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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范文1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京津冀区域；区域经济；经济发展区域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章编号：1009-2374（2016）28-0003-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6.28.002
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日益受到重视。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京津冀区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强力引擎。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京津冀发展日益受到重视。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全面落实、加快推进的关键之年。事实上，京津冀的合作模式始于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自“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提出距今已有20多年。虽然京津冀的合作发展历程较长，但是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有行政体制障碍，市场体系不成熟，经济二元结构突出，生态、交通环境问题严重等，所以京津冀一体化始终未能实现。如何推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进入实质性的层面，是一个值得关注、探讨的问题。
1 立足本地区的优势特色
京津冀同属京畿重地，濒临渤海，背靠太岳，携揽“三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主席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的讲话中指出，北京、天津、河北人口加起来有1亿多，土地面积有21.6万平方公里，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
在推动和发展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要立足于本地区的资源和特色。以天津市为例，天津具有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依港而建，因港而兴，港口腹地面积近500万平方千米。为了充分发挥本地区优势特色，实现天津港的快速发展，要利用好港口优势，为主动融入区域协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力争成为我国北方功能最完备的综合性港口。
2 建立区域经济利益协调机制，互利共赢，整体推进
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利益分配的协商机制，使各利益主体协调在追求共同发展的目标。比如：在税收、GDP分成等利益共享方面要有新的进展；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区域经济利益协调发展政策、法规，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充分调动各地区积极性，互惠互利，共赢发展；搭建一体化合作平台，广泛开展合作交流，减少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解决发展中存在的条块分割现象；一旦发生利益争端，可以采用多元治理模式来化解矛盾，顾全大局，利益兼顾。
京津冀地区应从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全局出发，结合各地优势特色，合理布局工业、农业、旅游、交通等建设项目，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例如，北京要克服“舍不得”思想，从京津冀城市圈建设发展的大局出发，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控制和疏解与首都功能定位不相符合的基础产业，优先疏解高耗能产业，外迁各类批发市场，控制城市人口规模，赢得三地协同发展和互利共赢；天津可以利用自身滨海、拥港和毗邻首都等方面的优势，积极主动作为，也应效仿北京的某些做法，果断地剥离一些中低端制造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承接北京产业错位发展，广泛开展跨区域合作，吸引央企总部落户天津、落户东疆；河北要抓住国家实施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机遇，提升综合经济实力，同时抓好公共设施配套建设，改善城市环境，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加强与京津地区的交通互联、产业互补、园区共建、资源共享，主动承接京津地区产业转移和要素辐射，增强对驻京外迁企事业单位的吸引力。
3 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二元经济指以城市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和以农村为主的传统部门并存。为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要不断弱化直至破除二元经济结构，可以采取“一帮一”的帮扶措施，实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多渠道加强城乡经济的渗透融合，突破行政体制壁垒，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遵循市场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引导资本、技术、人才、劳动力等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转变政府职能，创造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环境，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三地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立足于区域优势互补原则和合作共赢理念，推进要素市场建设，规范市场秩序，抱团朝着建设统一、开发、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目标整体推进，助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良好发展势头。
4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一体化
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地区科技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具备了在更高起点和更好平台上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的独特优势和良好条件，但由于历史、政策、体制机制、发展差距、国内外各种复杂情况的影响，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仍未能最大化发挥其整体效益，需采取有效措施，整合资源，加快科技创新一体化的发展。
第一，优化科技资源布局，强化顶层设计，克服行政辖区惯性思维的束缚，构建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一体化协调机制。三地应制定方案，着力搭建协同创新战略研究平台，充分调动科研力量，广泛吸纳各类创新主体互动联合，群策群力，打造京津冀科技创新战略高地。北京、天津发挥科技发展的优势力量，起好模范带头作用，河北要积极参与，在区域良性互动、协同发展中实现自身不断进步。
第二，拓宽合作渠道，完善科技资源交换、互动等机制，加快推动科技资源流动，继续建设各类科技成果信息共享平台，推动研究资源共享；在重点领域探索开展实质性研究合作，精心组织和支持更多的合作研究项目；加大科研和创新资金的投入，整合三地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资源，深入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进一步完善管理方法，努力营造有利于加快科技创新一体化的良好合作环境；共同举办京津冀科学家论坛，促进科技人才的成长与交流，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与共享。
5 加强人才一体化建设
人才一体化是科技创新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的助力器。为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吸引和留住高端科技创新人才迫在眉睫。
一是加强人才流动的调控，在政策和经济待遇方面向人才倾斜，积极吸引国内外高端科技人才、专家来京津冀从事研发和技术服务工作，为外部人才的进入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平台；二是完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依托京津冀地区的高科技特色优势产业，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顺时依势合理调整高等院校的学科领域和结构，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纽带，做好做优人才的“定向”培养工作；三是用薪酬福利、培训交流、发展空间等多种方式吸引和留住人才，奖惩分明，建立良性发展的激励体系，采用人才入股、技术入股等形式，提升对人才、技术的重视程度，鼓励跨区域人才共用共享；四是全面系统地进行招聘、培训、薪酬、绩效以及劳动关系建设，畅通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同时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人力资源体系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紧密融合。
6 加快构建综合交通网络
交通运输服务成为国家战略先行领域，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加快构建便捷、高效的综合交通路网。针对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措施建议如下：一是建立高效密集轨道交通网。京津冀三地要以“轨道上的京津冀”为目标，持续建设完善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和地铁四层轨道网；二是完善便捷畅通公路交通网，打通国家高速公路“断头路”；三是构建现代化的港口群，提升综合运输能力；四是打造国际一流的航空枢纽，缓解水陆交通压力；五是提升交通智能化管理水平，其主要任务包括公交一卡通互联互通建设、ETC电子系统建设、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等。
7 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从目前京津冀地区环境状态看，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最差的十个排名，除了沈阳、郑州，基本上都在京津冀地区，北京是第十二名。一是排放问题；二是受地区地理空气扩散条件所决定的，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也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改善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质量，要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大该地区生态环境整治与投入力度，落实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京津冀联防联控协作机制，禁止成立只顾眼前利益而危害生态环境的组织项目，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惩处力度，着力改善该地区空气质量，同时加大环保宣传力度，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
8 合力开发旅游资源
从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来看，京津冀三地的旅游资源丰富，品味等级较高、区域特色浓厚，且区位优势明显、交通通讯便捷、景点相对集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为其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
京津冀地区在建立合作模式的基础上，应重点建设主体多元化、行业综合性、区域联动式的整体协同发展机制。三地应把旅游业提升至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整体规划、优势互补，加强综合开发合作，加大三地在客源和旅游开发上的紧密联系，建立跨区域旅游集团，开展旅游连锁经营业务。研究推出多线路、多景点整合的“套餐旅游”模式，资源共享、设施共建、减少雷同，推动区域合作，互通有无，统一规划，促进整个地区旅游业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 崔冬初，宋之杰.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纵横，2012，（5）.
[2] 孙久文，丁鸿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范文2
[关键词] 区域货币合作 最优货币区(OCA)理论 区域货币一体化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这一传统的国家要素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第3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范文3
关键词： 呼包鄂 区域一体化 区域报
一、呼包鄂区域一体化概况
区域一体化是以区域经济紧密协作为发展基础，以区域生态环境建设为平台，以消除区域市场壁垒促进区域空间整合为目的，促进区域产业集聚优化、空间功能协同优化，各城市连接为一个综合的地域共同体。目前呼包鄂区域一体化主要是以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三市为依托的地理相邻城市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
呼包鄂三地隶属于内蒙古地区，20世纪80年代就有呼包鄂“金三角”的提法；2000年，内蒙古确立以呼包鄂为核心的特色经济圈建设的发展战略。近年来，呼包鄂三市经过高速发展，已成为内蒙古最具活力的城市经济圈，被誉为内蒙古的“金三角”地区。2009年，“金三角”的经济总量占全区经济总量的59%，三市GDP总量达到572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达到810亿元，占全区财政收入总量的58.8%，呼包鄂经济发展水平已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肩。
在地缘上，三市都处于内蒙古西部地区，位置接近。呼包鄂三市近几年经济发展较快，创造了全区一半以上的GDP，汇聚了内蒙古地区一半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三分之二的科技人才，是内蒙古地区乃至西部地区经济带的重要增长板块。内蒙古“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推进呼包鄂城市一体化进程，大力培育以呼包鄂为核心的西部城市群。
“呼包鄂经济圈”地处华北和西北经济圈、京津冀的结合部，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区域，有京包、丹拉等交通大动脉，也是我国西部开发出海通道，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突出。“呼包鄂经济圈”资源丰富，环境容量较大，发展潜力较大，可以发展成为是我国西北地区规划布局新的产业群和建设高质量宜居城市的重要区域。
呼包鄂三市各有城市优势。呼和浩特市（简称呼市）是的首府，政治、文化、科教、商业的中心；包头是重工业基地，以冶金、稀土、能源为主的重工业中心；鄂尔多斯是国家新兴能源城市，发展速度较快。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最新完成的《2010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称，中国正在形成的23个城市群中，呼包鄂属于未达标的8个城市群之一，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大城市规模偏小，功能弱化，产业集中度低，缺乏要素集聚和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三市之间的小城镇数量虽多，但密度低、规模太小、交通不便。
根据徐境《呼包鄂区域一体化发展评价体系研究》的数据统计和分析结果可知：目前，呼包鄂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尚处于培育及形成阶段。归纳而言呈现出以下几大特点：一是支撑系统不完善，矿产资源总量较大，城镇体系结构缺失，交通信息等网络建设尚需完善。二是动力系统较强，但区域发展的科技贡献率及工业企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三是实力水平方面，三地资源充足，GDP较高，但区域内部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区域整体发展实力有待提升。四是发展绩效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区域整体产出能力及效益较高，城乡之间融合发展相对滞后。五是生态基础薄弱，大大限制了区域的联合与共进。[1]
二、区域报的形成
报业发展既受到自身运行规律的作用，也离不开社会经济状况、文化发展状态等因素的影响。报业的发展水平往往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但同时也受到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制约，最根本的作用就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2]
经济区域化的发展直接关联区域内上层建筑的发展，使之也呈现出区域化的发展状态。报业作为上层建筑之一，必然受到区域经济的制约发生质变。纵观我国报业发展历程，报业区域化宏观上大体遵循了区域经济报道——区域报道——区域报——区域报业，由局部到整体的发展轨迹。
20世纪90年代，晚报和都市报兴起，服务类、专业类报纸也占有一席之地，报业市场由此逐渐形成。21世纪，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我国报业发展区域化态势日趋明显，报业格局开始转型，区域报业形成并逐渐成为竞争主流，我国开始进入区域报时代。到目前为止，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区域报业就率先衍生于几大经济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报业集团隶属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分别诞生于四川报业集团、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发展定位以成渝经济圈为中心，报业市场定位在成都、重庆以及周边城市的区域组合城市市场；近几年文新报业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发展态势较好的《东方早报》等新报，则依附于长三角洲经济圈。当前，“广州报业”“成都报业”“北京报业”等以区域命名的报业集约模式不断涌现，区域报业常常出现在区域经济最发达、区域报业竞争最激烈的地方。显然，区域报业的出现打破了我国传统的报业竞争格局和发展格局。
三、区域报的界定和特点
区域报的概念。“区域报”并非一种固有的报纸存在形式，也不是一个新事物，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诞生最直接的助推力就是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区域报内涵的解读，首先离不开对区域经济的认知。
区域经济的产生有着其客观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区域”。其实“区域”这个词应用很广泛，有时是指具体的地域，有时则成为抽象的空间概念。但在区域经济学中，区域是指经济活动相对独立、内部联系紧密而完整、具备特定功能的地域空间。[3]
区域报的出现和发展与区域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关于区域报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区域报是位于特定经济区域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报纸。因此，就其形式而言应该是日报；就其主要覆盖面积来看，应该是一定经济区域，而非全国和纯粹的行政区域。它主要包括了区域的都市报、党报、晚报等主流、强势报纸媒体，而全国性报纸，县市级、专业报、行业报等却不计入其中[4]
呼包鄂区域报业发展表征。虽然，呼包鄂经济圈尚未培育成型，但令人欣慰的是，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全国国土空间统一划分为四类：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国家重点开发区域的功能定位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全国重要的人口和经济密集区。而素有内蒙古“金三角”之称的呼包鄂三市，除了已经划入国家限制开发区的清水河县和达茂旗之外，其他的全部划入国家重点开发区。[5] 2012年3月，自治区政府已正式批准实施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编制的《呼包鄂城市群规划（2010—2020年）》。《呼包鄂城市群规划》提出了将呼包鄂城市群建设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国家级区域发展的新增长极，以及开发度高、辐射力强、结构完善、发展协调、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具有西部特色现代城市群的发展目标。
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应的信息通道，目前呼包鄂区域报业的发展呈现出地区发展不平衡、市场发展不健全、地域文化传播不深入等特征。
1.以呼市、包头报业发展为中心。正如前文所言，区域报的形成离不开区域经济圈的推动，而每个区域经济圈内的区域报总是集中于区域经济圈中的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这样的中心城市总是隶属于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城市。诸如报业较集中的广州、成都、北京、南京等城市，分别依附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圈、成渝经济圈、京津唐经济圈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的经济较为发达中心城市。
同时，报纸对衍生的城市也是有选择的，不是任何城市任何阶段都可以诞生报纸。往往在那些市场化程度较高、信息需求相对集中的中心城市，才会首先出现报纸，并逐渐形成报业集中的市场体系。就区域报而言，其发展路径往往遵循一条以中心城市为轴心逐步向周边区域辐射的轨迹。
内蒙古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域之一， 1955年《婴报》的创办标志着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第一份蒙古文报刊的诞生，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从《婴报》的诞生到现在，内蒙古地区的报业史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历史。
目前，内蒙古地区的报业已形成以自治区、盟级、地市级、旗县级党报为主体，1种蒙文生活服务类报纸，4种蒙文校报，多种都市报、专业报、消费服务报共存竞争的报业体系。初步形成了以内蒙古为中心，辐射三北（华北、西北、东北）地区的报业宣传网络。
推动内蒙古报业发展的报纸主要有以《内蒙古日报》为首的党报和新华报业中心主管的市场运作类报纸（不含《北方新报》）两大报业系统。目前，内蒙古报业中心城市是呼和浩特，其次是包头、赤峰和鄂尔多斯，报业的竞争主要以呼和浩特、包头两大城市为主。根据2012年内蒙古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字：2011年自治区和盟市两级全年出版报纸27050万份，其中蒙文版940.8万份。
2.内蒙古地域文化传播不深入。区域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空间，它既是经济范畴内的空间概念，也是一定区域内社会文化的反映。经济发展集中的地区通常会形成相应的人文特征，诸如成渝经济圈是以巴蜀文化为中心，京津唐经济圈是以京城文化为主流，长三角洲经济圈是以海派文化为核心，珠三角洲经济圈是以粤港文化为特征。在呼包鄂经济圈，由于地缘关系，彼此临近，经济联系也较为密切，因此在该经济圈的区域报，相对而言更为关注内蒙古西部地方新闻。早在2006年，《内蒙古日报》与《黑龙江日报》联合开展“中俄口岸行”专题报道，受到新闻阅评组的高度评价；围绕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以《半壁江山金三角》《后劲十足金三角》为题进行的深度报道，发挥了很好的媒介传播功能。但整体而言，呼包鄂报业对内蒙古地域文化的传播仅仅局限在个别领域，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深入挖掘。
3.市场竞争的不平衡。区域报的出现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区域经济的发展则是区域化的结果。区域化以及区域半径的逐步延展，都是经济发展在经济空间上表现出来的一个趋势。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区域化是建立在市场、互补性、资源整合乃至形成相对完整的价值链的基础上，而首先就表现为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上，这是要素流动、企业扩张的必然结果。[6]可见，区域报作为经济区域化发展的产物，也应该以市场为核心。区域经济圈的快速发展也要求相应的区域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资源的重组与配置。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与之相应的信息要素。区域报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具有信息传播的功能。通过发挥区域交流的媒介功能，必然会加快区域间各种信息资源的交流，从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内蒙古地区现设呼和浩特、包头、乌海、赤峰、通辽、鄂尔多斯、呼伦贝尔、巴彦淖尔、乌兰察布9个市，兴安、锡林郭勒、阿拉善3个盟，另外有满洲里、二连浩特2个规划单列市；下辖21个市辖区、11个旗县级市、17个县、52个旗，其中包括鄂伦春、鄂温克、莫力达瓦达斡尔3个少数民族自治旗。行政区域分布广泛，内蒙古报业的发展也因地区差异发展极不均衡，诸如呼和浩特、包头报业竞争较为激烈，而有些地区却基本上是一报统天下。
根据内蒙古统计局2012年3月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2011年，全区常住人口为2481.71万人，比上年增加9.5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1405.24万人，乡村人口为1076.47万人。全区实现生产总值14246.1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4.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7515元，增长13.8%，按年均汇率计算折合为8905美元。而我们依据国际平均水平的广告支出占GDP比重的1.5%计算，呼包两市可能达到的广告吸纳量理论价值约在9亿元左右，现在媒体广告只占到GDP比重约为0.25%，理论上推断媒体市场广告占有量仍有巨大的上升空间。由此可见，内蒙古地区城市居民的报纸消费潜力尚未深入挖掘。
总之，伴随着呼包鄂区域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加快区域信息产业的发展，打通呼包鄂大众传媒产业的区域信息壁垒，开拓全新的呼包鄂文化通道，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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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范文4
关键词：港口 物流 区域经济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度的不断加速，港口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有效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导地位的重要依托。港口作为海运转为其他运输方式的必经过渡点的作用的逐渐减弱，作为组织外贸的战略地位日益增强，成为综合运输链当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一、世界港口的发展历程
随着港口经济地位的不断变化，港口的作用和功能随着时间的发展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1992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港口的发展和改善港口的现代化管理和组织原则》中，将港口在功能上的发展分为一、二、三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的加速，现代港口功能发生重要变化，很多专家又从分析现代港口的发展趋势入手，提出了“第四代港口”的概念。
第一代港口：主要指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港口。这时的港口仅是提供货物在车船之间的装卸服务，以及为部分货物提供临时的储存场所。此时，港口与运输、贸易活动是相互独立的。
第二代港口：主要是指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港口。此时一些传统模式的港口凭借自身的优势把触角伸向了商贸、工业和服务等行业。港动已不再仅限于码头本身，而是扩展到了周边地区，从而整合发展相关物流业务，拓展物资储存和物资配送服务，同时向海上和陆上进行业务延伸。
第三代港口：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港口的服务功能逐步向储存、配送、集散、信息传输、增值服务方向扩展，成为物流综合服务链的关键环节，技术、信息、服务成为港口发展的核心因素，集装箱运输成为港口竞争的核心。此时港口已经成为国际经济贸易链上一个重要环节。
第四代港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世界主要港口逐渐向推动经济活动有效运作的“前方调度总站”发展。以传统眼光很难区分哪些活动应属于港口，哪些活动应属于城市。以往的“以港兴城”和“以城荣港”，已发展成为“港即是城”、“城即是港”的港城一体化模式，。
二、我国港口的发展趋势
（一）港口扩大服务范围向物流中心转化
目前我国港口还处于第三代时期，港口的服务功能已经向储存、集散、配送、信息传输以及增值服务方向扩展。港口和物流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物流涉及到综合运输等多个方面，而外贸货物的物流更是以港口做为最好的交汇点。不少沿海港口以及大的内河港口都已经成为公路、铁路和水路联运的货物运输中心、中转站和交通运输的重要枢纽。现代物流更注重货物在流通过程中的多功能整合，而港口正是具有从事这种整合服务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由于港口处于各种运输方式的交汇点以及货物和信息的集散地，为从事现代物流服务提供了最佳场所。
物流的开展始终离不开港口的服务，同时物流的兴起和发展又为港口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正是由于港口能对周围地区和经济腹地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从而吸引来世界上很多大的跨国公司、投资公司、海运公司和物流企业在港口及其周边地区建立工厂、物流中心、分拨中心和配送中心，使港口服务范围逐渐扩大，向物流中心不断转化。
目前我国港口已经具备向物流中心转换的潜质的条件。首先，长期以来，我国港口与商贸系统建立了深入而广泛的联系，为我国港口发展物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有，我国较大型的港口一般都拥有比较先进的装卸设备，面积较大的仓库或堆场以及良好的集疏运体系。这些港口硬件基础设施为我国港口从事物流服务创造了优良条件。此外，我国港口作为国内外市场的接入点、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的交汇点，具有发展成为物流生产要素整合平台的资源优势。港口通过发挥经济的聚集效应，从而整合各种生产要素，近而能够更充分发挥效果。
（二）港口与区域经济相互促进发展
港口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区域经济应该充分利用港口的优势不断促进自身增长。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为港口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从而带动和促进港口的发展，使港口腹地辐射范围不断扩大。目前，沿海地区是我国服务业最繁荣、制造业最发达的区域，直接推动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战略地位。
另一方面，港口的发展将直接推动该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一个区域的总产出受机场、港口和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影响十分显著，公共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成正例。港口的发展会直接增加对港口、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需求，近而吸引大量外来投资，推动相关基础设施以及配套设施建设的投入，更进一步促进该区域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再有，港口经济可以带动一些其它关联行业的发展。正是由于港口与贸易、工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港口一直以来被看成是区域经济的增长点。随着港口功能和作用的不断扩大，港口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环顾全球，很容易发现很多港口城市己经成为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
参考文献：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范文5
【关键词】中国—东盟 高等教育
区域性合作 方略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9C-
0004-0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和中国—东盟合作的深入，高等教育合作逐渐成为推动中国—东盟双边合作的助推器。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催生的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体现，与世界其他区域的高等教育合作有着共性，但也因区域内深层次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既有着有利于其自身合作与发展的文化根基，又有着影响其存在和发展的内部因素，表现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面临着内部复杂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差距。因此，根据中国—东盟合作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确立双边教育合作的战略内涵，成为双边教育合作的重要议题。当前，中国—东盟在开展双边教育合作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语言教学为合作平台。展望未来，中国—东盟应不断开拓高等教育合作的新局面，创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在推动区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结合区域内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进行前瞻性研究，为加快区域政治和谐搭建外交平台，及时提供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区域内发展问题的解决，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和谐发展的新进程；为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各种知识要素的合理流动与合理配置，在优化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上平衡区域经济结构，为提升区域发展力和竞争力创造良好条件，为深化双方贸易投资与合作提供文化和科技支撑。
一、 以语言教学为平台，不断拓展中国—东盟文化教育合作新内涵
语言教学不仅是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也是双方多层次教育合作的基础，从长远看，语言教学今后依旧是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主要内容，双边教育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教学的发展，以语言教学为区域教育合作机制构建的桥梁，并以此推动区域教育合作的深入发展。
一直以来，为加深对中国—东盟各国历史文化的了解，特别是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语言教学与学习不断升温。为满足东盟国家学习汉语的需要，目前我国不仅已在东盟国家建立了多家孔子学院（我国已经在东盟国家设立了27家孔子学院，其中泰国13家、菲律宾4家、新加坡1家、马来西亚2家、印尼7家。未包含我国在东盟国家设立的孔子学堂），而且向东盟国家派遣了很多汉语教师，并在组织东盟国家人员来华汉语培训的同时，向部分东盟留学生提供汉语桥奖学金。同时，我国也十分重视东盟国家语言的教学工作，已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多所学校开设了柬埔寨语、泰语、老挝语、越南语、缅甸语、马来语、印尼语等东盟语言专业，其中广西民族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已成为东盟语言教学的重要阵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不断推进和深化，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开展，双方高等教育合作日益密切，双边高等教育的层次和水平也随各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世界经济的变化而深化。在知识经济时代，要更好地把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打造成双边新型知识经济产业的孵化器，推动中国—东盟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就要不断开拓高等教育合作的新格局，探索高等教育合作的新模式，深度优化中国—东盟区域范围内教育合作的新路径，着力探索既符合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又能推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等教育合作新范式，即在合作办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上要有新的突破。因此，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层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培养更多的既懂外语，又具备深层次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日渐成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主旋律。鉴于此，在扩大招收留学生数量的同时，变革以进修语言为主的教学内容成为深化双边教育合作的战略选择。
第一，合作办学内容不断丰富。中国—东盟双方以教育合作为契机，共架语言教学桥梁，共创教育合作新机制，密切合作程度，提高合作层次，制定全方位的前瞻性的教育合作规划，结合中国—东盟各国产业结构的特点调整高等教育合作的内容。当前不仅要根据东盟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而且还要根据各国文化习俗等因素来规划制定教育合作的学科内容，即在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和发展问题上，要按照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组织各种教育交流活动，进一步加强双方有关东盟国家文化、政治与经济等专业的课程，增加对东盟各国国情和政策的研究，并制定有利于双边教育合作的政策、目标和措施，探索制度性的多边教育合作机制。除了要继续坚持发展和完善已有的合作方式外，还应努力开创富有创新意识的教育合作方式，逐步深化双边各国高校之间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切实推动中国—东盟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
此外，由于东盟是中国的近邻，与中国山水相连，或隔海相望，有着友好的往来传统。特别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广西和云南与东盟接壤国家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成为中国对东盟开放的前沿和窗口，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也成为双边开展教育合作的主要阵地。有利的区位优势也催生了新的多层次的双边高等教育合作模式。合作模式由短期培训向学历教育拓展，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教育，由最初的互派留学生发展到多样的合作办学模式。比如，广西民族大学充分利用学校亚非语言文学的优势，与泰国马哈沙拉坎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至今已招收多名研究生。另外，中国—东盟各国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今年大大加强，仅以广西南宁为例，全市中专以上学校大部分均与越南的各种教育机构建立包括教师与留学生交流、委托培养，合作科研等多种形式、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
第二，合作办学层次不断提升。中国与东盟各国合作办学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已开启了共同建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办学历程，也在办学模式、课程设置、师资培训领域进行了有效的探究与合作，在此基础上，双边高等教育办学项目的运作与管理也取得实效性进展。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2002年上海交通大学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设立中国在海外的第一个研究生分院，成为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里程碑。为加快双边高等教育合作进程，同年12月，南洋理工大学在上海交通大学设立办事处，就双方博士生共同感兴趣的研究课题的研究进行了探讨，这是对高层高等次教育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与巩固。
纵观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发展历程，语言教学依旧是双边高等教育合作的平台。在此基础上，双边教育合作办学在内容上不断丰富，合作办学的战略层次不断提升，合作办学的方式不断拓展，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培养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后，中国—东盟教育合作区域内的有关国家及各方，应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为平台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优势与条件，精心优选一批重点项目进行合作，特别鼓励各方高校积极参与，深化教育合作，扎实推进中国—东盟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高效务实开展。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是一个渐进的、不断深化的过程，随着各自要素禀赋产业结构，以及比较优势的演进，教育服务双边经济社会发展的比重将进一步加大，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方式将更加多元化，教育合作的发展将呈现出新的格局。
二、以文化认同为教育合作的着力点，积极推进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和谐发展
东盟是中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长期以来，中国与东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和拓展，在国际事务中一直保持密切配合。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合作进程的加快，双方高等教育合作也进入战略合作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开展，也为推动中国—东盟双边政治互信、增强区域认同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新格局也必将赋予区域经济合作新的发展内涵，以新的视角来审视发展的趋势，其中以谋求和谐文化认同模式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的思维模式，成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均衡双边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成为整个中国—东盟快速发展、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载体。
教育合作成为促进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教育是外交的第四方面，对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是发展对外关系的工具之一。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接受留学生几乎与该国基本的政治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历史证明，国与国之间某种关系的缔结，如果没有文化和教育的及时跟进，这种关系是不稳定的或不长久的。在中国—东盟合作框架内加强高等教育合作，在以谋求文化认同促进高等教育交流中迈出新的步伐，就是要摒弃只有同西方发达国家才能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僵固思维模式，以开放的胸襟从我国与东盟各国社会建设的实际出发，紧紧围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区域国际化的大趋势，开创既有各国各民族特色文化认同，又能服务本区域发展的体现时代特征的高等教育合作新局面，进而推动中国—东盟关系的新发展。开创具有中国—东盟社会文化多元化的文化认同，既是从空间上和文化上丰富人才培养模式内涵的有效途径，又是人们认识多元文化和经济纵深发展的客观反映和理性诉求。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一个多维度的国家教育理念的变迁过程。高等教育是一个生态演替的系统，高等教育系统的演替也是在人的社会发展中不断进行的，它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生存空间，它的存在正是适应环境的结果。随着世界知识经济的增长，区域文化软实力及区域文化认同已成为国际区域一体化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有利于凝聚中国—东盟文化认同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综合提升双边各国的政治经济合作的发展潜质，提高中国—东盟在现代国际区域化进程中的核心竞争力，有力推动双边实现更深合作，为各国的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文化环境，全面推进中国—东盟的现代化进程。
开通中国与东盟之间区域文化认同的“大通道”，既要发挥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推动作用，又要充分挖掘中国—东盟区域内已有的共同的文化渊源和历史根基，即双方教育合作的“认同化进程”要在多种共同文化框架内推进。当前中国与东盟文化认同的基础主要有：其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历史上对东盟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儒家文化经过与现代政治经济结构的结合成为推动东盟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潜在因素之一。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把现代西方的管理理念与儒家思想结合，开创了极具优势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使新加坡在20世纪70年代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二，佛教文化的千年“影印”。众所周知，大部分东盟国家深受佛教的影响，佛教在有些东盟国家，如老挝等国家被定为国教。佛教自传入我国以来，也有上千年的传承史，成为我国人民的重要信仰之一。佛教与儒家文化一并成为在中国—东盟的两大思想渊源。著名学者季羡林曾经说过，如果不研究佛教文化，就不能很好的研究中华文化，乃至亚洲文化，因为佛教对亚洲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近年来，随着对宗教文明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国—东盟双方也开展了相应的佛学文化研究，成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的途径之一。其三，民俗节日。由于区域文化的历史演进，以及地缘文化的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很多风俗节日相近或相似，这种类似民俗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成为沟通中国—东盟双方文化心理的桥梁与纽带。
增强中国—东盟同源文化的系统性考量，是完善文化认同战略性架构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并拓宽其他合作领域的核心助力，是促进双方信任、扩大共识、构筑面向21世纪的国家间新型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要举措，即将谋求双边文化认同纳入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战略伙伴关系的总体战略，从国家“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共谋共赢”，以及“睦邻、富邻、安邦”的高度审视和处理双边教育合作问题。同时，推进中国—东盟文化认同，将为经贸合作与政治外交奠定基础，为双方国家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搭建平台。教育与文化密切相关，文化是教育的内容，教育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中国—东盟建立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可以直接推动双方文化交流与合作，增强彼此之间的认识和了解，最终达到相互认同。
总之，推动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与区域文化认同的协同并进，是培养中国—东盟区域意识、提高文化互认度、增强相互认同的合作理念、构建共有文化认识迫切需要，也是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重要内涵与特征所在。
三、以平衡知识要素为教育合作重心，推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从教育发展的演进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的职能无不时刻在遵循教育的外部规律，教育要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协调，即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和社会载体，必须主动满足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即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必要的人才动力、智力支持，设法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各子系统形成耦合关系。当前，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就是高等教育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更加明显，教育与经济贸易一体化成为国际区域合作的重要发展趋势。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过程是知识要素在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移动与重新组合配置的过程。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经济增长、技术增长的源泉，对于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中国—东盟区域内各国的知识文化，只有在教育合作的框架下，才能培养出具有高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深入推进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对于推动双边经济合作纵深发展，引导合作进程更加务实，合作内容更加丰富，合作空间更加广阔，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已经逐步展开，双边经贸合作与往来必将实现新的全面提升。
双边经济合作的互补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合作的推进与互补性，可以通过构筑高等教育合作模式来增强区域经济的整体实力，应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压力。因此，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承载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也是“遵循高等教育全球化背景后隐藏的市场逻辑”的内在需求。在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框架下，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成为新世纪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要议题之一。它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高等教育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互为促进，相辅相成。中国—东盟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有助于促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与巩固，尤其是可以推进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从经济学视角，地缘经济遵循“周边协同规律”，即一国经济的崛起会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区域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也由经贸领域转到教育领域，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教育合作总体上属于“南—南型”高等教育合作。东盟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相对封闭，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东盟区域的整体发展。区域内各国的发展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有经济发达的新加坡，也有经济相对欠发达的老挝、缅甸等国家。在东盟成员国中，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市场完善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东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家间的贫富悬殊较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既有相对发展的高等教育，也有迅速发展的中等职业教育，这使得中国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盟各国，在高等教育的各个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机遇。一方面，我国可以从东盟高等教育较发达的国家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也可以向东盟国家推出我们的优势教育资源。因此，中国与东盟各国教育合作的互补性是不容置疑的。当前，如何大力开拓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新领域，为本地区经济带提供科技和人文支撑，夯实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基础，把双方从经济层面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为区域经济交流提供科技人文载体，增强把握潜在经济实体的可操作性，通过扩大与东盟的教育交流，通过建立各种教育合作机制，寻求更大的教育发展空间，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必将极大改善并赋予区经济合作的极大内涵，优化该区域各种文化科技资源的配置。东盟各国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教育合作是对各国资源的“综合开发”，有利于解决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科技资源约束”问题。
注重经济利益，增强综合国力，是当今世界各国认同的最终目标，而中国—东盟经济合作能够加强区域内的合作，促进发展，而这些交流与往来，在很大程度上以高等教育的合作为依托和载体。中国—东盟的高等教育合作是在以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的文化交流为主体，以科研和技术为两翼，互补余缺，互通有无的交流与合作。在科技方面，中国和东盟各国都重视发展科技，增加科技投入。从科技发展的总体水平上比较，东盟国家整体上技术水平偏低，科技力量严重不足，科技人员，特别是开发人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东盟国家科技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国与东盟应积极探索和充分利用双方教育资源中现有的和潜在的互补性，扩宽教育合作中有关科技和经济层面的内涵，通过协调双边文化战略和教育政策来加强教育合作之外的“非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即除了追求静态国家民俗文化交往外，还应通过双边高等教育合作大力推进科协技术合作，充分发挥基于科技创新的教育合作的动态效益，推动区域经济纵深发展。
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各国根据国际经济环境和区域未来发展趋势，平衡教育系统与社会经济机构的重要举措，也是双边高等教育主动适应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当下中国与东盟都处在发展经济的关键时期，因此，应该鼓励双边高等教育机构积极参与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站在面向东南亚合作的高度，紧紧围绕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发展这个核心，积极参与双边和多边教育合作，深化和拓展双边教育合作关系，充分利用东盟各国多样化的教育资源，充分发挥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能，增强中国—东盟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实力，积极捕捉发展机遇，主动拓展发展空间，打造核心竞争力，提高中国—东盟整体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实力，实现区域经济繁荣昌盛。
高等教育是经济发展转型的动力与支点，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还将主导经济的发展。因此高等教育必然要与经济相互适应，这种适应是双向推动的多维非均衡动态关系。中国—东盟教育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巨大的科技支撑平台，同时双边经济规模和实力的增长，也客观上要求广泛的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双边教育合作为均衡中国—东盟各国技术资本提供便利，诱导区域内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以及产业分工与调整，推动区域内产业的高级化进程，促使高新技术产业与东盟各国传统产业结合，加快区域内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多边乃至整个中国—东盟经济的增长，同时也会对东盟国家经济领域的其他合作产生连锁反应，即通过教育合作的辐射产生经济发展的联动效应，以点带面，提高和增强双方科技实力，提升区域内国际竞争的整体实力，提高区域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就是要在各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点，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内在需求有计划的培养各类人才，把双边教育合作与交流打造成经贸合作的战略基点，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良好的科技人文支撑，提升中国—东盟的科研品质，更好地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合作范式，推动中国—东盟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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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范文6
关键词：自贸区；广东；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0004503
1 引言
自贸区是一个历史范畴。最早的自贸区，可以追溯到1951年法国、西德等欧洲六国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其成立的目的旨在约束二战后的德国。但是，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发展，它的概念已经早已演化。如今，根据自贸区的概念和目的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Free Trade Area（FTA），指两个以上国家根据WTO相关规则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所形成的区域，为了加快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和政府采购，如亚太自贸区（2010）。另一类是Free Trade Zone（FTZ），指某一国家在国境内划出特定区域，单方自主给予特区优惠税收和监管政策。如我国的沪、津、粤、闽自贸区。本文所讨论的自贸区属于第二类范围。
我国自贸区的成立和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剧，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为了应对国际贸易竞争的而挑战，加快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渐与国际接轨，上海自由贸易区作为我国的第一个贸易试验区应运而生。经过一年多的实验和总结之后，我国广东自由贸易区、天津自由贸易区和福建自由贸易区也宣告成立。
2 中国（广东）自贸区总体方案的影响分析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于2015年3月24日审议通过，其对中国（广东）自贸区的定位、目标、功能划分、主要任务和发展措施做出了详细的规划。在我国日益发展壮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自贸区的建设又是我国加强崛起和走向复兴的又一伟大举措，势必会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一战略举措将会造成如下几方面的影响：
（1）改善投资环境。根据中国（广东）自贸区总体方案的规定，自贸区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其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日益起决定作用的中国，发挥市场的作用，创新优化市场环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举措。良好的市场环境离开不了良好的投资环境，自贸区的建设，为中外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体制机制环境、市场监管环境等，无疑会给我国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也会改善以往的投资环境。
（2）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总方案把广东自贸区定位为：依托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将自贸区建设成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地。其中，广东自贸区最大的特色在于其濒临港澳。一方面，自贸区的成立有利于发挥自贸区的增长极作用，加强深化广州、深圳等沿海重要城市与香港自由港和澳门等的深化合作，促进贸易往来、产业转移和升级，加快资源的集聚，并形成对珠三角的辐射作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广东自贸区也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一块翘板，有利于逐渐打开我国市场，与轨迹接轨，迎接国际性的贸易竞争和抓住对外合作的机会。
（3）开放倒逼改革，改善民生。经历过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虽然我国经济取得较大发展，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弊端日益凸现出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优惠的税收政策和监管机制一方面必然会给人们生活带来诸多便利，让利于民，提高人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改善民生；另一方面也会给企业带来更多发展的额机会，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改革的步伐，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3 中国（广东）自贸区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虽然广东自贸区在总方案的规划中都表现出种种的利好趋势，但是，中国（广东）自贸区成立之初可谓一片空白，从中国（上海）自贸区成立到中国（广东）自贸区成立中间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可以复制、推广、借鉴的经验非常有限，没有很多成熟的措施经验可以直接移植到中国（广东）自贸区，中国（广东）自贸区的发展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的问题依然存在不确定的因素，也会面临来自各方面的风险。从中国（广东）自贸区的本身来看，很多片区仅仅只是处于破土动工的阶段，比如中国（广东）自贸区前海片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等，这些都只是在远期规划建设之中，存在的挑战与困难难以准确估量。
（1）简单复制上海自贸区的发展模式，没有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自2013年8月中国（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后，已经经历了近一年的发展历程，也取得一定的成就和经验，比如说负面清单方面的问题，对中国（广东）自贸区和其他自贸区有一定的借鉴经验。中国（上海）自贸区处于我国东部地区，面对太平洋，与美日韩等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主要是辐射长三角地区和迎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TTIP）等等。而中国（广东）自贸区则主要是为了深化港澳合作，促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南大门等。
因此，每个自贸区都有不一样的功能、定位、核心趋势等等，如果只是一味地简单复制推广中国（上海）自贸区的经验，而不是从中国（广东）自贸区的本身实际情况出发，具体分析当地的形势和优缺点做出具体的对策，很容易犯经验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所以，发展自贸区必须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文化、地缘等因素而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案和具体措施。
此外，中国（广东）自贸区不同片区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每个片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程度都不一样，因此很难对不同片区做出统一的规划，也不能对不同片区做出完全一致的发展措施，不然将不能发挥当地的比较优势而会带来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2）集聚效应过度强化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国（广东）自贸区三个片区之间大致呈品字形，他们相互支撑形成一个极点，借助自贸区的制度、税收等政策优势，形成强大的吸引力，有利于引进大量边缘地区乃至海外地区的资本、技术、人才等在自贸区的集聚融合。这种集聚融合能够给自贸区带来极大的发展机会，所有资源的融合将会形成一种乘数效应促进自贸区经济的大发展。然而，这种发展是以边缘地区的牺牲为代价的，以自贸区为中心的发展会造成附近城市的空心化，比如东莞、惠州、中山等等，甚至是以一些内地的城市，也会因为与自贸区相比没有什么优势和发展机会而没落。这样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自贸区和珠三角等一些发达城市经济越来越发达，而边缘较落后的城市相比之下越来越落后，造成经济发展的极大不平衡。在其他因素不改变的情况下，这种集聚效应短时间内不能够通过自贸区和边缘地区的发展来解决，只有当自贸区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形成扩散效应时才会对边缘地区形成辐射作用而促进边缘地区的发展，逐渐缩小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图1 广东自贸区不同片区
图2 广东自贸区的扩散效应
（3）过度依赖政策而导致创新不力。自贸区并不是我国的首创，但是我国发展自贸区必须坚持创新原则和开拓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也是一个地区，一个企业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自贸区的建立和发展在我国复兴之路上本来是一大创举，尤其是中国（广东）自贸区位于我国南部沿海的前沿阵地，面临着国际化的挑战，集聚大量的资源优势，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就目前而言，大量的企业入驻自贸区仅仅是为了得到更多税收等政策的优惠而从中谋利，也有很多企业保持观望态度，一直等待政策的落地而行动。相比于创新能力的挖掘而言，优惠的政策机制似乎对企业的诱惑力更大，而这种诱惑的不断扩大就会形成一种依赖，如果大量企业的依赖越来越大就会失去原有的发展创新活力，一旦这种政策优惠推广到其他地区，变得普惠化以后，自贸区中的企业就会失去这种依靠而面临着平庸化的风险。因此，企业如何在自贸区中依靠政府优惠政策的同时，不断地挖掘自身的发展潜力，创新动力，在剧烈化的竞争中生存发展是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4）法制监管不力而导致的风险。法制保障是自贸区建设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我国自贸区建立之初，各项条件还不成熟，更需要法律的保障才能实施下去，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才能处理在自贸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国（上海）自贸区的成立颁布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办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备案管理办法》等等，为自贸区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但是，中国（广东）自贸区的成立目前只有《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试行办法》，于2015年2月1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十二届42次常务会议通过、公布、施行。中国（广东）自贸区与中国（上海）自贸区和国外其他自贸区相比，还处在刚起步阶段，发展较为落后，各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凸显出来，而且中国（广东）自贸区不同片区之间的差异加剧了中国（广东）自贸区的复杂性。这些客观因素的制约没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保障必然会带来权责不明、是非不分等问题，众多不确定因素也会给企业、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带来相应的风险。在负面清单风险方面，中国（上海）自贸区虽然能提供一定的经验，但是中国（广东）自贸区因为在投资环境、发展程度等方面的不同而没有明确的法制规范也难以简单复制上海自贸区的模式；金融风险方面，中国（广东）自贸区发展的主要是金融等相关的服务业和贸易服务业，良好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对自贸区的资本运作和企业经营状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如果不能在法律的源头上为自贸区的发展建立公平、公正、合情、合理的有效机制，就很难保证中国（广东）自贸区能够平稳健康快速地发展。
4 总结和建议
纵观我国自贸区的发展历程和横向比较我国自贸区的发展布局，我们会发现我国自贸区的发展时间虽然比较短，经验不足，但每个阶段依然能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并具有百花齐放的趋势。目前我国的四大自贸区已经连点成线，遍布沿海各大重要经济区，所取得的一些成就也可圈可点，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其他很多地区也争先恐后申请设立自贸区，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动力。但是，自贸区的发展不可一蹴而就，也不可盲目推广，成立和发展之初的自贸区还存在着以上和其他诸多的风险。针对我国目前自贸区的发展现状，有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1）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突出地方特色。鉴于中国（广东）自贸区和中国（上海）自贸区以及其他自贸区的不同，中国（广东）自贸区必须有自身的发展重点。中国（广东）自贸区濒临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香港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自由港之一，对中国（广东）自贸区特别是深圳片区具有较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促进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也是中国（广东）自贸区的发展目标之一。因此，必须牢牢把握这一地方特色，深化多方经济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2）协调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打造区域经济合作升级版。中国（广东）自贸区的三个片区无论是在资源、政策还是区位上都具有较大的优势，这种优势的不断积聚带来的是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不管是在广东省还是在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因此，在大力发展自贸区的同时必须兼顾边缘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不能等到差距过大而矛盾激化时利用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来帮扶落后地区，而更应该注重区域之间产业合理分工，地域之间相互合作，最终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打破政策枷锁，走创新发展之路。自贸区的发展不能简单依靠政策的优惠，尤其是在中国（广东）自贸区政策还没有落地之时，企业就必须探索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持久的发展动力。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在最开放的自贸区，更应该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中国（广东）自贸区更应该重视在金融创新方面的作用，推动适应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金融创新，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发展，增进中外企业的友好合作关系。
（4）加强自贸区的法制建设，完善监管机制。上层建筑的落后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中国（广东）自贸区法制建设的落后也会阻碍自贸区的发展，加快中国（广东）自贸区的法制建设应该综合考虑各个片区的不同情况。广州南沙保税港区、深圳前海湾保税港区等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内的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他们之间的监管模式不一致也必须有相应的法制保障做基础，以免造成法制不明，监管混乱。对涉及多个领域、多边关系等行业也必须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以保证自贸区安全正常地运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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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江.广东自贸区建设背景与运行基础[J].广东社会科学，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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