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论文范文1
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2处，部级、省级、市级代表性传承人73人[1]。这些具有浓郁胶东民俗特色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于胶东大地，承载着先辈的情感，体现了具有胶东特色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烟台市民俗博物馆于2012年11月16日正式对外开放，民俗博物馆的建立正值全国上下弘扬地域民俗文化之时，为胶东文化的复兴与繁荣昌盛贡献了力量。烟台市民俗博物馆的馆址设在福建会馆内，福建会馆又称天后行宫，由福建船帮商贾集资而建，自1884年(清光绪十年)动工，至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建成，前后耗时二十二载，时称“鲁东第一工程”，是一座供奉海神娘娘（天后圣母）的具有典型的闽南风格的古建筑。福建会馆是一座雕刻艺术殿堂，雕刻的花、鸟、人物就有1000多幅，栩栩如生，堪称建筑艺术宝库中难得的精品。1958年，福建会馆被辟为烟台市博物馆，北门上方石匾馆名为郭沫若手书。1996年，福建会馆被国务院公布为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烟台市民俗博物馆在此建立，福建会馆不仅仅作为传承妈祖文化之庙宇，也将作为一座民俗博物馆为向世人展开一扇展示胶东民俗之门。
二、民俗博物馆在传承地方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对于传承与弘扬地方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民俗博物馆与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不同，民俗文物与传统博物馆中的器物也具有本质区别，因此民俗博物馆在传统意义上的展陈文物的同时，除其所具有的展示的功能外，也兼具保护和传承地方民俗文化的功用。
（一）民俗博物馆在展示与传承地方文化方面的功能
民俗文化与已经文字化、实体化的文化样式不同，它具有活态性，与人和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如高丙中所言：“文化是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是一定人群所共享的，同时，这一特指的文化具有成为共同体全体享有的倾向和可能性，恰恰是这种可能性使文化不像那些私有性的事物一样因为占有的人越多而使每个人的占有份额越少，相反，它会因为享有的人越多而越有价值，越受到尊崇。[2]”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对于展示和弘扬地方民俗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民俗文化逐渐进入普通百姓的视野，这些平时他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汇聚成传承传统的民俗文化，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作用力，影响更多的人，成为一种公共文化体系，这便是民俗博物馆在展示和传承民俗文化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烟台民俗博物馆的“烟台近代家居陈列”为例，其分别展示了封建官僚家庭、买办家庭、文人家庭和普通百姓家庭四个代表性家居陈设。使得观众可从中领略或奢华优雅或质朴纯粹的烟台民俗文化，体味不同阶层民俗生活的丰富内涵，从各个家庭的家居生活中窥见烟台开埠后多元文化并存之民俗风貌，从民俗文化中领略老烟台的公共文化生活，感受烟台作为中国北方最早开埠的城市，在历经近现代历史的浸染后所具有的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情景。
（二）民俗博物馆在宣传与保护地方文化方面的功能
民俗博物馆承载着地域社会内民俗文化的宣传与保护功能，民俗文化具有活态传承的特点，因此民俗博物馆中展示的民俗文化也具有其独有的特质，民俗博物馆力求将民俗文化的动态展现出来，通过丰富的展陈手法，将地域社会内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民间信仰通过再现与还原的形式展示出来，将民俗文化的活态呈现在观众的面前。通过适合民俗文化的展陈方式，民俗博物馆在宣传和保护地方文化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老百姓们对于自己生活中的民俗事项司空见惯了，而将这些民俗还原于生活，通过展览的形式集中体现出来，能够起到唤起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和民风民俗的记忆，宣传和保护地方民俗文化的功能。以烟台民俗博物馆的妈祖文化陈列为例，该展览展示了北方区域中独具特色的妈祖文化，妈祖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形式，在沿海地区民众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财富，其承载着丰富的民众精神需求，该陈列推陈出新展出妈祖相关民俗文物十余件，并通过形象生动的展陈设计，将妈祖信仰这一民间信仰呈现给观众，从妈祖由来，湄洲神女的传说故事开始，将妈祖历朝历代受到叠奖褒封的情况以及有关妈祖的民间传说故事展现出来，通过电子翻书等高科技手段，打造了一个民俗文化视觉的盛宴。
三、民俗文化繁荣背景下的民俗博物馆发展创新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2
鄂南的赤壁，嘉鱼一带，以种植水稻、棉花为主，讲究勤耕作、多施肥、常除草、兴水利。而通山一带则多为山区，种植麦、薯、豆，具有“刀耕火种”粗狂型的生产遗风。鄂南林木茂盛，盛产楠竹、茶叶、桂花等经济作物。民间与劳作耕种相关的民间习俗非常之多，在《湖北民俗志》中记载就上百种。赤壁羊楼洞的茶叶，更是远销我国北方、外蒙古和俄国，也从海路运销日本、西欧。衣食住行，是民间习俗中丰富的篇章。
（一）厅堂类家具陈设鄂南地处江南，民间建房注重选址和朝向，传统村落遵循“枕山、环水、面屏”的理想模式，民间俗有“坐北朝南屋，子孙后代享清福”之说。鄂南一带依山就势，靠近泉水，建筑形制多为封闭天井式小合院。不同房屋有不同用场，建筑无论大小，均可分为堂屋、睡房、厨房、杂屋等，并讲究尊卑秩序。通城一带视正房为尊，由家长居住，晚辈则住偏房。堂屋是起居会客和礼仪的综合功能空间，具有规矩、严肃，又有一定的文化和生活气氛。自古以来，中国人向以能居高堂敞屋为荣耀和理想，即所谓“堂之制，宜宏敞精丽”。鄂南传统民居中可以窥见这样的居住理想，但是，相对于祠堂的厅堂类陈设，居住类厅堂陈设有相对秀气的尺度比例，小家碧玉式的精雕细琢，并且有三方面的特点。其一，陈列讲究规范化的对称性以及长幼尊卑的秩序性。堂屋的设计往往采用对称式的布置方式，堂屋家具陈设的中心是靠墙的翘头案，案前方八仙桌，桌两侧则配圈椅、扶手椅或太师椅。太师椅一般都成对放在厅堂正中，中间会搁置方几，高度与太师椅的扶手大致相近，用来摆放杯盘和茶具，也有两侧依次排列的满堂陈设，一般是四几八椅，表现出厅堂空间的严肃与传统尊卑礼仪的秩序性。其二，多功能灵活性和实用性。鄂南的传统民居建筑平面布局，以天井为中心展开，在面阔方向上一般为三开间或是五开间，甚至达到七开间。纵向延伸通常为两至五个天井。因此，厅堂处于中轴线上，是面相天井的半开放式空间。龙潭乡三班口村一位近八十岁老人讲述，过去房屋一间连着一间，俗有“下雨天串门不湿鞋”一说，而且厅堂往往是最为热闹的场所。厅堂成了半室外的家庭公共空间，是家庭生活中心。部分厅堂也兼具祭祀功能，具备与家族祠堂相同或相近的功能，会有一些临时性的陈设布置。如厅堂中间的八仙桌，是一件多用途的家具，包括拜祭时摆放食物，祭品；一家人围坐用膳、与亲朋好友宴聚、下棋，孩子们用作书桌；有什么室内外活动，可以凑合着使用。这样的方桌，一直到今天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鄂南传统的古老民居中或是重修的传统住宅里，靠墙或者居中摆放，软木材质，虽然沉重，但是十分方便。鄂南博物馆藏有一特别的清代古茶架，据说也是摆放在厅堂空间中。体现了鄂南茶文化的生活民俗。茶架高1.5米左右，摆放在厅堂空间。茶架带有储物功能的抽屉，上面可搁置茶叶及茶具，中间段为木质茶壶，每一个部件进行精雕细琢，结构兼做装饰，非常实用。（图3）其三，雕刻工艺或精湛或略显拙朴的，题材丰富，兼容并蓄又有自己本地的特色的一面。如出现在厅堂陈设中的扶手椅有官帽椅和太师椅，在秉承明清家具风格的基础上，更具有简洁朴素，淳朴实用之风。鄂南地区出现的太师椅有整屏式与三屏式（椅背多为山字形对称格局，中间高两侧低，扶手从高到低）两种，靠背上的图案大多为“文戏武打”人物，也有雕刻文字图案，扶手雕刻则以植物纹样居多，也出现有草纹龙图案，浮雕兼透雕，层次分明，寓意多样。材质上相对而言基本都是本土生长的软木居多。因为在实际的调研走访中，很难见到名贵的硬木材质的陈设。硬质木材的家具陈设如紫檀、红木、花梨木等在通山博物馆和咸宁博物馆中都有收藏。
（二）厨房类陈设厨房的陈设与鄂南的饮食民俗相得益彰。鄂南民居中的厨房陈设，最典型的为灶台。这些灶台基本上是由农村的泥瓦匠，用田里的泥土烧制。通山湄港村古民居中的厨房灶台，临窗而设，灶台设置两口大锅，中间会搁置一个小的铁罐，用来烧水，做饭可以有热水，节约柴火，一举两得。厨房中往往还会有一个小火堆，靠墙而置，从房梁上掉下来一个竹制挂钩，可上下调节高度，设计十分便利，上面挂上煲汤的铁罐，或是水壶之类，不设置烟囱，煲汤或烤火的同时，柴火烟可以直接熏墙上挂满的腊制品。在另外一面墙上，往往会摆放水缸及碗橱（高脚），碗橱有竹制和木质两种，上部开门，下部移门，或者也有开门。有的为了避免碗橱受潮或是为了更好的采光的原因，被靠墙挂起来，与现在的西式厨房的吊柜一般。
（三）卧室类陈设鄂南地区的卧室类陈设具有江南民居陈设的普遍特点。卧室内的家具陈设有床榻，衣架，盆架、镜台、箱、柜和梳妆桌，并且多为新娘嫁过来的陪嫁物品。如红木四柱架子床，迎面门罩上雕有葫芦藤蔓，蝙蝠等图案，寓意多子多福，透雕图案之间还镶嵌有镜子，局部镶嵌大理石。其余三面围栏为细木攒接，形成各种灵芝纹的几何图案。架子床可以围合帐幔，顶部可以遮挡灰尘。还有拔步床。装饰繁简不一，雕镂，图形纹样具有吉祥内蕴和地方特色。来自通山县的一个洗脸架，朱漆雕花描金，透雕为文戏人物，实雕为花鸟走兽，四条柱脚是四龙含珠。鄂南博物馆的卧室场景中摆放有半圆桌，两张半圆桌拼成一张圆桌。实际上，半圆桌在晚清时期也在书房，厅堂空间中使用。半圆桌的牙条、腿部以螺钿嵌出美丽的纹饰，直腿，腿间有罗锅枨。造型华丽美观，高雅大方。半圆桌是江南传统的桌子类型，摆放于卧室床前，配合绣墩等使用，也可靠墙使用，桌面摆放工艺品、花瓶等。鄂南与安徽，江苏等地的陈设上有着一定的类似关联。但是在鄂南普通民居中厢房面积较小，靠墙搁置架子床后，只能在旁边靠墙加上方形八仙桌，另一面墙上则放置衣柜、箱等收纳家具。
（四）刺绣类生活用品陈设鄂南刺绣做工精巧、表现力丰富且立体感强，集中体现着“吴头楚尾”独特的民俗风情。刺绣的图案题材广泛，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所见的山水、动植物，几何图纹、花草瓜果、鸟兽虫鱼及人物等，经过夸张和概括的手法，手法多种多样，形成了特殊的装饰格调，多寓意吉祥喜庆、幸福美满、福寿平安和生活情趣。同时还赋予物体美好的想象意境，如绣花，象征美的事物和少女；绣鸟，象征自由和快乐；绣鱼，象征子孙繁衍;绣石榴，象征儿孙兴旺；绣寿字，象征幸福无边等。“喜鹊登梅”和“仙桃彩蝶”是民间最常见的图案。
二、鄂南婚嫁民俗影响下的传统陈设
鄂南民间传统婚俗具有喜庆、古朴和重礼的特点。湖北乡民大都沿袭了中原汉族的主要民俗，而鄂南在吸纳了周边地区相关风俗的同时，在某些方面更为复杂，融入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例如对待儿女婚事上，从议婚、订婚直至迎娶新人，相沿成习而又不可缺少的仪式竟达二三十种。在婚俗上重礼节的特点，产生了许多相应的嫁妆类陈设会摆放在家中。许多嫁妆属于地方特产，嫁妆一般是生活器具，如床、柜、台、箱、凳、桌、椅，桶、盆、盘，还有一些床上用品、衣服首饰、杯子等。诸多生活用具类嫁妆体现了母家对出嫁女的关怀，消除对新家庭的陌生感。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嫁妆的奢华与否，也体现出新妇的经济地位，起到身份认证的作用。这些嫁妆一代代相传下来，如今已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笔者在鄂南一些乡镇调研中发现，一些古民居当中，依然有居住的老人，家里还留存着代代相传下来的嫁妆。其样式有的简约古朴，稍作纹饰雕刻，简练不繁琐。纹样大多为吉祥寓意，做漆饰处理。在咸宁市博物馆内，藏有许多当地的传统嫁妆类陈设。如清代贴梗匣，是联姻时，放置女方“草八字”的匣子，用于与男方合相，在婚庆民俗中是不可少的陈设物件。贴梗匣通体刷红漆，正面外拉的一对小门上雕有“福在眼前”的精美木雕图案，表面描金处理，装饰效果非常喜庆，匣子其余几方都是素板，呈现出民间朴素的一面。由于对婚俗中的茶俗礼仪的重视，茶壶也是重要的陈设艺术品了。鄂南每家每户基本都有瓷器茶壶，其中属珊瑚红描金茶壶色泽最为喜庆。能够在家中摆放瓷器的，都是经济地位较好的大户人家。诸如珊瑚红描金茶壶、珊瑚红描金耳尊、描金西瓜罐、四系盖罐等瓷器，伴随着嫁妆一起置办，摆放在家中，实用的同时增添喜庆，彰显地位。（图4）雕花礼担，是鄂南婚俗中下聘礼时放置鱼、肉、糖等聘礼的礼担，上面会披上红布，方些柏枝、红枣、桂圆、花生等吉祥物，贴鲜红双喜字送上。礼担一般是木作，鄂南因为生产竹子，传统的礼担也有用竹子工艺制作，体现了鄂南当地手工艺人就地取材，因材质用的民风，充满了鄂南乡情特色。抬盒，也是装礼品的木盒子，用来装新娘出嫁时准备的穿戴、铺垫、金银首饰、箱笼杯盖等妆奁。抬盒越多、越显富有。抬盒一般是木质深棕红，高一米左右，底部是个带框的大盘子，四周有围栏。抬盒的围栏及横梁都雕有图案，如“龙凤呈祥”，“榴开百子”“琴棋书画”“喜上眉梢”等，雕刻手法以透雕和浮雕为主，雕工精细，横梁左右两侧有圆孔，孔的周围也进行团花的雕刻纹样，抬杠从中间穿过，供前后两个人抬。（图5）
三、结语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3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3]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4]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2.进行科研活动训练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不仅有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活动，进行科研训练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鉴于此，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训练，可以说是上一阶段活动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兴趣小组活动之后，学生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时笔者就会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之商讨选题，提炼角度，开展研究，并进行论文写作。经过这些科研活动的训练之后，学生已先后写出《唐诗中的冬至节民俗描写》《唐代婚恋民俗诗代表作品举隅》《古代节令民俗诗词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选题较小而不乏新颖、且适合本科生写作的小论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学生真实参与体验的科研活动训练，再没有其他活动形式能比这种真刀实枪的训练过程带给学生的获益大。
三、结语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5
指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大力发扬中华民族拼搏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积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许多农村集体经济相对比较薄弱，农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严重制约了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我国传统民俗事象丰富多彩，分布广泛，文化内涵深厚，具有支持发展经济的优越条件。因此，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合理利用农村现有的传统民俗资源，把传统民俗资源打造成农村发展经济的优势，打造成为农民致富的重要产业。充分发掘传统生产工艺，发展实体经济，以增强农村经济实力。江西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特色鲜明的传统民俗，其中许多传统民俗资源具有产品开发的重要价值。进贤文港的制笔生产工艺民俗就是其中之一。进贤县文港镇是北宋著名词人晏殊的故里，具有制笔的悠久历史，是闻名遐迩的毛笔之乡，被誉为“华夏笔都”。文港传统制笔工艺闻名遐迩，唐代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光照临川之笔”的赞美(文港原属古临川县管辖)。新时期以来，进贤县文港镇充分利用制笔的特色工艺民俗，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用品生产营销基地”。文港的“一支笔”，成为文港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名片”。到2012年，文港镇制笔企业发展到3000多家，毛笔、钢笔、水笔、中性笔产销量达17．5亿支，实现总产值35．83亿元。全镇从事文化用品产业的劳动力17500．人，占劳力总数的70％，在外经销人员1万多人，文港镇则因为传统制笔产业成为全国特色鲜明的工贸大镇。除了进贤县文港制笔之外，江西还有生产文房四宝的悠久历史和特色工艺，象铅山县连四纸、婺源县龙尾砚和星子县金星砚、婺源县徽墨等这些传统民俗文化瑰宝将发扬光大并形成生产基地。这些基地建成以后，将形成具有传统民俗特色的文房四宝产品，既传承了传统民俗文化，扩大知名度，又将给当地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充分发挥传统民俗文化资源丰厚的优势，把传统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的开发。如充分挖掘江西传统民俗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并成功上演的大型历史风情歌舞《神奇赣鄱》，惊艳了所有观众。九江以展示九江本土的民俗饮食、工艺、文化产品为核心，打造“九江民俗文化产业园”，把传统民俗文化和文化产业经营结合起来，将九江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特色小吃、手工艺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民俗风情在园区集中展示。
2013年南昌举办民俗文化节进行民俗文化展示。赣南采茶戏、乐安蛋雕、青花瓷乐、瓷板画工艺展、瑞金竹编一一亮相古老的赣鄱民俗历经千百年历史的洗礼，依然光芒万丈，向大众呈现赣鄱大地的奇特魅力。这些依附于传统民俗文化而打造的文化产业具有极大的生命力，让更多的农民走出家门，拓展了视野，带动了农村生产，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积极发展具有传统民俗文化特色乡村旅游业，最大限度地吸纳农村群众在当地就业、增加收入。近年来，江西利用其“风景这边独好”独特的传统民俗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形成了江西民俗旅游的特色，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如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江西形成了具有以吉安、抚州等地为代表的赣中古村落及建筑群，以赣南客家为代表的围楼建筑群和以婺源为代表的徽派古村落及建筑群，这些古村及其古建筑群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史，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如有被誉为“千古第一村”的乐安流坑村、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婺源古村落群、安义千年古村落、吉安漠陂古村、杨村燕翼围等古村落和古建筑群，特别是婺源古村落的建筑，是当今中国古建筑保存最多、最完好的地方之一。近年来，这些古村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带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以婺源为例，2012年全县以开展传统民俗文化资源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全年共接待游客839万人次，门票收入2．14亿元，综合收入43亿元，占GDP比重达47．2％。目前，江西全省积极开发利用本地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旅游业发展蒸蒸日上，成为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和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可见，发展传统民俗文化旅游，不但让农民在家门口致富，还使得传统农村成为农民宜业宜居的新家园，成为现代江西的重要名片。
二、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是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净化农村社会风气、增强农村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当前我国许多农村社会具有传承着中华文化精神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在丰厚的传统民俗之中。这些优秀传统民俗在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道德约束、民间教化、凝聚人心的作用，这些传统美德已经深入人心。在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传统民俗文化在农村社会中的独特作用，感受农村淳朴的民风，弘扬农村社会正气，增加正能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积极发挥传统民俗节目活动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在我国，岁时节日具有悠久的历史。所谓岁时节日，就是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有固定的节期和特定民俗活动的时日。它们是先人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活动节律有机结合的节日，体现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
传统节日是维系社会人际关系和谐、增强社会团结的重要纽带。传统节日往往伴随着丰富的庆典、集会、娱乐、游戏活动，如正月拜年、元宵舞龙观灯、清明踏青、端午赛龙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除夕守岁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活动。这些异彩纷呈的节庆活动不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有助于人们调整情绪、鼓舞精神，从而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秩序也更加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利用传统民俗文娱活动的力量，移风易俗，净化社会风气。我国传统民俗在其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以各种娱乐的方式进行表达，极大地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比如被誉之为“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的南丰傩舞，。原是沿袭古代驱鬼逐疫的仪式“驱傩”，历经改革创新，逐渐演变成为南丰乡间的民间舞蹈。在南丰，上百个傩班出坊春节期间进行跳傩，送福迎祥，娱神娱人，联络族众，和谐邻里。乡民又将傩舞、傩仪与戏曲演出、灯彩游艺、民俗礼仪等结合起来，纵情欢愉，宣泄情感，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满足了广大群众对美好未来的企盼，也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农村的社会风气。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利用农村传统民俗文化资源，强化文化认同和教化功能。农村源远流长的村史、富有历史感的建筑和文物、流传悠久的历史人物等，其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效果往往胜过那些华丽但空洞的道德说教。如民间的祭祖活动就鲜明地体现了古代“孝”文化在民间的传承。“孝”不仅体现在对死去先祖的隆重祭奠，更表现为对活着长辈的孝顺。“百善孝为先”，对于我们在传统“孝”文化的基础上培育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孝”文化是有积极作用的。在江西，被称为“中国古戏台博物馆”的乐平，有着数量众多、艺术绚丽、风格独特的戏台建筑，因此乐平也被称为“赣剧之乡”。传统社会的乐平人不但利用戏台唱戏来丰富生活，还把戏台唱戏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唱戏的戏文都是弘扬正义、扬善罚恶、倡导儿女孝顺的内容；戏台建筑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楹联和匾额、戏文人物浮雕，不但工艺精湛，增添了古戏台的风采，而且寓意深长，不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增进了农村社会的团结。“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传统民俗文化作为传统社会的生活事象，具有民心凝聚和向心功能，是中国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如传统民俗中的民间信仰对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对普通百姓进行道德教化，通过民间信仰文化丰富民众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进而影响社会群体的道德意识、人际交往和生活习惯。这些优秀传统民俗可以重塑现代农村的文化价值观念，为基层党委政府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营造积极氛围。
三、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是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
同志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_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的发展形成了以“和谐”为主题的中华文化精神，积淀了极为丰厚的优秀民俗文化遗产。民俗的作用就是在于根据特定条件，将某种方式予以肯定和强化，使之成为一种群体的标准模式，从而使社会生活有规则的进行。推进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需要发挥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面貌与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传统民俗、传统习惯并没有消失，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生活。受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我国农村依然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人们之间的礼俗、人情难于轻易改变。民俗是社会规范的重要方面，推进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化解农村矛盾，还需要考虑到当地风俗，照顾到乡村人情。近年来，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既需要法律的手段和行政的低限度实施，也要发挥传统民俗的力量。农村社会治理的事实证明，通过灵活地处理民问风俗与法律和行政的冲突，赋予了法律和行政以某种具体的乡土性很浓的人文关怀，回应人们的现实需求，就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经验告诉我们，传统民俗与现行法律和行政管理的有效配合、相辅相成，能够进一步提升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传统民俗是深深积淀于社会中的传统意识，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和表达形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重视具有传统民俗文化在制订村规民约中的引领作用，进一步规范村民的日常行为，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水平。几千年来，优秀传统民俗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并广泛根植于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日常观念之中。
民俗文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创造的语言和行为模式，或者说它是民众共同创造和遵守的行为规则。深入总结在广大农村社会中具有正面影响力的传统道德观念，并将其转化为乡规民约，使传统优秀道德成为村民自觉的行为规范，把传统道德约束与村民自律、村组织管理有效结合起来。当前，江西各地积极利用本地的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中的正能量，制定了许多村规民约，有效地维护了村民的利益，化解了农村长期存在的矛盾纠纷，促进了农村社会的长期和谐稳定。如资溪县将推进和谐秀美乡村建设活动的有关要求写进“村规民约”，营造了优美、洁净、文明的人居环境¨；星子县通过制订村规民约看荣辱，新余市渝水区通过制订村规民约看美德；宜黄县则把村规民约上挂历，把村规民约印在挂历上，让老百姓天天都能看到，规范了村民行为，对争做文明村民可起到积极作用。从这些村规民约我们可以看到，优秀传统民俗不仅规范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维系着群体或民族的文化心理。传统民俗文化起作用并非来自它的强制性或威慑感，而是来源于它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秩序的安全感、家族血缘的亲近感、共同文化的认同感。江西众多的民间村规民约出于培育乡里、邻里和睦相处的亲近感的愿望，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是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四、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是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为进一步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精神保障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作为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民俗是千百年来民众所创造的知识和认知系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一种文化模式，是优秀传统文化中最贴近民众生活、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中国广大民众的立身之本，是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赓续不断的源泉，应该成为当代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来源之一。“吉祥”一直都是中国人的共同观念和人生祈望。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吉祥心理根深蒂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中国人都会从最乐观的方面去积极思考，在困境中获得平衡的心态，期望最好的结果。如中国的年画，吉祥是年画表现的主题。年画欢乐、诙谐、幽默、吉庆、红火、热烈，充满着蓬勃的生命活力与乐观主义精神，显示着鲜明的民族性格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刚毅自信、艰苦卓绝、勤劳质朴、向往美好、富于理想、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无不在年画这一民间艺术中反映出来。在庐陵古民居装饰中，祈福纳吉包括招财进宝、延年益寿、交合化育、功名利禄、大福大贵等内容，如“龙凤呈祥”、“凤穿牡丹”、“喜鹊登梅”、“麒麟送子”、“福寿双全”、“八仙庆寿”、“三星高照”、“五子登科”、“加官进爵”等。在赣南客家民居建筑中，随处可见有各种符号文字和吉祥图案等，特别是古村落的民居建筑其门楼上的砖雕、大门两边的对联、厅堂歇檐两侧或厢房山墙上镶嵌的砖刻家训格言等等，所有这些几乎全是儒雅的汉字文化和耕读历史传统的表象，这些喜闻乐见的朴素语言蕴含了丰富的意义，表达着人们对生命价值和人生精神的关注，对生生不息、家族兴旺的企盼，对富裕、美满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自身生活品质的追求。人们不仅通过绘画和雕刻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通过匾额、楹联、家训等无处不在的文字，浸泡在吉祥的祝福之中。它们是雕刻的宝库、书画的海洋，人们以这种独特的形式，书写着心中的期盼，传达着人生希望。这些传统年画和民居建筑所蕴含的道德价值理想和人生精神，是我国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资源。江西自古商业气氛浓厚，到明清时期形成了在我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江右商帮。江右商帮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华传统美德的商业文化传统，其中有“讲究信用”、“和气生财”、“艰苦创业”“团结互助”和“回报家乡”等优秀美德。江西商人吃苦耐劳，极为讲究职业道德，如浮梁商人朱文炽在经营茶叶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均注明了“陈茶”二字，以示不欺。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民俗是最早影响儿童社会化的自然之师。物态化和观念化的民俗规范着儿童的行为习惯。民俗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其强大而自然的教育功能上，即民俗具有知识教化功能、道德教化功能与审美娱乐功能。
民俗是民族（民俗）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的课题。不同的学科在研究民俗时的侧重点与视野有所不同。
在民族学看来，民俗即民间风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具体地说，民俗是各民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风尚、习俗，它表现在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节庆、娱乐、礼仪等方面的活动之中，反映着民族的经济生活、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生产方式和心理感情。
社会学者把民俗看作是民族生活方式。民族生活方式是以民族为主体的生活方式，它涵盖了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饮食生活、礼仪生活、宗教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2〕
文化学者认为，民俗是一种文化，即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域、民族或族群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传播、汲取和改造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或表达方式，能够体现某种文化的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的所有内容，如饮食、节日、服饰、建筑、艺术、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和世界观等。〔3〕
物态化和观念化的民俗是一定个体民族文化的中坚，它参与和影响着社会的文化发展方向，制约着各民族人民的行为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俗是最早影响儿童社会化的自然之师。
民俗的功能与民俗产生、传承的历史息息相关。民族习俗有着强烈的实用性、功利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也有群众性、传承性、变异性的特征。〔4〕就其功能而言，民俗既有规范集体成员行为与凝聚民族力量的功能，〔5〕也有可能阻碍整个民族的进步。〔6〕本文尝试从儿童教育的角度谈谈民俗的功能。
一、知识教化功能
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民俗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方面的知识经验，也包含了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宗教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的知识经验。这些知识经验也就是民俗文化教育的内容。我们可以把民俗文化对儿童的影响看成是民俗文化与儿童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成员的教化与儿童自身的内化正是这一相互作用过程的两个基本出发点。“社会正是通过外部化而成为人类的产品，社会正是通过客观化而成为独特的存在，人正是通过内部化而成为社会的产品。”〔7〕社会人就是“社会的产品”，民俗文化的教化功能正是促使儿童成为“社会的产品”，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8〕民族习俗的知识教化功能具有生活化、情境化、活动化以及随意性、自然性的特征，儿童往往在不经意之中就受到教化，在潜意识之中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一种习惯。
例如，藏族的节日娱乐活动多数以具有典型藏族风格的歌舞及民间游戏为主，这些娱乐活动大部分需要多人共同参与并协作才能完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为儿童提供了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机会。年龄稍大的儿童可以直接参与活动，亲自体验和感受；年龄较小的儿童可以通过观看、游玩的形式获得间接的体验。藏族在礼仪上的习俗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儿童学习交往技能，如藏族注重对客人的迎送礼仪，这些礼仪习俗能够让儿童学会热情、礼貌、友爱等交往技能。藏族还特别注意从小教育子女尊老爱幼，到别人家作客要先向老人行礼，家里来客人时要主动打招呼、让座等。这些民族习俗有利于藏族儿童学习社会规范，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正确扮演社会角色。
民族习俗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民俗对儿童的教化功能同样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从云南石林彝族撒尼人的火把节和密枝节来看民俗教化功能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火把节对彝族儿童的影响很大。奢侈的宰牛会餐可能不利于培养儿童的节俭意识，但对儿童之间的接触沟通十分有益；彝族男女点火把逛街、洗澡戏水、跳三弦舞，这有利于培养儿童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但对儿童的朦胧情爱观可能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密枝节只许成年男性参加，禁止妇女去往密枝林方向，充满了神秘色彩，不利于建立男女平等意识，对儿童科学观的形成也有消极影响；男人们在村中边走边大声喊话，一问一答，批评村中不守村规的人和事，有利于培养儿童的正义感，但此节日延续时间长，不许下地劳动，可能会对儿童的劳动观产生消极影响。〔9〕
二、道德教化功能
民俗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和行为模式，是广大民众共同创造和遵守的行为规则与规范。民俗对社会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都具有约束作用，它是产生最早、约束面最广的一种深层行为规范。这些行为模式、规则或规范对民众的思想和生活有强大的制约性和约束力，并迫使人们按一定的道德和习惯规范行事。民俗学者把民俗的这一功能称之为“规范性”，并认为规范性是民俗文化最核心、最根本、最本质的社会功能。
民族风俗习惯是人类最早的社会行为规范，它最初源于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各种习惯风俗，如衣食、居住、婚丧、礼仪、禁忌等，这些习惯约定俗成，最终成为规范。民族规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沟通、调整、制约和控制人们行为的作用。一般而言，民俗规范少有明文规定，但民族成员都能对此了然于胸，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在法律作用不到的地方，民俗规范有强大的规范作用。〔10〕民俗规范往往建立在民族成员自觉自愿遵守的基础之上，尽管人们的言谈举止都受到了这类风俗习惯的约束，但人们并没有受束缚的感觉，而是习惯成自然。当然，旧时的某些民俗文化，如家法、族规、宗法、乡规民约，在传统社会中也起着强硬的约束与制裁作用，比如彝族的“习惯法”、苗族的“理词”、侗族的“款词”、瑶族的“石碑话”等，往往还具有法律的威严与制裁功能。
民俗文化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而又隐藏不露的一种社会规范，是一种与儿童生活最贴近、感情最亲近的特殊教育方式，体现了民俗的道德教化功能。民俗的道德教化功能是通过民俗的规范性来达成的，没有民俗的规范性，也就谈不上民俗的道德教化。由于各民族的民俗各异，民俗对儿童的规范性也就不同，其道德教化也会有不同表现。
藏族是讲礼貌、讲礼仪的民族。在藏族家庭中，子女必须孝顺父母，对于父母的话要百依百顺，即使父母有错，也不得违抗、解释，更不得反驳父母。父母和老人回到家时，子女要起身向父母、老人问好，主动帮他们卸下身上携带的东西，帮助脱下鞋、帽，热情上茶斟酒，而且这些举动要彬彬有礼、恭恭敬敬。在藏族家庭中，父母对儿童的影响是在交往中产生的，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将自己的行为习惯、自己掌握的社会规范、自己已有的观念与意识潜移默化地传承给儿童，儿童由此逐渐习得了各种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我们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对于藏族在家庭教育及生活禁忌方面的许多习俗，大部分藏族儿童在平时都能严格遵守，这就为儿童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奠定了基础。藏族的家庭教育往往没有高深的道理，没有具体的操作程序，但在儿童的生活中反复循环进行，不间断地影响着儿童，久而久之，儿童自然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并逐步明白一些做人的道理。
热情友好和尊老爱幼是苗族最基本的利益规范。苗族谚语说：“逢老要尊老，逢小要爱小，老爱小，小爱老，敬老得寿，爱小得福，处处讲礼貌，才成好世道。”这一谚语深刻反映了苗族是一个很讲礼节、很注重道德风尚的民族。和睦共处与平等相待是苗族处世待人的准则。苗族人民把帮助别人看作自己应尽的义务，也把接受别人的帮助看作是一种权利，把个人融入集体。比如建造房子，苗族人民往往你建我帮，我建你帮，甚至出现一家建房全村出动的现象。追求自由和勤劳勇敢是苗族最为突出的品质特征。苗族有勤劳勇敢、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苗族人每到一处，重新开荒种地，自种棉麻，纺纱织布，熔蜡画花，缝绣衣裙，饲养家禽，牧放牲畜，种稻养鱼,等等。这些习俗对苗族儿童来说是必须遵守的，也是最起码的行为准则。时间长了，这种行为准则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儿童的道德行为，并在儿童的头脑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形成儿童内在的道德意识，从而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支配他们的行为。
由此可见，风俗习惯对儿童的道德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并促进了儿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道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三、审美娱乐功能
民俗文化的审美娱乐功能对生养其间的儿童产生潜在的影响，深深影响着儿童对色彩的喜好，对自然的讴歌，对性情的熏陶和对人格的塑造。
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延续的风俗习惯，从儿童出生开始就伴随着他们并影响和陶冶着他们的情操。比如藏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最明显的服饰和居住特色就是色彩鲜艳、装饰奇特，对儿童来说，这些是能够直接感知的，是周围生活中美的象征。这种美的刺激长期伴随着儿童的生活，并不需要成人刻意提醒和教育，儿童自然地感受着色彩、服饰、建筑中的艺术美，进而产生一种积极愉快的情感体验，促进审美能力的发展。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藏族儿童都很喜欢本民族的服饰、住房、饮食。另外，藏族在节日、娱乐、礼仪和文化等方面的风俗习惯，特别是藏族的歌舞，在很大程度上也会使儿童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藏族素有“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之说，这其实也是对藏族儿童艺术能力的概括。藏族儿童从小受藏族节日、娱乐、礼仪和文化的熏陶，逐步锻炼了歌舞技能。藏族风俗习惯对儿童气质、性格和能力的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藏族儿童长期受藏族风俗习惯和文化熏陶，因而在气质和性格上明显地带有藏族特色，如粗犷豪放的性格、“雄鹰”一般的气质，都是对藏族人性格的概括，这与藏族在服饰、娱乐、待人接物以及教育方面的习惯是密切相关的。
苗族歌舞更是一种精神的写照，那悠扬的音乐仿佛天籁之音，空旷而悠远，清新而幽雅，粗犷、奔放的动作给人以力量之美。民族艺术能为儿童提供一种发现美、欣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机会和空间，不仅能陶冶儿童的情操，还能洗涤净化儿童的灵魂。
民族风俗习惯对儿童的教化往往是在无形之中发生的，它对儿童的社会认知、道德发展与行为方式的选择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对儿童获得各种社会知识、道德规范及发展审美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说社会成员的教化是儿童社会化的外部动因，那么儿童个体内化则是社会教化得以实现的内在因素。儿童通过观察学习、认知加工、角色扮演、主观认同和自我强化，内化民族风俗习惯，将其规范并转化为一种行为模式，这一过程体现了儿童社会化的主动性。
民俗是一个民族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的、能吸引人的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演绎着多彩多姿的民间生活情景剧。但是，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知识经济的出现，民俗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冲击。民俗的产生与消失是一种正常现象，某些民俗的消亡也是不可阻挡的。对于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爱之者视其为精神家园，恨之者视其为洪水猛兽。不管爱也好，恨也好，它总是无声无息地影响着我们，熏陶着我们，制约着我们，而且它的影响、熏陶与制约作用还要继续影响我们的后代。这就是民俗的生命力。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认识到：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可能是不变的；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也不可能都是好的，总是良莠不齐的。好的风俗，我们要保存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提倡“良风美俗”，以达到“普科学，美风俗；广教化，正人心”的目的；坏的风俗，我们要改变它，摒弃“陈规陋习”，以达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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