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的构成要素范文1
【关键词】 会计经济活动； 上市公司假账； 会计博弈； 公司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会计”这一经济活动出现以来，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会计假账”现象。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会计假账不仅发展成为各国严重的社会公害，而且演变成为一国政治法律领域的重大问题。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中出现的“五粮液事件”和“绿大地事件”等也进一步暴露出我国的会计假账现象十分严重。
据2009年9月30日《四川在线》(成都)、《东方早报》(上海)和2009年10月14日《扬子晚报》（南京）报道，五粮液集团2007年年报在披露主要控股子公司宜宾五粮液供销有限公司的会计报表数据时，将供销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725 066.15万元变更为825 066.15万元，增加营业收入达10亿元。封某等四人依据五粮液集团2006年和2007年的年报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保留审计意见，相继购买五粮液股票约1万股，亏损近25万元，2009年1月封某等四人向法院，请求民事赔偿。
2010年9月，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嫌的会计违法违规案，成为中国证监会近年来查处的又一起带有典型意义的上市公司会计欺诈发行案件。2004―2007年，绿大地公司通过签订阴阳合同、伪造银行票证、操纵资金流转、伪造虚假交易业务和合同发票等方式虚增资产、收入和利润，共计虚增营业收入2.96亿元，2011年9月6日该案在昆明市官渡区法院审理。2011年12月初法院给出判决结论，判决之轻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原财务总监和董事长均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缓刑四年执行；外聘的财务顾问庞某和公司员工赵某仅获刑两年，并缓刑三年执行；公司员工赵某某获刑一年，并缓刑两年；罚金处罚也仅400万元。
众所周知，会计的使命在于建构会计信息的优化配置与高效运行机制，确保会计信息的客观真实，防范会计假账，充分发挥财务会计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和资源配置功能。但是，会计假账通过会计主体在履行会计契约过程中经过多次博弈形成的违约无序状态使会计的积极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会计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博弈行为以及博弈的基本内涵、博弈的主体对象、主要目标等问题，期望能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会计假账问题提供一种思路或参考。
二、会计经济活动博弈的基本内涵与性质
在现代经济学中，经济博弈是指各当局方在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依存关系中，基于理性判断而采取的（或选择的）、能最大程度地提高经济主体自身利益的经济行为。依据经济博弈过程中经济主体的信息拥有程度不同等因素来分析，经济博弈可分为基于完全信息基础上的静态博弈和基于不完全信息基础上的静态博弈，以及基于完全信息基础上的动态博弈和基于不完全信息基础上的动态博弈等类型。经济博弈的实质在于博弈主体根据他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措施来确定自己的最佳行为方式，并尽最大的可能来减少自身行为所必须支付的交易费用，经过反复博弈，实现交易费用一定时的自身利益最大化或利益所得一定时的交易费用最低化，从而使博弈客体在保证各博弈主体意志基础上各自利益得以兼容统一，最终通过多次博弈逐步形成确定的社会契约机制。
从“会计”这一经济活动领域来分析，会计行为通常是政府等立法者、社会经济组织（如企业）、会计从业人员等多元会计行为主体在不断反复博弈后形成的均衡契约现象。一般而言，会计活动中的博弈次数越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程度也就越高，最终所达成的反映和表达所有主体意志的利益均衡状态便成为社会各界普遍接受的会计基本规则，并使任何违反该规则而暂时获得利益的人能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惩罚，或者说“得利”会被更大的惩罚成本所冲减，违规者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利益损失。
笔者认为，会计经济活动博弈是会计活动中各契约主体之间为达成对行为主体各方均有利的均衡而出现的反复“讨价还价”过程。就性质而言，这种会计博弈活动是一种基于“信息不完全”基础上的“讨价还价”，或者说是一种基于“非对称信息”基础上的动态博弈。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理由有三个方面：
第一，从信息拥有方面看，会计博弈主体所拥有的信息量是不对等的。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交易市场上的契约双方（或者说供给方和需求方）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均衡的。一般来说，供给方拥有较完全的或较充分的市场信息，而需求方则拥有较少的市场信息。以会计经济活动博弈过程来说，各会计主体在会计活动中所拥有的信息数量不可能相等，信息质量的优劣也不可能均衡，这样双方必然存在着博弈信息分布的不对称状态。一般来说，处于信息优势的契约方（如供给方）总是企图通过输出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而获取交易中的经济利益，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如需求方）则想方设法通过支付搜寻信息费用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市场信息，从而扭转自己在会计行为主体博弈中的被动局面，力求取得较为平衡的博弈信息地位。
第二，从交易费用方面来看，会计博弈过程中所耗费的交易费用不易被确定。会计行为主体在反复进行的讨价还价过程中，总是力求降低交易费用，把博弈费用降至最低点，争取最大的契约利益，以达到对主体各方均有利的均衡点或最优化目标。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解释，交易费用不仅包括经济活动中的签约和谈判费用，而且还包括产权的度量和界定费用、监督经济绩效的费用和进行组织活动的费用等在内。由于会计这一经济活动的博弈主体在拥有信息量上并不均衡，并且博弈信息量还处于不断变化调整之中，因而必然造成不同会计博弈主体所耗费的交易成本大小不相等，加之博弈信息的交易成本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会计博弈过程耗费的交易成本必然难以准确量定。
第三，从博弈环境来看，会计活动中的博弈行为所依赖的外部环境具有不稳定性。任何一种行为都是在特定环境中完成的，会计博弈行为也离不开一定的外部环境。由于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人口、资源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而社会经济和法律环境又是不断变化的，永远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因此，会计活动的博弈行为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始终具有动态易变性和不稳定性等特征，从而使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行为也必然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
三、会计经济活动博弈过程中的博弈主体与博弈对象
由于会计经济活动中可能存在着个别博弈主体的参与动力或参与程度不足，这导致另一些行为主体便可能控制并垄断会计活动信息，并以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来主导对外披露会计信息的虚假程度，从而形成能够确保其本身利益最大化的会计信息秩序。因此，基于公司假账治理视角的会计经济活动博弈问题研究，必然要对会计经济活动博弈过程中的主体以及博弈对象等问题作进一步思考分析。
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主体，是指会计活动中存在利益关联性的各类经济主体，主要包括立法者（国家或政府）、投资人、债权人、会计从业人员、企业经营管理者、企业劳动者等在内。一般而言，会计活动主体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利益关系上是相异性和相关性的统一。一方面各类会计经济活动主体代表着各不相同的利益关系，并且各种利益之间存在相互矛盾的甚至对立的方面，不可能存在利益关系完全一致的两个博弈主体；另一方面，参加会计经济博弈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的利益又不可能是完全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对立统一体，一方的利益实现必然会受到其他会计行为主体的利益制约和影响。第二，博弈行为主体符合现代经济学中的“有限理性”或“非完全理性”假设。诚然，各行为主体参加会计经济活动时的博弈，均存在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行动，参加会计经济活动博弈的各行为主体一般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意愿，博弈行为人存在完全的意思表达，不存在有意思表示上的缺陷，或者说不允许意思缺陷的会计行为主体参加会计博弈活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会计行为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必然会受到国家法律法规等合法变量的约束，“有限理性”才是经济主体行为特征中最现实和最客观的表现。
与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主体有着天然联系的是博弈对象问题。长期以来，会计经济活动中的博弈对象不甚明晰，如人们普遍地将“会计信息”视为会计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博弈对象。本文认为，这种以“会计信息及其控制程度”作为维护不同主体利益的主要手段，必然会导致会计假账现象产生，尤以是导致上市公司中的会计假账现象流行并日益严重。
本文主张“会计经济活动博弈的对象是提供客观真实会计信息的会计契约关系”的观点。所谓会计契约关系，主要包括会计领域内的法律与法规、规章和制度、会计准则和相关合同协议等在内。众所周知，会计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会计法规由国务院即中央政府制定；会计规章和会计制度则是由会计主管部门（目前为国家财政部）制定；会计准则由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起草并经会计主管部门（财政部）认可后颁布。上述这些都是通过国家法定程序制定的、具有强制约束力和执行力的制度性契约规范。而会计合同协议则是由会计经济活动博弈主体通过充分的博弈而达成的一种契约，对契约当事人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虽然这种契约不是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契约，但是对于特定当事人而言，无疑具有和制度契约等同的效力特征，可以视为适用范围具有特殊性的制度契约规范，因而会计合同协议也构成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对象。
分析会计这一经济活动的博弈对象，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契约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已生效的会计法律法规、合同协议等契约，在有效期内如果没有出现特别重大的不可抗力因素，一般来说是不能轻易变动的，但是，当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环境以及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则也应该要进行适时的变化调整，从而使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对象能不断更新和进化。二是契约建立程序公正基础上的约束有效性。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对象是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或约定程序进行博弈的，因而就程序而言具有公正合理性；进一步地，建立在客观公正和合理有序基础上的博弈对象一旦通过有效博弈达成了结果，自然地就要对全部会计行为主体形成较强的法律约束力，且效力必须显著。
四、会计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博弈组成要素和目标
借鉴现代经济学中的博弈要素理论，笔者认为，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要素也应该包括以下六方面要素在内，如博弈的参与人、对象、环境、信息、规则、目标等。对于博弈行为来说，这些构成要素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构成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行为。
从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参与人来说，这是指参加会计活动博弈过程中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各类会计经济主体。其中会计制度契约由所有会计主体共同组成，是所有会计行为主体的利益契约统一体；会计的行政、民事、劳动等契约由不同的会计行为主体参加，是不同的对立利益的契约组合。
从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对象来分析，如上所述，这是指会计经济行为和会计制度。会计经济行为是指会计行为主体的积极作为和消极不作为，由具有法律效力的会计合同、会计协议等契约文件所构成；而会计制度则由会计法律法规和会计规章、会计准则等所构成。
从会计经济活动博弈的环境来分析，这是指会计行为博弈依存的外部条件或因素所形成的整体状态。会计经济活动博弈的基本环境要求是舆论宽松和激励竞争。所谓的舆论宽松是指博弈主体的态度积极、行为主动、欲望强烈以及新闻媒体和其他组织、个体能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所谓的激励竞争是会计经济活动博弈环境有助于调动会计行为主体的博弈需求、有利于激发会计主体的竞争行为、有益于提升会计主体的竞争意识和理念。
从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信息来分析，这是指对会计博弈行为能产生积极效果的各种因素、条件和变量，包括主体性状、环境优势、利益目标、决策方案、对象状况等。
从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规则来看，主要包括主体平等、合法公正、高效有序等要求。主体平等是参加会计博弈的主体具有相同的法律资格，法律地位平等；合法公正是会计博弈过程始终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展开，并且参加博弈过程的权利义务公平公正，没有歧视现象，合法公正是会计有序博弈的基本规则；高效有序是会计博弈始终贯彻成本效益规则，以最低的博弈成本取得最好的博弈效果，即博弈后形成的会计法律制度能够得到社会普遍公认，并且出现会计博弈高效、井然有序会计行为的经济效果，高效有序是会计最佳博弈的目标规则。
从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目的来说，这是指会计博弈行为所要达成的方向和目标，即达成高效的会计契约，生产提供客观真实的会计信息。
会计经济博弈行为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不断博弈，使会计制度达到充分表达所有会计行为主体意志和利益的均衡状态，以确保生产或对外供给客观真实的会计信息。这一目标一般包括以下两个基本要求：
第一，建立在博弈行为策略效果最佳基础上，实现博弈利益均衡。每一个会计活动主体（或者说博弈当局者）所采取的策略一定是基于其他会计活动主体（或博弈当局者）所采取的策略的理性反映，每个会计行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通过充分的博弈，使会计法律和法规对各行为主体的利益诉求达到最优表示，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呈现出一种稳定均衡态势，博弈参与各方的利益目标也实现最大化。
第二，各会计主体共同确认遵守。由于会计法律充分表达了各会计行为主体的利益或意志，体现了各会计行为主体的权利要求，同时在法律上对各会计行为主体的义务和责任也进行了相应的确定，因此，按照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等规则，各会计行为主体必然普遍认可会计法律和法规的权威性，并主动地遵守执行法律法规，真实地履行法律赋予给各当事人的义务，从而使自己的法定权利在法律范围内得到充分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股市惩戒机制形同虚设 绿大地欺诈判决让人不解［N］.深圳特区报，2011-12-06，B1.
［2］ 施锡铨.博弈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博弈的构成要素范文2
关键词:创新网络;演进博弈;形成机理
一、 引言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竞争环境的变化，企业开始通过创新网络来获取创新资源，缩短创新时间，进而取得竞争优势。创新网络不仅有利于减少创新费用和分散创新风险，而且有利于促进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的紧密结合。可以说，创新网络是构建并完善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创新网络是由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政府机构、中介组织等组成，其中企业是最主要的创新主体，企业为了实现创新功能，通过创新网络与其他创新主体建立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获取创新资源，从而有效地提高创新效率。Freeman(1991)认为创新网络是一种应付系统创新的基本制度安排，其中企业间的创新协作关系是网络架构的主要联结机制。Olaf Arndt & Rolf Sternberg(2000)认为创新网络是不同的创新参与者的协同群体。因为创新网络能够帮助创新企业共享创效利益、共担创新风险，并获得特殊的技能。组成创新网络的企业、大学或科研院所、中介组织及政府进行合作以实现共同的创新目标(Barringer & Harrison，2000)。Moller & Svahn(2009)对创新网络管理过程进行了研究，并发现网络成长受科技环境影响很大，同时它又能反作用环境，进而改善区域创新环境。现代科学技术如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创新网络的研究，这些技术在不同行业的广泛使用导致了组织界限的模糊，并产生了深而广的网络结构。例如，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科技组织投入了大量的智力资本和物质资源，最终导致了网络的广泛发展(Robinson，Rip，& Mangematin，2007)。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创新网络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国家竞争力和创造财富方面的重要性。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的创新政策由鼓励研发投入到鼓励建立多部门合作的创新网络构建(Corley，Boardman，& Bozeman， 2006)。虽然目前创新网络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其形成机理以便于完全认识它的潜在优势。本文研究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创新网络的本质特质，然后就创新网络研究机理进行分析，并找出其中的发展规律。
二、 创新网络的本质特征
网络广义含义被认为是由不同的主体和主体间的关系组成。在创新网络中，创新主体通过建立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进而获取创新资源，并有效地提高创新效率。创新网络之所以能在创新活动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是基于它的五大特性:
1. 互补性。由于不同的创新主体拥有不同的创新资源，在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创新作用。通过共享知识和技术资源，创新网络中的创新主体间的合作可以降低创新成本，进而提高创新效率，即产生“1+1>2”的协同效应。由此可见，创新网络中的企业之间、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政府和中介机构之间形成了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2. 开放性。网络创新活动通常是创新主体间互动频繁和内外交流频繁的过程，创新网络之所以具有创新优势，是因为网络主体间科研通过频繁交流产生网络互动效应，网络节点通过与网络外发生多方位、多层次的联系，获取更广泛的知识和互补性的资源。开放性的网络便于创新主体与外界联系，及时了解网络内外相关技术和市场信息，提高与网络外先进技术和市场的对接能力，确保创新活动可以更好地适应外界环境的最新变化。
3. 动态性。由于创新网络中的企业是随时进入和退出的，创新网络结构相应的产生变迁，表现在跟随性变迁和选择性集聚等方式，这就决定了创新网络的动态变化特性。其次，由于创新资源分布在网络的各个节点中，创新资源的产生和流动也决定了创新网络的动态性。网络创新的实质是网络内企业相互学习的过程，相邻节点(企业)间可以更加便利地分享创新成果和知识。此外，创新主体与外界进行知识交流决定了网络的动态性。随着信息化的加快发展，要取得更大的创新，必须有效突破地域的束缚，更多的与外界互动以便有效提高网络整体的创新能力。
4. 根植性。创新网络的形成往往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创新网络内的企业因为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处于相近的制度环境中，其经济行为便不约而同的植根于网络内共同的知识背景和游戏规则中，由此产生的聚合效应的就越多。创新主体通过非正式的社会网络有机的联系在一起，有效增强了网络成员间的信任，这既有利于传播和扩散显性知识，更有助于隐形知识的流动和共享，进而增强了网络的创新能力。
5. 协同竞争性。创新网络内各主体间既存在协作的关系也存在竞争的关系。创新主体间在注重协作的同时，往往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展开竞争，当然，竞争与协作并非矛盾体，有效地竞争为共同创新提供了动力，只不过这种竞争是在协作的基础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协作性竞争。
三、 创新网络形成的复制动态演进博弈模型
创新网络的形成过程必然涉及到企业竞合问题，在讨论企业竞合问题时，学术界通常应用合作或非合作博弈方法。传统博弈论通常假设博弈双方是完全理性的，而且在信息充分的环境里，由此得出的博弈均衡解未免牵强。而Smith(1974)提出的演进博弈理论正好弥补了传统博弈论的不足。Matthew和Alison(2002)曾指出“由于演进博弈理论具有动态调整和学习过程等动态机制特征，从而为研究群体行为进化和稳定机制提供了较好的分析方法”。Zander(2002)在研究瑞典通用电器公司与瑞士的Brown-Boveri合作创新网络的形成时指出，创新网络的最初形成具有一定的经济逻辑，当网络形成时，由于某种经济动因开始不断地演进，其形成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复杂的过程。
本文从有限理性出发，认为博弈双方的策略均衡不再是一次性博弈的结果，而是一个不断学习和调整的结果，通过多次博弈和长期的学习与改进，博弈双方趋向稳定策略，而且在稳定策略条件下，个别“突变”策略并不能带来收益，此时的稳定策略称之为“进化稳定策略”(ESS)。正是由于创新网络具有互补性、开放性、动态性、根植性和协同竞争性才导致了网络的复杂性，进而导致创新主体间博弈的有限理性。在有限理性前提下，创新网络的形成便是一个动态的学习与调整过程。因此，本文在分析创新网络具有的特性基础上，借助演进博弈理论研究创新网络形成机理，构建创新网络复制动态模型，并从中找出影响创新网络形成的主要因素。
1. 博弈模型的建立。假设现有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创新网络，在网络外部存在一些试图加入该网络的企业。假设博弈方A代表网络外部试图加入的企业群，博弈方B代表网络内部企业群。博弈方A有两个选择，一是“加入”网络，二是“不加入”;博弈方B也有两个选择，“接受”或“不接受”A的加入。由于博弈双方对创新的认识能力和预测能力有限，因此，博弈双方符合有限理性的条件。博弈双方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表1中R′A、R′B分别表示博弈方A如果无法加入创新网络时双方的收益;RA、RB分别表示博弈方A加入网络后双方的收益。其中R′A?茁ATA，?酌BTB>?茁BTB，这在后面的研究中得以证明。
2. 博弈过程分析。现假设博弈方A采取“加入”创新网络策略的企业比例为?姿，则采取“不加入”策略的企业比例数为1-?姿;同时假设博弈方B采取“接受”A加入创新网络策略的企业比例为?籽，则采取“不接受”策略的企业比例为1-?籽。因此可以计算出博弈方A选择“加入”和“不加入”策略的期望收益UeA、UnA，以及博弈方A的平均收益UA，各收益表达式分别为:
UeA=?籽(RA+?酌ATA-?茁BTB)+(1-?籽)R′A(1)
UnA=?籽R′A+(1-?籽)R′A(2)
UA=?姿UeA+(1-?姿)UnA=?姿?籽TA(?酌A-?茁A)+R′A(3)
同理可得博弈方B选择“接受”策略和“不接受”策略的企业期望收益和平均收益UyB、UnB、UB，数学表达式分别为:
UyB=?姿(RB+?酌BTB-?茁BTB)+(1-?姿)R′B(4)
UnB=?姿RB+(1-?姿)R′B(5)
UB=?籽UyB+(1-?籽)UnB=?姿?籽TB(?酌B-?茁B)+R′B(6)
我们知道，复制动态概念指出博弈的优势策略转变是一个渐进过程，因此可以用复制动态公式表示策略调整的速度，现在对博弈双方进行复制动态分析。
博弈方A群体复制动态方程为:
公式(7)表示博弈方A选择“加入”策略类型的企业随时间变化的比率与博弈方A的企业数量成正比，与博弈方A选择“加入”策略类型的期望收益大于所有博弈方A平均收益成正比。
博弈方B群体动态方程相位图如图2所示。
3. 博弈结果分析。基于上述创新网络形成演进博弈模型可知，博弈双方的比例变化复制动态的关系可以在以两个比例?姿，?籽为坐标图上标示，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博弈双方的进化稳定策略(ESS)只有唯一点(?姿*=1， ?籽*=1)，其他各点均不具有复制动态的收敛特性，且抗扰动能力差。由此可见，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博弈双方经过长期的反复博弈后，学习和调整策略的结果是:潜在加入创新网络的企业在?酌A>?茁A情况下，即创新收益大于创新风险的条件下，则加入创新网络带来的收益大于0((?酌A-?茁A)TA>0)，在利益驱使下，最终所有的企业都选择加入创新网络;同理，创新网络内原有企业在?酌B>?茁B情况下，最终选择的结果是接受新企业的加入。由此可见，当收益系数?酌越大，风险系数?茁越小时，博弈结果最终收敛于(?姿*=1，?籽*=1)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创新网络中，收益系数?酌通常与企业的吸收和转化创新知识的能力有关。实践证明，通过提高员工素质，构建良好的企业内外部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渠道，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吸收和转化知识的能力，进而促进创新网络的形成和维护。风险系数?茁主要是由创新网络的内外部环境决定，如果创新网络所处环境良好，每个创新主体间彼此信任，网络内正式和非正式交流和合作关系融洽，那么每个创新主体都愿意合作，合作创新意愿越强，越容易促使创新网络的形成。在运行效率高的创新网络中，企业采取合作创新所付出的成本就越小，相应的创新风险系数就越低。因此，良好的网络环境对创新网络形成及运行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博弈的构成要素范文3
关键词：弱势群体；非政府组织；外部管理要素；博弈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4-0040-01
1 非政府组织的外部管理要素的概念和分类
(1)救助弱势群体的非政府组织的外部管理要素的概念。
欧文・E・休斯在《公共管理导论》中论述公共组织时，把影响公共组织发展的环境要素作为内部管理要素的延伸。认为必须加以战略统筹的一切外部要素总和称为公共部门的外部管理要素。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兴起源于由国家集权的“整体性社会”向现代的“公民社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动。所以从宏观系统观点来看，非政府组织是作为整个环境系统下的一个社会子系统。作为联接政府和公民的纽带，为维护市场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新兴社会组织。对非政府组织的成立、目标定位、财务资金来源、组织规模等有着重大影响的外部环境要素称为非政府组织的外部管理要素。
(2)救助弱势群体的非政府组织的外部管理要素分类。
作为内部管理要素的延伸，对非政府组织外部管理要素进行管理。就必须对其进行较为科学和可分析性的分类，以便在博弈或互益性的合作后能顺利发展。纵观研究非政府组织外部环境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两种分类；一种分类方法是以抽象概念为分类标准把外部管理要素划分为：政治要素、经济市场要索、社会要素、伦理文化要索、群体要素和个人要素等，但在现实分析管理时，一般是以实体为分类标准把其划分为：政府、事业单位、传媒、企业、杜区家庭、个人及专家等。
2 救助弱势群体的非政府组织的外部管理要素的特征及博弈现象的产生
(1)外部管理要素相互关联并表现出系统博弈的特征。
救助弱势群体的非政府组织的外部管理要素之间以及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有着纷繁复杂的关联性。形成几个大的系统博弈。如图所示：
非政府组织的外部管理要素之间以及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混沌”关联的特征。造成博弈的大量存在，并且这种博弈在非政府组织的合法化成立过程中就开始出现，这就使得非政府组织与外部管理要素的博弈结果可以决定非政府组织的组织规模、财务状况、参与社会救助弱势群体事业的范围，甚至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人事安排状况。
(2)外部管理要素涉及范围较广且有敏感性。
在参与救助弱势群体的社会体系中，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新兴组织的代表，其承担着联接政府(国家制度的主要执行者)与被边缘化的公民之间的中介纽带作用，通过传媒途径，来补缺市场制度的缺陷，参与到了与政府、传媒、企业、公民等在资金、人事、组织合作等较多领域中，
(3)外部抽象管理要素与外部实体管理要索的关系具有互动性。
参与救助弱势群体非政府组织的抽象的外部管理要素与实体外部管理要素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每一个抽象的外部管理要素的深层次分析都存在着一个抽象管理要素，并且外部抽象管理要素与外部实体管理要素之间相互渗透，非政府组织在参与救助弱势群体工作中，不仅要关注外部实体管理要素。也必须要作用于外部抽象管理要素。
(4)外部管理要素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具有变化性。
参与救助弱势群体在非政府组织发展早期，由于受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登记制度及其组织自身力量弱小的影响，可能会挂靠一个政府或事业单位，资金及人事安排也大部分由这些组织决定。但随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及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发展与完善，非政府组织将同外部管理要素明确组织归属、资金来源与使用、人事等关系。
3 非政府组织与外部抽象概念管理要素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
祝慧在《管理创新：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新视角》一文中提出：“以管理创新为视角，政府、社会、非政府组织三位一体构建和谐社会”，是一种“三位一体”博弈分析模型，即分别从政府改革的角度来寻求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博弈互动、从民众支持角度来追求社会与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合作及内部治理完善作为非政府组织与外部管理要索博弈时的解决途径；陈晓济分析了“冲突典范”到“合作典范”这个过程，避免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出现双方都不能受益的“囚徒困境”博弈结果。还有一些则主要从政治文化、法律制度等角度来分析非政府组织与外部抽象概念管理要索之间博弈范式。
4 救助弱势群体的非政府组织与外部具体管理要素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
(1)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传媒的博弈模型。
受计划经济体制下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应是“全能政府”职能观念的影响，许多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非政府组织是至上而下的路径发展而来。这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在组织不断完善后就要理顺与政府的关系，渗及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工作时就会产生其与政府的两方博弈，非政府组织本身为了扩大影响或筹集资金，与传媒发生了联系，但传媒存在市场性与公共利益性两者不一致的情况：传媒对公共利益的关注与追求新闻的新奇性之间存在着磨擦，使非政府组织与传媒会产生诸如关注弱势群体的长期性与新闻的短期的新奇性矛盾的两方博弈。并且在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时，那些至下而上由民间发展而来的非政府组织面对着更为复杂的三方博弈。它们还必须通过传媒扩大影响，录求得到政府认可并合法化地存在和发展。因此，救助弱势群体_的非政府组织与其外部管理要素：政府与传媒互动时就产生了非政府组织一传媒一政府三方博弈模型。
(2)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企业的博弈。
中国社会的转型性，使得非政府组织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工作能否顺利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政策，同时许多非政府组织由于其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性，其宣传力度较大，投资企业可能会选择放弃在那个地区的投资，这与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相违背，在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企业之间就选择社会公共利益还是选择社会经济利益方面会产博弈现象。这会产生比非政府组织―传媒―政府三方博弈更复杂的非政府组织―政府―企业―传媒四方博弈现象。
博弈的构成要素范文4
关键词：层级结构合作博弈；层级值；制度变迁；帕累托改善
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1)－0040－07
一、导论
合作博弈的一个重要的解是夏普利值(Shap1ey)，迈尔森(Myerson)把夏普利值扩展到结构合作博弈，后来人们称为迈尔森值(Aumann，Myerson)。本文采用结构合作博弈的概念是考虑到起初迈尔森的目的是采用图论分析合作博弈结构(Cooperafion Structure)，此概念还有其他的表述，例如，迈尔森的图(Gragh)，杰克逊(Jackson)的连通博弈(Communication Game)，Slikker和van den Nouwe-land的连通情形(Communication Situation)。斯莱克等人(Slikker et)把夏普利值和迈尔森值扩展到有向结构合作博弈的一种特殊情形：层级结构合作博弈，提出层级值的概念，从而为经济制度变迁的分析提供了层级结构合作博弈方法。带权重的迈尔森值则是另一个扩展。
在合作博弈中，收益函数以博弈者的集合即联盟为自变量。迈尔森发现在合作博弈中具有效率性质(Efficient Property)和平衡贡献性质(BalancedContribution Property)的分配函数存在且唯一，它就是夏普利值。效率性质要求联盟的收益由联盟内部博弈者完全分配；平衡贡献性质要求联盟内部的一个博弈者由于另一个博弈者存在而形成此联盟时获得的边际收益等于另一个博弈者由于此博弈者存在而形成此联盟时获得的边际收益。
在结构合作博弈中，收益函数以联盟内部博弈者之间的关系为自变量，这些关系是双向的，平等的，它们的集合形成联盟的结构，也就是说，收益函数以联盟的结构为自变量。联盟内部具有关系或者间接关系的博弈者称为组分。
迈尔森发现在结构合作博弈中具有组分效率性质(Component Efficient Property)和公平性质(FairProperty)的分配函数存在且唯一，它就是迈尔森值。①组分效率性质要求组分的收益由组分内部的博弈者完全分配；公平性质要求形成关系的一个博弈者在此关系的形成中获得的边际收益等于形成此关系的另一个博弈者在此关系的形成中获得的边际收益。
而在有向结构合作博弈中，博弈者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是不平等的。在层级结构合作博弈中，博弈者之间的有向关系称为层级关系，层级关系的一方是层级关系的控制者，另一方是被控制者；并且存在一个层级结构，对于所有的层级关系，层级关系的控制者处于某级层级，而被控制者处于次级层级。
斯莱克等人发现在层级结构合作博弈中具有组分效率性质和层级收益性质(Hierarchical PayoffProperty)的分配函数存在且唯一，它就是层级值。②层级收益性质要求形成层级关系的层级关系的控制者在此关系的形成中获得的边际收益是形成此层级关系的被控制者在此关系的形成中获得的边际收益某一常数倍。
本文将构建层级结构合作博弈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制度变迁。
很多经济学家被经济增长吸引，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积极方面。劳等人(Lau et．) 通过经典的一般均衡分析模型证明无论计划价格是高于或者低于市场均衡价格，无论计划产量是否为帕累托有效，如果计划被继续执行，同时引入市场，那么此双轨制相对于计划经济制度是帕累托改善；如果个人和厂商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以完成计划，那么此双轨制不仅是帕累托改善而且是帕累托有效。他们发现即使在1990年中国计划交易量仍占总交易量的很大比例，所以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帕累托改善。 但萨克斯等人则警示经济制度变迁仅是制度变迁的一小部分，只关注经济制度变迁引致的短期经济增长会引起误导，无制度变迁保证的经济制机会主义时才会产生长期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反之，度变迁可能以长期的经济停滞为代价，此代价将大于赎买既得利益者而形成的平稳变迁对经济增长的短期促进作用。
事实上，随着变迁的推进，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难度在逐渐增大。
本文第二部分构建层级结构合作博弈模型，研究经济制度变迁为帕累托改善的充要条件；第三部分讨论由计划直接向市场经济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改善条件的经济学意义；第四部分讨论由计划向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为多阶段时的经济学意义；第五部分分析多阶段变迁的中国实践；第六部分是政策建议而有关定理的证明在附录。
二、基础模型
假设影响控制经济的因素以集合N表示，其中元素1表示市场组织，元素2表示行政组织，元素3表示法律、道德和其他因素。
三、由计划直接向市场经济制度的变迁
从定理2的证明中可知，变迁的实质是利益结构变化，变迁是否为帕累托改善取决于既得利益者在变迁中的收益增加是否大于由于利益结构变化带来的损失。此节将在此基础上分析由计划直接向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为帕累托改善的充要条件的经济学意义。
(一)当层级收益指数a固定而原经济制度的收益变动时， 的经济学意义是为了使人们的利益在变迁中不受到损害，目标经济制度的收益不仅要大于原经济制度的收益，而且要大于一定水平。否则变迁将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
(二)当层级收益指数a变动而原经济制度的收益固定时， 的经济学意义是为了使人们的利益在变迁中不受到损害，层级收益指数a越大，目标经济制度的收益也要越大；也就是，原经济制度既得利益者的收益分配权利越大，变迁的难度越大。中国国有经济与私有和集体经济在改革前后的发展可以证明此点。
相比之下，行政组织对私营和集体企业的干预较少，中国私营和集体企业的负担也相对较小，市场组织对私营和集体企业的影响迅速扩大，在私营和集体经济领域由计划向市场经济制度的变迁表现出的难度较小。
四、多阶段经济制度变迁
由计划直接向市场经济制度的变迁，行政组织在影响控制经济的层级结构中由最高层级直接降至最低层级，而市场组织正相反。为了使利益结构变化平稳，由计划向市场经济制度的变迁可能分为几个阶段。但下面的定理3和4显示此多阶段变迁将面临一些困难。
定理3：如果由计划向市场经济制度变迁经历由计划到B型计划经济制度，然后再到B型市场经济制度，最后到市场经济制度，并且每一阶段变迁都是帕累托改善，那么由B型市场向市场经济制度的变迁将比具有帕累托改善性质的由计划直接向市场经济制度的变迁的难度大。证明：从定理2(6)可知，每一阶段都是帕累托改善隐含着 和 ，考虑到a>1可得，所以，为了使变迁具有帕累托改善性质，以B型市场经济制度为起点的变迁所要求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收益大于以计划经济制度为起点的变迁所要求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收益，这也就是结论。证毕。
定理4：如果由计划向市场经济制度变迁经历由计划到B型计划经济制度，然后再到B型市场经济制度，最后到市场经济制度，并且每一阶段都是帕累托改善，那么变迁的难度越来越大。
证明：从定理2(6)可知，每一阶段都是帕累托改善隐含着和考虑到可得：
(5)说明为使变迁具有帕累托改善性质，目标经济制度的收益必须越来越高，即变迁的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最后阶段向市场经济制度的变迁的难度最大，成为攻坚之战。证毕。
多阶段经济制度变迁难度越来越大的原因是，为了不损害原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目标经济制度的收益必须大于原经济制度收益一定水平，使既得利益者在变迁中的收益增加大于由于利益结构变化带来的损失。如此循环，要求目标经济制度的收益
越来越大，变迁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例如，假设，但是，即在第三阶段市场经济制度的收益没有达到帕累托改善所需的水平。注意这里蕴含着，即此条件可以满足由计划直接向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为帕累托改善的要求。但是如果为了使变迁具有帕累托改善性质，由于变迁知识不足而以利益结构变化平稳为变迁思路，致使经济制度在多阶段的道路上演进。这样在第三阶段，虽然市场经济制度的收益大于B型市场经济制度的收益，但是不足以弥补由于利益结构变化给B型市场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带来的损失，他们将阻挠向市场经济制度的变迁。
为了使变迁具有帕累托改善性质，由于变迁知识不足而以利益结构变化平稳为变迁思路，致使变迁在多阶段的道路上演进，最后致使变迁的帕累托改善无法实现，变迁受到扭曲，干扰或者阻挠，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经济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改善悖论。五、多阶段经济制度变迁的中国实践
这一节的分析显示中国的变迁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制度到B型计划经济制度，然后到B型市场经济制度，目前正向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说，行政组织对经济的控制影响作用逐渐降低，市场组织的逐渐增强，而法律道德因素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只有微弱的作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方面，自变迁之初人们就拥有使变迁成为帕累托改善和使利益结构变化平稳的共识。这样中国的变迁总是设定在收益确定和变迁道路清晰的领域。另一方面，随着变迁知识的积累，原不确定领域的收益和变迁道路逐渐清晰，可行性逐渐增强。随着变迁的推进，形成了影响控制经济的各个因素此消彼长的情形。
1978年由于缺少变迁知识中国的变迁从收益确定和可行性强的农业与私有和集体经济开始。农业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单位承包土地15年以上，此种制度给农民很大的激励，农业发展取得很大成功。同时，私有和集体经济的发展也得到默许和鼓励，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很有活力的_部分。
在第一阶段，市场组织对经济的影响控制作用逐渐扩大，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逐渐盟芽并分化。法律道德因素的作用正在减弱，原计划经济制度中建立的为数不多的信用体系慢慢解体。行政组织的作用仍占统治地位，行政组织利益集团的影响扩展到市场中。此阶段于1985年价格体系改革的前夕，经济制度形成行政组织一市场组织一法律道德因素的层级结构时结束。
1985中国采用了双轨制改革价格体系，就是从计划价格出发，先放开一部分商品由市场定价，然后调整计划价格使其接近于市场价格，最后实现完全市场定价。到1993年中国绝大部分商品已经实现了市场定价。
随着变迁知识的积累，市场经济制度所要求的国有经济的治理结构、金融制度、税收制度和投资制度的变迁道路逐渐清晰，1994年中国对这些更复杂的领域进行规范，但是由于行政组织利益集团的干扰和扭曲，变迁进展缓慢。此阶段于2004年中国决定以法律道德因素有效约束行政组织，经济制度形成市场组织一行政组织一法律道德因素的层级结构时结束。
在第二阶段，市场组织逐渐取代了行政组织对经济影响控制作用的统治地位。随着市场组织作用的扩展，社会逐渐分化为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且收入差距扩大。但是由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维持了各集团收益的增加。
法律道德因素的作用非常微弱。由于缺少法律道德因素的有效约束，行政组织利益集团不断发展，形成相互交错的地方和行业行政组织利益集团。同时也是由于法律道德因素作用的微弱，使拥有既得利益的社会利益集团与行政利益集团形成共谋，增加了行政组织利益集团的收益。这弥补了在利益结构变化中行政组织利益集团收益的损失。
2004年变迁进入第三阶段，行政制度领域成为变迁的重点领域，中国拟提升扩展法律道德因素的作用层次，以法律道德因素规范行政组织行为，从而过渡到市场经济制度。
但是B型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具有很高的收益，此时市场组织占据统治地位，市场组织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充分释放，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同时考虑到严重的社会不公，使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行政组织利益集团拥有很高的收益。
这样，向市场经济制度变迁带来的行政组织利益集团的收益增加将很难弥补由于利益结构变化带来的收益损失，行政组织利益集团可能扭曲、干扰或者阻挠第三阶段的变迁，最终使变迁陷入帕累托改善悖论。
六、政策建议
博弈的构成要素范文5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纳什均衡；博弈论
Abstract：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turmoil，RMB exchange rate ha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new strategic areas of competition，contention and gaming between China and U.S..This paper applies the infinitely repeatedly complete information game model to investigate Sino-U.S. exchange rate issues，and we conclude that Sino-US exchange rate game belongs to 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 The equilibrium result depends on each party’s patience. More favorable equilibrium result is inclined to the party who has the greater patient coefficient. Therefore，faced by the RMB revaluation proposed by the U.S.，China should insist on the principles of exchange rate adjustment according to our situation and wage a war on a long-term basis，besides，actively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reform and improve our rights of financial discourse.
Key Words：RMB exchange rate，Nash Equilibrium，Game Theory
中图分类号：F83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2-0034-04
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引发金融海啸后，中国出口市场虽然遭遇欧美需求萎缩的冲击，但中国政府通过实施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复苏，2010年取代日本成功问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反，美国政府虽然推出了出口倍增计划、实体经济回归、投资基础建设和新能源等经济举措，无奈受制于政治僵局、财政赤字等多种因素掣肘而知易行难，仍然缺乏缓解经济困局的有效途径。于是，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经济学家以中美贸易失衡为幌子，批评中国实施重商主义的人民币“低估”政策，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威胁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Currency Manipulator）”并征收惩罚性关税，试图通过“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转嫁危机，提振美国经济。因此，无论中国愿意与否，中美两国都在事实和体系上呈现出一种汇率博弈的格局。一个是逆差大国，一个是顺差大国，两者共同构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主战场”之一。为此，本文立足于金融危机后中美汇率博弈的客观现实，试图从合作与不合作的策略组合中，构建一个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对人民币汇率中美博弈策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西方经典汇率决定理论，如购买力平价理论（PPP）、利率平价理论（IRP）、汇率超调模型（Overshooting Model）、资产组合理论和新闻理论等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汇率决定的根源及其生成机理，但这些理论由于忽略了国家之间复杂的利益争夺与博弈，因而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汇率决定。于是，许多学者另辟蹊径，从国家博弈视角重新审视汇率决定。
波拉尼（Karl Polanyi，1957）、泰勒（Taylor，1995）、古德哈特（Goodhart，1998）认为货币的精神意识是一国的象征，在实质利益上也是国家在国际间追逐权力的基础。大国尤其是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不会放弃其控制货币汇率的权利。苏珊（Susan Strange，1970）、基奥恩和奈（Keohane R.和Nye J.，1977）认为在经济领域选择什么衡量货币价值的问题上，最起作用的是结构和相互关系――谁依赖谁更多。坎佐涅里和亨德森（Ganzoneri和Henderson，1991）从国家博弈后果的角度，认为当博弈双方反复进行决策行为时通常都可能实现某种程度的合作，除非某方认为博弈即将结束。贾瓦齐和帕加诺（Giavazzi和Pagano，1988）、弗里登（Frieden，2001）认为政府出于党派选举、政治周期以及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尤其关心与汇率密切相关的出口部门的利润及其背后的就业。弗兰克尔（Frankel，2004）认为美国凭借其经济霸权对人民币升值要求过高。克鲁格曼（Paul Krugman，2010）、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2010）认为美国应该采取行动对抗中国“保护主义”的汇率政策。
张宇燕、张静春（2005）提出对汇率的纯经济学分析固然重要，但是从相当程度上讲，一国的汇率―尤其是大国的汇率，是由现实中的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及其互动决定的。赵春明、王怀明（2005）认为人民币升值后，如果美国仍进行报复，中国的最优选择是进行反报复，并可通过合理选择报复对象以实现最优。王松奇、史文胜（2007）认为大国汇率博弈实质是大国经济关系再调整的反映，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具有长期性。李成、姚洁强、王超（2008）认为单纯运用汇率工具调节两国贸易会形成双方谈判力量的“掠夺性”均衡，非经济因素会使中美汇率博弈形成暂时均衡，但不稳定。张讫山、孔灵柱（2010）认为基于经济权力的博弈决定了汇率的变动，各方博弈的基础是自身的经济权力。经济权力越大，在汇率变动中越能争取到有利于自身的结果。
综上所述，国内外已有研究主要从大国汇率博弈的根源、方式、后果以及应对策略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认为汇率决定过程中不仅包含市场因素，而且遵从国家意志。然而，从人民币汇率中美博弈均衡及其影响因素着手的文献偏少。因此，本文以此为基础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二、人民币汇率中美博弈均衡及其影响因素
博弈（Game Theory）是一种有牵连的博弈方之间的决策协同现象，实质是各博弈主体在一定规则框架下谋取自己利益的行动，本质就是联合创造博弈结果并分享成果的集体行动。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是其中一种最为常见的博弈类型，是指所有决策主体最优策略的组合，而非每个博弈主体利益最大和所有决策主体总利益最大的策略组合。它代表的是在每个博弈主体利益最大化的策略组合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所选择的一种“次优”（Second Best）策略，即对每个策略主体而言，纳什均衡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组合。
（一）博弈相关要素
1. 博弈参与主体。假定博弈参与者为中国与美国，两国都是经济大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对美国拥有贸易顺差，但出口对美国有较强的依赖性。美国认为人民币被低估，因此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
2. 信息完全和理性人假设。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假设双方在博弈过程中对彼此的经济结构、产业特征、汇率制度、策略选择以及支付函数（Payoff Function）等都拥有完全的信息。同时，假设中国和美国完全理性，在特定条件下都选择最优策略，并为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进行无限次重复博弈。
3. 博弈策略组合。（1）不合作、不合作策略组合，表示双方在汇率问题上互不让步，即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但中国拒不升值，美国进行报复；中国为维护自身利益，对于美国予以反报复。（2）合作、合作策略组合，表示双方一致认可当前汇率水平，中国权衡多重因素，认为没有改革的必要，本国利益处于最优；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虽有不满，但一直忍让没有采取行动，因为互打“贸易战”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3）不合作、合作策略组合，表示虽然美国对人民币有升值要求，但中国对美国的诉求不予理会，仍一如既往地实施既定的汇率政策安排，或者认为人民币根本没有低估，对美贸易盈余继续扩大；美国国际收支继续恶化，对人民币汇率虽然有升值的诉求，但又不敢贸然采取行动。（4）合作、不合作策略组合，表示美国对人民币有升值要求，并对中国进行施压和采取温和的行动；中国接受美国的部分升值要求，或者双方经过谈判协调达成一致，人民币小幅升值。
根据上述博弈策略组合，假设双方利益分配是对称的（ ， ）。其中， 是中美两国选择不合作或者强硬策略下的真实收益或者支付，即策略组合（不合作，不合作）下的支付； 是中美双方都作出让步下的真实收益，即策略组合（合作，合作）下的支付； 和 是中国选择不合作策略下美国选择合作的真实收益，或者中国选择合作策略下美国选择不合作的真实收益，即（不合作，合作）与（合作，不合作）策略组合下的支付（见图1）。
图1：不同汇率博弈策略下的中美支付组合
（二）人民币汇率中美博弈均衡解析
根据博弈论原理，如果博弈只进行一次，此博弈为静态博弈（Static Game），理性的双方都会选择占优策略，不合作、不合作是此博弈纳什均衡，即双方各不相让，你报复我，我反报复你，最终陷入“囚徒困境”（Prisoner Dilemma）。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中美两国已经处于一种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状态，如果双方都表现强硬或不合作的态度，最终会导致两败俱伤，这是彼此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假设中国和美国进行汇率博弈无限多次且合理，那么无限次重复博弈有多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以下讨论均衡解可能出现的情况。
假设在博弈的初期双方都选择合作，但在以后的博弈中，一旦一方选择了不合作，另一方将永远选择不合作，这就是所谓的“冷酷策略”（Grim Strategy）。令 、 分别为A、B两国的贴现因子，在此称之为“耐心系数”（Patience Coefficient）。如果美国在博弈的某个阶段不进行合作，它在该阶段获得收益 ，当期的净收益是 ，但它的机会主义行为将会引发中国“永远不合作”的惩罚，以后每次博弈的收益都为 。当下列条件满足时，美国不会选择不合作：
（1）
即 （2）
解上述条件，得到“耐心系数”。换言之，如果 条件满足，美国不会首先选择不合作。如果美国选择了不合作，中国选择不合作的收益是 ，选择合作的收益是 ， ，即不论它自己的耐心系数为多少，它都选择不合作。坚持冷酷策略，即使惩罚自己也是最优的。因此，冷酷战略是一个纳什均衡，而且是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合作，合作）是均衡解。同理，当 时，冷酷战略也是一个纳什均衡，而且也是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合作，合作）是均衡解。
在人民币汇率中美博弈过程中，只要双方都有足够的耐心，任何机会主义行为都没有市场，中美两国都乐于建立一个合作的声誉（Reputation）。对于一方的任何报复行为，另一方也有积极性予以反报复。中美双方在汇率博弈中采取（合作，合作）、（不合作，不合作）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因此支付组合 和 在现实中不会是最终的纳什均衡结果。根据无名氏定理（Nash Folk Theorem）①，只要中美两国有足够的耐心（即 、 足够大），那么，任何介于 和 之间的支付，即图2中EOFO′阴影部分任意一点所代表的支付，都可以通过一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得到。因此，在此支付下的汇率水平是中美博弈的均衡汇率。当双方耐心系数发生变动时候，均衡也会相应发生变动，直至再一次达到均衡。
图2：中美在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下的支付集合
（三）人民币汇率中美博弈均衡的影响因素
由上可知，无限次汇率博弈的均衡结果取决于耐心系数 、 。影响耐心系数的因素主要包括各自政府与国内利益集团的态度、国家综合实力、经济发展水平、当前经济形势以及世界主要大国的态度等。国内利益集团与政府的态度越强硬、国家综合实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国内经济越稳定、在世界上拥有越广泛的支持率，耐心系数越大。更有耐心的一方在博弈中就越能争取到主动、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更有耐心（即 ），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博弈的均衡既不是完全的合作，也不是绝对的强硬。美国虽然扬言要对中国商品征收进口附加税（Import Surcharge），但其又绝不会贸然采取行动而招致中国强烈的反报复，因为双方深知互不合作获得的收益 是最坏的结果。中美合作的基础是共同利益，双方可以通过加强沟通、争取合作使双方的收益提升到（0，0）至 之间的某个值。可以预计，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金融危机后更是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因此中国的耐心系数在未来会不断上升（即 ），甚至有可能超过美国（即 ），在复杂的中美汇率博弈和利益分配中将争取到更多的收益。
三、人民币汇率中美博弈的应对之策
由于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金融领域既是竞争对手，又是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这就决定了双方只能是在竞争中求合作。面对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强势要求，我们必须学会用政治乃至国家竞争战略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的实质，切不可按照简单的市场原则出牌（白钦先、刘刚，2010）。因此，中国应权衡自己的综合实力，在不引发中美全面贸易战的基础上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中国出口、就业、经济结构转型和金融安全与等核心利益不受损害。
（一）必须做好长期准备
中美汇率问题不是一次性就能解决的，博弈具有持久性。中美双方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虽然认识一致，但中方坚持改革的目标是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而美方更强调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然而，问题是一旦人民币汇率放开、升值幅度过大，中国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将面临破产倒闭，更何况人民币升值根本解决不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二）坚持“以我为主”的博弈原则
在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坏境下，中国不要因为外界有压力就动汇率，也不要因外界没有压力就不动汇率，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应坚持“以我为主”的博弈原则。事实上，自2010年6月中国汇改重新启动后，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超过6%，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和热钱流入，降低了国内的通胀风险，这是新时期中国主动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综合体现。
（三）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东亚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深受美元本位制的困扰。因此，中国可以和上述国家共同呼吁美国停止弱势美元政策，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朝着公平、公正和有效的方向发展。如果中国只是被动地应对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不是积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创导者和参与者，就很难脱离被动局面。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仍处于不断变革中，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大国应积极倡导和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注：
①无名氏定理认为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只要博弈参与人具有足够的耐心、贴现因子足够大，那么，任何满足个人理性的、可行的支付向量都可以通过一个特定的子博弈精炼均衡得到。
参考文献：
[1]Karl Polanyi.1957.The Great Transformation[M].Boston：Beacon press （originally publisbed in 1944）.
博弈的构成要素范文6
【关键词】博弈论；会计准则；准则制定
1.博弈论内涵概述
博弈论（GAME THEORY），又名对策论，它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在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人们如何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它作为一门理论的出现，以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思坦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的问世为标志；此后，经许多博弈论专家学者的发展，使得它已经融入到主流经济学当中，并对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因此，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J.纳什、J.海撒尼、R.泽尔腾三位博弈论专家和经济学家；1995年、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颁发给在博弈论应用领域有所创造的理性预期学派的卢卡斯（ROBERT LUCAS）和研究信息经济学的莫里斯（JAMESMIRRLEES）及维克里（WILLIAMS VIKREY）。
博弈论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经济人假设，强调它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二是个体理性，强调的是有限理性，大凡对博弈论中涉及的非完全且完美类型的博弈论有所了解的人不难发现这个假设前提。博弈论涉及四个基本要素：博弈方、博弈规则、行动策略和支付函数，通过两个基本假设和四个基本要素，博弈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基本范式，在这种分析框架中构建经济行为模型，并考虑各种情况下的信息特征和动态特征，从而成为对行为主题间复杂过程进行建构的最适合的工具。它的信息类型有完全完美信息、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和不完美信息等；它的行动类型有静态和动态两种。不同的信息类型与不同的行动类型结合，使得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更广阔。目前，博弈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已经广泛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主要部分内容，研究市场结构、厂商行为及市场绩效的评价）、信息经济学、讨价还价、拍卖、公共经济学、产权与制度分析、国际贸易政策、宏观经济决策分析、保险市场、金融市场、企业管理、跨国公司经营等领域。
2.博弈论与会计准则
博弈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后果观。斯蒂芬·泽夫（Stephen Zeff，1978）在其早期论文《‘经济后果’的产生》中给出了一个至今仍然适用的概念。他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和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该定义的实质是会计报告会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的实际决策，而非仅仅反映决策结果。泽夫引用了几个事例。在这些事例中，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试图影响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其前身会计程序委员会制定会计准则。经济后果观认为，“不论有效市场理论的含义如何，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公司的价值”。如果会计政策无关紧要，会计政策的选择只严格存在于准则制定机构和使准则得到落实的会计人员和审计人员之间。如果只有这两方参与，建立在成本和收入配比、实现原则和稳健主义等众所周知的概念基础上的传统会计模式将会得到应用。但是实务中，往往并不是这样，总是会遇到其他方的一些干涉，比如企业管理层或者政府机关等，而与此同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还会针对这些干涉做出一些反应，比如征求意见稿，使不同的参与者能对提议的会计政策变动发表意见。很显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陷入了两难境地。为保持会计人员的可信性，他们需要制定与财务会计模式和该模式下传统的配比概念等相符的会计政策。但是在非理想的环境下，没有理论明确的指明应采用什么会计政策进而获取相应的净收益。这就为各个利益集团参与进来，争取自己偏爱的会计政策打开了大门。经济后果是会计准则的制定复杂化，管理当局所偏好的政策可能与向投资者提供最佳信息的政策存在差异，使得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和会计理论的研究从总体上更具挑战性和趣味性。
在会计领域，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对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的情况是能够观察得到的，而且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也并不完全清楚企业的效用函数和各类战略空间，这就将资本市场双方的经济博弈演化成一种动态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投资者更需要获得相关可靠的会计信息以帮助他们估计预期的价值和投资风险。然而，企业很可能不希望披露投资者想知道的全部信息。这样，企业与投资者之间需要就具体披露什么信息，怎样披露信息签订一项约束性的文件，而这项文件又必须由双方都信任的权威会计机构来制定，所以当今大多数国家的会计准则都是由本国独立的会计专业团体或国家权力机构来制订的。会计准则是各方利益关系的调节器，会计准则的实施会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无论哪个机构制定都必然引起各方的关注和参与，并试图对准则的制定或修订施加影响，从而使会计准则的制定类似于其他法规、政策的制定，成为各利益集团斗争与妥协的结果。
3.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博弈
会计信息使用者非常广泛，包括政府、债权者、投资者、企业经营者、供应商等，他们均会从各自利益出发，关注会计信息的披露。但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各异，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各不相同，在会计准则产生过程中的决策也不相同。一般认为，现代企业是一种多元契约关系的联结体。如果将企业看作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那么各个缔约方拥有排他性的财产所有权是进行交易的前提。广义地理解企业的契约性质，其合约边界遍及股东、债权人、管理者、政府、供应商、顾客等在内的所有利害关系人。而狭义的理解，其边界只涉及企业所有生产要素提供者，企业的生产要素提供者可以分为人力资本提供者和非人力资本提供者。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准则与准则制定，我们可以将准则视为一项主要用来规范和约束企业会计信息加工、提供制度安排，准则制定（制订新准则或修订已有准则）则可以看成是博弈的暂时均衡。虽然博弈参与者的行为存在差异，但是通过重复博弈，他们的行动逐步演化成一个稳定结果（行动组合少）。博弈参与者可以知道其他参与者的行动的一些浓缩信息，参与者依靠这些浓缩信息得出自己在各状态下的行动规则。当他们在反复博弈中获得充分的信息，形成某种共同的信念，使博弈参与者的行动规则趋于一致并成为公认的博弈规则时，那么，也就形成了会计准则，达到了所谓的纳什均衡状态。但这种均衡状态不会持久，因为随着会计环境的累积变化和不完全信息获取的相对完全性，使得已经制定的《会计准则》未能涵盖所有业务或者不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或者说是有漏洞，便引发新一轮的博弈，其结果又会达到新的纳什均衡状态。可以看到“纳什均衡”点会不断地由低层次向高境界逼近，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但目前，我国的会计制度仍处于博弈的初级阶段，离“纳什均衡”还有一段距离，其主要原因：一是各项制度的制定未能很好体现所有局中人的利益，而基本上是从政府利益出发，从而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二是社会的监督制约不力，注册会计师作为博弈中的“裁判”，其作用未能得以真正发挥，从而难以体现博弈中公正的原则。三是激励与惩罚机制不健全，对制假造假的会计与经营人员未进行有力地惩处，从而阻碍了博弈的有效进行。
4.准则实施后完善时的博弈
美国曾一度认为其制定的会计准则是国际公认的会计标准，有着权威性的决定权。但是安然事件的发生使一切既定的理念都发生了变化。美国安然公司（Enron Corp）曾在美国500强公司中排名第七，1995年起被《财富》杂志评为“最富创新能力”的公司，连续六年排名居于微软、英特尔这些大公司之前。这是一个备受经济界和企业界尊重的超级公司，但是为什么它的破产会来的那么突然而使投资者完全不知情呢？如果准则制定的很完善，考虑到了投资者等相关各方的利益，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美国会计准则制定者开始思考自身的问题。其实，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技术等无形资产在各生产要素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而大部分自创无形资产，由于会计准则滞后而得不到在表内确认，对已确认的无形资产，其计量的准确性也没有客观标准，美国现行会计准则对此无明确规定，为企业提供了财务造假的机会。所以会计准则实施后的完善也是个重要的方面。
我国的会计准则从制定与颁布的模式来看仍属于政府行为，没有经历一个多重博弈的过程。所以政府要转变观念，通过会计准则在各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中，进一步修订会计准则，以使各种利益得到更好的兼容，最终达到较为理想的纳什均衡状态。为此应注意几个问题：（1）准则制定过程应更具公开性和充分参与性，这样才能保证各博弈方广泛参与其中，加强博弈各方的信息交流，使新准则能较好地满足各方的利益。（2）强化注册会计师的公正立场，便于为博弈各方提出不偏不倚的意见稿。（3）广开言路，建立良好的反馈机制，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努力，使会计准则欠佳的地方得到及时的修正。（4）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惩恶亦能扬善，确保有一个良好的会计环境，使会计准则得以很好地执行。
5.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完善
评价《会计准则》完善的标准，一方面，要使博弈双方的信息公开。对会计博弈双方而言，公开其信息，让广大社会公众参与其间，不仅可以减少“欺诈”、“偷窃”等市场交易费用，而且是会计秩序正常化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使《会计准则》公平（或公认）。用博弈活动来阐述准则的制定过程，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准则制定中会遇到的问题：即准则的制定过程不再是纯技术性的，而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博弈过程。这样，准则制定机构在制定与实施新准则时，一定要关注其对投资人和企业管理者，包括政府等各方利益可能造成的影响，只有几方都接受新准则，才能确保准则顺利实施。
（1）对准则制定机制、人员构成的改革。无论IASB、FASB还是我国的会计准则委员会，尽管准则制定人员的构成形式多种多样，但其人员构成都具有专业性、代表性。制定人员的专业性，是由会计准则的科学性与技术性决定的。会计准则的科学性是会计理论科学性的自然延伸。制定人员的代表性，是由会计准则的桥梁地位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会计准则客观上涉及各方利害关系决定的。
据笔者的了解，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似乎缺少各类颇富实际经验的各方面技术咨询专家。为此，建议会计司可以设立一个兼职的会计准则专家咨询组。专家咨询小组人员的构成应该是有代表性的，学术界、企业界、证券交易所、政府、财务分析师等与准则的研究和运用相关的重要部门都应该有所考虑，会计准则的征求意见阶段应该首先在这些专家中展开，使他们能够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及时发表有价值和负责任的意见，从而保证会计准则的普适性。此外，将制定具体准则的各项目小组纳入统一的团队中，以促进他们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增强具体准则之间的协调性以及适当增强准则制定机构的独立性等。这些都是完善准则制定机制、人员构成的重要措施。
（2）加强会计准则制定部门的独立性。在美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历史上，曾先后有会计程序委员会、会计原则委员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负责。前两个机构因独立性不够而遭受很多批评，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则在形势和实质上独立性都得到很大提高。首先，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由财务基金会任命，是专职的、有报酬的。其次，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资金来自于财务会计基金会，不依赖于外界资金的资助。在我国，由于缺乏强大的外部投资人，会计准则的制定不得不依赖于政府2001年国际会计部门，其独立性有待加强。计准则委员会进行了战略性改组，改组后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设有管理委员会、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和解释委员会四个机构。其中，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是制定会计准则的核心部门，全权负责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及其他相关文件的制定。
（3）会计准则制定与利益相关者。会计利益性决定会计准则制定与实施将影响众多相关者利益。利益相关者，有财政、税务、银行、投资者等，也有管理层、职工、客户等，又可以细分为专业技术者和非专业技术者，前者有能力使用遵循会计准则提供的会计信息，后者则无。从目前来看，制定会计准则实际倾向于决策有用观，即极力为企业外部投资者服务，满足其利益。然而，外部投资者可以细分为专业技术者和非专业技术者，后者没有能力、甚至不需要使用会计信息，而且不占少数。过度考虑这部分相关者利益而制定会计准则，势必导致不经济。同时，应该承认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也需要符合他们要求的会计准则，这符合经管责任观。在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难分伯仲情况下，制定会计准则的最终用户是多元的，需求呈多样性，应该艺术地兼顾各方利益，在科学性的前提下以公平为第一要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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