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方法范例6篇

比较政治学方法

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1

【关键词】中美 思想政治 比较研究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与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西方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对国内产生了不小的冲击。高校学生正处于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且接受程度极高的阶段,这些新鲜事物的涌现势必会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对我国思想教育工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因此,要想使我国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紧跟时代步伐,切实起到引导当代大学生培养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作用,就必须进一步研究如何加强、改进和完善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众多的研究角度中,对中外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鲜的领域,本文以中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为引,进行了探索研究。

一、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的异同比较

1.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为完成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认为,在对高校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方式、办法或手段的总和。我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按照我国社会发展要求和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我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可以分为显性、隐形和特殊性三种实施方法。显性实施方法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组织实施的,直接对教育对象进行公开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正规工作方式的总和,主要指对高校学生进行的马列主义的系统理论教育和组织引导高校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并运用所学知识提高思想觉悟和自身认识能力。我国高校开设的一些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 《思想概论》 《形式与政策》属于典型显性教育。相对与显性教育方法。隐形教育方法指运用多种手段,寓教于乐,通过渗透的教育方式,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我国高校举办的一些学生活动,例如,纪念“五.四”运动活动;纪念“一二九” 运动,开展主题团日活动,属于隐形教育。特殊性实施方法是针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思想问题和行为而采用的教育方法,多指心理咨询法;也指辅导员或班主任对于特殊个体学生进行个别谈话教育。

2. 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尽管美国大学没有采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没有设置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机构,美国国家精神、民族意识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培养却是通过许多实际上发挥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教育和活动来完成的。而所谓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指美国社会为了培养合格的美国公民,用美国社会的统治思想、价值观念、道德文化对高校学生进行思想观念、政治知识、政治价值的灌输及思想道德的教化,使他们形成美国社会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成为资产阶级合格接班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美国高校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有以下几种:道德认知发展方法,教育者通过引导学生对道德两难问题展开讨论,帮助学生树立作为团体成员的公正观,进而促进其促进积极的道德思维、促进道德判断发展;价值澄清方法,指让学生在具体的讨论、实践过程中提高分析和处理各种道德问题的能力,通过这个过程来使他们澄清自己的价值观念,减少价值观的混乱,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榜样示范方法,美国高校的榜样示范方法更重视环境的影响,关注社会环境的净化、师长的表率作用、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氛围的营造和相关情境的创设。

二、中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优势比较

首先,我国高校注重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系统性。政府对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行全面干预,高校不但设有统一的大纲、教材和课时规定,有专门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而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非常注重系统性和理论性,教学上更是比较系统地讲授马列主义知识、比较注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强调的是通过理论学习促进思想转变。其次,我国高校不仅设立了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机构、成立了专职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同时还非常重视党团组织建设,通过这种规范化的日常管理,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再次,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贯彻正面教育的原则,这一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实施方法的运用上,可以说,不断加强对学生的正面引导已成为我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一个显著优势, 它为学生提供了明确的学和做的参照体系,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我国不同,第一,美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具有较强的主体性,重视对学生的启发诱导。教师在施教过程中,较多地运用“道德讨论法”、“课堂讨论法”、“探究式讨论提高法”等方法,通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了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提高了他们的创造能力和自我教育的能力。第二,美国高校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性极强。美国政府不但支持高校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而且还为其提供制度及经费保障,重视实践基地的建设,广泛开辟实践场所,积极地与社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学生提供包括维护和平、环境保护、反对战争、反对种族歧视等方面多样化的活动。第三,美国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比较重视运用间接的实施方法。这些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机地渗透到学科教学、学生的日常生活、教师示范等方面,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政治说服和道德熏陶,从而使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使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给人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增强了美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三、完善我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建议

第一,加强教育方法的民主性。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灌输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素质,以教师的主导权威压制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该借鉴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在尊重学生自主性方面的积极因素,结合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加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民主性。

第二,增强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通过增加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引导激发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帮助他们掌握认识问题的方法,提高处理问题和矛盾的能力,以形成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固定其思想的基本思路模式,达到使他们独立自主地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目的。

第三,重视教育实施方法的实践性。我们应借鉴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社会实践活动的成功经验,不断地丰富我国高校学生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手段激励和保证学生参加到这些活动当中,从而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提高了适应社会、自我教育的能力,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并树立为他人服务的道德信念。

三、总结

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以及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的大背景下,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之间的冲突也会更加明显,意识形态内的斗争还会更加剧烈,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必然带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深刻变化,为其发展提供了条件的同时也对其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使其紧跟时代步伐就必须努力借鉴和吸收中外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进成果,不断提高完善。

【参考文献】

[1]陈义平.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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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比较政治; 主流学术期刊; 脉络;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5.02.021

Abstract: Comparative politics, whose topic, perspective, method and analytic technolog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arative method”, which is a unique branch of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politics appeared in the USA during 1950-1960’s as a discipline, and it wa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behaviorist revolution, but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f the American. The academic circle of China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since the mid of 1980s. Undoubtedly, the discipline has g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a, for example, many Western Classic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native, and some dominant paradigms and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en assimilated by the academia, and what’s more, Chinese comparative politics has formed a logic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s. However, some dilemmas emerged inevitably, such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lassic formal-legalism, developmentalism and post-developmentalism, the continual confrontation performed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against quantitative study, and the contradiction shown by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China; main academic journals; historical context; trend of development

尽管比较政治学的滥觞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法,但不可否认,现代比较政治学兴起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并先后经历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个阶段,并产生出政治系统和国家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发展与不发达理论等主导性研究范式,为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仅需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更需要通过比较政治学这一重要学科的视角,从理论化高度为我国的大国战略考量。

一、文献反思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反思

对于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历程及成果所做的研究综述,学界已进行过相关讨论,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有:

1. 由《中国政治学年鉴(2002)》所收录的三篇研究综述,[1]25-39张海清的《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构、研究领域、发展趋势综述》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我国比较政治学发展以来所译介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经典著作和我国学者所编纂的大学教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学界所研究的主要领域,最后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做了简洁的讨论;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综述》主要基于法理――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对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正式政治制度方面所撰写和出版的专著进行了整理性归纳,并指出了这一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问题;王庆兵的《比较政治学国别研究》则以国别研究和跨国研究为主题,在参考较多期刊论文的基础上,总结了此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所取得的主要进展。

2.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2011年起刊载的三篇关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短文,影响较大。一是由复旦大学的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三位学者撰写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比较政治学》一文,明确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目前基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并指出之前学界所发表的文章均可分为“‘口号型’文章”、“泛泛而谈的评论或综述”和“概念辨析性文章”三种类型。[2]之后三位学者还继续发表《如何做好比较政治学》、《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两文,以冀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提供可能的发展途径,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共鸣;二是由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所写的《比较政治研究:回顾与思考》,[3]对2010年以来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有关的专门研究机构成立、召开的四次国内学术会议、国内比较政治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相关研究内容都做了十分清晰的总结。结合其发表于2011年的《政治现代化: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取向――新世纪十年比较政治学发展回顾之一》 [4]一文,谭君久教授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近十年来的研究主题主要是在“政治现代化”框架下的民主化、政治腐败、政党政治等领域,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欧美发达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更加细致和深化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诸如东亚模式、南亚(主要是印度)政治、中东伊斯兰文化、非洲民族政治、拉美威权政治等,都有了新的开拓。这基本反映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成果;三是华东政法大学的高奇琦教授于2014年发表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5年回顾》 [5] 一文,不但对中国比较政治始于2010年左右的“爆发性发展”进行了时序定位,还提出比较政治研究的“外延性发展”和“内涵性发展”的概念,提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今后需要努力的两个方面。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徐海燕研究员在《中国视角下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发展与评析――兼评2012年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概况》[6]一文中,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科的发展概况,从对西方经典文献的引介、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学术人才的培养、以中国为视角的研究拓展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并重点对2012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新动向进行了十分细致的介绍,并指出学科发展的三个方面的不足。

以上文献均可看作是学界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脉络进行梳理和反思的总结和概括,也基本反映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阶段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的关注时段较为有限,基本聚焦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近发展,且大都主要关注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经典书目,范围较窄;此外,这些论文的中心主题大都着重指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现实问题,并提出种种建议,为学科研究指明发展道路,这就相应忽视了对本学科内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术文献的系统关注,难免使本学科的发展脉络出现模糊,学科范式变换的连贯性也随之减弱。因此,只有详细检索和系统整理30年来我国主流学术期刊中关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论文文献,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才能呈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清晰脉络。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尝试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

(二)研究设计

所谓“主流期刊”,即是指在本学科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其具有相当权威性和导向性的核心期刊。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主办的核心刊物自然是“主流期刊”的最主要部分。

笔者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为基础,首先,系统检索在本学科领域中有主导性影响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政治学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社会科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迄今为止所刊载的相关文献,根据笔者自身知识结构加以判断,整理出352篇论文;其次,通过“中国知网”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均以“篇名”或“题目”及关键词为搜索导向,输入“比较政治”,进行相关文献的筛选和补充;再次,根据相关文献的“被引”和“下载”两个指标,并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比较政治研究网(CPR)”所列的相关学者名录,以获取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发展30年来,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相当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力图完善文献来源,以展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兴起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下文将分别从发展脉络、相关问题及前瞻性思考三个视角对上述文献进行分析。

二、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

自1983年我国恢复政治学研究以来,作为其重要的分支学科,中国比较政治学从无到有,在30多年的历程中不断开辟新的学术领域,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取得了较为长足的进步。从检索出的文献资料来看,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时序上可以很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段,上世纪80-90年代的基础研究阶段,90年代末期到2008年左右的初步应用阶段,以及大致从2009年起步,直至今天的多元发展阶段。与美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阶段时序一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也历经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变换。

(一)基础研究阶段

即便在美国,比较政治学也是从对外国政府的认识和研究开始的,即对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区域政治学研究都可视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照此标准,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则最早由“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专业学者关注和推动。从1981年起,《国际政治研究》就接连刊载我国学者认识和分析外国政治制度和政府过程的文章,其内容较为广泛,主要包括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别政治、我国周边国家政治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制度。在前苏联及东欧政治方面,刘金质、林勋健、曹长盛等学者对其政党(即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和结构、党际关系、对外政策等进行了分析,《国际政治研究》还开辟专栏讨论前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以及南斯拉夫大事记;①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印度研究组对印共(马)关于印度革命的问题进行了认识和归纳;唐文方、潘琪、董秀丽、张锡镇、王杰等对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伊朗、菲律宾、智利等之前国内学界不太熟悉的国家也给予了一定关注。除此之外,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也有相当的介绍。但总体而言,这些文献都只是对外国政治和政府过程的总体性概述,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

从目前可查阅到的学刊范围看,“比较政治学”概念在中国可能最早出现在1984年第12期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通过翻译美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的《论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塞勒的《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这三篇文献,我国学者对什么是“比较学”及“比较政治学”有了粗略认识,并开始自觉关注这一政治学的重要分支。此后,西方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达尔、亨廷顿、伊斯顿等的经典著作被陆续译介,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路、概念、方法和技术也逐渐为中国学界所了解和认识,不少学者开始自觉运用系统的学科话语和理论框架对民主化、权威主义、政治转型等话题进行了讨论。例如:在1989年,俞可平就“权威主义”的内涵、类型、特征及成因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尝试用比较的视野来分析中国政治,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7] 李路曲则对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权威主义政治等话题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不但拓展了学界对新加坡国家政治特色的认识,而且运用比较政治的方法对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有开创意义的讨论;② 此外,周平从亨廷顿的“强大政府论”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稳定进行了讨论;[8] 张树华对中俄两国的改革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两国的体制转轨背景,从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的民主、秩序、效率三个变量出发,回应了西方的相关理论。[9]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如严强就注意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80年展以来,经历了“以旧制度主义为主、以引进行为主义为主和努力实行主体性等三个阶段”,[10] 与此同时,他还讨论了比较政治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还对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途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而彭兴业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探析》一文则通过讨论“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的性质、特征及哲学基础等问题,呼吁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实现“多样化而不是单一化”,[11] 这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处于基础研究的知识储备阶段,学术界的主导研究范式是法理―制度主义和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体现为吸收和消化西方经典理论,并在延续对外国政治的概略介绍风格基础上,着重分析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政治过程。在研究模式方面,还是以静态描述为主,对正式的立法机构、法律体系、国家结构等进行宪法性文本解读。而在学科自身发展方面,中国比较政治学仍与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历史学、法学等学科相铰接,学科界限十分模糊,缺乏基础性分析概念,对研究对象的共性和差异几乎没有关注,在研究方法上明显滞后。

(二)初步应用阶段

比较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出相关的政治问题,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恰当的案例,通过建立相关性标准使自变量和因变量发生关系,以得出逻辑严密、比较中立的解释理论。经过十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学科探索,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将西方的经典理论范式和方法应用于现实之中,聚焦中国的政治发展,并努力归纳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性及个性,突出比较特色,使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都有较大突破。

1. 对本学科进行整体关照,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宏观审视的综述性文献开始出现,并产生极大影响。2000年,张小劲发表《比较政治学的历史演变:学科史的考察》 [12] 一文,对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进行了全面阐述,细致梳理了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脉络,不仅使比较政治研究这一重要学术传统在学术史上实现古今贯通,而且还系统总结了在不同时期对本学科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经典文献,并分析了其时代背景和学术传承。由于以上的学术贡献,这篇论文在“中国知网”的被引用率和下载率都极高,成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需要重点参考的文献;除此之外,李春成和杨雪冬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建构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应该从四个组成部分着手,分别是“问题意识和‘元问题’”、“基本价值和基本假设”、“基本的概念和分析单位”,以及“基本的方法”;① 而在2005年,欧阳景根在对西方比较政治学以往理论和分析框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要有比较研究的时代性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路径提供了可操作化的建议。[13]

2. 相较之前较为单一的法理―制度主义及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范式,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段中不但巩固和发展发展主义范式,还积极引入新理论,并尝试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以分析和探讨本土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彭勃、米、何俊志等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及其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引介,并对其在中国的运用给予了中肯的预测和建议;②另外,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新热点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也逐渐为国内学者了解和认识,朱天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一文是国内较早介绍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文献,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之间区别和联系的系统阐述,对其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该文也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4],此后,越来越多的比较政治学者开始更深入地讨论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除此之外,比较政党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专题领域也得到学者们关注,如对英美两国政党认同的新制度主义解释、对独大型政党派系政治的比较研究、对西方政党转型的研究等,都成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③

3. 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的推动下,比较政治的区域研究得到不断扩展和深化。在这一时期中,一些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如“21世纪初的东南亚经济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球视野下的拉丁美洲发展”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际学术论坛:2004-2005年的拉丁美洲”、“全球化与政治转型”学术研讨会等,这都为我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背景知识和案例素材。

总之,相较于基础研究阶段的研究状况,这一时期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明显进入成长阶段,主导研究范式已实现到发展主义的过渡,研究话语主要为“政治发展”、“民主化”、“政治转型”等议题,基本摈弃了传统的描述形式和条文主义,学者们普遍重视理论建构和理论应用,在相关领域取得较有价值的成果,并开始思考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自身发展逻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也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即研究方法的缺失。不少理论建构和应用都侧重逻辑的推理和演绎,止步于“自圆其说”阶段,缺乏精细的研究设计,方法论意识十分薄弱,这就促使我国比较政治学者对“比较方法”的关注。

(三)多元发展阶段

在对什么是比较政治学的回答中,我国学者较为认同利普哈特和萨托利的说法,认为比较政治学的最重要特色就在于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而言,研究方法对其学科的发展和评估至关重要,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每次学科内的“自我革命”都体现为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变革。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也标志着本学科进入一个多元发展阶段。

尽管在之前的两个发展阶段中,已有学者表达出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关注,但都显得比较零散,且缺乏系统严格的“设计构思”。但自2009年开始,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却突然开始发力,在对学科研究方法的关注方面有大幅提升。首先,李路曲在2009年发表《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一文,对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做了十分精细的剖析,在此基础上,从研究问题的提出以及范式的选择与确定出发,对案例选择、时段划分、资料搜集、验证理论假设等研究步骤做了详细说明,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此后,学界对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关切开始升温,学者们通过对西方相关文献的梳理,来归纳和概括其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演变逻辑。例如高奇琦就写过多篇较有影响力的论文,对西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他认为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主要经历了“基础阶段”和“深入阶段”两次浪潮,在此过程中整理了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有重要意义的代表性文献,还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界围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争论做了简要介绍;[15] 另外,在《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概念研究》一文中,他从最基础的概念研究入手,对萨托利的本质主义与科列尔和吉尔林的折中主义做了全面分析,阐释了西方概念研究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以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于2013年第5期组织的一期“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专题”为例,高奇琦、米、耿曙、何俊志等分别围绕“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前沿进展”、“比较政治的议题设定”、“比较政治的案例研究”、“比较政治的模糊集合方法”等操作化问题展开讨论,在李路曲教授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④ 将“如何做具体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这一现实学术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和细化。此外,周忠丽先后发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选择及应用》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特征、类型及应用》两文,对案例选择这一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问题做了较完整的回答。而北京大学王丽萍教授发表的《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案例、方法与策略》[16]一文,更是系统地交代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步骤及具体要求,使比较政治研究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而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已广泛应用的统计和量化分析方法也被吸收到比较政治学领域。以复旦大学李辉为例,在《世俗主义与腐败――基于跨国数据的一项定量分析》[17]一文中,他以“世界价值观调查(2004-2008)”、“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世界事实数据”等资料为数据来源,采用一般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对世俗主义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做了定量研究;此外,《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宏观政治环境与国民幸福感――基于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2008)的多层分析》、《东亚民主的质量:测量与比较》等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也都基于对相关数据资料的分析,得出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和解释模型。另外,不少学者也对比较政治经济分析、比较历史研究等具体研究方法做了细致讨论,如北京大学朱天飚副教授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研究》一文,就通过对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在对其做好定位的基础上,从因果关系、历史作用和比较方法三个方面对比较历史研究这一方法进行了剖析。总之,这一阶段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是十分丰富的,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交流与互动也日益频繁,这是多元化表现之一,也是此阶段最突出的特点。

多元化表现之二主要是围绕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化”话题展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的为庆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比较政治学系所登载的“笔谈:理论自觉与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专栏讨论,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讨论比较政治学的“本土化”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特别提出“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本土化课题”,强调在与西方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学者不能只充当西方理论的“消费者”,还要成为理论的“生产者”;[18] 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也指出要重视“中国语境”,“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身份意识” 。[19] 而在最近,杨光斌教授还撰写《新比较政治学:体系―议程―方法》一文,提出适应“中国语境”的“比较国家建设(躯体)――比较政治制度(骨骼)――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框架,强调应该把不同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拉回到历史,拉回到各自国家的政治真相之中”。[20]

多元化表现之三则主要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大大增强,并集中表现在主题研究和案例―区域研究两个方面。在主题研究方面,政党政治、公民社会、政治腐败、政府治理能力等都为学者所关注,撰写了大量相关论文,例如:刘文科的《大众媒体对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谢峰的《西方政党的党内民主差异探源――政治生态环境的视角》、高奇琦的《30年中日公民社会成长与政治发展――一种比较政治的分析》、董毅的《民主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吗――从比较政治的研究视角》、张孝芳的《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等;而在案例―区域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也渐趋开阔,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案例研究也愈益丰富,并在设计思路、分析框架和研究结论方面也与国际学界展开积极对话,较具代表性的有:孔寒冰的《中东欧转轨二十年:经验与教训》、项佐涛的《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类型、进程和特点》、李文、王尘子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走出腐败高发期的条件与机制》、王鹏、魏然的《拉美国家治理模式与政治风险》、方旭飞的《政治民主化与拉美左派政党的变化与调整》等。

除上述三个表现外,这一时期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会议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以“比较政治”作为主题的研讨会和论坛广泛召开,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还纷纷成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不少专门关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刊物 ① 也相继出版发行,相关学术梯队和人才培养模式也渐趋成熟,这都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三、多元时代的迷惘与困惑

尽管在三十年的发展脉络中,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学科建设、讨论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地位也逐渐为学术界肯定和重视,可以说,比较政治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促进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重叠和融合发展的新生增长点。但由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是在完全吸收美国比较政治学体系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而且,在较短时间内,就历经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逐步形成的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跨时空冲击,直接造成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多元化”形态,加之西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涌入,使得有关本学科发展的诸多迷惘和困惑也随之而来,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似乎陷入“踌躇不前”的“停滞”状态。

1. 在研究价值方面,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仍然存在价值和主义之争。上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在我国重建和恢复不久,学界就围绕“新权威主义”产生了一场争论,影响至今;在之后的政治学及比较政治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时出现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发展主义范式的反思,但权威主义、政治发展与政治转型、民主化等话题依旧是政治学讨论的核心议题。尽管大部分学者声明自己保持“价值中立”,但其分析框架、话语体系、理论解释和研究结论仍旧带有很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此外,我国学界又明显出现从对西方政治体制的积极乐观到分析其消极缺陷,再到反思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背景变换又使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为学界所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界也明显出现号召从事“本土化”研究的呼声,其实质就是立足本国,从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主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及其融合的路径之中,寻找区别于西方世界的中国价值,逐渐表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关怀。

2. 相比比较经济学、比较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中国比较政治学在研究主题上明显落后,现实感最弱,这主要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1)在研究主题方面,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所讨论的经济发展模式、财政税收制度、生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与国计民生显著相关,而比较政治学所讨论的政治价值、政治发展、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不为大众所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微,加之比较政治学学科内部主题的零碎杂乱,缺乏一个共同的研究焦点,更谈不上学派之争,这就使比较政治学处于更趋边缘化的状态;(2)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政治学子学科相比,比较政治学对外国政治的研究依旧是一种概略性的认识,且明显缺乏将中国经验上升到对整个比较政治学研究贡献方面的关注,更少与国际热点相连接,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婢女”和“小伙伴”。

3. 使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者颇为尴尬的是,中国学界至今仍无一部“像样的”学科经典力作。高奇琦教授曾感慨:“我们还缺乏一批经典的、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并认为目前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爆发性发展仍是外延性发展,而内涵性发展十分不足。[5]实际上,内涵性发展与外延性发展的划分直接道出中国比较政治学最致命的问题,即理论、经验与研究方法的脱节,表现有三:(1)在对相关理论的理解方面出现“时空错位”的混乱,将彼国和彼时的理论解释套用到此国和此时;(2)“研究方法的滥用”,犯了只晓其“器”,不明其“道”的研究错误,不仅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经验教训缺乏总结,还试图重走其发展过程之中的“弯路”;(3)对理论、方法的经验性运用方面出现明显混乱,田野考察、深度访谈、数据采集等一线实践工作往往与二线的资料分析与加工脱节,这就使学界难以产生有说服力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解释。

4. 比较政治学在成为“学科边缘生长点”的同时,也不幸面临其他学科及政治学子学科的入侵和挤压,出现“保持学科独立”与“促进学科融合”的矛盾。从前文的综述梳理中可见,比较政治学是不断从国际政治、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破土而生的,但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打破学科之间藩篱的趋势愈益明显,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许多核心话题和研究领域不断为其他学科所抢占,但在学科积淀、学术团队方面又无力与“霸权学科”对话和抗衡,这就使新生的比较政治学必须抓紧补课,为我国的“大国崛起”和“大国战略”做出富有价值的贡献。

四、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认识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比较政治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从本学科的发展初衷来看,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158个城邦的考察,其目的是为了探究出最好的政治体制,以实现希腊的强大;而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和繁荣,无疑也是为了实现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维护其超级大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作为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中国必须重视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不仅因为这一学科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也即一国的社会科学总体水平,还因为比较政治学比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别历史等学科更深刻地透视其他国家,并时刻关注我国自身的国家建设和政治文明水平,能为国家的关键性决策提供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的政策依据。

从学术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缺乏如《论美国的民主》、《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那样对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有着深刻洞见和全面认识的不朽名作,更遑论如阿尔蒙德、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那样试图以一种统一理论模型来剖析世界所有政治现象和发展历史的经典教本。这不但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缺憾,更对我国政治学者提出严峻的任务要求。

在《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一文中,笔者分析了中国缺少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四个主要原因:一是学者不愿做真正的比较研究,二是没有具体的和可操作的研究问题,三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后,四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围绕“怎么办”的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具体操作步骤和修基本功三个方面的建议。[21]141-149下文将在此基础上深化相关认识,并基于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30年的发展脉络,对本学科的发展谈谈自己的感受。

1. 从“修基本功”的层面入手,对西方文献的积累、研究方法的补课、分析框架的创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国学者必须加强世界史、区域史、社会史等方面的知识储备,强化田野考察意识,不断拓展自身的文本知识和实践知识。实事求是地说,比较政治学的入门门槛是很高的,这是一门综合性相当强的分析性学科。从被本学科公认的经典著作来看,其作者几乎都是十分优秀的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例如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摩尔不仅对相关国家的历史有着深刻洞见,而且在对农村各阶级结构关系的分析当中,十分熟练地运用档案材料,对自己的研究假设做了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撑;而在久负盛名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的序言部分,斯考切波毫不掩饰自己的研究心路,极其坦率地说到:“与大多数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不同,我在广泛阅读那些对革命做出理论解释的社会科学文献之前,已经深入学习过大量有关革命事实的历史知识。在浏览这些理论性文献时,很快就令我大失所望。这些文献对革命过程的观察与我掌握的历史知识相去甚远。” [22] 这不但突出历史知识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还直陈那种缺乏历史知识所做出的“理论性文献”之研究假设是多么荒唐和离谱。历史背景决定政治情景、社会结构和人们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缺乏历史素材,片面追求新颖前沿的研究方法,不但无法寻求分析框架上的创新,还必将使中国比较政治研究陷入“方法论滥用”的泥淖。

2. 中国比较政治进入多元发展阶段以来,明显出现两个方面的争论:一方面,在“国际化”与“本土化”诉求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另一方面,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也长期存在争论,出现“定性研究分裂主义(qualitative separatism)”和“定量研究帝国主义(quantitative imperialism)” [16]。笔者认为,对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大可不必在这两个方面过分纠缠,因为这恰好是中国比较政治学出现流派分化的契机,也是“学术试点”的渠道。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基于“本土”了解“外国”,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用定量研究的科学方法去不断检验定性研究所提出的因果假设可能是我国比较政治学应该遵循的学术理路。当然,中国发展比较政治学学科,终究是为了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我们“应该认识到,研究他国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对本国政治的关怀”,[23] “国际化”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和平台,而“本土化”则要求我们在中国情境中研究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微观和中观问题,至于西方发展主义那样的宏大理论,只是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西方文明自身生长出来的相关话语和概念逻辑,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应成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主流。

3. 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乏力与不足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广大研究者缺乏研究激情与大国使命感,对本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和定位认识不清。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状况来看,在所覆盖的国别方面,不仅涉及北美、西欧、东欧、亚洲等传统热点地区,而且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都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从研究内容来看,其涉及的主题包括发展、政策、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选举与投票、民主、种族多元主义、利益集团等,[24] 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对中国比较政治学来说,其研究目的绝不是在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身后“亦步亦趋”,捡食其理论和方法的“残羹冷炙”,在研究范围上,比较政治学不仅要关注传统大国,还必须重点分析与我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或有相近国情的发展中大国,更要重点关注与我国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例如最近的索马里海盗、墨西哥高铁项目违约、中东冲突与也门撤侨、南非排外骚乱等,都应给予相当关注和细致分析;而在讨论话题方面,对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逻辑、比较国家建设与执政党建设、比较基层民主机制等主题的研究,或许更能体现我国比较政治学的现实意义。

总之,作为学科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其产生、建设和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脉络逻辑,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在学科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尽管现时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不那么令学界满意,但一门学科的发展只有历经长时间的审视和检验才能为人们所逐步认同。值得憧憬的是,随着相关研究机构的相继建立、正式学术刊物的先后出版、优秀学术队伍的系统培养,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一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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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3

CENTURY比较政治制度中的“比较”是比较什么、怎样进行比较的呢?美国学者W•威洛比(W•F•Willoughby)在其代表作《现代国家政府》中,对此曾有如下论述:“……第一是关于政府的问题;第二是探讨世界各主要国家实际上如何解决有关政府的问题。对学生们来说,学习各种各样不同的政府结构和特点的大量事实并不困难,但弄清作为这些事实背景的基本原则,以求解释这些事实却并非易事。简言之,掌握各种机构、程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差异的实质特征是很困难的。这些困难还由于下述情况而更为突出,即往往由于对政治机构只作形式的、表面的说明,结果学生被引导去直接研究各个具体的政治机构,而忘记了首先应了解基本的政治原则。但是,正是这些原则才能使学生对学习到的事实进行理论性的说明。”也就是说,在进行比较制度分析的时候,我们要掌握制度背后的基本原则,要在各自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无论纵向比较还向横向比较均无例外,这样才会把握住制度的实质和动态。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比较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关键是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升华为比较内容的规律性。整个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每一个知识点都需要在大量翔实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特定的标准比较分析后,形成一般结论和发展规律。

二、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几个“平衡”

就目前《比较政治制度》的课程体系来说,大多数教材的内容体系并未能很好地体现以上要求。目前主要有两类较有代表性的教材与著作,一类是注重比较,比较的重点是基本原理,如复旦大学曹沛霖教授等人主编《比较政治制度》,还有一类情况重描述,即以国别体的形式对西方各国相关政治制度进行十分详细的介绍,如郑楚宣、刘绍春所著《当代中西政治制度比较》以及田卫民、张桂林所著《比较政治制度》。不管是采用重比较还是采用重描述的教材,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均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种平衡:

(一)基本原理讲授与具体制度比较之间的平衡

比较政治制度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在讲授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制度时,自然就离不开对这些政治制度的思想渊源、这些制度所反映的基本原理的梳理和讲解。这些思想或理论原则并非具体的政治制度,但却体现在政治制度之中,是具体政治制度的思想理论支柱,是政治制度大厦的基石。从学科角度而言,政治制度方面的基本原理,更多的应该属于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理论研究的范畴。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一般对相关的知识有些了解,但只是了解还远远不够。因此,在讲授这门课程时,这些基本原理或重要的政治思想就不能不提及。另一方面,既然这门课程的重要内容是对政治制度的比较,因此,对各国的政治制度的讲述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一定要留意两者之间的平衡。具体做法是,在简要介绍政治学理论相关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政治制度的重要方面如政治体制、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等为主要的视角,对各国的具体的政治制度做出的理论概括,建立起一定的理论框架,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个案研究。

在进行个案研究的同时,重在进行比较,比较的过程中既要重视业已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又要重视各国不同的特点及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以及缺陷。因此,在讲授课程时,应主要可以遵循以下几点原则:第一,以政治制度的不同方面为视角,如把政治制度分为政治体制、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等;第二,在将政治制度具体分为以上几个方面的基础上,简要介绍政治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第三,讲授政治制度不同方面的特点,这是该课程的重点。在这一部分中,重点在于在比较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的框架和宏观的整体分析,这种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但又必然超出经验研究而走向抽象和概括;第四,各国的政治制度的基本情况。在这一部分中,要按照前面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来介绍各国政治制度的不同层面,这是一种描述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还要有深度的描述与比较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为比较提供可能。

(二)国别介绍与综合比较之间的平衡

在现行的课程体系中,一般有两种倾向,一种是重国别政治制度的比较,即在布局谋篇上,选择几个代表性的国家(通常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其具体政治制度为章节,对各国相关的具体政治制度(如政体、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等)进行介绍与评析,另一种是重综合比较,在综合比较中,一般是先介绍相关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然后再分别从某一种制度为切入点对之进行比较,在进行比较的同时,兼顾比较各国相关政治制度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这二种方法各有优点。第一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向学生系统地介绍各国政治制度,对某一国家的政治制度介绍与分析较为透彻,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重点介绍了各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或者说由于过多地把握了政治制度的细节而缺乏比较的自觉性。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似乎对于一国特定的政治制度了解过于注重细节而遮蔽了比较的视野从而缺乏从宏观上总体上与他国进行比较。

从比较及比较研究方法的要求来看,应该主要进行综合比较才能确定事物间的异同,才能认识事物之间彼此间的联系进而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比较政治制度》课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详细的介绍与评述,对于各国政治制度的综合比较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就达不到比较的目的了。因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在注重后者的同时,也不能偏废前者。现实的做法是将各国政治制度的内容作为学生课外阅读的内容,只在综合比较时,有针对性地提一些各国政治制度特点方面的问题以检验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

(三)在讲授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与介绍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之间取得平衡

从当下的教材而言,大多数的教材重视对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等国)政治制度的介绍与比较,而较少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政治制度无论是从理论渊源上来说还是从在世界上普及的范围而言,现行的大多数政治制度均起源于西方,并且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更为广泛与深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点介绍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是《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重中之重。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各国有自己的国情,因经济生活方式、特定的历史、地理位置的差异也会给政治制度带来不同的影响,一些国家在总体上采用某种政治体制的同时,又带有自己的某些特色与创造,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因此,注重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介绍与比较的同时,应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程度的关注。

(四)我们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的分野去寻求政治文明的共识

“在比较的视野下,了解外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要更好地了解自己,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外国。”我们学习、研究、比较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更好地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服务。我们不能一概否定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我们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不能一概予以否定,不能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为由而一概将之拒之门外。这些都不是科学地对待西方政治制度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我们要借鉴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政治文明的成果,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民族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服务。西方政治制度作为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不能排除在外。事实上,我国近年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完善在很多方面就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部分内容,这对于推进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推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们在进行政治制度研究时,既要考虑不同政治文明的差异性甚至冲突性的一面,又不能忽视不同文明之间融合的趋势。

三、结语

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4

论文摘要:中国的崛起需要国际政治理论的支持和理论体系的建立。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取决于不断的探索。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正确认识自己和世界,借鉴国外的研究理论和实践并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对于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理论研究层次的提高和理论体系的建立极为重要。

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尚未形成理论体系。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发展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平台,需要借鉴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经验,制定出具有中国特点、符合中国国情、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的理论体系。

一、探索中的借鉴

纵观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创立发展的历史,有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国际政治理论的探索需要宽松的学术环境

宽松的学术环境来自社会,而不是学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学术气氛浓厚,研究者思想活跃,这与社会的支持有关。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而政治则是整个社会的产物。195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斯威赛与新罕布什尔(Sweezy v. New Hampshire)一案的判决可以说明这一点。保罗·斯威赛(Paul Sweezy)因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宣讲马克思主义而被指控犯了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判决,判定斯威赛无罪。审判长沃(Warren)宣布:“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低估教师在民主国家中培育青年人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给高等院校的学术带头人‘穿小鞋’将会危害国家的未来。没有任何教育领域已经达到了人类如此了解,以至于没有新发现的地步,社会科学更是如此。社会科学的原则,即使有,也没有什么是绝对公认的。在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中,学术是不会活跃的。教师和学生必须有探索的自由、学习的自由、评价事物的自由、获得成熟的自由和增加理解的自由,否则,文明将停滞和消亡。”社会的文明和法律的尊严使美国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高度独立性体现出极大的支持和宽容,也正是“学术自由的根本目的就是捍卫大学的教育目标,捍卫在大学中耕耘人的相关利益”的环境才孕育了美国国际政治思想体系和众多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学派。尽管一个学派的研究理论很难为多数学派所认同,但国际政治理论及其研究方法通过交流和比较,澄清政治理念,可为研究和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体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理论的探讨需要广泛的理论思想基础

美国十分重视对国际政治理论有重大影响的思想理论家。“当代政治思想”这门课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已开设多年,专门研究对美国和世界政治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思想。2004年春,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课程研究的对象包括被约翰·罗克(John T.Rourke, 1991)称为现实主义者、以社会契约理论解释国家起源学说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一生倡导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对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产生很大影响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以其著作《法的精神》影响许多国家的宪法包括美国宪法,反对君主专制和神权思想,主张在法国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提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被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著有《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著作的法国哲学家让·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著作闻名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乔治·黑格尔(G. W. F.Hegel);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昂利·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威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被认为是“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研究并驾齐驱”的英国哲学家约翰·米勒(John Stuart Mill)等。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派,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也在被研究之列。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通常被美国一些大学列为国际关系专业课程的必读书目。对于国内的国际政治思想理论研究者,美国也很重视。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导论”课程的内容是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1943年所讲的。这门课程经久不衰,并不是因为汉斯·摩根索是1974年成立的美国国家外交委员会奠基人和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的顾问,更不是因为他曾从教于纽约大学,或他是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而是因为汉斯·摩根索独特的理论观点。约翰·罗克(John T. Rourke, 1991)认为汉斯·摩根索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国际政治理论对美国的价值观、国际政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和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有很大的影响。

(三)理论的探讨需要加强比较研究

政治理论通过比较能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多年来,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一直坚持多元化的学术理念。美国的政治学是系统研究政治生活的科学,通常包括六个研究领域:政治理论与哲学、比较政府、国际关系、美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政治行为。在这六个领域中,美国高等院校的政治学系投入大量的人力专门研究不同社会制度下政治理论比较。通过比较,研究者分辨出政治的异同,得出研究结果。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现有教学人员中,除从事美国政治研究的研究者以外,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最多,占总人数的26%。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和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政治学系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也占总人数的25%。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政治学系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数占总人数的30%,差不多是从事国际关系、政治理论、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人数的总和。比较政治研究的课程和比较理论与时俱进。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政治学系1929—1930学年秋季起就开设“比较政府”课,但比较对象只限于英国。经过20年的努力,到1950—1951学年春季,“比较政府”比较的国家已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为了给研究生探讨国际政治提供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1960—1961学年秋季政治学系开设“比较政治专题研讨班”,10年之后的1970—1971学年秋季又开设了“比较政治导论”和“西方国家比较政治”,专门研究比较政治的比较可行性与比较理论的建立和流派。之后,给研究生开设的比较政治课程扩大到“比较政治经济”(1990—1991学年秋季),“比较司法机构”和“发展中国家比较政治”(2000—2001学年秋季)。

二、必须依靠科学发展观

中国最早的国际政治学系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国际政治学科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国际政治理论需要不断创新,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一)西方的国际政治研究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

应该看到,现代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论、理想主义论、科学研究论、经济研究论及其他理论几乎都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诚然,美国一会儿奉行汉密尔顿主义,认为国家政府和大企业之间的联盟是国内稳定和国外有效行动的关键,并关注国家以有利的条件融入全球经济的需要,一会儿推行威尔逊主义,认为美国负有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民主和社会价值观、创造接纳法治的和平国际社会的道德义务,一会儿推崇杰斐逊主义,倡导美国外交政策应当少关心向外传播民主,多关心国内的安全,一会儿主张杰克逊主义,疾呼美国的外交和国内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应该集中在美国人民的物质安全和经济富足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基于美国价值观的修正,是美国为适应生存与竞争的产物。今日的美国正在以新的方式和手段对全球进行不同层次的“领导”。在政治上,美国牵头组成由其认定的民主国家世界,强调捍卫人权、保护环境,实行人道主义干预等;在经济上,美国牵头建立全球经济体系,强调对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有效控制与加快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军事上,美国在确保其在欧洲和亚洲的霸主地位的同时,调整驻外军事部署,采取“拉、打”的手段分化其他国家。这就是当今具有重要时代特征的国际政治。

(二)研究国际政治理论需要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中,有关于国家体系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国家间关系理论的论述。马克思主义被西方学者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社会和经济观点已成为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约翰·罗克(John T. Rourke, 1991)将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体系划分为四大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其中之一。他认为,马克思从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分配的角度上研究问题,其理论思想就属于“经济研究法”。那么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完整的国际政治理论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完全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争与和平问题呢?马克思主义能否解释当今一些资本主义大国对外扩张既非单纯的经济侵略,也非古代和近代帝国的军事政治统治的现象呢?这有待于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探讨。

(三)研究国际政治,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体系需要有自己的观点,需要国际政治理论的支持

我们需要以开阔的视野,更加科学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开阔的视野来自各学派国际政治理论和思想的介入。应该认识到,作为国际政治理论学派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国际政治理论和思想不应该轻易否定,因为各学派的政治理论和思想同样有其特殊对象和特殊内容。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还不到一个世纪,但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更大影响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没给中国定框框,更没给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定框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尚短,理论体系尚未建立。邓小平“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应用到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建设之中。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是时代的要求,是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个带有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重大课题。

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5

8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可以从两大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

一 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总体上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的专著和论文较少。

赵霞、韩金峰著《外国政治制度史》,其中包含了西方国家如英、美、法、德等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 2000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 一书,在书中作者批判了两个误区:一是认为西方当代的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二是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是一种模式。书中指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传统,但是各国在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本国特点。本书不单纯着眼于一般的政治制度知识的概述,而且还着眼与对西方政治文化背景的阐明以及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的分析。

另外,在制度史上,有学者从制度的角度去看待古代的民主共和。施治生、郭方主编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考察了古希腊、罗马产生和发展民主与共和的特殊历史条件及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并阐明了古代东西方国家发展最终都走向专制主义,因而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既有共同的历史规律,又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作者从当时西欧社会、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结构中探索民主和共和制度及其因素的成长、发展和演变过程,提供了对于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研究的新思路。

在国别史上,学者在西方大国英国、美国方面的专著较多。

在英国政治制度史上,程汉大的《英国政治制度史》可以说是一部奠基之作,作者对于英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程汉大的基础之上,阎照祥 1999 年写成《英国政治制度史》一书,继续不懈探求,深入挖掘英国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使其内容更加丰富、翔实。 程书主要 论述的是二战以前的英国政治制度,二战以后的政治制度很少论及。 阎书填补 了这一空缺,从英国文明的起源一直论述到 20 世纪 90 年代,并进而对 21 世纪可能面临的一些情况作了展望,真正做到了“通古今之变”。 程书对 全国性政治制度论述的非常详尽,但对地方制度的阐述相当简略。 阎书详其 所略,对地方政府机构的沿革、职能的变迁做了更细致的考察。 程书对 议会制度论述的淋漓尽致,可对中世纪的中央政府机构研究相对薄弱, 阎书敏锐 的捕捉到了这一点,辟专章论述了中世纪的 咨 议会,并清晰详细地勾勒出其来龙去脉。总之, 程书和 阎书详略互补,为我们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虽然美国的建国历史不长,但是学者们对美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较为深入。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公开出版的专著有曹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和《论美国民主》,蒋劲松的《美国国会史》等。在上述著作中,蒋著《美国国会史》是一部专门探讨美国国会制度的创设、演变和体制模式的专著;曹著《美国政治制度史》虽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史的著作,但该书出版于 80 年代初,学术观点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可以说是集我国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系统的阐述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的 一部著 作。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揭示了美国政治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美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确立,是通过美利坚本民族文明与欧洲外来文明结合的方式完成的;美国政治制度形成之后,并没有抱守残缺、墨守成规,而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客观环境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美国政治制度突出了制约和监督机制。

二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

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又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总体上的研究;二是对政治制度各个具体层面的研究。

(一)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

在改革开放早期,国内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关注更多的是从阶级本质出发,揭露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虚伪性,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如:张晔著《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比较》一书,作者从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出发,深刻的指出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又如:华袆著《美国民主制漫谈》则代表了左派学者对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一些学者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持较为开放态度的回应。作者指出,有些人盲目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甚至宣扬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照搬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这是危险和错误的;作者着重指出美国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本质,揭露其虚伪性,同时又肯定其形式完备和对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

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者们以科学的态度、借鉴的目的来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无论在体系结构,还是在制度分析上,较 80 年代,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田为民、张桂琳著《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一书,书中科学地界定了政治制度这一基本概念,不仅从静态上对它进行分析,而且从动态上对之进行研究。书中提出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是人民主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代表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英、法、俄、德等国的政治制度。唐晓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则不是按国别,而是按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分专题进行介绍,提供了一个比较政治制度的视角。在 杨祖功 、顾俊礼所著的《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一书中则把这两种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综合比较分析;中篇为典型国别比较;下篇为主权国家联合体。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把政治制度研究学者关注不多的主权国家联合体纳入研究视野,主要分析了欧共体的形成与发展、权力结构、法律效力等等。

俞可平主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此丛书共 18 本,包括美、德、英、法、俄等西方国家。作者完整、准确、全面的介绍了这些国家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文官制度、廉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和其他重要的政治制度,为国内学者进一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最新基本素材。

在对当代各国政治制度研究上,学者较为关注英、法、美三国。

胡康大 的《英国政治制度》可以说是系统研究当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奠基之作,书中不仅介绍了英国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等基本制度,还提到了英国的文官制度和查 弊制度 ,并分析了英国的压力集团与新闻控制。

在法国当代政治制度方面, 吴国庆著《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 一书。书中指出,当代法国政治制度即 1958 年建立起来并 随之间 的推移而逐渐完善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作者指出,法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与制衡、法治、自由与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他系统分析了法国自成一体的政府行政体制、“合理化”的议会制度、精巧的司法制度、两极分化的政党制度,并谈到了法国社会中蓬勃发展的利益集团和第四种权力。

李道 揆 的《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是“多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政府制度的意向最重要的科研成果”(赵宝煦语)。本书从美国宪法出发,阐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各项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资料翔实、分析全面。

在各国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曹沛霖、徐宗士主编的《比较政府体制》一书。书中虽然对各国的政府体制分别介绍,但是按照同一逻辑线索和逻辑结构,对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德国等五国的政府体制进行比较研究。学者张星炜 撰 《英美政治制度同异比较》一文,作者依据翔实的资料、运用比较政治分析的方法,对英美政治制度的主要方面进行了同异比较以及同中之异和 异中 之同的比较。这种比较,对于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典型意义。

有的学者立足中国,对于中西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由徐育苗主编的《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包括《中外政党制度比较》、《中外代议制度比较》、《中外选举制度比较》、《中外行政制度比较》、《中外监督制度比较》等十本书。作者力图把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制度研究与比较研究结合起来,对当代中国和外国(主要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探寻中外政治制度形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结构内容和基本特点,为中国政治发展服务。

(二)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的研究

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体与政体;二是国家结构形式 ;三是具体的各项政治制度包括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等。

1. 对国体与政体的研究

国体政体问题是政治制度,也是实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在西方政治制度的专著或教材中,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这个问题。

樊体宁在《西方国体政体初探》一文中历史的考察了西方的政体学说,指出自希腊以来,西方有关政体的分类比较研究历久不衰,但西方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缺陷是,他们都偏重于从形式上去考察政体,而不是从本质上去把握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国家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是国体,形式是政体。并进一步指出,当代西方国家的政体主要是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但不论采取何种政体,都是由资本主义国体所决定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不同统治形式。

有的学者还力图探求西方分权政治和集权政治形成的原因。 施雪华 在《论西方国家资本形式与政治形式的关系》一文中指出,近代以来,资本政治取代土地政治的根本原因是资本比土地更有推进社会价值增值的能力;同时,资本与政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形式,并在互动、互 适中互择与 自己相应的存在形态:自由资本选择了议会分权民主政治,而垄断资本偏爱行政集权民主政治。

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学者较为关注对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的研究。李青、索若 撰 《“三权分立”政治分析》一文,从横向纵向和综合三个向度,从国家形式、政治形式和权力运行机制三个层次分析了“三权分立”政治的实质和根本特征。作者认为“三权分立”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 一 权政治中的各资本家集团之间政治妥协、权力制衡、分工合作的权利运行机制,并不是适用一切类型国家的完美的政治形式。这一点应是我们从世界历史范围来探讨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参照原则。 郭 大方在《美国政府“三权分立”体制透析》一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扩大,美国的三权之间的制衡张力有可能被打破。曹绍濂在《美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中指出,三权分立学说在制度上已名存实亡,只是美国人民不愿接受罢了。原因有三:一是美国行政权的扩大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人们不易觉察;二是三权分立在形式上予以保留;三是主流不排斥支流的存在,议会有时还会起作用。

2. 对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主要是指中央政权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

杨小云、邢翠微在《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集中模式及启示》中指出,西方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垄断资本和福利国家经济为其深刻的经济基础。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以现代美国、德国为代表的联邦分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单一集权模式和以现代英国、战后日本为代表的单一分权模式,并对他们各自的特点逐一作了总结。展望未来,文章指出,集权与分权并存是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扩大中央与地方合作、平衡矛盾将会是贯穿西方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流。

学者林尚立著《国内政府间关系》一书,在书中探讨了集权主义、地方分权主义、 均权主义 、联邦主义的原则和特点,在此基础上系统的分析了英、美、法三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并对它们各自的发展趋势做出展望。

有的学者对西方各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胡康大 在《欧盟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书中,攫取英、德、法三国为比较研究的对象,通过比较,作者认为德法两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显得更有章法、更为宽松,因此也更为有效;而英国的则失之与过严的中央集权思想,以及政党政治的严重影响,造成章法混乱,以致有时造成无序状态,这种情况在保守党撒切尔政府改革地方税收方面及中央对地方拨款制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另外,在 2002 年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国内学者翻译了一批西方学者的关于联邦制的文章,表现了国内对联邦制的关注。

3. 对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

在这方面,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和文官制度上。

(1) 选举制度

现代西方选举制度可溯源于古代希腊、罗马,但真正形成却始于近代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成长和发展,选举制度作为一种工具与手段,自身也日趋完善。西方选举制度是由一系列与选举原则、选举程序、选举方法相关的 京法律 规范形成的各种具体制度构成的整体和总称。

国内学者对西方选举制度的研究鲜有专著,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政治制度的书的一些章节中和一些论文中。

很多学者对美国的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予以关注,刘建飞在其《美国选举制度评析》一文中对美国的总统选举作了全面的介绍,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特征:受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影响;政党的作用相对较弱。同时也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弊端:第一,时间太长,令人厌倦;第二,费用高昂,富人的游戏;第三,驴 象 之争,两党垄断政坛。

总统的选举方式,不但反映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与地位,而且也反映一 国采用 何种政体。法国在 1946 年宪法下,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其政体系议会内阁制;而在 1958 年宪法下,特别是在修改总统选举方式之后,法国总统由全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选举方式不但提高了总统的权力和地位,而且也意味着法国政体向总统制的转变。杨士林, 穆春玲 撰写的《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就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转变的过程,对当前的法国总统选举制度作了系统的介绍,并对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与美国做出比较。

德国不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也不是总统制的国家,而是一个实行联邦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要掌握政府权力,必须争取议会权力。刘建萍的《德国的选举制度》一文,就对德国的选举制度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马敏的 《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一文则从历史的角度,在阐述选区代表制的一般含义和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魏玛时期和战后德国不同的选举制度对其政党制度和议会政治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总体上说,国内学者对选举制度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介绍较多、分析较少,对这方面的研究稍嫌薄弱,有待加强和深入。

(2) 议会制度

当今世界,议会被绝大多数国家看作是实现民主的基本形式。各国议会在结构和功能上有很多共同特征,但他们之间的不同,尤其是功能上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学者蒋劲松在《西方国家议会的地位》一文中,对美英法德瑞以六国中的议会地位作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作者划分了三种模式:以英以瑞为代表的奉行无条件议会上的原则;以德国为代表的有条件的承认议会至上的原则;以美法为代表的否定议会至上的原则。当然,具体到每个国家,议会在国家政体中的地位又各有不同。作者指出,从以上六国议会在各自政体中的地位看,在当代政体下,何谓“最高权力”或“最高国家权力” , 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予以说明。无论如何,立法权等于最高权力的说法,日益显露出矛盾,很难继续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现代,人民主权并非必然等于议会至上,当然也不排斥议会至上。

关于议会的功能,蒋劲松在其另一文 《议会的两种职能:为选民办事与担当国家论坛——论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制度》中,把议会的职能归为两方面;即为选民办事和担当国家论坛。为选民办事是各国议会的基本职能之一,其作用是反映民意,发挥议会对社会矛盾的 的 整合职能和政治凝聚力。充当国家论坛是议会的另一职能, 即由代议 机关扮演对时事国计的制度性辩论场,其作用是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促使政府及时感知社会动静并做出灵敏反应。

虽然议会有许多功能,却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美的。由王晓民主编兼总策划的《国外议会》丛书共 18本,涉及英、德、俄、法、美、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王晓民在导论中指出,议会制度从产生那天起就面临着许多责难。 卢梭可能 是最早批判代议制的著名思想家,从那时起,代议制无时不受到那些崇尚直接民主的人们的诘难。行政权力的膨胀曾经是现在也是议会面对的主要威胁,但它所引起的应该是有关议会功能发挥程度的忧虑,而不是议会是否发挥作用的问题。议会制度自身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在议会制度的发展中得到解决,各国议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也将继续下去。

另外, 2002年1月华夏出版社出版由王晓民主编的网上论坛论文集《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其中涉及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的议会制度。这是我国的议会制度研究更加开放、成熟的一个标志。西方议会不再被学者看成是“清谈馆”,加强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政党制度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政党制度在各国政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党制度的研究成为制度研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彩的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反映了各国不同的 的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体现了世界政治的多样性。

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学者对政党制度的关注已不仅仅局限于对西方各国政党制度的介绍,而是深入分析政党制度的起源、政党的本质和功能、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根据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来预测政党的命运和政党制度的未来。

学者 郇庆治 在《西方政党体制:一种比较观点》一文中指出,西方学者把政党概括为,政党是一个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联合起来,通过选举控制在政府的人事与政策的团体;政党具有利益聚合、政治一体化、政治社会化、政府管理等功能。他认为欧洲国家的政党与美国相比有着更强的政治影响力和组织稳定性,而它们的政党格局有着更强的自我适应性和调整能力,虽然以政党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民主制在七十年代以后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压力,但是这种危机所带来的将是政党自身的比如在美国和整个政党体制比如在西欧的不断变化,但这并不影响政党作为现代民主制种的一个重要角色和某种相对稳定政党格局的存在与延续。

蜀君译美国 学者 K · 劳 森《美国政党的变化》一文,文章中详细的阐明了西方政党衰弱的原因:美国的立宪制度;美国社会和社会制度的变化;美国各州通过的反党法律等,作者对美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表示深深忧虑。

在这方面的专著,具有代表性的是周淑真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和王长江的《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周淑真在书中指出, 21 世纪世界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世界政党数量增加,各主要政党力量此消彼长,传统政党格局打破;二是政党模式多样化,欧洲传统政党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左右翼政党逐渐向中间靠拢;三是政党的传统社会基础面临挑战,发达国家政党开始出现“全民化”的现象,政党活动领域拓宽,尤其是政党国际联盟作用突出。在对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比较中,表现出了作者对前两者的肯定和对后者的否定。

与周淑真对待政党制度总体上较为乐观的态度相比,学者王长江则表示了对政党制度的忧患意识。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政党作为利益表达和利益总和的工具,经济的多元化是不是必然带来多党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政党体制的关键,不在断言 一 党制和多党制孰优孰劣,而在于这个体制中的政党有没有协调各种力量和利益之间关系的张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新兴的政党日益成为西方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力量,不少学者对此予以关注。绿党的出现的确是对传统的政党制度构成了冲击,但大多数国内学者对绿党能否成为主宰政局的大党不持乐观态度。刘建飞在《英国政党制度和主要政党研究》一书中谈到,绿党因为是小党,对有才干的政治家缺乏吸引力,同时也缺乏吸引全国选民的纲领和政策,而导致缺乏一个支持它的稳定而壮大的选民队伍。而传统的两大党由于资金和组织上的优势,再加上选举制度的有利,在选举过程中他们完全可以把绿党的一些政策和纲领吸收进来。王长江指出,绿党在理论上的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定位,在实践中往往是难以实现的;所谓建立生物区以取代国家的设想,听上去是吸引人的,但它和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也会令许多人望而却步。但是,不论怎样,绿党表达了一种人类的愿望,尽管有不切实际的成分,应该说,它所显示的方向是进步的,它所做的探索也是有价值的。

最后,在政党制度方面,还有一个方法论的创新。王邦佐、李惠康主编《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一书,提出要以社会生态的方法去研究政党制度。他们指出,政党制度是特定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并在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中得到发展。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产物,并进而成为它的一部分。政党制度是社会政治系统中的一个核心子系统,它和其他子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政治系统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特定的政治系统的 的 总体要求以及其他子系统的形态结构,也在与政党制度的相互作用中赋予了它特殊的形态和功能。

(4) 文官制度

文官制度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内学者对此予以较大关注。

徐振寰、王晓初主编《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一书,作者有重点、有选择的对世界上(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类型的公务员制度或公务员制度中的某些专项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试图从发展的角度,对公务员制度的形成过程、基本体系、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进行横向研究,探索其中的某些规律,为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服务。

“政治中立”原则作为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特征,很多学者对此 项原则 的含义、特征,弊端、发展趋势做出论述。符晓薇在《西方文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浅析》一文中指出,所谓“政治中立”原则,是指业务类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活动中,必须对政党政治采取公正、超然的态度,对任何政治问题都保持沉默。作者通过分析,进一步指出,“政治中立”原则产生与西方三权分立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之下,它的目的就是要求公务员忠实的执行政府的政策,为政府服务,同时保证文官队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也应看到,由于行政管理机构都必须服从政权机构,为政权机构服务,所以,行政管理机构试图保持或自我标榜“独立”、“中立”、“不介入政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国家。自 1870 年英国确立现代文官制度以后,英国文官制度便一直处于平静的“制度化”进程之中。但是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富尔顿报告》的出台,英国文官“制度化”的平静被打破,到了 80 年代,撒切尔夫的上台及改革,更将文官制度带向动荡。在新世纪悄然来临的今天,英国的文官制度,乃至世界的文官制度将走向何方,它吸引和 困惑着 每一个关注它的人们。

学者李治国在《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一文中,通过对英国文管制 度历史 沿革的分析,认为传承与变革是当前英国文官制度的典型特征:“政治中立”原则面临挑战, 专业文官的呼声逐渐获得合法性,文官 改串政治 角色现象时有发生。在体现英国文官制度稳定的机构建立以前,英国文官制度将处于一段动荡骚乱时期。

有的学者对美国的文官制度进行了历史的回顾,石 庆环撰 《 20 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一文。本文从美国文官制度管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美国政治结构的倾斜与文官政治角色的变换、美国文官势力的膨胀与官僚主义的泛滥等三个方面对 20 世纪的美国文官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文官势力的崛起,使 20 世纪的美国社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文官既是政治运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又在一定程度 上威胁 现行的政治体制。因此,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在保留优点、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建立健全的控制机制。

在当代世界,行政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其中一个 最共同 的方面是对文官制度的改革。改革已成为西方文官制度建立后必然的、共同的道路。无论文官制度的改革将走向何方,效率和廉洁将是文官制度改革中最高的价值取向。

三 对当前政治制度研究的一点认识

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自 80 年代以来 20 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第一,完成了研究态度的转变。学者们不在以简单的贴标签的 的 方式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比较、借鉴的目的去客观分析西方政治制度。

第二,基本构建了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的体系框架。在西方政治制度史和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方面,在国别史研究与专题研究方面,宏观与微观的制度研究框架已基本确立。

第三,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国内学者利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多种方法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分析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视角。

第四,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入。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者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是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从而使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同时,学者们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与说明,而是力图分析政治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弊端,对各国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并试图科学预测各种具体政治制度的未来。

第五,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学者群。在这二十年的发展中,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学者群体,有些学者已经成为某个方面、某个领域的专家。如:阎照祥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吴国庆对法国政治制度的研究;李道 揆 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周淑真、王长江、施雪华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王晓民、蒋劲松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等等。

在这 20 多年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与不足。

首先,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缺乏“政治”的视角。当今研究西方政治制

度史的 学者多是历史学家,他们往往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制度的内在特点和运行方式上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这就不利于西方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

其次,对西方某些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在具体制度上,学者们往往对中央一级的政治体制予以较多关注,却忽视了对政治制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治制度的构成、运作及职能演变的研究;对于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的研究似乎关注不够(研究司法制度的往往是一些法学界人士,不能够把司法制度放在整个国家机制的背景下去研究;研究行政制度的往往是一些行政学家,着眼与行政改革与行政效率);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一些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联合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内学者应对此予以关注。

最后,一些学者对政治制度的理解似乎不够全面 ( 当然,学者对政治制度的

定义还存在着争议 ) ,对一些非制度化的因素 如利益 集团、新闻控制等较少涉及。董 晓阳著《俄罗斯利益集团》 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开创。随着社会发展,不仅利益集团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利益集团对政治制度和实际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上,对这方面的研究应予以加强。

参考书目及论文

一 政治制度 史部分 :

书目:

《西方政治制度史》 马啸原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版

《外国政治制度史》赵玉霞 韩金峰 著 青岛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版

《英国政党政治史》阎照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版

《西方政治制度史简编》董建萍 著 东方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版

《英国政治制度史》 程汉大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版

《英国政治制度史》阎照祥 著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版

《俄国政治制度史》赵振英 著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3 月版

《外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李德志 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5 月版

《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施治生 郭方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

《法国政治制度的变迁: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 洪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3 月版

《美国政治制度史》曹绍濂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5 月版

《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张定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7 月版

论文:

《 雅典公民制度刍议》 /姜颖/《武陵学刊》1999/5

《关于西方政治制度史的考察》 /董建萍/《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0/2

《中世纪英国议会制度的成因与特点》 /陶飞亚,鲁娜 /《山东大学学报》/1994/2

二 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部分

书目:

《美国民主制漫谈》 华祎袆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7年2月版

《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比较》张晔 著旅游 教育出版社 1989年6月版

《外国政治制度与监察制度概要》 林修坡 ,李茂春,叶自成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外国政治制度》曹沛霖,刘玉萼, 林修坡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田为民,张桂琳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8月版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唐晓,王为,王春英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年7月版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剖析》吴大英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6年版

《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俞可平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年4月版

《外国政体概要》郭成伟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西方政治制度》董建萍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年7月版

《西方政治制度》刘玉萼, 石永义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英国政治制度》约翰·高兰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年2月版

《英国政治制度》 胡康大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年6月版

《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吴国庆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年 11 月

《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李道 揆 著 商务印书馆 1999年3月

《美国政治制度剖析》董秀丽 编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0年10月版

《当代美国政治》刘国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12月版

《德国政治制度》吕耀坤 著 时事出版社 1997年版

《西方政治制度比较》 杨祖功 ,顾俊礼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年8月版

《比较政府体制》曹沛霖,徐宗士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7月版

《当代世界政治体制比较》李敬德 主编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7年版

《比较政治制度》 王惠岩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比较政治制度》宋玉波 著 法律出版社 2001年5月版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比较》 周民锋 主编 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 2001年4月版

《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徐育苗 主编 华夏出版社 2001年版

论文:

《西欧各国政治制度的危机》 /张世鹏/《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5/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吕耀坤/《德国研究》1995/4

《英美政治制度的异同及历史根源》 /徐广春/《地方政府管理》1998/1

《英美政治制度同异比较》 /张星炜/《天府新论》2000/3

《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制度探析》 /王树春/《东北亚论坛》2002/1

《从德国看欧洲政党政治制度的危机与改革前景》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2

《美国政治制度的顽疾——政治献金》 /屠丽美/《党政论坛》2002/4

三 对具体政治制度研究部分

书目:

国体与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

《国内政府间关系》林尚立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欧盟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胡康大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9月

议会制度:

《国外议会》丛书 王晓民 主编 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王晓民主编 华夏出版社 2002年1月版

政党制度:

《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制度》姜士林 著 群众出版社 1986年版

《美国两党制剖析》陈其人著 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

《英国政党制度与主要政党研究》刘建飞著 中国审计出版社 1995年10月版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李景治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年 10 月版

《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王长江著改革出版社 1996年9月版

《西方政党制度生态分析》王邦佐李惠康 著 学林出版社 1997年1月版

《外国政党概要》俞遂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1月版

《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周淑真 著 人民出版社 2001年5月版

《俄罗斯利益集团》董晓阳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年9月版

文官制度: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官制度》周凯敏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年1月版

《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徐振寰王晓初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美国公务员制度和道德规范》马国权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年5月版

行政制度:

《外国政府管理体制评介》谭健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比较行政体制》余潇枫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 周志忍 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9年版

《现代西方行政管理体制》袁辉 主编 山东人民版社2000年版

司法制度:

《外国司法制度概要》郭成伟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论文:

国体与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部分:

《西方国体政体初探》 /樊体宁/《国际关系学报》1993/3

《“三权分立”政治分析》 /李青 ,索若/《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4/1

《论西方国家资本形式与政治形式的关系》 /施雪华/《武汉大学学报》2001/6

《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集中模式的及启示》 /杨小云,邢翠微/《政治学研究》1999/2

《美国国家结构形式的演变及联邦中央权力集中的特点》 /李德志/《吉林大学学报》1994/4

《全球化时代的联邦制》 /罗纳的·瓦 茨 著,黄 纪苏译 /《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走向规范性的联邦制理论》 /丹尼尔·威恩斯托克著,李 存山译 /《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联邦体制的适应能力与变革》 /里查德·西 半恩著 ,刘 北成译 /《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试论美国宪法中的“三权分立”原则》 /赵德平/《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5/4

《美国政府 “三权分立”体制透析》 / 郭 大方/《北方论从》2000/4

《三权分立的两种模式——英美政权形式比较》 /郭红霞/《高等函授学报》1995/6

《略论“三权分立”中司法权与立法及行政权之关系》 /王旗/《中央政法管理学院学报》1995/5

选举制度:

《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及其启示》 /谭卫华/《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

《意大利新选举制度及其影响》 /罗红波/《欧洲》1994/5

《美国选举制度》 /梁宇/《乡镇论坛》1994/9

《美国德国法国议会选举制度的若干特点》 /卓越/《人大研究》1994/5

《西方现代选举制度原则与功能论析》 /郭艳梅,黄永俊/《东北师大学报》1998/4

《德国的选举制度》 /刘建萍/《乡镇论坛》1999/10

《美国选举制度评析》 /刘建飞/《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0/10

《从美国大选看西方选举制度》 /苏南/《时事》2000/2

《从 2000年大选看美国总统选举制度》/袁征/《前线》2001/1

《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 /马敏/《德国研究》2002/1

《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 /杨士林,穆春玲/《政法论从》2002/3

议会制度:

《 多党议会内阁制的危机与演变》 /胡伟/《政治学研究》1997/3

《浅议资产阶级议会政治》 /何强,王清/《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8/4

《西方议会民主政治悖论》 /唐君黎/《理论前沿》1998/ 10

《议会的两种职能:为选民办事与担当国家论坛——论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制度》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0/9

《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与政党的关系》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2/6

《西方国家议会的地位》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2/8

文官制度:

《试析英国文官制度的连续稳定性》 /王晓焰 /《内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 1

《近代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剖析》 /姚景芳/《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

《英国政府文官制度改革回顾》 / 周金昭/《中国公务员 》1999 / 5

《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官制度改革——从政党“分赃制”到“功绩制” 》 /张淑华/ 《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5

《英国贵族与文官制度》 /邹冠秀 /《龙岩师专学报 》2000 /2

《试析 19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 洪忠杰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00/3

《当代西方文官制度改革的潮流》 /徐晓丹/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0 /2

《对西方文官制度中“政治中立”原则的认识》 / 何青 /《江西社会科学》2000 /2

《英美文官制度的模式差异及其历史影响》 /石庆环/《世界历史》2001 /6

《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 /李治国/《历史教学问题》2001 /5

《 20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石庆环/《美国研究》 2001 /2

《西方文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浅析》 /符晓薇/《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6

《浅议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 /王霞/《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7

《廉洁与效率 :英国两次文官制度改革的共同价值取向》/张延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1

政党制度:

《美国政党的变化》 /(美国)K· 劳 森 著 蜀君 译/《国外社会科学》1993/8

《后工业社会的政党制度危机》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4/1

《政党政治与西方社会》 /施雪华/《学术月刊》1994/4

《西方政党制度的确立及前因后果》 /杨卫平/《新疆大学学报》1996/2

《论西方政党制度的特征与走势》 /金太军/《政治学研究》1997/3

《绿党对西方政治制度影响》 /汪洋,王义 桅 ,彭文兵/《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4

《战后意大利政党制度的特征与走势》 /金太军/《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6

《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演变与发展》 /赵龙庚/《新视野》1999/2

《试论转轨时期俄罗斯的政党制度》 /王立新/《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9/5

《现代世界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论纲》 /刘开寿/《探索》2001/1

《普京执政后的俄罗斯政党制度改革》 /李兴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2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刘金东/《求实》2001/6

《西方政党体制理论:一种比较观点》 / 郇庆治 /《山东大学学报》2001/9

《从德国看政党政治的危机与改革前景》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2

《从安然破产案看美国政党制度之弊端》 /李启先/《前进论坛》2002/6

行政制度:

《 当代西方行政制度改革:取向与启示》 /张立荣/《求实》2001/10

《英国行政制度的现代化改革》 /孙迎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5

司法制度:

《美国司法制度的一大弊端——抗辩交易》张永泉 /《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4/2

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6

(黄山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摘 要】高校是培养多方面人才的重要基地,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仅仅只是表现在专业知识及技能方面,还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观,能够为大学生营造健康的心理提供依据,同时也能够增强大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本课题笔者在分析90后大学生政治教育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加强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对策进行探究,希望以此为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完善提供一些具有价值性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 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0 引言

对于高校来说,在培养人才过程中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显得极为重要。90后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与80后相比较,在思想方面较为奔放,在观念方面较为多元,并且个性突出,这些特点有利也有弊,所以便需要做好90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以此使他们能够具备正确的学习观、人生观及价值观。然而,现状下,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一些较为问题的问题,比如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的缺失等[1]。鉴于此,本课题对“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与对策”进行分析与探究具有较为深远的重要意义。

1 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

1.1 现状下90后大学生思想性格特点

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助于大学生正确思想认识的形成,进一步为培养人才提供保障依据。现状下,大学生年龄普遍分布在90后,而90后大学生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与80后比较起来,存在多方面的独特性。一方面,由于我国“少生优生”观念的落实,大部分90后大学生均为家中的独生子,因此独立意识较为强烈,个人具备强烈的自信心,但是意志力方面显得极为薄弱。常表现为不愿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热衷于以自我为中心,但是缺乏危机意识以及创新意识[2]。另一方面,90后大学生情感较为薄弱,因为环境变化巨大,90后大学生接触情感时间较早,但是对情感的正确认识较为缺乏,常容易受挫。除此之外,随着“微时代”的到来,一些新型的社交软件风靡一时,比如微博、微信、QQ等,使得90后大学生主流思想较为先进,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但是面对网络的巨大诱惑,自控能力较为薄弱,容易早熟。

1.2 现状下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

结合笔者多年的教育经验,发现对于90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1)教育效果不佳。高校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较为系统的工作,教育效果不佳是明显存在的问题。导致这方面问题的存在主要是因为90后大学生思想个性突出,崇尚自由,不愿被传统观念束缚,因此面对一些个性张扬的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便显得极为棘手。(2)教育内容缺失。传统模式下,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通常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法,教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讲台下听,这样无法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因为教育内容的缺失,使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实质性作用。在面对网络时代的到来,如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仅仅表现在正面案例与负面案例上,很难达到有效的教育效果。(3)教育方法的缺失。如前所述,“灌输式”教育方法已经不适合应用于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3]。随着“微时代”的到来,90后大学生更愿意通过微博、微信以及QQ空间发表心情以及心声,倘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维系在老一套的教育方法中,那么将无法达到预期高水平的教育效果。

2 加强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对策探究

2.1 掌握90后大学生的特点,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要想使高校的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得到有效增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者来说,便需要掌握90后大学生的特点,比如在生活方面的特点,在学习方面的特点,在面对情感方面的特点,多与大学生交流,在掌握90后大学生各方面特点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大学生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策略,做到“因人施教”,并且还遵循“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方式,充分遵循学生的个性发展[4]。进一步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得到有效强化。

2.2 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充分融合,增强实践教学

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生活,通过生活中的细节,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中,更能激发大学生的思想,让他们懂得生活、热爱生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来说,便需要以身作则,开展有积极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让大学生积极参与,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认识,让他们更懂得生活,进一步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发展观。比如组织大学生去敬老院照顾无子女老人与留守老人,激发大学生“敬重长辈”的传统思想美德。比如组织大学生进行自我安全保护演习,开展法律教学课堂,以此提升大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学会运用法律知识加强自我保护等。

2.3 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性,融入与时俱进的教育方法

对于高校来说,便需要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性,发挥职能作用,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运行机制进行改革并加以完善[5]。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统一筹划,做好教书、管理以及育人等多方面的思想工作。对于教师来说,便需要积极主动与大学生沟通,了解大学生在学习方面、生活方面的需求,进一步实施与时俱进的教育方法。比如,现状下,大部分90后大学生都通过微博、微型以及QQ等网络客户端交流身心,教师便可以通过建立QQ群、讨论组等形式,增强与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以此消除师生之间的距离感,使得学生与教师之间平等相处。并且,教师还可以收集具有教育意义的微小说、微电影,以此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于这些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不但能够提升大学生在学习方面的积极性,而且还有利于大学生快速汲取知识,进一步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完善奠定良机。

3 结语

通过本课题的探究,认识到90后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个性方面、行为方面以及思想特征方面,均表现得较为特殊。与此同时,还认识到现状下高校在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教育内容及方法缺失等问题。因此,做好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化工作便显得极为重要。比如掌握90后大学生的特点,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充分融合,增强实践教学;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性,融入与时俱进的教育方法。相信做好以上这些,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将能够得到大大的提升,进一步为我国教育事业的进步及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朱宇,邱增凯,叶鑫.新媒体视域下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思路[J].中国报业,2013,04:139-140.

[2]袁世俊,庄文娟.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创新探微[J].宿州学院学报,2013,08:103-105.

[3]黄晓刚,于亚东.对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反思[J].理论观察,2014,03:151-152.

[4]张萍萍.微时代视角下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选择[J].才智,2014,19: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