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萍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优秀的比较文学教材应当内容丰富,体例完备
教材不同于一般的学术专著,它要帮助学生从总体上了解、把握本学科的基本状况,因此,优秀的教材应当注意涵盖本学科的主体内容,授予学生以全面的、系统的学科知识。与此相应,其体例安排应力求完备,经得起时间以及学科发展内在要求的考验。比如陈?、刘象愚两位先生就以其深厚的学识修养、审慎的研究态度、稳健的学术品格以及富于前瞻性的学术眼光和思维,构建了《比较文学概论》一书丰富充实的内容以及科学稳固的知识结构。该书由学科基本问题“什么是比较文学”切入,论述了比较文学的产生以及诸多涉及学科的基本属性问题。比如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该书在分析以往具有代表性的定义的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观点:“比较文学是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自觉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1]在厘清了比较文学的基本属性之后,该书接下来的两章“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比较文学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则分别从纵向与横向、事实与学理两个角度,对比较文学展开全方位探讨。读到这里,人们对于比较文学的基本情况已经大体上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
换个角度说,至此,该书对于比较文学的学科基本知识已经做了较为系统、清晰的交待。该书最后两章“文学范围内的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可谓前文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运用,虽然限于篇幅和其他考虑,该书无法涵盖所有属于比较文学范畴内的文学自身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这对于一部带有比较文学通论性质的论著而言,其实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但尽管如此,就当时情况看,该书最后两章相比较其他同类教材,其内容之丰富程度确实罕有可与之相媲美者了。由此可见,如果说该书前三章勾勒出比较文学的大模样的话,那么,最后两章则通过若干文学自身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使比较文学学科变得具体、丰满起来。总之,前后五章有机相合,《比较文学概论》不仅使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各个层面有条不紊地一一呈现,而且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求知心理。另外,谈到该书知识结构的科学稳固的特点,还有一个情况很有说服力,那就是这本书曾于2000年再版,与1988年版相比,新版的《比较文学概论》虽然也做了一定的修订,但全书的体例和基本框架均保持不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该书的知识结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又比如,谢天振先生的专著《译介学》。该书出版之际,人们对“译介学”这一新兴术语还比较陌生,由此产生很多误解,尤其是将它与一般的翻译研究混淆起来,这样就无异于否认了译介学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必将严重阻碍译介学的发展。与此同时,又由于译介学的核心问题是文学翻译,因此,译介学与一般的翻译研究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随之而来,译介学的性质、译介学的翻译研究与传统翻译研究的区别、译介学研究的方法、意义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均有必要一一澄清。正是这样,该书沿着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相关理论的阐释、应用于文学研究实践的意义这样一条思路,对译介学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予以详细解读,译介学的理论建构由此得以基本确立。由于在当时中国,译介学属于全新的知识领域,《译介学》一书是第一本专题教材,其中涉及众多颇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因此,在论证上有其特殊的困难,而该书论者却如同一个高明的教师,以传统翻译研究为或显或隐的参照物,不断地设疑解惑,循循善诱,由此,问题的提出与解析如连环套一般———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再到翻译文学史,层层推进,读者的视野随之不断拓宽,思考也不断深化。需要补充的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牵涉庞杂、争论繁多的新兴学科,相关教材阐述其总体面貌、搭建其完整格局,显得尤为困难,编撰者需要具有丰厚的学识储备以及驾驭全局的眼光和能力,才能不惮其难,从容应对。
二、优秀的比较文学教材应当例证充分,表述畅晓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比较文学涉及多种国家、民族的文学以及文化状况,还包括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比之于文学领域的其他传统学科,显得难度重重,对于初学者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优秀的比较文学教材应当注意结合生动的文学实例,运用明白、畅晓的语言,加以深入浅出的阐析,逐步引导学生领悟比较文学的要义。就拿陈?、刘象愚两位先生的《比较文学概论》看,其行文方式带有明显的讨论色彩,不是高高在上地指示、判断,而是与各方平等对话,逐步引导人们纠正偏见,拓展视野,最终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谢天振先生的《译介学》同样如此,比如关于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问题,该书首先区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指出:“越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审美信息越是丰富,译者对它的理解和传达也就越难以穷尽。”[2]继而详细剖析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差异和距离,论证翻译文学不属于外国文学。紧接着,该书又着重分析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区别,由此得出结论:“比较妥当的做法是,把翻译文学看作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中相对独立的一个组成部分。”[3]在行文过程中,该书表现出扎实、稳重的特点,表述既简洁明了又充分深入,并且注重穿插大量或正或反的翻译实例相佐证,最终将深奥难懂的理论问题阐述得清晰而透彻。
曹顺庆先生的《中西比较诗学》亦堪称这一方面的佼佼者。作为一部比较诗学专著,该教材不可避免地涉及众多复杂的理论问题,难能可贵的是,全书通篇读来令人如坐春风,无比畅快。原因何在?这就不能不提到该书的语言特色。特色之一即行文如聊天。虽然是在谈论刻板、抽象的理论话题,论者却没有自视高明地板起面孔,而恰如一个深谙教学之道的师长,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尤其善于巧妙设疑:“朋友,您一定读过不少西方和中国的文艺作品,曾在那绚丽多姿的中西艺术珍品中探幽揽胜吧。……不过,在探幽揽胜之时,您可曾深思过中西文学艺术那截然不同的审美特征?”[4]“文学艺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然而它是怎样产生的呢?”[5]“正是艺术想像,铸成了那具有永恒魅力的艺术杰作!那么,想像的奥秘何在呢?”[6]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一个适时抛出,然后再详细地予以答疑解惑,进而引伸出新的问题、新的解析,如此延展下去,像滚雪球一般,该书对问题的探讨越来越深入,与此相应的,读者的相关知识也在不知不觉之间越来越丰富起来。特色之二即语言的诗化。在这里,论者仿佛一个激情澎湃的诗人,虽然就所探讨的话题而言,全书不乏严密、细致的分析和论证,但通篇读来,却给人感觉诗意盎然,妙语佳句纷至沓来,让人美不胜收。就读者而言,在接受复杂的理论教化的同时,又得以享受如美文般的盎然诗意,自然应该是其乐融融了。从教学的角度看,这样的教材受到学生的喜爱、欢迎,当在情理之中。又比如饶?子先生主编的《中西戏剧比较教程》,作为一部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专著,该书知识量丰富,体例完备,重点突出,将涉及中西戏剧比较的话题基本上一一涵盖,从戏剧的起源一直谈到戏剧的现代处境,进而在充分论证、总结的基础上,对戏剧未来发展的前景予以科学预测:“放眼世界戏剧舞台和中国戏剧舞台,一个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多元格局正在形成,而且各种流派、风格、技法从彼此对峙到相互渗透、互为补充,在兼容与结合中嬗变。”[7]其中无论是历史的梳理,还是理论的阐发,论者均注意结合中外戏剧作家、作品的实例进行具体分析,“中西戏剧名家比较———关汉卿和莎士比亚”和“中西戏剧名作比较”两章,更成为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经典范例。通过大量具体入微的实例分析,既深入浅出地说明了相关理论,也为全书增添了不少文学趣味,有效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p#分页标题#e#
除此之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论证模式,也有可能引导学生实现举一反三之功效。总之,作为系统研究中西戏剧比较课题的开路先锋,《中西戏剧比较教程》一书并不给人以艰涩、生僻之感,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因为该书包含大量中西戏剧作品的实例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使理论问题变得具体可感。与此相关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缘于该书语言表达的感性化特色,其生动、晓畅的文字,在论事说理的同时,也有效拉近了读者与教材的距离,该书由此具有了一种吸引人、打动人的魅力,这对于一部以理论阐发为主的教材而言,当然是弥足珍贵的。比较文学涉及面广,相关的理论探讨往往较为复杂、艰深,与此同时,比较文学归根结底属于文学研究,文学具有形象生动、具体可感的本质特性,因此,比较文学教材如果得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同时融入一定的文学实例分析,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人们对本学科的陌生感、困难感,同时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优秀的比较文学教材应当彰显中国特色,努力开拓创新
中国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从西方传入且本身具有鲜明的跨越文化界限特质的学科,一直注重引进西方相关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由于此前我国比较文学经历了大约30年的沉寂、停顿甚至倒退,急切需要外来的新鲜血液来弥补自身的不足,于是,伴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大地上的复兴,比较文学教材被积极引进、介绍西方学说的情况便屡见不鲜了。不可否认,吸纳外来成果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必将受到很大限制。面对这种情况,一批优秀的比较文学教材在吸引、引进外来学说的基础之上,积极彰显出其学术个性和民族特性,努力开拓创新,显示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不容忽视的地位。比如,乐黛云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其一大特色就是主要围绕“中西文学”展开有关比较文学各方面问题的探讨,这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无疑更为熟悉,也更有兴趣,更利于接受。其中在回顾比较文学发展历史的部分,该书就将中国的比较文学史作为一个重要部分详加梳理,并且,当勾画比较文学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时,满怀信心地指出:“可以预料,有独创性的学术论著将会成批问世,中国的比较文学将会出现一个辉煌的将来,并为比较文学这门世界性的学科作出贡献。”[8]毫不夸张地说,3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取得的成就完全证实了这一预言。
至于乐黛云先生2003年撰写、出版的《比较文学简明教程》一书,亦表现出鲜明的彰显民族特性和学术个性的努力。该教材内容全面丰富,语言简洁通俗,论证结构清晰明了,非常适合于广大学生和一般读者使用。具体到“中国特色”,该书有着多方面的体现。体现之一即运用中国传统观念于比较文学研究之中。比如该书将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观念视为研究比较文学的重要原则,在这一部分,论者先追溯“和而不同”的由来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中国古代典籍,辨析其中“和”与“不同”的辩证关系,再将之与比较文学联系起来,指出:“这种承认差别,不断开放,不断追求新的和谐的精神,正是比较文学的真精神。……比较文学就是一方面要在不同文化的文学里,从诸多差别中,寻求其内在的一致,也就是‘和’;另一方面又要从已有的、已然呈现的和谐中,分解出其差别和不同。”[9]在此,论者将中国传统观念与比较文学研究水乳交融,既丰富了比较文学理论,也更便于中国读者领受比较文学的精髓。体现之二即加强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与中国的联系。比如,伴随着“互动认知”与“双向诠释”理论的发展,事物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差别的相互作用中求得发展有各种途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两个原则,即“他者原则”与“互动原则”,其基本内容即“强调对主体和客体的认识必须依靠从‘他者’视角的观察和反思;也就是说由于观察者所处的地位和立场不同,他的主观世界和他所认识的客观世界也就发生了变化。因此,要真正认识世界(包括认识主体),就要有这种他者的‘外在观点’,要参照他人和他种文化从不同角度对事物的看法”[10]。确立了这一理论前提,该书进而阐明中国作为一个最适合的“他者”对于西方文学乃至文化研究的特殊意义。在这一部分最后,该书又从中国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指出以往我们的研究偏重于用西方理论模式单向地研究中国,这一研究方式虽取得了重大成就,却同时存在很多缺陷,由此,论者充满信心地预言,在“互动认知”与“双向诠释”被广泛认同的今天,中国的比较文学必将获得空前发展。体现之三即重视中西文学及文论的比较研究。这不仅表现为对该论题进行细致、深入的专章论述,而且还表现在散见于该书其他相关内容的涉及此类问题的大量分析。曹顺庆先生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也是这样一部顺应时展需要、致力于学科理论创新的教材。在该书“后记”部分,曹顺庆先生写道:“这是一部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教材,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教材。”[11]明确无误地表达了新时代比较文学教材编写者突显自我特色的勇气和信心。
具体而言,比如,在理论体系方面,该书一改此前比较文学教材较为通行的做法,即“打破旧有的历时性描述的以学派学科理论来切块的模式,跳出学派理论框架,从共时性角度来重新整合已经存在的比较文学三个阶段的学科理论资源,将比较文学存在的理论问题在‘跨越性’和‘文学性’这两个基点上进行融通。”[12]由此出发,该书确立了以“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为中心内容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与“总体文学研究”。与以往相比较可见,这一理论体系虽然不乏传统的影子,却在继承之中有所创新,其最大贡献在于有效缓解了以往理论体系由于过分强调以学派为代表的历时性划分所造成的牵强附会乃至前后矛盾的弊端,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去审视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情况,以统领全局的目光观照其中有代表性的学科理论,打破了以往理论体系人为割裂的局限。再就各部分的具体内容看,《比较文学教程》一书最大的理论创新应当说体现于“变异研究”一章。“变异研究”关注的重心是文学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过滤、文学误读、译介、接受等作用而发生的变异情况,并由此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变异研究着意于为比较文学领域普遍存在的变异现象提供理论依据以及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因此研究视野更为宽广,也更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否则,一味求“同”难免陷入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尴尬,与其这样,倒不如认真辨“异”,发掘其历史文化根源,探讨其内在规律,为相关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新思路、新方法。从这个意义看,变异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实证性影响研究的不足,丰富了比较文学的理论内涵。#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