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运作论文范文1
关键词：经济学视角；茶文化；商业化；措施
茶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显性特征的元素，能够促进范围经济效应的实现。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通过将相互关联的经济资源进行整合，便能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因此，将茶文化的营造和展示纳入到商业活动中，通过与其它经济资源进行互动和关联，便能达到促进经济资源整体化有效配置的目标。我国是茶叶生产大国，也同样是茶叶消费大国。茶文化的商业化运作不仅可以从茶叶生产文化中来展开，也可以从茶叶消费文化中来实现。基于产业链条下的茶文化商业化运作，也就可以在实践和空间纬度上涵盖茶叶生产范畴和消费范畴的关联要件了。
1经济学视角下茶文化商业化运作的价值分析
在经济学视角下，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商业化运作价值进行分析：
1.1茶叶生产文化的商业化运作价值分析
1.1.1观赏性。
茶叶生产本身就含有文化元素，其中手工炒茶在大多数茶叶生产企业中都有保留，且手工炒茶后茶叶商品的市价不菲。作为一种传统手工工艺，手工炒茶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同时也能与以乡村游、田园游为特色的商业旅游项目相融合。从范围经济的视角来看，手工炒茶的观赏板块可以置于沿途观光项目之中，并主要展示给区域外的游客。
1.1.2体验性。
体验性的主要内容便是邀请参观者参与到炒茶中来，游客可以“自炒自喝”。这种体验性就使茶叶生产与茶叶消费在旅游项目中得到了融合，并且也提升了旅游项目的新奇性和个体体验感。但从实践来看，这种体验性的商业运作价值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1.2茶叶消费文化的商业化运作价值分析
1.2.1关联商品销售。
茶叶消费文化的商业化运作价值内容更加丰富。首先提炼出关联商品销售运作模式。根据笔者的市场调研发现，许多文化产品在销售中都会引入品茶项目，如书店专门开辟品茶区域，一方面方便读者休息和阅读，另一方面增加书店销售环境的舒适性。再者，如我国西南地区民间存在着品茶、听书等商业活动项目，从中也体现出了茶叶消费文化。
1.2.2关联商品促销。
从营销原理中可知，促销的目的在于巩固现实消费者，并着力挖掘潜在消费者。可见，关联商品促销则可看作为，茶叶消费文化助力关联商品的促销，使得消费者在品茶或购买茶叶商品的同时，获得目标商品的服务。
2商业化运作的环境植根性问题探讨
在对茶文化进行商业化运作时，其价值的体现还依赖于是否与目标市场的消费环境相适应。若是仅仅从商家自身考虑来进行商业化运作，则无法充分与当地消费者的消费偏好相契合，这样则不利于商业化运作价值的显现。为此，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讨论环境植根性问题。
2.1建立环境植根性的目的
“目的”构成了建立环境植根性的价值取向，也是茶文化商业化运作的切入点。具体而言，这里的“环境”主要指向商业环境，而商业环境又是由当地经济发展状况、旅游产业发达程度、消费者偏好、社会人文环境等诸多要素整合而成。尽管所需整合的要素诸多，但唯有与环境植根性相契合才能充分发挥出茶文化的商业化运作价值。
2.2建立环境植根性的手段与茶文化商业化运作价值形成途径相对应，也需要分别从茶叶生产文化和茶叶消费文化两个方面来建立。针对茶叶生产文化而言，需要提炼出该文化中的显性部分，即可以被游客的视觉所感知到，并借助文化载体来参与其中。相对而言，将茶叶消费文化通过商业化来与当地环境相契合，则远比茶叶生产文化部分复杂。从而，这也将成为下文阐述的重点。
2.3建立环境植根性的效果一项商业化运作项目一定要考虑到它的实施成本和机会成本。若是项目最终的“经济利润”小于“会计利润—机会成本”，则意味着该项目不具有商业开发价值。因此，建立茶文化商业运作的环境植根性，则需要对经济利润进行充分论证。
3商业化运作与环境相契合的难点问题
3.1环境要素整合问题
商业环境包括：经济发展状况、旅游产业发达程度、消费者偏好、社会人文环境等在内的要素。是否在茶文化商业化运作时需要与之一一对应呢？笔者认为，这里需要借助经济学在谈及消费者偏好时的排序理论，即在基数效用论基础上，将影响茶文化商业运作价值的要素按其重要性进行排序，在整合时增大前三位所占的权重。根据笔者的市场调研结果可知，建立环境植根性应着力整合消费者偏好、社会人文环境、旅游产业发达程度这三类要素。
3.2消费文化植根性问题
茶叶消费文化的商业化运作更具挑战性，且也更具商业价值。茶叶消费内容包括品茶和茶叶成品销售等两大环节，而各大环节又可与关联经济资源进行联合而发挥出范围经济效应。为此，解决消费文化的植根性问题需要与环境要素整合相联系，并突出消费者偏好和社会人文环境要素。之所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在于，茶文化商业运作的主线仍需围绕着当地文化产业的开发来展开，若是将茶叶仅仅作为一种商品进行销售，那么商业化运作的价值将大打折扣。
3.3机会成本论证问题
从现有的相关文献中可以感知到，许多作者在讨论茶叶项目商业化运作时主要聚焦于会计成本范畴，从而来计算出运作的实施成本。实则不然，经济学视角下更关注经济利润，即“会计利润-机会成本”的部分。因此，论证机会成本则成为了应有之义。然而，机会成本属于隐性成本范畴，无法通过常规方法进行测算，所以主要依赖于“期望值”测算来进行转换。
4应对措施构建
4.1根据排序法整合商业环境
若要充分实现茶文化商业化运作价值，则需要与当地的商业环境相融合。建立环境植根性，便需要根据影响力因子大小进行排序来进行整合。无论是茶叶生产文化还是消费文化，都需要与消费者偏好、社会人文环境相适应。为此，我们首先就需要建立前置性调研机制，针对茶叶产地的消费者偏好和社会人文环境进行调研。然后，通过消费者偏好引导和适应来进行商业化运作。
4.2突出商业运作的文化特质
突出商业化运作的文化特质不仅是消费者消费升级的内在要求，也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外在需要。这就意味着，在商业化运作手段构建上，针对茶叶生产文化需要突出它的观赏性和参与性，并将其纳入到当地的生态旅游项目之中。通过将绿色生活理念植入到商业化运作模式之中，来迎合当地和外来游客的休闲需要。针对茶叶消费文化，则应在获取范围经济效应目标下努力与文化产业相结合。如，与书店、茶社、文化主题场所等相关联，通过提供品茶、茶道、茶具等显性文化元素，来增强相关产业的经济效益。
4.3充分论证商业运作的成本
机会成本的产生必须具有两个条件：第一，该经济资源具有稀缺性特征；第二，该经济资源的用途具有多样性。根据这两个条件来剖析茶文化商业化运作发现，我们应对商业化的运作项目进行充分论证，因为项目运作包括资金投入和时间投入，这些都将产生高昂的机会成本。正因如此，应发挥当地企业在项目论证中的作用，从而降低政府部门运作所带来的价值偏差。笔者建议，茶文化商业化运作可采取PPP模式，来实现区域茶文化项目的品牌打造。综上所述，如何发扬我国茶文化中的精髓来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应成为业界和学界未来的思考重点。在我国持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加大对区域性茶文化的解读。
5小结
本文通过在经济学视角下对商业化运作价值进行分析，并对商业化运作价值的环境植根性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有效措施可围绕着：根据排序法整合商业环境、突出商业运作的文化特质、充分论证商业运作的成本等三个方面来构建。
参考文献
[1]朱海燕.试论湖南苗族茶俗的商业化运营[J].江西农业学报,2009(9):184-186.
[2]寻桂兰.流动的晓溪———婺源县上晓起茶文化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及传承[J].农业考古,2010(2):265-270.
生产运作论文范文2
［关键词］交通运输；经济增长；新兴古典经济学
1问题的提出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纵观世界主要国家，交通运输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其发展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交通运输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十分复杂，本文的目的就是概括、总结这一关系中重要的一方面，即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并提出新的思路。
2现有理论和方法的总结
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国内外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角度、理论基础、结论，本文将其概括为6大类：
(1)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分析。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在《政治算术》中提出“发达的交通运输是一国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运输经济问题有较多论述，如“运输和货币变成了商品流通的两个车轮”，“商品经济越发展，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也就越是重要”。亚当•斯密（AdamSmith）的经典三段论更是被反复引用，斯密认为“生产力和财富的增长由分工引起，分工的程度受到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市场范围大小由运输条件决定”，这体现的是运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运输经济地理学。包括工业区位论、城市群理论、点-轴理论、交通经济带理论、运输通道理论等。如韦伯（Weber，1929）建立了模型，用运输成本来决定制造业的区位。我国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点—轴理论”，认为“发展轴线由以交通干线为主体的线状基础设施束构成，干线交叉点上的城市、工矿区、港口、农业地区为发展的主体部分，生产力开发以‘点-轴’模式展开”。
(3)经济史、运输发展史分析。国外以李斯特（Liszt）、道格拉斯•诺思（D.C.North）为代表。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总结出“英国使全世界看到了运输便利对生产力增长可以发生如何有力的影响，从而促进国家财富、人口和政治力量的增长”。诺思通过分析1750—1913年海运费率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了海运生产率的提高和制度变迁降低了海运费率，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对外贸易。国内以荣朝和、韩彪、熊永钧为代表。其中荣朝和提出“运输化理论”，认为运输化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一种经济过程。韩彪提出交通运输与经济之间具有“交替推拉关系”，认为现代运输业成长过程中可分为“剧变期”和“渐变期”。熊永钧提出了“运输成本阈值”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不应将运输简单地理解为阻碍市场活动的常量，而应将其看作变量。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只是运输成本降低到某一个“阈值”时才出现的。
(4)发展经济学观点。以罗斯托（Rostow）、赫希曼（Hirschman）等人为代表。罗斯托指出“大量的交通建设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先行资本，毫无例外地出现在起飞阶段之前”。赫希曼区分了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资本，又进一步认为社会间接资本的概念的核心可以严格限于交通运输及动力。
(5)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这是近期运输经济研究的主流，但已经出现计量方法应用过度的趋势，忽视了对内在规律的探究。较有价值的文献包括D.A.Aschauer（1989）应用CD生产函数，对美国1949—1985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总产出对公共资本存量的弹性为0.39。汪传续（1999）与张国强（2004）分别用灰色系统协调模型和DEA模型，测算了我国交通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关系。王家庭（2009）基于我国1978—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协调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经济增长对交通运输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交通运输发展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作用。
(6)投入产出分析和项目评价分析。汪传续（2004）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交通运输的前向、后向波及效应和总效应，并根据1997年投入产出资料计算了交通运输业对GNP和劳动就业的贡献。项目评价主要运用成本—收益法，评价某交通运输项目。
3现有理论和方法的不足
传统的运输与经济增长理论尽管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仍然远未完善，对许多现象仍缺乏解释力。斯密论述的“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水运开拓了比陆运广得多的市场，从来各种产业分工的改良，自然而然地开始于沿河一带”。而中国自古以来，具有发展内河航运的优越自然条件和领先的航运技术，却只能促进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没有孕育出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这是斯密的命题所不能解释的。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运输费用甚至被简化掉了。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中，为便于分析的数学化，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概念。正如迪肯所作的比喻（Dicken，1990），“所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专业化分工、生产、交换、消费，都只发生在一个针尖上”。此后，运输费用被引入，作为生产中的纯消耗添加到生产函数中，但仍然是外生变量。并且这种处理使得在古典经济学中交通运输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变为了负面作用，发展交通运输似乎只是为了克服经济中的阻碍，交通运输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技术问题，不再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交通运输作为基础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关注。发展经济学家试图用欧美国家发展经验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然而无论是大推进理论还是非平衡增长理论，都将发展交通运输看作是资本积累过程，认为大规模的交通投资将像在发达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发挥的作用一样，使发展中国家走向快速增长的道路。但是无论是没发展起来的苏联、非洲、拉美一些国家，还是实现了长时间高速增长的中国、“亚洲四小龙”等都没有经历一个显著的交通大发展时期，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的作用受到质疑。
20世纪80年代后，大量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的成果，使之前对这一问题历史描述性的、定性的分析实现了定量的测算。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陷。如最常见的用铁路、公路线路里程或投资额、客货运量作解释变量，用GDP或人均GDP作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只能得出二者的相关性，并不能解释其因果关系，而在投资额的估计参数中，无法区分是投资行为还是运输能力形成后导致的经济增长，而如果投资行为的作用更大，则不能说明为什么要投资于交通运输而不是投资其他基础设施。又如用投入产出法，由于统计方法的设计，交通运输总产值增加必然导致生产总值的增加，不能解释其作用机制。再如，无论是用灰色系统模型还是DEA模型分析交通运输与经济的有效性和协调性问题，都是一种事后检验，并且也是各种运输方式或各地区、各时期的相对协调性，不能解释交通运输总体对经济增长的事前作用。
4新兴古典经济学简介及其研究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好处
新兴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中分工与专业化理论，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足的基础上，应用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analysis）方法发展起来的。它关于分工的基本思想是，经济中的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作为生产者在生产中有专业化经济，所有人的专业化经济合起来就是分工经济。分工和专业化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增加交易次数，这就会产生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因此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就越高。同时，分工及其各种经济后果可以在没有交易条件的外生改进的情况下随着时间推移自发演进。
基于以上对传统理论和方法不足的分析，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主要原因有以下6点：
(1)斯密将运输费用视为决定市场规模和分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则既包括以运输费用为主的外生交易费用，又引入了信息成本、契约成本、道德风险等内生交易费用。
(2)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资源配置，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是研究交易效率、分工演进、交易行为和经济增长的，显然更加适合。它也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不需要再借助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分析对空间、时间等交易过程中的摩擦是忽略的，而交通运输的作用正是克服经济中的时间、空间障碍。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包括运输效率在内的交易效率恰恰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其理论框架天然地把二者联系在了一起。
(4)新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的非拓扑性质（消费、生产的数量、最优资源配置等），而对连通度、一体化等网络效应予以忽略，而交通运输却是典型的网络型产业，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理论研究者在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问题时感到困难重重。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同时包括了经济的拓扑性质与非拓扑性质，为分析网络型产业提供了便利。
(5)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可以解释交通运输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原理，而并非只是得出数据上的统计关系。而且通过分析这一作用路径，可以解释我国交通运输发展为何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6)借助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自发演进的理论，可以解释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到底是“推动”、“拉动”、“交替推拉”还是其他关系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
5主要结论和展望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交通运输是交易性产业而非生产性产业，对经济增长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交通运输发展通过改善运输条件，进而降低外生交易成本和总交易成本，从而实现促进分工，扩大市场范围，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
(3)分工经济和由于分工而导致的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分工的自发演进过程将使折中这个两难冲突的余地增大，因而随着经济的增长，总交易成本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将带动交通运输的发展。
对这一问题的展望：
生产运作论文范文3
关键词：大系统控制论；天然气；产销
中图分类号：F4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需求，天然气产销的发展也越来越快，单一的协调控制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生产的需求，而大系统具有层次复杂、规模增大、综合性较强等特点。笔者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结合天然气产销发展的实际情况，探讨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研究，有效地提高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的效率。
一、大系统控制论
大系统控制论是建立在系统科学、现代控制论和系统工程基础之上，它区别于经典控制论和现代控制论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强调通过体系控制以适应多重状态空间，因此，在控制模式上强调多维度的综合控制[1]。而我国著名专家认为，大系统就是在较大的范围内收集数据，并且对数据进行有序的处理和分析，协调和控制整个天然气产销系统。由于大系统具有层次复杂、规模增大、综合性较强等特点，因此在运用大系统时，应结合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的实际情况，要不然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二、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模式
大系统控制强调树立系统理念，运用系统思维方法和系统工程技术，综合使用各种工具和手段，从不同的角度形成合力，共同解决一个复杂大系统问题[2]。所以，结合大系统控制论、天然气产销的发展趋势和协调控制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一种综合性模式，即在管理链级的视角对天然气产销大系统进行多级梯阶控制、在业务层次视角对天然气产销大系统进行多层梯阶控制盒在流程结构视角对天然气产销进行多段梯阶控制。这个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产销模式，不仅仅天提高了然气产销协调控制的效率，而且还促进产销各个环节的顺利开展、协调和控制，增加了天然气在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这个模式充分发挥了大系统的作用，合理应用到天然气产销当中。
三、运用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
由于天然气的开发虽然是收益高，但是不得不忽视它产销的过程风较险高、循环时间较长、投资甚高。另外，我国天然气产业特殊的运行模式以及天然气勘探开发和管输配送业务表现出来的复杂性使得单一的管理控制模式很难适应其要求，而且，天然气作为商品具有不容易储存、运输方式单一等特点，其开采环境又大多是高温、高压、超深，甚至高含H2S[3]。这就要求我国对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和管理系统更高，而在此运用大系统控制论可减少协调控制的难度。运用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产销包括多级梯阶、多层梯阶和多段梯阶三个方面的协调控制。
1.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产销多级梯阶控制协调
就我国目前的天然气产销情况而言，常用的梯阶控制模式一般包括最高级的企业级，中层的部门级和最底层的基层级。首先，最高级的企业级是指由企业的高层领导和负责协调控制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对天然气产销进行协调控制的总指挥。企业级委员的职能主要是起到总指挥的作用，对各个部门级的产销运营进行控制协调，除此之外还负责与外面的上级负责部门和其他的相关部门进行产销的协调。其次，中层的部门级是指由采购部门、信息技术部门、生产运输部门和业务销售部门等职能部门组成的联合协调管理委员会。部门级委员的主要职能是在协助企业级对天然气协调控制的同时，对进行各个职能部门的基层委员进行联合管理协调，起到桥梁的作用。最后，最底层的基层级是指由个部门级管理范围内的班组成员或者一线工作者组成的。基层级委员主要职能是落实天然气产销过程中各具体事务，确保运营产销的顺利进行。这三个级别组成了一个大系统对天然气产销的各个级别进行协调控制，分工明确，有利于提高天然气产销的运营效益。
2.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产销多层梯阶控制协调
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天气热产销协调控制除了纵向协调管理之外，还横向进行控制，即多层梯阶协调控制，确保天然气产销运用的安全进行。根据天然气产销的特点可以将大系统分成中心层、主力层、辅佐层和协调层四个层面。系统中的中心层主要负责天然气的业务营销，包括信息开发部门、生产运输部门、营销部门等。主力层主要负责天然气的开发，包括信息技术部门、工程开发部门、勘测发展部门等开发部门。辅佐部门主要职能是对其他层级进行服务，包括人事部门、财务部门等。协调部门是开展对其他层级后勤工作，包括安检部门、审计部门等。这四个层面各司其职，对天然气产销运营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这个大系统的各方面进行测量及反馈并控制。
3.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产销多段梯阶控制协调
在大系统中对天然气进行分段控制，是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中的重要手段。把大系统控制分为上、中、下三个阶段，上段控制负责技术开发，由技术部门控制；中段控制指采购运输，由生产部门控制；下段是指业务营销，由销售部门和技术部门合作控制。对上中下段进行一体化控制协调，三个阶段紧密联系，使其合作的作用远远大于三个阶段相加的作用。
四、总结
天然气的产销由于层次复杂、规模较大、生产线较长、投资较大、风险大等特殊性，因此需应用大系统控制论对其进行协调控制才能师其达到最优状态，有效的提高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的效率。结合我国天然气产销的实际情况，可以充分的运用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产销包括多级梯阶、多层梯阶和多段梯阶三个方面的进行协调控制。不仅可以对天然气产销进行横向管理，还可以纵向控制，达到优化系统的效果，促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李志刚.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开发企业产运销系统控制模式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1，31（22）：122-128.
生产运作论文范文4
关键词：妇产科护理；理论教学；多媒体运用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1-0239-02
《妇产科护理》在中职卫生学校护理专业教学中是十分重要的一门临床课程。在《妇产科护理》理论教学中，由于内容多，信息量大，基理枯燥泛味，内容抽象复杂，通过多媒体技术的合理运用，给传统的教学模式赋予了新的内涵。教学中利用多媒体的优势，把教学内容通过图形、照片、文字、视频、动画和声音加以体现，一改“粉笔+黑板+模型”的传统的模式，使教学内容变得形象直观、生动易懂，深受师生的欢迎，教学效果和质量有了明显提升。现就多媒体技术在《妇产科护理》理论教学中的合理应用，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合理应用多媒体手段，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妇产科护理》是一门科学性很强的学科，其护理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技术操作要求、基本技能步骤要真实系统地展示在学生的面前，并能被学生理解和掌握。仅靠传统教学模式是不够的，必须在传统教学模式基础上，合理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字、形、视、听相结合，图、文、形并茂地展现教学内容，把复杂的理论以文字、画面和动画进行展现，使护理理论知识变得形象、具体、直观和生动，这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加深对妇产科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记忆和思考，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有积极的意义。我认为在《妇产科护理》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要力求做到化虚为实、化静为动、化繁为简、由点及面。
（一）化虚为实，使教学内容由看不见、摸不着转为形象直观
《妇产科护理》对疾病的讲解基本都包括病因、病理、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辅助检查、护理措施及健康教育，内容多而杂，且不易理解。在“生理产科”章节“枕先露的分娩机转”讲授时，由于“分娩机转”这部分内容在人体内，看不见、摸不着，仅借助挂图、骨盆模型、婴儿模型示教，学生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力来理解，最终常是一知半解。运用多媒体课件后，能够直观地体现出胚胎、胎儿在母体宫腔内不同时期生长发育的形态，以及头位分娩时，胎儿是如何以最小径线通过产道的三个平面的分娩机制。动画录像，再配以文字和说明，有效解决了理论教学费时、费力的矛盾，同时学生印象深刻，容易理解接受。
（二）化静为动，使教学内容由静态转为动态
“计划生育手术过程”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手段，将各项手术操作步骤从用物准备到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等以动态形式呈现在课堂上，学生能直观明了手术全过程，解决了老师表达难、学生理解难的问题。在“妊娠生理”章节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把“受精”、“受精卵发育”、“输送与着床”等基本概念以动画的形式进行体现，并配上悦耳动听的音效，学生既新鲜又好奇，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很快理解掌握了基本的理论概念。
（三）化繁为简，使教学内容由抽象转为具体
《妇产科护理》理论教学中，对于许多疾病的病理生理、发病机制、护理措施等理论多数学生认为“繁、难、多、杂”，不好理解，传统模式教学效果差。因此运用多媒体手段，把深奥的理论通过清晰而逼真的图像、图形、动画，由浅人深，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呈现，教学效果好。在“宫颈癌”章节教学时，运用多媒体手段，清楚地展示诊断过程中宫颈刮片、宫颈活检等关键步骤，再结合临床处理方法步骤的讲解，学生很快对癌症的发生、发展、转移和分期有了深刻的认识，还建立了临床思维能力。在讲授“女性生殖系统解剖与生理”这一章节时，运用多媒体手段，结合人体解剖学的彩色图片和影像讲解，通过分析、讨论女性生殖系统的解剖和生理，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认识女性生殖系统的解剖生理，教学简单明了。
（四）由点及面，使教学内容能由各章节的讲解转化为系统的知识
《妇产科护理》的理论教学，由于章节内容多，理论教学课时相对较少，教师备课时工作量大，有时课堂教学时只能以妇产科护理中出现的常见病、多发病为授课重点，传统模式教学常常将基础知识一带而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内容杂而乱，跳跃性大，连续性差，不易理解。多媒体手段的应用，能节省课堂上教师板书、绘图、画表所占用的时间，增加了教学容量，使教学时间充足。基础知识及相关内容可以综合系统地进行讲解分析、归纳总结，如通过列表总结疾病的鉴别诊断，把大量的诊断内容通过表画的形式进行直观地讲解，增加完善教学的整体信息，使教学过程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教学效率高、效果好。
总之，用好多媒体教学辅助手段，往往事半功倍，同时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达到提升教学效果之目的。
二、应用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需把握的环节
（一）要注意师生互动
教学是“教”与“学”相互交流的过程。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通过口授、板书进行教学，学生的注意力尚能集中在教师的言行上，教师教学的引导力掌控力强。但在多媒体手段运用后，往往教师把部分注意力放在操控电脑上，而学生的注意力又在大屏幕上，师生交流被弱化，“教”与“学”的交互性不强。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掌控课堂，引导教学，防止教学变为人和机器之间毫无情趣的信息交流。
（二）要注意掌握教学节奏
在理论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手段，减少了板书时间，增加了课堂容量和教学的信息量，提高了教学效率。但往往有的老师为了在单位时间内完成教学，仅根据制作的课件内容进行报告式的讲解和诠释，画面内容切换快，使得学生听课、理解、笔记顾此失彼。因此，教学中要注意掌握教学的节奏，张弛有度，使教与学同步合拍。
（三）要提高多媒体课件质量
运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首先需要制作一个好的多媒体课件，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多媒体课件制作的相关技能，还需搜集、整理有关与教学相关的资料和素材。目前个别教师仅仅单纯地把教材的文字内容照搬上电脑，将多媒体课件等同于电子讲稿，课件内容单一，形式呆板，不够生动形象。
（四）要注意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结合
多媒体手段在《妇产科护理》理论教学中是能发挥很大作用的，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对女性生殖系统解剖一节“骨盆”的讲解，运用多媒体能够使学生掌握子宫、输卵管、卵巢等组织器官的解剖知识，但对各器官之间的比邻关系就认识不够清晰了，此时结合骨盆教学模型，可加深学生对实体的感知，进而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因此在教学中要把握好应用多媒体手段的“度”，对多媒体手段不能过分依赖，而应与传统教学模式有机结合，取长补短。
生产运作论文范文5
【关键词】新闻评论 公众话语 差异 党报 都市报
新闻评论中公众话语的运用，在不同类型的媒体中有所不同。党报与都市报新闻评论中的公众话语是有差别的，总结这种差别的状况，分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报纸性质对报纸意见信息传达产生的影响。
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本文中所说的公众话语，是指以公众社会事务为内容，从公众角度反映和表达社会信息的非个人的话语活动及其结果。
作为代表性的党报，《人民日报》新闻评论中，包含着党及政府话语和公众话语这两个方面的意见信息。党及政府话语是指党及政府作为传播主体，传达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党及政府的形象，反映党及政府立场、声音的意见话语。而公众话语则是指反映与公众相关的信息、代表公众发表见解的意见话语。这些评论文章一般不是直接传达公众的意见信息，而是指导、设置和导控公众话语的方向。
都市报的代表《南方都市报》的新闻评论中，也包含着政府话语和公众话语这两个方面的意见信息。政府话语主要体现在它的“社论”版中，以政府决策性、指导性、宣传性信息为内容，表达相应的媒介立场和意见，这种话语不一定都是政府信息的直接传达，但大多为体现政府话语精神的媒介阐释与解读。而公众话语在《南方都市报》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一般民众身份的话语，可以视为“老百姓”的意见信息。另一种是各个领域专家、学者及其他人士身份的话语，可以视为“知识分子”的思想信息，这两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个论+众论”版中。“老百姓”意见话语一般是直接表达社会大众的对社会事件或现象的看法，“知识分子”思想话语则表现出特有的逻辑性、系统性和理性深度。
新闻评论的选题角度、语言特点、论证方法、写作风格都与公众话语的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选题角度体现了公众话语的立场和出发点，语言特点体现了公众话语的表达特色，论证方法体现了公众话语的思维方式，写作风格体现了公众话语的表现个性。从这四个方面来把握公众话语，能够对公众话语有更深刻的认识。
本文选取2015年6月份《人民日报》与《南方都市报》的所有新闻评论为样本。从选题角度、语言特点、论证方法、写作风格这四个方面，对两张报纸新闻评论中公众话语运用的差别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探究其产生的原因。
一、《人民日报》与《南方都市报》新闻评论中公众话语运用的差别
《人民日报》与《南方都市报》新闻评论中公众话语运用的差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新闻评论的选题角度
1.《人民日报》新闻评论文章选题的角度
《人民日报》在新闻评论文章的选题角度上多从党、政府角度出发。如果从受众角度去看，多数文章是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代表社会大众说话。
（1）关注政府官员的工作
在《人民日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以政府官员为评论对象的文章是评论文章中数量比较多的主题。这些文章大多关注政府官员的形象、工作效率、权力实施与责任义务等方面。对政府的工作进行评价，对政府官员的作风进行议论，发表党和政府的思想观点。选题在选择上多从政府、党的角度出发去发现问题，通过具体的论证，试图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2）关注政府机构的工作
在《人民日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以政府机构为评论对象的文章多是关注政府机构的建设与权力实施问题，政府机构的监督等功能的运用问题。批评政府机构办事方面的不足，把评论重心放在了政府机构建设等相关方面，希望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3）关注社会事件
在《人民日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以社会事件为评论对象的报道多从政府的角度进行报道，主要评论了政府的应对措施、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等。
（4）关注政策法规
在《人民日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以政策法规为评论对象的文章多从政策法规的内容入手，分析制定的合理性与出现的问题，对政策法规进行深入剖析，从中发现社会问题，引起政府的关注。
2.《南方都市报》新闻评论文章选题的角度
《南方都市报》在新闻评论文章的选题角度上多从受众感兴趣的话题入手，以大众的需求为写作角度，关注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与现象，是对社会公众思想信息的直接传述。
（1）关注就业问题
《南方都市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以就业问题为评论对象的文章主要是针对目前大学生毕业就业难的问题，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分析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引起社会的重视。
（2）关注社会事件
《南方都市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以社会事件为评论对象的文章与《人民日报》对社会事件的关注有所不同，《南方都市报》更多是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关注社会事件对大众与社会产生的影响。
（3）关注经济问题
《南方都市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以经济问题为评论对象的文章多从目前的经济现象出发，分析问题的产生对大众带来的影响。
（4）关注教育问题
《南方都市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以教育问题为评论对象的文章从高考、教师、学校等方面来反思教育产生的问题，并试图论述解决的方法。
（二）新闻评论的语言特点
1.《人民日报》新闻评论文章的语言特点
《人民日报》新闻评论文章的语言特点是严肃、郑重，多运用中央文件和其他政治性文本中的话语来传播意见信息，突出了它是党和政府话语的代表这个特点。另外，频繁的使用成语与古语使得它失去了一部分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受众。
（1）权威主体词语的运用
在《人民日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经统计，“党”“政府”“官员”“党的领导”这些词组出现的次数较多，说明了《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中党性词语的运用频率是比较高的。
（2）成语、古语的运用
在《人民日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会经常出现一些比较生僻的成语与一些古语。成语与古语的过多运用，对党报读者的文化程度提出较高的要求，也显现着党报读者的某种群体特点。
2.《南方都市报》新闻评论文章的语言特点
《南方都市报》新闻评论文章的语言特点是平民化的，所运用的词语大多比较简单易懂，平民语言使用的程度是比较高的，便于受众阅读与理解，充分体现出了它是公众话语的直接传播载体，而不是代表公众的思想媒体。
（1）口头词语的运用
在《南方都市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能够很容易地看到大量口头词语的运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是比较轻松的，能够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容易在受众心中产生共鸣。
（2）短句的运用
《南方都市报》的评论文章中语句都不是很长，基本上都是短句。短句的大量使用，好处在于它可以使受众轻松地理解意见信息的表达，方便了受众对文章中心内容的把握，降低了阅读困难。
（三）新闻评论的论证方法
1.《人民日报》新闻评论文章的论证方法
《人民日报》的新闻评论文章，多运用列举数据与提供政策支持这两方面来作为论据进行深度论证。
（1）列举数据
列举数据，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论证方法，是比较强势的论据之一。《人民日报》的新闻评论文章中经常会根据所评论的话题来进行数据统计，列举数据说明问题。
（2）引用政策法规
引用政策法规，也是《人民日报》在评论文章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论证方法，在文章的开篇会选取与主题相关的政策法规进行解释。这些政策法规是具有权威性的，受众看到话题与特定法规政策的联系，会在心里产生权威感、信任感。
2.《南方都市报》新闻评论文章的论证方法
《南方都市报》的新闻评论文章运用的论证方法是比较活泼的，随意的，它除了运用列举数据、引用熟知的政策等方法外，还会总结相关的社会事件、社会现象对主题内容进行进一步说明。
（四）新闻评论的写作风格
1.《人民日报》新闻评论文章的写作风格
《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写作风格是比较庄重、严肃，运用大量的政治性语言传播意见信息，具有较强的权威性。文章的写作结构也比较固定，少有变化，体现了一种信息传达的一贯性和稳定性。
2.《南方都市报》新闻评论文章的写作风格
《南方都市报》的评论文章写作风格是比较活泼的，口语词语与短句的运用使得文章整体呈现一种轻松的感觉，让受众能够比较迅速的了解作者的意见信息，对这种意见进行及时的反馈，平民话语的运用程度也是比较强的，阅读起来比较简单。
二、《人民日报》与《南方都市报》新闻评论中公众话语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报纸功能定位的不同
《人民日报》是党报，因此它的宣传任务是要对党、政府的方针政策进行报道，对党政机构、政府官员出现的问题进行评论。《人民日报》无论是在选题上还是在语言的表达中，都严格按照党和政府的标准，传播意见信息，因此评论文章呈现出严肃的风格，即使是在时评中，也要代表社会公众的意见。
《南方都市报》是市场化报纸，完全的市场化运营，为了能够符合报纸的定位，在选题与写作风格上都是比较活泼的。它的评论文章也是如此，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选取受众感兴趣的主题，从受众的角度出发，直接传播社会大众的思想信息便成为它吸引受众的有效办法。
（二）评论作者的构成不同
《人民日报》的新闻评论文章多为本报评论员、专职新闻评论人以及各级党政领导人所写，文章结构与风格都比较统一。
《南方都市报》的新闻评论在报纸上有社论、个论+众论这两个版，文章的作者是多元的，既有本报的评论员，也有广大的社会民众，还有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网友。因此，评论的写作风格也是多样的，话语的表现形式也是丰富的。
（三）报纸受众定位的不同
《人民日报》受众多为政府机关的公务员或者是教育水平比较高的社会人士，他们有了解政府相关政策等内容的需要。另外，这一部分人群想要知道政府对社会事件的看法，也就是说在新闻评论文章中看到政府的观点。因此，《人民日报》在新闻评论文章中会侧重于传播政府的声音。
《南方都市报》的受众组成是比较复杂的，不仅包括这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还有更多一部分知识水平比较低的受众。为了满足这一部分受众的信息需求，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受众的思想信息，在新闻评论文章中就体现为传达公众的话语、意见和思想信息。
参考文献：
[1]马少华.新闻评论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范敬宜.总编辑手记[M].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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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别从媒体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政策进程与实践推进、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问题反思等三个方面，对中国近十年来的广电体制改革进行了回顾与总结；认为无论对于管理者、实践者，还是理论学家，迄今为止并未就电视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经营，达成统一、明确的认知；今天的中国广电产业体制改革在诸多矛盾问题的交织与困扰中，已经进入到了产业体制改革的“冷冻时期”。
一、电视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政策推进与实践回顾
2000年前后，中国电视产业在经历了行政事业管理和事业/企业双轨制管理两个发展阶段的徘徊与渐进过程之后，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指向和实践运行都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即国办[1999]82号文件），从行业结构上引导并促进有线网与无线台进行合并，并在具体的操作实践层面，明确提出了广电媒体应该跨地区、跨行业经营的指导原则。这个文件的出台为后来电视运营的产业化变革和电视媒体内部管理机制的产业转型提供了切入的契机，因此也被业界人士和行业专家认为是政府广电管理高层锐意进取，改革原有广电系统零散化分割格局、促进新一轮体制变更的纲领性文件。
与此同时，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电视研究》等为代表的电视专业期刊，也集中刊发了一批旨在探索广电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理论文章，在学术层面上推动着广电体制产业化变革的实践进程与观念深化。从1999年到2000年，周鸿铎的《对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的认识和采取的经营策略》（《视听纵横》1999年第2期）、《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道路的实践和理论依据》（《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高福安的《关于我国媒体经营的类型与研究》（《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经营管理思路》（《现代传播》1999年第6期），郭荣生的《电视经济：一条快速发展的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1期）、龙佑云的《谈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和即将到来的产业格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2期）、梁和的《产业化经营是电视业发展的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5期）、朱建飞的《产业经营：中国电视跨世纪的抉择》（《电视研究》2000年第1期）、尧风的《电视产业经营的必然性与相关条件》（《电视研究》2002年第2期）等文章先后刊出。这些评论者以观察员、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身份借助学术论文化的表达方式，在广电管理行业政策产业化变革呼之欲出的关键年份，向媒体实践领域也向广电政府管理层表达着自己的话语诉求和问题意识。
2000年11月17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即广发办[2000] 284号文件），明确了在保持宣传任务为中心不变的前提下，组建集多媒体、多渠道、多品种、多层性、多功能于一身的广电传媒集团的行业发展指导方针。同年底，全国第一家省级广播影视集团湖南电广传媒集团成立。第二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1] 17号文件），正式明确了积极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组建大型新闻传媒集团的目标，并对组建广电集团的原则、体制、融资、运营目的等进行了全面明确地界定，该文件因而成为助推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建设的里程碑。同年，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广播影视集团化改革的实施细则（试行）》（广发办字[2001] 1452号文件），对广电集团的管理结构与运作制度、宣传任务与企业创收等方面进行了细则指导。
在此前后，随着中共中央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文化产业和其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内容，在两次会议形成的决议报告及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完善文化主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事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第一次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上受到关注。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3] 21号文件），更进一步地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在21号文件的指导方针下，国家广电总局制定并了《广播影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及配套的相关文件，审核批复了浙江广电集团、山东广电总台、南京广电集团、厦门电视台、深圳电视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长春电影集团公司等7家试点单位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审核批复了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和峨眉电影集团组建方案，将广电行业的集团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推开。
在中央战略决策导引、业界实践探索和理论界观点争鸣三者的合力推动下，2003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公布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分别从当前广播影视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相关措施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广播影视业改革与建设的产业思路。这也是国家广电管理系统高层对中国电视行业的产业化变革，所进行的第一次详细全面地阐述。《意见》分析了中国电视业目前的发展现状：电视台电台1900多座，电视节目2000多套，节目制作机构近900家，年产剧作1000多部10000余集，系统收入514亿元人民币；并进而指出，从1982年到现在，我国的电视媒体已基本实现了从依靠财政拨款生存到自收自支、自我营生的历史性转变。在《意见》中，“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按照广播影视产业的特性和规律，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依法管理为保障，以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提高竞争力，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的产业化指导思想被明确提出。[1]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和重点内容及相关措施得到逐一阐释，这一文件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电视产业发展思路和政策导向的最终明确。
二、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与争鸣
电视产业化发展政策的明朗和实践探索进程的加快，带动着电视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持续升温。1999年11月，《光明日报》在第五版“文化风云”栏目发表了刘志远的文章《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在这篇篇幅不长的短论中，作者指出影视业作为“新兴产业”、“黄金产业”、“朝阳产业”，虽然发展潜力巨大，却由于资本市场发育不良、产品交易市场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其发展状况难以令人满意。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分别从“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发展我国影视业”、“发育资本市场，建立影视产业投资基金”、“完善影视产品交易市场体系，创造一流产品”、“组建影视产业集团，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中国影视业资本运营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其中所提到的“缺乏市场经济意识”、“行政干预、封闭式运作”等，看法尖锐而又切中肯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影视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本市场运营现状。文中所提倡的“形成产业规模”、“实行制作与播出分离”、“利用资本市场，合理配置影视产业资源，并通过有效地融资手段来推动中国影视业发展”、“充分发展人才的积极性”、“以资本为纽带，实行强强联合，组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影视产业集团”等[2]，都成为了以后电视产业改革和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重点方向与问题所在。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广电集团化呼声的升高，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研究也迅速呈现出了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并开始由单纯的理论研讨向实践运营层面过渡。该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第3期上刊发了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文章《深化改革 开拓进取》。在文中，作为业界精英和代表人物的赵化勇，针对中央电视台的当下运营情况及未来发展前景，鲜明提出了“大力推进频道专业化进程”、“进行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分离的改革尝试”、“全面推进成本核算工作”、“推进建立以全员聘用制为核心的人事管理机制”、“加快建立‘第二经济支柱’（广告为第一支柱）”[3]的运营理念和整体变革策略。相比较之下，此处的电视资本运营实际已经扩及到了电视产业运营的方方面面，而不再仅仅只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资金”概念。由于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的标杆作用和示范效果，它在电视资本经营理念上所提出的变革主张，也无疑地成为了全国各地方电视媒体效法的对象。
在同一期杂志上，还刊发了山东胶州广播电视局王政林、周建明的文章《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对电视媒体优化资源配置、推行集约化经营和引入竞争机制、改变用人制度、调整原有局台机构设置、实行制片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述。[4]此后，刘占华《开拓广播电视节目资料管理的新思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5期）、林涛《从资本整合到资本运营——关于广电集团化的一点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3期）、卜彦《电视产业金融资本的运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12期）、王刚健《成本预算与成本经营——电视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9期）等一批文章先后发表。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出发，推进并深化了电视产业运营中资本经营的研究工作。
其中，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李岚的文章《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结合广电行业2000年以来集团化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对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现状和其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进行了反思与构建。[5]这篇文章提出，应该从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有限财产责任、建立保障各方利益的分配机制等几个方面，对现有集团管理运营制度进行制度创新。在广电集团内部运作机制的效率评估上，她主张从经营模式及其运作、支出结构及其运作、收入预期及其运作等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严格评估。这一观点，是对2000年以来广电集团化浪潮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广电产业改革由速度型向稳健型转轨的恳切理论建议。文章还从产业链打造的角度，考量了中国广电集团市场价值的评价体系建设现状，并将电视媒体品牌的无形资产纳入到了评估体系的范围中来。这篇文章是中国电视产业化发展初期，就资本运营和体制监管进行深度剖析的，极富创设性的理论探索论文之一。
在电视产业进行资本运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民营公司的出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105号文件，在第10条中明确规定了以下内容：“鼓励、引导社会资本以股份制、民营等形式，兴办影视制作、放映、演艺、娱乐、发行、会展、中介服务等文化企业，并享受同国有文化企业同等待遇”[6]。次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在第五条中明确肯定了社会组织和企事业机构可以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7]随着民营电视在产业格局中合法地位的正式确立，民营电视资本运营也成为整个产业理论研究中的受人关注的焦点内容之一，《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现状报告》（李幸、汪继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解析中国民营电视》（陆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国民营影视发展研究》（耿蕊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专门以民营电视产业运营为研究对象的一批著作也随之问世。这些著作一方面应和着星美传媒、太合影视、浙江影视集团、贵州金天地广告节目有限公司等民营公司的快速发展情势，一方面也扣合着中国电视管理体制改革制作/播出分离浪潮的推进，在整体上促生了产业理念研讨多元化发展局面的形成。
这一时期，较早介入媒介资本运营研究领域的周鸿铎也先后出版了《传媒产业资本运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传媒经济导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媒介产业制度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著作，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媒介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化地研究。2006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黎斌编著的《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该书在继承原有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理念的基础上，首次将系统模型、耗损结构、产业经济学框架引入到了中国电视传媒产业改革的理论研究中来。在对中国电视现状进行具体评估的基础上，《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不但揭示了中国电视资本运营系统的演进特征，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整体推进、价值集成和风险控制等对策建议。
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媒资本运营》（谢耘耕著）则第一次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传媒资本运营的现状和未来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框架。作者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国际传媒资本运作的经验，对我国传媒的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分别就传媒资本运营的发展、传媒融资、传媒并购与反并购、并购后的整合、传媒收缩战略、传媒无形资本运营等方面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同时期的媒介资本管理著作中，具有着开拓性意义。次年7月，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台长李晓枫主编出版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一书。围绕“传媒资本运营”这一重点主题，全书从理论框架、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等视角出发，对我国电视业广播电视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并在“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理论构建、国外传媒经验借鉴和国内电视业的资源整合等层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和重要借鉴意义的理论建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体多元”产业格局及其经营思想的提出。围绕这两个问题，编者阐述了以播控环节为中心，向电信行业、图书及杂志市场寻求合作的综合化电视产业经营思路，并着意强调在在现有语境下推行“国资为体、资本多元”，“公益为本、经营为用”[8]运营理念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总结了七年来中国电视资本运营和理论探索所取得的发展与进步。此外，这一时期涉及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著作还有曹鹏/王小伟主编的《媒介资本市场透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赵曙光/耿强合著的《媒介资本市场——应用导向的分析》（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严三九/黄飞珏著《媒介管理学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赵曙光/张志安著《媒介资本市场案例分析》（华夏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这些著作也都在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或专门论述或顺带提及，探讨了电视产业资本经营中的相关问题。
三、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与体制改革的理论反思
在电视资本运营的探讨中，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了新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在该文件的上市公司名册中，传播与文化产业被定为13个基本门类之一。隶属于这一门类的音像、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艺术、信息传播业等5个大类，都被视为可以上市经营的各二级产业门类而名列其中。这个分类的出台，向中国广播电视业传递了三个重要信息：一是明确承认广播电影电视是一个经济产业门类，二是明确宣示了广播电影电视业可以上市经营，三是已经上市的广播电影电视电视可以放心大胆地经营。[9]其实这个文件的出台，和当时中央两办相关文件的精神是存在某些冲突之处的，一是在对待国外资金的态度上，二是在对待上市问题的态度上。这两个问题所反应出的，实际上也是广电行业推行集团化，实行产业改革后最终属性的判断问题，也即是“企业”还是“事业“的问题。其实，从1999年6月，全国第一家广播电视集团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成立算起，这个问题就一直是隐藏在产业化和集团化浪潮之后的软肋所在。这个问题或明或暗地始终制约着广播电视产业集团化的推进，也是向制约广电集团化更高层级和更稳健姿态发展的最大难题。同时，它也也是困扰研究者和批评者的最大问题和理论探讨的症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