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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哲学范文1
关键词：过程哲学，价值与事实，无主体状态，平面化静态视角，社会个体生成论
“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不仅从表面上看表现为强调价值的中国哲学与强调事实的西方哲学之间的差异[1]，从学理上表现为有关西方哲学如何从“事实”出发推论出“价值”的问题，同时就作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缩影[2]的怀特海过程哲学而言，也表现为如何使过程哲学的研究视角从静态发展到动态、从对“过程”的平面化静态描述发展到对“生成”的立体性动态描述、从竭力把“价值”客观化发展到充分重视“价值”的主观性社会文化维度[3]。
形象地说，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就像一只正在蜕皮的蝉——在没有完成这个蜕皮过程之前，它只能在平面上进行相应的观察和研究论述，而只有完成了这样的蜕皮过程，它才有可能“展翅高飞”，以更加广阔的动态视角去考察和研究同样广阔的动态性研究对象，从而得出真正符合实际的结论。WWW.lw881.com我认为，只有运用社会个体生成论[4]的研究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进行充分重视作为社会个体的主体的过程哲学研究，这只蝉才可能彻底蜕去它最后的硬壳而飞翔起来。
一、蝉与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破”与“立”
众所周知，就一只蝉的完整生命历程而言，它虽然命中注定会蜕掉最后束缚自己的那一层硬壳，摆脱只能平面爬行的状态而飞翔起来，但在完成这个蜕皮过程之前，它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平面的——也就是说，它只能在二维空间中爬到哪里算哪里；而且，这种生存状态决定了它的视角的平面性，使它的感觉具有浓厚的“静止”和“孤立”色彩[5]。而当它飞翔起来以后，它的生存状态和视角显然就完全是另一种境界了。我认为，作为西方哲学在20世纪发展缩影的怀特海过程哲学，与这种正在蜕皮的蝉有很多相似之处。为什么呢？
和西方历史上任何一位哲学家一样，怀特海创立的过程哲学不仅本身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也体现了“不破不立”的基本倾向。就“破”的方面而言，他的批判矛头主要针对的是分析哲学、心理主义、亚里士多德的主词－谓词分离学说、休谟的“孤立的简单印象”学说，以及康德的“先验图式”论等[6]。而他之所以对这些学说提出批判，主要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彻底消除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存在的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分裂对立的困境——也就是说，他试图通过彻底解决西方哲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有关本体与现象、一与多、动与静、永恒与流变、存在与生成、心与物、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等形而上问题，以价值观念为核心、以论述带有生成色彩的[7]“过程”为手段，建构能够融合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和欧陆思辨哲学这两大阵营的过程哲学体系。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国内曾经流行的、用所谓“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样的标签为怀特海所批判的这些学说定性的做法，而是进一步深入考察那些提出和拥护它们的（作为现实的社会个体而存在的）哲学家个体的主观视角，我们似乎就可以看到，这些哲学家的学术研究视角与尚未完全蜕皮的蝉的视角确实具有相似之处[8]，而怀特海的做法则似乎体现了蝉的这个蜕皮趋势——努力摆脱原来僵硬刻板的主体－客体区分及其理论框架，通过论述“过程”打破原来非常僵硬的分裂对立状态，并通过论述“价值”使上述所有这些分裂对立的方面能够综合、甚至能够融合起来。
显然，怀特海为自己确定的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它不仅意味着从“破”的角度彻底颠覆西方哲学自有史以来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哲学理论及其传统，而且意味着要从“立”的方面建立起真正扬弃了这些理论、解决了它们的根本问题的哲学理论。那么，怀特海所“立”的是什么？他的基本愿望实现了吗？
怀特海自己提出的哲学定义是：“哲学就是由关于它自己当初的主体性僭越的意识进行的自我修正”[9]；而作为一个哲学家则应当“在存在的个体性和相关性之间保持平衡”[10]。就这种定义和要求而言，前者在显示怀特海基本哲学观强调对主体性僭越的批判反思意识的同时，表明了他试图通过论述“过程”突破以往僵化的主体－客体框架的基本意向；而后者则以所谓“保持平衡”暴露了这种尝试所具有的平面化倾向——因为我们即使仅仅就字面意思而言也可以看出，“保持平衡”的前提是承认有关的两者的存在及其现状，亦即认为它们存在于同一个时空阶段、同一个层次或者平面之上，而不是在分别对两者进行全面深刻的批判反思的基础上，通过扬弃它们而取得突破性进展（亦即在此基础上形成哲学理论和研究本身的生成过程），进而建立确实技高一筹的哲学体系。
另外，无论是出于强调纠正“主体性僭越”而矫枉过正，还是由于从根本上惧怕和回避主体的主观性和任意性，怀特海在这里实际上都完全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追求纯粹的客观性上了[11]，因而没有给作为现实主体的社会个体留下存在的余地，更不用说对这种主体的主观性精神境界在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之中的生成过程进行研究论述了。而这样一来，他实际上就忽视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哲学家的论述基础，因为这样的论述基础恰恰就是这种主体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以及他（她）的主观性精神境界在这种传统和环境之中的生成过程。
毋庸赘言，仅仅从怀特海对哲学的定义和哲学家应当做什么的论述出发，就肯定他的哲学是“一只正在蜕皮的蝉”，确实有论据不足之感。我们下面再结合他对过程哲学的说明，看一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二、对过程哲学的说明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
在《过程与实在》这部名著之中，怀特海对其过程哲学提出了二十七个范畴说明[12]。我认为，这些说明不仅比较直接地表现了他的过程哲学观所包含的基本要点，同时也反映了这些要点所具有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特征。
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无主体状态”并不是说怀特海这些论述不是以作为研究主体的他自己为前提，而是说他不仅由于竭力追求纯粹的客观性而把这样的前提彻底隐藏起来，没有加以任何论述，而且，即使在涉及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各种主观方面的时候，也把这些方面视为像客观对象一样[13]、与客观对象毫无差别的静态的东西，而加以“千人一面”式的论述。而所谓“平面化静态视角”则是说，由于没有涉及作为研究者的哲学家的论述所特有的主观视角，更没有涉及这种主观视角的生成和变化过程，所以，这些说明都是以哲学家现成的静态视角为依据的；而这样一来，这样的视角便由于追求共时性抽象依据的基本倾向而具有了平面化的特征。
因此，所有这些论述类型都是依据一位追求纯粹客观描述的哲学家的眼光表达出来的，既没有涉及研究主体自己的视角是不是具有主观性和动态性（即生成性）的问题，也没有涉及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主体诸方面是不是具有主观性和动态性（亦即生成性）的问题，更不用说从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环境角度加以研究论述了。让我们通过以下经过分类的范畴，具体看一看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通过对怀特海这二十七个范畴说明进行未必完全适当的分类[14]，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以下七类范畴说明：
第一类：关于存在物的基本类型——永恒客体（eternal object）和实际存在物（actual entities），实际存在物的功能、统一性和多样性，以及实际存在物的“直接性”、“主体”与生成过程的关系（范畴v,xix,xx,xxi,xxii,xxiii等）[15]；在这里，怀特海主要是对实际存在物的各个方面进行定义、描述和解释，因此，这里并不存在对现实的个体性社会主体及其的精神世界的任何说明，更不用说涉及这种世界的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了。
第二类：关于世界和实际存在物作为造物都是过程、亦即都是生成过程，实际存在物的生成方式决定它们是什么（过程原理），以及有关它们的描述及其理由（范畴i, ix, xiv, viii,xviii）[16]。在这里，怀特海虽然强调了世界及其各种实际存在物都是过程或者生成过程，却没有（哪怕是非常简略地）论及作为实际社会个体的现实主体是不是也包含在这样的世界之中、也属于这样的实际存在物，他们在何种意义和层次上能够成为这样的过程、这样的实际存在物，以及究竟处在何种生成层次之上的认识主体才能形成这样的认识。
第三类：有关实际存在物的潜能与现实的关系（相对性原理），潜能及其与合生（concrescence）和永恒客体的关系（范畴iv,ii,vi,vii,x等）[17]。处于现实的社会世界之中的社会个体，也具有与这些实际存在物完全相同的潜能和现实性吗？也许是。但是怀特海在这里同样没有做出任何有关的说明。所以我认为，他在这里的论述体现了与论述上面两类范畴一样的特征。
第四类：对于统一性、多样性和客观化的论述（范畴xvi，xxiv）[18]。就怀特海在这里所涉及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而言，究竟哪一种作为现实主体的社会个体能够像怀特海本人这样，做出有关某种统一性或者多样性的陈述呢？一个儿童或者门外汉能够这样做吗？而且，关于这里所论述的实际存在物的自我创造过程，现实的社会个体也同样具有这样的自我创造过程吗？即使答案是肯定的，自我创造过程这个术语本身也表明，怀特海忽视了社会个体的创造过程所必然具有的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
第五类：结合实际存在物的生成过程论述“摄入”（prehesion）及其构成和种类，由此转入对于各种主观方面的论述（范畴iii,xi,xii）[19]。我们在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怀特海是以和他描述客观对象的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转入对主体“摄入”的各个方面的描述的；而且，尽管主体这些有关方面在这里出现了，但主体却同样是静态的、平面化的，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任何关于其生成过程的说明。
第六类：结合论述命题和包括情感、估价在内的各种主观形式，继而论述“感受”（feeling）及其满足（范畴xiii,xv,xvii,xxv等）[20]。应当说，怀特海虽然在这里所涉及的纯粹是社会个体主观世界的各个方面，但他仍然竭力以完全客观的方式进行论述；因此，他在这里也同样是在竭力避免现实主体的主观任意性。勿庸赘言，这种研究方式对于充分重视和研究主体及其各个有关方面来说，是不可能有多少益处的。
第七类：作为某种系列的合生过程，与整合以往的摄入过程、感受最终得到满足的关系（范畴xxvi,xxvii）[21]。我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些所谓的摄入和满足究竟属于什么样的主体？在怀特海这里的说明之中不存在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答案。
可见，即使我们只把怀特海对过程哲学的这些说明作为研究个案略加分析，而不详细引用他的其他具体论述，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过程哲学所具有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的特征。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对他这二十七个说明范畴的列举和归类，并没有完全按照他原来的论述顺序，而是参照西方哲学传统流行的“客观－主观”模式进行的。这样做虽然有掩盖他的批判锋芒之嫌，但却有助于突出展示他的做法所具有的探索性和突破性。实际上，他对这二十七个说明范畴的论述顺序也同样带有非常明显的探索特征——从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逻辑递进顺序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严格说来，怀特海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特征，是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惟理智主义主流一脉相承的[22]；但另一方面，他对“过程”和“价值”的充分强调和研究论述，又体现出了对这种主流进行批判反思和扬弃的倾向和趋势——除了这里的有关论述以外，他在其他地方对西方现代分析哲学所犯的“完善词典的谬误”的论述，也同样非常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23]。 怀特海及其过程哲学基本上处于传统与批判扬弃传统这两种基本趋势之间，所以我们说，作为西方哲学目前的生长点之一的怀特海过程哲学就像一只正在蜕皮的蝉。那么，现在的关键在于，究竟进行怎样的研究立场和视角的转变，这只蝉才能把最后一层皮蜕掉？
三、作为西方哲学当代生长点的过程哲学与社会个体生成论
正像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那样，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一方面体现了非常强烈的、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扬弃意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特征。那么，它究竟能不能成为西方哲学在当代的生长点？它怎样才能完成这种蜕皮过程呢？
我认为，一种哲学能不能成为它从其中产生出来的哲学传统的生长点，主要取决于两点：第一、它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楚和充分地意识到这种传统的优长劣短？第二、它所采取的新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能不能使它达到彻底扬弃这种哲学传统的目的？这两个方面显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前者真正成为后者的前提，后者才有可能成为前者的结果。
就我们上面对怀特海过程哲学所进行的案例分析而言，由于它在第一点上既认识到这种传统的某些根本性的致命弱点并力求加以克服，又由于竭力追求纯粹的客观性而具有“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的特征，所以，它虽然因为试图通过强调研究“价值”、通过以系统全面地论述“过程”扬弃这种传统而有可能成为这种传统的生长点，但是，它所秉承的这种传统之强调“客观性”、“抽象性”和“普遍有效性”的基本倾向，却使它根本没有办法彻底完成这种扬弃工作。因此我认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有可能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生长点，但是，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完全变成现实，至少在他自己那里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他的过程哲学是一只正在蜕皮的蝉。那么，能不能“蜕皮”的关键在哪里？
我认为，就西方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而言，西方哲学的传统立场和方法论视角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由于竭力追求纯粹的客观性而彻底忽视了活生生的主体，亦即忽视了处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之中的社会个体的主观世界及其生成过程——无论这种个体是进行具体实践活动的一般人，还是进行理论探讨的哲学家，情况都是如此。显然，无视这样的主体、特别是无视他们作为个体在具体社会活动之中的所作所为和其主观世界因此而出现的生成过程，不仅哲学家的主观立场、方法论视角及其生成过程会处于哲学批判反思的领域之外，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也会因此而出现扭曲[24]。恰恰因为西方哲学传统的主流竭力追求抽象结论的纯粹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所以，从这样得出的所谓“事实”和关于“事实”的真理出发，根本不可能走向“价值”，因而根本不可能彻底解决有关本体与现象、一与多、动与静、永恒与流变、存在与生成、心与物、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等形而上问题——因为这样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已经使研究者“画地为牢”，只能固守这样的“事实”和及其真理，而不可能对包含主观世界诸方面的生成过程有所觉察，更不用说加以必要的反思和研究论述了。
所以，我认为，能不能完成这种“蜕皮”，关键在于研究过程哲学的哲学家们有没有能力在继承怀特海过程哲学强调“价值”、强调“过程”、强调批判扬弃主体－客体二元分裂对立状态的成果的基础上，真正实事求是地看待和研究现实的社会个体——也就是说，取决于这些哲学家是不是真正能够彻底地把过程哲学强调动态生成的基本观点，全面落实成为使有关（包括作为哲学家的研究者在内的）社会个体主观世界诸方面的研究，得到与对于客观世界诸方面的研究同样的地位，从而使所有主体的主观世界、它们的生成过程和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背景和社会现实环境，都在过程哲学研究领域之中得到应有的地位和重视。毋庸赘言，怀特海虽然具有把所有研究对象都纳入过程哲学的研究范围、建立系统全面的过程哲学体系的宏伟抱负，但他最终并没有实现这种抱负。
只有用社会个体生成论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扬弃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立足于社会个体及其主观世界的生成过程的文化维度和社会维度，对社会个体的社会行动所涉及的（包括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内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作为西方哲学在20世纪发展缩影的怀特海过程哲学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自己当初的抱负，像蝉最后蜕掉了自己的硬壳那样展翅飞翔起来。
注 释
[1] 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说法——一般说来，侧重理智分析的西方哲学主流更加强调事实，并且以获得关于事实的“真理”知识为归依，而侧重情感体验的中国哲学和东方哲学则更加强调主体的感受，并且以对主体的规范和随之而来的主体精神境界为鹄的，因而基本上可以说，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强调事实与强调价值这两种做法之间的差异。当然，这个题目需要做我们在这里根本无法进行的广泛的实证性研究。
[2] 参见陈奎德，《怀特海过程哲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页及以下部分。
[3] 当代西方哲学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的，逐渐重视研究日常语言、继而逐渐重视研究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诸方面的趋势，已经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
[4] 这里所谓的“社会个体生成论”（the social individual growing-up theory），是本人在以往研究西方哲学、美学理论，现象学社会学等诸方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基本思路；它具有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包括研究者在内的每一个现实个体，都处于某种存在于具体社会文化环境之中的生成过程之中；
第二、这种生成过程具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体通过相关的各种社会互动过程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角色，二是个体的主观世界因此而达到越来越高的精神境界；
第三、人类社会生活包括学术在内的每一个方面，都是这种生成过程的结果，是由不同的社会个体通过这种过程建构的；
第四、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必须从有关这样的社会个体主观世界的生成过程的视角出发进行探讨。
[5]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静止”和“孤立”是作为主体的蝉的感觉所具有的，而并不是作为它的感觉对象的外部事物所具有的特性。
[6] 参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viii页等。
[7]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怀特海在其论述过程中确实多处谈到“生成”，并且把他对于“生成”的论述当作建构其过程哲学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来处理；但是，他的论述侧重点仍然是尽可能客观地对过程加以描述——或者说，“生成”只是他对“过程”的形象描述，并没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过程”的涵义。然而实际上，“过程”恰恰应当是对“生成”的形象描述，也就是说，它所包含的意义只是“生成”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只是表面上的、从平面上看到的一部分，倒是“生成”包含了更加丰富的涵义。
[8] 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此进行详细的论述，而只能强调指出，怀特海表现出来的非常强烈的批判倾向，主要针对的就是这种把所有研究对象都孤立化、抽象化、平面化的基本倾向。
[9]参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20页。
[10] 参见《在世哲学家文库·怀特海的哲学》英文版，纽约图铎出版社，1951年版，第680页。也可参见陈奎德，《怀特海过程哲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页。
[11] 因为显而易见，哲学家只能根据某种客观的情况和标准，才能认识到他（她）自己当初的主体性究竟是不是具有僭越性。
[12] 参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30－35页。
[13] 实际上，怀特海之所以以有机体作为其研究对象，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把所有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客观事物和主观世界都统一起来。
[14] 囿于篇幅，我们不可能一一详细引用怀特海的原文，只能以这样非常概括的方式表达他的基本观点。
[15]参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30页和34页。
[16] 参见，同上引书，第30页，32页，31页和33页。
[17]参见，同上引书，第30页、31页。
[18]参见，同上引书，第32页，第34－35页。
[19]参见，同上引书，第30页，31页和32页。
[20]参见，同上引书，第32页，32－33页，第35页。
[21]参见，同上引书，第35页。
[22] 就西方哲学传统主流而言，寻求客观性、拒斥主观随意性的基本倾向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这里指出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则是这种倾向的两个具体表现。
西方政治哲学范文2
【关键词】
老年尿毒症;心血管并发症;防治与护理
The prevention and care of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in hemodialysis about elderly patients with uremia
CHEN Li.Department of nephrology,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Xinxiang,Xinxiang 45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ed factors,prevention and care measures of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in hemodialysis about elderly patients with uremia.Methods The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in hemodialysis were analyzed87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uremia.Results All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were timely treated and cared,so that the hemodialysis of patients were successful completed,no patient died.Conclusion Timely and accurate condition,the correct treatment is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hemodialysis important safeguard.Timely and accurate condition,the correct treatment is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hemodialysis important safeguardThat the condition of patients in hemodialysis were timely and carefully observed and proper treatment is an important safeguard of the smooth progress of hemodialysis treatment.
【Key words】
Elderly patients with uremia;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Prevention and care
随着社会的老龄化,依赖维持性血液透析生存的老年终末期肾脏病患者人数也逐年增加。而老年终末期肾脏病患者常存在着与年龄相关的多脏器病变,其耐受性差,血液透析(HD)中易出现急性心血管并发症[1],从而增加了透析治疗的困难。本文对我院2007年5月至2009年7月87例HD中出现心血管并发症的老年尿毒症患者,针对其特点采取及时有效的处理和相对应的护理措施,效果满意。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87例,其中男46例,女41例,年龄60~88岁,平均67.8岁。原发病:慢性肾炎36例,糖尿病肾病24例,高血压肾病16例,其他病因11例。伴有原发性心脏病58例。透析时间3~26个月。
1.2 透析方法 所有患者均为用碳酸盐透析液,机型为日本产尼普洛(NIPRO)NCU-10E,NCU-12,透析器为聚砜膜与醋酸纤维膜,膜面积1.3~1.7 m2,血管通路为动静脉内瘘及中心静脉留置导管。透析2~3次/周,4~5 h/次,血流量250~300 ml/min,透析液流量500 ml/min。
1.3 心血管并发症的类型 本组87例患者共血透4782例次,出现1496例次心血管并发症,其中低血压705例次,高血压321例次,心律失常432例次,心力衰竭32例次,心绞痛6例次。
2 心血管并发症各类型的临床观察及护理
2.1 低血压 低血压是透析中最常见的急性并发症,HD过程中老年患者低血压发生率较年轻人高。部分患者发生低血压时没有明显的自觉症状,容易引起疏忽。本组发生无症状性低血压患者121例次。
2.1.1 低血压发生原因 老年患者常因高血压、左室肥厚和动脉粥样硬化致心肌供血不足。心脏代偿能力下降,对HD中血容量的突然变化,调节耐受能力差,另外透析中进食;透析液钠浓度过低或温度过高;超滤速度过快;干体重设置过低、脱水过多致血容量不足,低血清白蛋白或透前使用降压药。
2.1.2 护理及处理措施 控制脱水速度,防止脱水过量,确定合适的干体重,精确计算超滤量,一般不超过干体重的3%~5%,特别注意患者服饰重量的变化;对透析间期体重增长过多应适当增加透析次数和时间。嘱患者限制水的摄入量,控制透析期间体重,增加少于1 kg/d。对心血管功能代偿不足、血管顺应性差的患者、经常性低血压的患者,选择可调钠透析,血液滤过,血液透析滤过。血浆白蛋白低者可在透析时注入白蛋白或血浆以提高胶体渗透压;透析前停服降压药1次或减量。透析温度不易过高,一般定在36℃~36.3℃。透析开始血流量应由50 ml/min起步,依血压和患者情况逐渐增加到250~300 ml/min,进行平稳、恒定的超滤。加强HD过程中的巡护,密切观察患者的神志、心率、心律、脉搏、肤色、活动和血压波动变化及临床表现,经常询问患者的自我感觉,每15~30 min监测记录1次,一旦发现患者平均动脉压比透析前下降30 mm Hg以上,或收缩压降至90 mm Hg以下伴有或不伴有低血压的症状,或患者出现低血压先兆症状时,如打呵欠、头晕、眼花、出冷汗、肌肉痉挛、烦躁不安等。应立即测血压给予降低跨膜压,减少或停止超滤,迅速给以706代血浆或生理盐水100~200 ml快速回输,并采取平卧位或头低足高位,有胸闷、呼吸急促给予面罩吸氧3~5 L/min。经上述处理一般5~10 min血压恢复正常,症状缓解。继续完成HD治疗。但血流速度不可骤然加快。少数患者尽管脱水量少,但在透析后期由于进食亦导致血容量下降[2],故对有发生低血压可能的老年患者,在透析中应少食或不进食,必要时可在进食前静脉注射50%葡萄糖60 ml以防止低血压发生;并减少透析末期的超滤速率。
2.2 高血压 高血压是慢性肾脏病患者及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最常见并发症。一部分HD患者在透析过程中平均动脉压较透析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升高,并不能通过增加超滤得到有效改善[3]。主要表现为透析前血压正常,透析中出现高血压或原来已有的高血压在透析中进一步升高。严重时可导致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本组46例次发生在透析开始2 h之内。276例次发生在透析开始2 h后至透析结束时。
2.2.1 高血压发生原因 由于容量的减少,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被过度激活,其对血管、尤其是动脉系统的收缩超过了对水分的清除带来的减压的效应,结果是患者的血压反而升高,此外,由于部分降压药物可以通过透析清除,在透析过程中其药物浓度降低从而不能有效的控制血压。还有神经紧张、输入高张溶液过多或过快等因素也会引起透析中高血压。
2.2.2 护理及处理措施 首先要求患者限制水和盐的摄入;控制透析间期体重增长率;每2~4周对患者的干体重进行重新的评估。在透析中可以通过延长透析时间、避免脱水过快,使用合适的透析液(合适的钾、钙、钠离子浓度),合适的透析方式(如调整超滤量、时间等),规律透析,维持透析的充分性。透析前适当增加可被透析清除的降压药用量,或透析前服用降压药物等措施,大部分的高血压是可以预防。如果在刚上机时血压高可观察一下是否为容量性,有些患者体重增长过多,随透析超滤血压会自然下降,若仍然血压升高,嘱患者不要紧张,精神紧张可进一步加重高血压;应保持放松的心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降压治疗,可以舌下含服硝苯地平或开博通等降压药物,必要时使用静脉降压药物,同时给予精神安慰,配合用随身听聆听轻松、舒缓的音乐,达到降压目的。
2.3 心律失常 老年患者常伴有左室肥厚及缺血性心脏病,部分有心肌的钙化,对血中离子的变化敏感,易诱发心律失常。以心悸、胸闷为临床特征,室早和房颤多见。
2.3.1 心律失常发生原因 HD过程中如果脱水过快或过多,发生低血压,就可能诱发心律失常[4],透析中低血压是主要诱发因素,其次是电解质紊乱、酸碱代谢异常,以血钾、血钙和血镁的异常为多见[5];另外原有心脏病、心力衰竭、洋地黄类强心药物过量中毒等。
2.3.2 护理及处理措施 老年患者进行血透时须持续观察心电监护和血钾变化,吸氧3 L/min预防心律失常发生。对偶发房室早搏而无症状者可不予处理;对原有心脏病者,超滤量不宜过大,及时纠正低血压,低血容量。监测透析前后电解质,及时纠正电解质紊乱;发生严重心律失常时按医嘱合理应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做好心理护理。
2.4 心力衰竭 HD能消除患者体内的水钠潴留,纠正代谢性酸中毒,减少尿毒素,是治疗心力衰竭的有效措施。但老年患者往往有器质性心脏病、心功能减退、严重高血压、贫血、营养不良等病变易诱发心力衰竭。
护理及处理措施:去除病因及诱因,透析前控制好高血压,常规使用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4000 IU,2次/周,维持理想的血红蛋白水平,以达到改善贫血,改善营养不良,改善心功能减少心力衰竭的发生。一旦发生心力衰竭,立即给吸氧、镇静,摇起床头采取半卧位;应用扩血管药物、小剂量使用强心甙。高血容量者,改用单纯超滤。及时纠正心律失常,迅速降低高血压(予硝普钠静脉滴注)。并做好心理安慰和护理。
2.5 心绞痛 本组6例患者于HD后2~3 h发生心前区疼痛,伴胸闷、气促,立即做心电图检查均提示ST段降低大于0.05 mm。测血压收缩压(SBP)较透析前下降20~30 mm Hg。
2.5.1 心绞痛发生原因 本组6例患者均有合并有冠心病。可能与透析中超滤过快致血容量下降导致冠状动脉供血不足有关.超滤脱水引起的低血压为主要诱因。
2.5.2 护理及处理措施 针对心绞痛发生时患者血压均有不同程度降低的特点,因此对老年患者并有冠状动脉硬化者,HD开始时血液引出宜慢,血液流量不可过快。透析超滤均采用容量控制超滤透析机,透析中每小时超滤不宜超过患者干体重的1%。透析过程应有心脏监测,注意心电变化,及早纠正低血压、心律失常。心绞痛发生后,立即给予吸氧3 L/min,降低血流量至170 ml/min,同时减慢脱水速度。遵医嘱给予消心痛10 mg或硝酸甘油3 mg舌下含服,6例患者经上述处理心绞痛症状均得到缓解。
老年HD患者心血管并发症发率高,医护人员要充分了解患者病情,及时、有效地处理透析过程中心血管并发症,有利于患者透析过程的顺利进行,从而达到透析充分性,使透析患者能够长期生存。此外,要对患者进行日常生活的健康指导,使患者和家属掌握透析心血管并发症的预防知识,从而减少透析中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
参 考 文 献
[1] 王质刚.血液净化学.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376-384.
[2] 尹咏梅,刘凤静,刘宇明.血液透析中突发心律失常临床特点分析.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05,6(3):175.
[3] 陈月梅,季大玺,徐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高血压影响因素.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2008,17(2):128-129.
西方政治哲学范文3
关键词：糖尿病；护理干预；血糖
糖尿病（DM）指的是由胰岛素分泌不足或生物作用受损导致体内血糖上升的代谢性疾病，常伴有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硬化等慢性并发症，严重可导致患者眼、肾、心脏、血管等功能障碍[1]。本文主要对2012年5月～2013年5月本院收诊的124例糖尿病患者进行干预护理后的资料与常规护理资料进行对比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资料选自2012年5月～2013年5月本院收诊的206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103例。研究组男51例，女52例，年龄35～66岁，平均（45±6.5）岁，病程5～16年，平均（10.6±5.4）年；对照组男48例，女55例，年龄30～65岁，平均（43±5.3）岁，病程7～18年，平均（12.5±5.3）年。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等方面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所有106例患者均符合糖尿病诊断标准；均签署护理方案的知情同意书 [2]。排除标准：药物禁忌症者；精神和心理疾病者；理解和意识不清晰者；不配合治疗和护理方案实施者；资料不完整者。
1.3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研究组在常规护理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护理干预，具体措施如下：组织糖尿病患者参加疾病基础知识讲座，或发送宣传手册等方法，让患者了解疾病的症状、病因、危害、预防等方面的知识，以提高患者对自身病情的重视及配合护士干预护理的行动。由于糖尿病属无法治愈的疾病，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治疗，并且须控制饮食，服用药物及预防并发症等，使患者产生严重的心理焦虑情绪，甚至拒绝治疗。因此，对糖尿病患者进行耐心的心理护理，有利于增强患者自信，以良好的心态面对疾病，控制病情的进展。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的病情，切实制定患者的饮食计划，合理调配食物，摄入适当的营养物质。针对患者制定个人运动方案有利于改善患者心肺功能，降低血脂，提高肌肉及周边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每月进行电话随访，了解患者血糖水平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1.4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出院前1d空腹血糖及餐后2h血糖水平，患者出院后进行5～14个月的随访，并且在患者住院期间对其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观察与记录，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生活质量量表，对患者生活质量进行评估[3]。
1.4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两组患者护理后血糖水平和生活质量评分情况 两组患者经过护理后，研究组患者空腹血糖水平（6.40±1.25）mmol，餐后2h血糖水平（8.06±0.52）mmol，生活质量评分（82.6±15.9）分；对照组患者空腹血糖水平（6.80±1.89）mmol，餐后2h血糖水平（9.83±1.59）mmol，生活质量评分（59.6±20.4）分。两组患者空腹血糖水平无明显比较差异，但研究组餐后2h血糖水平、生活质量评分明显较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 两组患者经过护理后，研究组患者发生低血糖有5例，酮症酸中毒有3例，高渗性昏迷有1例，总并发症发生率8.73%；对照组患者发生低血糖有15例，酮症酸中毒有7例，高渗性昏迷有4例，总并发症发生率25.24%。研究组患者的总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结论
糖尿病作为常见的慢性内分泌代谢失常疾病，具有并发症发生率高，病情反复，治疗时间长等特点，我国每年因糖尿病并发症死亡的患者人数在不断的上升[4]。治疗糖尿病患者不应只限于胰岛素等药物治疗，还需包括对患者采取护理干预措施，以更有效的控制血糖水平及并发症预防。本研究采用护理干预措施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得到了有效控制，且并发症总发生率也明显低于常规护理，说明护理干预较常规护理更具有优势，护理效果更为明显。
在本研究采用的护理干预措施中，对患者进行疾病知识的普以及讲解并发症发生的先兆，提高了患者对自身病情的管理能力。护理人员针对心理障碍，情绪焦虑的患者进行针对性心理护理，使患者以良好的心态面对疾病。相关研究表明，心理护理有利于患者血糖控制[5]。在本研究结果显示，并发症发生主要是由于低血糖、酮症酸中毒以及高渗性昏迷三类因素。对低血糖的预防应指导患者合理使用胰岛素，并按时进食，外出注意携带糖果、饼干等物品。尤其是在使用胰岛素的4～5h注意减少活动，避免低血糖的发生。酮症酸中毒及高渗性昏迷预防，应注意嘱咐患者不应随意停用胰岛素，控制饮食，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另外护理人员因注意对合并低血糖、关节疾病、酮症患者或血糖水平不稳定患者的运动方案进行谨慎合理的制定，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通过采用护理干预措施，本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组患者餐后2h血糖控制明显优于对照组，总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采用护理干预措施，较常规护理而言，能更有效的控制患者血糖水平及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和使用。
参考文献：
[1]张红梅.临床护理和心理护理干预对老年糖尿病的疗效观察[J].甘肃科技，2013，29（01）：123-124.
[2]李冬.护理干预在预防老年糖尿病夜间低血糖的临床效果研究[J].中国实用医药，2013，08（27）：226-227.
[3]杨巧红.护理干预在糖尿病并发症预防中的作用[J].中国保健营养，2013，14（03）：773.
西方政治哲学范文4
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亡”。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而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同样激烈地展开，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则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张。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关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之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更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或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或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义，从而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学界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也因此，坊间已经翻译过来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却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论对问题的表述和分析或许更细致，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问题本身的历史深度及其来龙去脉。
我们以为，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戒绝盲目地跟风赶时髦的习气。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然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地遵循施特劳斯派的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同样，我们虽然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但我们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来拒斥现代。相反，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正明显地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地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则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古罗马特别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要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则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都是从西方社会本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简单信徒，而是要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而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西方政治哲学范文5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西方政治哲学范文6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
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