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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体系管理制度范文1
虽然一般认为自闭症是先天性疾病，但自闭症儿童的症状程度与家长及家庭有着一定的关系。有研究表明，家长的认知、情绪、行为、应对方式等均对教育效果有着重要作用，究其根本，家长的心理控制源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心理控制源是指个体对自己行为方式、行为结果的责任的认知或定向。父母对教育子女成功与否的态度和看法会影响他们的情绪表现、认知倾向与教育方式等，进而影响到孩子的情感体验和行为表现。
此外，儿童所在家庭的功能也会对其行为产生影响。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是家庭功能的重要组成。亲密度指家庭成员的情感关系，适应性指家庭系统为了应对外界压力而改变其角色分配、权势结构或联系方式的能力。已有研究表明，亲子关系、成员支持、生活习惯、教育风格以及家庭功能等会对儿童学习能力、社会适应及问题行为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成员关系亲密、功能良好的家庭中的儿童，通常会更自律，学习更主动，社会适应性较好，问题行为更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自闭症儿童的家庭和家长与儿童行为表现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对其深入研究可能会找到更加高效且实用的干预和教育模式，以及缓解自闭症儿童家庭负担及家长压力的方法。因此，本文对自闭症儿童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家长的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以及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1对象与方法
1.1被试
在一次自闭症家长讲座上向包括浙江、江西、河南、福建、河北、黑龙江等23省在内的420名自闭症儿童家长发放问卷(M年龄=35.67岁，SD=4.942岁)，其中女性334人，男性86人。共回收问卷412份，其中有效问卷399份，有效率为96.8%
1.2工具
1.2.1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量表
采用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量表(The Parenting Locus of ControlScale, PLOC)测量自闭症儿童家长对教育子女成功与失败的看法。该量表由教育成效、父母的责任、子女的控制、运气或机遇及父母的控制五个分量表组成，包含47个条目，以5级评分，从“1”(很不赞成)到“5”(很同意)。得分越高，表明家长的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越趋于外控，在子女教育上越容易呈现消极、被动的状态。
1.2.2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
采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 Ⅱ -CV )，包括亲密度和适应性两个分量表，共30个条目，以5级评分，从“1”(不是)到“5”(总是)。FACES Ⅱ -CV是邹定辉等人根据Olson等于1982年编制的FACESfl(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Scale, SecondEdition)进行第三次修订而成的版本。
1.2.3 Conners儿童行为问卷
采用Conners儿童行为问卷中的父母问卷测量儿童的问题行为。该量表共48个条目，包括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心身障碍、冲动一多动、焦虑及多动指数6个因子，采用4级评分法，从“0”(无)到“3”(很多)。量表分半信度0.88, Crobach。系数0.92。由于自闭症儿童的问题行为主要体现在无法理解社交规则及难以自控等方面，因此本研究只选用Conners儿童行为问卷中品行行为和多动指数两个分量表进行研究。
1.2.4人口学信息
自编问卷，包括家长和儿童的性别、年龄、确诊时间及家长在子女治疗上支出的费用占家庭总支出的年平均比例等基本信息，均由家长填写。
2结果
2.1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量及相关分析结果。教育成效、子女的控制、运气或机遇、父母的控制与自闭症儿童的品行行为和多动指数呈显著正相关，与亲密度和适应性呈显著负相关。亲密度和适应性与品行问题和多动指数呈显著负相关。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家长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及儿童问题行为三者间相关较高，可能存在中介关系。
2.2儿童问题行为对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的回归分析结果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分别进行了儿童问题行为对其性别、年龄、治疗费占家庭总支出比例、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以及父母的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的回归分析。在模型第一层进入儿童的性别、年龄和治疗费占家庭总支出比例，第二层进入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第三层进入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由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教育心理控制源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对预测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的诊断。结果表明，预测变量之间的容忍度(Tolerance )均大于0.3，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4，可见预测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不严重。
自闭症儿童的性别不能显著预测其问题行为，儿童年龄可以正向预测其问题行为。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的分量表得分不能显著预测儿童问题行为。子女的控制和父母的控制可以显著预测儿童的问题行为。教育成效、父母的责任以及运气或机遇均不能显著预测儿童的问题行为。
2.3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的中介效应分析
通过上述结果可知，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总分、父母的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总分可显著预测自闭症儿童的问题行为。同时，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显著相关。因此，进一步采用依次检测法(causual steps)检验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的中介效应。
对亲密度和适应性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回归系数进行检验后发现，亲密度和适应性能显著负向预测儿童问题行为(β=-0.214,t=-4.369, P<0.001)，亲密度和适应性能显著负向预测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β=-0.356, t=-7.588, P<0.001)，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能显著正向预测儿童问题行为(β=0.330, t=-6.613,P<0.001)，亲密度和适应性仍然能显著负向预测儿童问题行为(β=-0.097, t=1.944, P<0.001)。以上结果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自闭症儿童家庭的亲密度和适应性会通过家长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对自闭症儿童的问题行为产生间接作用。
3讨论
本研究显示，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自闭症儿童问题行为有负向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研究的结果相一致。亲密度和适应性较好的家庭，成员之间情感联系更为紧密，相处时间更多，得到的支持陪伴也更多，当家庭成员面临外界压力时，可以灵活改变其角色分配、权势结构等。这样的家庭往往规则明确，赏罚分明，气氛融洽，儿童会比较容易学会遵守规则，通过合理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对于自闭症等特殊儿童家庭来说，当儿童被确诊时，如果家庭可以迅速调整成员的角色和分工，让孩子受到合适的照料与教育，互相支持使家庭环境和谐稳定，在此环境中儿童的行为也会受到积极影响。
行政体系管理制度范文2
档案是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一定保存价值的历史纪录，这些档案记录了过去与现在发生的各种活动、组织机构调整等信息，成为了为未来各项事业发展作出规划或进行各项决策的依据，或成为维护团体或个人合法权益的凭证，所以，档案是一笔宝贵财富。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体系，使各类档案都得到有效保管和利用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在目前的档案管理制度体系当中，还存在许多不利于提高档案管理效率的问题，例如：档案管理制度的制定仅以档案管理业务的需要为导向，而很少兼顾到与管理制度相关的各方利益主体的需要，档案管理理论仍停留在“单位本位”上，而没有顾及档案管理的目的与目标，没有树立起为社会服务的档案管理理念；许多档案管理制度的制定都没有听取与档案管理制度相关的利益主体的意见与建议。在这种档案管理理念下制定出的管理制度自然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制定的管理制度也由于缺乏外部约束力而使其执行力大打折扣，弱化了档案制度管理的效力。
二、加强档案管理制度体系建设
构建档案管理制度体系没有现成模式用来“克隆”，档案管理制度体系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做出认真规划。在“向管理要效益”社会发展背景下，档案管理效果的评价标准，已不再以上级部门或上级领导的标准作为依据，而取决于建立的档案管理制度能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制度能否得到贯彻落实。当代的管理潮流是“创新”，档案管理的“创新”首先体现在制度体系建设中的创新。如何实现档案管理制度体系建设的“创新”呢？笔者认为应做好如下几点：
第一，从开发“管理层”入手。档案产生于各类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档案的作用是记载历史事件，为维护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提供凭证，所以，档案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无形资产。当前，部分档案管理单位仍缺乏对档案管理在社会活动与经济活动中重要性的认识，缺乏对提高档案管理水平的切实举措，这与整个社会发展趋势及行政体制改革形势不相适应。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主要是档案管理部门管理层缺乏重视，所以，提高档案管理水平首先应提高档案管理层的现代管理意识，树立档案管理是服务社会、提高社会效益的理念。
第二，从管理“规范化”切入。“10号令”的出台，为档案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完善档案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就是要依据这一法令建立起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档案管理规范。法令强调了档案资料收集的重要性，将档案收集视为档案管理实现规范化的关键环节，没有完善的档案收集管理，档案管理就成了无源之水。所以，对档案收集管理应在档案管理制度体系中作出明确规范，使档案收集管理目标落实到管理部门和具体负责人。
第三，从优化“档案员”队伍抓起。档案管理制度体系要想得到切实落实，档案管理人员作为执行者具有关键性作用，档案管理人员应在档案收集、档案整理、档案鉴定、档案保管、档案编研和档案利用等环节认真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同时，要精通档案专业知识，提高档案管理的准确性与有效性，全面提升档案管理水平。要做到这一点，档案管理人员应通过学习掌握新知识、技术、以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在档案收集管理中，对各类档案资料做到认真查验和及时收集，对发现的档案信息源认真追查，并对收集的档案资料按所属类别进行归类整理。在档案保存管理中，保证档案资源的安全、完整、并为档案使用者提供查阅方便，使档案资源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做到以上几点，才是符合现代档案管理要求的档案员。
行政体系管理制度范文3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 财务 内部控制
行政事业单位属于国家职能部门，需要学习贯彻和落实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在其运作工作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经济相关的事务，为避免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部控制的工作就变得非常重要，会对国家经济有着很大的影响，且不能认为行政事业单位不是盈利性单位，而不重视财务内部控制的行为，本身该行为都是企业单位必须要重点抓的工作，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而且在当今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革新和完善进程中，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部控制是一种必然趋势。下面将从几方面对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部控制重要性进行分析：
一、提高财务信息质量
在当今日益复杂的经济背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下，由于受巨大利益的诱导，破坏行业规则和违法乱纪的事时有发生，并呈现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作为政府部门的行政事业单位，相比之下，不需要考虑其经济效益问题，也没有竞争压力的问题，那么如果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制度存在欠缺，财务信息的不透明，没有很好的监督机制，就会容易滋生，徇私枉法的行为，就这个人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
二、保证单位经济正常运转
行政事业单位主要是为社会提供便利的服务和管理，替政府执行自己所需担当的职能工作，行政事业单位的运作资金由国家提供，不必担心资金的不足，正是因为这点，很多行政事业单位对资金使用往往大手大脚，毫不考虑资金的使用率，最终因自身导致资金的困境和经营风险，使行政事业单位不能正常运转，缺乏财务的内部控制，因此在抓好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部控制的同时，还需要对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
三、促进行政事业单位发展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行政事业单位的整体结构、职能和规模也在随之改进和完善，行政事业单位职能正在朝多元化发展，使得其结构部门也在变化，加强了行政事业单位工作内容，尤其是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部控制，使得行政事业单位朝更好的方向发展，提供更优质的社会服务，是行政事业单位的非常重要内部管理行为。
四、健全财务管理制度
很多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并没有相关的制度，而是比较混乱，没有很好的条理章法，在财务管理上缺乏规范，也就导致目前比较多的行政事业单位的在财务管理制度上没有正规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或者不健全，覆盖面比较窄，受用范围小，在实际情况下，没有起到该有的财务管理的职能，对于一些已经有相关财务管理制度的行政事业单位，制度相对比较旧，已经在当前的形势下不能适用，导致单位资产的不够清晰，内部管理制度的不够严格，财务管理的不够严谨，在这样的情况下，会给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造成严重影响，财务部门的职能作用也就不能很好的被体现出来，作为服务社会的行政事业单位也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造成影响。因此，行政事业单位必须要有健全的财务内部控制策略，加强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从而杜绝错误的出现，消除财务潜在的问题，使资金更加合理利用。
五、建立公共财政体系
当前我国正在建设一种公共财政运作制度，建立包括部门预算、政府采购、集中收付、国库单一账户制度等在内的公共财政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下，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可以彻底摆脱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落后的财务制度，进而采用科学严谨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
六、选拔培养财务人才
作为人才的前提必须是需要有好的制度和政策，行政事业单位在财务内部控制体质下，还需要对人才进行合理的选用和培养，也就是说制度和人才是相辅相成的，好的制度政策搭配好的人才分配，才能体现出制度的效应，发挥其职能作用，对于相关的财务人员，要进行必要的继续教育的学习培养，在加强专业能力的同时，还要对个人的素养进行不断的培养。可以通过一些定期考核制度，赏罚分明的激励和惩罚制度和问责制度，这样可以培养财务人员的积极性，深入了解工作岗位的要求。
七、继续健全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部控制制度
由于当前很多行政事业单位对财务内部控制的不够重视，缺乏认知，票据管理不严谨，容易有违规操作的行为出现，票据作假也是比较常见，从而导致潜在的隐患，很容易造成资金的使用效率，财务管理还比较模糊，因为财务管理不好，会造成资金的浪费，还有财务人员的个人素质的参差不齐，甚至对财务工作的不重视，不合理分配财务人员，其职责不清，那么就容易出现违规操作的行为，因为当前我们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的建设和完善迫在眉睫，但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需要在一定的框架下才能实施。第一，以法律为基础，不能违背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财务规范。第二，不能脱离实际，应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第三，要有普遍适用性和针对性。第四，提高财务人员的素质。第五，加强对财务基础工作的管理。
八、总结
行政事业单位中，财务管理工作既是基础工作，也是重点工作，财务管理工作能很好的协调好行政事业单位各部门工作井然有序，高效发挥其职能作用，使工作效率得到了提高，社会效益也会有很好的体现，形成一个很健全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另外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还要不断进行发现改进，最终建立起一个符合我们行政事业单位当前环境又能有助于促进行政事业单位的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关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必要性之我见[J].中国农业会计，2014（1）.
行政体系管理制度范文4
关键词：深圳；行政机关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职位分类；聘任制
中图分类号：K828.2文献标识码：A
1深圳公务员的分类管理制度改革的现状分析
1.1. 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的概念
公务员分类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将公务员划分为政务类和业务类，此类划分是把业务类公务员从政府系统中分解出来，使得对它的管理变得更为独立，并确定不同于政务类公务员的管理原则及方法。第二层是按照一定标准对业务类公务员进行细致划分，为政府在人事管理方面提供科学依据。本文着重讨论第二层含义。
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是一项有关公务员规范化管理,直接影响公务员积极性以及行政管理效率的重要制度。具体是指政府在对公务员职位进行调查、分析、设计的基础上,将职位按照工作性质、责任轻重、难易程度和所需资格条件等分为不同的类别和等级，制定出所需要的职位说明书，确定每个职位的职责，并以此作为公务员考试录用、考核、培训、任免、报酬、奖励等的依据。
1.2 公务员分类管理体制发展演变的规律
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是公务员管理的基础和出发点，要走创新的道路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就是如何创新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传统的公务员制度给公务员的管理带来无可避免的问题，矛盾和弊端日益显现。随着社会进步、市场经济地迅速发展促使着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变得更加突出，为政府实现职能营造更好的环境。
参照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分类管理的普遍经验，并合理地结合我国的国情，根据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体制发展演变的规律，适当走出一条既创新又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的发展道路。[]
1.3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的背景
深圳行政机关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是深圳行政体制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主要涉及职位分类和聘任制两方面的内容。此制度属于制度层面上的创新，因而它具有独特的改革背景：
第一，非均衡发展对制度创新提出新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从一开始寂寂无闻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当今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一巨大变化是有目共睹。但是，我们在看到深圳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必须关注到这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愈发凸显的非均衡问题。所谓的非均衡问题是指经济到达一定的发展阶段，政治管理体制会随着前者的发展而相对滞后。这样的格局无疑会极大地影响到深圳的公共服务能力，随着公共事务的日益增加导致民众对公共服务需求变得更为多样化。在这种张力下，使传统型的行政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得不适应未来深圳的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转型的需要。在近些年以来，深圳在行政体制方面做出很多积极的探索，尤其是在2009年进行的备受关注的以大部制为核心的市政府机构改革，初步建立了决策、执行、监督等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要想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本质上是要机构层面的改革和人事制度的改革两方面紧密结合，才能真正促成行政运行机制的优化。
在深圳，如果要建立和当下相适应的服务型政府，仍然需要满足政府对人才运用的多层次、专业化的需求，从而更好地履行政府相关职责。正由于在这种制度创新的需求在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深圳启动了此次备受关注的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
第二，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的经验借鉴。源于西方的“文官制度”为深圳进行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制度提供了基础的经验支撑。“文官制度”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地不断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此基础上，西方很多国家都纷纷建立起以职位分类为基础的政府人事管理制度，这是一种相对有效的管理制度，对于打造专业化、现代化公务员队伍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外一方面，作为行政机关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聘任制”，被引入到政府的人事管理中，通过合同的形式来形成一种有效的管理。政府与雇员之间是平等协商的关系，这样有助于对公务员的科学管理和复合激励。
第三，政府转型的必然要求。在过去,旧型政府的类型是全能政府,职能庞杂多变、边界不清，在工作方式上，决策是以“拍脑袋”的形式进行，以“按能派活”分工，以“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为主工作。在这种形式下，对公务员的要求则强调应变能力，而且必须服从领导。但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迅猛，旧型政府俨然已经不合时宜，因此政府极需发生转型。新型政府应该是责任的政府、法治的政府、服务的政府，在职能方面必须担负起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而工作方式上则应依法行政，分工明确，对公务员的要求也由原先的强调应变能力转变为强调主动性和专业化。
第四，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内在需要。当前公务员管理存在着制度性的困局：人事制度的安排与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方向越来越不相适应。对于整一制度的发展目标处于不确定状态，发展路径不够清晰，工作要求不够明确等情况下，很多时候好坏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往往是唯领导主义。因此，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在整一队伍建设当中显得尤为重要，能够有效地打破当前的困局，缓解公务员管理层面上潜伏的压力。
2深圳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的完善与对策
2.1 完善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的对策
2.1.1 完善职位分类
完善公务员职位分类可以适当地借鉴、仿效香港和新加坡在职位分类制度上的积极做法，从国情出发。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相对而言，是一种科学的公务员管理工具，要想它真正发挥实际功效，就必须设计较为宏观的科学制度和配套制度。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是公务员的职位分类。我们从分类管理的角度去考察：首先，公务员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完成自身必须完成的本职工作，又无可避免地要完成上级领导交代的临时任务，在这一层面来说，分类管理所显现的功能明显削弱。因此必须完善职位分类，实现专业化管理，注重三大类公务员的交流渠道和方式，便于人员之间的流动，稳定公务员的实际职责和任务，努力降低政府人事部门的管理成本。其次，对于公务员划分成三大类而言，的确比较粗放，按照深圳实际情况和基础，应该考虑在接下来的实践中对三大类公务员做进一步地细分。从工作性质、工资待遇、职务职级等方面去完善整一改革制度。要改变长期形成的“大一统”行政文化局面，必须安全平稳地过渡，不能一步到位。
2.1.2 扩大公务员聘任制
深圳创先走出了一条“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道路，如今，此项改革已为公务员的管理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相对于委任制而言，公务员聘任制更加的灵活，对于真正想要做事的人而言是一件好事，因为在此制度下的养老、失业等保障制度是跟企业和其他社会群体是完全衔接的，就算中途离职仍旧有基本保障。所以在建设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大趋势下，聘任制将比委任制更具优势和活力。
2.2 完善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建立的重要意义
2.2.1 有助于提高政府人事管理科学性
分类制度是公务员管理的前提条件，而分类管理制度的两项主要内容，又能够很好地引入科学管理技术，有助于提高深圳各级政府公务员管理的科学性。只有对公务员进行一定的分解组合排列，才能有针对性地实施科学管理，也为其他各个环节的人事工作提供良好的基础。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在原则上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在环节上就坚持“专业发展”，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则坚持“公开、平等、规范、效能”的原则和实行“统筹调度”。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实质性地促进政府人事管理中激励机制的“去官化”，同时，对于提高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专业服务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2.2.2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也提上了日程
深圳所推行的分类管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推动作用。一方面，分类管理实现了职务序列和行政级别的相对脱钩，而且在改革中，强调突出了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的公务员适用“非领导职务”，那也就意味着从制度上实现了“官”与“兵”的分途。另一方面，分类管理与深圳早期实行的大部制密切相关，之前的机构改革之所以会走“精简-膨胀-精简-膨胀”的怪圈，是由于许多单位以各种理由分拆、增设机构，以相应增加领导职数来改变待遇。如果分类管理实行得合理，那么两类执行机构才能为大部制的决策、执行、监督等功能之间的分离提供较好的基础。
2.2.3 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分类管理制度是现代公务员管理的基础和出发点。公务员分类制度并不是一套凭空臆造的逻辑分类体系，它是以现实的公务职位结构为基础进行分类，通过对横向的职位分类、纵向的职务分类以及级别分类而构成划分，为公务员系统提供了一个资源分配、信息传递、人员流动和功能运作的基本模式，从而有利于促进公务员系统自身的稳定和发展。[]但是，这项分类制度在实践中还只是停留在体系分类和职务分类层面上，在中国，职位分类仍未转化成操作层面的制度实践。从而引发关于优化工资待遇的话题络绎不绝。从这个意义上论述，深圳市行政机关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从实质上而言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制度突破。
3结论
社会的急剧变化对政府的行政效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服务性政府、有限政府和法制政府相对应的，是政府运作模式和人事制度的深刻变革。深圳作为全国唯一一个聘任制公务员和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同时试点的城市，其探路过程无疑具有标本意义。深圳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是深圳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务员管理和优秀人才的晋升，有利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和谐稳定。
行政体系管理制度范文5
关键词：基层政府行为；应急管理；应急疏散；行为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4）04010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体制改革研究”（11&ZD02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支持项目“新时期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和模式重构”（9122400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基于整合模式的灾害公共预警管理研究”（2013M540978）
作者简介：陶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博士后（北京 100084）；童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3）
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政府作为灾害危机事件应对的“第一响应者”，也是国家整体应急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前端环节。新时期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需要在体制和机制层面分别破解体制下延与机制深化两重困境，既要解决基层应急管理体制中的架构、资源、权威问题，又要解决基层应急管理机制中的协作、有序、细化问题。如此，基层政府应急能力建设成为国家整体应急管理制度深化改革的“深水区”，而基层政府应急疏散制度正是宏观与微观之体制机制的联结点。应急疏散作为应急管理的核心环节，旨在通过人员与财产转移消减灾害损失风险。从灾害周期过程来看，应急疏散可以分为事前预防型与事后救援型人员与财产的疏散转移，前者注重灾前风险信息研判而展开转移行动，后者注重灾后紧急转移；从应急疏散的强制性角度而言，又可将应急疏散划分为自愿型疏散与强制型疏散。
2013年的“青岛黄岛输油管线爆炸事故”以及“辽宁抚顺南口前镇洪灾”等事件，使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成为舆论焦点，早年唐山大地震中的“青龙县现象”却又成为基层政府防灾减灾的“国际典范”。基层政府不仅是上级政府应急疏散决策的执行主体，也是不确定条件下本地应急疏散的决策主体。换言之，基层政府既要履行既定行政角色，又要实现不确定环境下的组织自适应（Adaptation），这就为基层政府间的应急疏散行为差异性提供可能，更为学术研究提供空间。当前我国应急疏散研究仍以“工程-技术”传统主导，社会科学对政府应急疏散行为研究尚待发展。本文探讨我国基层政府应急疏散制度运作现状与重构，归纳分析基层政府应急疏散基本模式与影响要素及作用机理，以期为我国基层政府应急管理能力提升提供相关参考。
二、研究述评
（一）应急疏散的社会科学研究：从多重竞争性解释到中层理论建构尝试
其一，多重竞争性解释。在群体应急疏散过程分析上，最具典范意义的是将疏散决策过程分为：风险确认―风险评估―风险消减―防护行动选择（P515-523），在不同阶段受到多元复杂要素影响。在应急疏散决策影响因素分析维度上，体现出从灾害事件要素向灾民特征要素并进而向社会背景要素拓展的过程。由灾害类型、规模、频率、空间分布和时间等构成的外部要素，以及由个体灾害经验、知识、社会人口特征等构成的社会要素，共同组成了影响个体应急疏散行为决策的复杂要素网络。在对于社会要素的分析中，社会科学家们则提出和检验了多种要素及要素之间关联的假设，他们的分析结论依然存有分歧。如有学者认为拥有灾害经验会使个体更容易关注灾害预警信息（P92-104），有研究则指出越依赖过去经验则越会无视疏散预警，灾害经验与应急疏散之间没有关联（P237-252）；再如在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对于有效预测应急疏散行为的影响上也有争议。其二，中层理论建构尝试。由于研究所聚焦的灾害事件差异显著，且描述性研究居多，导致应急疏散行动领域缺乏中层理论建构。随着应急疏散决策要素向社会层面的拓展，作为一种突生规范（Emergent Norm）下的疏散决策行为也受到个体社会资本水平的影响（P295-321），应急疏散与应急制度的整合度、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信任状况、社会心理、资源可得性等成为应急疏散决策的影响要素，由此提出“保护行动决策模型”（Protective Action Decision Model）正是中层理论建构的一种尝试（P616-632）。
（二）政府应急疏散行为研究：视域转换与学科整合可能
灾害社会科学的应急疏散决策研究聚焦个体、家庭层面居多，对政治―行政系统的疏散决策及其执行缺乏足够关注。而公共部门的预警信息对于公众应急疏散有着最为显著的影响，公众更为信任来自官方的预警信息（P137-147），基层政府在公众应急疏散决策中起核心作用。因此，应打破对政府危机决策的脸谱化认知，重视危机中的复杂府际关系，将政府层级维度引入疏散决策分析，以展示不确定条件下的战略（Strategic）层级与操作（Operational）层级的不同危机决策类型，考察不同层级政府危机决策特征（P12-15）。尤其在中国基层政治背景之下，应急疏散具有高度政治化特征（P303-313），可以将灾害应急疏散决策与执行的主体定位于基层政府，摆脱对政府抽象认知并注重制度与行为互动，从而获得超越个人与家庭应急疏散行为的研究。
三、中国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一个分析框架
基层政府及其下设机构作为正式行政体系范畴，它们是国家权力末梢，也是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基层政府扎根于社会，代表国家利益，执行国家政策，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维持社会安全、稳定与发展，在基层公共治理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在城镇体系下，随着单位制被打破，人们从“单位人”走向了“社会人”，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管理逐渐占据主导，镇（区）政府及其下设与外派机构构成了城市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主体，深入到城镇社会的方方面面，正所谓“上面千条线，基层一根针”，它体现了中国政府结构中基层政府的基本属性。在农村社会，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体制的废除，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2003年中国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这些重要改革使得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出现变化，传统高度集中动员体制受到新分权体制的冲击，农村社会基层组织的自主性增强。在中国村治结构中，村级正式组织作为国家政权组织的延伸，主要由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和群团组织构成（P350），村党支部作为村级权力组织的运作核心，对村庄事务具有决定权。乡镇政府财政、职能转型等维度成为理解当前农村基层政治运行的新维度（P122-143），从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来看，乡镇政府存在“悬浮”于农村社会的现象，公共服务水平与能力滞后于农村社会需要，这也是理解当前农村基层应急管理制度的重要背景。
在应急疏散过程中，基层政府作为压力型体制之下的灾害预警信息传递的主体，也是当地应急疏散决策的主体，扮演着双重角色，即相对确定性条件下的疏散政策执行以及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疏散决策，这二者构成了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的基本形式。基层政府在应急疏散政策执行以及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应急疏散决策中存在执行约束与自由裁量空间，这也为基层政府的疏散行为差异性提供了可能。
本研究所建立的框架旨在摆脱以传统高度集中动员视角来分析基层应急疏散，强调改变对基层政府的抽象认知。在此认知前提下，具体解决两个关键科学问题：（1）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差异性表现及其来源；（2）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影响要素与机理。
图1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分析框架
该框架以我国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差异性为切入点，依据“上级疏散命令”与“基层疏散行动”两个维度将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类型进行划分，前者指上级政府部门下达的应急疏散命令，后者指基层政府为应对灾害风险所采取的转移人员财产行为。如此，可将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如图1所示）：Ⅰ表示灾前存在上级政府的疏散命令，同时基层政府依照上级命令执行疏散行动；Ⅱ表示灾前上级政府有疏散命令，但基层政府却没有按照上级指令进行疏散；Ⅲ表示灾前上级政府并无疏散命令，但基层政府却自主实施应急疏散行动；Ⅳ表示灾前上级政府无疏散指令，同时基层政府亦无实施应急疏散行动。
若追溯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差异性的根源，它与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影响要素及其作用机理有关。灾害社会科学的知识演进过程表明，对于灾害动力学的分析，从传统聚焦“天灾”层面要素走向综合的“人―灾”互动系统分析（Pxvi），灾害事件、制度环境、个体特征则成为分析灾变行为的核心要素。
其一，在灾害事件层面，灾害危机的影响时间、范围、强弱、急缓、类型等具有不确定性特征（P10），它是导致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差异性的事件根源。科层制作为公共行政体系的核心机制，在灾害危机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下，其带来的制度冲突与压力不会减少，而更有可能加剧。在常态科层体系与动态灾害危机特征之间存在的差距，使得基层政府需要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做出应急疏散决策与执行。也就是说，灾害类型、范围、强度、时间等特性以及不同的政府层级共同构成了灾害不确定性内容。基层政府常常能够真实体会到不确定影响的种种真实证据与直观体验；对于更高层级政府而言，多数危机事件产生信息膨胀，来自基层的信息常常模糊并需要验证，给关键决策者造成决策信息困境（P1-22）。不同层级政府在不确定性信息接受与现实体验上存在差异，而高度集中的应急疏散决策体制却限制了基层政府危机决策的主动性与有效性。
其二，在制度环境层面，基层应急管理所存在的制度环境涵盖了基层政治生态、行政体系、社会背景等，它们为分析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提供了制度路径。在基层政治生态层面，基层政府强调“向上”导向与强调“向下”导向的应急管理服务工作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在行政体系层面，基层政府担负着双重角色，既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地方治理的决策者，使得基层政府具有相当程度的决策自和“因地制宜”的政策执行的灵活性。政治生态与行政制度环境的变化为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多样性提供了空间。在社会背景层面，政府与民众之间形成了灾害信息方面的不对称情形，应急疏散长期高度依赖政府的政治化动员，社会力量尚未被激活。在应急管理制度层面，自2003年中国应急管理制度改革中，注重构建宏观运作架构，实际建立起了涵盖各级政府的应急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而基层应急管理制度与资源体系依然面临困境，一些地方应急管理体制甚至处于“空壳”运转状态。制度环境因素导致基层政府应急疏散管理行为并非完全是传统高度集中动员式的“命令―控制”型疏散执行情形，而其行为表现应当更加多元。
其三，在基层官僚层面。基层官僚行为与其所处工作环境特征存在重要关联（P391-401），随着基层官僚理论的发展，个体心理与价值、官僚互动对象特征等要素也被认为是形塑基层官僚行为的重要因素。在应急疏散语境下，政府应急疏散常常是依靠基层官僚来实施，基层官僚应急疏散行为受到其心理、环境以及民众的影响。基层官员的应急疏散行为受到来自个体风险感知的影响，而其灾害风险感知又受官员自身的多重身份影响，不仅仅是作为普通自然个体，还是行政体系的行政人，更是基层社会的一员。个体社会经济特征、灾害经验是普通个体应急疏散行为的影响要素；个体在行政体系中的行政角色是其应急疏散行为的制度基础，否则容易出现“角色放弃”（Role Abandonment）现象（P47-61）；个体与社会互动而形成的种种社会网络也是促成其应急疏散行为变化的原因。总之，在复合型要素驱动下的基层官员应急疏散行为与其社会经济特征、灾害经验、行政角色、社会互动网络特征有着紧密联系。
四、比较案例研究
本研究建构了与地方基层政府疏散行为类型相匹配的比较案例设计方案，资料来源于学术文献、报刊资料、新闻报道、政府报告等，从比较分析角度验证所提出的理论假设体系。本文分别选择了“GX乡灾民疏散事件”、“南口前村暴雨事件”、“青龙县地震疏散事件”、“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作为比较分析的案例，通过展示事件背景、事件过程，分析回答基层政府应急疏散情形有怎么样的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回答这些应急疏散模式出现的原因。
行政体系管理制度范文6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 财务管理 改进
党的十报告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新要求，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降低行政成本。今后，行政事业单位面临预算、决算向社会公开。加强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对单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至关重要。我们看到，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相比较企业单位，财务管理改革相对滞后。新的形势下，为了适应行政事业单位今后财务管理的需要，针对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策略，对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廉政建设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改革的成效
（一）实行行政事业单位集中核算
据资料统计，除党政行政机关单位外，我国行政事业单位有126万个，基本上纳入了会计集中核算的试点工作。实行会计集中核算从源头上遏制行政事业单位腐败，杜绝胡花乱花和铺张浪费现象，达到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目的。
（二）部门综合预算制度改革得到了加强
部门综合预算制度改革的逐步实施，原来在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存在的隐匿收入、账外设账、贪污挪用、行贿受贿等行为得到了一定的遏制。比如，我市在预算编制上采用“二上二下”程序，较好的实现了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工作的融合，为科学、合理的预算编制提供了支撑。
（三）推行集中采购并使采购范围逐步扩大
政府集中采购制度的实施，通过公开、公正和有效的竞争，提高了资金分配和使用的透明度，节约了财政支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政府集中采购制度规范下的各项采购活动，形成了财政、审计、供应商和社会公众等全方位参与监督的机制。
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制度改革相对滞后
很多行政事业单位的日常财务事项的运作和管理措施仅仅是惯例，没有成文的制度保证，财务操作无章可循。有的行政事业单位虽建立了财务管理制度，但流于形式，很不完整，凡事按主管领导的批示办理，制度虚设，工作效率低，突出表现在收支审批存在着极大的个人意志。这就使得财务制度不能得到很好地执行，导致制度化管理监督机制弱化，损害到财务管理制度的权威性。随着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行政事业单位经费保障水平不断提高，财务管理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致使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出现了一些问题，如：部分单位预算编制和执行随意性大，收支管理不够规范、结转结余资金规模偏大，资产管理薄弱。
（二）会计集中核算导致与单位财务管理工作相分离，单位自行核算后单位账务易造成财务管理混乱
实行集中核算后，单位财务进入会计核算中心，单位领导认为会计核算中心会把关，无需严格保管、审核财产物资；单位报账员认为自己只是现金收付的出纳员和会计凭证接收、报账的“票据传递员”；会计核算中心根据“会计主体不变、预算体制不变、理财机制不变"的原则，认为财产物资自在单位，其职责是核算，监督。于是会计核算中心与结报单位对各自的责任产生了一些模糊的认识，产生“三不管”现象。这使得进行会计集中核算的各行政事业单位财产物资管理薄弱的问题更为突出，实行账务核算退回单位核算后，由于单位没有专职人员或会计人员水平不高，不能突出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导致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未真实反映单位财务状况。
（三）预算执行缺乏约束力，收入、支出及资产管理不规范，资金使用效益不高
有的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形同虚设，预算执行缺乏应有的约束力和严肃性，形成预算执行软约束问题。有的行政事业单位存在支出结构不合理、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甚至铺张浪费等问题。有的未将应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预算外资金统一纳入单位预算，甚至隐瞒部分收入，私设小金库、设置账外账等现象频繁，扰乱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另外，在预算执行中，财务决策随意性大，随意扩大开支范围，改变资金的用途，超支浪费现象严重。据有关媒体报道，目前我国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为1500亿元～2000亿元，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四）财务人员素质不高、不重视会计工作、会计岗位调动频繁
首先，财务管理观念落后。单位领导和财务管理工作者认为财务管理工作只是算账而已，缺乏依法理财观念和财务风险意识，没有发挥财务管理工作应有的辅助决策和监督控制功能。其次，专业技能水平不高。在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者中，高层次财务管理和会计人才缺乏，而低学历或无学历的财务人员还占有相当大的比率，素质过低，不能够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很难担当财务管理的重任。第三，职业道德水平低下。部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者的缺乏责任心，而且调换频繁，滋生了各种造假舞弊行为，有章不循甚至，难以发挥财务管理工作应有的辅助决策和监督控制功能。
三、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改进策略
（一）建立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实现财务管理规范化、法制化
建立健全财务制度，有利于保证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实现财务管理的规范化、法制化。
首先，各行政事业单位要对日常财务事项的运作和管理措施做出明确的、成文的、完整的规章制度，要对财务管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提供指导性意见，形成完整的约束体系，保证财务操作有章可循。其次，严格贯彻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单位上下各部门要坚决按制度办事，抵制不合理开支，杜绝浪费现象；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必须将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向社会公众公开，增强制度的透明度，加强社会公众对行政事业单位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情况的监督；对违反制度规定擅自处置各种款项，造成单位资金损失的，应从严处罚。第三，财务管理制度应与新的财经法规和制度相衔接，根据具体情况适时作出调整，规范行政事业单位收入、支出、结转和结余管理，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引入负债概念。以适应单位内外部环境变化的要求。
（二）转变会计职能，强化财务分析，从核算型向管理型转化
行政事业单位实行会计自行核算后，单位必须加强预算资金支付的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相结合；形成单位内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的统一监督机制。要重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报告，主要针对单位本期收入、支出、结转、结余、专项资金使用及资产负债变动等情况，以及影响财务状况变化的重要事项总结财务管理经验。依据会计核算资料对单位预算编制和执行情况、收入支出状况、人员增减情况、资产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有利于促进行政事业单位挖掘内部潜力、节约开支，及时、准确地反映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活动状况，进一步为行政事业单位如何遏制行政成本提供有效决策。
（三）强化预算编制、收入、支出、资产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要进一步推行预算管理改革，扩大部门预算的范围，制定科学、符合实际的定员定额标准，改进和完善预算支出科目体系，早编细编预算。通过提前编制预算，延长预算编制时间，使预算细化到各个部门及各个项目，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对单位各项收入都要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务求全面、真实、准确，防止私分瞒报收入、私设“小金库存”坐收坐支、乱支滥用等现象。如对财政拨款收入首先要保证单位人员经费、其次要保证单位正常运转所需公用经费、第三要根据财力可能保证特殊工作所需项目经费。建立健全支出管理制度，对节约潜力大、管理薄弱的支出进行重点管理和控制。重点加强对人员支出的管理、加强对“三公”经费、会议费的管理。要按照科学论证、合理排序、专款专用、追踪问效的原则及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加强和规范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管理，维护资产安全完整。
（四）注重后续教育工作，不断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素质
首先，要提高会计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思想道德品质。会计人员要坚持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不为他人所左右，不因个人好恶而取舍，不欺上瞒下，不唯领导是从，不弄虚作假，不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不报送虚假的会计报表。在建立一套系统的职业道德规范的同时，还要特别加强对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处理力度，以此来约束和管制会计人员的职业行为。其次，要加强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业务水平，扎实推进专业知识的继续教育制度。为了帮助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人员更好地从事财务与会计工作，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必须加强，通过形式多样的继续教育活动，切实帮助他们提高素质，积累经验，更新知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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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蓉.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财经界，2012（10）
[3]刘晓冬.当前形势下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新问题及新对策[J].神州（下旬刊），20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