,直出大门,把鸡丢在大门外,泥水匠、木匠用红木棒大力打布,齐出大门,随即鸣炮、打锣鼓,大闹助威送出大门。“出煞”完毕后,早上吉时进新屋,进屋时,请本族有名望有多子多孙的老人夫妇“开大门”,男左女右,站于大门,等待外面祭门神完毕,由老夫妇开门,开门时,说吉利话:“左开门,财丁来”“右开门,富贵来”。合说:“财丁富贵一齐来”。主家即掌灯入门,家具随进。此俗,如今的客家乡村依然流行着。新迁时,大门的装点最隆重,一般要贴乔迁对联,在大门上方还要挂大块红布,以镇凶避邪。

3.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审美情趣

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使门楼建筑物美观悦目,并不是随意使用装饰就能表达出来的。因而也是客家民居外观装饰最重点部位,无论在装饰题材,用料工艺、色彩,甚至尺度处理上都是最突出和隆重的。客家民居门楼外观属比较庄重朴实的屋檐式。较富裕的住家常对大门两侧墙面进行装饰,墙裙、墙基、门楣用麻石雕饰。檐下梁枋用木雕,木雕装饰结合实用功能在建筑构件上进行装饰,增加了建筑的精巧与美观,大门上方的梁柱木雕通常采用通雕或空雕法,外观表现简朴粗犷,适合于远视。门屏等雕饰则用浅浮雕、工艺精致,适合于近观。门楼装饰中的收口部位,通常进行雕饰处理,既藏拙又美观。如大门梁架的桃尖粮头,有的地方称为楚尾或倒吊莲花。

因为客家民居很少大面积使用鲜艳耀眼的色彩,而多以白、灰或以材料原色为主,因而在门楼装饰的色彩处理上,常以较为鲜艳的色彩进行重点装饰。如红、黑、金、绿等,光彩夺目,鲜艳的色彩增加了立面变化,打破了客家民居建筑单一而朴素的色彩感觉。

总之,客家门楼在客家建筑中是如此之重要,甚至已经成为决定客家民居的最基本因素,它寄托着客家人对未来的憧憬,也成为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之源。比如,全家人的生活似乎都受到门楼朝向的指引。因此,当客家人建新房时,总爱去找风水先生,寻求的最佳朝向。当觉得家里人不太顺畅时也往往会归咎于门楼朝向。直到今天,客家农村地区,甚至在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中间的高级公寓中都常常可以看到经过特别“纠偏”的门户朝向。客家门楼特殊的建筑过程、客家门楼的特殊组成及其上面的一些装饰都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如,门外的狮子具有特殊的镇邪作用,门上的一些绘画亦有着同样的意义。显然,客家门楼浓缩了客家文化特色,深刻地反映了客家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或许,所有这些皆可称之为客家人的“门楼心态”,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黄汉民.客家土楼民居[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2]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3]丘权政.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4]房学嘉等.客家文化导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

民俗文化特征范文4

关键词:英汉习语民族文化特征差异

习语是语言的一部分,包括成语、俗语、谚语、格言、惯用语、典故等,是一种在结构上与意义上都比较稳定的语言结构。它是语言中的精华与瑰宝,含义深刻且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同时,习语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其文化特征。以下谈谈英汉习语与民族文化特征的关系。

一、自然环境差异

英汉民族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生活方式有异而形成各具特点的习语。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因而英语中产生了大量的来自航海用语的习语。如:togowiththestream随波逐流,totaketheropes了如指掌,totrimone’sailstothewind随机应变,nailone’Scolorstothema坚持到底等等。英语中有不少用鱼来比喻人的习语:apoorfish可怜的家伙,acoldfish冷淡的人,queerfish怪人,ashyfish羞答答的家伙等…。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土地、山水对人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汉语中有许多与土地、农业有关的习语,如:山崩地裂、东山再起、水到渠成、土生土长、卷土重来、揠苗助长、顺藤摸瓜等。比喻花钱大手大脚,英语是spendmonelikewater,汉语是挥金如土。又如,中国盛产竹,竹子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习语如胸有成竹、势如破竹、罄竹难书、节外生枝等。古代的文人墨客也咏竹之高洁与坚贞。英美民族生活地区不产竹,bambo是舶来品、借用语,所以英语中与竹子相关的习语寥寥无几,更无联想意义。形容事物迅速发展,汉语用雨后春笋般、如雨后春笋,英语用likemLlshrooms。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夏天常常是骄阳似火,赤日炎炎似火烧。英国夏季气候凉爽宜人,英国人形容夏天是如“爱人”般可爱、温柔、美好。在汉语中东风是春天的使者,在英语中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著名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

二、风俗习惯差异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岁月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意识的反映和表现,民俗是习语赖以生长并获得顽强生命力的深厚土壤,许多习语就出自民俗。要表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汉语有习语“小菜一碟”英语有习语apieceofcake。汉语的“小菜”与英语的“蛋糕”都有“容易(或轻松愉快)的事情”之义,这与两国的饮食习惯有关系。蛋糕是英国人在13常生活中经常食用的一种食品,所以他们就用pieceocake表示一件容易做的事情。在中国,小菜在中国人的一日三餐中必不可少,吃一碟小菜对中国人来说易如反掌,因此常用“小菜一碟”来形容一件事情很容易。这两个习语反映了英汉两个民族不同的饮食风俗习惯。在性格方面,中国人质朴凝重,谦虚宽容;英美人性格外向开朗,看重自我,从不贬低自己。汉语习语如“不为祸死,不为福先”、“知足常乐”、“安贫乐道”、“枪打出头鸟”、“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命中无者莫强求”…等表现了中国人以自苦、中庸、明哲保身为特点的为人处世哲学。而英美人则强调人要不断创新,不满足现状,标新立异,寻找新的机会。如“Nomoney,nohoney.没有钱就休想得到称心如意的女人为伴侣;Allisfairinloveandwar.在爱情和战争中,采取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等习语就是这种形象的反映,这些对于礼仪之邦的中国人是接受不了的。

三、历史文化差异

中英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故事,习语中有很大一部分皆来源于此。由于古代中国长年战争,许多习语如围魏救赵、临阵磨枪、毛遂自荐、四面楚歌、卧薪尝胆、负荆请罪、三顾茅庐等出自国家间的征战故事,充分体现了汉民族独特的古代文化。古代的英国,磨坊和铁匠铺是农村的主要手工业生产地,许多习语如arut!ofthemilljob没有多大变化的普通工作,togotosomethingathammerandtongs全力以赴地,callaspadeaspade实话实说,tocomeundertheharmer被拍卖”等与此紧密相联。

四、典故和神话故事

大量英汉习语源于典故。如“东施效颦、名落孙山、叶公好龙、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黔驴技穷”等是源于寓言故事,“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画龙点睛、愚公移山”等出自神话传说。英语习语如“cat’Spaw受人愚弄的人,thebearandthetwotravelers患难见人心,thedogandthecook吃一堑,长一智”等出自《伊索寓言》,“Aladdin’Slame能满足人的一切愿望的东西,oldnqanofsea难以摆脱的人或物”等出自神话故事。神话故事以其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丰富了习语,成为语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对事物认知的差异

汉英民族对客观事物各持己见,赋予事物不同的内涵。如“龙”在汉语中象征着吉祥尊贵、威严和力量。习语有“望子成龙、生龙活虎、龙腾虎跃”等。有时也用“腾飞的巨龙”来形容我们的国家,称自己为“龙的传人”。然而在英语中aragon是邪恶的代表,是一种凶残狰狞的怪兽。撒旦被称为d~gon,凶暴的女人称为dragon,“亚洲四小龙”是“Fourtigers”,而不是“Four如ns”。又如在中国北方,猫头鹰出现就是一种凶兆,和吉祥全然无缘。英语中却有aswiseasanowl,表明西方人把owl象征“狡猾、机警、聪明”。两个民族都养狗,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多含有贬义,如“狗仗人势、丧家之犬、狼心狗肺、狐群狗党、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腿子、狗头军师”等口j。由此可见中国人对狗讨厌之至,对狗没有任何赞美之意。然而,对西方人而言,狗既可以看门或打猎,也可以做人忠诚的朋友。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多数有褒义。如“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atopdog优胜者;agaydog快活人;awaterdog水性好的人;Youarealuckydog.你真幸运。”又如中国人用“花花公子”表示“只追求享受、过纸醉金迷生活的轻浮阔少爷”,用“拈花惹草”表示作风不正派的男人。而英语的flower却无汉语中提到的含义。再如daffodil汉语中是“黄水仙”,仅仅是一种花而已,但在英语中它是春天、欢乐的象征。在色彩方面,英语中的白色象征着快乐、纯洁。例如习语“daysmarkedwithawhitestone幸福的日子,awhitelie无恶意的谎言,whiteelephant大、笨而无用之物”…。但在汉语中,白色蕴涵悲怆贫寒,衰败死亡之意。如“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一穷二白”,都勾勒出苍凉寂凄、衰败哀愁的意境。

六、宗教差异

与有关的习语也大量地出在英汉语言中。佛教传人中国已一千多年,人们相信佛主和因果报应及生死轮回,很多习语如“一尘不染、万事皆空、现身说法、借花献佛、在劫难逃”等与此有关。在英美,人们多信奉基督教,习语“Godhelpsthosewhhelp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Gotohell下地狱,aPandora’Sbox潘多拉之盒,theswordofDamocle即将临头的危险,attheeleventhhour最后时刻”等来自“圣经”。

总之,英汉习语结构凝练、意义深远、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含蓄幽默,富于表现力和生命力,并都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是民族文化在语言里的结晶,闪烁着民族文化的光芒。通过英汉习语来源的比较,我们看到了英汉两个民族文化的不同特征,能更好地理解和灵活运用英汉习语。

参考文献:

[1]刘艳芹.从英汉习语看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J].平原大学学报,2O06,(4):87—89.

民俗文化特征范文5

关键词:体验经济;民俗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一、体验经济产生的背景和旅游业的新趋势

回顾人类经济发展史,人类的经济活动走过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三个阶段,进入21世纪,人们从低层次的生理与安全需求中调转目光,将兴趣投向广阔的精神需求领域,这一发展趋势宣告了体验经济的繁荣时代已经到来,在此背景下,作为高端文化产品的文化遗产迎来了广大旅游者青睐的目光。体验经济(the Experience Economy)一词最早见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著作《未来的冲击》当中。体验经济中,消费者消费的客体不再仅仅是商品或者服务,而更多的是获得一种体验和感知。因此要求产品的开发商和制造商从生活情景出发,开发能够获得消费者心理认同,调动综合感官体验的产品,用充满感情的力量给顾客提供难以忘却的愉悦经历,这份经历是一种冠绝,一种不仅在身体上,更是在情绪上、精神上和智力上的体验。与前面三种经济类型相比较,体验经济富有的是一种舞台展示的经济功能,提供的是难忘且充满个性的产品,突出感受,并历时短暂却能给旅游者留下经久不衰的难忘回忆。体验经济的典型特征是消费是一个过程而非产品单纯的物质形态,其追求的最大特征就是消费和生产的个性化。

旅游者要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离不开完善的旅游体验载体系统,不同的旅游单位其旅游体验系统存在差异,以最常见的旅游景区为例,旅游景区的体验载体主要有四大类,分别是舞台体验载体、活动体验载体、环境体验载体和服务体验载体。其中舞台体验系统是基础与前提,活动体验系统是核心,环境体验系统和服务体验系统是支持系统。在参与旅游活动的过程中,能否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除了外部因素之外,还取决于旅游者本身和媒介。旅游者本身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以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关系到外界刺激被旅游者感知的深度和所获得的愉悦感;而媒介则决定了旅游者的需求和市场供给之间的匹配度。

二、体验经济背景下的民俗文化遗产特征

文化遗产是指从艺术、历史或科学的角度评价,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物、遗址和建筑物。文化遗产根据存在的形态可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遗产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中具有典型特征和普遍意义,并具有极高文化价值的那一部分,主要包括民俗活动和民俗事象两大类。文化遗产旅游产品是从经营者的角度考虑,在文化遗产本身的资源禀赋的基础上,通过旅游开发和策划,进一步汇集和提升其文化价值,为旅游者提供丰盛的文化体验产品。

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核心是跨越空间和时间的文化体验。这种文化体验分为物质、制度和文化心理三个层次。旅游者对文化遗产的旅游诉求是综合的,因此,光顾文化遗产旅游的游客并不满足于物质层面的体验,他们更看重的是体验思想制度和文化心理层面的旅游产品,这也是大多数深度旅游者对旅游品质的文化层面的要求。从体验主体上看,旅游者的体验效果取决于他们的文化层次和知识结构等诸多因素;从客体上看,遗产地文化特色是否通过旅游产品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内容是否丰富等将直接影响旅游者的体验;而从媒介上看,是否具有统一的主题框架引导和规范旅游者的行为,并为旅游者获得完整、丰富、创新的旅游体验提供支持。

与一般的文化遗产一样,民俗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性、传承性等特征,除此之外,民俗文化遗产还具有多元性、变异性、中心发散性、地方性、神秘性、适应性、实用性等特征。多元性是指民俗文化的种类繁多;地方性是民俗在空间上所显示的地理特征或者乡土特征,这一特征是民俗文化民间身份的体现,也说明了任何一种民俗事象都会受到一定地域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制约,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变异性是民俗在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的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强大的适应能力,标志着民俗事象在流传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变化。也正因为这种变异性,民俗文化的传承才造就了多元而庞大的民俗文化体系,而非单一文化的单纯复制。民俗的神秘性是源于先民在科技不甚发达的年代自由发挥想象力,从大脑中构建出种种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对生活加以阐释,进而形成了今天流传于民间丰富多彩的神怪世界和美丽的传说故事等民俗文化内容。许多民俗文化事象今天看来荒诞不羁且难以理解,而实际上在过去先民所生活的年代正反映了科学的落后和特定时代下的生活方式,只是过去的生活方式已不被现代人所理解,因此对于先民来说来源于简单而平实的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对于现代人来说平添了几分神秘。民俗文化的适应性和变异性是相生的两大属性,而实用性反映了民俗来源于民间,产生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一原理。

由于民俗文化本身具有传承性和变异性,因此民俗文化遗产的亲民性在旅游产品的体验性开发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对民俗文化遗产生活属性的挖掘和情景再现手段,可以开发出丰富的体验性旅游产品,既为旅游者提供了愉悦的经历,又达到了传承中华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作用。

三、民俗文化遗产的体验性旅游开发策略研究

民俗文化无疑是体验旅游开发的重要对象,也是旅游开发操刀者不竭的灵感来源。对于旅游开发者和经营者来说,民俗文化遗产是吸引游客参与体验性活动的有力卖点,随着民俗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活动的增多,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开发者对文物保护不力,规划不当,解说不详,导致民俗被误读、误用、甚至在游客的心里留下了“民俗=低俗”的错误认识。如传统的婚俗中,有些地区在新娘出嫁离开娘家之时在地上撒米驱邪,导游和活动组织者均向游客解释此民俗源于民众的封建思想,甚至违背民俗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编造故事为此民俗增色。而事实上新娘出嫁向地上撒米源于过去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农村家家散养鸡鸭,新娘出嫁朝地上撒米是为了吸引鸡鸭啄食,避免鸡鸭啄伤新娘破坏婚礼的喜庆气氛。因此,为了向旅游者提供真实且愉悦的民俗文化体验之旅要求开发者和经营者立足实际,提升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在维护民俗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基础上开发体验性产品。具体来说,可从物质、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着手:

(一)物质层面

物质层面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也是旅游者接触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所获得的第一感官体验,物质打造的好坏决定了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第一印象,关系到旅游者是否愿意进一步深入下去体验旅游产品更深层次的内容。而要打造物质文化精品要求开发者深入挖掘民俗文化的内涵,将民俗文化的物质形态以适应体验式旅游发展的方式予以呈现,并赋予符号化和象征化特征。民俗文化遗产与体验经济的结合要求民俗文化不能一成不变地展示其乡土的一面,而要结合城市生活方式,以迎合旅游者消费需求,朝旅游工艺品的方向发展(舞台展示的道具除外,舞台展示必须较为本真地表现民俗的一面,这样才能给旅游者带来真实的民俗体验)。

(二)制度层面

民俗的制度层面在体验经济当中运用较少,主要存在于民俗事象的解说当中,为了帮助游客更深入地理解民俗产生、变异、发展乃至消亡的历程,为其进一步参与体验式活动提供真实的知识背景,促进游客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旅游开发者应对所开发的旅游产品涉及到的民俗活动和事象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并将其以各种物质形态和手段予以展示,以帮助游客理解民俗活动和事象别后所隐藏的思想和制度文化,从而提升游客对民俗文化价值的认知和保护意识。

(三)文化层面

文化层面是最高层面,一方面要求旅游者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只有国民素质提高了,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保护民俗文化的氛围,那么参与并体验民俗文化才能从单纯的娱乐发展成为文化享受。消费者消费需求的转变才能推动供给的转型,迫使开发者立足于民俗文化的核心,即文化产品的开发,从而推动深度体验旅游的发展,触动旅游者的心弦,使旅游者获得高峰体验。

旅游开发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就旅游开发者来说,要注重景区整体人文氛围的营造,将文化融入景区的方方面面,不仅出于经济利益,并在获利的过程中以景区的文化氛围感化游客,在游客与旅游景区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文化互动,达到弘扬传统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双赢目标。

参考文献:

1.(美)威廉・A.哈维兰;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民俗文化特征范文6

【关键词】明清;民俗;民俗娱乐

明清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从历史行程看,它既是皇权终结的时代,也是传统社会向近代递嬗的变革时代。在民俗生活领域,虽然我们难以见到特别明显的时代标志,但我们从民俗生活的细微变化中同样可以感觉到明清时代社会民俗的新特点:除了传承古老的生活传统外,民俗生活空间空前广阔,社会生活中的民俗元素特别活跃,人们的生活情趣与生活选择丰富多样,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

明清民俗史,作为一部断代民俗史,它是中国民俗史重要环节。明清民俗史从概念上来说,它关注的是明清时代民俗文化的发展演进过程,是对明清各类民俗事象的描述与理解。明清民俗史的各部类间有着相互关联的内在联系,同时又与民俗的历史传统有着前后承继的关系。明清社会处在中西对接与古今杂陈的复杂时代,民俗生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明清民俗总体特征是世俗化,人们对世俗生活空前重视,无论是庄严的祭典,还是寻常的儿童娱乐,人们都以世俗的需要为基本前提。具体说来明清民俗有如下三大特点:

一、民俗仪式与民俗象征的扩大与丰富

民俗文化是一种具有传承性的模式化的生活文化,民众的愿望、欲求、理想及情感大多通过民俗仪式与民俗象征来表达。明清时代,是一个世俗文化发展的时代,也是人与人接触交流密切的时代;人们重视感性与情趣的生活,在表达内心愿望与调剂人际关系时,人们往往采取仪式或象征的方式。因此,明清民俗生活较之过去更为丰富而生动。

岁时节日是民众生活中的特殊时间,围绕着岁时节日同样是民俗的仪式与象征。明清时期传统的岁时节日形态已经十分成熟,每一节日都有固定的节日主题与主要节日事象。岁时仪式与节日庆典形态完整,如新年,年前驱傩等送旧仪式与年后迎新等庆贺仪式浑然一体。

年后的迎新庆贺仪式,人们以开门燃放爆竹为起点,接着祭祖、清早“出方”(向当年吉利的方向出行)、拜年、耍社火等。新年万事求新,男女都要身穿新衣服,头上戴彩纸或丝绒制作的花胜,脚穿新鞋。年糕是年节的象征食品,更岁饺子是北方地区普遍的新年食品。正月十五的元宵同样是年节期间的象征食品。这些节令食品它的价值主要就在于它的文化象征意义。春联、门神画是迎新的重要民俗象征,明清时期春联、门神画普及社会,迎新纳福成为春联、门神画的主要题材。为了供应社会需要,清代出现了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河南朱仙镇、江苏桃花坞等四大年画制作基地。人们善于以字画的寓意象征来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的祈求与向往。

在信仰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娱乐休闲民俗中也充满了仪式与象征,明清社会人们更多的以仪式与象征的方式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我的关系,民俗仪式与象征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和谐与人的精神的欣悦

二、民俗信仰与民众生活深入结合

明清时代,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统治阶层的膨胀,人均占有的自然与社会资源匮乏,在生存空间相对紧缩、生存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人们心理感受与精神状态受到社会境遇的明显影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挫折迫使他们要在精神上寻找出路,自古相传的神灵信仰,在明清时代找到了适宜的社会土壤,同时明清社会又酝酿出诸多新的神灵与民俗宗教。在明清社会生活中民俗信仰呈现出弥散状态,在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社会组织、岁时节日、人生礼仪等民俗文化领域无不渗透着神灵信仰意识,各种与神灵信仰有关的禁忌与巫术流行于社会。明清民俗信仰有三个突出的变化: 第一,推出了四位具有全国影响的民俗主神。关公、观世音、碧霞元君、真武大帝四位被明人奉为正神。主神信仰的确立在文化史上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民俗信仰对象的相对集中与统一,表明当时民众心理状态的趋同与精神联系的紧密。

第二,成了跨区域性的信仰圣地。与主神信仰相联系的是信仰圣地的形成,明清中国信仰圣地北有泰山,供奉碧霞元君,中部有武当山,供奉真武大帝,东南有普陀山,供奉观音菩萨。

第三,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民间宗教组织。清时期在传统的佛道之外,民间出现了众多的民间宗教组织。如白莲教、罗教、弘阳教、黄天教、闻香教、西大乘教、三一教、八卦教、一炷香教、等。这些民间宗教大多以传统民间信仰为依托,糅合佛道二教的相关教义与偶像,自撰经典,自成谱系,自创门派。

明清时期民间宗教兴起的历史社会原因十分复杂,主要是生存压力增大,阶级分化加剧,人口流动频繁,人们在固有的社会组织结构之下找不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因此将自己的未来寄托在特定之上,以精神的追求以超越现实的生死之痛。

三、城市民俗生活娱乐性特征突出

明清时期的重要民俗变化之一,是城市民俗生活的凸现。在唐宋以来城市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明清城市化过程加快,特别是江南地区,城市生活已经成为地方社会举足轻重的内容。城市民俗生活主要以市民习惯性生活方式为内涵,在城市市民生活传统中娱乐性活动突出。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的生活消费需要空前增长,娱乐性休闲活动在明清时期城市民俗生活中随处可见。

在城市民俗娱乐性活动中,节庆和游艺杂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节庆是传统民俗的重要内容,明清城市的节庆日包括传统节日与城市行业祖师诞日、忌日。同样是传统节日,城市市民比较村民更重视它的娱乐性。城市节日形式是街道巡游与广场式的聚观。此外,城市民俗生活追求动感与刺激,观赏性与竞争性等,因此明清城市街头常常看到各色的游艺杂耍活动。

明清民俗的上述特点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民俗的传承性,也凸显了它的时代个性。从明清民俗演进的路向看,民俗愈来愈成为民众独立处理日常生活的文化方式。在民清文化日益世俗化的过程中,民俗文化不断地补充、丰富着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王宁:“明清民俗对折子戏之影响”,《艺术探索》,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