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保论文范文1
澳大利亚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起步较早。这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不同。澳大利亚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要举措如下:
(一)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家战略澳大利亚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吸取了一些老牌发达国家的教训,从20世纪30年代起,联邦政府就出台了一些环境保护政策,提倡在发展经济时注重对环境的保护。20世纪60年代开始制定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并不断完善,在处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关系上采取环境保护优先的发展战略。如特别注意从欧洲带来的有蹄动物对资源的破坏以及草场的退化,注意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注意保护文化遗产和生物多样性等。从20世纪90年代起,澳大利亚政府每5年对全国生态环境开展一次全面普查,做出系统评估,并向议会提交详细的环境评估报告。由于环境保护起步早,在澳大利亚因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相对负债少,遗留问题不多,从而大大降低了发展成本。尽管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环境污染问题,但国家不断采取措施进行治理,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入21世纪,为减轻环保给就业带来的压力,政府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企业加快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积极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已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了国家战略。联邦政府、州政府与市政府之间建立了体系健全的机构和职能,三级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遗余力,职责明确,分工协作。联邦政府主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生态环境的统筹规划和综合治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主要职责由州政府承担,市政府受州政府的指导和干预,在州政府发展框架下制定和执行本市范围内的环保规划。各级各地政府之间密切合作,制定规划,强化措施,确保政府生态环保职能的履行和生态环保权益的实现。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每年的环保投资都接近100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每年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占全年财政预算的10%以上,州一级政府财政投入占到了20%以上。政府的高度重视,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可靠保障。从1836年开始到现在,澳大利亚建有世界自然遗产2处,国家公园600多处,自然保护区1000多处。此外,还有自然遗迹保护地、古迹保护地、天然动物园等277处。受到保护的国土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3%。澳大利亚服务业发展很快,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70%。环保产业发展迅猛,已成为澳洲的新兴产业。许多环保公司拥有世界先进环保技术。一大批环保和清洁生产服务公司活跃在世界各地,并成功进入中国市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基本上完成了从传统工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城乡差距缩小,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基本达到了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二)建构完善的法律体系,依法保护生态环境澳大利亚环境保护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依法治理。澳大利亚环境保护立法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上最早出台环境保护法律的国家之一。经过多年的积累,环境保护的立法比较完善,理念先进,自成体系。既有单项立法,又有综合立法;既有联邦法,又有地方法。澳大利亚的联邦、州、市三级政府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联邦的环境保护立法有50多个,如“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持法”、“碳税法”、“国家公园和野生生物保护法”、“大堡礁海洋公园法”等。联邦政府还有20多个专门行政法规,如“清洁空气法规”、“辐射控制法规”等。各州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则多达100余个,如维多利亚州的“规划与环境法”、新南威尔士州的“环境运营保护法”、昆士兰州的“规划法”、“石油天燃气法”等。通过立法,澳大利亚基本上把涉及环境保护的各个行业和领域纳入了法治轨道。澳大利亚生态环保立法大多以预防为主,每个法律法规的条款规定得非常细,便于掌握,操作性强。比如新南威尔士州的环境保护法律,有17章201条,加上附件共有约15万字。澳大利亚环境保护执法是十分严格的,无论任何个人、企业或政府部门,只要违反了有关环保法律法规,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查处。工程开发项目如果不符合环境保护的法规要求,就会受到若干处罚。工厂违法排污将会受到重罚。在澳大利亚如果对原住民的文化进行破坏,就是最大的犯罪。对古建筑物进行改造必须符合遗产保护法。在动物保护区私自喂食野生动物都属违法行为。在澳大利亚很少见到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心,因为食品安全的立法和执法非常严格。企业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轻者关门停业,并终身不得从事食品行业。重者要承担刑事责任。澳大利亚各州都设有“环保警察”,负责环保执法。环境保护执法人员有很大的环境执法和处置权。
(三)倡导多元治理,扩大社会参与澳大利亚环境保护的全民参与程度是非常高的。公民生态环保意识比较强,维护公共环境卫生的自觉性高,参与环保活动积极主动。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公民在环保中的作用。通过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鼓励公民参与环保。通过购买服务、合作开发等多种形式,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构建互动机制,实现政府、企业、中间组织和个人的相互合作和良性互动。特别是注重公民对环保立法的参与,在制定有关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时,都要把有关法律法规草案散发给公众,广泛征求意见。环保部门还开办了一些辅导课程,帮助居民普及环保知识和技术。很多州都有系统完整的环保网络系统,介绍各州的自然生态系统、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环保知识技术等。澳大利亚城市绿化和园林管理是开放式的。学校、社区、民间组织、志愿者团体都广泛参与到各种环保活动中。城乡居民都自觉参与植树、绿化、清理垃圾、维护园林等活动。城市居民房前屋后的花园和绿地,都按政府的统一规划和要求,由居民负责种植、管理和维护。政府为居民维护园林提供必要的设备,并有专人负责指导。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昆士兰大学GregSiepen教授给我们介绍,在城市园林维护和管理上,澳大利亚很多地方政府专门规划了一些学校园林作为中学生的实践课堂,专门开辟了一些城市园林供退休后的老年人种养花草蔬果和社交休闲场所。而且在近10年中,澳大利亚这种市政园林有很大增长。很多学校不但把这种园林管理作为学生生物、自然、美术课的实践课堂,而且作为筹集办学经费的一个重要渠道。很多老年人则把园林维护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交休闲方式。澳大利亚还有人数众多的志愿者参加各种环保行动。如布里斯班近年实施的两百万棵植树造林计划,很多任务都是志愿者完成的。澳大利亚政府在城市园林的管理和维护上,特别重视发挥企业的作用。政府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参与环保,加大生态环保投入力度。在很多环保项目上,政府注重与企业开展合作,共同开发。在澳大利亚,企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程度是相当高的。如布里斯班南岸公园,就是在1988年世博会结束后,政府与企业利用世博会的场地合作开发的项目,该项目严格执行环保标准。2000年悉尼奥运会场馆建设和后期开发所产生的大量建筑垃圾污水,也都是由企业负责处理的。
(四)推进城市建设管理生态化澳大利亚城市建设有严格的规划。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通过规划把各部门统一起来,分工负责,协调一致。城市规划坚持以人为本,以社区为单元来进行城市的功能布局和空间设计,围绕社区建设和居民生活需要来展开,而不是围绕产业布局来制定规划,尽量满足人的多层次、全方位的需求。如墨尔本致力打造20分钟生活圈。总体规划超前并执行严格,有的坚持百年不变。社区详规在充分调查和了解民意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变化情况每两年调整一次,完善功能布局,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各项城市规划和管理政策、法律出台,都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城市新开发项目,必须符合规划要求,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澳大利亚的城市建筑严格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规定可持续性指标,由第三方机构绿色建筑委员会负责评估。近几年来,随着移民的涌入和人口的迅速增加,澳大利亚居民住房需求量增加,房地产不断升温,建筑业发展很快,大量的建筑垃圾、噪音和扬尘成为新的环境问题。为了减少城市建设对环境带来的影响,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昆士兰等州都将房屋建筑的施工许可由政府转到议会,提高门槛。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建筑可持续发展规范,强力推行工业化建筑作业,有效解决环保难题。任何单位和个人建房,必须按照该规范提出申请,报州议会审批。申请表内容涉及建筑规模、地点、格调、性质、功能、工期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邻居的态度、第三方机构的评估意见等,稍有不实,就会被否决。目前,澳大利亚的建筑工地基本上都采取钢架结构,改变了传统的混凝土结构,建筑垃圾大大减少,建筑噪音也比较小。在澳大利亚,基本没有见到城市大拆大建情况,城市都保留了不少旧建筑,档次虽不高,但留有城市记忆。澳大利亚城市公共设施功能配套,简单实用。城市街道不宽,但干净整洁、四通八达、人车分流、公交先行、设自行车道。政府通过对停车场建设的高税收,鼓励居民多坐公交出行等。城市排水系统非常完善,基本做到雨污分流,饮用分开。在很多城市都建起了规模化和现代化的污水处理厂。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分“白、灰、黑”三级,实行分级管理,在澳大利亚很多建筑物上和地下都有雨水回收系统。一般的建筑物和单位没有围墙,办公、购物、休闲融为一体,遍布花草的绿地随处可见,开放式的公园古树参天。乡村建设基本与城市接轨,绿树成荫,路网发达,出行极为便利。
(五)尊重自然规律在生态环境保护上,澳大利亚非常注重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注重对自然生态链的维护,注重保护生物多样性,注重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按照自然生态链进行环境治理,尊重自然规律,是澳大利亚近年来环境保护的一个鲜明的做法和特点。如在再造林、河道修复、植被管护等工程项目中,他们根据不同的土壤环境、气候条件、水文地质和生态系统,选择不同的树种,强调树种和生物的多样性,并模拟自然界植物的生态系统进行整体修复和改造。比如布里斯班市近些年推出了200万株造林计划,就是根据不同土壤、水文条件,栽种不同的树种,并形成生物链,以保证造林效果。在河道修复方面,澳大利亚很少见到水泥河岸与堤坝,基本上是保持了自然生态系统和生态链条的特征,考虑的主要是如何保持河岸的自然特性,如何有利于动植物繁衍和生长。在维护自然生态性措施方面十分有力,对本土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力度很大,对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十分重视,动植物检验检疫极其严格。近年来非常重视新能源的开发,提倡家居安装太阳能,州政府给予补贴。当然,澳大利亚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存在一些狭隘的利己主义,比如澳大利亚环保技术较为先进,但往往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名,对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保技术设置种种障碍。近年来,澳大利亚推动产业升级,把落后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环境负担。澳大利亚的日常生活用品很多产自中国和越南等国。尤其是,澳大利亚的生活用纸浪费很大。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桉树最多的国家,生活用纸都用桉树制造,但澳大利亚不直接生产桉树纸,而是出口桉树到发展中国家造纸,再进口生活用纸。澳洲粮食种植和畜牧业发展较快,已成为农畜产品出口大国,为了提高产品品质,澳洲大量使用太平洋岛国的鸟粪作为肥料,给这些岛国带来了生态危机。这种狭隘的做法,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是不利的。
二、经验借鉴
生态文明建设重在保护环境。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虽然我国国情与澳大利亚不同,但澳大利亚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一,要实施环境保护优先的发展战略。澳大利亚环境保护的一个最大亮点是起步早。因为起步早,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负债少,经济发展成本低,这与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是不同的。与澳大利亚相比,我们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环境问题却十分严重。这种反差说明,我们在发展经济上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是很大的,而且生态环境一旦破坏,恢复代价很大甚至不可逆转。因此,必须下决心走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旧发展路子。指出:“现在不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将来付出的代价必然更大。”政府要牢固树立环境保护优先的发展理念,把环境保护纳入国家战略,承担起环境保护责任。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形成环境保护优先的观念导向、政策导向和工作导向,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降低发展成本。
第二,要构建全员参与的环境保护机制。环境保护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全员参与的环境治理体制,明确主体责任,协调利益关系,形成互动机制。“政府作为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最大掌控者,如何科学定位其职责担当规范其施政行为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环境保护上应承担主要责任。要把环境保护的考核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落实政府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同时,应树立大环保理念,扩大公民参与环境保护,推动环境保护的社会化进程。要按照“谁使用谁付费、谁破坏谁赔偿”的原则,确立企业在环境保护上的主体责任。要采取多种形式,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环保。要把环境保护教育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持久的生态环境教育,逐步把生态环境知识列为中小学的一门课程。环境保护离不开教育,“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反思人的观念,提供人的素质,改变人的行为”,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要在社区、乡村开展生态环境教育和宣传,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氛围。要发挥民间组织在保护环境上的作用,促进环境保护新兴主体的成长。
第三,要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发展。澳大利亚在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发展方面是做得较为成功的。政府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有基本的政策对接、统一的规划和良好的合作关系。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生态理念和科学发展意识进一步增强,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更加重视,但在生态建设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发展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特别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还存在不衔接、不协调的状况,影响了环境保护的统一秩序和工作效率。因此,要增强生态建设的科学性和前瞻性,突出生态环境保护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规律,按照城乡统筹、合理布局、因地制宜、适度超前的原则,科学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真正做到规划先行,以科学规划统领科学发展。要在坚持生态建设规划的科学性、创新性、系统性的基础上,力求生态建设规划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要处理好近期建设和长远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要重视生产、生活、生态互动共赢体系的建设,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与协调发展。要形成统一、协调、高效的联动机制,确保生态建设的区域统筹。
第四,要建设生态城市。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与澳大利亚相比,我们在城市建设规划起点、规格、标准等都相对较高,但在绿色城市、生态城市的建设标准上,则相对较低,与澳大利亚存在很大差距。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各级政府工程建设投入大幅增长,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和深入研究城市建设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要认真处理好工程建设与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在工程规划设计、工程建设施工、运行管理等各个阶段都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要积极探索工程建设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调度和使用模式,实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营效益的同步提高。要严格执行城市建设规划,实行城市精准管理,减少重复建设、盲目发展和资源浪费等问题。建设生态城市关键在人,关键在人的生活方式。“激发公众参与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动力是市民自身生活方式不断生态化生出的内在需要。”要通过转变市民生活方式,充分激发广大市民参与生态城市建设。
生态环保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西部大开发；生态城市；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城市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城市化已成为世界范围的必然趋势。加快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是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历程。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许多不容忽视的“城市病”问题：
城市用地紧张，建筑密度过大，住宅极端缺乏，交通堵塞，能源供应不足，三废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等，这些负面效应使自然环境恶化，生态被破坏，甚至危及到了人类自身的生活与健康。西部大开发工作者必须认真研究怎样遵循生态经济原理，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建立生态、经济、社会三个效益统一的现代化城市。
l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功能
1．1概念
生态城市(EcopolisorEcoville)前苏联生态学家O．Yanitsky于1987年提出的一种理想城模式，是指按生态学原理建立起来的一类社会经济和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和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即高效和谐的人类栖境。
1．2内涵
生态城市的概念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自然地理层，这是城市人类活动的自发层次，是城市生态位的趋势、开拓、竞争和平衡的过程，最终达到地尽其能、物尽其用；第二个层次是社会功能层，重在调查城市的组织机构和功能，改善子系统之间的冲突关系，增强城市有机体的共生能力；第三个层次是文化意识层，旨在增强人的生态意识，变外在控制为内在调节，变自发为自为。这三个层次将单一的生物环节、物理环节、经济环节和社会环境组装成了一个有强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一个多维的复合生态系统。
人们自觉顺应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通过不断理性化的行为和规范协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平衡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实现当前与长远动态空间和谐统一、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和谐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便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基本内涵和根本出发点。
1．3功能
城市生态系统有3种功能：一是产业功能，主要体现为产业生态(industrialecology)，包括产业及流通、消费活动中资源、产品及废物的代谢规律和耦合方法，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的正面影响；二是生活功能，主要体现为人居生态(builtecology)，包括按生态学原理将城市住宅、交通、基础设施及消费过程与自然生态系统融为一体，为城市居民提供适宜的人居环境，并最大限度减少环境影响；三是还原功能，保证城乡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平衡发展，即一方面必须具备消除和缓冲自身发展给自然造成不良影响的能力，另一方面在自然界发生不良变化时，能尽快使其恢复到良好状态，包括自然净化和人工调节两类还原功能。
2西部地区城市现状特点
由于西部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导致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体现在几个方面：
(1)数量少：东部地区在全国14％的国土面积上多达300个城市，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4．59％；中部地区在29％的国土面积上有247个城市，占城市总数的37％；西部地区在57％的国土面积上仅有120个城市，占城市总数的l8．1％。
(2)规模小：西部地区主要表现为以中小城市占多的地域分布特征。在全国34个特大城市中，西部地区仅有7个：大城市更是仅有1个，只占到全国47个大城市的2．13％；中小城市有l12，占全国同等城市的37％左右，更占据了西部城市总数的94．17％。
(3)类型单一：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有着显著的沿矿产资源带、边境心岸带、交通要道带形成的中小城市带，主要是资源型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
3西部地区建设生态城市面临的问题
(1)缺乏劳力与智力资源：西部地区总人口约29334万，其中获得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和科研人员数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科研机构和科研成果数量也处于低水平。
(2)经济十分落后：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西部的经济发展是非常落后的，1979-1995年间东部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率为l2．8％，而西部地区仅有8．7％。从1998年的各项经济指标对比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3)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水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西北地区虽地处黄河中上游，却因水资源利用粗放、浪费严重而出现严重干旱缺水；二是人口持续增长和资源开发力度加大使西部地区的植被持续减少，西北地区森林覆盖率为5％，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3，水土流失现象十分令人担忧；三是风蚀沙化严重，荒漠化加剧。
(4)矛盾重重：经济开发和资源供给能力的矛盾；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矛盾；人口增长的社会需求和城市社会及自然环境的有限承载力的矛盾，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落后等等。
4西部地区建设生态城市的对策
4．1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1)政府必须把城市生态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实行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应加强生态观念，提高生态意识，确立有利于城市生态系统平衡的总体布局和土地利用布局。
(2)高层次的优化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由二三一产业结构向三二一结构转化，工业产业由粗放型污染向三高三少转化，积极推进清洁生产方式，兼顾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生态涵养三方面需求，合理配置土地及各种自然资源，因地制宣地确定城市生产、家居、商贸、运输、文卫等各种功能的空间分布格局。
(3)建设功能完善、高效率的城市基础设施。强化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行业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职能，诱导和促进环保产业走市场化道路，积极推进城市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提高城市总体设施水平。对关系城市生态环保和治理的大型基础设施，必须全市域范围内统筹规划、统一布置。
(4)建立完善的城市环保监测、监控管理系统。一切新建、扩建、改建的企业，防止污染的项目必须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三同时”管理)。在项目审批、投资安排、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等程序上严格把关，切实杜绝新污染源的产生。
4．2建设可持续的城市绿化
实施城市大环境绿化，建设城市绿地系统。将城市林业和园林融为一体，以树木为主体，包括花草及其中的建筑设施，形成包含公园、街头绿地、生态墙、行道树、疏林草坪、防护林、水源涵养林、花圃、果园、菜地等全方位立体生态系统工程。绿色廊道深入城市腹地，净化市内空气，改良城市小气候，美化城市环境。坚持生态原理与美学原理相结合，生态效益与景观效益并重，形成“未见城，先见林”，“城在林中央”的绿化景观。
4．3充分依据西部地区的各种优惠政策
合理利用开发西部地区的各类矿产资源，形成沿矿产资源带、边境口岸带和交通要道带的中小城市：二是引进一批高效、实用、先进的生态示范技术，广揽人才，在制度上保障科技人员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任务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实行倾斜的设市标准，鼓励和支持加快西部地区生态城市化进程，建成一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一定超前性的典型生态城市，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生态城市化。
生态环保论文范文3
一、草原沙化的深层原因是人类在利益的趋使下对草原资源实施了过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就出版了《山羊》一书，该书针对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所存在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坏问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为山羊“澄清了事实”，并反复强调指出，山羊作为地球上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元凶。我国宁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副站长、高级畜牧师龚伟宏同志也从生物学的角度较全面地透视了山羊和绵羊的生活习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绵羊那样有较深的二裂唇，不能紧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叶，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仅为14．6％，而绵羊则高达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饲，适应性和生活力比绵羊及牛群更强，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动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悬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荆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为砍伐的林区、挖垦过的草原和其他动物掠食过的退化草地上，继续生存并为人类提供优质产品”。实际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众多可贵的特点，加之人类的趋利行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们忽视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开垦者和破坏者，进而产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坏草原生态”等片面看法。
诚然，山羊确有喜食幼树嫩枝的特点，对幼树林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人类管理不当或管理失控的条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会破坏幼树的生长、妨碍草地的恢复。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所存在的人为开荒种地、挖甘草、挖黄鼠、抓发菜和铲草皮以及对绿洲周边天然植被的人为破坏，无不“有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认为，将山羊视为我国草原沙化的根源，实在是一种“歪理邪说”；而对山羊实施“制裁”或者说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在消灭山羊的数量方面，无疑是让没有思维能力、没有环保意识、不懂政策的山羊充当了人类趋利行为的“替罪羊”。
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草原虽然从上讲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草原实际上已成为该地区每一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费利用的“公共资源”。在学上，所谓“公共资源”是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资源：一是这些资源不为哪一个个人或组织所拥有；二是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共有资源具备了“竞争性”的特点但同时却不具备“排他性”的特征。所谓“竞争性”是指在提供给羊群生长的草原面积为既定时，当一个牧民所放养的羊群数量增加时，那么留给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积就自然减少。“竞争性”特征“迫使”每个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养羊只数。所谓不具备“排他性”（或简称为“非排他性”）是指几乎不可能对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费用，或者说很难用收费的办法来阻止人们过度放牧。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家和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便认识到在人们完全从“私人动机”出发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将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并且过度利用还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的程度。公共资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剧”，直接原因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面临着一道类似于“囚犯难题”那样的困境：当总体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资源的可能性时，自己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则自己的利益将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时，自己若不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则自己显然“吃亏”，而自己也不失时机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就会“避免损失”。最终后果是每一个能够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将会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养羊时为止，即出现“纳什均衡”。
运用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可以证明上述推论。设某牧区有X户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积一定，则该草地上可养羊的最佳数量就为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一最佳量将在下文给予推导），如果羊的数量过多，养羊者所养的每只羊的收益将会因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数学语言来说即单位羊的收益是养羊数量的减函数。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产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户牧民的总养羊量，q1、q2、q3分别代表三户牧民的个别养羊量，则有：R＝f（Q）＝f（q1＋q2＋q3）。再设一只羊的具体收益函数形式是：R＝100－Q；单位羊的成本函数是：C＝4元；三户牧民的养羊利润分别用P1、P2、P3表示，则由于“利润＝总收益－总成本”，所以，每户牧民的利润函数便分别为：
P1＝q1•R－q1•C＝q1•［100－（q1＋q2＋q3］－4•q1
P2＝q2•R－q2•C＝q2•［100－（q1＋q2＋q3］－4•q2
P3＝q3•R－q3•C＝q3•［100－（q1＋q2＋q3］－4•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户牧民各自对另两户牧民养羊数量的反应函数，这即：
q1＝48－0．5（q2＋q3）；q2＝48－0．5（q1＋q3）；q3＝48－0．5（q1＋q2）
三个反应函数的交点（设分别为q1＊、q2＊、q3＊）即纳什均衡。将q1＊、q2＊、q3＊代入上述反应函数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润函数则可求得三户牧民的均衡利润：P1＊＝P2＊＝P3＊＝576（元）
这表明，当不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每户牧民都从自身利益极大化这一目标出发，那么每户的均衡养羊只数将是24只，均衡利润量是576元。三户牧民的总养羊只数和总利润量则分别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条件（即单位羊的收益函数与成本函数等）不变时，我们放弃该草原为三户牧民所共同拥有的假定，而设其为一户牧民所拥有（或存在一个集体协调机制），且设该草原的养羊总只数为Q，则显然有：总利润函数P＝Q•R－Q•C＝Q（100－Q）－4Q＝96Q－Q2
设：使总利润极大的最佳养羊数为Q＊，那么该最佳养羊量必会使总利润函数的导数为0，即：96－2Q＊＝0，解得Q＊＝48（只），代入总利润函数得：P＊＝2304（元）。
比较两种情况不难发现：既定的草原面积下，三户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虑而独立决定的养羊总量（72只）是大于一户牧民（或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所决策的养羊量（48只）的。而实际上，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或一户牧民所决策的养羊量显然是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众所周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的突破（即草原的过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资源得不到有效恢复，直至出现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问题，从而最终造成草原的实际可能载畜量下降、牧民养羊收益减少。
我国的有关资料充分证实了上述与数量推导。例如，我国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积已达213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7．2％，更为严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现在仍以每年29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场面积也达到117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2．3％；沙化草地193万公顷；草原植被消亡、土地的黑土滩面积已达333万公顷。宁夏则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产草量和载畜量已经严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顷（22．35亩）的草地才能承载一只牲畜。二、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过度放牧现象，一些学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道路：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或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三、牧区人口转移或城市化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推进
人口迁移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下进行：一是在政府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移民”。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落后地区的农牧民向发达地区或城市流动。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组织的“移民”具体包括两种移法，（1）政府象转移三峡库区移民那样转移西部牧区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组织农牧民）建立小城镇来实现农牧业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很显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象三峡移民那样的西部人口大转移是不切实际的或难以进行的；至于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的方式来“小城镇”进而实现人口的转移，虽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镇建设与繁荣的前提是化的发展，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必然会陷入“有城无市”或城镇“人气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已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又返回的现象明显表明，进入“人为造就出来的小城镇”的农民若不能享受到工业化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实际收益或好处”，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镇生活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的“空间转移”应主要市场机制来进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当然，让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迁移上的完全“不作为”，以市场的力量来转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上应该贯彻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具体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应该放在动员或组织农牧民“建造小城镇”上，而应该放在改革农牧民进“城”所客观存在的“门槛”限制问题上（如消除户籍管制等）。
不过，消除过高的进城门槛、让农牧民自主选择迁移方向或目标，会使一些人产生不安与顾虑，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农牧民将因此大量涌向城市，从而造成城市的拥挤、就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城市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问题。诚然，农牧民进城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述诸多“城市病”，但是我们认为，不允许农牧民进城所导致的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均衡发展（或城市化滞后）所引起的种种“农村病”问题则更为严重。笔者在“慎对广义小城镇”和“不允许农民进城的负效应不容忽视”等文中，将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允许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农村病”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这五个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问题极为严重；（3）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仅依赖小城镇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城市供给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既不可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规模效应或聚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4）小城镇建设在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效果；（5）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民改变其传统的行为方式、实现其个人角色转换乃至个人现代化等是极其不利的。
其实，农民进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问题，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城市政府：第一，切实通过深化自身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来提高政府的运营效率；第二，将工作重心由现在的“管理国有”转移到“管理城市”方面来，那么，所谓的“城市病”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众多人口超百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没有出现灾难性后果吗？甚至连规模不经济现象也没有出现；而我国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没有出现规模负效应问题吗？王小鲁、夏小林对城市的规模收益与外部成本的计量模型表明，城市的经济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明显上升，在150万－200万人之间，城市的净收益规模达到最大。因此，以为降低农牧民进入中小城市的门槛后就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城市病”和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是没有依据的。（至于一些发展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说严重与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进城限制本身上。）
生态环保论文范文4
1.1生态环保目标规划体系构建在对高铁建设生态环保进行目标规划前，首先应对该区域生态环境的生态本底和退化程度进行分析，如果规划值未超过相应的阀值规范，将规划值作为目标值；如果超过，将阀值规范作为目标值。准确制定拟建工程环保目标，必须根据所获取历史数据的数量确定规划方法。（1）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的优势度变化值、适时绿化率目标规划。BP(BackPropagation)神经网络，也称为误差反向传播算法，是在转移函数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样本的训练，当预测值与实际值的误差在合理范围之内得出预测函数，进而进行预测[7-9]。一般情况下，施工期间容易获得较多的优势度变化值和适时绿化率数据。因此，可以采用BP神经网络进行目标规划。首先对大量高铁项目建设期间环保的有关数据进行整理，总结影响高铁环保目标规划的工程特征类目及量化值，如表1所示。然后，采用3层BP网络模型，选择Sigmoid函数为节点输出函数，模型的输入单元为8个，分别用I1～I8表示；输出单元为2个，即优势度变化值和适时绿化率，分别用O1和O2表示。隐层单元为17个；初始权值为(-1，1)之间的随机数。最后，根据大量数据进行训练，当预测值与实际值的误差在设定范围内时，确定出预测函数，进行预测。（2）基于灰色时间序列和类比法的水土流失量目标规划。灰色时间序列模型对一系列具有一定时间间隔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预测模型，从而对未来时间数据进行预测和对目标进行合理规划。一般情况下，收集的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的数据量较少，采用灰色系统的GM(1，1)预测模型[10]结合类比法对水土流失量进行目标规划。（3）基于德尔菲法的动植物保护度目标规划。德尔菲法又称专家评分法，是一种定性描述定量化方法。一般情况下，在规划动植物保护度时，由于该指标受到的人为因素影响大，数据收集困难，可以采用德尔菲法。综上所述，当有大量历史数据时，建立BP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方法；当有少量数据时，采用灰色时间序列模型和类比法相结合；当无历史数据时，采用德尔菲法预测。
1.2监测方法体系构建（1）生态目标进行规划后，应选用科学的监测方法对监测指标进行监测，验证目标规划的合理性。一般情况下，优势度变化值采用“3S”(遥感技术(RemoteSensing，RS)，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s，GIS)，全球定位系统(GlobalPositioningSystems，GPS))技术法和资料分析法获得；适时绿化率采用实地测量法和调查监测法获得；水土流失量采用桩钉法、侵蚀量法、调查监测法和资料分析法获得；动植物保护度采用抽样调查的地面观测法和资料分析法。（2）PDCA循环。PDCA循环，也称戴明环，即策划(Plan)—实施(Do)—检查(Check)—落实(Action)，该原理意味着任何的工作或事情都要经过上述4个阶段的不停循环，在循环中不断解决问题，使分目标实现，最终使总目标得以实现[11]。对高铁建设的环保指标进行监测时，应根据各个指标的情况制定监测周期，将总目标按照相应的监测周期进行分解，在每个监测周期内按照PDCA循环进行监测，检验分目标能否实现。如果未完成分目标，则应找出出现问题的环节，并制定相应的改善措施，于下一次循环中加以解决。此外，还可以适当对分目标进行调整，保证总目标的实现。
2研究案例
以某高速铁路(以下简称G高铁)为期5个月(2014年3月31日—8月31日)的目标规划与监测数据为例验证预测的准确性。监测期内，工程建设主要集中在CK64+500—CK85+750，拟监测段为CK64+500—CK72+750，无环境敏感区，占地类型主要为非农业用地、土石方利用率为35.27%。
2.1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的生态环保目标规划根据收集的已建高铁项目的历史数据，采用BP人工神经网络对优势度变化值、适时绿化率2个指标进行规划。由表1征量化指标可知，该工程的输入项I1至I8分别为6，3.5，3，2，4，3，2，3。将收集的样本基础数据(1～24)作为训练样本，后2个样本作为输出样本，训练1000次，基础数据及预测数据(序号25)如表2所示。误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知，预测值与实际值误差<5%，该模型能够满足预测的精度要求。应用该模型得出输出项O1和O2分别为3.814，87.60(见表2)，即优势度变化值为3.814%，适时绿化率为87.60%。
2.2基于灰色时间序列和类比法的生态环保目标规划模型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对上述重点监测区域进行抽样，选取极易发生水土流失的主体工程区的路基挖方边坡、取土场的挖方边坡、6#弃渣场的弃方边坡、施工便道的挖方边坡及施工营地的挖方边坡为此次水土流失的监测点。（1）基于灰色时间序列GM(1，1)的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预测。根据当地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收集1983—1989年相关分区的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采用灰色时间序列对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预测，主体工程区、取土场、弃土(渣)场、施工营地、施工便道的预测值分别为329530，486570，548220，421920，520700t/(km2•a)。（2）基于类比法的水土流失量目标规划。通过对拟建高铁所处的地域环境、气候、水文、土壤、降雨、原生态的地貌环境等进行综合考察及分析，选择与拟建铁路相近的已建铁路石长铁路为本工程水土流失预测的类比调查对象，其扰动后各分区土壤侵蚀模数分别为6000，20000，18000，15000，6500t/(km2•a)，此时即得公式⑷中的Mi2。由上述数据、公式⑷和各分区面积计算工程建设可能造成新增水土流失总量为1094.244t。其中各分区施工期分别为2，1.5，1.5，3，3年；监测区面积分别为23.36hm2、3.89hm2、19.36hm2、18.34hm2、3.21hm2。
2.3基于德尔菲法的环保目标规划模型在G高铁动植物保护度目标规划阶段，首先邀请15位专家预测监测期内施工路段动植物保护度，将专家的打分情况进行分析计算可知，动植物保护度均值E=1.4145，方差δ2=0.032503。收敛性检验参数C=0.46%<0.50%。方差较小，说明专家意见相对比较集中，分歧较小。
2.4基于PDCA循环的水土流失量指标监测以高铁建设期间水土流失量的监测为例，对其施工中PDCA过程进行重点阐述，该工程5个月的监测周期为：主体工程区、弃土(渣)场、取土场占地面积广，均会破坏原有的土石平衡，对原地表面积扰动大，对该区域的监测应自施工准备开始进行，每月进行1次；施工便道、施工营地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主要处于便道修建阶段，而且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大，因而在施工阶段初期要求每月监测1次，待修建完毕后，可以每季度监测1次；此外，若施工期间遇到暴雨，应在暴雨过后加测1次；遇到汛期，须在汛期前后各加测1次。2014年7月31日该施工地区有暴雨，因而在暴雨过后加测1次。水土流失量的PDCA循环目标值和相应的实际监测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5次的PDCA循环中，因监测周期初期环保措施实施不够完善，第1、3次循环的分目标未达到；进一步完善环保措施后，水土流失量有了明显的减少。此外，因环保措施的完善，暴雨对水土流失量的影响很小。5次PDCA循环后，监测区域水土流失量的总目标得以实现。
2.5其他生态指标监测结果分析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对现有植被、耕地、农田等造成破坏，对动物的生活区域造成影响，而这些方面的地貌恢复、动物繁衍缓慢。短期内优势度变化值、适时绿化率、动植物保护度等指标不会发生太大变化，而且工程的绿化恢复工作一般在工程后期才会取得明显效果。因此，这些指标的监测周期一般较长，可以设为1个季度1次。为此，监测人员对这些指标分别于监测初期和末期各监测1次，并将该5个月作为1个PDCA循环，已经针对这5个月采用相应的模型规划出其目标值。其他生态指标监测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得，项目区其他生态监测指标依据PDCA循环原理，在循环过程中采取适当的环保措施，均能达到目标值。
3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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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营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1、马营河流域生态环境状况
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马营河流域发源于祁连山北麓的冷龙岭，是黑河和石羊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也是黑河干流东部最大的一条支流，流域总面积2347平方公里，总人口16.59万，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具有日照充足，干燥少雨的特点。区内年平均气温5.9度，年平均降水量195毫米，年平均蒸发量1695—2246毫米，具有降水量少而蒸发量大的显著特征。流域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为9398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不足600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值，流域内地表水和地下水经多次转化和重复利用，水的重复利用率高达144%，余水下行至张掖汇入黑河。
马营河灌区是山丹县唯一的大型灌区，控制灌溉面积32.42万亩，是河西走廊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灌区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掠夺式粗放经营的短期行为也导致了人们对该流域生态的严重破坏，特别是山丹军马场，逐年开荒种地，破坏草原植被，与民争食，逐步蚕食包围水源涵养带，目前已扩展到了祁连山脚下，耕地面积已由80年代的30万亩，增加到现在的40万亩，造成土壤严重沙化。据掌握，仅该地沙暴天气发生率就由70年代的每年5次增加到现在的每年24次，昔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已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由于水域、植被的严重破坏，逐渐引发了气候演变——少雨、高温、多沙暴天气逐年增多。据统计，灌区泉眼湖泊由70年代的3511眼萎缩到目前的125眼，泉水溢出流量由70年代的1.8立米/秒，减少到了目前的0.8立米/秒，导致部分湖泊干涸、地下水位下降、林木枯亡；李桥水库年拦蓄水量由80年代初的5500多万立米减少到现在的3800万立米，减少了1000多万立米；祁店水库从1996年开始就无径流调节，只是为了维系1.37万东乐人民的生命，每年从李桥水库调剂300万立方米用于生计。
整个流域自下而上呈现出“沙化区向农业区推进，农业区向牧业区推进，牧业区向林草区推进，雪线向主峰推进”的生态恶化趋势，而且还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成为影响灌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生态环境已越来越制约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支流生态环境的恶化必将威胁到黑河干流的生态环境。因此，马营河支流应与黑河干流的利用与保护同等重要，若支流开发利用程度过高，可能会破坏水文循环，也不能达到黑河流域乃至河西内陆河流域综合治理目标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2、流域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马营河属黑河水系，是山丹县境内最大的一条内陆河，河道全长176公里，综贯山丹县全境，水资源总量9398万立米，而流域国民经济各部门现状需水总量为10900万立米，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量严重超越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传统水利的观念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大水漫灌、串灌、明浇夜退的灌水陋习长期束缚着灌水方式的革命性突破和超越发展。以李桥水库为界，上下游在经济结构、用水习惯等方面差异极大，用水矛盾也很尖锐，上游水的浪费大的惊人，只有40%的水资源能得到有效利用。
其二，马营河流域内河床下切，水利设施基础掏空，上下游左右岸水土流失区林分结构不合理，坡地径流的汇集，缺乏工程措施、植物措施的有效拦截，入河泥沙大量增加，加快了水库淤积，至目前李桥水库已淤积泥沙300万立米，严重影响到了水库的安全运行。
其三，水利工程建设滞后，流域水库上游缺乏控制性枢纽调蓄工程，工程配套差，渠系渗漏严重，有些村社仍然沿用土渠或天然河道输水，使大量水被渗漏、蒸发掉了，水量损失较大。
其四，农牧业结构不合理，粮经比例失调，高耗水作物和高耗水企业使水资源总量不足，打破了原有的水生态平衡，经济社会发展未充分考虑水资源条件，农村人口的迅速膨胀，新的城市消费群体对给水需求的增加，导致政府和职能部门在协调生产生活用水的同时，忽视了生态用水，挤占了生态用水。山丹县解放初期有人口5.74万人，到现在已增加到20.21万人，增加了14.47万人，增长252%；而由于流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属极强型气候，干旱少雨，水资源先天不足，从50—60年代政府号召农民开荒种地，到80年代至今的改革开放又使得到致富机会的农民更加过度地开垦草地、坡地，上游耕地面积越来越大，下游保灌面积却越来越小，东乐乡6.0万亩土地沙化，人均耕地不足0.5亩，昔日绿洲面临沙化的危机。以牺牲下游的生态系统来换取上游的生存和发展，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
其五，河川径流逐年减少，地下水补给量也相应减少；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一些湖泊、湿地消失，使下游地下水位下降最大达19米，井深发展到250米。祁家店水库出现库水倒灌现象，不得不从2000年开始把调水以来每年3月1日开始的轮期推迟为4月15日以后，以减少库水倒灌，保证下游的灌溉。
因此，不论是水资源的的浪费，水环境的恶化，还是区域人口、数量、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都远远超出了现有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二、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途径
面对不堪重负的水资源，面对有限的供水能力及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按照“有序有偿，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的办法通过建设水市场来保护和重新合理配置现有的水资源，节约用水，量水发展，以供定需，增强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
三、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
1、通过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节水运动，张贴节水标志和节水标语，增强人们的节水意识。
2、树立上下游、左右岸、全流域一盘棋思想，密切配合，团结治水，共同发展。
3、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病在下游，根在中上游，要坚决在上中游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禁止陡坡开荒，湖泉打井，先保护，后利用，再配置。
4、流域内打井要建立监理制度，合理布井，制定取水标准，改进水量计量手段，用价格杠杆调节用水量，防止过量开采地下水。
5、通过灌区改造，加大上中游节水工程的比重和力度，特别是上三坝灌区要搞好渠系配套，渠道防渗，配备量水设施，计量收费，节约用水，把节约的水量用在下游农田保灌和生态用水上，逐步增加科技对水利的贡献。
6、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压夏扩秋，压缩高耗水作物面积，减轻夏灌压力，减少水事纠纷，促进社会稳定。
7、在马营河河床沿岸、沿坡种草种树，营造绿色走廊，改善植被，恢复生态。
8、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有效保护和综合治理，从而大大提高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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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经济发展分析
0引言
生态与经济是一对相关概念，而且这种相关是正相关，也就是说，生态制约着经济，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影响着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生态具有了一定的区域性，同一区域内的生态组成要素是彼此相互影响的，且互相交叉，这种状况的存在就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了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构建生态经济发展的一定路径也就成为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1生态经济的特征
任何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组成，生态与经济作为人类社会不可跨越的两大环节，其组合自然也就具备了一定的特征。
1.1协调性特征协调是一种普遍规律，无论在自然社会还是人类社会，都起着其他要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存在协调，才可以表现出整体效应，才能反映出1+1>2，但协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人类不仅要懂得正反馈还要懂得负反馈，既要懂得加也要懂得减，因为在一个系统里只有有加有减才能保证它是最稳定的，才能得到良性循环。如一个地方若鸟很多，那就会使虫很少，而虫一少，树就长的好，进而就为鸟创造了更好的生存条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里有一个负那就是虫少了。假如虫多了，那就会使树少，鸟也就没了生存条件，那这个系统里就不稳定了。
1.2系统性特征生态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但在这众多要素之中，生物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这种系统性是以生物为中心的，没有生物的存在就不存在生态系统，而生物与环境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它们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某些信息流使得生物得以跟环境进行交换，从而形成开放系统。这种开发系统的存在，使整个自然界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而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的正常循环，否则经济的发展就会产生诸多难以解决的后患问题。
再者，生态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其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必须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只有这样，生态经济的系统性特征才能凸显出来。
1.3循环性特征整个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循环，而这种循环也是其靠自身的力量来完成的，在这一点上，外力的作用很是有限，但人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干预这种循环的进行，由此也才形成了“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的概念。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资本在循环，劳动力在循环，而惟独生态没有形成循环。而生态经济则要求必须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因为如果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就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而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此外，生态经济还具有一定的新的价值特征。生态经济在考虑自然时，已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那样仅将其作为“取料场”和“垃圾场”，也不仅仅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态经济这些特征的存在，就要求人类在采取经济发展手段时，必须在此基础上选取合适的路径，进而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