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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创立的历史条件范文1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必须使人类活动按一定的社会的行为规范进行，通过某种社会力量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就是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社会控制有多种类型，法律是其中的一种，习惯、道德、伦理、宗教等都是社会控制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法是一种在发达社会中被高度的专门研究过的社会控制──在这样的社会里对权力理性的和有序的运用的一种社会控制。” 布莱克曾把法与其他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一个公式：法的变化与其他社会控制成反比。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的控制相对比较弱小，公共权力往往并不深入广大的乡村地区，乡村多依赖宗教和士绅，借助礼教和调解制度已足以维系秩序。整体社会秩序由“国法”和“宗法”这“二元”共同维持，两者相互承认，相互支持，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控制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战略决策的确定，我国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无法可依”的时代已告结束，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正在形成。但毋庸讳言，我国由传统的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迈进的过程中，社会生活并未如这些既定的规则和秩序有条不紊的进行下去，甚至出现了“法律过剩”的现象。如果以牺牲传统来换取快速“现代化”，其实质是在摧毁文化。在摧毁自身传统的同时，法律又不能使本土接受异质土壤所生长出来的其它文化，其后果是可怕的。这就不能不让我们进行一个理性的反思。在此条件下，庞德先生所著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或许对我们有些助益。
庞德先生是美国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20世纪西方法学界的权威人物之一。他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是美国社会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以后，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新发展、新变化在法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方面的必然要求的较为集中的体现。他的许多观点对我国的现代法制有着或多或少的启示与助益。庞德先生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与时俱进、深具意义
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法律社会化”成为时代的潮流。法律社会化充分反映出社会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即从强调自由到限制自由、突出个性和个人权利到限制个人人权和重视社会躲闪的转变。如果法学的对象依然与现实生活脱节，局限于现有法律制度的要素和结构分析，只是像分析法学家那样机械地注释成文法和判例法，一味地认为法仅以国家武力作为制裁，不为国家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指南或提出意见，就不能适应社会和法律实践的需要。此时，美国的法学领域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更好地为垄断资本服务。庞德以“革新”传统法律和法学理论以适应美国社会的变化为目标，创立了社会学法学派，写出了以《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适应了社会和法律实践的需要，也奠定了其美国法理学权威的地位，以此为核心构成了其社会学法学理论体系，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法社会学的发展。
二、结构完整，体系新颖
本书共分为四章，从第一章的“文明和社会控制”入手，论述了文明、社会控制和法律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随着文明的发展，法律已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第2章强调了“什么是法律”，认为历史上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都曾使用法律的名称，给人们讨论“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告成了很多混乱，于是力图用“社会控制”的观念加以统一，并分析了有效法律行动的局限性，得出“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它就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的结论。第3章“法律的任务”，论证法律的目的是正义，它能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满足人们的利益，并把利益区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三类。第4章“价值问题”，提出了法律价值的理论，强调价值问题虽是一个困难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并对当代的三种法律价值论进行分析评判，提出“真正合理的价值评价方法。”
三、兼收并蓄，富于创新
庞德法理学的思想来源非常广泛，除了霍姆斯的实用主义法学，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沃德、罗斯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控制学说之外，还大量汲取了欧陆19-20世纪社会科学的理论营养，如埃利希的“活法”说等理论，但对庞德法理学体系构建最关键的要属新功利主义法学家耶林的“利益说”和新黑格尔主义法学家柯勒的法与文明的理论。当然，作者并非盲目吸收，而是取其精华富于创新，如：针对霍姆斯提出的法的“坏人的预测”角度，庞德认为法的出发点同样可以是好人的利益要求； 针对霍姆斯把强力作为法的价值尺度，庞德认为强力必须从属于正义、安全、均衡。总之，本书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作为一位法学大家应有的风度和魅力。
四、论证周到、思维严密
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中，庞德首先论述了法律、文明和社会控制三者之间的关系。社会控制化是庞德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 ，与一般控制论(通过信息的社会控制)不同，庞德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必须使人类活动按一定的社会的行为规范进行，通过某种社会力量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就是社会控制。他认为：“社会控制世俗化了”，所有其他社会控制的手段就被视为只能行使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范围内的纪律性权力。发达的经济秩序要求社会控制必须具有确定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其他社会规范如道德、宗教等因其易变性和冲突性都不能适应这一需要。他主张把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通过法律实现社会控制 。但是，庞德在肯定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的同时，并不否定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作用，而是强调几种手段应相互配合共同起作用。用他的话说就是：“在我们生活的地上世界里，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那末它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而如果它不能再得到有组织的宗教和家族的支持的话，那末它就更加需要这些方面的支持了。
五、科学定义，翔实说明
对于什么是法律，庞德吸收了各派的某些合理成分，并力图在社会控制论的基础上将它们统一起来，他强调用社会控制的观念来统一法律概念。庞德设想一种制度，它是“照一批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使用的权威性法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这种制度包括了前面所说的法律秩序、权威性资料、司法和行政过程三个部分。他认为法律包括各种法令、技术和理想，包括发展和适用法令的技术、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艺术。而法令又是由各种规则、原则、说明概念的法令和规定标准的法令所组成的。他认为法律与其说是一种权力不如说是一种对权力的限制。庞德把法律定义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制度或工具，这一思想本身确有新颖之处，使西方法学界对于法律概念的研究前进了一步。
六、精于理论、服务实践。
庞德认为法律的任务在于以最少的浪费来调整各种利益的冲突，保障和实现社会利益。法律是利益保障的主要机制，正如他所说：“我们主要是通过把我们所称遥法律权利赋予各种利益的人来保障这些利益的。”而利益在法律上的保障体现为法律权利。他认为经由政治组织社会所进行的社会控制的一个得要的特点，即谋求在理性的基础上并以人们所设想的正义目标而实现社会控制。”法律作为社会控制最有效的工具，其任务就在于使人的合作本能与利己本能之间保持均衡，即不能偏向于合作本能而疏于保障个人利益，又不能放纵利己本能而使社会秩序、安全和正义遭到破坏。而通过法律保护一定的利益，这是一种在法学史上颇有深度的思想。对于法律价值，庞德列举了法学史上出现过的种种价值理论，如神学的、理性的、历史的、自由的、以经济学为基础的、从阶级斗争理论中推论出来价值尺度。他宣称：“对各种利益的承认或拒绝承认以及划定那些得到承认的利益的界限，最终都是按照一个确定的价值尺度进行的。” 作为一名学识渊博且注重实效的法学家，庞德深知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美国社会，在其对法律价值和法律任务等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并被广泛认可后，他的思想在美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得了广泛的应用。美国人认为，庞德属于这样一批学者的行列，这批学者以他们的学说，洞察力和出于理性的勇敢言行改变了美国的种种制度。 当然，白璧微瑕，作为一个资本主义20世纪的法学家，作为相关领域的少有著作，受种种条件尤其是当时历史条件和其自身立场的限制，本书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缺点：
一、 宗教的控制作用极其有限
庞德认为社会控制有组织的宗教和家族的支持。但是他在文中又认为发达的经济秩序要求社会控制必须具有确定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其他社会规范如道德、宗教等因其易变性和冲突性都不能适应这一需要。这似乎存在着矛盾。对于我国而言，社会控制主要是法律和道德，至于家族和宗教是微不足道也是应该否定的。
二、 利益出发点的阶级性
法学也是具有阶级性的，庞德生于法官家庭，长期从事司法事业，属于美国的资产阶级，他的理论不可避免的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是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因此他的理论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我们要批判的吸收，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
社会学创立的历史条件范文2
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趋势，主要看文学艺术对象是否提供可能性，文艺学研究的历史经验是否提供必要性，人们的思维方式是否提供可行性。
(一)文艺学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系统性与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
研究方法作为认识的工具，始终受制于研究对象，它是对象的“类似物”，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手段，借助它使主观方面与客体保持相互联系”[①]。因此，依据研究对象及其特征，才能产生相应的研究方法。毫无疑问，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文学。
文学是自然科学、哲学、神学的附庸，是一个独立实体，还是一个系统，这在人类认识的不同历史阶段，认识是不同的。在古希腊美学和文学思想的萌芽时期，把文学和美当作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黑格尔，始终把文学看作是哲学的一个环节；中世纪神学则把文学作为维护宗教统治的工具；当今，文学被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按照现代系统观，宇宙万事万物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着，文学也不例外。与自然系统相比，它是由人“根据一定的原理”创造的“所谓立体性地统一起来的一个整体”[②]。当属人工系统。作为人工系统，它既是人与自然结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又是与社会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双向联系的开放系统、动态系统，它所具有的要素、结构层次、功能远比自然系统丰富和复杂。系统原则揭示，文学内部的各个要素(作家、作品、读者；生活、创作、欣赏等等)都不是孤立的，它既自成系统，又与其他各子系统发生联系，构成一个综合化的大系统。不仅如此，它还置于艺术文化背景之中，与其他门类的艺术构成艺术文化系统。文学要存在、发展，又必须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关系，不断互相传递信息，进行系统的反馈运动，来实现自身的反馈调节运动。因此，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网络复合系统。
实际上，文学系统的内部要素、结构、功能远比这丰富复杂。即便如此，也可略见一斑。文学对象的丰富性和系统性，为建构多样、综合、一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文艺学研究的历史表明，以文学的“某个部分、方面、侧面、层次、因素、阶段”[③]。为研究对象，就创立了各自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比如，以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为对象的文艺社会学方法；以语言为对象的符号学、语义学、结构主义方法；以作家、读者为对象的文艺心理学方法；以文学活动流程为对象的信息论方法；以文学功能为对象的价值学方法等等，不胜枚举。前苏联学者布什明在探讨文学研究方法时充分认识到：“文学则承认用与对象的本质相适应的各种可能的方法，从文学的各个方面来研究文学是有可能和有必要的”[④]。前苏联著名学者卡冈对这一问题更是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他认为，艺术是一个由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知觉组成的特殊的信息系统，而它又置于整个艺术文化的大系统之中，依据它们各自的结构层次及相互关系，形成了许多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新学科和新方法。他以下图[⑤]。文学艺术对象的丰富性、系统性必然带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说：“对于今天的艺术——所有的艺术来说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这里没有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流派，没有非此即彼的艺术风格”。这一分析虽有所偏颇，但却预示着文学艺术研究方法多样化的历史趋势的来临。在当今，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方法综合展开研究的趋势，正是当代科学日趋分化和整体化的一种表现，是“寓于多”时代的要求。企图以“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定于一尊的研究方法将一去不复返。有望建树的学者，总是不遗余力去寻求新的研究角度，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促进“知识旧体系的更替，新体系的建立”[⑥]。
(二)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现状的回顾和反思
我国文艺学研究方法形成多样化的态势，既是对文学艺术本体观念变革的产物，又是对文艺学研究方法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果。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有必要从历时和共时、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考察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和现状，在新的审视点上进行必要的反思。为此，我们将从4个坐标系上进行粗略考察。
1、中西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扬弃
在西欧，从古希腊时期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法(又称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和培根创立的形而下学的逻辑归纳法。其次还有历史归纳法、社会学方法、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法、某些自然科学方法。这些方法虽有消长、斗争，但总是能够延续下来，至今仍被运用，故称为传统方法。
在中国，由于本民族的思维方式“缺乏思辨思维和形式逻辑，主要强调直观和经验，并同伦理道德挂钩”[⑦]。中国文学研究方法主要通行的是经验主义的现象描述法、伦理道德的社会学方法。
上述传统方法的长处是：
第一，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法强调从哲学角度对文学艺术进行研究，重视哲学对文学的指导作用。加之它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律，论证严密，思辨性强，有助于建立文学的知识体系。
第二，注重文学艺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哲学、社会、历史、心理学角度探讨文学的价值功能，这在今天也是有益的。
第三，传统方法经过无数文艺理论家的继承和发扬，不仅为后人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而且也形成一整套的逻辑方法、研究模式。比如演绎法与归纳法的论证程序、原则、方法等，时至今日仍有积极意义。
从上述三方面看，传统方法开辟了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深入研究文学的道路，为今后从宏观上，从整体上认识文学做了充分的必要准备。但是随着一个个“多元时代”(普里戈金认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是一个既有决定论现象，又有随机性现象；既有可逆现象，又有不可逆现象的多元时代。)的到来[⑧]。上述传统方法并不能涵盖如此复杂的文学艺术现象，暴露出明显的不足。
第一，传统方法存在一定的猜测性、假设性，缺乏科学性。抽象的哲学思辨方法的致命弱点是把文学艺术作为哲学的附庸，用某种先验的哲学观点和体系解释文学艺术，一旦两者不符，便将文艺削足适履。同时它所遵循的逻辑论证原则是从一般推出个别，一旦大前提错了，结论也就错了。这种方法有较大的猜测性和假设性。印度学者N·K·简恩说：“从科学的观点看，这种方法已过时，运用这种方法，人们推测出一般陈述(假说)，并据此演绎出许多陈述。倘若每个演绎出来的陈述都被实验证明是正确的，它就支持了假说。倘若情况并不是如此，则暴露出这个假说的局限性。”[⑨]
事实也是如此。从科学认识史上看，中世纪基本研究方法是演绎法，一切以圣经、教父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出发点和归宿，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运用观测实验的科学方法，了托勒密地心说，而建立了日心说；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塞尔维和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了传统观念[⑩]。从文艺学研究史看，培根以科学实践观和归纳法把“美学由玄学思辨的领域转到科学领域”，“对审美现象进行心理分析”[11]。而黑格尔运用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导出了文学“是理念的感性的显现”的错误结论。所以，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存在着较大的猜测性和假设性。而中国所采用的现象描述法，虽能从感性经验入手，以“极精炼而又隽永的语言点出关键”，其中也不乏“极明亮的思想火花”，但是它是一种猜测的、笼统的、直观的方法，缺乏思辨色彩，因此猜测性、假设性更大。归纳法较之演绎法有更多的积极意义，但归纳法的产生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强调“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统一，甚至抹杀二者的差异”[12]。因此不免流于经验，缺乏理性、科学性。
第二，归纳分析和综合分离。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互相提供前提的思维方法。归纳是演绎的基础，为演绎提供根据，而演绎又为归纳指明方向，提供前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哲学观点的分歧，历史上产生的演绎法和归纳法，长久以来争论不休，各执一端。文艺学研究领域中形而上学方法与形而下学方法的论争，就是认识史上这两种方法争论的反映。黑格尔在《美学》绪论中对此有过总结。他说：“谈到科学研究的方式，我们就走到两个相反的方式，每一个方式好像都要排除另一个方式，都不能让我们得到圆满的结果”。“一方面，我们看到艺术的科学只围绕着实际的艺术作品的外表进行活动，把它们造成目录，摆在艺术史里，或是对现存作品提出一些见解或理论，为艺术批评和艺术创作提供一些普泛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艺术的科学单就美进行思考，只谈些一般原则而不涉及艺术作品的特质，这样就产生出一种抽象的美的哲学”[13]。黑格尔从主观到实践上，都力图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但由于哲学观上的唯心主义，未能科学地解决二者的真实关系，自己的研究不免又回到了抽象的哲学思辨上来。
第三，以部分研究代替系统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是单打一的方法，基本上就文学的某一部分、某一侧面、某一要素进行孤立研究，而且还误以为穷尽了对文学规律的认识，这样就以单项、线性、平面式的研究代替了多项、立体、网络式的研究，比如哲学思辨法以本体论研究代替美学研究；社会学方法以外部研究取代内部研究；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法以心理分析取代社会批评。这样，传统研究方法就不能全方位地揭示文学的自然质、功能质和系统质，无助于全面认识文学。
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利与弊的分析，是以系统方法为参照物，以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学研究方法为目的去透视的结果，其中该扬之处，继承发扬光大；该弃之处，舍弃弥补改造。
2、西欧当代文艺学研究多元方法林立
到19世纪末，随着自然科学、心理学、文化学长足的进步，西方文艺学研究方法学派林立、纷繁复杂。其名目之多、时间推移之快、重点转移之频，都是前所未有的。归纳起来，大约有如下几种：精神分析、科学美学、语义分析、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原型批评、接受美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等。上述方法，无论其存在时间的长短，都有其一定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从某种角度看，还有其不可互相替代的某些方面的功能。但同时也应看到，它们有自己适宜的国情、范围，必然有不可弥补的缺陷。对此也应科学地进行分析。
总的来说，当代西方多元方法的合理因素是：
第一，开展多角度的研究。传统研究方法把文学艺术作为一个静态的封闭实体进行研究，确认它的不可分性，因此至多研究它与社会、与哲学的联系，与科学的差异。而多元方法则分解文学实体，从社会、作家、作品、读者各个不同层次分别进行深入研究。即便像作品这样一个层面，也要继续开辟新的研究角度，出现了语义、符号、结构、形式、阐释等研究方法。这不能不承认多元方法打破了传统方法拘泥一格的模式，发现了新的研究对象，扩展了新的观察视点，树立了新的阐述目标，为多侧面、多角度、立体地研究文学和开辟新的天地做了必要的准备。
第二，各学科相互渗透，各种方法互相借鉴。西方研究者虽然往往片面夸大自己研究方法的正确性、有效性，但是为开辟新的研究角度，又不能不自觉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各学科之间是互有借鉴和渗透的。比如心理分析导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发端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三论”是外来学科的方法的移植。由此可见，多元方法在各学科相互渗透，借鉴方面是有成效的。
第三，从某一角度的深入研究。从总体上看，多元方法林立、并存；从局部上看，各派对立、排斥，都想以自己的优势取代别的方法，因此迫使各派在某一角度、某一方面深入开拓。比如结构主义历经俄国的形式主义、捷克的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的结构主义，从雅各布森的“音素、语素、词、句等组合关系入手”[14]。研究文学，到罗兰·巴特建立的“功能层、行动层、叙述层”的研究模式，再到热奈特的4种主要叙述类型的研究[15]。步步进展，层层深入，开拓了从语言方法研究文学的空间。应该承认，在某角度的深入研究上，多元方法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以往的文学研究。
尽管多元方法有其历史的功绩，但由于它们大多以西方不同的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因而有其不可弥补的缺陷。卡冈在评价不同的科学对艺术的研究时说：“迄今仍然是非系统的、杂乱无章的，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研究建筑在嫉妒的竞争中，而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研究建筑在漠不关心的‘和平共处’中。”[16]这就是说，多元方法往往是各自独立、各走极端、互相排斥、互相取代。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现今科学知识发展的水准上依靠系统研究的原则”对文学“展开综合研究”。这项任务，西方研究者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历史地落在文艺学研究者的身上。
3、前苏联文学研究方法的兼收并蓄、改造创新
前苏联从19世纪的俄国开始，传统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历史方法。到20世纪初，由“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诗歌语言研究会”兴起的形式主义方法曾一度相当活跃。但不久，由于它把内容与形式割裂开，出现了将形式绝对化的倾向，而遭到了过分严厉的批判。之后，前苏联研究方法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庸俗社会学。“庸俗社会学是出于片面地解释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制约性原理，从而导致文学史过程简单化和公式化”[17]。因而从50年代中期起，前苏联开始着手纠正这方面的问题。50年代被称为回顾和反思(或“解冻”)时期，主要是清算庸俗社会学的错误，从60年代开始，前苏联把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提到首要地位，在组织上设立专门机构，出版专门刊物；在实践上大量介绍各种研究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和应用研究。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尤·鲍列夫、卡冈、赫拉普钦柯、斯托洛维奇、叶果罗夫、马尔科夫、彼得罗夫等人，致力于新方法的研究，并著有专著。至此，在文学、美学研究领域，庸俗社会学得到彻底清算，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并存，并把研究方法推向新的阶段。
前苏联在文学研究方法上历经的曲折、反复以至于最后达到繁荣，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强调对各种方法的兼收并蓄。前苏联政治生活的变迁、文学本身的变化、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自然科学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在文学艺术和研究方法上的“大一统”和单打一局面，进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的开放的时期”，对传统的、西方的、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兼收并蓄。这种做法反映了前苏联学术界研究学风的宽容、研究思维方式的辩证。一般而言，在研究中某种方法兴起确立之后，易排斥其他方法，一种思潮流行时，又容易否定过去，割断历史。鉴于历史教训，前苏联在进行方法论研究时，这种片面、对立、极端的倾向较少发生。因此在清算庸俗社会学时，并没有抛弃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在强调内部研究时，也不否定外部研究；在吸收外来研究方法时，又不妄自菲薄；在坚持传统时，又不盲目自尊；在运用美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不放弃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这就保证了文艺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
其次，注意对各种研究方法的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各种方法都有它适应的国情、对象和范围，当它被移植或吸收时，必须根据自己民族的情况加以改造。前苏联学术界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的理论改造各种研究方法，特别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比如风靡整个欧洲的接受美学到了前苏联，则被改造为“历史功能”研究。历史功能研究强调“分析一部作品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它在作者生前的时代所起的作用，而且要看到它在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外——在未来的时代所起的作用”。“用巴赫金的术语表示，历史功能阐释就是‘对应关系’的研究”，包括“作者同前辈的对话、作者同当代读者的对话、作者同未来时代读者的对话”。[18]从历史功能研究所强调的研究重点和三种对应关系类型看，它注重作品对读者的作用，这就把文学研究的重点从文本转移到读者身上，这与接受美学极其相似。但是它又克服了接受美学的某些片面性，把作家、作品、读者联系起来，更强调作品在当时、当下、未来三维空间中历史地、辩证地发挥作用。与接受美学相比，它们之间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更具历史性、辩证性。
此外，像结构主义这样的研究方法，前苏联学术界既充分肯定它是“深入研究艺术篇章的手段之一”，能起到“为研究工作者开辟广阔天地”的重要作用[19]。同时又严格地将结构分析与结构主义区分开来，并给予新的解释。所有这一切表明，前苏联在引进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一方面兼收并蓄，一方面加以改造，为我所用。
再次，敢于创新，勇于开辟一条新路。
前苏联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研究方法的产生、新的应用领域的铺开；二是综合研究的兴起。从前者看，主要是表现在类型研究，历史功能研究、阐释和评价的方法产生及各种方法的应用上；从后者看，主要是从“综合角度，用多样的研究方法来全面评定一部作品或一个文艺现象的外在作用和内在价值”[20]。
前苏联文学研究在挣脱了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羁绊，开创了百花齐放的活跃局面之后，及时认识到开展综合研究的必要性。20世纪60年代末，前苏联科学院成立了艺术创作综合研究专门委员会，70年代初提出“综合考察和系统研究方法相符合”的思想，许多著名学者转向综合研究，并致力于应用。像鲍列夫和斯塔菲茨卡亚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指明了归纳综合的趋势。卡冈的《对艺术作综合研究的系统方法》、《作为系统的艺术文化》等文章，则是综合研究的结晶。在综合研究中，他们一方面坚持的一元论，坚持历史的逻辑方法，另一方面又提倡多种方法的运用、补充、渗透。只有这样，才“不会变为方法论上的多元论和折衷主义，而只会成为对作品实行全面分析的因素”[21]。
前苏联对文艺学综合研究的主张、做法及成果，无疑是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4、我国文艺学研究方法变革的趋势。
我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趋于单一。“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方法涌入，但迫于战争、动荡，未能深入研究。以来，由于独断论、机械论和“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的研究领域狭窄，思维方式保守，方法单一。具体表现为：就研究的内容看，注重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的功能方面的研究，忽略文学的艺术美学特性的研究；就思维方式看，是单向、平面、线性定性的机械论、还原论；就思维角度看，是单一、静止和封闭的；就思维空间看，只有当下，而无历史的、时代的、当代的，只有中国，而无外国；就思维模式看，“一内容二形式，鉴定式的结论，调查式的评述”。文学研究上述问题，一直到1983、1984年开展“方法论”的讨论，才有所认识、有所纠正。
1984年，我国兴起的方法论讨论热潮，已经形成“多元发展的态势。表现为：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的多元、批评方法的多元、批评实践总体结构的多元”[22]。随着各种各样方法的介绍和应用的尝试，目前“综合态势，已显露端倪”。但是这种综合仍然处于不自觉的交织糅合，而不是自觉的、融会贯通的、整体化的综合，还没有出现有影响、有见地的专著。与前苏联70年代相比，我们的方法论研究还需告别“告知、尝试”阶段，走向综合、整体化的阶段。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抹煞1984年的方法论讨论的历史功绩。应该看到它是对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果；是肃清“左”倾教条主义、机械论、独断论影响的产物；是我们民族方法论自觉意识的觉醒，它必将促进新的文学观念、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
总之，从历时和纵的方面看，中外传统方法的扬和弃；从共时和横的角度看，西方多元方法的利与弊，前苏联文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经验，我国当代研究方法发展趋势，都说明必须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研究方法的体系。
(三)文学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可以理解为“人们按一定的方式、规则、程序输入和输出信息的思维活动形式”[23]。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4]
从人类认识史看，主要经历了原始、农业、分析和综合4个时代；人的认识对象中心由模糊的表象世界——实物中心——系统中心——元系统中心；人的思维方式由原始思维——以实物为中心思维——系统思维——元系统思维。
在人类的幼年时代，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人类根本无法认识和解释自然现象，相信一切出于“神之手”。在认识对象上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都是以混沌模糊的表象呈现于世。因此原始思维是一种“以‘集体表象’为基础”“无逻辑特征”的形象思维，古代神话就体现了这种思维特征。
从奴隶社会到整个中世纪的农业时代，人类主要思维方式是“以实物为中心”[25]。在农业时代，由于“人们与自然界之间的交换活动仍然停留在实体交换水平”[26]。许多门类的科学知识尚未形成，科学认识的方法停留在直接观察上，认识论的模式是“以实物为中心”，即只局限于相互孤立的、具有感性特征的实物和现象上，去探求它们的质。前苏联学者库兹明在分析这一时代的思维特征时指出：“在这个阶段，认识是从现象上，即还是从外表上来看待对象的，认识还没有揭示出对象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没有揭示对象受它所属的那个系统的制约性和对象的质的过程”。这就是说，“以实物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具有直观、笼统、猜测、感性、孤立的特点。在文学研究领域，则表现为把文学作为一个实体，只从外部(自然现象或哲学)探讨文学的某些特征，因而文学一直是自然哲学、哲学和神学的附庸。
从农业时代到分析时代，其中有一个过渡，即前分析时代(14～16世纪)；分析时代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在这一时期，人们的交换活动中心已由实物转向能量，科学长足进步，科学研究则分门别类，研究方法由观察改为科学实验，思维对象自然仍以实物为主，但已不作为实体，而能够进行解剖分析；思维方式则主要是形而上学。这种思维的优点是“对事物研究细致、具体、严密，在科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缺点是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特点，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与机械决定论。
所谓“还原”原意为简化、简缩、缩小。它的基本思想是：主张把复杂的对象分解为简单部分，从简单部分特性的已知来把握对象整体，主张以低级运动形式解释和说明高级运动形式，进而说明世界的图景。这是一种解剖式和分解法，排除一切偶然性和变量，抓住一条线索追踪来源，探寻因果联系的单项、平面、线性思维。
机械决定论又称拉普拉斯决定论。它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已经决定的，无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只要找到一个宇宙方程，了解宇宙的起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就可以用力学的方程给予明确的描述，给予绝对的正确预言。[27]这种思维是一种直线因果的思维定势。
分析时代的形而上学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表现是：从研究对象看，它把文学当成一个独立实体并加以分解，孤立地进行某方面的考察；从研究内容看，已涉猎了较多方面，如文学与社会、文学特性、心理因素、形式因素等等，但分门别类地进行孤立研究，尚不能联系起来；从思维特征看，是单项、平面、线性因果的。应指出，我国文学研究中所流行的庸俗社会学方法，如果从思维根源上看，则与形而上学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且还比它走得更远。
由于分析时代科学知识的积累，人们不仅发现了各门科学的具体规律，而且还发现了各门学科间相互联系以及相互联系所产生的一般规律，这就扩大了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大多数科学都经历了一个把关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观念不断扩大和加深的过程，比如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学说对于深入系统研究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遗传学对于深入研究生物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物理学，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对于化学……这些理论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确立了彻底唯物主义的系统性思想……科学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以“系统中心”代替“实物中心”。[28]
“系统中心”以“构成现象系统的‘种类’为中心，而个别现象和对象这时则表现为总体的构成部分，表现为它的因素、成分”。对象的系统性则要求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地观察事物，系统思维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在文学研究领域，则要求把文学作为一个系统，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这一时期出现多元方法便是系统思维的必然产物。
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人们“所研究的现实被看成是多中心的、超系统的统一体，一种复杂现象的综合”。人们认识的内容不再是实物或系统，而是“复杂的对象——综合的多系统的现象及其全部各种层次的和多侧度的关系”[29]。即元系统。元系统要求人的思维具有显著的综合性特征。实际上，目前“综合考察、综合研究、综合创造、综合发展、综合规划和综合管理等等，已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活动方式”。[30]在文学研究领域，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研究方法体系，就是元系统思维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发展水平进入新的阶段的历史必然趋势。可是与这种必然要求和趋势相比，我国当今的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农业和分析时代，呈现出“封闭、求同、单向、直观、超稳定、亚节奏”的特点。[31]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则是公式化、程式化、概念化。审视过去、展望未来、立足现在，我们再不能固守传统格局、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而是要奋起直追，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以及研究方法上来一个彻底革命，以迎接文学综合时代的到来。
[①]黑格尔语。转引自〔苏〕鲍列夫《美学》，第1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②][日]增成隆士：《美学应该追求体系吗？》，转引自《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上册，第14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③][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④][苏]布什明：《文艺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⑤]此图载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8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⑥][苏]鲍列夫：《美学》，第1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⑦]普里戈金：《跃进时代中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⑧]普里戈金：《跃进时代中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⑨][印度]简恩：《科学方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基础现代模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⑩]生：《西方认识论史纲》，第112～11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第202～2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2]生：《西方认识论史纲》，第16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3]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8页，商务印书馆，1979
[14]傅修延、夏汉宁：《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第162页、第4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5]傅修延、夏汉宁：《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第162页、第4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6][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7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17][苏]柯静采夫：《文艺学中的庸俗社会学》，《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
[18]吴远迈：《苏联的文学研究方法的新趋向》，《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
[19][苏]鲍列夫：《美学》，第532～53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0]高利敏：《当代苏联文学研究方法和批评新观念的发展》，《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
[21][苏]鲍列夫：《美学》，第52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2]滕云：《批评的主体意识、多元态势与综合态势》，《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
[23]陈晓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新华文摘》，1985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65页，人民出版社，1972
[25][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2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26]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85
[27]《大科学的群体论》，《望》，1986年第3期
[28][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54～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29][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54～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社会学创立的历史条件范文3
进入后现代以来，传统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学说遭到强烈质疑，阿尔都塞、福柯、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拉克劳、墨菲、斯蒂芬•格林布莱特、乔纳森•多利莫尔等人无不以此为突破口，转而强调文化、意识形态、话语的社会建构功能。弗娄和本尼特以后结构主义理论来变革的哲学本体论，与这一思潮是一致的。具体而言，弗娄和本尼特对传统的哲学改造是分两步完成的:一是用结构主义符号学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现实—思想”或“物质—精神”的二元论变革为“话语构成物”的一元论;二是受福柯的影响，将作为“话语构成物”的社会现实与权力建构机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第一步实现了对本质主义的文学反映论的解构，第二步则在文学与现实、社会、历史的关联中深深地嵌入了政治因素，为其文学政治化主张奠定了哲学基础。首先，弗娄和本尼特认定，传统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忽略了语言建构维度的本质主义的“给定实在论”，而社会现实其实是一元化的“话语构成物”。在他们看来，预设了所谓的客观存在物作为世界的本体，这种客观存在物在时间上先于我们的意识活动，并且外在于我们所使用的话语或符号系统，由此构成了二元对立的等级制的决定论模式，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现实决定社会意识，这在文学理论方面造成的后果就是，文学只能成为反映先在现实的“副现象”，文学只能去摹写所谓的客观规律，“反映论要求文学形式的优劣应该根据其是否准确地描述或‘反映’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和方向来判断。”
这一反映论逻辑发展的顶峰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弗娄和本尼特反对这种“给定实在论”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决定论模式，他们从结构主义符号学那里找到了驳论依据。按照索绪尔的观点，是语言自己生产了现实，而不是对外在“现实”的被动的反映，现实其实是由符号建构而成的。索绪尔的这一观点意义重大，实现了从“给定实在论”到“意义建构论”的本体论转换，即是说，任何事物都没有内在的、固定的、事先给定了的意义，事物的意义是由语言或文化的符号系统赋予和建构的。弗娄由此认为，现实是话语建构物，社会结构是物质体系同时也是符号体系的编织物。符号结构与物质结构是一致的。因此，现实不再是物质与精神、存在与再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结构，而只是一元化的“话语构成物”。推论之，文学话语不是要去反映外在或先在的实体化的“社会”或“历史”，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必然是互相交织和相互建构的关系。其次，受福柯的启发，弗娄和本尼特将作为“话语构成物”的社会现实与权力建构机制联系起来，由此实现其文学政治化的目的。他们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结构简化为一元化的话语构成物，直接切断了传统所强调的“客观现实”、“客观真理”、“历史规律”等“权威的最终参照物”，如弗娄所说，话语的所指不是产生于超越话语之外的“客观现实”，而内在于话语实践和话语意指过程之中。话语的可理解和可阐释性只能就话语自身或与其他话语的联系来理解。判断真理的标准不再是话语要符合客观现实，而是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这完全是福柯观点的翻版。排除“真理”和“历史规律”，将人文科学纳入“权力—知识”的循环网络之中，这正是福柯用话语—权力理论解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目的所在。福柯指出，“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道产生的”，“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知识或真理只能被看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由各种势力交锋争执之后形成的话语构成物。于是，福柯转向对物质性制度和权力形式的更加妥帖的分析，把话语与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把权力的运作当做主要的研究课题。而这也正是弗娄和本尼特对文学话语作出政治分析的努力方向。
二、命名的政治:从文学本质论到文学体制论
反本质主义是后现代文艺理论的核心主张。伊格尔顿和卡勒都指出，文学并没有先验的、客观存在的、非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本质，而只是后天建构的、受制于特定视角的、历史化、地方化和语境化的、流动的概念。丹托和迪基也认为，不存在形而上的艺术概念，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仅仅取决于某种授予它们身份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就是由艺术家、批评家、馆长、赞助人、商、经销商和收藏家组成的“艺术界”。文艺理论的研究范式也随之发生转换，即从文学艺术的内在美学特质研究转向了外在的社会惯例、社会机制和社会权力关系的研究。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文学或文学理论的内部特性，而是建构它们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即话语—权力领域，“它的视野其实就是整体社会之中的那个话语实践领域，它的特殊兴趣则在于将这些实践作为种种形式的权力和行事加以把握。”显然，弗娄和本尼特确立的从文学本质论到文学体制论的反本质主义文学观是离不开这个大背景的。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主要包括反对“美学形而上学”和“文本形而上学”两个内容。众所周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是“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但在本尼特看来，两者却是矛盾的，“既重视艺术的超验性，又努力根据其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来解释它，这是传统的主要矛盾”。
特别是西方，如阿道诺、马尔库塞的美学自律理论，与的社会的、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原则存在着根本的冲突，“把审美当做一种精神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不变模式来建构，这很难与作为一种旨在对所有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进行彻底的‘历史化’的历史科学的概念相协调”，这样只能导致一种“失败的唯物主义”。他进而指出，分析远不是要证实在后康德哲学中被归属于美学的普遍性，应该集中精力探讨在产生一系列不同的文学和审美效果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的各种社会和历史条件。同样的道理，像俄国形式主义那样求索文学文本内部所独具的“文学性”也是一种妄想。他指出，文学性并不存在于文本中，而存在于文本内部及文本间的互文关系中，最终依赖于文本在主流意识形态母体中所占据的地位。因此，我们要以历史而具体的方式看待“文学”，拒斥将文学作为超越历史的抽象概念来理解的“文本形而上学”。总之，本尼特认为，文学更适合看成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体制建构下的文本的使用及其效果。我们应当使用一套新的概念、方法和程序，以一种非美学的方式来重新思考批评的政治学，以一种更加具体和特殊的方式来探讨文学的政治学。弗娄也指出，“本质主义‘文学’的概念应该被它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的概念，即文学的话语构型概念所取代”，应该建构一门“一般诗学”，研究文学话语与法律、科学、历史、哲学、道德、宗教乃至日常语言等非美学话语之间的深层关联。
三、文本的政治:从文本分析到话语分析
霍尔指出，“社会和文化科学中的‘话语转向’，是近年发生在我们社会的知识中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在20世纪前半叶，索绪尔强调语言内部的系统和规则，将外部语言学所关注的文化、政治、社会制度、环境等因素排除不顾，给俄国形式主义、捷克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带来的是注重内部研究的“文本分析”法;20世纪60年代之后，福柯等人用“话语”概念恢复了语言的历史性、社会性、政治性、实践性乃至物质性，给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主义、后带来了侧重于外部研究的“话语分析”法。弗娄和本尼特都反对文本形而上学和文本分析法，只不过弗娄更加自觉地引入了“话语转向”的理论成果。弗娄明确承认，他的话语理论主要受启发于巴赫金、韩礼德、米歇尔•佩奇尤克斯和福柯等人。这些话语理论家的一个共同旨趣就是，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转变为语用学语言模式，重建语言与历史语境、意识形态、社会实践、言说主体之间的联系。巴赫金说:“话语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的现象”。韩礼德指出，“话语类型”乃是掌控着特定社会语境中的特定意义的生产、传播和接收的规则系统。佩奇尤克斯采用“话语”一词来强调语言使用的意识形态性质。在福柯那里，“话语”是赋予现实世界以秩序和规则的意义系统。“对福柯来说，一个‘话语’就是我们可称之为‘一个为知识确定可能性的系统’或‘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的“规则”而存在，这些规则决定了陈述的类型，决定了真理的标准，决定了谈论的范围和话题。因此，话语不但与外部权力相关，其本身也具有一种意义建构的权力。总之，话语的社会功能、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都应该成为“话语分析”的重点。弗娄直接将文学称为“文学话语”，就是要解除形式主义文论赋予文学的绝缘性，恢复文学文本的社会建构功能及其意识形态性。文学是一种复杂的、历史性的、高度体制化的话语，一方面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认可的结果，另一方面，还与道德、法律、宗教、科学等其他话语相互影响，互为话语，因此，文学话语并没有固定的界限和本质。在弗娄看来，文学具有社会构型作用，统治阶级往往利用文学艺术去维持其社会和政治霸权，并使之合法化。像其他话语类别一样，文学话语在阶级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同样，弗娄也是从话语的角度去理解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问题的。他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与阶级斗争相关的符号系统或话语的一种状况”，就是不同话语之间产生的权力关系。所以，文学文本不是固定的给定物，而在话语冲突的过程中不断被定义，在此期间，文本的意识形态性或得到巩固，或受到挑战，文本的历史性也正由此而生成。通过重塑文学话语、意识形态、权力等概念，弗娄希望将文学文本置于更加广阔的话语范围之中。他按照文本的特殊历史地位和随着历史变化的意识形态价值来定义文本，发展出一种新的分析模式，这种话语分析的模式不是将文本囿于“文学特殊性”的范围之内，而是能够辨析文学文本各种变化形式之中的权力运动。
四、阅读的政治:“阅读型构”理论
艾布拉姆斯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作为文学研究强调文化与政治这一普遍倾向的一部分，读者反映批评学家越来越多地尝试将对文本的特定阅读‘置于’其历史背景之中，试图说明读者的意识形态及固有的种族、阶级或性别偏见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构成文学解释及文学评价的反应”。后结构主义以来的阅读理论认为，“读者被历史地或社会地建构，不存在抽象或永恒的本质，这必然促使人们从事阅读的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弗娄和本尼特都是阅读政治学的倡导者，主张解构“文本”和“读者”的本质设定，将其置入与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的永久互动之中。弗娄明确地指出，我们可以达到“元阐释”的水平，“我们不再关注特定阅读的正确或错误，而应该注意阐释的形式的、社会的条件及其前期状况，即关注阅读的政治学和阅读的历史学(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的阐释的异质性)”。根据他的分析，阅读理论的这种转向是积极有效的，这是因为:第一，它激发了差异阅读，认识到不同阅读的政治的和历史的相对有效性;第二，它打开了一条通道，可以将我们自身的政治的、方法论的、历史的情状印刻在阅读对象之上，进而成为其组成部分。本尼特也认为，批评的目的不是制造一个审美对象，不是揭示已经先验地构成的文学，而是介入阅读和创作的社会过程。站在文本面前，阐述它的真理，这已经远远不够了。批评家必须开始从策略角度思考什么样的批评实践形式才能将阅读过程政治化。这可能意味着对不同的读者群应该有不同的批评形式和创作形式。为此，本尼特创建了阅读型构理论，所谓“阅读型构”，是指一整套为文本生产出读者、也为读者生产出文本的话语和制度条件。
在笔者看来，阅读型构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打破了本质主义的“文本”和“读者”概念，将阅读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决定着阅读过程的社会条件、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斗争。他说:“阅读过程不是读者与文本作为抽象而相遇的过程，而是文本网络构成的读者与文本网络构成的文本相遇的过程。这种交往从来不是两个未受浸染的实体之间的一种纯交往，而总是一种被文化碎片搅混的过程，这种文化碎片将文本与读者纠缠在构成二者相遇领域的相关文本区域。”可见，正是阅读型构具体地、历史地构建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相互作用应该被看成文化激活的文本与文化激活的读者之间的存在，这样的相互作用被物质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制度的联系构建而成，文本与读者都不可逃脱地铭记于此种联系之中。弗娄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文学话语生产的知识形式是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功能，但是，文本和读者都不是独立体。他们的地位和功能由他们在文学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我们在文本中关注的东西是由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场域中的位置所引导和限制的”。总之，社会、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不但建构了不同的读者，通过他们建构出不同的文本，还建构了文本———读者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些具有构型作用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才应该成为阅读研究的落脚点。
五、问题与反思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以发现，弗娄和本尼特用后结构主义方法解构了传统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结构中构建的文学反映论、文学本质论、文学意识形态论和文学阅读理论，建构了一套后的文论体系，即话语—权力建构论、文学体制论、文学话语论和阅读型构理论;也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打破了“美学形而上学”和“文本形而上学”的幻象，促使文学理论“向外转”和“政治化”，即从文学的内在美学特质研究转向外在的社会机制和社会权力关系的研究。
后文论确实提供了一些的新的思路，譬如，他们引入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将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改造为比较精致的“文化唯物主义”或“话语唯物主义”，从而凸显出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功能，这警醒我们摆脱庸俗唯物论和经济决定论的思维定势，注意到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构架中还有很多微观层面的东西值得研究，比如话语的实践性和物质性，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文化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文学与文化、社会、历史、政治之间的互文关系，它们又是如何建构出作者和读者的“主置”的等等方面的问题。当然，后将的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归结为第二国际中部分庸俗者所主张的机械唯物主义是有失公平的。马克思早就指出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恩格斯也在《致约•布洛赫》信中提到，“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可见，在经典那里，并不存在与人的实践活动无涉的先在的、实体化的“客观存在物”，他们也没有否认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只是缺少了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的深层介入。相反，后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一元论的“文化唯物主义”或“话语唯物主义”，其实有掏空唯物主义根基的弊病，正如伊格尔顿所说:“话语的范畴被夸大到统治全世界的地步，它消解了思想与物质现实之间的距离。其结果是挖空了意识形态批评的底层———因为如果思想观念和物质现实被浑融为一体，则将无法追问社会观念的真正的由来”，从而堕入一种新型的“话语唯心主义”。
后与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主义一道，实现了文学理论的“向外转”和“政治化”，这种“知识社会学”的思路其实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它回避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具有反美学倾向。韦勒克早就指出，知识社会学受历史主义之害而走向怀疑论，忽视了文学的内部问题，“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语言上和文学上的传统……一般来说，文学与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之间的联系是远为间接的”。哈罗德•布鲁姆也指出，文学有着自身的美学传统和内在的发展逻辑，审美价值更多地产生于艺术家之间的交流而非社会冲突，它是相对于文学传统的陌生性和原创性。由此可知，后文论实际上具有鲜明的反美学倾向，他们将文学研究简化为文学的社会学研究，简化为对影响文学的社会机制和社会权力关系的研究，这种做法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缺陷，即“社会理论不能从社会事实推出艺术品的价值，社会理论本身不能产生艺术品的审美判断”，其结果只能是将审美价值问题等同于政治价值问题，而无法严肃地对待文学艺术内在的审美特质研究。与比较重视审美自律的西方美学相比，这是一种倒退。
社会学创立的历史条件范文4
[关键词]本质；现实性；类本质；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F0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4 — 0007 — 02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1845年写于布鲁塞尔的提纲式笔记，生前并未发表。文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人的本质问题，为我们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在《提纲》第六至七条提出了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首先对人的本质进行科学的界定；其次批判了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最后又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人的本质”。〔1〕45马克思从现实的人、人的本质属性、社会关系及其总和来给人的本质做出论断。
一、现实的人与人的类本质
开篇第一条，马克思在《提纲》中直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在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以此出发，费尔巴哈直观的从生物的角度理解人的本质，把宗教归结为人之本质。马克思批判性费尔巴哈的这种人本思想，并在第六条中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批判以往的哲学家们把人看成“抽象物”，认为人的本质应该从其现实上去研究，把人放到现实中去。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否定人的“类本质”。
（一）现实的人
马克思在第六条指出：“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其现实性上”是对于人的本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论断的限定。即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这就是说，他所指的“现实的人”，是个人所生活的具体的时代， 从事着现实的活动， 能被感受、理解，且有需要的人。
马克思认为，从一般的、抽象的和空洞的的人的角度来研究人的本质是极其错误的。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处在一定历史环境中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而活生生的。不能“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的——人的个体”。〔2〕56
（二）人的类本质
人的类本质是指人作为一类整体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普遍的特质。类本质，最早由于费尔巴哈提出，他认为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意识”。“我的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第二个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人。神的主体是理性， 而理性的主体是人。”〔3〕247费尔巴哈将类本质视为人的本质。
费尔巴哈这种观点被马克思批判为“撇开历史”、 “孤立地”理解人。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否定人的类本质，否定人的普遍本质。“马克思所讲的人的本质是现实的具体的人的本质， 是一般本质在现实人身上的具体表现， 不是抽象的‘类本质’， 这种本质的现实表现是被社会关系所规定的， 肯定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的表现（ 现实本质） 并不否定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共同本质（ 类本质）”。〔4〕
在马克思看来“类”是人类共有的普遍性，它去除了单个人的个别性和特殊性。作为一种“类”人首先具有共性，即纯生物意义上的一种生物类存在物和社会学角度的社会类存在物。如果只是考察人与自然及人与动物的区别，显然只需要考察人的“类本质”足矣。但是，如果我们要追问人的现实性本质时， 就要深入到社会领域，考察社会关系了。
二、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
《提纲》第七条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即，人是社会的人。人具两大类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人的自然属性，是指包括人的肉体和精神在内的生理、生物方面的属性；人的社会属性，则是指通过人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属性。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于人这个现实的客体中。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人离开了其自然属性，就不成其为人；同样的，离开了人的社会属性，人就是一个纯粹的“抽象物”，根本就不是一个现实的人。如此一来，他的自然属性也无从体现和发挥，就如石头的人塑像。以本能区异，人与动物截然不同。动物的本能在于被动地适应自然，而人则以自身社会属性的元素思考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这种本能社会化。但是，人的社会性是包含本能的社会性。人要满足自身的衣食住行的需要，就要进行生产劳动，这就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在这些生产活动过程中，人们不仅仅是满足于简单的衣食住行的“够”，而是不断的提高产品、工具等的数量、质量和品种。因此，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因为人的自然属性而将人的人的根本属性归结为自然属性；也不能脱离人的自然属性而只讲人的社会属性，那样也将导致人与动物的绝对对立。一言以概之，只讲人的自然属性而不讲社会属性和只讲人的社会属性而忽视自然属性都是不正确的。
然而，在人的这两种属性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人的社会属性。
首先，人的自然属性是由社会属性来体现和证实的。人的任何属人的关系，都是通过对对象的占有而表现出来。而这一对对象的占又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才得以实现的。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人类的任何属人性都不可能得到展现。
其次，人的社会性制约和决定着人的自然属性的发挥。从住房可见一斑，早期，人类或无居所、或居洞穴、或居于树上。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开化，人类学会了建筑房舍，告别如兽禽般的露于荒野。
因此，我们在考察研究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时，既要看到二者的密切联系，又不能将它们等同起来，而避以不见社会属性在这二者关系中的主导和决定地位。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是由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的。
此外，人的本质由人的社会属性决定，还在于：人的社会属性将人与一般的动物严格的区分开来。这是由于在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自然属性，在动物界某些动物身上也能看到其影子。由此观之，人的自然属性是不能将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它不是人的本质属性，更不能作为人本质的代表。而为人们所共有的及特有的社会属性，能很好的将人与动物区别开，它是人的本质属性。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经典论断，正是马克思在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深入考察，认定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后才作出的。
三、社会关系及其总和
（一）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提纲》第六条所说的社会关系，应指在社会生活中所结成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一切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可分：物质的和思想的两类。物质的社会关系一般指的是生产关系。而由人的意识形成的思想的社会关系，则较为复杂，包括政治、道德、法律以及宗教等等。
物质的和思想的社会关系并非平行、并列。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物质关系，在社会关系中是主要的，而在物质关系中最基本的、主要的就要属生产关系了。在阶级社会，生产关系通过阶级关系表现出来。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中，我们首先要考察生产关系及其体现者。而在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者就是阶级关系。所以，在阶级社会中要分析社会关系继而分析人的本质就首先要抓住阶级关系，考察阶级关系和考察生产关系二者并不冲突。尤需注意的是：虽然主要的社会关系如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制约甚至决定着其他的社会关系，但是它们不是唯一存在的社会关系。主要的社会关系不能消灭和取代其他的非主要的是关系。
阶级社会为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仅有阶级关系，还有家庭关系、工作关系等等。“每一个活着的人，按照人的本质观点来看，都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阶级的人、民族的人······即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人。”〔5〕换言之，每个人都处于历史的、层次多样的而且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但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不能仅仅归结为阶级关系。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决不能以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多层次性而否定生产关系为主要的方面，进而否定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本质主要方面表现为一定的阶级性。那么，理解了社会关系。我们该如何进一步正确理解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呢？
（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所谓‘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指一切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换言之就是社会。”〔6〕人们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成现实的社会系统。人与社会关系互存而生，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处于人之中。“人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一定历史条件下由一切社会关系所交织而成的社会关系之‘网’的网上扭结，离开人这个‘扭结’，就形成不了社会关系之‘网’；而离开社会关系之‘网’，人这个扭结也就无所依靠而丧失意义。”〔7〕156
“社会关系是纷纭复杂、多种多样的， 生产关系、政治关系、伦理关系、阶级关系、亲属关系、民族关系等等······都是社会关系。人的本质决不归结于其中某一具体形式，尽管它可能从各种形式中表现出来人的本质只能从它们的‘总和’中去寻找。”〔8〕但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是简单的社会关系的机械相加或者堆积。那么“总和”应如何理解呢 ？“马克思的《提纲》全文都是用德文写成的，唯有‘总和’一词用的是法文，可见马克思对这一概念运用的审慎和严谨。”〔9〕
四、小结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本意并不是给人的本质下定义，绝对不能把它错误的理解成：人的本质就等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的，他们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不是概念，更不是教条。因此，我们应该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理解成：马克思给人们研究人的本质指明一个方向， 即不能从抽象的“一般的人”出发、把人放在空洞的、虚幻的境地进行研究，而是从人所生活的社会入手，研究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将人视为“现实的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限定在“在其现实性上”，其真意在于：研究人的本质只能从现实出发；万事万物都处于变化中，包括人的本质。
〔参 考 文 献〕
〔1〕谭培文，陈新夏，吕世荣. 经典著作选编与导读〔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3〕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47.
〔4〕马明策.对“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重新解读〔J〕.理论导刊.2006，（07）.
〔5〕宋定国.人的本质的揭示和唯物史观的创立〔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 225.
〔6〕周永霞.对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观点的再认识〔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12）.
〔7〕刘行焱，朱志强.原理新课题研究与动态〔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89：156.
社会学创立的历史条件范文5
【关键词】马克思；人的本质；科学内涵；逻辑路径
【作者简介】陈秀，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安徽安庆246113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3—0010—04
人的问题，是古今中外一切哲学家永恒探索的斯芬克斯之谜，法国18世纪的伟大启蒙思想家卢梭曾说过：“在人类所有的各种知识中，对我们最有用但是我们掌握得最少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以往一切优秀文化的成果，首次对人的本质问题进行了实践的、历史的、现实的系统而深刻的科学研究，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命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伟大时代，更加系统地梳理和研究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系列重要论述，科学把握其逻辑路径，揭示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系列命题的内在逻辑关系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精辟论述，包含着极为丰富和深刻的内容。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体现。关于人的本质的系列问题，学界从不同的维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亦取得了丰硕成果，综合来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二是“劳动是人的本质”；其三是“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若要历史地、系统地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重要思想，仅将上述三个重要命题纳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范畴进行研究。难免缺少系统性、历史性和科学性。
深入系统地研读马克思在历史上的重要经典著作，会发现马克思在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上至少存在以下七个命题：第一，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第二，马克思在《导言》中进一步强调：“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第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肯定了黑格尔“劳动是人的本质”的思想，即“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第四，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论述强调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有意识的活动。”第五，在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强调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第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论述：“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这段论述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第七，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对上述七个重要命题，少有系统的梳理和思考。有人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是对人的本质的经典定义，把握此一命题足也。因此，往往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其他命题关注不够，甚至忽视其他命题的历史地位、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些研究者侧重于从概念性和常识化理解出发追问“人的本质是什么”，而较少从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上去分析理解，以致于出现误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偏离历史语境。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系列命题的提出，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因此，在理解时，如果偏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仅从命题出发看命题往往会由于出发点的偏执造成误解。在“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这个命题上，有学者认为，不能把人的需要理解为人的本质，更不能抽象地把需要与人的本质等同起来，因为“需要”和“本质”属两个不同内涵的概念。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有当作为主体的内在需要转化为人的外在的作用对象的实践活动，主观见之于客观，精神转化为物质，人的本质才得以生成，人的力量才得到发挥，需要才能得到实现和满足”。仅就命题本身而言，似有其道理。但是。如果联系马克思当时提出这一命题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历史语境看。这样理解可能欠妥。因为，“马克思所谈的需要是与人的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的需要本质上是自然物质长期进化的结果，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受社会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因此，人的需要是与人的社会存在紧密相联系的产物，它具有客观必然性。第二，割裂内在逻辑关联。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是系统的，但在学术研究中，有人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就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著名命题，这未免有失偏颇。因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系列思想是有机的逻辑统一体，且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系列命题之间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如果把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说成是某一命题而对马克思其他命题视而不见。势必割裂这一命题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之间的系统性和命题内部的内在逻辑关联。第三，理解缺乏整体性。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每一个命题都有其产生的科学方法，若断章取义，就会背离原意。有人在理解这个命题时，忽略了“在其现实性上”，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实际上，在这里，马克思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告诉人们把握人的本质要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不是从本体论的角度给人的本质以一成不变的定义，即不是通过直观，而是通过现实的社会关系去考察。人通过劳动创造了社会关系，人是社会关系的创造者，社会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就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社会关系是人劳动的结果，而这一切的前提正是“在其现实性上”，如果离开了现实性，社会关系何以存在呢？
正确理解、科学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要求我们认真分析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系列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善于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逻辑建构上去把握。在逻辑的建构上，马克思首先从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和扬弃作为切入点，以现实的个人作为逻辑出发点，阐述人的个体本质即现实本质，到人的类本质，再到人的社会本质即群体本质，通过内在的逻辑联系，使人的本质系列命题的内涵有机结合，从而构成一幅线索清晰、结构严密的逻辑图景。
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系列命题的逻辑起点
历史上看，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研究有着系列重要思想。马克思这些重要思想的形成同时经历了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和扬弃、由唯心主义者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转变的这样一个过程。早期的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影响，对人的理解还处于抽象人的本质阶段。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黑格尔把人的本质等同于人的自我意识，他肯定通过抽象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意识和创造性活动的能动性。因此在他那里，人成了纯粹理性的人，成为抽象的自我意识。针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抽象人”，费尔巴哈创立了人本主义哲学，确立了“人”的地位，提出了“自然人”。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他把人看成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在他那里，人仍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抽象的人，人完全脱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实践活动，仅是一种自然的感性存在，是只有自然属性的人，而不是真正社会历史活动中的现实的人。马克思一方面同意费尔巴哈对宗教所作的批判，另一方面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像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马克思则结束和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并从中找到了人的出发点。
以“现实的人”取代思辨哲学家的“抽象的人”，是马克思人的本质观得以建立的必要前提。1844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充分肯定并扬弃了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观点，指出劳动是人的现实活动，并把人的社会性和劳动结合起来，认为劳动是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基础，人的类本质只能通过人的社会性劳动来体现。同时，人的本质是根据劳动性质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通过对历史活动的深入研究，指出现实的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创造一切历史活动的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845年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用精辟的语言彻底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者的人的本质观，从社会关系中全面把握人的社会性本质。在其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加深入地阐述了人的需要本质。可见，从黑格尔的“思辨人”到费尔巴哈的“自然人”，再到马克思的“现实人”，从批判“抽象的人”到扬弃“劳动是人的本质”，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遵循着步步深入的过程，这是基于实践的认识而非形而上的独断，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而非思想的判断，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彻底转变，实现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认识的质的飞跃。
三、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系列命题的逻辑展开
从实践出发，从现实中把握人，是马克思与所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时说：“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可见，宗教神学是以神为出发点的。在马克思看来，“神”是异化了的人。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说：“哲学家无权构造一个人造的人，而必须描述一个实在的人。”而要对这个实在的人进行描述，就必须要了解人的生活和行为。那么，如何才能了解人的生活为行为呢？卡西尔告诉我们说：“只有一条能揭开人类本性秘密的途径，那就是：宗教的途径。”可见，卡西尔了解人的途径仍然是宗教，而宗教使人神秘，人也始终是一个神秘的人。尽管他主观上也努力去把握现实的人，但实际上。“人”在他那里仍然是抽象的，因为他把“人”溶化到“符号”中去了，因此，使人失去了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从而成为单向度的人。
与唯心主义者具有本质区别的是，马克思一切人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有生命的个人”。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同时，先后多次明确强调了他的理论出发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生命的存在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揭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内涵。而自然存在物必须以个体需要的生产和满足作为前提，以需要的生成与满足的动态关系为其内在动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人的本质就在于人的需要。个体的生命存在直接就是他们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因此需要是实现个人天然的内在必然规定性，只有它的力量才是本质的力量，所以，“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质”这个命题，无疑揭示了人的自然本质。需要作为人的自然本性并不局限于自然的界限中，而是在这一基础上打开了一个人与人交往的无限界域。人自身需要的满足往往以自己作为他人的需要为前提。那么，这里的“人”又是怎样的呢？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马克思认为，要从对象、现实、感性的方面去理解，要诉诸实践的方式去理解，要从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中去把握人，而不是直观地去理解。人作为人而存在，是实践活动、劳动的结果。人的世界是人创造的，人创造了什么样的世界，就与什么是一致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从马克思原意可见，人是自我生成、自我所造的，人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创造了自己。
人的个体本质与人的类本质之间有何关系呢？让我们认真审视来自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命题对进一步理解人的类本质和个体本质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绝不可忽视。在这个命题里，前后两个“人”所指向的内涵显然不同。“第一个‘人’指向的是大写的人即作为族类存在物的人，第二个‘人’指向的则是小写的人即作为个体存在物的人。”因此，“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命题可以理解为：“作为族类存在物存在的大写的人是作为个体存在物存在的小写的个人的最高本质，小写的个人要作为人存在，他必须具有作为族类存在物存在的大写的一般人的本质；否则，便不能作为人存在，或不能称作是真正的人。”换言之，每个个体作为人存在，就必须作为类存在物存在。而类本质是既作为自然界中的一员、又作为人类社会的主体的人类每个成员所具有的共同特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充分揭示了人的类特性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我们常说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从人的本质的内在规定性上分析，如果没有这个类特性，人就不能成其为人。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作为自然界最特殊的存在物与动物界的根本区别。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从生物学角度讲是人，而从哲学角度讲不是真正的人，因为奴隶没有类的特性，没有自由自觉的活动，完全是被迫的。而只有人能够不局限于自然的界限，能够通过实践、劳动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通过人为了人”的生活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人的类特性。因此，马克思说，人是作为人的最高本质，只有具有类特性才真正是大写的人。
四、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系列命题的逻辑落脚点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步步深入、层层推进，这与人的具体的历史发展和“人”的概念的逻辑展开是一致的。“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这一命题，强调了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的内在差异性、特殊规定性；“自由自觉的活动”无疑强调了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类特性、类本质。作为群体存在物，人与人之间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是对人的本质论述的逻辑推进。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表现在其社会本质，是具体的人所具有的现实规定性。因此，把人类和动物相比较，马克思得出了关于人的类本质的思想；把人和人相比较，得出了关于人的现实本质的思想。
社会学创立的历史条件范文6
关键词：组织理论；封闭模型；开放模型；开放系统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5-0085-02
组织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最普遍的社会现象,但对组织进行系统研究进而建立一套完整的组织理论却是20世纪以后的事。组织理论文献一般分为三种学说，即：封闭模型组织理论、开放模型组织理论以及以上两种模型的综合模型组织理论。这三种模型理论及其支流学派，构成了组织理论的脉络。自从泰勒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辟了组织理论研究之先河以来,系统的组织理论经历了从古典组织理论、新古典组织理论、行为科学组织理论到现代组织理论丛林的发展进程。
封闭的组织模型是由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古典组织理论和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构成的古典管理组织理论。古典管理组织理论为以报酬作为基本和全部动力方法的组织模式，这是一种经济型集权式等级制结构模式。这一时期的组织理论研究者多注重用静态的角度分析组织的结构、分工、责任、制度和职权等问题，把组织看成一个封闭的模型。概括起来，封闭组织模型的基本特点是：
（1）组织存在明确的分工。任务的专门化（即劳动分工）是中心；组织要依照任务性质、工作程序、作业地点和人员不同而分工；
（2）组织是一种多层次结构，以便指挥统一，令行禁止。组织的结构呈金字塔形，命令的传达方式是自上而下的；
（3）组织内部要权责分明。组织中的每个岗位都应有明确的职权范围，并要求每个人承担职务时明了应担负的任务。强调下级对上级命令的服从；
（4）组织是依据法规、制度组成的。组织中的每个人的每个成员都受法规、制度的控制，组织成员的挑选必须依法规经过考核才能录用；
综观封闭组织理论可以发现，泰勒的科学管理学派是站在基层管理者的角度探讨适合于企业日常生产的组织管理模式，而法约尔是立足于大公司的高层管理，对企业全部活动进行组织设计，韦伯是从技术层面设计一种普适的理想组织模式。科层制度是古典组织理论对组织结构设计提出的最重要贡献。虽然科层制度在进行工作时更精确、更迅速、更高效,摧毁了在管理中束缚生产力的封建关系，但随着人的因素在组织管理中的日益重要，科层制度的缺点也日现：这种组织结构在本世纪之初适应了社会生产体制从作坊式小生产体制向工厂化的社会化大生产体制的转化，促进了组织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适应了当时组织急剧膨胀状况下组织控制和规范化运行的要求。然而，这是一种“机械的”组织模式，只能适合组织运行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当环境变化频率加快，经济型刺激的作用降低时，其弱点就会显现无遗。忽略组织外部环境而将组织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研究，更是这种组织理论的一个大弊端。在非人格化的管理思想指导下建立起的过分严格的规章制度与机械的组织模式使组织中的沟通易被曲解，组织冲突频繁，这就对管理中对人的重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新的开放的更注重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开放的组织理论模型应运而生。
开放组织理论是以古典组织理论的层级结构为基础，同时吸取了心理学、社会学关于“群体”的理论观点和知识,在对古典组织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基础上形成的。古典组织理论的缺点是把人当做活动的机器，完全忽视了人性、情感对组织效率的影响，而新古典组织理论在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知识的指导下深入研究了以人的感情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原因与正负作用问题，为组织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奠定了理论基础。行为科学的组织理论代表人物有梅奥、马斯洛等。梅奥等人的最主要贡献是认为组织不仅是个技术――经济系统，而且是个社会系统，对人的激励不仅有经济方面，还有社会和心理方面。组织成员社会心理方面的满足对组织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马斯洛对人的需求五层次论。除此之外，现代的系统权变理论的创立与研究发展也为组织模型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开放的具有整体性能的社会技术系统。现代组织理论把着眼点由组织内部转移到环境，并由组织被动适应环境的观点转变到影响环境，这一理论为组织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觉和分析方法。这种开放的组织模型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结为：
（1）组织是一个面向外部环境的开放系统，构成组织的基本要素是人。组织从外界输入资源、能源、信息、经过转换向外界输出产品和服务，这一转换过程是由人来完成的，因此，有必要了解和研究人本身；
（2）组织是分工有序的、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组织包括结构子系统、级数字系统、心理社会子系统、目标与价值子系统和管理子系统，组织被看成是一个流动式的网络结构；
（3）组织成员之间的沟通方式是平行的，因为组织是一个扁平的结构，并不断从外界输入信息，使组织成为一个反馈系统。成员之间的冲突通过同时的交互作用加以协调，而非有上级统一裁决；
（4）组织是一个有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构成的系统。组织不仅是一种职责关系结构，而且由于成员的相互交往也存在一种无形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仅贯穿于上下级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同级之间。
不难看出，与封闭的组织理论模型相比，开放的组织理论模型是:
(1)用“人性的”代替”机械的”。封闭模型中，组织结构的运行是由严格的法律条文、权力等级来规范运作的，这种模型是以静态―结构―法规的观点来研究组织问题的。而开放模型强调人的性格的整合性。各组织成员因出身、社会环境等不同造成成员之间性格的差异，不同人格的人对事物的认识、理解、看法不同，从而产生冲突，这是必然现象。
(2)用“动态的”代替“静态的”。封闭模型中，组织的基本运行都被严格的法律条文或等级授权所规定，成员之间缺乏互动，沟通的方式只有自上而下的一种。而在开放组织模型中，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意识的。在组织中，人员不仅处于正式的组织关系中，而且还经常处于非正式的接触中，这就是人际关系，它是组织的一种必然现象。
(3)用“功能的”代替“结构的”。封闭的组织结构研究只能了解组织的职位、层次，却不能知晓组织人员的技能及能力如何。只有功能研究才能剖析组织的内部状态，因为开放的组织模型所进行的是全方位的、系统的研究。
(4)用“心理的”代替“胜利的”。早期的封闭模型组织理论的代表人物泰罗、吉尔布莱斯夫妇以及法约尔都试图突破人的生理极限，把人当成生产工具，然而,几经努力,人们所期待的生产效率和工作和谐的目标并未达到期望值。开放模型则认为，人的行为是其心理及冬季的反映，人的需求与动机绝非只限于生理的满足，而是由更高层次的递增需求。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不能判断哪种模型孰优孰劣，它们都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封闭模型主张环境是稳定的、任务是常规化的，开放模型主张环境是多变的、任务是非常规化的；封闭模型以X理论的观点来看人性，而开放模型则是用Y理论的观点；封闭模型认为社会是非结构化的，但是可以预测的，开放模型认为社会是高度结构化的，并且是不可预测的。这些都是根本差异所在。
今天,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是，管理组织正在经受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冲击。管理组织如何适应环境的巨变，是当前管理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管理组织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就是试图通过理论分析探索发展的内在规律，寻求管理组织理论，结构和方法进一步发展的途径，以使管理组织在新的环境形势下得以生存和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美国］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张昕等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