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论文范文1
从现有的历史文献来看，周桂笙对我国近代翻译领域的重要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坚持翻译救国的理念
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自涉足西方文学作品翻译以来，周桂笙翻译的西方外国文学作品甚多。与其他所谓的“正宗”文学家相比，周桂笙所翻译的文学作品主要以翻译童话、科幻小说、侦探小说为主，这似乎与近代社会爱国文学作品如潮的历史背景不太相符，这也是周桂笙后来一直不被文学界和翻译界认可的重要原因。但从现有的文献来考量，周桂笙的西方文学作品翻译却有一定的爱国成分。周桂笙平生对中外小说喜爱有加，至于为何会翻译西方文学作品，他自己曾如此描述了翻译的宗旨“：觉世庸民之作，堪备开智启慧之功。洋洋乎盛矣，不可谓非翻译者之与有其功也。”不难看出，周桂笙认为，翻译的目的在于开启国人之智慧，警醒世上的普通百姓。在周桂笙的《译书交通公会序》中，也对自己翻译的宗旨做了说明。他指出，翻译的目的在于“图新弃旧”，这在本质上表达了他期望通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西方先进之文化，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据此分析，周桂笙走上翻译之路是具有一定的爱国成分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他从事翻译工作只是基于个人的兴趣与爱好的观点并不能完全站得住脚跟。从体裁上来看，周桂笙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有寓言、民间故事、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等，体裁颇为丰富，其中童话故事集中在《新庵谐译》一书中，小说主要有《左右敌》、《海底沉珠》、《失舟得舟》、《含冤花》、《妒妇谋夫案》、《福尔摩斯再生案》等。由此可以看出，周桂笙所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较多，其中以侦探小说为主。在中国本土侦探小说极为缺乏的清末时期，周桂笙能够翻译大量的侦探小说，给当时的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生命力。
2.在翻译过程中将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以新的理念引入中国
清末时期，大部分文学家在评价我国传统小说时，都认为我国传统小说与西方小说具有明显的区别，我国传统小说一般都先定宗旨，阅读时，只要读其精华，明其宗旨，便能预料全书所述事迹。但西方小说不同，其情节曲折，在阅读过程中，很容易让读者摸不到头脑，直到全文阅读结束之后，才能知晓结局。对此，周桂笙曾经说道“：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一入门，则园中全景，尽在目前矣；读外国小说，如游中国名园，非逼历其境，不能领略个中况味也。”在周桂笙看来，本土文学与西方小说在创作手法上基本上是相悖的，这对于中国文学家和翻译家来说，要翻译西方作品，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清末的很多文学家和翻译家都不愿意涉足西方文学作品翻译。而周桂笙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不是简单地以中国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对西方文学作品进行改造，而是以欣赏的态度对其进行客观的译介。这种做法，将西方小说文体中的新理念引入了中国，为中国的文学形态注入了新的活力。比如在翻译侦探小说《毒蛇圈》时，周桂笙在译文中描述道“：起笔处即就父女问答之辞，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虽然，此亦欧西小说家之常态耳！爰照译之，以介绍于吾国小说界中，幸弗以不健全讥之！”基于此，周桂笙在翻译西方侦探小说的过程中，对其叙事方式极为赞赏，这对我国传统小说中以平铺直叙为主的叙事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以至于后来吴趼人在创作小说《九命奇冤》时，就大胆借鉴周桂笙在译文中的叙事手法，使他在当时的文学表现手法上别具心裁。后来清末民初的很多小说家，在创作时也常常借鉴周桂笙译文中所提及的突兀起笔和悲剧结尾，增强了文学艺术的表现力，也推动了中国小说文体的发展。
3.开创白话翻译之先河
清末时期，由于“西学”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和受到有识之士的欢迎，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热潮。在此背景之下，当时很多并不懂外文的文学爱好者为了迎合社会潮流，依靠与别人的合作进行西方文学作品翻译，虽然也产生了少许佳作，但周桂笙却认为此举是对西方文学作品的亵渎。他指出，让不精通外文的人从事外文翻译，难以做到忠实于原文。由于早年的求学经历，周桂笙的外语功底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因此周桂笙对译文忠实于原文的程度要求很高。但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让中国的读者能够读懂，如何化解中西方文学作品中语言表达的矛盾，成为了一时困扰周桂笙的重大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周桂笙认为，利用白话文的风格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就可以化解中西语言表达差异的问题。因此，在翻译《毒蛇圈》时，他便开创了白话文的翻译形式和翻译风格。比如在《毒蛇圈》中就有这样一段译文“：暖，那是什么话儿呀，你可要好好地记着，你爹爹没有答应，你是不能嫁的呀。”从这段简短的译文可以看出，在语言风格上，与中国的白话文并无差别，这极大地方便了中国读者对原著内容的理解。
二、对清末时期周桂笙翻译贡献的客观评价
西方文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西方哲学；存在；思维；语言
西方哲学历经诸多变迁，却有1个“吾道1以贯之”的根本传统存在着，以至直到今天的哲学家，仍然不能超越它。在我看来，对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这个根本传统，可以用海德格尔的1句名言来概括：“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据我的，这句话蕴涵着这样1个推论：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又是思维之家，所以语言便是存在之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逻辑推论的过程，正好反映出了西方哲学全部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古代存在论哲学意在说明“存在如何”（命题z），近代认识论哲学意在说明“思维如何”（命题y），那么现代语言哲学就意在说明“语言如何”（命题x）。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1个形式推理：
{（xy）（yz）}（xz）
其中：①（yz）意味着：没有思维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古代存在论哲学的结果“思维是存在之家”。②（xy）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思维的存在。这就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结果“语言是思维之家”。③（xz）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果“语言是存在之家”。
仿照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说法，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1个最根本的传统是：存在即被思维。现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此说法又演变为：存在即被陈述。这个传统是早在“前苏格拉底”就已成型了的，而直到今天，例如海德格尔哲学，也未能超脱。海德格尔终身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结果仍然像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1．古代：思维是存在之家
西方古代哲学确实基本上是1种“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是“存在之为存在”如何的问题。但不论就其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古代哲学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的。这里所谓“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不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的，就是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以世界的逻辑构造代世界的实在构造。总起来说就是理性压倒1切，以至“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1）[1]关于这个传统，雅斯贝尔斯曾指出：“西方人始终运用了3大原则。第1大原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2）[2]
人们通常以为这个传统是柏拉图开创的，其实，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学说就已经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张本了。我们知道，Logos这个词同时具有3种意义：之道（laws），逻辑理性思维（logic），言说（dialogue）。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正是如此，它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又是思维的“道”、理性、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可见这是以“能知”代“所知”的滥觞。1方面，此“逻各斯”不是感性的、经验的，而是理性的、思维的。感性的“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是坏的见证”；“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1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1切的思想”（3）[3]，这就是“逻各斯”。另外1方面，“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4]
作为自然之道的“逻各斯”（海德格尔所谓“大道”Ereignis）本质上乃是“驾驭1切的思想”，而“自然的话”就是“逻各斯”自己的陈述（犹如海德格尔所谓“道说”Sage）。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核心观念。其实，此前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实质上已经是1种“逻各斯”，因为在他看来：“万物的本原是1”，而“1”就是理性。（5）他与赫拉克利特的分歧仅仅在于：“逻各斯”表现为“斗争”还是“和谐”。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存在”（古希腊文on，being）问题，同时也就进1步确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以思维言说代存在的思路。他的名言是：“存在者存在着，不存在者不存在。”（6）此话原文：Estineinai,oukestinmeeinai（英文Beingsis,non-beingsisnot）。其中einai1词乃是系动词“存在”即“是”（英文is），其动词原形是eimi（英文tobe），动名词形式是on（英文being），而estin是其名词用法（英文Beings）。einai这个词有两层意思：1是陈述性，属于对象性语言的用法，表示世界的本体；2是断定性，属于元语言的用法，表示判断。所以，巴门尼德那句名言的意思就是：“存在者是，不存在者不是”；实际意思则是：“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这里的“由‘是’表述”亦即被人断定，因而就是思维的事情。对此，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另外1句话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1的。”（7）仅进所知的材料来看，这句话是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最早宣言，实在不可轻轻看过。于是，用思维、理性、语言、表述来代替客观存在本身，就成为了古希腊哲学的1个根本特征。这个特征通过雅典哲学传承下来，成为西方哲学的基本传统，它甚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提供了1把钥匙。当初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辩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发扬光大”：寻求客观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际的考察，而是通过理性思维的逻辑推论、语言的论辩。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1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的出发点。”（8）[5]但是苏格拉底的归纳决非后来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而是理性主义的归纳，即不是从观察出发的。苏格拉底由此把1切归结于理性思维、知识。例如他的1句名言是：“美德就是知识。”意思是说：具有善的美德，其实就是具有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所谓“不道德”，只是“无知”的同义语。这算是西方式的“知行合1”了。
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高足（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对话”著作，正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形式），还深入钻研过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他还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念及其唯理主义。“理念”范畴不仅直接来自苏格拉底的“概念”，而且正是他所理解的作为实在的“存在”本身。“理念”（idea）具有3点重要含义：1是思想、概念，2是实体、本体，3是理想、典范。在他看来，不是理念来自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是经验事实之存在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所谓认识，不过是“回忆”理念——先验理性。总之，作为“真实世界”的理念世界，是最实在的存在。这正好是以思想代存在的典型。黑格尔评论道：“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9）[6]（而这也正是后来黑格尔自己的思路。）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这种“纯粹思想”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本身。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谓词逻辑（对此，我们下文将有讨论），而斯多亚学派则创立了命题逻辑。该派同时兼具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总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性是理性，人的本性也是理性；他们要人“断激情”、“不动心”。他们赞赏赫拉克利特的“火”亦即“逻各斯”，称之为“普遍的理性”，实即上帝意志的体现，由此而得出了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结论：“服从神灵……因为1切事变是为最完满的智慧所统治着的。”（10）换句话说，实际世界的变化只不过是某种“智慧”实即逻辑思维的“事变”。形式逻辑在西方的发达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希腊哲学思路的必然结果。而其极至则是：逻辑既是思维的架构，因而也是存在本身的架构。饶有趣味的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都是“合乎理性”或者叫做“合乎逻辑”地推出上帝的存在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犹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争论，换句话说，都是在理性主义传统范围内的争论。尽管他们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但这与后来的理性主义最终不得不依赖于直觉的信念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安瑟伦虽然承认“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11），但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逻辑思维上确实无懈可击。阿伯拉尔则是主张“理解后再信仰”的，他那种通过逻辑寻求真理的主张恰恰更是理性主义的东西。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则更尊崇理性，也就是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5大论证”，进1步表明了逻辑理性可以很好地为服务。经过这种论证，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1切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亦即理性本身
$False$
2．近代：语言是思维之家
近代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是思维问题。这里，恩格斯的话仍然绝对适用：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但这只是问题的1个方面；另外1个方面，语言问题在此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对语言的关注决不是“语言学转向”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在近代、甚至在古代哲学中，语言问题始终是1个重大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既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在1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但他们却没有后来的理性主义那样偏狭。1般来说，他们是兼顾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例如，但丁主张：“首先能实行思想，以辨别是非，其次则能将其所认定之是非悬为目的，而以行动达此目的。简单说，就是先思而后行。”（13）[7]不过，我们似乎也不难从中读出1种思维优先的理性主义味道来。大致讲，理性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1种潮流。近性主义的最大代表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笛卡儿试图对所有知识进行1次“理性”的、实即演绎逻辑的清理，因而第1步工作就是寻求整个推理体系的大前提。他意识到，这个前提应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是所有知识的逻辑前提，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推出”的逻辑结论。那么这个前提从何而来？此时，希腊思维方式发生作用了：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过来说，能被思维的，必是存在的。因为，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evident）。于是就有了笛卡儿的著名论式：Cogitoergosum（IthinkthereforeIam），此即“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这里，思维就成了存在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这就是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1”——1直到德国古典哲学乃至于西方哲学如胡塞尔的思维模式。斯宾诺莎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是把真理建立在“真知识”（指理智与直觉）的基础上、又把真知识建立在“真观念”（直觉）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1问题，他设想了主体与客体的1种对应关系：物的广延属性作用于人的肉体，物的思想属性作用于人的心灵。这就是说，物的思想属性与人的思想属性本来是同1的。莱布尼兹则用“单子”解决这个问题：“单子”这种东西既是构造1切存在的基本实体，它本身又是1种精神性的“灵魂”。单子按其知觉能力的高低形成不同的等级，最高级的单子是构成上帝的单子；其次是构成人的单子，亦即“理性灵魂”。从后者看，思想与存在本是1回事。我们说过，德国古典哲学是理性与意志的直接同1；这里我们还想指出，它同时也是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1。而此“同1”，正是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观念“存在者与能被思考者同1”的近代体现。康德的哲学号称“批判哲学”，他对“知”“意”“情”、“真”“善”“美”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但是在这1切之外、之上的，正是“理性”。以理性或理智来反思和评判1切，这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1个基本特征。费希特的“知识学”认为，思维与存在不过是理智自身固有的两个系列，即“观念系列”与“实在系列”；1切——包括“物质的、占据空间的世界的表象”——都是从理智（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自我建立自我自我设立非我自我统1非我：都是理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谢林也是如此解决问题的：“与我们在自身内所认作智性和意识的那个东西原来是1回事。”（14）[8]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绝对观念的展开，更是对于理性概念的运动过程的描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15）[9]；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逻辑学的1元论。他的希腊式的思维方式使他“坚决相信思想与事情是符合的”；“任何对象，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本性，举凡1切事物，其自身真相，必然是思维所思的那样”（16）。他说：“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17）这与巴门尼德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1的”实出1辙。全部意识就是理性，全部存在也是理性本身而已。
但是，思维却离不开语言，而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列宁说过：“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1般的东西。”（18）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思想。这是近代哲学家们的1个共识。其实这个看法也是从古希腊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苏格拉底所谓“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就是从“谈话”或“论辩”（dialect）而来的。这意味着：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继往开来，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西方思想。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亚氏手里建立起来的（他称之为“第1哲学”），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也由此而巩固起来。亚氏第1次明确界定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专门‘有’（或译‘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19）。此“有”即希腊文on，是einai的动名词；它相当于being，是tobe的动名词。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作为有的有”，希腊原文“toonheon”（英文beingasbeing）。我们上文说过，希腊文on既有陈述性，即可译为“‘在’之为‘在’”；又有断定性，亦可译为“‘是’之为‘是’”。我们汉语用“是”“在”“有”3个词来对译on或being，正可以揭示出on或being的意谓：“是”为系词，它是1种断定，属于元语言的或者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学的范畴；“在”和“有”为动词或动名词，是陈述性的，属于对象性语言的或者存在论的范畴。
希腊哲学对此未有明确区分，这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在他那里，存在论、逻辑学、语言学搅在1起，这1点，我们从他的《范畴篇》《解释篇》《》前篇、后篇及《形而上学》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的‘有’，必定是实体。”（20）这个作为纯有的实体1方面是1切事物的基质，另1方面又是逻辑的主词。如他所举的例子“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在存在论意义上是1个实体，他是自足地存在的；在语言逻辑意义上是1个主词，它是可以被“是”断定的。这显然跟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是同样的思路。“苏格拉底是…”这个表述也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着”（Estineinai）。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最高界定是：人是理性的动物。难怪巴门尼德讲“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1的”，亚里士多德也讲“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1样的”（21）。后来的西方哲学总是大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是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1”，并且总是用思维、乃至于用语言来说明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的构造，而是“世界的逻辑构造”（22），乃至语言的构造。所以，近代哲学家们都多少对语言进行了探索，例如笛卡儿、莱布尼茨等。探索的结果就是：认识或者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这实质上就是说：语言是思维之家。难怪他们都致力于发明某种理性的的人工语言。他们的理性主义、“语言主义”立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语言学家。法国的保尔-罗亚尔学派（PortRoyalschool）是近代著名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他们以笛卡儿哲学为基础，试图寻求存在于1切语言中的普遍性语法原则，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存在于共同的语言结构中。此前的英国学者威尔金斯（JohnWilkins）已有类似的想法，试图构造1种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语言——他称之为“普遍语法”、“哲学语言”。另1位典型代表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G.Herder）,他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思维和语言是同源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及其。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同1时期的1些英国语言学家，如詹姆士·哈利斯（JamesHarris）、霍恩·托柯（HorneTooke）、詹姆士·伯尼特（JamesBurnett）等。
这里，德国著名学者洪堡（WilhelmvonHumboldt）尤其值得1提。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他是现代先验理性主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萨丕尔（EdwardSapir）、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的先驱。洪堡继承发展了海德的基本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1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1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23）[10]他用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来理解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因为正是人的内在的语言形式（相当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加诸感觉经验材料，决定了思维内容及其结果。
>
3．：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已经被人们鼓吹得令人头晕目眩了，那就让我们从海德格尔谈起。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雄心壮志，是要超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传统。我们要问的是：他做到了这1点吗？进1步说，以他的方式，他可能做到这1点吗？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宏愿。要理解海德格尔，关键是要抓住“存在”和“语言”这样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他的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或者译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后期之转向语言或者所谓“道说”，是因为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在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同时出自两个方面的影响：1是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他所进行的批评；2是“语言学转向”这个时代潮流的大背景。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由“此在”来说明“存在”本身的做法，在1种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确立了“大写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触动，以至于《存在与时间》原计划中的续写终于没有了下文。怎么办？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情趣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而这似乎只是时代潮流所致。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还在西方的那个根本传统。
那么，现代何以会发生“语言学转向”？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近代试图沟通心灵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结果却以“不可知论”告终；同时，人们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1种中介，那就是语言或者符号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同1于语言媒介。极而言之，这种符号媒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简直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共同的本体了。所以，根本上讲，现代哲学并非真正的“拒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是1种“语言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这1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语言哲学的意义之中。这种理论是建立在1种3元关系之上的：存在·语言·心灵。语言符号及其逻辑结构被夸张为真正的存在或者本体，而客观实在仅仅是语言的“指称”，心灵或者意识则仅仅是语言的“意义”。
西方理智主义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传承，最突出地体现在这种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主义之中。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逻辑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希腊哲学那种以思想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的思路的极端形式。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1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就是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则更进1步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让我们来看看他的1番话：“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并没有赋予任何意义。”（24）[11]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并且这种“说”，1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25）。这是理智主义导致唯我主义的1个妙例。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不过是语言的误用、“胡说”。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称：“哲学是1场反对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理智的战斗。”（26）维也纳学派自陈的使命是“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或者说，他们用语言的意义代替了存在的意义。至于蒯因后来重建本体论，主张“形而上学是科学”。为此，他提出了“本体论承诺”问题：在构造1种科学理论时，也就承诺或者约定了这个理论的对象的存在；1旦接受了1种科学理论，也就承认了这种理论预设的对象的存在。为此，他制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存在就是成为某变项的值。”例如张3存在，那是因为我们承认他是以下表达式的逻辑变项的1个值：(x)(x是张3)。这又是以逻辑语言或思维代存在的1个典型。如果说普罗太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语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的掉”（deconstruct解构）西方哲学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他们在追根溯源方面似乎做得还远远不够。这种消解其实从意志主义、尤其是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但却总是显得那样的徒劳无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哲学的最后边界，是因为西方哲学从1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to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核心课题，而on或tobe具有双重意义：它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面对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对思想的表述。在前1种情况下，它是1种对象性的陈述或描述；在后1种情况下，它是1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事实-思想-语言”打成1片了，或曰混为1谈了。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是思维之家，那么什么是语言之家？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向何处去？看来，今天的西方哲学家们如果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他们首先必须超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进1步说，他们还必须超越海德格尔式的“超越”方式。具体来说，他们当然必须继续语言-逻辑-思维，但是首先必须把它们拉下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王座；他们当然必须反思存在，但是首先必须把存在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总之，他们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
注释：
1、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第97页。
2、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状况》，第14-15页。
3、《西方原著选读》，上卷，第26页。
4、残编D11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9页。
5、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第8卷，第1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
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
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巴门尼德此话与前1句话之间存在着矛盾：1方面，不存在者不存在，另1方面，不存在者却进入了思维、语言，即能被思维、陈述者，因而它也是能存在者。这个矛盾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解决的：不存在者也是1种理念，因而也是实在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解决是语言哲学对指称和意义的区分：不存在者没有指称，但有意义。这个意义世界相应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3卷，第4章，1078b。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04页。
10、《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40页。
1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0页。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3、《从文艺复兴到109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19页。
14、《108世纪末棗109世纪初德国哲学》，第210页。
1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292页。
16、黑格尔：《小逻辑》，第77、78页。
17、黑格尔：《小逻辑》，第120页。
18、《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3页。
1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2章。
20、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7卷，第1章，1028a10-31。
21、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3卷，第4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3页。
22、此为卡尔纳普（RudolfCarnap）之著作名DerLogischeAufbauderWelt。
23、转引自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57页。
2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631页。
25、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151、149页。
26、维特根斯坦：《哲学》，第309节。
：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3联书店1989年版。
[2][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1981年版。
[4]《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7]《从文艺复兴到109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8]《108世纪末——109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9]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西方文学论文范文3
西方经济学论文范文一：绝对利益说和比较利益说的异同及启示
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已不可逆转，各国之间的自有贸易，数量在增加，质量在好转，其中各方的博弈也愈发激烈，提到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就不得不提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它们的理论依旧是自由贸易论者手中强大的武器。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对绝对利益说和比较利益说的异同及它们对当代世界贸易的启示做一个简浅的分析。
一、绝对利益理论
绝对利益理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个国家或每个地区都有对自己有利的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如果各国各地区都按照各自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生产，然后将产品相互交换，互通有无，将会使各国、各地区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物质财富。
(一)绝对利益理论的概念和理解
绝对利益 是指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一个国家在劳动生产率上占有绝对优势，或其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成本绝对低于另一个国家。若各国都生产自己占绝对优势的产品，继而进行交换，那么双方都可以通过交换得到绝对的利益，从而整个世界也可以获得分工的好处。
如果我们对此进行1:1的商品交换，则英国获得了1单位的酒，本国剩余了1.7单位的毛呢，显然本国对毛呢的消费将会增加;则葡萄牙从英国获得了1单位的毛呢，本国剩余了1.375单位的酒，显然本国对酒的消费也将增加。从两个国家的总和来看，毛呢的产量和酒的产量都得到了增长，也就是说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
(二)绝对利益论的特点：
(1)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这一概念，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基础，他认为贸易之所以发生，其基础在于各国生产成本上存在绝对差异。
(2)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
(3)亚当斯密有力地抨击了重商主义，主张自由经济，为自由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绝对利益说的局限性。亚当斯密是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主张依靠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对供求关系进行自发调节，维持均衡，控制社会利益，从而使社会获得进步和稳定。这种主张符合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为突破封建统治对生产力的束缚提供了理论根据。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它具有局限性，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不能解释现实中所有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基础，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在所有部门的生产成本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话，上述分析就无法解释这一种情况。可以说绝对利益理论的一个明显缺陷，就是没有说明无任何绝对优势可言的区域，如何参与分工并从中获利。这就引出了接下去要论述的比较利益学说。
二、比较利益理论
(一)、概念及理解
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旨在说明决定国际贸易的基础是比较利益，而不是绝对利益。其核心思想是：国际分工中若两国生产力不等，甲国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成本 都低于乙国，处于绝对优势，而乙国相反，其劳动生产率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中均低于甲国，处于绝对劣势。这时，两国间进行贸易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两国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并不是在任何商品上都一样，这样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不必生产全部商品，而应集中生产在本国国内具有最大优势的商品，相应地，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也要集中力量生产那些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间的自由交换，在资本和劳动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增加生产总量，提高生产率，节约参与交换的国家的社会劳动，增加产品消费。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
(二)简评与局限性：
比较成本理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局限性的一面。其科学性的一面突出表现在该理论的核心比较优势的思想。它从实证经济学的角度证明，无论是生产力水平高或低的国家，按照比较优势的思想参加分工和贸易，都可以得到实际利益，这就为世界各国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必要性做了理论上的证明。这种思想是现代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它具有普遍意义，在其他问题上也是可利用、可借鉴的。正因为如此 ，虽然历经100多年的发展，比较成本说至今仍然是世界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比较成本理论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方法论上的缺陷，即以静态的短期的观点分析问题，缺乏动态的发展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它所反映的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利益，为资产阶级的对外扩张服务。
三、绝对利益说和比较利益说对当代贸易启示：
绝对利益理论和比较利益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各国贸易的启示与影星可以理解为有以下几点：
1.参与贸易的各国，不应以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为参与分工的基础，而应该以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为最基本的前提。即使葡萄牙生产葡萄酒有绝对优势，但是生产葡萄酒并不是葡萄牙的最佳选择，因为生产毛呢对葡萄牙来说有最大利益。
2.绝对优势说和比较成本理论使富国越富，穷国越穷。(因为一般穷国只在低智产品生产中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
3. 每个国家都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即使在高新技术产业有绝对劣势或比较劣势，也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各国贸易繁荣的今天，面对现代经济发展中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两个理论也都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通过对两者的浅显分析，最终的结论是认为当今国际分工还是应该依据最佳利益原则，使贸易国的利益达到最大。
西方经济学论文范文二：浅谈西方经济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摘要：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社会科学，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现实问题。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今天，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经济学理论对我们生活的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社会科学 社会环境 指导生活
前言
刚开始学习微观经济学时以为这又是一门枯燥无味的学科，老师只是讲些空洞的理论，可是在通过学习这一门选修课之后，却发现这门学科其实很实用，和现实生活联系的很紧密，虽然理论性很强，但是联系实际生活的话还是容易理解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实际的例子都可以用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解释。以下为部分例子。
一.由供求均衡看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众所周知，近几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与企业和政府的需求率和签约率成反比的走势，每年大学生的人数越来越多，相对而言，大学生的签约率却在不断下滑。我国的高校在不断的扩大招生的规模，导致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相对于企业和政府实际所需求的多很多，即劳动力相对过剩。
从微观经济学来分析，在就业市场上，大学生是劳动的供给方，企业和政府是需求方，大学毕业生的增多导致供过于求，供需不平衡。
对于需求方来说，企业会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综合企业的成本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决定所需要的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的人数，政府根据各级部门工作开展的需要和人事部的结构来招聘所需的毕业生，也就是说需求方都是根据自身利益来决定最后招聘所需要的人员数目。如果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的话，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供给方就会通过降低价格等手段来夸大需求，以实现供求均衡，但在现实中肯定不可能，作为需求方的企业或者政府显然不会扩大需求量，因此，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毕业生的供给与需求存在相对不平衡的状态，所以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就业形势很严峻。
虽然我国总体的劳动力相对过剩，处于富余的状态，但是我国的专业技术人才缺口仍然很大，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工科类的学生相对较少，一些第三产业仍然缺少大量的专业人才，因此作为供给方的大学毕业生也要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自己专业知识和能力是否能够达到用人单位的标准。
由此可见，大学生不能只是去想就业的困难而对未来没有了憧憬，因为虽然我国总体的劳动力相对过剩，但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还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大学生应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能够正确认识和面对就业带来的种种问题，调整好心态，迎接挑战，努力学习自己专业方面的知识，全面发展，提升自身的能力，规划自己的未来，做一个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二.由垄断与竞争看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事件
可口可乐作为外国的品牌想要收购中国的汇源果汁，走多元化的道路。但是根据中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未获得通过。中国商务部经过一系列的审查认定，汇源被收购不利于我国国内果汁饮料市场的竞争，违反了反垄断法，影响我国市场的竞争力，关系到国家利益。
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已经占据了很大的市场，汇源这个在我国还算有点名气的饮料企业如果再被收购，外国的企业将可能控制我国大部分的饮料市场，最终形成对一个产业的垄断，危害到我国饮料果汁市场的健康发展。
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后的市场份额虽然只有百分之二十几，但却足以产生限制和消除竞争的效果，不利于我国果汁饮料产业的健康发展。反垄断法上有明确规定：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也构成垄断行为。因此如果收购后的实际效果会限制甚至排除竞争，按照法律这也是构成垄断的。可以想象，一旦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成功，可能会借助于其在碳酸饮料市场的支配地位，集中限制国内企业在果汁饮料市场的竞争，国内的中小型果汁企业将会受到威胁，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也将受到限制，自主创新能力也会随之降低。
因此最终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没有获得通过，体现了我国的
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保护民族产业的利益，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的整体经济利益，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是反垄断法的宗旨，商务部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竞争，保护民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抵制市场垄断，维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有序的发展。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有利于我国果汁饮料市场的良性竞争发展，反对市场垄断，构建我国果汁饮料市场的有效竞争格局，促进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由利润最大化来看食品安全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衣食住行是我们最根本、最首要的生理需求，因此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可是面对我国最近几年的食品安全现状不禁让人胆战心惊，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的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已经成为日益严峻、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2008年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的超标到最近蒙牛牛奶中黄曲霉素的超标，霉变的大米、瘦肉精、苏丹红事件、福尔马林等等一系列的屡禁不止的食品安全问题，让消费者对食品都产生了恐惧心理，确实令人担忧。
这些食品安全问题从企业来看，主要是由于企业经营者的疏忽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丢失，错误地理解微观经济学关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论，在这个追逐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里，很多商家都片面的追求企业的利润，采取各种手段来获取最大利益，片面的认为企业的目标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不择手段的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思想的背后，其实质就是违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危。企业的社会责任才是基础，一旦缺失了社会责任，企业的利润只是暂时的，企业不能只追求眼前利益最大化而忽略企业长期的发展。
因此，企业不能一味的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忽视道德和责任问题，应该在自身的社会责任的基础上，不违背社会道德的前提下，通过开发新的技术来降低成本等合法的、合理的、不违背自身责任的方法去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厂家要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不能只考虑企业自身的利益追求最大化利润。
一个追求利润的组织，无论企业怎样去宣扬自身的道德诉求，它最终必须能够用所得的利润去回报股东和员工，否则它就无法生存下去。但是同时也有大量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高目标的企业，最终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更不可能成为一个行业的排头兵。因此面对令人担忧的食品安全问题，目前中国的企业，最重要的是提倡全面的道德管理，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员工，以更强更有力的创新力，打造属于自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的管理要注重道德的力量,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最终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四.由博弈论看商业广告战
在商业活动中离不开竞争，更离不开合作。面对激烈的竞争时，要懂得从双赢的战略出发分析问题，寻求协作的技巧，才能避免蒙受更多的损失。商业活动中经常会折射出博弈论的影子，下面以广告竞争为例。
两个公司的商品互为替代品，相互竞争，因此两个公司的广告必定会相互影响，如果一个公司的广告容易被顾客所接受，则另一个公司的收入将会受到影响。如果两个公司在相同时期发出质量内容方面都类似的广告，收入增加的同时成本也在增加。但是如果不提高广告质量的话，顾客减少，收入就会被对方夺走。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两个公司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两公司相互合作，达成协议，减少广告的开支;二是增加自己公司的广告支出来提升自身公司广告的质量，从而压倒对方公司。
下面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来分析广告战。说到博弈论，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囚徒的困境》。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两个被捕的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说明为什么甚至在合作对对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商业中的广告战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的例子，试想一下，如果两个公司都不信任对方，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相互合作，即背叛成为支配性的策略时，两公司将会陷入广告战，而公司广告成本的增加损害了两个公司的利益，这也就是陷入了囚徒困境。而在现实中，要两个相互竞争的公司达成协议确实比较困难，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缺乏合作意识，多数的公司都会陷入囚徒困境中。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两个公司只是理性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没有从双方共同的和长远的角度去考虑而造成两败俱伤，如果他们能够相互合作，互惠互利，最终可能会实现对两者来说都是最好的结局。
要想走出囚徒困境，不受到其牵绊，就要实现双方的合作，最终实现双赢。俗话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双赢是现代社会商业界中经常会提到的字眼，而在这竞争日益激烈的血腥的商战中，很多公司都会陷入类似于囚徒困境的两难境地，在困境面前，需要的是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彼此的信任，如果彼此都存在有私心，一味的只想到自己的利益，最终将会得到对双方来说都是最糟糕的结局。因此在商业活动中离不开竞争，更离不开合作，需要双方的信任和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双赢。
结论
从上面的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的问题，都是可以用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去解释的。学习微观经济学，可以让我们拥有一个更加冷静而又经济的头脑，更加理智的分析经济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规划未来的生活，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学会用经济学理论来看待现实社会问题，在生活中发现经济学的奥妙，更理性、更科学地融入社会，用微观经济学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更好的主宰人生，在学习中和以后的工作中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
参考文献
【1】 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费方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P706P733。
【2】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十七版)
【3】 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西方文学论文范文4
1.优胜劣汰
船政学堂开近代中国官方与海外合作创办精英教育之先河，突破传统以圣人遗训为主导的价值取向，主讲洋文和造船驾船技艺，校规严苛，奖优罚劣。学堂学制五年，教材悉数来自外国原版，学生入学起就要过语言关，他们从最基础的算数、物理等自然学科开始就要架构与语言学习同步的西方认知体系，考核频繁而严格。学堂规定“：每三个月考试一次，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除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学堂随时淘汰后进生，以首届为例，前后学堂共招生205人，仅72人毕业。但船政毕业生爱国图强，学贯中西，致力于实现中国近代的“海国图梦”。在晚清办学的40余年里，与世界时局相对应的管理机制一直贯穿着船政的育人历程。
2.洋师贤教
优胜劣汰制度不单应用于学生，也适用于教师。在左宗棠的力荐下，船政学堂聘请曾任法国海军上尉的日意格担任正监督兼首席技术指导。他在亲自回国购买设备之际，高薪聘请法籍教学管理人员、教员、技术员和技工，随后又有一批英国专家来华任教。船政学堂采用西方合同的形式明确对洋教习的奖惩条例，使他们成为中国大地上最早的国际合约履约人。洋教习行使责任制和导师制职责，学堂对教工执行绩效考核。对于循循善诱、成绩突出、令学生诚服的外籍教师，学堂予以续聘并授以官禄。对于目无法规、辱虐学生、工作不力的洋教习，学堂果断按规范终止其聘用合同，以儆效尤。在近代化的管理制度下，洋教习不仅有条不紊地教会学生专业的理论与实践，还幽默而直白地与学生进行交流，鼓励年轻人大声说出自己的见解，新奇活泼、知行合一、触类旁通的西式教法激发了学生对新知识的渴望。
二、师夷民生的留学泰西
1.高端深造
“泰西”是明清两朝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统称。1877年沈葆桢排除万难，为船政学子创造了留学西洋的机会。留学监督日意格带领30名毕业生抵达欧洲，其中18名前学堂学生前往法国，12名后学堂学生赶赴英国。早在1872年至1875年间，就有120名平均年龄仅12岁的幼童留学美国，他们大多心性稚嫩，很快被万花筒般的国度吸引，全盘美国化。船政留学生年龄大约20岁，有相对成熟的价值判断，外语和专业功底扎实，具备胜任留学任务及成为国家栋梁的充分条件。经过中国首位驻英公使郭嵩焘的争取，严复、萨镇冰等六人获得到当时世界最高海军学府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的机会，刘步蟾、林泰曾等六人被派往英国舰队见习。留法学生则进入各类高级技术学校、兵工厂和大型船厂，其佼佼者还游历欧洲其他国家。船政先后派遣111人留学泰西，他们触及多个领域，见证并参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成为最早用旷达的国际视野推动中国近代化的群体。
2.关注社会
1877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军舰不仅是大工业的产物，更是大工业时代的缩影。”与之不谋而合的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欧洲派遣的留学生在学习军舰制造和驾驶的同时，也在细致体察大工业背景下的当地思想和民俗。严复早在1878年就完成手记《沤舸纪经》，分析成就英法富强的社会根源，他还常与郭嵩焘探讨中国落后的症结，比如严复提到“西方人筋骨皆强，中国不能”，其原因在于西方国家重视体质锻炼，中国学生只关注学习，通过借鉴西方教育之长，可以改良中国人的身体素质。魏翰在法国学习造船之余还研读了西方人文科学，成为中国首位欧洲法学博士。陈季同在巴黎自由政治学堂深造期间被举荐到驻法公使馆任职，他将自己耳濡目染的东西方文明进行淘洗和沉淀，用飞扬的才情和独特的风采宣传祖国，让欧洲全新认识中国人。
三、传播思想的创刊译作
1.西学救民
学成归国的船政学生不局限于军事救国，还为政治改良和国民启蒙作出了卓越贡献。甲午战争后，他们中的幸存者满腔愤懑地意识到，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开始近代化军备建设“，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也发端于同一年代，清政府惨败的原因在于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思想，几十年来的“中体西用”已不能满足改写大清命运的需要。严复兴办《国闻报》，强调平等，普及新知，主推以民智、民力、民德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翻译《天演论》、《法意》、《原强》等著作，逐渐形成“严译西学体系”，向国人宣传西方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罗丰禄的译作《海外名贤事略》以西洋格致为体，服务于中国的外交事务。为了广开民智，船政学堂法语教师王寿昌口译名著《茶花女》，国文精妙的学者林纾整理篇章。一经出版，茶花女为爱执着、无畏世俗的西方凄美故事就风行海内，深深感动了东方读者，这部第一次由中国人译介的西方小说，在近代文学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矫正观念
西方文学论文范文5
英国：20世纪70年代至今，英国各院校使用《生命线》系列教科书，通过课堂教学来提升学生的道德辨别能力，培养基本的廉洁品质。英国专门成立了“公共生活标准委员会”，在1995年的报告中，提出七项原则———“无私、正直、客观、负责任、公开、诚实、发挥典范作用”。牛津、爱丁堡大学等众多高校都开设了实验机构与道德研究，这些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推动了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深入发展。尤其是为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进行的职业道德的教育。除此之外，英国高校注重基于理念的反腐文化建设，认为“高校反贿赂的关键是建立强大的反腐文化，并制定健全的反贿赂体制和程序”。英国几乎所有的高校基于秉持的反腐理念，结合遵守国家反贿赂和腐败的法律，包括2010年的《反贿赂法》，制定了学校的反贿赂政策，如“反贿赂和腐败政策”“反贿赂政策和治理程序”、“反贿赂政策”或“反贿赂与欺诈政策”等。
法国：以企业员工、大学生以及行政人员为对象展开大范围的廉洁教育活动。如，通过在大学与职业培训中心举办专项课程来进行对大学生的廉洁教育。2003年11月出版了以大学生为主要受众的反腐读本《面对腐败》，除大学生外，中学生、小学生也逐步列进教育范畴。法国同时，国际权威反腐败机构“透明国际”法国分部在国内开展教育活动，加强公民对腐败行为危害性的认识。
德国：强化预防机制，重在教育。高等院校与职业培训机构把廉洁的内容都列入学校和公务员教材，并通过多种形式，如传媒宣传、培训班、讲座、研讨会等来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如，每周开设正式宗教课程外，学校还开展一系列的宗教活动，培养学生用宗教理念来解释当今社会中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潜移默化的让学生注重勤奋、正直、诚实、守法等情操。此外，德国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通过下设的时事评论组、大众媒体工作组等引导大学生关于政治问题的认识。
芬兰：与丹麦、瑞典、挪威、冰岛等北欧国家一直被列为“最清廉的国家”。经过长期系统的廉政教育，北欧拥有了良好的崇廉氛围，令行贿受贿、贪污等行为，从根本上被视为不义之举，没有滋生温床。芬兰的教育体系完整的涵盖了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互相衔接的廉洁教育，初级学校的儿童就开始学习社会学课程，高中开始学习法律课程。使得青少年在踏入社会之前，具备了基本的道德法律知识。正是经过多年不懈的教育和熏陶，廉洁和诚实成为芬兰公民自觉遵守的道德标准。
美国：高校注重大学生诚信与法治等品质的培养，在校园大力展开对伦理道德的教育宣传。基于研究腐败的目的，美国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许多高校开设了关于腐败的相关课程在为反腐败斗争进行技术支持、分析、评估与信息等各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开设德育课程，以此来提高大学生的伦理道德意识。美国政府道德署和媒体机构的联合，进行揭发黑幕活动，展开对腐败的调查性追踪报道。美国通过“大学信息应该透明化”的改革，来解决高校的腐败与财政丑闻问题。
2西方国家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经验借鉴
世界各国开展的廉洁教育实践活动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纵观全球各国家与地区的大学生廉洁教育，其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2．1廉洁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的栋梁与民族的希望。一般来说，从儿童进入学龄期后直到整个青少年时期是属于求学阶段，大部分青少年是在学校度过的。在这段时期中，他们正处于生理、心理逐渐成熟，世界观、人生观逐渐形成的时期，是其社会化的重要时期。因此，对青少年进行廉洁教育中，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关键。世界各国都普遍将廉洁教育列入学校的教材，并开设专门的道德课程对青少年群体进行廉洁教育。纵观上述西方国家大学生廉洁教育现状，可以看出他们特别注重对公民从小就进行廉洁意识的教育，分别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开展各个层次公民道德教育，针对不同的对象，注意德育内容的循序渐进，课程由浅入深，效果明显。
2．2廉洁教育要从道德入手
世界上各个国家在反腐败问题上都有一个共识：“标本兼治，预防为主”。其中预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其中道德教育是预防腐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法律惩戒的补充。加强道德教育建设，将廉洁意识潜入公民的头脑中，从而使公众对反腐败达成共识，促成优良的廉洁氛围。廉洁教育不仅要求学生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而且还教育他们遵守东方传统的道德伦理，大力提倡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如教导学生学习儒家学说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以此培养出学生们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从以上几个国家的教育，我们可看出：他们的廉洁教育是和道德教育相结合的，并把这部分作为预防腐败的重要手段，最终通过这种手段来加大强学生的廉洁意识和品质。
2．3廉洁教育要从课堂构建
学院将课堂教学同专题教育相结合。长期以来，学院形成了涵盖课堂教学、党团建设、课外活动、宿舍文化建设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并将廉洁教育作为一门课程纳入教学体系。作为师生开展教学活动、构建学习共同体载体的课堂，亦是把教育思想转变成教学实践的核心枢纽。把学术与学科作为大学生廉洁教育实践活动的支点，在加强廉洁意识教育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学校积极拓宽同社会的联系，组织大学生深入基层，通过公益活动和社会廉洁宣传等活动，不断巩固大学生廉洁意，提升廉洁品质，他们在社会实践中了解社会现状，联系群众、奉献爱心，受到良好的廉洁意识教育熏陶，在对自己价值观的审视和调整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廉洁意识，增强了高校廉洁意识教育的实效性。
2．4廉洁教育要从文化渗透
“文化是制度之母”，任何社会现象的存在和发生都不是孤立的，都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腐败作为现阶段的一种社会现象，其滋生和蔓延有必然的社会文化因素。在西方国家中，清廉指数较高的国家都是把教育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在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西方国家通常以廉洁教育，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把廉洁从政、廉洁从业、廉洁为人的观念落实到社会实践活动之中，逐步消除对腐败的冷漠心理、纵容心理、投机心理和崇羡心理，全面提升整个国家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形成全民反对和抵制腐败的浓厚氛围，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因此，我们要重视校园廉洁文化建设，特别是重视大学生在廉洁教育期间遵纪守法的文化道德观念教育。
3结论
西方文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徐志摩；文学作品；西方文化
徐志摩是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噪一时，有着独特文学个性、独特生活经历的文学家。他的新诗、散文在中国新文学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一席之地。
徐志摩从小受“诗书礼”教育，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短暂的人生经历却非常丰富，曾留学美英，有双重留学经历，回国后又两次游历西欧，到过很多西方国度。徐志摩虽然创作时间不长，但其创作的作品体裁十分广泛，涉猎过多种文体；写作与自由体诗不同的格律诗、创制“跑野马”的散文、抒写“完全的抒情诗”式的小说与童话、与陆小曼合撰唯美风格的悲剧，并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书信和日记。除了创作，徐志摩还译介了大量的作家与作品，他的译作涵盖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39位作家，涉及多种文体和流派。徐志摩在东西文化之间来去自如，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与阅历使其能对不同的西方文化进行批判和取舍，他横贯东西的痕迹决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独特位置。
徐志摩留学欧美时期，广泛涉猎过外国文学各个时代、各种文学思潮的作品，包括现代主义诗歌、小说、戏剧等，受西方浪漫派、唯美派、悲观派以及象征派诗人多方面的影响。他的诗有拜伦傲藐一切的反抗性格，有雪莱的理想与热情，也有济慈的唯美情绪；有华兹华斯的清脱高远，也有哈代的悲观厌世；有泰戈尔式的沉思、流丽，也有波德莱尔式的直面丑恶人生。从文化角度来看，西方文化的分支中影响徐志摩文学创造最多的是贵族精英文化、个人主义文化和基督文化。
1.贵族精英文化
英国文化是以希腊罗马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一文化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偏于保守、讲求渐进、厌恶竞争、追求高雅、崇尚自由独立。隶属于它的康桥文化，更富有精英气息。康桥文化是以剑桥大学为中心形成的，蕴涵了强大的贵族气、保守性与独立性。1921年，徐志摩只身飘洋过海，来到康桥河畔，加入康桥社团，康桥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全身心地沉浸在了英美诗歌的气质和氛围中。正如他所说：“我的眼睛是康桥教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徐志摩的诗歌创作最先受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华兹华斯是英国湖畔派诗人，他的诗不崇尚奇幻，以其宁静的沉思和富于想象力的风格写得真挚自然、亲切质朴，笔调清淡朴素，具有“天然去雕饰”之美。华兹华斯息影田园，寄情山水，全身心去拥抱大自然，这种浪漫主义情思在徐志摩心中激起了共鸣。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但我只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再看华兹华斯的《我有过阵阵奇怪的的悲痛》诗：“我一面不住把月亮凝视，一面在草原上前进；马蹄儿轻疾，那些亲切的小径儿已越来越近。”亲切质朴的盛情，整齐的句式，abab的韵律结构，这便是徐志摩与华兹华斯的共同之处。如果说华兹华斯等湖畔派诗人给了徐志摩清新洒脱、高远的一面的话，那么，拜伦和雪莱的影响则使他的诗充满反抗的力量的追求的热情这一面。除上述诗人外，徐自摩还受到济慈、白朗宁夫人、惠特曼等诗人的影响，对这些诗人的诗歌，他都有翻译。这些诗人所代表的英国贵族精英文化，对徐志摩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并深入到了他的灵魂深处。
2.个人主义文化
欧洲的文明，名流的思想，雪莱、拜伦的风流与浪漫如同一道道洪流，不时冲击着徐志摩，使他走上了爱、美、自由的理想主义道路。他期待着“馨香婴儿”的出生，这一理想使他对生活有着积极向上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折射到思想上便演变成一种不可一世的个人主义。他的个人主义，不愿受任何束缚，崇尚自我、真我的精神追求。他在《列宁忌日—谈革命》里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我信德漠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
以徐志摩诗歌受雪莱的影响为例，反叛社会是他们共同的个性。雪莱特立独行，为世之所不容而又钟爱人生。雪莱的诗作丰富了徐志摩的精神世界和诗歌领域，徐志摩与雪莱在个性气质、审美心理倾向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他们的作品里都浮动着飞扬的情思和丰富的想象，充满动感，崇尚变化，追求真善美。雪莱的作品在思想上给了徐志摩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使得本性柔弱的徐志摩在《谁知道》、《火车擒住轨》、《庐山石工歌》等诗歌中发出了自己的最强音。追求自由是他们理想的精灵。雪莱的《致云雀》借对小鸟的赞美倾诉了自己对人类美好前途的向往和憧憬。徐志摩通过对雪莱的接受，用自己的想象力对作品加以改造。通过释放雪莱作品中蕴藏的潜能服务于自身。在1924年《黄鹊》里，就再现了雪莱的云雀精灵。“一掠颜色飞上了树……艳异照亮了浓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但它一展翅，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徐志摩的黄鹊与雪莱的健康向上边飞边唱的云雀联系得十分紧密。他们诗中的鸟都已不是鸟，而是一种自由的精灵，象征着诗人对幸福自由的讴歌与向往。
3.基督文化
徐志摩在国内就曾接受教会学校——上海浸信会学院的教育，而几度在欧美流转，更直接了解了西方社会和文化里的宗教，亲身经历了圣诞节仪式、宗教建筑、宗教绘画和宗教音乐。西方的人文科学与基督教文化精神水融，徐志摩在学习西方文学艺术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影响。
在基督教的伦理价值观念中，其核心有这样一条威力巨大的律令：“你应当全心全意地爱上帝，爱你的邻人，犹如爱你自己。”这条律令清楚地说明基督教是一种爱的宗教。在徐志摩那里，“爱”是无价的，他说，“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裸的灵魂们甸甸在主的跟前；/我爱，那时间你我不必张惶，/更不须申诉、辩冤，在不必隐藏，你我的心，像一朵雪白的并蒂莲，/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妍；在主的跟前，爱是惟一的荣光。”“我爱”成为徐志摩生命全部价值的追求，或者说成为一种神秘。他的诗作中流露出的“主”的意识犹如在基督教国度一样自然，传递出的“爱”的真情与基督教所表达的一脉相承。在《最后的那一天》中，徐志摩借用了《圣经》中关于“末日审判”的典故，用诗的语言和形式创设一个理想化的，想象出来的情境，寄托并表达自己对纯洁美好而自由的爱情的向往和赞美：“在春风不再回来的那一年/在枯枝不再青条的那一天/那时间天空再没有光照/只黑蒙蒙的妖氛弥漫着/太阳，月亮，星光死去了的空间//在一切标准的那一天/在一切价值重估的那时间/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裸的灵魂们甸旬在主的跟前。”诗人着力描绘那一天的不同寻常，这自然是为了对比出两类人在这一情景面前的不同心境，坏人只能惶惶然，好人却能坦坦然。在那一天，一切现实中习以为常甚或神圣不可动摇的价值标准都必须重新估价甚至完全。
徐志摩在新旧历史矛盾和东西文化碰撞中，扮演的是双重角色：一方面，他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要求在思想上、生活上等各个方面实现民主、自由；另一方面，“五四”以后封建势力回潮，军阀混战的黑暗现实，根本不可能为实现民主、自由提供最起码的条件。一方面，他受欧美人生观影响，有着积极的入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他却不断陶醉于传统文化闲适隐逸的情调。一方面，他受英国各流派诗人影响甚深；另一方面，传统的审美情趣却又时时体现于他的作品中。这是新旧交替的夹缝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历史给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殊的遗赠，也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宝库。
透过徐志摩短暂的一生及其文学创作，我们会发现，他的思想无论从哪个方面去分析，都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园地。他的思想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他以他的纯情与明丽诉说着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悟与认识，表达着自己的爱与恨。他多重思想就像一棵树一样，虽然每个枝干都奔向不同的方向，每一片叶子都展示着各异的光彩，但它们本是同根生，血脉相连，意气相通。他思想的各个层面都源于一个“爱”字，源于他对生命，对生活有着强烈的热爱与渴望。他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然主义以及他对爱情的体悟都是他生性本底的真纯、善美、率性的生发与展示。这种种思想成分是相依相生、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的。这就他的多重思想成为一个矛盾复杂的统一体，使得他的思想之树生机盎然，虽经历史沧桑而仍具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m].上海书店,1981.
[2]顾永棣编.徐志摩日记书信精选[m].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
[3]韩石山.徐志摩传[m].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4]王亚民编.徐志摩诗全集[m].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