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论文范文1
解决学生的意见分歧。学生对同一问题看法不一致，这在语文课堂上是最为常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常会针对一个话题据理力争，各抒己见，课堂气氛热烈。每遇此况，我都注意认真揣摩他们意见的缘由和思想，去发现他们的“之所以然”，以便对症下药。例如分析“临事而迷”这一成语的词性及关系时，学生比较集中的看法有四种：偏正式动词短词、并列式动词短词、偏正式形容词短词、并列式形容词短词。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我只是把四个答案板书黑板上，不急着公布谁是谁非，因为留着悬念倒有利于诱发学生积极展开思考。我首先让他们弄清“临事而迷”的意思，这里关键是弄清“迷”是何义。“迷”是“迷惑、糊涂”的意思，它一般不能带宾语，同时能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反映了形容词的词性特点。进而我又组织学生回顾偏正与并列两种关系的特点，加以比较区别。通过多层次多方位的比较辨析，教师未下判定，学生却已经找到了正确认识，一致认定“临事而迷”是偏正式形容词短语。得出正确答案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结束，我还要让学生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或为什么错，从而掌握在课堂上已经演绎过的有效的解题方法。学生通过对一个问题的训练，不仅弥补了有关知识的缺漏，还纠正了以往解题的错误思维方式，从而提高了分析能力。
解决师生之间的意见分歧。在语文教学中应做到师生平等。我经常向学生宣传做学问应该不“唯书”，不“唯上”而“唯理”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认为做学问除了要谦虚外，还要有破除迷信，敢于怀疑，勇于向权威挑战的信心和勇气。学生倘若养成勤思考、常比较、敢质疑的习惯，那么不仅能克服死读书的僵化局面，还有助于他们积极开动脑筋，主动自觉辨清问题的是非，提高自学能力。这有助于教学相长，师生双方同步提高，真正起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积极作用。另外，给学生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让他们与教师开展学术争论，并不影响教师威信，反而会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使学生更亲近教师，信任教师，这无疑为“情感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剂，调动了学生学习语文的极大兴趣。师生分歧意见的比较，有利于教师捕捉学生偏见的根源，一旦发现，教师就紧追不放，授之以理，这也可以说是“欲擒故纵”吧。当然，让学生充分发表议论，对教师本身也是一种促进，必须在课前课后多花时间，使自己对教材的理解更深刻，处理更科学。有时我故意抛出一个错误见解，以刺激学生据理力争，在课堂上形成唇枪舌剑的局面，这样更能激发他们学好语文这门功课的欲望，而且也造就了学生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和胆略。
解决教师之间的意见分歧。调换课任教师在教学中是常有的事。新任教师复习旧功课，难免遇上这种情况：对某知识或某问题的看法与前任教师的意见不尽统一，甚至有严重的分歧。那么学生该听哪位教师的呢？面对这种棘手的问题，我的态度很明确，教师的看法不意味着永远正确，它只代表一家之说。面对不同意见，学生自己要动脑筋，比一比，想一想，谁更有理就听谁。记得组织学生复习宋代名家范仲淹的佳作《岳阳楼记》时，翻译“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这句话，我的译文是：“这就是（在）岳阳楼上（看到的）的雄伟景象。”或者“这就是岳阳楼（所面临的）雄伟景象。”而前任教师的译文则是“这就是岳阳楼的雄伟景象。”当学生无所适从时，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语文老师意见不统一是常有的事，做学问不应盲从，要肯动脑筋，比较两个译文应好中选优。同时，我又启发学生联系上下文，融会贯通。上文“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描绘的对象显然是洞庭湖，而不是岳阳楼，那么下文中的“大观也”能说是岳阳楼的雄伟景象吗？当学生通过比较获得满意答案后，还认识到学海无涯，文无定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道理。认识到要想获真知，就要善于比较选择，这样才能对所学的知识有更全面、更准确、更透彻的理解，从而真正消化和掌握。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2
n 1、定义:
n 比较文学是一门将研究对象自觉地由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学扩展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文学中进行“跨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和研究的学科。
n 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对要素A和要素B 之间关系的研究。所谓“自见者不明”(《老子·二十四章》),认识“自我”需要借助将“他者”作为参照,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
n
n 2、“比较”的意义:
n 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n 这里的“比较”是指“双边”或“多边”的“跨文化(跨文学)”研究,这里说的“跨文化思维”,指的是“比较文学”学科对于“文学”的思考,必须是从“超越一种文学”,“超越一个民族”,“超越一种语言”和“超越一种文化”的视角考量面临的学术问题。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最基本学理。
n 因此,比较文学是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贴近的边缘学科,能够最迅带地感知和接受各方面的最新信息,将触角伸向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比较文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强调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实践东西方、中外关系上的平等对话,进行双向阐释,以达到互证、互补、互惠的新人文主义目标。
n 二、撰写论文的基础
1、语言基础:你读的无论是中国文学作品,还是对象国文学的作品,应该是原文原着。这就是说,你读的中国文学作品,必须是原着,你读的对象国文学作品,原则上也应该是对象国母语语文的作品。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非外国语系的大学生还没有养成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必须是原着的能力和习惯,所以大多数只能阅读翻译文本。假如一个外国作品有两种以上翻译文本的话,你就需要请教懂行的人,选择其中一种翻译精粹的译本阅读,同样切忌只是阅读“故事梗概”和“简本”。在目前不阅读对象国母语文本的特殊状态中,建议论文的写作者还是应该尽量地能够找到原着,读一读原着的原文“提要”。
n 从事“比较文学”学科论文写作的人,必须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并能进入运用的状态中。特别注重外语能力的培养,提倡直接阅读并采用与论题查关的外文第一手资料,对所比较的双方或多方的语言、文化有较深入的了解,注重论文的学术前沿性(这一点与一般的中文专业不同)
法国着名学者艾金伯勒三十多年前就说过:“在不久的将来,处于最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学者是这种人:具有极为广泛的爱好,通晓几种将在2000年前后用来写作的最重要的语言,并且具有对文学的美的深切体会。”这样的“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学者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但却是每位学习研究比较文学者的奋斗目标。
2、文本基础:发挥中文学科的优势,具备关于所比较的双方或多方的文本的基础性知识。这里的“文本”包括文学作品,也包括文学知识和文学范式等。至少你应该读过有关的文学作品,了解并大致掌握与这些作品相关的比如作家的简单的经历,他的文学地位和学术界对他和他的作品的评价等等(这一点与一般的外语专业不同)。
n
n 3、理论基础。
n 三、比较文学的历史与研究方法:
n 1、影响研究法:(法国学派)
n 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以法国学为中心,以影响研究为主要内容,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一步。
n 比较文学作为学科而言,法国学派所主张的“影响研究”是其早期的主流模式。所谓“影响”就是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发生作用,引起了后者的反应或反响。影响一产生,就表明两者发生了联系。法国学者着重研究各国文学之间的联系,用确凿的事实证明各国文学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之间存在文学交流与影响这一事实基础之上的,事实联系是影响研究的前提,即国家民族之间存在过文化交流和作家接受外来干涉文化影响的客观事实。一个作家通过旅游、阅读以及与人交谈等各种途径,对某一外国作家或作品有了了解,并受其影响,这两位作家就有了“事实联系”。普希金通过阅读<堂璜><恰尔德 哈洛尔德游记>等作品,直接受拜伦的影响,鲁迅在留日期间,先后译述了<斯巴达之魂><摩罗诗力说>,反映了鲁迅对西方具有反抗品格的作家的推崇,也受到其精神影响。
n 法国学派的理论纲领和奠基作是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主张研究不同的文学事实上存在的影响关系,影响与被影响的经过路线上有三个要素:
n 放送者(流传学):站在“放送者”的角度对某个民族文学的作家、
n 作品、文体,甚至是整个民族文学在国外的声誉、反响或影响进行研究。如对<阿Q正传>在国外影响的研究即为一例。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阿Q正传>即受到许多国家学者、作家的重视和评价。从人物形象、“精神胜利法”的奴性和创作手法方面都有外国学者进行了研究。
n
传递者(媒介学,重要分支“翻译学”):对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产生影响这一事实的途径、方法和手段及其因果关系的研究。可分为个人、环境和文字材料等。如对译本的研究。
n
n 接受者(源流学或渊源学):从终点的接受者出发,考察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所吸收和改造的外来因素,揭示其间的因果关系。涉及到探求文学作品的思想、人物、情节、语言、风格乃至艺术技巧等因素的来源。如我们可以在鲁迅的<药>中看到安特列夫的《齿痛》的影响,《齿痛》描写耶酥在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一天,当地附近有一个商人牙齿痛,他和其他人一样在看热闹,和《药》中的老栓小栓一样,对于别人的死并不觉得有任何可惜,只觉得自己的疾病比起一个革命者一个伟人的冤死要重要得多。可以说《药》受《齿痛》的影响而创作,但它所反映的是辛亥革命前旧中国小城镇上的社会生活,着重揭露了清王朝的屠杀政策和愚民政所造成的时代悲剧和社会悲剧。
2、平行研究法:(美国学派)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以美国学派为中心,以平行研究为主要内容,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二步。
1958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在美国教堂山举行第二届年会,威勒克在会上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即所谓美国学派向法国学派挑战性的宣言。
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
平行研究的理论依据是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精华,存在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状况,因此文学现象之间不必存在事实上的影响关系也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不受拘囿地探讨其异同及其深层原因和意蕴,或得出有益的、规律性的结论,从而更深刻地了解文学的本质和对人类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平行研究中,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地位和影响的作家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如古希腊的神话可以与北欧神话相比较,也可以和地域遥远的中国神话或澳大利亚神话比较。莎士比亚的剧作可以与同时共的中国的汤显祖的剧作相比较,也可以和时间相隔数百年的郭沫若的剧作比较。
平行研究的具体可分为类比和对比两种。类比研究是在相互间没有关联的作品中考察相似之处,以期从中了现文学的共同规律;对比研究是比较不同文学体系的不同之处,从而使两者的特点更加突出。
平行研究离不开“可比性”的问题。可比民生是指被比较 的对象之间需要有某种可资比较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文学现象的同与异,这种异同一般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在这种关系中显示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其范畴主要包括主题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
(1) 主题学。主题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题材、母题、人物典型、情境、意象、套语等跨国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探讨不同作家对它的不同处理,作品在不同的时代或国家流传演变及其主题意义。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3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参考文献】
[1] 艾晓明《中国左翼思潮探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2] 郅薄浩《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3] 王向远《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
[4] 王向远《“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4
（1）中美文化比较在阅读板块中的教学实践机制。这里笔者想起了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的一句台词，大意是：为什么你们在阅读《中国日报（英文版）》时能理解文中的意思，但在阅读《纽约时报》时则有时很难读透文章的含义，这就是因为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我们不同。这里所谈及的美国人思维方式似乎与中美文化比较无关，实则不然，一国国民的思想方式深受其所在国家社会文化的影响，而思维方式的不同自然会在文章的写作中反映出来。因此，通过中美文化比较下的教学方式，将能使学生站在美国人的习惯视角下来阅读外文，这将极大地增强他们的阅读能力与阅读参与感。但这里也需要正视一个问题，我们教会学生站在美国人的习惯视角来看待美国人的问题，而不是改变学生的思维习惯与价值判断。这就意味着，在实施比较文化教学时应把握好其中的度，再说没有长时间在美国生活的经历也无法形成美国人式的思维方式。那么如何来把握好这个度呢？把握好这个度需要从比较文化元素的选择，以及对该元素的释放环节上下工夫。（2）中美文化比较在听说板块中的教学实践机制。不难理解，思维方式的不同也在中美各自的语言习惯上打上了烙印。如，中国人较为含蓄，而美国人则较为直率。从美国人口语所要表达的意思中还能发现，他们更习惯于直线思维和对数量参数的应用。这些语言表达习惯的形成，不仅与他们特有的移民文化不可分离，也深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可见，在大学英语听说教学中也需要使学生从总括层面来把握美国人的思维习惯，以及对特定事物的态度。当然，这些都离不开对中美文化比较知识的传递。与上文的价值取向一致，我们不要试图去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但是否需要应该建立起学生思维的转换模式呢？笔者认为，这将影响学生在听说能力训练上的实效性。遵循“习惯成自然”的观点，应在特定的情境下来帮助学生通过角色扮演来熟练掌握英语通常的表达习惯与交际形式。从以上阐述中可以发现，中美文化比较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明白英美人士的思维习惯，从而提升在阅读和听说训练上的成绩。
2在大学英语专业知识中建构的途径
2.1明确该教学方式的应用范围面对现阶段成果颇丰的大学英语教改实践，需要明确中美文化比较在专业知识建构上的应用范围。本文主要从阅读和听说两个方面进行了主题讨论，其中也表明在这两个板块的教学中可以使用该教学方式。那么对于作文写作而言，是否也可以采取这种教学方式呢？根据笔者的教学实践发现，理论上看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实践中感觉采取该方式有些多余，并可能增大学生在写作练习中的心理负担。因此，在写作训练范围还是以传统教学方式为宜。
2.2把握该教学方式的应用时段大学英语课程一般开设在大学一年级，且每周4课时。然而，大学生英语课程在许多高校中还扮演着提高学生英语过级率的重任。因此，中美文化比较下的专业知识建构也无可能贯穿于阅读和听说训练始终。因此，需要把握好该教学方式的应用时段。笔者建议，教师可以根据特定知识点进行发挥，如引导学生阅读美国人写的文章，可以事前向学生就两国文化所导致的思维方式的不同进行介绍，从而告诉学生在阅读时要紧扣文章逻辑而不要过分自我发挥。
2.3重视该教学方式的课前准备建立在中美文化比较下的专业知识建构，依赖于教师自身的文学修养，以及对大量材料的查阅。前面也已提到，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深受移民文化和西方哲学的影响。因此，教师在课程准备阶段就应按照“美国社会文化特征——美国人的思维特点——美国人的行为偏好”的内在逻辑来进行资料准备。受到教学课时的限制，教师在阐发这些知识时应以提升学生的兴趣和点拨学生的认识为基础。总之，努力改变现阶段在教学中枯燥、乏味的局面。
2.4构建该教学方式的控制机制为了更好地实施这种教学方式，我们还需要构建起该教学方式的控制机制。控制机制的内容包括：依托教学团队来不断深化对比较文化教学的认识；将学生的主观评价纳入到控制机制中来，具体来听听学生对该教学方式的体会。由此可见，借助中美文化比较下的专业知识建构模式，将能丰富学生的视野和拓展他们的英语专业能力。
3实证讨论
秦建华在《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初步调查（英文）》中对来自中国5所高校的216名英语专业，以及354名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进行了测试，其实验结果表明，中国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大学生都缺乏足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秦建华，2005）。《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实证性研究》对266名中国非英语专业和30名英语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和SPSS数据分析。其实验数据显示，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和在跨文化交流中采取恰当的行为的能力都很低（王莹，2007）。因此，教师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进行课前准备：（1）对中美文化中哲学内涵的专递。哲学作为上层建筑将影响着一国的文化特质的形成和走向，因此首先需要从中美不同的哲学内涵入手进行文化知识传递。之所以英美人具有理性思维和实证推理的优势和习惯，这深深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可见，教师可以就希腊哲学所蕴含的理性思维和实证推理元素进行提炼，并从总括层面来传递给学生。（2）对中美文化中民族特性的传递。为何英美人具有直线思维的特质，并反映在阅读材料上具有“是什么就是什么”的特征，这与国人的喜欢绕圈子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在特定的哲学意识下，所逐渐形成的民族特性。如，在日常交往中的原则性极强，并尊重制度安排。由此，使学生明白这一点将有助于他们在涉外岗位上，能适应英美人士的行为习惯，而不至于陷入中国人臆断的尴尬之中。（3）对中美文化中价值观念的传递。价值观念的不同也充分体现在中美文化的差异中，而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又受到移民文化的深刻影响。众所周知，移民文化所推崇的竞争、自由、平等，深深影响着美国社会，并植入到了每一位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中，这就使“自信”、“创新”、“冒险”的特质植根于美国人的行为习惯里。在语言逻辑上则表现在，如面对需要冒险的事宜，国人常常从消极的一面进行表达，而美国人则从积极的一面进行表达。
4小结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老舍和茅盾同为现代“为人生派”作家，而其作品的表现内容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认为是文学观的差异造成了作品内容的不同，并于表现时代命运与个人命运、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指导人生和改造国民性三方面比较了两者的文学观，以此来明确二者在文学史中的参照。
茅盾与老舍俱为现代文坛上的杰出作家，二者又都把目光向当时的国民启蒙，表现二十世纪的城市社会、人物和历史。他们同样高举着文学“为人生”的大旗,都曾经历过五四思想的洗礼，并具有扎实的传统文学的底子，又在中西思潮交会和激荡中对西方文化有着各自独特而深刻的了解，然而，因为文学观的差异，二者的作品焕发出迥然不同的光采。
本文试图从二者作品的文本出发，由表现时代命运与个人命运、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指导人生和改造国民性三方面来比较两者文学观的不同。
一、时代命运与个人命运
茅盾对个体命运的表现常常投射出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激化的社会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往往关系着时代国家的命运。比如《子夜》中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表现出民族资本主义的独立性以及他们与帝国主义的——买办金融资本家的矛盾，吴荪甫一次次的抗争都是民族资本主义的挣扎，一次次的失败也就说明了时代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在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时代的命运把握在更具有先进性的阶级手中。
老舍的作品则更多的表现北方市民尤其是北京老市民的命运。以时代生活的细节来展示时代大潮中传统文化浸淫的老派市民的生活。在《骆驼祥子》中，来自农村的祥子，年轻健壮，自爱好强，还有骆驼般坚韧的性格。他来到北京拉车，一心希望自己买辆车拉，当个独立的劳动者。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不惜作出任何牺牲，得到的却是来自各方的打击和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社会上的各色人物都任意讹诈、侮辱、摆弄他——比如孙侦探，他的命运也就如此可悲地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决定了他的任何抱负、多大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经过“三起”又“三落”，他整个地丧失了对于生活的信心和追求，自暴自弃地堕落下去了。老舍为我们展示的是一出多重意义的社会悲剧，可这是通过祥子的个人的悲剧来表现的：底层百姓连最卑微的生活都无法维持下去，而他们自身又无法找到走出绝境的正确途径，只能是堕落和毁灭，而这一切完全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造成的。
二、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
茅盾作品中常常表达着作者对时代做出的整体性注解。《子夜》便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大上海的纸醉金迷下掩藏着深深的危机。中国社会的三个方面在这里都得到了反映：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动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而且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
作品整体展示了这座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资本家灯红酒绿的客厅、冶艳奢靡的夜总会、工厂里错综复杂的斗争、证券市场上声嘶力竭的火并，以及诗人、教授们的谈玄论道、太太小姐们的凄迷爱情，都被组合到《子夜》的情节里。同时，作家又通过一些细节，侧面点染了农村的情景和正发生的中原的战争，更加扩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从而实现了他所设定的意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使一九三零年动荡的中国得一全面的表现。”并以吴荪甫的悲剧，暗示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性认识：“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老舍从小就生活于北京的市民之间，“今天你借给我两个铜板，明天我帮你一点忙，真是和他们休戚相关！”通过这样的生活交往与精神交流，使他熟悉他们，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关心他们，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还由此确立了老舍对于生活的认识和对于人生的态度，使他十分自然地从城市贫民的角度，以他们的眼光和好恶，观察、评价和对待整个世界。描写当年的北京大杂院、贫民窟，聚居着人力车夫、手工业工匠、小摊贩、产业工人、低级巡警、落魄艺人、暗娼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城市贫民。所以他的笔也离不开这些人的日常生活。写娼妓：《骆驼祥子》小福子和《月牙儿》里的母女，情景之悲凄如在眼前；写旗人生活，《正红旗下》里的那个“我”，那个大姐夫，大姐夫的父亲，放炮玩鸟做风筝，死要面子穷开心的情景也是活灵活现。再如同样是婚姻和性的主题，老舍的《离婚》展示了底层生活中知识分子的灰色无奈的人生命运，《蚀》三部曲中则更多的带有时代话语下的女性主义以及人的解放的色彩。
三、指导人生与改造国民性
不可否认，作为革命作家的茅盾，其文学观带有很强的功利性，表现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人们以光明，指导人生，改造社会，鼓舞革命的勇气
踏入文坛起，茅盾就大力反对游戏的礼拜六文学，倡导为人生的文学。指导人，改良人生:“滋养我再生我中华民族之精神使他从衰老回到少壮，从颓丧回到奋发，从灰色转到鲜明，从枯朽里爆出新芽来”；强调文学要传播新思想，尤其是苏联的革命文学。
老舍把文学的功用主要定位于国民精神的改造上，以文学揭露国民精神的劣根性，然后加以批判反思。《二马》里的老马先生，虽然从北京到了英国，但是他是一个老派市民，除了北京，看哪里都是乡下，即使是到了当时处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英国都市。并且他依旧带着老市民的官本位思想，非常小声告诉别人去古董店里——因为觉得经商是不体面的事情。有力的批判了是从满清到现在一直沿习下来的这种腐朽且妄自尊大的思想。再如《四世同堂》里的祁老人。北京城都被日本人占领了，他想的却是，“我的八十岁大寿别给搅和了……”展现了触目惊心的愚昧。而《正红旗下》也描写了旗人破产后颓废的生活状态、思想状态。在老舍的作品里写出了中国人因循、保守、善良、蒙昧、知足、要面子、畏缩、中庸、随遇而安等等，也表达了作者的反思。
尽管有文学观的差异作品，二者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依然指向关注社会以及社会中“人”的命运，直到后期全都汇入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大潮中。在这两种殊途同归的文学观的指引下，他们一个揭露纸醉金迷的现代都市灯红酒绿下的衰亡，一个批判皇都京畿市井人物的国民精神的弱点，为后人铺展开一幅幅的时代画卷，其作品也成为了标志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里程碑。
参考书目：
《子夜》茅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994年版
《虹》茅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骆驼祥子》老舍著，三联书店出版2005年版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比较文学;西方;萌芽;发展
在比较文学诞生之前,文学领域内非自觉的零散的比较研究一直存在着,其历史几乎同文学研究自身一样长。
自古代以来,在文学与文化活动中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现象不断出现。
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古罗马文学基本上是在古希腊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些作品是古希腊文学的改编之作,如普劳图斯的喜剧,塞内加的悲剧;一些作品是有意借鉴和模仿古希腊文学写成的,如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模仿荷马的两部史诗。古希腊文学对古罗马文学的这种影响,不能不引起古罗马作家和理论家的注意,自然会对两个民族、两种语言的文学进行比较。
中世纪后期,随着神权体系的松动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语言、民族文化逐渐受到重视,各民族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逐渐受到关注。但丁用意大利民族语言写作《神曲》,在《论俗语》中,把欧洲文学划分为北、南、东三个部分,并比较了各俗 语文学之间的异同。
文艺复兴时期,在文化界兴起了一股具有全欧意义的思想文化运动,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特别是古代文化受到普遍重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随之加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浮士德传到英国,进入剧作家马洛的作品中。在文学、文化研究中,也随之出现了一些各民族之间的比较和古今之间的比较。
18世纪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西方各民族之间的接触更加频繁,文学作品的翻译大量涌现。法国的启蒙文学作品、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被译成各种文字,传遍欧洲。作家和作品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影响成为普遍现象,英国理查生的书信体小说《克莱丽莎》(1748)直接影响了法国卢梭的《新爱洛伊斯》(1762)和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随着文学交流和影响的扩大,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更加丰富。伏尔泰在《论史诗》(1727)中高度概括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学的面貌。他说,古希腊罗马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已将所有的欧洲人联合起来置于他们的支配之下,并为所有各民族创造了一个统一的文艺共和国。”“在这个共同的领域之中,各个国家引进了各自特殊的欣赏趣味。”(《西方文论选》)这一自觉认识为比较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东西方文化文学的交流频繁起来,中国的文化文学大量涌向西方,在欧洲掀起了“中国热”。
在德国,比较文学的意识也开始萌芽。莱辛在《汉堡剧评》中通过分析比较,指出古典主义歪曲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号召德国作家师法英国的莎士比亚而不是法国古典主义作家。并具体比较了鬼魂在《哈姆雷特》与伏尔泰《塞密拉密斯》中的不同艺术效果,堪称平行比较研究的一个范例。《拉奥孔》中具体比较了诗与画在模仿对象和方式上的不同,堪称跨学科比较研究的一个范例。虽然莱辛尚不具备比较文学的自觉的学科意识,但他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方面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进入19世纪,随着浪漫主义思潮的发展,受革命、战争、作家流亡等因素的影响,文化文学的交流、影响更加频繁。文学研究和学术研究的“超国界”行为也越来越多,研究一国文学再也不能无视它同整个欧洲思潮的关系。
德国的格林兄弟自觉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探索民间故事的来源和人物、题材等在各民族间的流传和演变。法国流亡作家斯达尔夫人在《论德国》(1809)中对德法两国文学作了比较,她的作品“帮助法国、英国和德国人民以比较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社会及其文艺思想和理论”。(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她不仅让法国人认识了德国,并且因此而重新认识了自己。她的流亡经历使她以一个“他者”的视角返观法国。而歌德则把目光移向东方,对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20年后,马恩从经济的国际化角度提出了“世界文学”的到来及其条件,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文学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19世纪初以来,一些学者在大学里开始开设比较文学性质的讲座,出版比较文学方面的书籍。维尔曼(1790―1870)于1827至1830年,在巴黎大学主讲“18世纪法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和欧洲思潮的影响”,并出版《比较文学研究》一书,因此而被誉为“比较文学之父”。安贝尔(1800―1864)作了“各国文学的比较史”的讲座,又于1832年在巴黎大学讲授“论中世纪法国文学同外国文学的关系”。 1828至1841年期间,维尔曼和安贝尔编撰文学作品选,出版了欧洲文学范围内的研究论文。这些比较文学的先驱者为本学科的诞生开辟了道路。
19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上历史舞台。其标志是: 1877年德国学者科赫创办第一份《比较文学杂志》;1886年英国学者波斯奈特出版专著《比较文学》;1897年法国学者戴克斯特(1865―1900)在里昂大学创办第一个比较文学常设讲座“文艺复兴以来日尔曼文学对法国文学的影响”,并完成法国第一部科学的比较文学专著《让・雅克・卢梭和文学世界主义之起源》; 1872至1890年,丹麦文学史家勃朗兑斯出版了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被公认为比较文学早期的杰出著作。1897至1904年,法国学者贝茨和巴尔登斯贝格(1871―1958)的《比较文学目录》连续出版,最后一版所收条目已达6000之多; 1900夏,来自不同国家的欧美学者在巴黎举行国际性讨论会,提出建立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呼吁。
至此,比较文学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高潮,而在之后的二十世纪里则呈现出流派繁多、众说林立的局势,但此已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亦不是短短篇幅可以说的条理清楚的,故就此搁笔,以俟来日。
【参考文献】
[1]伍蠡甫 等编 .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6.
[2]勃兰兑斯 著 张道真 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