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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与传承范文1
文化与教育互联互动：文化对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和教育制度产生影响，教育具有传递和继承文化、交流和融合文化、选择和更新文化的功能。抛开教育去研究文化传承，文化也无由存在与发展。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文化的传承，除了需要包括专家学者、传人、艺人等各种专业人才参与其中之外，更需要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在基础教育这个文化知识积累的最初环节，更应纳入一定民俗文化的教育内容。
一、儿童需要接受民俗文化传承教育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它民族，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它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承载着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渗透于民俗文化之中。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永恒而无价的精神财富，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关系到国家生存发展的根基，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民俗文化传承教育对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塑造民族性格、开放民族胸怀、提升民族理想，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起着多方面的教育和模塑作用。一个缺乏民俗文化传承的民族，即使有发达的物质文化，都将只会是繁荣的空壳，它没有历史延续的信仰和道德，容易在外来文化的侵蚀中被动改造和重塑。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西方文化仰仗其强大的经济势力，趁我国人民对西方生活的向往和民俗文化教育的薄弱，大行其道，在思想和行为上影响和改变着我国的少年儿童。许多曾经深刻影响我国一代又一代人的民俗文化现象变得越来越模糊，传统民俗节日越来越被人们所漠视甚至被遗忘，不少青少年儿童追逐新潮，迷恋过洋节，感觉春节没有圣诞节重要，月饼没有麦当劳、肯德基好吃。儿童对西方文化的浓厚兴趣越来越使他们离弃自己的民俗文化，盲目追随西方习俗，中国的民俗文化传承堪忧。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少年新，则中国新，少年强，则中国强!”国家的发展不能抛弃未来，只顾昨天和今天的发展。西方文化和现代时尚对我国民俗文化的冲击，以及少年儿童教育中对民俗文化传统的忽视，深刻表明儿童迫切需要用民俗文化滋润心灵、陶冶情操，增强其民族自信意识和精神力量，对儿童进行民俗文化传承教育势在必行。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民族精神，收获整个民族的未来。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我们认为，孩子们什么都可以改变，但他们的民族情感和特征应该永世不变。让孩子们从小接受民俗文化的传承教育，旨在将来他们在闯荡世界时，能对民族、对国家、对家乡更富有深深眷恋和热爱之情，能对民族文化积极认同和无比热爱，能成为富有文化自尊、自信、自豪和自觉的人。
民俗文化是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有关民间生产、生活、文艺、娱乐、礼仪、宗教、信仰等风俗，它由历史沿传而来，又在生活中相传相续，其内涵丰富，外延广泛，作用重大。如吃年夜饭的习俗体现着家庭和睦的精神，清明节的禁火寒食和扫墓体现着尊老敬祖的精神，节日舞狮子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威武雄壮等。我国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积淀下来的丰厚遗产，都蕴涵着深刻的民族精神，对塑造民族性格、凝聚民族情感起着重要作用，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又如我国的民族民间玩具既是民俗文化与育儿科学的奇妙结合，也是人类物质创造与精神生活、家庭伦理与审美追求、文学创作与音乐美术等的奇妙结合，这些都会对儿童成长产生强烈而深远的影响。有鉴于此，成长的孩子需要接受民俗文化传承教育。当然，在对儿童进行民俗文化传承教育时，我们需要对林林总总，无所不及的民俗文化内容有所选择。因为，在民俗文化的通俗形态中有些是对些科学知识和自然现象进行歪曲，自身携带着不科学、不健康甚至于腐朽落后思想的恶习陋俗，这些会降低人们的思想意识水平，导致社会的无序与混乱，我们惟有对此坚决无情地加以批判，精选那些科学的、健康的、有益的、美好的民俗文化内容来教育儿童。
二、儿童易于接受民俗文化传承教育
我国是一个有着丰富多彩、绚丽迷人民俗文化的文明古国。时代的变迁不但没有淡化民俗文化的存在价值，在岁月的变迁中民俗文化在以不同形式渗入现代生活中。过新年，老百姓贴年画、贴对联、放鞭炮，围在一起包饺子、看电视、吃年糕，有的初一就去寺庙叩拜神灵或逛庙会欢度新年。不同的民族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民俗节庆，如汉族的端午节，藏族的旺果节、苗族的祭鼓节、瑶族达努节、彝族的火把节、侗族的花炮节、布依族的龙王节、傣族的泼水节等，各族人民喜欢通过参与或欣赏赛龙舟、赛马、赛歌、泼水等等民俗活动喜庆民俗节日
这些耳濡目染的民俗文化活动贴近儿童的生活，较之于那些比较抽象、枯燥的道德说教，民俗文化强烈的生活性、形象性、实践性和审美愉悦性的表现形式，更适合儿童的生理与心理特点，是在儿童群体中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最易于被接受、最易于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有效形式。如端午节龙舟比赛时，我们借屈原的故事就容易向孩子进行弘扬民族正气和爱国主义教育，过重阳节利用登高和吃重阳花糕等活动就容易向孩子进行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教育，过春节利用拜年的形式就可以使孩子懂得增进友邻和睦相处的处世之道等等。
众所周知，中国民族民间艺术喜用大量龙、凤、狮、虎、鱼和月季、百合、梅兰竹菊等代表力量、权利、健康等美好寓意的象征图形，好以年画、剪纸、泥塑、壁画、雕刻、服饰等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大胆地将纯色与黑白金银混合运用，使得画面色彩饱满，淳厚质朴，富贵吉祥。这种用心和幻想表述真实，注重神像胜似形象的最初始的童化视角及中国式的审美意识，表现出东方文化纯朴稚拙、独具个性的艺术美，符合儿童的审美特点，因而易于被儿童接受。
三、儿童教育有助于民俗文化的传承
儿童教育之所以有助于民俗文化的传承，我们认为有以下原因：
民俗文化与传承范文2
一、从民俗角度保护风水文化
风水文化与风水活动相伴而生，可以上溯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但“风水”作为专一名词的出现却至迟是在晋代才出现。根据先进可考的以风水正是命名的著作，最早是宋以后才问世的《地理观风水歌》、《五姓合诸家风水地理》等，进入元明清之后此类著作问世量较大，多著录于各个朝代史书的艺文志。风水在古代社会的名称并不确定，亦可称为堪舆、术数、相家、地理等。从多种变换的名城中，我们发现“风水”始终是处于前科技的萌芽状态，以民间习见的称呼流传，使得“风水”一学沾染了浓厚的民俗特征。风水文化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表现形态之一，具有下述两个方面的特征：首先，风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关系，它是深入民心、渗透到古人日常生活的具体表现。以中国传统民居作为考察对象，不仅要追求房屋结构合理和建筑安全，还与居住者的精神诉求紧密相关。“气”是中国风水文化的重要命题，无论是堪舆点穴、还是造房立基都讲求“聚气”。“气”的聚集不仅关系到个人命运，也与家族兴衰荣辱密切相关。“风水学家很早就注意到‘气’的重要性。”[3]p108中国的风水先生就是最早的风水学家，他们根据长期的观察所积累的经验将中国的山脉水系进行了分类，以纳阳藏气的理论构筑了“风水宝地”的人居环境，并总结出背山面水、左右环保等简便易行的民间谚语。以“气”作为出发点，将其作为住宅建造、房屋布局、景观设置和环境美化的指导思想，就形成了“藏风聚气”的风水学理论。这一理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沉淀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进而演变成为根深蒂固的民俗。当人们将家居环境与个人和家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就成为具有鲜明中国色彩的文化传统。诸如“前不植榆，后不种桃”的民间谚语不仅是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是追求和谐居住环境的客观诉求。“五四”兴起之后，将风水文化作为封建糟粕彻底抛弃的同时，也遗弃了经由生活积淀形成民俗文化。此类民俗的本质并非是单纯的追求物质财富的获得，更多地寄寓了普通民众对于安居乐业、儿孙满堂的美好生活状态的追求。根据风水文化的不同表现方式加以甄别，分辨不同形式的风水文化和它所孕育的民俗习惯中深厚的文化底蕴，将有助于我们改善生活环境。因此，正确对待风水文化民俗特质，并对已加以保护就显得尤为必要。风水文化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表现形态还体现在风水的功能与价值层面。在否定风水文化的观点中，认为风水文化提倡地鬼神的信仰和住宅选址的苛求不符合现代科学颇具代表性。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孕育风水的话语环境是极为特殊的，生产力水平制约了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的方式，但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渴求家族兴亡的理想又促使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具备一定可信度的占卜和风水上。因此，我们在看待风水文化中围绕选址建宅的一系列理论，更要注意中国人对房屋的态度——房屋居所并不仅仅是遮风避雨的临时场所，它更是融合着物质层面的保暖、居家、聚族的家园，以及追求家族繁荣、人丁兴旺的精神家园。二者具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特殊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物质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精神延伸。因此，视风水文化中讲求选址为封建糟粕的观点并不可取，我们不妨将其视为中国古人复杂信仰体系中的一分子。这种信仰并非将精神慰藉寄托于高高在上的神，而是落脚于最真实的生活实际，中国人在现实中找寻到了心灵的家园。这就成为风水文化倡导的“天人感应”、“阴阳和谐”之间最为重要的现实支撑，不但对风水的追求顺应了人们对居住地的选择，也将中国人对吉凶祸福的预测赋予了文化的涵义。风水不仅具有一整套复杂、精密的理论体系，还是一门展现中国先民认知自然、理解自然和展现自我审美情怀的艺术。它所表达的是人在渴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朴素愿望指引之下，以“藏风聚气”为指导原则构造和谐人居环境的价值体系，具有自然美与人文美相结合的总体特征。
二、风水文化民俗特质的传承
当我们厘清了风水文化的发展历程，也就意味着我们对“风水文化”的内涵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它直接影响到我们处理风水文化的态度不应局限于狭小的保护层面，而是要以博大的胸襟传承风水文化中优秀的民俗特质。在传承风水文化民俗特质的具体操作中，我们需要从自然美、哲学美和艺术美三个层面入手。风水文化作为一种民俗首先表现为“天人合一”的择居理念，它是将人与自然视为和谐统一的整体。“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已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类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5]p35在人类处于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历史阶段，所有的精力都需要用语解决生存问题，无法对外界环境产生美感，当人类通过劳动掌握了自然规律之后，才能改造自然、认识自然和理解自然。中国风水文化正是建筑在这一基础之上，将纯粹的物质追求内化为精神享受。因此，我们继承风水文化的民俗特质手在于挖掘它的自然美，就是要在了解、认识和掌握自然物特征的前提下，将它作为人类生活的构成要素之一来处理。风水文化中“藏风聚气”的理念、“背山面水”的规定和堪舆时对“风水宝地”的祈求，都是渗透了审美追求。继承风水文化就是要继承古人对和谐人居环境的追求，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是从人居环境开始的，从原始的穴居到建筑房屋，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也使自然获得了人性的成分。它给以母亲般的温暖，当中国先民在执行堪舆之术时，千百年积淀在内心深处的共同意识被唤醒，并演绎成为特定的审美心理结构，成为中国风水文化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柱。中国风水文化的哲学基础是老庄哲学，它始终关注于超越有限的生命长度，获得人与自然的统一。尽管老庄哲学和道家哲学在追求生命长度的方式上存在着偏差，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庄子》倡导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中领悟到风水文化的契合点。老庄是将“气”作为生命的本源，而风水理论也是追求“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将内在的“气”与外在的“形”结合起来，以追求形气相应对根本目标，不但可以获得生命长度的延展，还能够将现实的生命与家族的兴旺发达统一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气”不仅具有哲学认知的价值，同时也是中国风水文化最为重要的特质。20世纪以来受西方科技文明的影响，我们对不可掌控、虚无缥缈的“气”感到无法理解，甚至将其界定为伪科学进行批判。这就成为中国风水文化在近代社会遭遇发展瓶颈的关键因素，从而割裂了风水文化传承千年的发展史。理解风水文化不能从现代科学的思维模式出发，而是将其置放于特定历史背景的文化语境中，通过还原历史语境和中国文化的本质才能真正理解先民们创造某一思想的真实动机。风水不仅从老庄哲学获得了对生命之美的关照，还将其落实到社会生活中的人伦之美，也就为其与儒家思想的对接提供了理论基础。孔子有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论断，是将自然环境拟人化，并赋予其人的品德。孔子从山水之美中获得的不仅是视觉层面的审美享受，还将其延伸至人的品行和才智，表现出山水与人相爱的仁爱。在当代社会的文化语境中，风水文化的民俗特征还可以通过艺术美得到呈现，它是最为具体、最为直接的民俗成分。在具体的风水活动中，风水师直接面对的客观对象是自然环境，他的工作就是努力在自然环境与人的行为或创造物之间构筑和谐关系，在给予人审美愉悦的同时，将自然之美与人的居住条件统一起来。我们可以在任何一种流派的风水学说中发现形式美的元素，就是强调人类的行为和自然环境要保持高度的统一。结语风水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它曾遭受不公正地待遇，应该得到纠正。理性面对风水文化就是理性面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深入人心的文化瑰宝，风水文化浸润到生活中最直接的产物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民俗”，保护风水文化要保护风水文化孕育的民俗入手、传承风水文化也要从传承这些民俗开始。
作者：李明月 单位：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民俗文化与传承范文3
关键词：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 传承 发展
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是陕西具有代表性民俗文化特征的民间美术品，它们通过民俗文化活动与百姓的生活和精神需要紧密相连。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的生产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六百年。近些年彩绘泥塑与木版年画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曾经存在于下层民众中的民间艺术得到政府的支持与资助。民间艺术长期生存于中国广大的乡村这片文化土壤，成为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今日。
一、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的传承
（一）凤翔木版年画的传承
年画的生产与民俗需求紧密相关，贴门画的习俗历史悠久，专家考证木版年画的定性与蓬勃发展在宋代，古代文献典籍中也多有记载，《梦粱录》与《武林旧事》中就记述有北宋时民间流行钟馗、财马、门神、桃符的民间年画。明代年画再次兴盛，从现存的明代年画实物资料看，无论题材内容、刻绘技法还是艺术风格都十分多样，样式也趋于定式，许多题材与后世相差无几，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陕西凤翔的木版年画均是从明代开始兴起的。
凤翔木版年画的主要产地在凤翔城东南――南肖里村，村中邰姓的“祖案”记述，明朝正德年间南肖里村已有邰姓艺人从事木版年画的生产，在清代的康乾时期，生产已具规模，除了个体的生产外，还出现了集体合作的生产作坊。工艺以印刷与手绘结合（线稿印刷手绘施彩）。到了嘉庆、道光年间艺人学习外地先进的年画印刷技术改进生产，线稿与施彩工序全部套版印刷。年俗的大量需求使生产规模逐渐增大，产地除南肖里村外还扩展到北肖里村与陈村，三个村从事年画生产的有三十多户，规模化的作坊五六家，销售逐步扩展到西北地区。较大规模的作坊，当地人称为“画局”。繁荣时期画局有十多家，其中世兴画局、忠兴画局、复盛画局名声较大。画局将字号刻在印版之上，类似于厂标，通过销售宣传以扩大知名度。生产规模的扩大，促使画局在年画的生产分工上更加细致，有经济实力的画局专门聘请当地知名艺人画匠来设计画稿，刻板、印刷等环节各有专人负责，规模化的生产自然带来成本的降低，专业化的分工同时带来质量的提高，这都增强了市场的竞争力，良好的声誉使凤翔木版年画成为西北地区颇有影响的民间艺术品。清末民初年间，木版年画的生产达到繁盛，这一时期凤翔木版年画的年产量合计在四百多万张，而世兴画局年画的生产量占到了全县总产量的一半，年画品种多样，有了名牌产品“金三裁”年画。产品销往陕、甘、宁、青及河南等地，真正创出品牌的知名度。
年画是春节很普遍的一种民俗消费品，在丰年几乎家家张贴。从年画的种类看门神等“六神画”的生产量就占到一半以上，这也是为了适应民俗市场的需求。木版年画因为民俗生活的普遍需要而大批量生产，形成规模，趋于半专业化，与很多还处于业余、自娱阶段的其他民间美术生产比较，它在生产的规模和文化影响方面都较大。
（二）凤翔彩绘泥塑的传承
凤翔彩绘泥塑的生产以六营村胡姓家族为主，制作技艺作为传统的家族手艺代代相传，关于凤翔泥塑的产生有这样的传说。元末明初时期朱元璋军队屯扎于凤翔此地，时间长了军士转为地方居民，军中有一些来自江西具有陶瓷制作手艺的人利用当地黏性很强的观音土（俗称板板土）和泥捏塑，制模做偶、施加彩绘，然后到各大庙会出售。当地老乡购泥塑置于家中，因风俗而用于祈子、护生、辟邪、镇宅、纳福。“六营”村名似乎可以从这一面佐证。
泥塑生产仍延续了手工生产方式，其民俗文化内涵以一种集体民俗意识被继承。彩绘泥塑是普通百姓创造的艺术品，同时他们也是欣赏者和消费者，彩绘泥塑出现在许多民俗礼仪之中，与当地的民俗活动紧密相连。彩绘泥塑因为这种民俗活动的需求拥有了消费市场。在六营村就留传有这样的谚语：“宁舍二亩田，不舍灵山、周公会。”民俗生活的需要是彩绘泥塑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一直以来彩绘泥塑的生产与民俗生活都紧密相关。灵山求子的泥娃娃，孩子满月亲友送来的保佑平安成长的坐虎，老人寿诞贺寿的泥虎，以及春节屋内悬挂的驱瘟辟邪的挂虎，背后都有它丰厚的民俗文化内涵。
泥塑虎悬挂于家中镇宅、驱邪，作为保护神加以膜拜，产生于民间艺术与原始艺术共有的原发性与复功用性特征，源于远古的虎图腾崇拜。在中华民族中影响深广的“虎、龙、凤、蛙”等形象都具有图腾的性质。历史学家考证虎是生活在西北地区以狩猎为主的古羌戎族图腾，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发展，崇虎的文化意识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观念。“泥耍活”是对彩绘泥塑的俗称，但当我们观察后会发现“凤翔彩绘泥塑中的挂虎、坐虎无论从材料还是型制上看，都不适合孩子来把玩翻弄，而更适合于恭敬严肃地悬挂或高置案厨之上，就人来说是表现出一种供奉的态度，就物而言则处于一种君临居室环境的地位。就形象而言，它又是在狞恶凶猛的大轮廓骨架中以细小填充的纹样和色彩给予柔化、生活化”。［1］在凤翔及邻近地区一带农村，孩子们过满月或生日时，外婆或娘舅把这种泥活作为礼品送到孩子家中，它的意义与其说是给孩子玩耍，不如说是为了给新生的小生命驱恶辟邪，充当镇宅守魂的神灵瑞兽。彩绘泥塑作为原始文化的嫡传，显现出生命繁荣的审美理想。
二、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的发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各地的民间民俗文化活动开始复苏，而融入民俗的各种民间艺术也渐渐恢复，在八十年代中期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特别受到美术界专家的关注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声名鹊起。但由于经济的市场化转型，手工生产的民间美术品逐渐被大机器生产的竞争挤出市场。另外，民间美术“土”的特色，也使逐渐追求时尚喜好的人们渐渐将它们淡忘。凤翔木板年画与彩绘泥塑也经历了沉浮起落，在当下生存下来并继续发展。
（一）凤翔木版年画的发展
改革开放使曾经的传统文化禁锢得到解放，春节贴门神的风俗习惯逐步恢复，八十年代初期南肖里村有多个家庭生产年画，在此基础上艺人们成立了凤怡年画研究会，为年画的恢复与继续发展发挥了作用。但随着机器印刷的年画商品在市场的出现，具有印刷成本低廉、色彩耐久等优势的机器印刷品强烈地冲击了木版年画原有的市场地位，手工生产的木版年画市场很快被挤压，以民间艺人一己之力，无法挽救和阻挡木版年画在市场竞争中的颓势和逐渐在大众消费市场消失的趋势。行业也不得不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寻求新的出路。
年画艺人邰立平的经验对今天非物质文化保护是有益的参考，他是年画老字号世兴画局的传人，在面对困局时，他仍坚持个体手工生产，优化工艺，提升质量，将木版年画的品种开发与传统种类挖掘整理结合起来。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他整理印制了《凤翔木版年画选》三卷，保护了传统年画。他将木版年画展览搬到各大美术院校，在全国各地、海外交流推广，赢得了声誉。经过多年的努力，邰立平已是凤翔木板年画行业的佼佼者，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翔木版年画主要传承人。虽然木版年画失去了大众的春节年画市场，但木版年画艺术层次的提升使其价格升了数十倍。本只从事年画手工生产作为艺人的邰立平却承担了多种角色，他不仅从事年画生产，而且进行组织管理、整理、研究对外交流的多种工作，他将抢救保护传统遗产工作视为己任，具有一种献身精神，他的技艺水平和多方面能力在其他艺人身上很难复制。这样高质量的个体手工生产使得目前生产方式更加显得精英化，也成为民间艺术在现代社会生存的一种模式。
（二）凤翔彩绘泥塑的发展
凤翔彩绘泥塑生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恢复得到文化部门的支持，彩绘泥塑作品进京并在美术馆展出，美术界的专家学者对其艺术价值也给予很高评价。艺人们还跟随文化艺术交流团到国外献艺办展，这些都促进了彩绘泥塑的生产，产品还由工艺美术公司代销，以老艺人胡深为代表六营村多家农户从事这种副业生产。但随着民俗热的逐渐降温，泥塑生产并未持续兴盛。
新世纪之初，人们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物质便利的同时，也注重起精神消费，开始思考和重新认识包括民俗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时彩绘泥塑得到了一个大的机遇，2002年、2003年泥塑马、泥塑羊登上了中国邮政发行的生肖邮票，使凤翔彩绘泥塑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当地政府也将民间艺术作为一张地方文化名片在政策上加以扶持。伴随着生产订单的源源涌入，六营村家家户户开始彩绘泥塑的生产，生产的一拥而上，在短时期也出现了市场的恶性竞争，几年的市场沉浮之后彩绘泥塑的生产有了多样形式，近年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和一村一品战略的实施，彩绘泥塑成为了一种标志性的品牌产业，现在泥塑生产的形式趋于多样化，有以老艺人胡深为代表的家庭式生产，也有青年艺人胡新民创建的大规模的民间美术生产的文化企业。因为知名度与文化需求而带来了大量订单生产，使彩绘泥塑以一种良性的竞争方式发展。
市场的需要影响了彩绘泥塑的生产。年俗产品成为彩绘泥塑产品的主流，即以生肖泥塑为主，就如老艺人胡深谈道：“什么年（生肖）生产什么，什么需要生产什么。”市场的需求决定了泥塑生产品种，但也使彩绘泥塑的图案造型传统发生了微妙变化。传统的泥塑挂虎最具凤翔彩绘泥塑的代表性，原本具有丰富内涵的民俗文化图案渐渐向简化、视觉装饰化发展，现在的泥塑产品更加美化，易于大众接受，但似乎少了乡土民俗的味道。孩子百天送泥虎，护佑健康成长的保护神的民俗性质已经逐渐地褪去，而更加大众娱乐化，使其成为既带有民间艺术特征又具有现代视觉装饰性的民间工艺品。
从非物质文化的角度看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我们关注了它们在当下的生产情况与艺人的出路，“非物质文化形态的鲜活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存的具体体现。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只是保存物质化的‘遗产’或收藏遗产化的‘文物’，其根本要旨是使传统文化形态能够‘生活’在当代，成为当代社会生态系统的实际构成”。［2］民间艺术反映民俗文化，是民俗文化的有形载体，民间美术融入百姓的民俗生活，民俗与民族精神关联。在新时期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使得民间艺术的身份更加微妙，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以其各自不同的生产方式为民俗文化产业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例证。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民间艺术不是“文物”，它是文化，而且与我们的生活相关联，只有自然地融于我们的生活中，才能良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宁宇.中国西部民间美术论［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179.
［2］彭迪.建言民间美术的活态保护［J］.美术观察，2007，（11）.
民俗文化与传承范文4
论文摘要： 随着国家的转型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传统民俗文化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发展的机遇。本文通过对凤翔木板年画和彩绘泥塑手工生产的研究，为宝鸡地区的民俗文化产业传承和发展提供参考价值，探索民俗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得到持续的发展的途径。
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是陕西具有代表性民俗文化特征的民间美术品，它们通过民俗文化活动与百姓的生活和精神需要紧密相连。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的生产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六百年。近些年彩绘泥塑与木版年画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曾经存在于下层民众中的民间艺术得到政府的支持与资助。民间艺术长期生存于中国广大的乡村这片文化土壤，成为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今日。
一、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的传承
（一）凤翔木版年画的传承
年画的生产与民俗需求紧密相关，贴门画的习俗历史悠久，专家考证木版年画的定性与蓬勃发展在宋代，古代文献典籍中也多有记载，《梦粱录》与《武林旧事》中就记述有北宋时民间流行钟馗、财马、门神、桃符的民间年画。明代年画再次兴盛，从现存的明代年画实物资料看，无论题材内容、刻绘技法还是艺术风格都十分多样，样式也趋于定式，许多题材与后世相差无几，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陕西凤翔的木版年画均是从明代开始兴起的。
凤翔木版年画的主要产地在凤翔城东南——南肖里村，村中邰姓的“祖案”记述，明朝正德年间南肖里村已有邰姓艺人从事木版年画的生产，在清代的康乾时期，生产已具规模，除了个体的生产外，还出现了集体合作的生产作坊。工艺以印刷与手绘结合（线稿印刷手绘施彩）。到了嘉庆、道光年间艺人学习外地先进的年画印刷技术改进生产，线稿与施彩工序全部套版印刷。年俗的大量需求使生产规模逐渐增大，产地除南肖里村外还扩展到北肖里村与陈村，三个村从事年画生产的有三十多户，规模化的作坊五六家，销售逐步扩展到西北地区。较大规模的作坊，当地人称为“画局”。繁荣时期画局有十多家，其中世兴画局、忠兴画局、复盛画局名声较大。画局将字号刻在印版之上，类似于厂标，通过销售宣传以扩大知名度。生产规模的扩大，促使画局在年画的生产分工上更加细致，有经济实力的画局专门聘请当地知名艺人画匠来设计画稿，刻板、印刷等环节各有专人负责，规模化的生产自然带来成本的降低，专业化的分工同时带来质量的提高，这都增强了市场的竞争力，良好的声誉使凤翔木版年画成为西北地区颇有影响的民间艺术品。清末民初年间，木版年画的生产达到繁盛，这一时期凤翔木版年画的年产量合计在四百多万张，而世兴画局年画的生产量占到了全县总产量的一半，年画品种多样，有了名牌产品“金三裁”年画。产品销往陕、甘、宁、青及河南等地，真正创出品牌的知名度。
年画是春节很普遍的一种民俗消费品，在丰年几乎家家张贴。从年画的种类看门神等“六神画”的生产量就占到一半以上，这也是为了适应民俗市场的需求。木版年画因为民俗生活的普遍需要而大批量生产，形成规模，趋于半专业化，与很多还处于业余、自娱阶段的其他民间美术生产比较，它在生产的规模和文化影响方面都较大。
（二）凤翔彩绘泥塑的传承
凤翔彩绘泥塑的生产以六营村胡姓家族为主，制作技艺作为传统的家族手艺代代相传，关于凤翔泥塑的产生有这样的传说。元末明初时期朱元璋军队屯扎于凤翔此地，时间长了军士转为地方居民，军中有一些来自江西具有陶瓷制作手艺的人利用当地黏性很强的观音土（俗称板板土）和泥捏塑，制模做偶、施加彩绘，然后到各大庙会出售。当地老乡购泥塑置于家中，因风俗而用于祈子、护生、辟邪、镇宅、纳福。“六营”村名似乎可以从这一面佐证。
泥塑生产仍延续了手工生产方式，其民俗文化内涵以一种集体民俗意识被继承。彩绘泥塑是普通百姓创造的艺术品，同时他们也是欣赏者和消费者，彩绘泥塑出现在许多民俗礼仪之中，与当地的民俗活动紧密相连。彩绘泥塑因为这种民俗活动的需求拥有了消费市场。在六营村就留传有这样的谚语：“宁舍二亩田，不舍灵山、周公会。”民俗生活的需要是彩绘泥塑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一直以来彩绘泥塑的生产与民俗生活都紧密相关。灵山求子的泥娃娃，孩子满月亲友送来的保佑平安成长的坐虎，老人寿诞贺寿的泥虎，以及春节屋内悬挂的驱瘟辟邪的挂虎，背后都有它丰厚的民俗文化内涵。
泥塑虎悬挂于家中镇宅、驱邪，作为保护神加以膜拜，产生于民间艺术与原始艺术共有的原发性与复功用性特征，源于远古的虎图腾崇拜。在中华民族中影响深广的“虎、龙、凤、蛙”等形象都具有图腾的性质。历史学家考证虎是生活在西北地区以狩猎为主的古羌戎族图腾，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发展，崇虎的文化意识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观念。“泥耍活”是对彩绘泥塑的俗称，但当我们观察后会发现“凤翔彩绘泥塑中的挂虎、坐虎无论从材料还是型制上看，都不适合孩子来把玩翻弄，而更适合于恭敬
严肃地悬挂或高置案厨之上，就人来说是表现出一种供奉的态度，就物而言则处于一种君临居室环境的地位。就形象而言，它又是在狞恶凶猛的大轮廓骨架中以细小填充的纹样和色彩给予柔化、生活化”。［1］在凤翔及邻近地区一带农村，孩子们过满月或生日时，外婆或娘舅把这种泥活作为礼品送到孩子家中，它的意义与其说是给孩子玩耍，不如说是为了给新生的小生命驱恶辟邪，充当镇宅守魂的神灵瑞兽。彩绘泥塑作为原始文化的嫡传，显现出生命繁荣的审美理想。
二、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的发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各地的民间民俗文化活动开始复苏，而融入民俗的各种民间艺术也渐渐恢复，在八十年代中期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特别受到美术界专家的关注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声名鹊起。但由于经济的市场化转型，手工生产的民间美术品逐渐被大机器生产的竞争挤出市场。另外，民间美术“土”的特色，也使逐渐追求时尚喜好的人们渐渐将它们淡忘。凤翔木板年画与彩绘泥塑也经历了沉浮起落，在当下生存下来并继续发展。
（一）凤翔木版年画的发展
改革开放使曾经的传统文化禁锢得到解放，春节贴门神的风俗习惯逐步恢复，八十年代初期南肖里村有多个家庭生产年画，在此基础上艺人们成立了凤怡年画研究会，为年画的恢复与继续发展发挥了作用。但随着机器印刷的年画商品在市场的出现，具有印刷成本低廉、色彩耐久等优势的机器印刷品强烈地冲击了木版年画原有的市场地位，手工生产的木版年画市场很快被挤压，以民间艺人一己之力，无法挽救和阻挡木版年画在市场竞争中的颓势和逐渐在大众消费市场消失的趋势。行业也不得不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寻求新的出路。
年画艺人邰立平的经验对今天非物质文化保护是有益的参考，他是年画老字号世兴画局的传人，在面对困局时，他仍坚持个体手工生产，优化工艺，提升质量，将木版年画的品种开发与传统种类挖掘整理结合起来。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他整理印制了《凤翔木版年画选》三卷，保护了传统年画。他将木版年画展览搬到各大美术院校，在全国各地、海外交流推广，赢得了声誉。经过多年的努力，邰立平已是凤翔木板年画行业的佼佼者，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翔木版年画主要传承人。虽然木版年画失去了大众的春节年画市场，但木版年画艺术层次的提升使其价格升了数十倍。本只从事年画手工生产作为艺人的邰立平却承担了多种角色，他不仅从事年画生产，而且进行组织管理、整理、研究对外交流的多种工作，他将抢救保护传统遗产工作视为己任，具有一种献身精神，他的技艺水平和多方面能力在其他艺人身上很难复制。这样高质量的个体手工生产使得目前生产方式更加显得精英化，也成为民间艺术在现代社会生存的一种模式。
（二）凤翔彩绘泥塑的发展
凤翔彩绘泥塑生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恢复得到文化部门的支持，彩绘泥塑作品进京并在美术馆展出，美术界的专家学者对其艺术价值也给予很高评价。艺人们还跟随文化艺术交流团到国外献艺办展，这些都促进了彩绘泥塑的生产，产品还由工艺美术公司代销，以老艺人胡深为代表六营村多家农户从事这种副业生产。但随着民俗热的逐渐降温，泥塑生产并未持续兴盛。
新世纪之初，人们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物质便利的同时，也注重起精神消费，开始思考和重新认识包括民俗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时彩绘泥塑得到了一个大的机遇，2002年、2003年泥塑马、泥塑羊登上了中国邮政发行的生肖邮票，使凤翔彩绘泥塑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当地政府也将民间艺术作为一张地方文化名片在政策上加以扶持。伴随着生产订单的源源涌入，六营村家家户户开始彩绘泥塑的生产，生产的一拥而上，在短时期也出现了市场的恶性竞争，几年的市场沉浮之后彩绘泥塑的生产有了多样形式，近年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和一村一品战略的实施，彩绘泥塑成为了一种标志性的品牌产业，现在泥塑生产的形式趋于多样化，有以老艺人胡深为代表的家庭式生产，也有青年艺人胡新民创建的大规模的民间美术生产的文化企业。因为知名度与文化需求而带来了大量订单生产，使彩绘泥塑以一种良性的竞争方式发展。
市场的需要影响了彩绘泥塑的生产。年俗产品成为彩绘泥塑产品的主流，即以生肖泥塑为主，就如老艺人胡深谈道：“什么年（生肖）生产什么，什么需要生产什么。”市场的需求决定了泥塑生产品种，但也使彩绘泥塑的图案造型传统发生了微妙变化。传统的泥塑挂虎最具凤翔彩绘泥塑的代表性，原本具有丰富内涵的民俗文化图案渐渐向简化、视觉装饰化发展，现在的泥塑产品更加美化，易于大众接受，但似乎少了乡土民俗的味道。孩子百天送泥虎，护佑健康成长的保护神的民俗性质已经逐渐地褪去，而更加大众娱乐化，使其成为既带有民间艺术特征又具有现代视觉装饰性的民间工艺品。
从非物质文化的角度看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我们关注了它们在当下的生产情况与艺人的出路，“非物质文化形态的鲜活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存的具体体现。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只是保存物质化的‘遗产’或收藏遗产化的‘文物’，其根本要旨是使传统文化形态能够‘生活’在当代，成为当代社会生态系统的实际构成”。［2］民间艺术反映民俗文化，是民俗文化的有形载体，民间美术融入百姓的民俗生活，民俗与民族精神关联。在新时期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使得民间艺术的身份更加微妙，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以其各自不同的生产方式为民俗文化产业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例证。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民间艺术不是“文物”，它是文化，而且与我们的生活相关联，只有自然地融于我们的生活中，才能良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宁宇.中国西部民间美术论［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179.
民俗文化与传承范文5
一、民俗文化资源在旅游发展中的地位作用
（一）民俗文化自身蕴含丰富的旅游资源，地位重要而且不可替代
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尤其是各少数民族都具有各自的生活方式、餐饮文化、民族服饰、建筑风格、人文景观、劳作方式、文艺形式、风俗人情、民族工艺等，这些独特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不可替代性等特点成就了其基础性的垄断性地位，形成地区独特的旅游吸引力。
（二）民俗文化自身具有独特的魅力吸引，能满足旅游者多种需求
有形的民俗服饰、建筑、工艺品等自然流露出的质朴之美能给游客纯真的审美感受；传统的民族节庆如达斡尔族的库木勒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壮族的“三月歌圩”等民族活动能够使游客参与互动，满足娱乐需求；到民族聚居地参与体验民俗生活、了解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更能增加相互理解，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民俗文化资源能促进特色旅游发展，关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依托民俗文化资源优势开展特色旅游能使民俗文化资源的挖掘、研究、开发、宣传等工作得到空前的重视，有利于民俗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扩大地区影响力。同时，民俗文化特色旅游的发展也能带动其他产业链发展，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增加财政税收，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二、借助民俗文化资源优势发展民俗文化特色旅游的策略
（一）加强对地方民俗文化的挖掘与研究，凸显民俗文化资源魅力
地方政府和旅游经营者都要对弘扬民俗文化引起足够重视，充分发挥历史学家、文化学者、民俗传人、文艺团体、文化研发机构的优势和作用，鼓励、引导、支持全社会参与对地方民俗文化资源的普查、挖掘和研究，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让濒临毁灭、失传的有型的民俗建筑景观得到及时修缮翻建，让无形的民俗文化重放异彩。要对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重点研究，深入挖掘，通过文字、声音、影像、艺术表演、专题展览等形式加大展示力度，让更多的游客对民俗文化有更深入详实的了解，凸显民俗文化资源的魅力。
（二）不断丰富民俗文化旅游形式和内涵，重视民俗文化旅游互动
要研究游客心理，通过多种形式让游客满足求知、求新、猎奇、休闲、审美、娱乐等多重需求，让游客眼有所看、耳有所闻、脑有所思、心所有得。民俗文化融入静态的参观游览，更要融入愉悦的互动体验，提高旅游的趣味性和参与性。要加强博物馆、展示厅、陈列室、民俗风情园建设，让特色民俗文化内涵得到完整展示。同时，更要加强旅游项目的娱乐性与互动性，让游客能够以愉悦的心情和放松的心态参与到活动中，让他们通过身临其境体验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活动中感受中华文化的辉煌灿烂与博大精深。
（三）加强对地方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谨防民俗文化异化同化
“原汁原味”才是民俗文化魅力所在，一旦失去地域性和民族性等特点，民俗文化也就失去了吸引力，必须加强保护，谨防受到其他思想和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而产生异化或同化。旅游地要注重对民俗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加强对濒临消失、异化的民俗文化的再现，宣传民俗文化的价值所在，增强旅游地居民的自豪感，能理性看待外来影响而不盲目效仿。政府相关部门要为民俗文化传承和发展提供平台和条件，让民俗文化得到巩固和加强。加大对外宣传，提高游客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和不良影响。
（四）加强民俗文化与其他旅游项目融合，创造机会宣传民俗文化
作为文化资源，民俗文化的展示可以突破地域和场地，为民俗文化的宣传、发展和传承提供了条件。在民俗文化发源地或民族聚居地，通过民俗旅游专线或主题游将民俗文化与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文物古迹等有机整合一定能吸引更多游客。另外，还可以将民俗文化与其他旅游项目建设有机整合，在国内外大型旅游景区、重要旅游城市开辟民俗文化旅游专区，将民俗歌舞表演、建筑艺术，餐饮文化、服装展示、特色娱乐项目、民俗工艺品加工等进行综合开发和集中展示，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机会感受民俗文化魅力。
（五）加强对地方民俗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打造民俗文化旅游精品
民俗文化与传承范文6
关键词：恩施州；新型城镇化；民俗文化；关系
恩施州是多民族居住地，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等29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4%。近年来，恩施州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2015年年末，城镇化率达到40.0%。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也是一个民俗文化开发与保护的过程，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有助于促进民俗文化的融合，但与此同时民俗文化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民俗文化同化与变异现象、民俗文化资源流失等；另一方面科学合理地民俗文化的开发与保护也能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精神动力和经济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大背景下，理清民族文化与城镇化建设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有助于二者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的策略，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为从根本上改变武陵山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农民“进城上楼”的文化（观念、习惯、认知等）不适应、甚至抵制而导致的建设速度慢、水平低，政府出力不讨好、百姓受用不受益的尴尬现状，促进该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健康和谐发展提供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城镇化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相互促进
李月敏，李卫东在指出民俗文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时，他们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重要内容必须与民俗文化双向发展，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必须始终与城镇化建设相一致。李枝秀认为城镇文化建设是城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认为城镇文化建设不仅是城镇化的内在要求，而且作为城镇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能推动城镇化发展。恩施是土家族与苗族聚集地，其丰富的民俗文化使城镇化建设富有民族特色。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使民俗文化得到继承与发扬，如龙船调、土家摆手舞等使恩施旅游业更具吸引力与竞争力。另一个成功典范是恩施女儿城，恩施女儿城是一个以民俗文化为主题，突出仿古与吊脚楼相结合，完美的体现土家民风民俗的新近打造的“新城”。自2012年开业以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集商贸、旅游休闲于一体的AAAA级民俗文化城。
（二）相互制约
在建设城镇化的过程中，难免会对民俗文化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恩施傩戏的商业化、哭嫁逐渐消失等，造成城镇化建设形式单一，缺乏民俗文化的润色。另一方面，城镇化过程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不适应，出现“人在楼中，心在乡间”、“生活市民化，行为农民化”的文化不协调，影响了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
二、恩施州城镇建设化现状
十二五以来，恩施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力度不断加大，相继实施了一批城镇建设重点项目，城市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城镇功能更加完善，“一主两副”中心地位更加突出。建始、巴东、宣恩、咸丰、鹤峰新城区建设步伐加快，城镇化率由30.5%增加到40%，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
三、恩施州民俗文化发展现状
（一）恩施州民俗文化资源
历史人文景观丰富，现有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8处、省级57处、州级45处、县级176处。传统音乐及舞蹈数量繁多，全州有传统音乐84项，传统舞蹈68个，数目在17类项目中分别居第二位、第四位，并且传统舞蹈土家摆手舞、肉连响、龙船调等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有85个，传统美术33个，分布于恩施州8个县市。民间戏曲、民间文学种类繁多，反应这当地民俗文化传统，形成少数名族地区独特的文化氛围。
（二）民俗文化发展现状
总体上讲，恩施州民俗文化的开发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开发程度较浅、利用效果低下、传播范围较小，大部分民俗文化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恩施州的民俗文化资源相当丰厚，且主要表现为婚嫁文化、丧葬文化、礼仪文化、民族体育文化等，还存在其它较为独特的习俗。随着国家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重视，恩施州的民俗文化逐渐在保护的前提下得到进一步开发与发展。呈现出来的良好势头不仅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支持，还少不了群众的支持与拥护。
（三）城镇化进程中民俗文化开发与保护暴露出的问题
1.急于求成，商业化严重
在开发民俗文化过程中，一方面没有注意到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另一方面只是一味的追求商业利益，缺乏全面合理的布局，出现了民俗文化发展畸形成长的现象。如土家族的哭嫁现在农村嫁娶时很少举行，传统的文化意识淡薄，很少能够继承下来，但屡屡出现在各大表演舞台上。
2.土地纠纷严重，人口流动速度过快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城镇化的推进，使得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造成城镇人口压力过大，城镇基础供应能力不足；再者，开发商为追求经济利益，强行征占农民土地，造成了原始乡村的城市化速度加快，破坏了其原有的文化底蕴。
3.民俗文化保护意识淡薄，自觉性较差
就教育而言，并没有与城镇化建设保持一致的速度，造成了人们对民俗文化保护意识的淡薄，缺乏主动保护民俗文化的观念。就恩施州的旅游行为观念而言，存在许多不文明的旅游行为，间接性的对民俗文化造成了阶段性的破坏。
四、加强民俗文化开发与保护，促进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
（一）提高民俗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认知与认同
恩施州的民俗文化意识整体较强，民俗氛围较浓厚，但依然需要加强民俗文化的引导。如现在的大众对当地传统文化节日的意识受到西方文化的外来冲击，其民俗文化意识日渐淡薄。就恩施州的土家语言而言，鲜有人士能够继续传承与发扬。因此，必须加强人们对其民俗文化认知度与认同度。
认知是实施民俗文化发展战略的前提。因此政府要加强文化引导，通过文化宣传、举办的大型民俗文化节日、民俗文化读书日等形式来增强民俗文化的吸引力，使传统民俗文化逐渐深入人心。学生是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加强教育对学生的民俗文化意识的熏陶，培养学生继承和发扬民俗文化的意识，扩大民俗文化的群体力量是大势所趋。
（二）加强民俗文化保护和传承地宣传与推介
强势打出“仙居恩施”、“世界硒都”、“巴楚胜地”、“天下第一女儿城”等口号。凸显恩施州淳朴的民俗民风与怡人的生态环境；凸显恩施优美的自然环境与悠久的巴蜀荆楚人文特色和谐统一的文化内涵；凸显悠久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交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果。通过宣传与推介，既可以让当地民众对本地民俗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又可以让外界了解、熟悉巴楚文化，进而使把巴楚文化得到更大程度上的保护和传承。
（三）注重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国务院在2012年12月正式出台《中原经济区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历史街区保护，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建设一批特色文化街区。”这一理念，这为新型城镇化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我们就要充分研究透上级政策，结合恩施州本地实际情况，以“扬弃”的态度，把产生在农业文明里的传统文化，进行发掘、传承和保护。
（四）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要严格执行《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切实做好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和发扬。合理规划、有序布局，针对有价值的文化村落、旧居，首先必须向文物部门报告，听取其意见，不得因眼前利益而随意开发。对于部分保存现状较好、文化内涵深厚的部分村庄，引入开发企业，实施复原复建，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文化优势，实现文化遗产的开发性保护，使新型农村社区走上真正的科学健康发展之路。
（五）健全完备的基础文化设施
文化设施建设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是文化活动的前提条件。毕竟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不是简单的盖高楼、修马路、建文化中心，而是要把教育设施、体育设施等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立完备，一步到位，这样才能在提高当地.民众文化素质的同时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对文化基础设施的管理，一方面要明确部门的相关责任并建立健全责任制度，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民间文艺社团的作用，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托管公共文化设施或加入到其日常管理中去，加强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形成文化设施管理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李月敏，李卫东.城镇化建设中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J].开发研究，2015（03）：137-140.
[2]李枝秀.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乡愁符号”的保护与传承[J].江西社会科学，2104（09）：254-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