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1
【关键词】中美 思想政治 比较研究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与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西方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对国内产生了不小的冲击。高校学生正处于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且接受程度极高的阶段，这些新鲜事物的涌现势必会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对我国思想教育工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因此，要想使我国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紧跟时代步伐，切实起到引导当代大学生培养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作用，就必须进一步研究如何加强、改进和完善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众多的研究角度中，对中外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鲜的领域，本文以中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为引，进行了探索研究。
一、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的异同比较
1.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为完成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认为，在对高校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方式、办法或手段的总和。我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按照我国社会发展要求和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我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可以分为显性、隐形和特殊性三种实施方法。显性实施方法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组织实施的，直接对教育对象进行公开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正规工作方式的总和，主要指对高校学生进行的马列主义的系统理论教育和组织引导高校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并运用所学知识提高思想觉悟和自身认识能力。我国高校开设的一些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例如：《哲学》 《思想概论》 《形式与政策》属于典型显性教育。相对与显性教育方法。隐形教育方法指运用多种手段，寓教于乐，通过渗透的教育方式，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我国高校举办的一些学生活动，例如，纪念“五.四”运动活动;纪念“一二九” 运动，开展主题团日活动，属于隐形教育。特殊性实施方法是针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思想问题和行为而采用的教育方法，多指心理咨询法;也指辅导员或班主任对于特殊个体学生进行个别谈话教育。
2. 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尽管美国大学没有采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没有设置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机构，美国国家精神、民族意识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培养却是通过许多实际上发挥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教育和活动来完成的。而所谓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指美国社会为了培养合格的美国公民，用美国社会的统治思想、价值观念、道德文化对高校学生进行思想观念、政治知识、政治价值的灌输及思想道德的教化，使他们形成美国社会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成为资产阶级合格接班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美国高校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有以下几种：道德认知发展方法，教育者通过引导学生对道德两难问题展开讨论，帮助学生树立作为团体成员的公正观，进而促进其促进积极的道德思维、促进道德判断发展;价值澄清方法，指让学生在具体的讨论、实践过程中提高分析和处理各种道德问题的能力，通过这个过程来使他们澄清自己的价值观念，减少价值观的混乱，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榜样示范方法，美国高校的榜样示范方法更重视环境的影响，关注社会环境的净化、师长的表率作用、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氛围的营造和相关情境的创设。
二、中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优势比较
首先，我国高校注重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系统性。政府对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行全面干预，高校不但设有统一的大纲、教材和课时规定，有专门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而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非常注重系统性和理论性，教学上更是比较系统地讲授马列主义知识、比较注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强调的是通过理论学习促进思想转变。其次，我国高校不仅设立了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机构、成立了专职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同时还非常重视党团组织建设，通过这种规范化的日常管理，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再次，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贯彻正面教育的原则，这一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实施方法的运用上，可以说，不断加强对学生的正面引导已成为我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一个显著优势， 它为学生提供了明确的学和做的参照体系，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我国不同，第一，美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具有较强的主体性，重视对学生的启发诱导。教师在施教过程中，较多地运用“道德讨论法”、“课堂讨论法”、“探究式讨论提高法”等方法，通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了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提高了他们的创造能力和自我教育的能力。第二，美国高校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性极强。美国政府不但支持高校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而且还为其提供制度及经费保障，重视实践基地的建设，广泛开辟实践场所，积极地与社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学生提供包括维护和平、环境保护、反对战争、反对种族歧视等方面多样化的活动。第三，美国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比较重视运用间接的实施方法。这些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机地渗透到学科教学、学生的日常生活、教师示范等方面，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政治说服和道德熏陶，从而使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使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给人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增强了美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三、完善我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建议
第一，加强教育方法的民主性。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灌输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素质，以教师的主导权威压制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该借鉴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在尊重学生自主性方面的积极因素，结合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加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民主性。
第二，增强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通过增加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引导激发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帮助他们掌握认识问题的方法，提高处理问题和矛盾的能力，以形成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固定其思想的基本思路模式，达到使他们独立自主地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目的。
第三，重视教育实施方法的实践性。我们应借鉴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社会实践活动的成功经验，不断地丰富我国高校学生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手段激励和保证学生参加到这些活动当中，从而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提高了适应社会、自我教育的能力，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并树立为他人服务的道德信念。
三、总结
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以及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的大背景下，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之间的冲突也会更加明显，意识形态内的斗争还会更加剧烈，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必然带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深刻变化，为其发展提供了条件的同时也对其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使其紧跟时代步伐就必须努力借鉴和吸收中外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进成果，不断提高完善。
【参考文献】
[1]陈义平.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
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2
关键词：腹腔镜;电凝止血;缝合止血;卵巢功能
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为当今社会上比较普遍的妇科疾病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本病的发病率呈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主要见于21-38岁的育龄女性，能够生长的子宫内膜组织异位于卵巢，严重影响患者的生育能力[1]。临床上对于较大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主要治疗方法为手术治疗，对于术中出血可采用超声止血、电凝止血以及传统的缝合止血等。本文旨在讨论使用电凝止血和缝合止血在腹腔镜治疗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中的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基本资料
调查研究2009-2012年在我院就诊的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50例，术前通过病史、症状体征以及超声等检查诊断为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同时符合使用腹腔镜手术的治疗指征。本组患者术后经病检和术中所见均确诊为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在手术过程中，根据止血方法不同，分为电凝止血组和缝合止血组。电凝止血组有24例，年龄21-38岁，平均为（29.6±5.3）岁;病程1个月-3年，平均为（1.6±0.4）年。缝合止血组有26例，年龄21-38岁，平均为（28.7±4.9）岁;病程1个月-3年，平均为（1.7±0.4）年。比较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使，无差异，可对比。
1.2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取头低臀高的，首先实施全身麻醉，待麻醉充分后。快速的建立二氧化碳气腹，并使用常规方式为患者置入腹腔镜。在囊肿较薄，血管分布较少的位置实施手术，剥除囊肿后将囊肿从患者体内取出，囊肿破裂的吸净囊液后再行剥除囊壁。常规冲洗盆腔。对于术中保留卵巢组织，本组患者采用两种不同的止血方式，即电凝止血组与缝合止血组。电凝组患者，应找到出血点后使用电凝止血，尽量减少电凝面积和对卵巢门处的电凝，尽量减少对卵巢皮质和血供的损伤。缝合组患者使用缝合止血法，均使用3/0可吸收缝线缝合卵巢髓质与皮质，进而达到止血的效果。
1.3疗效评价指标[2]
评估两组患者术前以及术后1、4个月时窦状卵泡水平和卵泡刺激素水平，同时调查患者在术后两年内的妊娠情况。
1.4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所得数据结果均使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用x±s表示计量资料，并用t检验计量资料，计数资料用χ2检验。若P<0.05，则两组相比较有显著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手术结束后，两组患者体内窦状卵泡数目均下降，但电凝组下降更明显（P<0.05）;而缝合止血组卵泡刺激素水平没有显著变化，电凝止血组卵泡刺激素水平明显升高（P<0.05）。具体结果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窦状卵泡数目、卵泡刺激素水平比较
相对于电凝止血组，缝合止血组术后2年内妊娠率显著升高（P<0.05）。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妊娠率
3 讨论
内异症患者不孕率高达40%，引起不孕的原因复杂，如盆腔微环境改变影响精卵结合和运送、免疫功能异常、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导致卵巢功能异常，排卵障碍和黄体形成不良等。卵巢是最易被异位内膜侵犯，约80%病变累及一侧，累及双侧占50%，异位的子宫内膜随卵巢激素变化而发生周期性出血而形成囊肿。随着医学、科学进步，腹腔镜手术逐渐应用于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手术治疗中，其具有切口小、出血少的特点受到人们普遍欢迎，但是对于其术中电凝止血，存在较大争议，多数认为其能够影响患者卵巢功能，抑制生育能力[3]。窦状卵泡数和卵泡刺激素水平是衡量卵巢功能的两个重要指标，当窦状卵泡数低于5时，说明卵巢功能异常;同时卵泡刺激素水平异常上升也标志着卵巢功能的减退[4]。
本文针对缝合止血和电凝止血在腹腔镜术中应用进行分析，分析患者术后卵巢功能情况，结果发现，相对于缝合止血组，电凝止血组患者的窦状卵泡数明显降低，且卵泡刺激素水平明显升高。由此说明，电凝止血组患者的卵巢功能减退明显高于缝合止血组。同时术后2年的妊娠情况也表明，电凝止血所产生的热力效应或坏死瘢痕组织能够对卵巢功能产生不同程度的抑制，但是术后缝合对于卵巢功能的抑制作用较小。电凝止血后组织多发生粘连，形成瘢痕或坏死，使得卵巢供血功能发生障碍，继而影响卵泡的形成和发育，最终导致生育功能障碍。
综上所述，对于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年轻患者，在使用腹腔镜手术治疗中，给予其缝合止血法的效果更好，能够较少对卵巢功能的抑制程度，同时提高术后妊娠成功率，值得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王丽娜，崔月梅，梁珊. 腹腔镜下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剥除术中采用缝合止血和单极电凝止血对卵巢功能的影响[J]. 河北医药，2010，08（24）：929-930.
[2]丁南南. 腹腔镜下卵巢巧克力囊肿剥除术止血方式对卵巢功能影响的Meta分析[D].吉林大学，2014.
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3
【摘 要 题】新思潮
【关 键 词】政治学/政治制度/行为主义/理性选择
【 正 文】【作者简介】张桂琳(1955-)，女，安徽蚌埠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政治学博士。（北京 100088）
一
现代政治学源于政治哲学和政治制度研究。然而，20世纪的欧美，尤其是美国，开始了一场旨在把政治学改造成政治科学的方法论变革。这场变革的结果是，政治科学轻视或拒绝政治制度研究，转而更加注重两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假定的研究范式，即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这两种研究范式都假定：个人作为个人自主地进行政治活动，其政治活动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社会——心理特征或者个人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计算。在这两种理论研究中，个人不被或很少被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所限制，因而可以自我决定。同时，这两种理论研究也同样看重外因对政治过程的作用。除了在研究范式的变革以外，这场变革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断增长的对精确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清晰的经验性政治研究理论的构建的偏好。很显然，这些研究范式和理论构建方面的关注排斥和拒绝传统的政治制度研究。（注：关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最好的解释是Eulau(1963)和Riker(1973)的作品。）
然而，一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范式的反攻(counter-reformation)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使得政治学研究又开始关注传统政治学一直关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政治制度、公共权力和国家的角色和作用。尽管制度性的描述和解释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领域里非常流行，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样关注对个体行为的制度性说明。这一“新制度政治学”不仅恢复了许多“老制度政治学”用来理解和解释政治现象的特征，它也在许多理论和个人体验层面发展了政治学研究。（注：笔者在本文中使用的“制度政治学”，与“政治制度学”并无实质的区别，调换词序的目的主要是想强调它的方法论意义。）它使用了许多传统制度政治学的基本假定，同时又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丰富了传统政治制度研究。它更加关注理论的构建和解释的明确与清晰，而这些恰恰是传统政治制度研究所欠缺的。
本文将以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文献为对象，对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趋向进行解释和分析，并尝试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新制度政治学对老制度政治学有哪些继承与发展？第二，新制度政治学与所谓的政治科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有什么关系？显然，这两个问题是很难分开的。因此，本文预先做一个前提假定，并以此假定为基础展开论述。这个假定就是：新制度政治学实际上是政治学者在结合传统政治学与政治科学方面的一次尝试。
二
尽管传统制度政治学或者老制度政治学对政治和政治制度有着丰富和深刻的描述和说明，但是，它缺乏理论的灵感和动机，而建立理论是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因此，许多人不认为老制度政治学不是“科学”。另外，老制度政治学所采用的研究范式是“以智者的眼光和超凡的观察力，用具象的词句，尝试描述和理解研究者身边的政治世界”。老制度政治学的文献非常丰富。
追述一下西方政治思想史，不难发现，早期的思想家在思考人类的政治生活问题时提出的主要问题倾向于关注能够影响个人政治行为的统治机构的性质，并且往往致力于建立好政府或好政治制度。狡猾多变的个人行为以及把分散的个人行为引导成有集体主义目的的行为的需要，是建立政治制度和机构的主要理由和依据。最早的政治哲学家发现和分霄某些政治统治机构和制度的成功之处，然后，根据他们的观察和分析，设计出好的政治制度并向统治者提出制度设计方面的建议。亚里士多德等早期西方政治哲学家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展研究的。尽管他们的制度设计和建议几乎完全是以道德说教的方式表达的，他们的确通过对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社会的影响的系统分析开创了政治学研究。
这种制度分析的传统被后继的思想家和学者不断地继承和发扬。有些学者尝试着用社会组织的观点分析政治制度在社会中的作用。霍布斯生活在社会政治生活混乱和转变的英国大革命时期，因此，他坚决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在道德和秩序的失败中来拯救人类。洛克提出了一个关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契约论主张，开拓一条朝向民主制度的研究道路。孟德斯鸠关注权力的制衡和自由的保障，他的理论后来被北美政治实践者用作美国权力分立的理论基础，以防止专制政府的出现。我们还可以开列一些政治思想家名单，但是，基本问题没有变：政治思想和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政治制度和设计政治制度。
19世纪末期，政治学逐渐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专业而存在了，而在此之前，它只是历史学和哲学、伦理学的一个部分。即使如此，政治学的基本问题还是“老问题”：制度和规范（法律与道德）。政治学就是关于政府和法律的研究，其主要领域是统治体系的运行机制。另外，政治学的研究目标和目的也主要是规范性的（伦理和道德）：在既定的政治体系中，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好？因而，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国家的。
英美政治传统和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学比较而言，对国家的依赖要小一点，但是，英美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样非常关注正式的政府制度。比如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后来还成为美国总统。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是关于美国政治制度和比较政治制度。他在1887年发表的关于文官制度的著名论文指出，美国政府可以向欧洲大陆国家学习，尽管大陆国家缺乏像美国一样的政治参与文化。他的其他作品，如《国家：政治历史和政治实践的方方面面》(The State: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也主要讨论的是政治制度。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前沿人物是沃尔塞(T.D Woolsey)，其代表作是《政治科学或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思考》(Political Science or The State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Considered)，也是政治制度分析的专业著作。可以认为，当时这些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就是把政治学看成是国家和政府研究。
在欧洲，刚刚出现的现代政治学和美国的状况也没有太大区别，所不同的大概是它更加和其他学科（如法学）结合在一起，更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这使得欧洲大陆政治学的中心是对于政治制度和国家性质的研究。从本质上说，国家（政府）是法律的应用和外在形式，而政治只是这种应用的一个部分。欧洲学者对政治制度研究的倾向和依赖还被另一个事实或现象所影响，这就是，欧洲政治基本上还是精英政治，大众政治参与还刚刚起步。因此，欧洲学者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在比较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法律制度上。更甚之，欧洲国家似乎更加看重“法治”，更以法律的意义理解国家，所以法律就更成为社会行为规范和学术研究的重点。对于欧洲学者来说，尤其是对于德国学者来说，政治学就是国家学，任何社会结构只有得到国家的承认才具有合理合法性(legitimacy)。
我们可以将老制度政治学的基本特征做简要的总结，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老制度政治学注重法律，把法律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第二，老制度政治学注重正式的政治结构，认为是这些正式的政治结构决定着人们的政治行为；第三，老制度政治学研究具有整体性的特征，无论是对本国政治和法律制度进行分析还是进行政治制度的比较分析，都是力求对政治制度的完整和全面的把握；第四，老制度政治学研究具有历史性的特点，总是把历史做为分析问题的基础；第五，老制度政治学研究明显表现出伦理道德倾向，往往对先行的政治制度作出价值评判。
三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导致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社会学的重大转变，甚至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导致了学术革命。这一转变或革命的确引起了许多重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特别是美国的）在研究方法上的变化，也最后引领出一个更具影响力的政治学方法论的变革，即理性选择政治学的出现。尽管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本身有很多不同，但它们也具有许多共同点，正是这些共同点深刻地改变了政治学这一学科。这些共同点包括：对理论和方法论的关注(concern with theory and methodology)；反对政治学研究中的道德伦理倾向(anti-normative bias)；个体决定论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 of inpidualism)；强调政治输入(inputism)。（注：这里的翻译不是直译，而是根据上下文的意义做的翻译。）转贴于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公开表达出来的对理论构建的关注。它的基本论点是：如果政治学研究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就必须构建自己的理论。这就是说，政治学必须发展和构建“一般理论”，也就是“内在一致的命题”，这些一般理论应该可以用来解释和说明不同社会环境和背景中的政治现象；仅仅对一些国家的政治现象进行描述并做出有意思的解释是不够的；对政治现象的描述、解释和说明必须符合一般理论。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不断深入，一些前沿人物开始提出自己的一般理论并接受检验。比如，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就成为主要的一般理论。[1]另一种理论关注影响投票行为的心理因素，如政党情感依附等等。[2]另外，在立法活动、[3]审判活动[4]和行政活动[5]领域也有不同的一般理论产生。根据上述理论，政治生活是个人特征的一种功能，但主要是一种个人的现象；假如我们要想理解政治，我们必须观察个人并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或那样做。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确有构建理论的倾向，然而，当理性选择政治学兴起的时候，这种构建理论的倾向就更为明显和强烈了。理性选择理论家们把政治行为看成是经济利益和经济计算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政治行为者和政治集团被假定为理性的个别利益的最大化的主体，比如，政治家用寻求再当选的办法保证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6]根据这种观点，政党的纲领和政府的政策是争取再次当选的手段，而不是政治活动的目的。[7]
消除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或道德因素的愿望是伴随着把政治学改造成为“科学”的努力产生的。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老制度政治学有非常明显的对于政治制度的价值倾向，经常使用“好坏善恶”这样的词汇描述政府和政府的政策。行为主义政治学对老制度政治学的批评是：它对政治制度的描述既不清晰也不明确，而且带有太多的价值倾向和暗示。这些暗示对于建立一个好政府并没有太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老制度政治学的批评者指出，政治制度的研究者往往带有对工业化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偏好，主观上把工业化和民主当成“好”政治制度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对正式的法律制度的强调还会把那些虽然非正式但对政治活动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安排排除在政治研究之外。但是，很有趣的是，当行为主义政治学这样指责老制度政治学时，有学者也同样指责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偏见”，说这种“偏见”只不过伪装得更好罢了。
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又一个特征是它们都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人决定论。它们的理由是，政治环境中的真正演员是个人，因此，真正的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和他们的行为。在行为主义的研究中，个体决定论不仅有方法论上的理由，而且还与这类研究的焦点经常是个人的事实有关。也就是说，行为主义研究的对象经常是一个投票人、一个提意见或建议的公民、一个行政官员或者一个政治家。对于理性选择研究来说，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是研究的基础，不论在讨论个人或个人的集合时，它都能增强研究者的分析和研究能力。这样的研究方法或范式有一个非常充分坚定的立场，即，个人或政治个体是社会和政治分析的适当的对象。社会集体，如政党、利益集团、议会等等不会做决定，真正做决定的是集体中的个人。然而，集体中的个人不是任意决定，他们也必须遵守规则。
最后，与老制度政治学不同，行为主义政治学反对把注意力放在正式的政府制度和宪法上，主张更加关注社会对政治系统的“输入”(the inputs from society to the political system)。根据这种观点，政治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投票行为、利益集团活动、大众媒体的报道，而不是“人造”的法律形式。[8]公共政策是这些输入的“输出”。至于理性选择政治学，它的研究范式本身就对老制度政治学有某种“敌意”。理性选择理论运用它的研究范式和模型不仅分析个体行为，也分析集体决策，但它总是假定：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把愿意做让步和妥协的个体的要求聚合在一起的机制或手段。根据这种观点，制度的确对政治参与者有现实意义和影响，假如没有其他理由，制度和法律规则可以构成个体行为的限制因素。[9]这里，理性选择理论试图否认的是制度在决定政治参与者的意见过程中的作用。
四
正当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盛行并达到无所不在的程度时，作为一种批评和反对力量，新制度政治学出现了。最早的新制度政治学的倡导者，如马奇(March)和奥森(Johan Olsen)不仅命名了这一理论，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表达了他们对经验性的政治学研究的看法。[10]、[11]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提出许多对于政治学研究现状的批评意见，另一方面也指明了政治学误入歧途的原因。他们没有要求政治学完全复归到传统制度政治学，但是他们的确清楚地表明了对老制度政治学的某些特点的关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认为，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研究范式有以下重大缺陷：过分强调社会因素(contextualism)；忽略集体行为的意义(reductionalism)；功能主义的滥用(functionalism)；功利主义论(utilitarianism)和工具论(instrumentalism)。（注：同前面一样，这里也是根据上下文进行的翻译。）
首先，行为主义理论过分重视社会因素的政治意义。当代政治学理论降低了政治现象的意义并使它们在政治研究中边缘化，与此同时，过分强调其他社会现象，如经济增长、阶级结构和社会——经济分立的政治意义。更重要的是，一反政治学认为社会依赖国家的传统，当代政治学（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社会高于国家、国家依赖社会。以此为依据，当代政治科学才会大谈特谈“让国家缩回去”的话题。其次，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都有强调个人行为的倾向，因而都忽略了集体政治行为。按照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集体的行为是由个体的选择组成的，在个人选择面前，集体行为的意义已经丧失，甚至连制度的价值、规范和法律约束在个人选择面前都起不到主要作用。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坚持这样一种看法：集体性的输出是依赖个体的互动的。这种看法如果不是把集体行为的政治意义完全否认，也是降到了最小程度。再其次，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都有功利主义的倾向，但理性选择更为明显。理性选择的基本假定是：人们通过政治行为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但是，问题在于人们投身政治活动不一定完全是为了实现自我利益，对于制度政治学的拥护者来说，政治活动的动机也可以是集体的或者政治价值层面上的。因此，即使人们完全按照制度的要求去进行决策，也是完全“理性”的。第四，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假定历史是一个有效的、达到某种程度平衡的过程，因此，比较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主张社会是一个政治组织形式。在这种政治组织形式中，任何能够影响政治平衡的因素都是“政治”的。制度政治学反对这种主张，认为政治要比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家所假定的麻烦得多。最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还有工具论的缺点，它们太关注政治输入和输出，而忽略了政治过程、政治特征和社会政治价值的作用，把这一切仅仅看成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输出的工具，都只是“政治符号”，都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
在这样的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基础上，制度政治学的拥护者公开地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制度政治学研究范式。马奇和奥森宣称，新制度政治学将用一种新的范式弥补现在处于领导地位但却有明显缺点的主流政治学的五个方面的不足，这种范式将集体行动置于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并将重新考察政治集体行为与政治环境的关系。
新制度政治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对“政治制度”的界定。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制度政治学的倡导者们列举了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任何社会都有某种结构特征，尽管这种结构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第二，这种结构要成为制度还必须满足一个要求：稳定。社会结构只有在一定时期内稳定存在才是制度；第三，只有某种社会结构影响到人们的政治活动时，它才是政治制度；第四，制度必须有比较的意义，可以和其他的社会结构相对照，并且在这个制度的成员中存在某种共有的观念或价值。
但是，对于新制度政治学的倡导者来说，问题并没有结束。因为他们为自己开辟的研究领域本身非常复杂，也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有的甚至是来自行为主义或理性选择理论的阵营），所以，新制度政治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研究范式，新制度政治学派也不是意见完全一致的学术群体。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新制度政治学派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马奇和奥森是新制度政治学的主要倡导者，他们代表着一种有明显价值取向的研究方向。在他们的许多著述中[10]、[11]价值和制度的规范作用一直被关注。这些价值和规范可以被个体社会成员用来当成个人行为的参考，也可以被学者用来当作评价政治行为的参照。
与有价值取向的制度政治学不同，有许多学者坚持理性选择理论的某些观点，同时又关注制度的作用。这些学者认为，政治学研究不能被政治价值迷惑，政治制度是规则系统和行为的指导，通过政治制度，人们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2]政治制度可以解释理性选择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在一系列互相冲突的理性选择中，如何达到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制度的确满足了社会和经济的需要。[13]
另外有一些学者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政治制度分析的最好出发点是导致某种政策产生的最早政治选择。这些最早的政治选择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活动，决定了以后的所有政治和政策。假如我们不理解最早的政治和政策，那么，我们也很难理解政策发展的逻辑。比如，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学者同意政策有路径依赖的特点的说法。经验性制度政治学(empirical institutionalism)是最接近老制度政治学的一种研究取向，经验性制度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制度在政策制定的政府决策过程中有很大影响。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应该是政治制度和相关因素。但是他们的研究手段显然借助了当代政治学的分析成果。
五
通过对新制度政治学的产生历史的回顾和主要内容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新制度政治学和老制度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对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像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反映了学术界对老制度政治学的不满一样，新制度政治学的产生也是学者们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过度膨胀的一种反击。但是，很明显，这一反击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理论革命相比，其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意义不是很大。换句话来说，新制度政治学的批判性高于它的建设性。另外，我们从上述的分析中也看到了思想的交流和结合，实际上，新制度政治学是当代政治学者在充分了解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优点和缺点之后，把当代的分析手段运用于老制度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之上。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新制度政治学是一次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尝试，表面上是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兴趣的回归，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新制度政治学决不是简单地恢复了老制度政治学，而是一种更新，是一种在新的背景中对政治制度和集体政治行为的关注。
但是，考虑到新制度政治学是一个在最近20年中兴起的研究范式的变革，我们可以说，任何对它的批评都显得太早和太不充分。
参考文献
[1] Almond and Coleman.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M]，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
[2] Campbell.The American Voter[M]，NY，Wiley，1960.
[3] Wahlke.The Legislative System:Explorations in Legislative Behavior[M]，NY，Wiley，1962.
[4] Schubert.The Judicial Mind:The Attitudes and Ideologies of Supreme Court Justice 1946-1964[M]，Evaston，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5.
[5] Aberbach.Bureaucrats and Politicia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6] Downs.A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M]，NY，Harper and Row，1957.
[7] Fiorina.Coalition Government，Divided Government and Electoral Theory[J]，Governance，1982.
[8]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Political Science[M]，NY，Rnopf，1953.
[9] Bachanan The Calculus of Consent:Logical Found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M]，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2.
[10] March and Olsen.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4.
[11] March.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M]，NY.Free Press，1989.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J]，Governance，1996，(9).
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4
任何一门学科，不仅要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也不能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应该说，理论建设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政治学也不例外，它需要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民主、国家、人权、公共权力、制度等抽象概念的探讨和界定，离不开对具体政治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分析，离不开对中西方各种政治学说的理解、阐述和评价，离不开对政治事务、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关系及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揭示。从我国政治学科发展的现状来看，政治学理论落后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对当前的政治生活缺乏解释力，特别是缺乏本土化的政治理论。因而，我国当前急需构建一套能够科学解释现实政治生活、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预测政治发展前景的政治理论。这一套理论体系的构建当然是实证方法无法企及的，需要依赖政治学规范方法的运用。
大多学者都是从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角度，来说明规范方法的重要性。彼得•文奇从社会科学的特点出发论证了社会科学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他声称社会科学内在地就是一种哲学事业，需要一种在逻辑上不同于自然科学提供的那种解释的概念体系。伊赛亚•伯林基于价值多元主义来阐述政治哲学的功能和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价值多元化的世界中，人们赞成的价值构成之间存在着不可简化的差异，没有任何一种价值体系可以容纳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任何这些体系将优先考虑某些价值，并放弃或重新阐释其他价值。哲学的任务就是阐明并评估这些不同的模式。既然承认价值多元化、承认不可调和的道德分歧，就要承认政治哲学的存在。有的学者从政治哲学功用的角度提出了政治哲学合理存在的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正当生活的范式。二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辨别的指引。三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认知政治的知识体系。”
首先，一些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很早就在政治学研究中得到运用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开始运用类似今天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如柏拉图致力于寻求社会与政治的统一，其代表作《理想国》就是通过揭示自然的永恒法则，来探讨理想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而随后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100多个雅典城邦的调查和研究，得出了典型的政治社会学的结论，即各个城邦在组织形式、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方面的不同，与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尽管亚里士多德本人是无意识的，但这一方法对后世政治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代政治学研究中作为科学方法重要代表之一的结构功能分析，事实上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萌芽了。如柏拉图为了回答关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等一系列问题，他提出了分工理论和劳动专业化理论。他认为，“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真实的正义不是关于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关于内在的，即关于真正本身，真正本身的事情他主张人的需要是多面性的，而每个人天生的才能却是单一的。因此，他主张人们之间必须有合理的分工。而分工的必然结果就是结成人群或者社会。这样一种社会，要保证它的稳定和发展，必须满足三种功能:一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二是要有人保卫，三是要进行管理。这样的一种社会团体就是国家。可见，柏拉图已经开始从结构与功能两个维度来研究理想的国家状态。
其次，政治学研究很早就开始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在古希腊，政治学的研究就开始与数学等自然科学相结合。如柏拉图，他的理论与当时希腊数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理想国的概念就是建立在几何学的基础上，即在研究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时，不是去论述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去发现最理想的国家，去发现所有理想的国家所具有的实质性的和典型性的东西，即普遍的社会原则。应该说，这是数学方法与政治学的最早结合，这种结合使得柏拉图成为了“坚信可以将数学———几何学方法用于政治分析的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古代先驱”。到了近代，政治学研究一直致力于科学化努力，思想家们纷纷将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的研究，其间，最杰出的代表是霍布斯。整个17世纪，“所有学科都让几何学给迷住了，霍布斯的哲学也不例外”[5](P517)。从哲学观上讲，霍布斯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他只承认物质的机械运动，并且试图用普遍的机械运动来解释世界的一切现象。基于这样一种哲学观，在政治学研究中，他特别强调数学和力学方法，尤其是几何学的应用，并主张将这些方法套用到政治现象分析中来。这些方法的运用典型就是霍布斯的代表作《利维坦》。从总体上说，这部著作是”建立在心理学上的，而其方法则是演绎法”他认为，人的运动有两类，一是与生俱来的终生不止的生命运动，即生物的本能运动;另一种是由外界刺激引起的生物的自觉运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天生是自我保存的，这种自我保存，反映在人的运动方面，就是人天生要求促进生命运动，嫌恶阻碍生命运动。因此，他认为，人们欲望和嫌恶的根源就在于促进和阻碍生命运动。而人性中能够促进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善;人性中会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恶;其中，在所有的恶中，“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人类第一个共同的本性就是争夺权力，而且永无止境。而要避免这种状态，他在政治上开出的药方就是，建立至高无上的国家，即他的“利维坦”。
而与霍布斯同同时代的配第，则独创性地应用算术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在《政治算术》这部著作中，他力图通过对大量统计材料的分析，从经济现象的表面深入到经济现象的内部。其根本宗旨就是重实证，反对主观想象。如配第自己所说“，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汇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却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他认
为，不能诉诸人们感官、在性质上没有可见的根据的东西是不能触摸的，当然无法加以论证，而在经济现象中，能够加以论证的东西，就是那些能够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加以计算和衡量的客观的经济事实。在他看来，凡是能够用重量和尺度加以衡量的东西，也就是实在的东西;因此，经过数字、重量和尺度计算及衡量的经济现象，也就是经过了实验论证。他指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它们构成我下面立论的基础)来表示的展望和论旨，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错误”因此，在该书中，他运用了很多数字来比较英、荷、法三个国家的国力。如他根据一定年数乘年租额来推论出地价，从房租推论出房屋价值，由工资推算人口价值，再根据人口数和盈余收益来推论国家的财富，总之，他的理论就是要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正因如此，马克思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5
一、当前新制度主义在层次分析方面所存在的分歧点
1.新制度主义功能与结构方面的问题
相关专家学者提出，制度的连接机制表现比较明显，相关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拟定相关制度的形式，展现不同微观社会背景下相互之间的层次关系，并将相同物质的功能结合到一起。
Alexander Hicks曾经也提出了与其相关的理念，认为新制度主义研究中确实存在不同分析层次以及不同分析视角，这种视角主要表现在理性选择制度和社会学制度这两方面的差异，且差异十分典型。虽然许多专家学者都陆续提出了各种新制度主义的根本性内在分歧，但是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定论。虽然这部分专家学者已经认清了问题的核心，但是尚未解决。
新制度主义在分析层次上存在一些分歧点，这些分歧点目前都集中在逻辑适宜性和逻辑结果这两个方面。新制度主义在适宜、后果这两方面的逻辑层面存在较多的不同点，而且在对制度进行分析时，如果发现制度分析与理论构建模式不同，可能会受到传统工作理念的制约。
选择性理论属于近年来逐渐被人们所重视的一种理论，侧重于工作制度主义内容，产生在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项目当中。虽然和主流的各种新古典经济学有许多相互违背的地方，但是二者之间依然可以通过一些理论进行假设，同时这也属于不同经济发展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方式，让结果更加满足其偏好。但是在此过程中，社会学研究开始确立，并且在确立之后，其方法论也开始占据优势，因为目前我国在进行相关社会学研究时，最常见的研究方式就是利用各种方法来构建社会要素及相关发展问题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个人行动塑造问题。
社会学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在面对特定形式制度下的人类个人行为时，一般都比较偏向于坚持适宜性逻辑，但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思想却会让个人偏向于选择后果逻辑。不论是瑟伦还是斯坦默，都将该意义当成研究的基本要素，并根据工作开展的情况，分别提出不同层面的政治学内部理性制度以及相应的社会主义论点等。
2.新制度主义层次分析
（1）将文化路径和新制度主义的计算路径当成主要的路径来对待，同时二者也是新制度主义最关键的特征之一。部分新制度拥护者认为，适宜逻辑比较强调个体总数，并将个人总数论点集中到文化或者是相关的组织路径当中。这种自我利益、个体效益会受到文化、组织等方面的影响。在进行组织分析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多关注新制度主义内部的文化要素、社会要素等多种构成因素，结合认同要素，分别对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界定。目前我国的历史制度主义一直以来都比较信奉社会发展背景要素，所以研究人员在对理论立场上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进行研究时发现许多相似之处。
（2）从文化路径的角度出发，对计算路径加以评论。个体在做出决定时，一般情况下并不会建立效用函数，并按照这个函数，分别对成本与经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新制度主义进行研究发现，新制度主义在层次方面的分歧也比较明显。从实际工作情况来看，其工作的本?|是一种能动与直观结构相互关联的处理模式。如果在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新制度主义可以得到一定的发展，就必须不断构建可以和结构、能动相互关联的考察面。以该认知方式为基础，William Roberts Clark按照结构和能动二者之间的关系，将新制度主义划分成了不同的分支，分别为agency-centered institutionalism、structure-based institutionalism。该划分方式比较简单易懂，可以从根本上分析出不同动能之间的特点，同时还从侧面体现出这两种要素所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的根本分歧点。对待结构与能动、客体性、主观性关系不同的认知问题上，要多考虑社会科学核心要点问题，利用相关论点来回答究竟是个体还是整体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取向
在对逻辑清晰理论进行构建或者对严格规范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会凸显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通之处。但社会科学并不是一种徒劳无功的紧随自然科学发展而发展的学科。虽然社会课程和自然科学的内容有许多交叉点，但是毕竟二者的整体大方向不同。国内的专家学者也根据这一要点，提出了政治学科的特殊性。政治学科和其余的自然科学有本质性不同，虽然也有一些交集。政治学与自然科学都需要关注知识的获取方式，并且政治学科和自然学科基本相同，都需要对不同形式的变量进行全面研究，通过对变量进行分离、对变量进行控制的方式来获取各种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知识点。在研究对象方面，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严格，同时也没有重复性。政治学科在确立了以后，科学化历程也代表了行为主义革命的后续发展，体现了政治科学在科学化方面所遇到的困境。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必须不断吸收来自传统工作制度的研究成果才能长期发展。政治学在我国的发展时间比较长，而且在新制度主义发展之前，政治学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研究制度之一，而制度研究也是当时政治学最关键的一个研究部分。政治学当中的新制度主义，尤其是历史制度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旧制度主义的研究成果。
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6
关键词：本科教学；政治学原理；教学改进方法
《政治学原理》作为政治学类和行政管理类专业的基础性必修课，具有为该专业的本科生培育政治学兴趣、奠定政治学理论基础和认知框架的目的与重要功能。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课程要求的知识传导和学生对所授内容的接受感知间的差异往往让这些目的难以达到，甚至产生使学生远离政治学的负面影响。
一、《政治学原理》教学中的常见问题
（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在理解上的困难
《政治学原理》是一门基础性课程，会涉及到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但因该课程大都开设在大一学年，这些概念和理论相对于大一的本科生来讲，显得过于抽象而难以理解，例如，、政治、国家、权力等概念均是对人类政治社会中某些共同特征的归纳，在现实中几乎很难找到完全符合的对应物，学生在接受相关知识时就容易感到空洞，兴趣寥寥[1]。政治学中的基础理论，例如民主理论、国家理论等所要解决的问题距离学生所亲身感知的现实又过于遥远，这就会带来理解上的困难。
（二）政治学经典原著在阅读上的困难
阅读经典是学科入门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政治学原理》课程中如果适当鼓励学生阅读原著将会让学生更快走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但政治学中的经典原著大都苦涩难懂，例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或是《政治生活中的系统分析》都不是大一学生能够轻松读懂的著作，让学生阅读原著经典，可能不会有助于对课程的学习，反而使学生远离该学科。
（三）进行讨论式授课上的困难
如果在授课中学生出现难以理解的情况，引入讨论，让学生在相互辩驳中加深理解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方法。采用讨论课的一个前提是学生已对所讨论的问题和所涉及的知识有所掌握，若不具备这些条件，学生一方面不知道该讨论什么内容，另一方面也容易使讨论失去控制。《政治学原理》中的一些用于进行辩论的题目都较为宏大，例如，民主国家还是权威国家更助于推进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学生具备较好的专业基础，对于刚接触该学科的学生而言，贸然进行讨论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四）进行案例教学的困难
案例可以加强对概念或理论的直观理解，在围绕案例的互动中可以提升授课的效果。而政治学中的案例，例如国际间的冲突和战争、宗教对于政治行为的影响等相对而言距离学生的日常实践较远，学生对其难以形成直接有效的认知。甚至，有些概念或理论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完全吻合的例子，比如“自然状态”、“社会契约”等，本就是学者为了阐述理论所假想的状态。在案例选用上必须要考虑到这些情况，否则会导致学生的错误理解。
在《政治学原理》教学中存在着课程内容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概括性和学生的认知能力之间的差距，为了提升课程的教学效果，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来弥合这一差距，我们对教学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尝试。
二、教学改进的方式
针对既有教学方式的不足，在实际中所采取的改进措施主要是培育多元互动的课堂、开展引导式讨论、建立多层次的案例库、进行经典原著的导读、配备本科生导师。
（一）培育多元互动的课堂
原有的教学模式主要是教师在课堂上讲述课程内容，即使有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也大多是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一对一的方式，这种教学模式在课程讲授过程中会留下许多学生未理解的难点，在缺少互动的情况下，这些疑问会累积起来，以至造成对后续课程内容的理解障碍。多元互动的课堂则是教师在讲授过程中，与学生展开互动，进行师生之间的多元交往沟通和动态交互影响[2]。多元互动的课堂需要培育宽容、自由、民主的氛围，鼓励学生即时对不理解之处进行提问和允许学生针对与教师所讲述观点的不同意见发言，通过同学间和同学与教师间在课堂上的互动提升对课程内容的领会。例如，权力是一个有多个学者做出界定的概念：“权力是不得不服从的力量”、“影响他人的能力”、“实现意志的能力等”，在讲述该概念时，可以鼓励学生对不同的界定进行发言，讲出自己赞同或者反对的理由。又例如，在涉及到观点评价的讲述时，“是威权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更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在同学间进行一定的互动，让多个同学针对彼此的看法进行发言，以更深入明了观点的逻辑。
（二）引导式讨论
在《政治学原理》课程上进行讨论的一个困难是学生缺少相关的知识储备和逻辑分析能力，在讨论中容易离题，抓不住讨论题目的关键点，使讨论流于形式达不到预期效果。引导式讨论则要求教师在讨论中成为讨论内容、主题、逻辑的引领者，在讨论过程中，帮助学生了解讨论所必需知晓的基础知识，当讨论偏离主题时使其回到预定轨道上。比如在讨论一本书的逻辑时，需要教师先建立起该书的基本逻辑框架，引导学生讨论出该书所运用于解释的主要变量，并搭建起变量间的逻辑关系；在讨论学术观点时，则要求教师介绍相关学派的不同观点，在讨论中引导学生对观点中的漏洞进行批驳。
（三）建立多层次的案例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