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生态论文范文1
1.1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标准
按照环境生态学理论，生态环境是支撑人类生命系统的整个自然系统的总称，生态环境质量是指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态系统的总体和部分生态环境因子的组合对人类生存及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适宜程度。由于评价的标准体系复杂，且因地而异，需要分层次进行，而我国目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标准尚处于探索阶段，无统一标准。因此本文依据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广泛应用的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划分，将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分为优、良、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并考虑到呼包鄂地区的气候、土地、人口、经济发展状况、工业排放量等，得出各评价指标的等级标准值。
1.2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是一种广泛的综合决策方法，但其中的权重是由主观确定的，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因此本文在指标权重的确定中引入熵，将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得到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熵权。
2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分析
通过模糊综合分析法得出，2012年呼和浩特市和鄂尔多斯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处于等级优，包头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处于等级一般。呼和浩特市近年来城市发展速度较快，大力开发和利用资源，工业化水平领先于自治区其他盟市，煤炭产量大幅度上升，使单位GDP能耗、电耗持续增高，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带来了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但政府在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后，大力推广节能减排，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整顿落后产业，提高区域竞争力，使生态环境质量有了较大的改善，工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平衡。包头市是著名的草原钢城，工业发展历史相对久远，但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过程排出的工业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导致生态环境质量开始下降，同时滞后的观念也使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与工业经济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鄂尔多斯市的高耗能产业发展近几年逐渐稳定，规模增大，技术设备先进化，带来的工业结构合理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鄂尔多斯市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治理环境，对耗能高、工业废弃物排放量大、产值低的行业进行了大力整顿，响应国家重视环境保护的潮流，表现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大幅度提高，单位GDP能耗、电耗、水耗有很大程度的下降等，使其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的改善。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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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生态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对金融外部运行环境的形象描述,而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金融生态环境是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要素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是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基础。狭义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方面以及金融体系内部各要素如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产品,通过资金媒介和信用链条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系统。
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主要包括:稳定的经济环境、完善的法制环境、良好的信用环境、协调的市场环境和规范的制度环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促进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和保值增值,促使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并且可以有效防止金融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促使其将各种成本内在化到自己的治理结构中。加强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金融生态环境中各因素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即金融生态链。金融生态主要是组成金融生态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金融要素的优化配置。
金融生态圈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功能不畅,都会影响整个金融生态圈的良性循环或金融业的运行效率。重视和加强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无论是对金融业的发展还是对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首先,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才能对经济社会各方面有宏观、透彻、准确的掌握,能带动整个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业控制着国家的信贷资源,只有加强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把个体微观经营行为与整体宏观经济发展要求相结合,才能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就是要推动金融业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通过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可以更好地发挥金融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作用,推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维护金融稳定和完善公司债券市场的重要保障。从金融生态的角度看,政府、公司属于环境因素,但从政府、公司等角度看,金融业则是它们的环境因素。金融风险的累积不但削弱了金融职能,而且也影响到金融业的正常发展。更严重的是金融风险的累积最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这将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而这场次贷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暴,导致全球闹股灾,从而使很多国家的金融生态环境恶化,市场对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失去了信心。因此,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不仅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
最后,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社会诚信的重要载体,是对债权人的保护。金融业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特殊行业,金融生态状况折射了社会诚信水平,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构建诚信社会的强大动力。金融生态建设和金融业的稳健、可持续发展将为自身和社会诚信建设创造条件。同时,金融生态状况的改善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良好的诚信机制。在公司债券市场上,无论是信息披露还是信用评级,如果缺乏诚信基础,那么就不具有存在的价值。尤其是投资者在债券市场获取信息方面不占优势,其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只有诚信才能构筑公司债券市场发展所需的生命线,让投资者和融资者在公司债券市场上能够进行理性的博弈。此外,良好的金融生态是促进社会充满活力的重要力量,还能实现动态平衡,有效控制金融波动,降低不确定性,有利于推动金融市场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二、海南省金融生态环境分析
目前,海南的金融生态环境在金融产业体系的外部和内部都存在诸多问题。
一方面海南省的金融产业体系的外部环境没有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依据金融生态环境内涵的界定,金融产业体系外部环境主要包括法律环境、地方政府和区域经济发展基础三个方面。在区域法律环境方面,尽管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很多年,但海南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权力至上、以权代法的做法仍随处可见。我国的法律基本上是以粗线条为主,这为执法者在具体操作中留有很大的自由度。基层地区的许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此原因造成的。有关金融业运作的全过程,如产权、进退出制、创新、整合、监管、重要业务、自律、保护、破产等方面尚存在许多法律空白。在地区层面,配合国家已颁布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及结合地区特点制定的法规还很欠缺。在地方政府方面,海南省地方政府的观念既表现为仍较保守,又表现为急功近利,即对新事物、新体制、新做法吸收较慢,且不能将之与地区区情有机结合,眼光短浅、图省事、图政绩、摆花架子,缺少长远打算。在经济基础方面,海南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较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历史包袱拖累造成了改制缓慢、改革滞后,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均较慢,这在相当程度上阻滞了金融产业的正常发展和金融业创新成果的出现。
另一方面海南省金融产业体系内部环境也阻碍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形成。在区域信用环境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信用体制不完善和信用意识淡薄。海南省信贷征信体系的建设基本上不能成为银行系统对贷款风险进行有效评估的基本支持和重要依据,这使海南省对其内部资金不能进行有效利用,从而形成内部资金通过总行一级的资金池流向其他地区,严重阻碍了其他地区的资金向海南的正常流动和授信程度,从而总体上导致海南省在经济振兴过程中的资金“瓶颈”。
另外,由于海南省信用环境欠完善,银行无法对贷款风险做出合理评价,骗贷、三角债、逃债、虚报、隐瞒等事件屡屡发生,从而导致海南省金融业的发展非常滞后。在区域金融产权方面,以国有银行制度为主是我国金融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建制、运行和管理监督等方面,渗入了较浓厚的国有银行管制的色彩,这是在新时期金融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的金融产权制度不明晰问题。由于金融产权不明晰导致产权关系不清,进而引发风险承担责任人不明确和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等市场化运作机制不能有效落实。在区域金融机构方面,海南省的金融机构主要仍然以国有独资四大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为主,支撑经济、社会事业的运行,缺少引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性银行机构。在区域金融中介方面,海南省为银行提供服务或与其业务相匹配的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及会计师、律师、财务师、审计师事务所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整体水准和工作人员素质不高。
三、海南省金融生态环境缺失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
海南省金融生态环境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遭到严重破坏,金融体系失去平衡,金融机构、司法环境、执法环境、信用环境等不同程度恶化,导致地方金融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信贷供求缺口问题突出,地方经济在严重“缺血”的状态下低效运转,金融生态系统的效能难以正常发挥,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导致了海南经济在沿海开放城市中一直处在欠发达状态,各项经济指标一直在沿海开放城市中排名靠后。金融生态环境的缺失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对海南省经济形成制约:一是地方企业获取贷款困难,成长完全靠自身积累,以致企业规模小,发展速度慢,始终达不到规模效益;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资金来源,招商引资受阻,无力承受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产业链的转移,海南省外资投入在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显著减少就是很好的证明;三是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缺乏金融支持,就缺乏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四是投资环境退化,难以吸引外部投资者进入。以上这些制约因素,使海南省经济金融生态链陷入“金融生态环境恶化金融业严格控制信贷金融业务和盈利水平低下金融机构收缩业务和网点地方企业成长受阻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恶性循环。这种“累积性恶性循环”使得海南省经济增长一直受到金融生态环境缺陷和金融生态效能弱化的制约。虽然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海南省政府尽最大努力重树沿海开放地区经济金融形象,但信用重建需要时间积累,地方经济的恢复却时不我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融生态环境被破坏之后的重建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四、构建和谐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促进海南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适时增加有效信贷投放。要全面理解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准确把握市域经济运行的
特点。正确处理防范风险、发展业务和支持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着力搞好信贷结构调整的同时,适度增加有效信贷投放,建立起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机制。首先,要在继续保持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成果的基础上,正确审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过热迹象不明显的地域特征,在加强调控的同时,要注重引导支持,防止信贷的过度萎缩;其次,应增强宏观意识,跟进研究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趋势,准确把握银行业运行情况和风险状况,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市场分析,避免贷款投放的盲目性,倾力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最后,应继续调整与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地方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适时、适度地调整和优化信贷投向,积极向上争取授信额度,适当放宽对企业的评信标准和限制,降低门槛,进一步扩大信贷投放,在调整和改造过程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亮点”和“绿洲”,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二)优化经济金融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实践证明,一个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必然是最吸引资金的“洼地”。构建和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一是要建设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要培养信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全社会的金融意识和诚信意识。重塑新型银企关系,对改制后中小企业、私营企业进行规范化管理的同时,要树立起新的、长期、互信的银企关系,对恶意逃废债务的企业进行严厉制裁,从根本上杜绝逃、废、赖债劣迹的发生,维护银行债权;二是要建设良好的政策环境。将银行业作为地方的一个优势行业,把支持银行业的发展作为扩大招商引资的一项重要举措,支持银行业提高资产经营质量和经营效益,为金融机构向上级行争取更多的信贷规模,开辟信贷投放绿色通道提供政策环境;三是要建设良好的法制环境。严厉打击涉及金融领域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案件执行力度,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四是建设良好的舆论环境,充分利用新闻部门的舆论宣传优势,坚持从正面宣传报道金融政策、金融环境和金融经营管理情况,为金融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三)加强政府、银行、企业三方合作,共同创建宽松的融资环境。可以由政府牵头做大、做强现有的担保公司,完善担保机制,健全贷款担保制度,积极引导和推进形式多样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社会法人,特别是那些有一定规模、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负债率低的民营企业之间成立信用担保机构和发展担保业务,发挥对民营经济融资的桥梁纽带作用,鼓励解决民营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要督促有关部门简化抵押评估、登记、公证等手续,降低收费标准,努力解决民营企业抵押难的问题。同时,政府应协调各经济管理、司法、新闻宣传和金融等部门,扎实开展创建金融安全区工作,教育企业强化信用意识,重诺守信,在全社会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还应建立民营企业信用评价机构,根据全市民营企业信用信息,对民营企业做出综合评价,实现信用信息共享,逐步完善信用登记、信用评估、风险预警、风险管理等企业信用评价功能。对于通过国企改制来的民营企业,要将改制后的民营企业与改制前的信用区别开来,注重考察新企业的信用。另外,政府还应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管理,鼓励组建行业自律性组织,如行业协会或行业商会等,对民营企业自身行政管理、财务管理等进行培训。要监督和管理民营企业,注重增加积累,提升技术含量和产品档次,切实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要帮助民营企业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增强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从经营机制、经营策略、组织管理、自身素质等多方面进行提高,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提高市场竞争力,加强行业协会内部企业的联保作用,从根本上改善区域融资环境。
(四)强化银行业经营管理,提高风险防化能力。一是要紧紧抓住海南省目前良好的机遇,用好、用足、用活中央已给政策,采取超常规手段加快处置不良资产,消化历史包袱。要拓宽信息渠道,抓住政策导向,及时向上级行反映实际情况和风险程度,积极争取核呆指标,最大限度处置不良贷款;二是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采取转让、打折出售、打包处理、租赁、招标、拍卖等方式直接处置不良贷款。同时,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推动区域性资产重组和置换,盘活不良资产;三是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相关责任,坚持常规手段“抓降”,加大不良贷款清收力度;四是加强贷款分类监管,要真实反映资产质量,既要敢于亮底,又要积极处置,要进一步加大对恶意隐瞒不良贷款行为的处罚力度,切实防范不良贷款反映失实造成的风险。
(五)采取有效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发展。海南省应针对中小企业规模小、数量多、发展快、资金需求量大的实际,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信贷管理机制。首先,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明确中小企业信贷职能部门,培养中小企业信贷专门人才,完善适合中小企业信贷人员的业绩考评和绩效挂钩体系;其次,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的资信评估标准,对中小企业的评估和信用评级应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注重对成长性指标考核,突出对业主个人的信用评级以及对其所处经济环境、市场环境和信用环境的评价;第三,应完善授权授信制度,改变目前从建立信贷关系到每笔融资都要上级行审批的办法,根据各基层行的决策、管理水平和所在地区经济结构及企业融资状况,分层次明确融资审批权限,减少贷款审批环节,提高办事效率;第四,应推进信贷融资产品创新,拓宽担保渠道,探索新的贷款担保形式,解决中小企业抵押资产不足的问题;最后,可以适当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减少中小企业贷款融资的高成本和高风险代价。
论文关键词:金融生态经济发展金融运行
论文摘要：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促进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和保值增值,促使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并且可以有效防止金融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促使其将各种成本内在化到自己的治理结构中,加强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针对海南省金融生态环境现状,提出具体对策。
主要参考文献:
[1]白钦先.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环境生态论文范文3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注9］
环境生态论文范文4
1研究区域概况
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位于敦煌市南郊，它以其独特的“山泉共处、沙水共生”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自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旅游发展迅速，游客接待量逐年增加，2012年景区营业总收入达到6346万元，接待人数增加到58万人次。景区周围的月牙泉村有居民221户，共820多人，居民参与旅游业可分为几个阶段:①1978—1985年零星参与阶段。其间由于旅游业刚开始发展，接待的主要是国际游客，游客人数少，全村仅有10多户参与到旅游业中，主要是从事牵骆驼服务和经营小商品。②1986—1993年初步参与阶段。其间全村有30多户自愿参与到旅游业中，由于游客人数增加，旅游服务价格上升，再加上景区管理委员会限制村民加入，参与旅游的居民收入非常可观。③1993—2001年深入参与阶段。其间约有120户居民从事旅游工作，但农业仍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参与旅游业的居民还要从事农业。④2002年—至今全面参与阶段。由于敦煌水资源危机，出现了天然绿洲退化、土地荒漠化加剧、风沙灾害频繁、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为了保护好生态环境，月牙泉村的农用水井被迫关闭，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当地政府实施了月牙泉渗水工程，建设生态保护林，征用了居民的大量农田，当地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农业基础。为了解决当地人生存问题，政府决定给全村每户平均分配两个“骆驼号”，让他们全部从事旅游服务。整个村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旅游业，当地村民从此从农业转入到旅游服务业中。政府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发展旅游业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2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的调查
问卷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居民的人口社会学统计特征、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总体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其中，个人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用旅游收入和在景区工作的人数衡量，社区归属感用是否在本地出生和在当地居住的时间衡量，与旅游者接触的次数用旅游旺季每周与旅游者接触的平均次数衡量。为了保证旅游影响的态度指标具有代表性，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文中出现的旅游影响指标分别进行统计和排序，选取出现频率大于30%的26个指标，然后再根据调查地的实际情况，对选取的各个指标进行调整，使指标的语言表达方式更容易被当地人所接受。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测量参照Ap、Crompton在旅游影响研究中使用的Fishbe态度量表模型，公式为:A0=Σni=1biai。式中，A0为对一个事物和现象的态度，bi为感觉，ai为评价。采用这种乘积函数方式评估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感觉和评价采用5分Likert量表。考虑到当地人口数量状况，本研究选取整个月牙泉村为研究范围，以每户为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调查。调查时间为2013年10月，正值旅游淡季，配合调查的时间充裕。调查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主要针对家中男、女主人进行。共发放问卷177份，由被调查人面对面交流完成问卷，有效问卷达100%。收集的数据采用Excel软件进行编码处理，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1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在被调查者中，男性占500%，女性占48．00%;年龄在25—44岁的为48．60%，45—64岁的为390%，15—24岁的为140%，65岁以上的为5．10%。在教育程度构成方面，40．70%的居民拥有初中文化，小学学历的为24．30%，未受过教育的为15．80%，高中的为15．30%，中专及以上的为4．00%。职业是农民的占71．80%，当地经营业主的为14．10%，其余依次是工人(4．00%)、学生(40%)、教师(30%)、其他(30%)、离退休人员(1．70%)、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0．60%)。全家年收入以20000—25000元的为37．30%，25000元以上的为27．70%，15000—20000元的为20．30%，10000—15000元的为10．20%，5000—10000元的为40%，5000元以下的为1．10%。家里有1人在景区从事工作的为74．60%，有2人的为18．10%，无人从事景区工作的为5．60%，有3人的为1．10%，3人以上的为0．60%。
2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总体上
当地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感受深刻，总体变化均值为91，除外来投资外，所有指标变化均值都超过了5，表明当地居民认为旅游发展对当地起了积极作用。偏好的总体均值为91，说明当地居民乐于接受这种变化。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较积极，总体均值达到15．39。其中，在基础设施、环保意识方面的得分分别为17．94和16．41，显示出居民的较高认同度和满意度;而在外来投资、娱乐休闲机会、文化活动开展、文物保护力度、传统文化的变化等指标的均值都低于15，态度平淡。在旅游负面影响，总体变化均值为65，与正面影响感知相比，居民对负面影响的感知较弱，其中感受变化较大的有生活用品和服务价格、生活垃圾、土地和房屋价格、贫富差距、噪音5个指标，得分均值都超过了80;感觉变化最小的为“犯罪率”，变化均值得分为16。偏好的总体均值为19，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变化并无反对情绪，包容了这些变化。态度的总体均值为11．36，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态度较温和，没有显现出消极态度。比较而言，居民对日常生活影响和宁静生活氛围的态度更宽容，但在意上缴的税收和犯罪率两个指标。
3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差异分析
为了分析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不同态度，了解不同群体对旅游影响的差异性，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当地居民进行分类。首先采用分层聚类，运用沃德法，选择欧氏距离进行聚类分析，得到聚类树形图，根据以前研究成果和综合分析，将旅游地居民分为三种类型;再根据聚类数目运用非阶层聚类分析中二阶段聚类法分析，并对分类结果进行方差检验和判别分析。结果显示，除了上缴的税收、娱乐休闲机会、外来投资、贫富差距指标外，所有指标的方差显著性都为0．00，表明整体分类正确率为97．74%。类型1的居民占850%，为146人;类型2的居民占7．90%，为14人;类型3的居民占9．60%，为17人。对三种类型的居民比较可知，第一类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较积极，各指标得分平均值高于第二类居民低于第三类居民，他们承认旅游给当地带来了积极效应，感觉较满意，但也感受到了旅游的负面影响，没有显出强烈的反感态度，在土地和房屋价格、上缴的税收、犯罪率、贫富差距、日常生活影响、交通拥挤状况、噪音的态度得分均值最高，显示出对旅游负面影响的容忍。这类居民可命名为热情的支持者。其中，25—44岁的占50．00%，职业主要是农民，所占比例为79．59%;旅游旺季时每周与旅游者直接接触的平均次数超过5次的为68．50%，当地人占98．60%。第二类居民在旅游正面效应方面得分的平均值最低，如就业机会为10．29%、家庭收入为9．79%、自豪感为121%、文物保护力度为11．93%，他们对旅游正面效应的认同度低，没有显示出积极态度。同时，他们在消极影响方面的得分值也较低。其中，生活用品价格、土地房屋价格、上缴的税收、贫富差距、日常生活影响、交通拥挤状况、宁静生活氛围打扰指标在三类居民中得分最低，表现出不满意态度。这类居民可命名为冷漠的支持者。其中，女性比例为71．40%，15—24岁的占50%，职业主要是当地经营业主(35．70%)，其次是学生和农民(各占28．60%)。这类居民直接与旅游者接触的次数较少，57．10%的居民每周与旅游者接触的平均次数都小于1次。与其他两类居民相比，第三类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最积极，主要是在基础设施、知名度、使用普通话频率的指标平均分值很高。同时，他们也注意到旅游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生活垃圾、噪音、犯罪率方面持消极态度。这类居民可命名为矛盾支持者。其中，25—44岁的为58．8%;在受教育程度上，590%的为初中，88．2%的每周与旅游者直接接触的次数都超过了5次，且100%是当地人。
4旅游影响态度维度分析
为了简化变量，分析居民对旅游影响态度的主要维度，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26个指标进行分析，KMO值为0．74，Bartlett''''s球形检验值(0．00)表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各指标负荷值都在0．8以上，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7．07%。我们对总体量表和各分量表进行内部一致性分析，总体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736，各分量表中除积极环境影响外，其他可信度都大于0．6。由于上缴的税收、犯罪率、日常生活影响、娱乐休闲机会、上缴税收5个指标在各主因子上的载荷小于0．5，所以被删去。居民思想观念、知名度、使用普通话频率等指标在第一因子上有较大载荷，主要反映的是旅游社会影响方面，可命名为积极社会影响因子;家庭收入、就业机会、生活水平3个指标在第二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反映的是旅游经济影响，可命名为积极经济影响因子;宁静生活氛围打扰、交通拥挤状况、生活垃圾等指标在第三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消极环境影响因子;生活用品价格、土地和房屋价格、贫富差距在第四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命名为消极经济影响因子;文化活动开展、文物保护力度、传统文化的变化在第五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积极文化影响因子;基础设施、环保意识在第六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积极环境影响因子。在旅游正面影响方面，居民在积极环境影响上平均分值最高，态度最积极;其次是积极经济影响和积极社会影响，在积极文化影响方面得分值最低，居民对这方面影响的态度不积极。在旅游负面影响方面，消极经济影响比消极环境影响平均分值低，显示当地居民对负面经济影响的态度更消极。为了解居民的态度与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感、个人对旅游业依赖等变量之间的联系，本文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进行检验，研究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是否在这些变量影响下有显著的差异。如果存在显著性影响，进一步运用事后检验(POST－HOCtest)，分析变量各类别在因子上的均值差异。结果表明，性别和年龄对居民的态度各因子没有显著性差异。教育程度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积极文化影响、积极环境影响四个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余两个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其中，在积极社会影响因子上，大专文化的平均分值显著高于其他的平均分值，并与其他教育程度的居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初中文化和中专文化的居民差异显著，前者比后者的均值高。此外，其他教育程度之间差异不显著。在积极经济影响上，中专文化的居民平均分值显著低于其他类居民(p＜0．05)，其他类之间差异不显著。在积极文化影响因子上，大专文化的居民均值显著高于其他居民(p＜0．01)，其他教育程度之间差距不显著。在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大专与其他教育程度差距明显，均值显著高于其他(p＜0．01)。收入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消极环境影响因子有显著差异，对其余的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在积极社会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与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之间有显著差异，其均值显著低于其他类。在积极经济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均值显著低于其他类(p＜0．001)。在消极环境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与20000—25000元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职业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积极文化影响、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余的消极影响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在积极社会影响上，除退休人员外，学生和其他职业有显著差别(p＜0．05)。教师与农民、工人、离退休人员之间也有显著差别(p＜0．05)，教师的均值明显高于后三者，当地经营业主与农民之间也存在显著差距(p＜0．001)。在积极经济影响上，学生平均分值最低，与其他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积极文化影响上，教师和农民、学生、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人员之间存在显著差距(p＜0．05)，学生和工人、经营业主之间也存在显著差距。在“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教师与农民、工人、学生之间有显著差距(p＜0．05)。家人在景点工作的人数只对积极经济影响、消极文化影响因子上有显著性，其他无显著性。旅游带来的收入仅在积极经济影响上有显著性。居住时间对积极经济影响因子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他因子无显著性差异。与旅游者接触次数仅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消极文化影响因子有显著性，在其他因子上无显著性。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以上变量类别在因子上的均值差异。
5影响支持水平的因素分析
为了了解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经济影响态度等因子是否对居民支持旅游业发展有影响，本文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在控制住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等变量后，分析各变量对支持水平的影响，第一步选择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第二步把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经济影响态度等6个自变量作为第二层引入回归。第一步引入的控制变量对居民的支持态度有一定的解释力(R2=0．20)。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对居民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态度无显著的影响，但职业和全家年收入有显著预测力，职业排序从农民、工人、学生、教师、当地经营业主、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人员到其他，可见职业与旅游业的关系越不密切，越有可能不支持旅游业发展(Beta=－0．22，p＜0．01)。全家年收入从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5000—20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到5000元以下共6个等级，收入越低的家庭对旅游业的支持态度越弱(Beta=－0．33，p＜0．01)。在旅游业依赖的指标中旅游带来的年收入对旅游支持态度有显著负影响，从旅游业中获得收入越少，越倾向不支持旅游业的发展(Beta=－0．28，p＜0．01)。社区归属感中的居住时间对支持态度有显著作用，居住时间越长，越有可能支持旅游业发展(Beta=0．18，p＜0．01)，而居民与旅游者的接触程度对支持态度无影响。在分析了人口统计学特征、对旅游业依赖程度、社区归属感等变量后，旅游影响态度各维度对预测支持态度做出了新的贡献，对支持态度方差的解释显著增加，对支持态度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36%，并达到显著水平(p＜0．05)。从标准回归系数可见，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文化影响态度、积极环境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无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较明显的预测力(Beta=0．21，p＜0．05)。消极环境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明显的负影响(Beta=－0．17，p＜0．05)。消极经济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显著的负影响(Beta=－0．10，p＜0．05)。总体表明，随着居民的积极经济影响态度增加，消极的环境影响和经济影响态度减少，居民更可能支持旅游业的发展。
三讨论与分析
环境生态论文范文5
（一）欧盟的农业环境政策1．水污染防治。在欧盟，大多数成员国的农业用地面积超过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由集约化农业而引起的水质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加之欧洲内部跨国界河流较多，导致跨境污染严重，从20世纪70年代起，欧共体就在不断探寻防止污染的水资源管理政策。1975年建立了水中提取物标准，1980年制定了各种用水的水质标准，1988年法兰克福部长级水研究会召开后，出台了《城市废水处理指令》、《杀虫剂指令》、《硝酸盐指令》等一系列防止水体污染的立法。其中1991年出台的《硝酸盐指令》主要解决由于农业上过多使用化肥而造成的欧洲水域富营养化问题，并要求各成员国履行如下义务：（1）将《硝酸盐指令》写入国家法律；（2）调查地下水及地表水的硝酸盐浓度和富营养化状况；（3）指定硝酸盐脆弱地域；（4）制定有益于保护水质的优良农业方法规范，并在脆弱地域强制实施；（5）关于脆弱地域，制定有明确时间表的解决污染的行动计划。欧洲委员会对没有遵守期限的国家进行了违反诉讼。90年代中期以后，欧盟更加注重运用综合性手段，用统一的方式来处理水政策与水管理中的各种问题，1996年通过了《综合污染防止控制指令》，2000年颁布了《欧盟水框架指令》。欧盟水资源管理政策在日益注重程序性规定的同时，将更多行动上的自由处置权交给了各国政府，并由其建立行政监督机制。2.农业环境规则。在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制定共同的农业政策一直是其重要的议题之一。最初的政策重点是通过保证高价格的农产品政策来振兴农业生产，结果导致农业生产过剩，欧共体不得不面对沉重的财政负担。1988年为了抑制生产、保全环境，引入了《自愿性休耕计划》，但由于高价格保证政策的存在，农民在允许耕种的土地上不断增加单位产量，结果产量非但没有减少，却又增加的环境的负担。为此，欧盟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了较全面的改革，将以价格支持为基础的政策机制转变为以价格和直接补贴为主的政策机制上来。1992年,欧盟采用了农业环境规则（全称《关于环境保护及维护农村地域必要性的农业生产方法理事会规则》），规定对自觉控制生产、保护环境的农民给予奖励；对改变生产方式，促进环境、景观建设，减少污染的农民给予直接补贴。包括：（1）大幅削减肥料和农药的使用，引入建设生态农业；（2）变更粗放型生产，改耕地为粗放型草地；（3）削减牛羊的饲养密度；（4）使用有利于环境和资源保护及农村景观的生产技术。1999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2000年议程》，进一步削减价格支持，注重对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地区、植树造林的补贴，提出建立欧洲农业模式，将共同农业政策转变为“共同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旨在支持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发展。2003年欧盟农业政策改革提出了不挂钩的“单个农场补贴”，要求土地必须保持良好的农业环境条件，确定补贴额度，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自主决定农业生产，但必须尊重环境，保证食品安全和遵守动物福利标准。
（二）美国的农业环境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到欧共体过剩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加之种植小麦、大豆、玉米等农作物的土壤受到侵害，水质污染严重等问题的存在，美国以此为契机，为了削减过剩积压和保护环境而导入了各种环保项目。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农业用地调查显示，有近1/3的农业用地被指定为是受到高度侵蚀的土地。根据1985年的农业法规定，要求1981年-1985年间在受到高度侵蚀农地上进行生产的生产者履行保护合规程序，1995年以后，如果不遵守土壤保护系统的相关规定，就不给予由商品信贷合作局提供的支持价格、各种贷款、联邦生产保险等各种优惠政策。而且，在1981年-1985年期间，如果在没有农业生产的受高度侵蚀的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的话，则适用于更加严厉的土壤处罚条款，如果不服从的话，就不能够得到政府的帮助。同时，在1985年的农业法当中还包括湿地处罚条款，条款规定对1985年以后在由湿地转换的农地上生产一年生农作物的农业者，不再给予政府的支持，在1990年的农业法中增加了奖励农地向湿地复原的湿地保护计划。1996年美国制定了联邦农业完善和改革法，该法确立了土壤保护、增加农产品产量和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三个目标，旨在引导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导向。另一方面，美国从1986年开始实施土地休耕项目。要求10-15年间从高度侵蚀的农地或环境敏感型的农地上撤出农业生产，并在其上种植牧草、树木等保护型覆盖物，从而防止水土流失。对于能自觉遵守环境保护对策的农业者，给予资金上的补贴，并对持有环境敏感型土地的农业者逐一进行了审查和签约。对于在耕土地，则通过向农场主提供资金支持，来鼓励其采取环境友好型措施，保护土壤、水、牧场、湿地及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农牧地维护项目草地储备项目、保护技术援助项目、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激励项目等环保项目来实施农业环境保护。
（三）日本的农业环境政策日本作为当前在农业环境保护领域的先进国家，也曾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付出过牺牲环境的巨大代价。90年代以来日本越来越认识到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环境负荷而形成的地球环境问题的存在，通过学习欧盟各国的环保经验，日本开始不断强化环境规则及各种环境政策的实行，特别在农业环境领域，通过对1961年制定的《农业基本法》的修订，日本开始积极推动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发展，推动农业向有利于减轻环境负荷的生产方式转变。所谓环境保全型农业主要是指灵活运用农业所具有的物质循环功能，通过精心耕作，合理使用化肥、农药投入品，减轻环境负荷量的可持续性农业。为了实现这种可持续性农业，1992年日本制定了《特殊栽培农产品标识指导》，规定农产品生产者的详细信息、使用化肥和农药的情况必须在产品包装上标注清楚，以此来规范生产者的生产行为。1998年又出台了《家畜粪尿排泄管理及利用法》，1999年制定了《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又称《新基本法》）、《促进可持续性较高的农业生产方式引进法》等。这些法律条文为日本农业政策确立了基本目标，提供了法律支撑。具体政策实施包括：（1）制定了畜牧业的卫生管理标准，政府通过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为集体或个体养殖户提供帮助，协助其建设养殖设施、堆肥设施等。（2）对山区、半山区农业实行直接补贴政策，以此促进条件不利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环境保护。（3）制定了有机农产品及其加工食品的生产标准，并出台了《有机农业普及推广法》，对从事有机农产品生产的农户提供无息贷款，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以此大力推动有机农业的发展，为向环境保全型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政策支持。（4）在农林水产领域实施生物多样性战略。（5）对进入日本市场的有机食品实行认证制度。2005年，日本农林水产省为指导农业者的生产活动，制定了《环境调和型农业生产活动规范》，该规范对作物的生产和家畜的饲养生产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对作物生产提出了以下要求：（1）严格执行土壤培育措施；（2）有效合理施肥；（3）有效防止病虫害，完善栽培环境；（4）恰当处理利用废弃物；（5）节俭能源；（6）搜集新的情报；（7）保存生产情报。
二、经验与启示
通过对欧美日农业环境政策的了解，我们发现当今的主要发达国家，也都曾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牺牲环境、消耗资源来谋求增长，然后再通过环境修复治理、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节能降耗，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过程。中国在经历了60余年的全面发展建设后，也面临同样的历史课题。特别在农业生产领域中，由于农业化学品的不合理使用造成的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当前，汲取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是我们快速扭转不利局面，治理农业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
1.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事前对策建设。欧盟、美国、日本的农业环境保护建设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都制定了具体、详细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体系为环境政策提供支撑，通过明确的责任目标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对农业环境的污染。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欧美日的环境法律体系中的几乎所有法律和规则都是在环境污染问题显著后所采取的事后对策，和事前对策相比，其对环境的破坏和经济的损失是非常大的，这一点对我国而言是很值得参考的。2014年4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使我国在环保法领域迈出了一大步。这部法律增加了对政府、企业个方面的责任和处罚力度，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方法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实行严格保护，但对农村环境保护的内容增加不多。当前在我国农村环境保护领域里仍存在立法上的空白，尚未有一部独立的农业环境保护法律，来规范农业行为、保护农业生态、改善农村环境。事实上我国的许多农业用地、用水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化肥农药、家畜粪便、化学药品、乡镇企业废水废气的污染，农村地区的污染防治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如不尽快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的话，对我国整体环境的影响和人民的健康安全的破坏将是无法估量的。
2.建立农业环境指标体系，规范农业行为。农业环境指标是指能够定量地表示农业及环境政策对环境产生正负影响的各项指标，对于这个指标体系的建设有助于帮助各国预测由于国家农业政策的变更及农民对农业生产结构的变更而导致的经济效益的变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设定的用于计量农业环境状态的农业环境指标，能够定量地评价政策变更对于环境的影响，和经济模型一起，有助于计量各国农业政策对于环境的影响，并评价其优劣。为此，各主要国家也都确立了对本国农业发展有益的指标体系。OECD在农业方面所设定的指标分为三大类别可供我们参考：（1）养分使用、农药使用、土地的利用和保护、温室气体；（2）土质、水质、水利用：（3）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栖息地、景观、农场管理、农民收入来源、社会文化等事项。这些指标的设定需要运用系统论、协同学的观点，对影响农村生态环境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确定主导生态因子，建立适应本国发展情况的农业环境指标体系。由于这项工作需要多学科协同合作、进行广泛的调查和研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由政府主导投资来完成。当前，在我国尚未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农业环境指标体系，只有某些地方性的农业管理条例，且文本不一、要求不明，自然无法起到规范农业行为的目的。建立农业环境指标体系这项工作对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意义重大，这项工作的开展也将任重而道远。
环境生态论文范文6
（一）生态旅游文化是对图瓦民族传统环境伦理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喀纳斯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境内，被纳入国家“人与生物圈”网络，同时还是我国图瓦人的主要聚居区。图瓦人是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被外界关注的族群，是蒙古族的一部分，被称为蒙古图瓦人。图瓦人历来有着保护牧场的强烈意识，形成了环境伦理观中的选择牧场的观点——即把畜牧业的发展限制在自然界承受能力范围之内。这种传统观念控制了牲畜不断扩张给有限的草场带来压力的状况，也维护了整个喀纳斯生态圈的整体平衡，有利于草场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样严格遵循自然规律的背景下，图瓦民族得以顺利开展自己的畜牧业并长久的发展下去。图瓦民族的传统环境伦理思想是现代生态旅游文化的重要基础，对保护喀纳斯生态资源，构建喀纳斯生态旅游文化教育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二）构建喀纳斯生态旅游文化教育机制具有急迫性
据课题组调查:诸多影响生态旅游健康发展的现象反映出喀纳斯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与生态旅游文化教育之间存在现实反差；反映出生态旅游教育普及度和教育深度与喀纳斯生态旅游发展的不相适应，具体反映在旅游开发、管理和宣传等各个方面。据课题组调查：喀纳斯村、禾木村和白哈巴的村居民普遍表达了对旅游发展的积极态度，分别有86.4%、85.7%和86.5%的居民表示支持旅游业发展，并对旅游培训和就业表现出很强的参与意愿。但不支持者在原因上毫无例外地集中在对旅游开发“会”或者“可能会”毁坏他们既有的生态环境的顾虑上。现实说明构建喀纳斯生态旅游文化教育机制的急迫性。
二、环境伦理的演进与现代环境伦理内容的重塑
（一）传统环境伦理概述
中国传统生态伦理观中“天人合一”思想与作为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理论基础的机械自然观相比，它主张世界的有机生成性而非机械组合性，它强调人与自然的血肉相依与和谐统一，而非为了人类的一己之私肆无忌惮地血腥屠戮其他生命物种甚至毁灭生命栖息的生存环境。“天人合一”思想是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灵感源泉，它与人文主义精神及后现代生态思想中的科学精神相互补充，给现今的我们在面对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这些问题上给出了很好的启示作用。西方环境伦理学开始于18世纪末。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功，人们收获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酿成了灾难。森林资源遭到破坏，生态环境失衡，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空气和水资源的污染。法国思想家阿尔贝特•施韦泽在1915年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是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本质。保尔•泰勒在《尊重大自然》（1986）一书中表达了自然生物都有自己的权益，他提出的不伤害原则，不干涉原则，忠诚原则和补偿正义原则成为捍卫西方环境伦理规范的典范。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多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攫取型经济”的生活方式，对自然地依赖性大。从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观念看，受信仰的影响，传统文化中对自然地崇敬，敬畏之情尤为显著。例如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中就蕴含着生态伦理观念，其内容可概括为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与我们当今贯彻可持续的发展观的理念不谋而合。
（二）可持续发展观下环境伦理的内容重塑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注重社会综合发展的新型发展观。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和西方的“敬畏生命”伦理以及西北少数民族崇拜自然并强调自然生态平衡的观念对于环境伦理内涵的重塑具有重要价值，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旅游文化的重要支撑。课题组认为：可持续发展观下环境伦理的内容至少包括两方面内涵——其一，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要关注眼前的利益，更要关注长久的利益，要将生态利益，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提到同样的高度；其二，环境与自然资源在开发利用中遭到破坏，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生态资源的修复与再生利用，维护生物多样性，这时候生态利益高于社会利益，更高于经济利益。
三、喀纳斯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文化教育机制的构建
1.生态环境法制教育。
一方面，环境保护法律的实施保障是公平执法。对景区从业人员开展生态环境法制教育，目的是使其在执法过程中能正确制止不规范的行为或破坏景区自然资源的行为，维护景区的旅游资源，使他们的环境执法的效率不断提高，环境保护的监测制度不断完善，从业人员自身的专业素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在喀纳斯旅游景区中，在限制游客数量的同时应该规范游客的旅游行为，加大自然资源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的宣传教育力度，提高游客以及潜在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使具有环保意识的游客们能自觉自愿的维护环境的整洁，促进生态环境的和谐；又使环保意识较差的游客能规范自身旅游行为举止。
2.可持续发展观下的生态文明教育。
生态文明的标志是实现经济利益，生态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喀纳斯从一个无人问津的游牧山区到现在的景区人数过剩的旅游胜地，旅游业发展速度之快是始料未及的。随着游客的大量涌入，景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这种现状下，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文明的教育普及显得尤为重要。
3.环境科学知识教育。
生态旅游资源的规划利用，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景区动植物的精心呵护都是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重要组成部分，这需要环境科学知识作支撑，教育先行是保障。
四、完善生态旅游文化教育的运行路径
生态旅游文化教育具有明显的素质教育、文化教育、普遍教育的特征。通过生态旅游文化教育可以建立起一个尊重自然、各方和谐发展的旅游新环境,进而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就喀纳斯景区的旅游发展来讲,旅游伦理教育、保护生态环境教育要多层次、多方式、多渠道有序而超前地进行。
1.师资力量建设。
首先，打造一支固定的高素质的讲师队伍，学科背景应涵盖环境科学、生态伦理、环境法治等方面，应当足够了解和熟悉喀纳斯人文历史和喀纳斯自然风貌。其次，开展生态旅游文化的重要项目之一是宣传环保知识。而环保知识的宣传必须要有较庞大的讲解员，培训中应把社区管理者和社区志愿者看成是培训的首要对象。
2.教育资金上政府应给予支持。
政府对环保事业的态度决定了环保事业发展的效果。政府应积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对环保事业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把环保教育的发展认真落到实处。开展环保宣传活动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招募专业的教师和组织宣传活动的工作人员，以及置办基础的环保设施和印发环保教育的材料。这些准备工作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政府应给予资金支持以确保环保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3.丰富教育内容与手段。
环境教育内容上分为环境科学知识教育，环境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和环境道德原理知识教育，手段上可以利用各种大众媒体展开。通过具体的环保活动，在不破坏景区环境和谐的情况下,利用多种方式进行公益广告宣传,使讲旅游伦理、讲生态保护成为深入人心的理念,习以为常的行动。开展环保教育的宣传活动，通过印发材料对居民进行专业系统的环境知识普及，提高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也促进了环保教育活动的多元化。
4.构建定期进行教育效果评价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