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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1
内容摘要：要想创立独具特色且富有竞争力的商业街，只重视其功能价值是不够的，消费者的心理和审美等精神层面的需求理应得到重视。本文深入探讨了商业街潜在魅力、文化属性、消费者需求和消费者价值之间的理论关系，以期对商业街魅力提升有所帮助。
关键词：商业街 文化属性 消费者需求 集聚印象
今天，商业街的数量越来越多，然而商业功能越来越趋同，大多数商业街特色不足，相当多的商业街忽视了消费者需求的巨大变化，因此在其发展中显得魅力不足。一条商业街应如何吸引消费者，进而维持其自身魅力呢？本文把商业街充分挖掘原有的历史文化内涵，保护传统风貌的商业建筑，发挥商业街在商业特色和地方特色等方面的文化属性，作为其获得差别竞争力与保持持久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来进行研究，并在集聚印象理论基础之上将文化属性作为切入点，从研究商业街文化属性与消费者需求关系来解释商业街魅力的形成。
研究背景
商业集聚也叫零售集聚，是一系列零售店铺在地理上的集中，商业集聚小到集市、自由市场，大到城市中心商业区、商店街以及购物中心。其中商业街作为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结合体，被称为“商业博物馆”。商业街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与其所在城市的历史文化、市容景观、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的高度融合。
在商业街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除来自其它同类商业街的强有力竞争外，还受到来自购物中心等“规划型商业集聚”的挑战，传统商业街等“自然形成的商业集聚”面临着发展的重重困难，正在不断衰退，这已成为商业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Baker，2006）。
对自然形成的商业街进行规划，其目的是强化商业街的特性，以增强它的竞争力，但现实中绝大多数的商业街给人“千街一面”的感觉，但也有如北京王府井和前门、陕西西安西大街、上海南京路和黑龙江哈尔滨中央大街等，风格独特且顾客如织的商业街。这些国内知名商业街，“无不是一幅幅多彩的商业与文化交融的历史画卷”：王府井大街―老北京风貌；前门大街―老字号汇聚；上海南京路―海派文化；西安西大街―盛唐风韵；哈尔滨中央大街―异域风情。以西安西大街为代表，西大街上有钟楼、鼓楼、城隍庙等许多名胜古迹，还有许多老字号店面，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对提升整个商业街的文化氛围、带动商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要素。来到这条商业街的消费者，除了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商品满足自身的需求外，还获得了许多购物之外的乐趣，让消费者获得巨大的精神满足。西大街的繁荣发展不得不引起大家的深思，在今天一条商业街能否吸引消费者的驻足和忠实惠顾，已经成为商业街的管理者和经营者高度关注的问题，把目光聚焦在最大限度的满足消费者需求上，已经成为商业街保持恒久魅力的重要因素。
商业街文化属性与动态变化中的消费者需求
商业街存在与发展即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以人为本的商业理念，是商业街发展的源动力。要充分考虑商业街消费者的需求来研究商业街的魅力问题，就必须弄清现阶段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此时满足消费者需求是商业街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实践中，时代在变，消费者的需求也在变，商业街成功发展的关键就是必须了解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必须要回到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和制定经营战略，否则不会取得成功。菲利普•科特勒认为需求是市场营销科学发展的原点。哈佛大学的泰德•李维特认为必须重视消费者的需要，人的需求是可以被激发的，并且消费者的需要随时可能改变，它是一种运动状态。消费者的需求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所具备的知识结构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剖析消费者心理不难看出，只有在满足消费需求的情况下，才能对其产生吸引力。消费者的需求决定其消费行为，消费者会采取行动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此时消费者感知到的集聚印象与其需求相一致时，会促使其消费行为的发生。积极地去挖掘消费者的真实想法和真正需求，可以促进商业街的持续发展。
通过对消费者需求问题的剖析可知，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物质的消费和满足仅仅是发展的初级阶段，是保障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人的精神需求才是最高层次的。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吃饱穿暖的中国消费者已不仅仅满足于追求有形的物质，更加追求高层次的需求，越来越趋向于注重精神上的自我调整，开始注重追求心理的愉悦、精神的满足、美的感受，即精神文化方面的归属。当前，不但把对消费者的吸引力研究放在了满足消费者物质层面需求上，还要关注消费者精神层面的需求。购物不仅仅是一种以纯粹的理性计算为动机的经济交易，而且也是一种闲暇时间的休闲活动。在选择商业集聚时，消费者会对集聚传达的各种信息，包括人文、历史、商品、便利性、建筑等做出感觉上的初步判断。因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但要重视商业街的功能价值，也要重视消费者精神层面需求的满足，这已经是当前商业街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商业运行中，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因而它无可回避地影响着消费者的活动。社会学认为文化的最基本特性就是具有创造性与传递性，传递性是创造性派生出来的，所以只能从创造性中寻求文化的本质。
文化以其独特的演化痕迹和独一无二的身份象征和见证，成为商业开发价值逐渐凸显的原因，文化成为商业寻求发展后劲的“法宝”。商业的文化附加值越高，它的价值越高。目前，随着商业地产的蓬勃发展，许多大型商业集聚相继问世，它们规模大、商品全、功能多，但是却表现出同质建设、没有个性，在满足消费者的物质商品消费欲望后，很难再找到发展的后劲，缺乏核心竞争力。与这些多功能购物中心相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标志性的人文景观，洋溢着饱满的人文精神和驰名中外的百年老字号的商业街，存在着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性景观，受到人们的青睐。文化是商业街的灵魂，已成为商业街发展的重要支撑，充分挖掘文化的内涵，防止文化的流失，成为当今商业街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其形成差异化竞争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文化是决定商业街魅力的重要因素，其内涵极其丰富并充满多元化特点。在商业街文化元素中，包括体现商业街物质形态的传统建筑文化、传统街区文化和空间形态文化等的有形文化，以及形成商业街人文环境的民风民俗、传统价值观念、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等的无形文化。商业街的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等凸显了地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地方文化的风格各异，有利的形成了商业街的独特风格，并成为吸引消费者的最有力的武器。
文化迎合了现代社会消费者精神方面需求的变化，文化消费已经成为消费者体现自身价值的方式之一，在商业街魅力研究中引入文化，是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双重需求的结果。
基于集聚印象理论的商业街潜在魅力研究
对“印象”的研究最早始于对店铺印象的研究。自1931年雷利提出“雷利法则”开始，Martineau等研究者也将研究的视角放在了该领域。雷利认为潜在魅力是零售设施具有的质量，是对消费者购买行为有积极影响的因素，是消费者对零售设施的主观反应。1962年美国学者Huff建立了“哈夫模型”，在该理论中引入了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在“哈夫模型”中用零售设施规模衡量潜在魅力，即把卖场面积作为潜在魅力指标，但潜在魅力仅用规模来衡量未必全面（吴小丁，2001）。零售设施的魅力应是由设施自身特点、所在地特点和商品特点等多个要素决定的。早期的学者对“印象”的研究认为，环境属性能引起消费者情感的变化，进而影响对店铺的印象，从而影响其消费行为，环境属性主要包括店铺布置与建筑、象征与颜色等，其中有些影响因素就与文化密切相关，如地域特征、人文历史和传统建筑等。此后，大量的学者对店铺印象的影响因素进行大量的研究。Anselmsson（2006）从消费者行为学研究角度出发，通过对消费者需求的研究，以及对消费者感知的测量来解释消费者的惠顾行为。
但此时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集聚内具体的店铺研究上，如研究如何使商业街的管理者和经营者们尽其所能提高店铺的魅力，而忽视了从店铺间或集聚层面来考虑对消费者的影响（Teller，2008）。还有一些学者把购物中心等商业集聚作为一个单个店铺来进行研究，而忽视了商业集聚自身所具有的真正特质。有的学者在其研究中证实集聚中类似于印象这一变量对消费者的商业集聚惠顾行为存在重要影响。有些学者在其研究中指出，随着购物中心等新型商业集聚类型的出现，消费者对店铺印象等不断进行补充的同时，也面临着解决集聚间激烈竞争的问题，原有的店铺印象理论已无法解释商业集聚是如何吸引消费者的。当不同商业集聚内大量相似的店铺摆在消费者面前时，消费者不可能一一对其详细评价，而此时唯有先进行集聚选择，消费者会首先选择其感知的有潜在魅力的商业集聚，再在其中进行店铺选择。目前，已经有大量的学者在其研究中证实了这一观点。
既然对消费者而言集聚选择会先于店铺选择，那么消费者感知到的集聚印象就会影响消费者的惠顾行为。如果消费者感知到的集聚印象与消费者的购物需求相一致，那么集聚印象就是影响消费者惠顾行为的关键因素。由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研究的目光放在了集聚印象问题研究上。
国内外大量学者在研究中指出，进行商业集聚印象研究与评估，对商业集聚潜在魅力的提升、消费者吸引力及自身竞争力提高等都起到重要作用。之于消费者，商业集聚的易达性、停车、店铺组合、环境刺激等都会丰富消费者的购物经历（Kim，2002）。商业集聚内各店铺虽然有各自不同的经营意图，然而也会形成商业集聚整体的某种风格或者个性，即商业集聚的“印象”，且这个印象是可以被量化的，后续学者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进一步证实了环境属性中的传统文化属性对消费者感知集聚印象会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惠顾意愿（Teller，2008）。
结论
在商品流通领域引入文化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极为广阔的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虽然已经从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发展的需要对商业街文化问题做了研究，但在该领域进行文化问题的深入研究却并不多。
本研究将文化作为切入点，结合消费者需要、消费者惠顾与消费者感知来进行集聚问题研究，通过研究文化属性与消费者需求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商业街潜在魅力之文化属性对消费者惠顾行为的影响。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够为商业街文化属性对消费者选择行为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与参考，并最终为商业街的良性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吴小丁.哈夫模型与城市商圈结构分析方法.财贸经济，2001（3）
2.Anselmsson,J.(2006).Sources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with Shopping Malls: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fferent Customer Segment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tail, Distribution and Consumer Research16, no.1
3.Baker, R.G.V. (2006).Dynamic Trip Modelling. FromShopping Centres to the Internet. Springer, Dordrecht.
4.Kim,Y.-K.(2002).Consumer value: an application to mall and internet shopp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30,no.11/12
5.Teller,C.(2008)."shopping streets versus shopping malls-determinants of agglomeration format attractiveness from the consumers' point of view."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tail,Distribution and Consumer Research vol.18 (NO.4)
作者简介：
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儒商 儒商精神 企业文化 企业经营
儒家思想是中国正统思想的基石，中国是一个以儒学为文化传统的国家，千百年来，儒学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积淀着中国文化。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社会地位十分地下，“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经商被贬为末业，统治者也一直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人把儒家思想运用到商业经营活动当中，给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带上了浓厚的文化意蕴。“儒商”一方面说明儒家思想强大而又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中国各行各业，各个角落无不受其熏陶；另一方面也说明商人并非都是奸伪狡诈、奢靡挥霍，商人也可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商业道德与儒家传统道德观念是相通的。把儒家思想融入经营活动的商人，以诚信为主，重义轻利的浓郁企业文化氛围，使员工积极奉献自己的力量，促进企业快速发展。
儒商精神诠释
所谓儒商，是指受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良好的文化道德素养和优秀的经营才能，其经营理念和行为方式体现出儒家文化特色的东方商人。
关于儒商精神的含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儒商是东方伦理道德与西方管理意识的嫁接与发展。有人提出儒商精神是将经营之道与做人之道完美结合起来，追求智慧与道德的结合。也有人认为儒商就是爱国商人。尽管众说纷纭，儒商精神的一些基本特征是大家公认的。
重义轻利的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领域的核心思想。儒家主张义是取得利的保证，谋求获取的利使义得以实行，主张用义对人们的求利之心得以限制。“贵义贱利”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教条之一。孔子言：“罕言利”，“义以生利”。儒家思想反映在中国商人经营思想上即“买卖不成仁义在”，“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奸商与良商的重要区别在于义利关系的处理。良商，取利守义，以义来规范求利活动；奸商则唯利是图，不讲义。明清的徽商主张“以义获利”，“生财有大道，以义生利，不以利生利”的经商原则，使他们获利不小。
诚信不欺是儒家传统道德的重要规范之一，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诚信，顾名思义，即忠诚和信义。诚则为真实不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信，是儒家伦理五常之一，是指与他人交往中应讲究信用，遵守诺言，是做人和与人交往的基本道德之一。孔子强调做人要“言必信，行必果。”荀子云：“耻不信，不耻不见信。”在商邦林立的明清时代，晋商并没有特别的优势，因此他们对商业信誉这种安身立命的东西十分重视。在中国现代商业上素有成就的山西、陕西商人，经商的智谋、权术运用赶不上浙江商人，精打细算方面不及江西、湖南、湖北商人，但是诚信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们卓然有成的经商原则。
锐意进取使明清时期活跃于中国商业舞台的徽商不辞艰辛、不怕失败，赢得“徽骆驼精神”的美誉。这种精神对于塑造华商勤俭敬业创业精神，白手起家、开拓进取的价值观，形成本民族的企业文化也具有重要影响。华人企业家在世界各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形成跨国家、跨文化的华人文化圈。
忠心爱国的儒家思想重视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轻视个人利益，他们认为个人的命运系于国家和社会的盛衰安危，他们的利益完全融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中。民族兴亡，个人与家庭才有幸福可言；有国才有家，爱国即爱家，必须“发扬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精神来处理人与国家的关系。他们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儒家倡导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中国商人在经营时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每当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深重时，都有不少中国商人挺身而出，有的输资疏财，有的操戈上阵。
以和为贵是因为儒家主张“和”是事物协调完满、充满生命力的最佳状态，和谐得以保持，世界就充满生机，就兴旺进步；否则社会就失调，影响其发展。儒家把宇宙万物的和谐原理引入人际关系领域，认为“和”是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集中体现。儒商们信奉以和为贵，认为和气生财，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处理好人际关系对经商有重要意义。
企业文化是企业必需的精神支柱
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系刚刚初步建立，面临着市场竞争的考验，市场秩序、法律体系仍不健全，个人、企业的商业行为还不规范，急需一种道德规范约束人们的市场行为，特别对于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需要有一种精神支柱来帮助企业和谐地融入到市场中，这就是企业特有的文化。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有句名言：“国家富强靠经济，经济富强靠管理，管理关键在文化。”
企业文化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从管理科学丛林中分化出来的一门新科学，是不断创新的知识体系。从泰勒的“精神革命论”，到麦格雷戈的“X―Y理论”、亚伯拉罕的“需要层次理论”，以及后来的“激励理论”、“群体理论”都对企业应有怎样的文化作了有益的理论探索。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在企业经营管理哲学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如英美国家的企业比较强调“理性”管理，注重规章制度、管理组织结构、契约、个人奋斗、竞争等作用。而东亚的企业则更强调“人性”的管理，如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作用。
一般来说企业文化可以定义为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价值观，是企业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以及特有的经营精神和风格，包括一个企业独特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经营哲学，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企业文化是全体员工衷心认同和共有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价值取向以及行为等的外在表现形式，它规定了人们的基本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有重要的作用，好的企业文化能够改变一个企业的命运。企业文化是企业立身于社会所必需的精神支柱，它不仅能解释企业内部的运行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还能向企业家提出做什么是企业最重要的问题。企业文化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改善它的信息渠道、人际关系和决策的制定，帮助企业创造新的气氛，以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企业环境，形成高度灵活的应变能力。
儒商精神在企业文化中的价值
寻找适合本企业特点的精神支柱
传统儒商精神把儒家伦理精神气质注入商业经营领域，对于完善商业运行机制，促进经济活动的有序和规范，产生积极作用。
尽管企业文化因企业而异，但有一些根本的因素，如企业的道德价值观――企业文化的核心，对所有的企业都是适用的，而且是任何优秀的企业文化所蕴含的。儒商精神中的经百年沉淀下来的精髓，对现代企业仍有重要借鉴意义，它所倡导的最基本的哲学伦理与现代企业文化相交融，对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凝聚企业力量，树立企业形象有积极作用。而且实践证明，儒商精神对于推动企业发展作用显著，人们从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和遍及世界的华商的成功看到了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当代已经形成一股波及全球的儒商热。
树立有信誉的良好企业形象
诚信对一个企业或商业组织来说，就是一种企业信誉或商业信誉。信誉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一个人没有信誉不能在世上立身处世。同样一个企业没有信誉，也不能发展。“人无信不利，政无信不威，商无信不富。”好的信誉是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前提。
信誉是一种无形资产，信誉竞争说到底其实是人格、文化、道德的竞争，它要争夺和占据的，不是商品市场，而是人心和道德市场。而人心和道德市场往往又决定商品市场的兴衰。只有占领了人心和道德市场，才能树立企业形象，才能维持已有的客户关系，并使这种关系不断巩固、扩展，企业才能抵住各种市场冲击，站稳脚跟。正所谓“信誉无价”，企业家要始终抓住“信誉”这一个根本。
树立艰苦奋斗的企业精神
任何企业在创业初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必须经过一个艰苦的奋斗过程，这就要求企业家带领企业职工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善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打拼。在创业初期，华人背井离乡，飘洋过海，白手起家，赤手空拳打天下，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他们坚信勤奋坚韧，自强不息才是最好的致富之路。有坚强的耐心与自动自发的精神，成功的坦途一定会出现在自己面前。他们历尽磨难，以其特有的儒家伦理文化、经商智慧和经营理念，为华商在世界争得一席之地。
世界船王包玉刚、华人企业家糖业大王郭鹤年，都是从零起点的一代企业家典范。他们的成就不仅为自己的企业打下根基，开辟了世界市场，更为华商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向世界证明儒家文化的魅力，树立了独特的华商企业文化。
增强企业凝聚力
企业是有民族性的。企业有国家，企业家有国家，企业文化也具有国家性。爱国主义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想象，一个不爱国的企业职工怎能爱自己的企业，企业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跨国公司日益兴盛，但不管企业设在哪个国家，它永远打上的是本国的烙印。国家的兴衰影响着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爱国精神还会激励企业职工为企业多做贡献，强化企业文化的凝聚力。
华侨著名领袖之一陈嘉庚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把“诚”字摆在首要位置，它所强调的“诚”，其核心内容是忠诚国家，真诚服务社会。他反复强调，企业应以振兴国家经济为己任。企业价值观是导向仪，也是动力源，这种爱国爱社会的价值观启迪，培养了全体职工对企业的忠诚、热爱，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而且这种企业价值观，受到了广大公众的赞许和支持，其社会效应使其公司声誉海内外皆知，产品销路大增，企业生命力旺盛。
促进企业内外环境的和谐
和谐思想是企业制胜的法宝。现代企业管理中，“和”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企业各部门之间分工协作的和谐，另一个是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和谐。
企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难免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这些矛盾和冲突对企业凝聚力无疑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就可能缓和甚至化解企业内部紧张的局面，给企业带来光明。企业是外部环境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单元，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外部环境的制约，企业为求得生存发展也必须适应外部环境。
事实上，儒商精神与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们伦理、道德、心理的一种表现，而这种心理因素从古至今是相对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儒商精神可以融入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田广清.和谐论――儒家文明与当代社会[M]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8
2.何成轩,李更生.儒学与现代社会[M].沈阳出版社,2001
3.刘光明.企业文化[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4.张忠元,向洪.信誉资本[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3
深度探索商业文化的概念、内涵及范畴，需要从“文化”这一商业文化的理论渊源开始。众所周知，文化人类学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源头之一，而从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的定义中，我们似乎可以比附出“商业文化”研论文联盟究的核心要素。1950年代，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评价基础上，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给出了一个他们认为包括了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可的那些内涵要素的标准定义：“文化由明确的或含蓄的行为模式和有关行为的模式构成。它通过符号来获取和传递。它涵盖该人群独特的成就，包括其在器物上的体现。文化的核心由传统(即历史上获得的并经选择传下来的)思想，特别是其中所附的价值观构成。文化系统一方面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下一步行动的制约条件。”“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
如果对上述定义做简单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分离”出一些关键词汇，如行为模式、符号、人群独特的成就、器物、传统、价值观、行为的产物、制约条件、生存式样的系统、群体共享等。在此基础上，结合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知识体系和构念，我们可以将商业文化的研究细分为传统、人及人群、组织与制度、行为、思想精神与信仰、物质器物、差异等七个层面。需要强调的是，不是说这七个方面就是文化，也不是在它们之后加上一个“文化”的后缀就可以表达商业文化了，而是说，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些层面或维度来观察和研究商业文化。
1. 传统
在文化研究的任何领域，传统都是其核心内容，因为文化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传统就是克罗伯和克拉克洪所说“历史上获得的并经选择传下来的”思想和行为。从商业文化方面研究传统，也就是研究商业文化的传统，包括我国有史以来商业的起源，与商业活动相关的制度、组织、人物、事件、物质与器物、商业文化与社会互动（对当时社会各层面的影响）等等。需要强调的是，关于商业传统的研究，不仅仅或主要不是研究商业发展史，而是从“传统”——流传与统摄角度，看商业文化“传”到今天的是什么。
传统视角的研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现今为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传统文化对当代商业（企业）及其经营管理的影响。虽然这一方面的研究总显得似是而非，但人们的兴趣却往往有增无减。
2. 人及人群
人类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必然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信仰、道德、智慧、习俗等观念的印记打向自然界和自然物。只有当自然存在物经过人的加工、改造和创造，被人们赋予一定的意义时，才能称其为文化。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威斯勒（wissler）的话来说就是：“文化乃是人类行为的结果”。 文化既然是人类行动的结果，我们就可以从人及人群的行动中找到文化产生、发展与变迁的脉络，商业文化也是如此。
从人的视角研究商业文化有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研究什么人，二是研究人的什么。关于“什么人”，自然是与商品制造、流通、使用等各个过程发生联系的所有的人，包括商品的制造者、销售者、消费者等，所有的人都与商业文化有关，比如企业家文化、企业管理者文化、员工工作文化、消费者（行为）文化等等。但是，商业文化关注的不是这些“所有人”的“所有事”，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就是“研究人的什么”。自然，从商业文化角度来说，它所关注的是这些人及人群在参与商品制造、流通、使用过程中的“工作者文化”和“消费者文化”，而不是他们的全部社会活动。
3. 组织与制度
关于组织与制度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从文化学的鼻祖爱德华•泰勒就开始关注。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从它一开始就存在于人类懂得利用环境提供的机会上所进行的有组织的开发之中，存在于对集体完成的活动有助的干劲、技能及精神反应的训练之中。从社会意义上说，文化的出现将动物的人变成了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说话的人以及计划的人。动物的人象所有其它动物一样，生活在一种机体发展的过程中会随之适应的环境里。雷蒙德•弗思则将其称为“社会结构的某些原则”——“把人们的个人利益加以组织，使他们的行为相互协调，以及把人们组织起来从事共同的活动”。
在商业活动中，所有的商业组织及相关制度（包括社会层面和企业组织层面的）所形成的“生存式样的系统”，都对商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大塑型与导向作用，比如组织层面的结构设置和权力配置、制度层面的关于企业组成的制度（股权结构）以及关于企业管理与运营的制度等。前述九种期刊中企业与
转贴于论文联盟
组织文化方面文献的较大比例，也说明了组织与制度在商业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
4．行为模式与行为规则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的突出特征和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行为模式与行为规则，是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最重要内容之一，这些研究更多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是什么东西调节着人们在群体生活中的行为？比如，如何合理制定和避免利益冲突、如何让人们的行为遵循一定的规范、如何让人们的态度变得积极起来，等等。毋庸置疑，上述行为模式和行为规则的研究，是商业文化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
5．思想、精神与信仰
思想、精神乃至信仰和价值观等，在任何领域都是文化研究的核心。从商业文化方面来看，这些研究，既可以是一个宏观的范畴，如一个民族、区域或时代的商业思想或精神；也可以是一个微观的范畴，如一个组织、一家企业，或者一个人（企业家或商业领袖）的思想或精神。其中，价值观的研究是商业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
6．物质、器物与形象
在其著名的《文化论》中，马林诺夫斯基在谈到“文化的各个方面”时，首先提到的是“物质设备”，他认为：“人的物质设备，举凡器物、房屋、船只、工具，以及武器，都是文化中最易明白、最易琢磨的一方面。”在商业文化研究方面，作为商业活动最终产出物的商品已经成为目前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从“物质”层面论文联盟看，商业活动所包含的“物质”不限于商品，其它的如商品生产与流通场所的设施与形象、与商业活动相关的器物（尤其是传统遗存）、商业组织的形象与品牌展示物、一些以展示而不是出售来盈利的商品（展品）等等，都是商业物质文化研究的范畴。
7．差异
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4
关键词:商务英语 翻译 文化适应性
商务英语翻译问题概述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间、地区间经济交往的实质是国家文化、地区文化的互动、交流与接触。在不同文化的交互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弱化和消除文化障碍,实现文化沟通和交流。英语作为国家间、地区间经济交往和商务往来的有效工具,具有存在形式的多样性与表达方式的多样性等特点,这些特征不仅反映着国家、地区间文化的差异性,也影响着商务英语翻译的准确性。因此,商务英语翻译必须注重国外企业与本国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
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文化环境是一个不同区域、行业、特征和性质的文化交织影响、能动渗透的有机能动场,尤其是其中的文化传统有着较强的波及力和辐射力,会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造成影响效应,商务英语翻译也不例外。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产物,是社会文化在企业组织管理实践中的折射,也是西方管理理论在经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与“复杂人”假设之后,对组织的文化价值、经营理念、管理过程和未来经营业绩关系的又一次重新审视。企业文化渗透于企业的一切活动中,又流溢于企业的一切活动之上,既是企业组织的基因和灵魂,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潜在动力和重要保障;既是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也是批判性和继承性、稳定性和动态性的有机结合。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适应,应关注和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重视商务英语翻译的外部环境
密切关注国外企业文化的最新成果,充分考虑商务英语翻译的外部环境。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深化、国内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渗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学习市场经济国家先进的企业文化逐渐成为培育和创新我国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但实事求是地分析,对如何借鉴、学习、吸收和内化国外先进企业文化成果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的适应性、可移植性等关键问题,并没有从理论上、学术上加以明确描述和科学阐明。目前,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对待国外先进企业文化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
局限和满足于介绍和翻译,而忽视根据本土社会特殊的文化背景、文化特征进行商务英语翻译,以及对国外先进企业文化的吸收、修正和创造性地应用。
忽视文化盘点,即忽视国外先进企业文化的制约性,不注重原产地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差异性与共同性分析,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未从方法论角度把握其来龙去脉,缺乏对国外先进企业文化成果深层次的文化学透视。
缺乏对我国本土文化独特性的准确认识,未经系统科学地分析就直接从国外先进的企业文化中演绎出各种关于商务英语翻译的手段、设想、方式与模式,企图在较短的时期内来完成商务英语翻译工作。实践证明,单纯考虑国外企业文化,不会产生与国内企业商务交往活动的英语翻译理论及实践操作方式,也不会促进国内企业商务活动的持续、深入和有效地开展,反而给企业商务交往与活动的有效开展带来很大障碍,造成企业生存力、发展力和竞争力的巨大破坏。
把握国内外企业文化之间的内在耦合性与本质差异性
事实上,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往往被忽视的环节就是文化的适应性。当然,文化适应性的观点决不是否认不同商务英语翻译的相互借鉴和学习,但国外先进企业文化不能原封不动地渗透到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商务英语翻译必须注意文化适应性问题。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表明,东西方管理文化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彼此各有优势,很难找到一条客观、有效的商务英语翻译标准。对于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究其本质是由国内外企业文化之间的内在耦合性与本质差异性所致。因此,在我国企业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文化适应性问题,注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反映国外企业文化特性,才能更好的造就企业商务英语翻译在企业商务创新实践中实现实质性转变和历史性飞跃。本文认为,商务英语翻译的首要前提应该是注重国内外企业文化之间的内在耦合性与本质差异性,有效体现国内外企业商务活动交往之间的文化适应性。
全面构建商务英语翻译的内部环境
文化适应性作为商务英语翻译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要素,说明商务英语翻译要与我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相一致。商务英语翻译是体现企业亚文化的一种手段,是社会宏观的大文化在企业中的投射,因而商务英语翻译必须体现出社会的宏观大文化。所以,中国企业商务英语翻译的文化基础就应该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是人类的一种本原文化,是在与各种文化、思想、观念不断碰撞、借鉴和融合的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与表征。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思想,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可道,非常道”的真理追求意识,“无为而治”的管理意识和“有生于无”的创造观以及孙子的“五事七计”以道为首的思想等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培育和建构商务英语翻译理论的重要基石。
长期以来,我国商务英语翻译理论缺乏中国特色,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借鉴和应用到商务英语翻译理论中。实践表明,只有建立扎根于现实土壤、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商务英语翻译,才能使企业发展具备永续的原动力和发展的持久力。例如,海尔的“in good faith forever”,集中反映了德、信、人尊、人与人之间亲和的传统精神在企业文化中的延续,也正是由于海尔把传统文化作为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和重要组成部分来认识,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到体系,从体系到高度,从高度到延伸,将诸多竞争对手远远抛于身后。
综上所述,商务英语翻译应置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中去深入探讨。研究商务英语翻译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文化的关系,商务英语翻译与企业管理、企业环境、企业发展和企业创新的关系等,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商务英语翻译理论体系和模式,加强商务英语翻译理论应用、测量、评估、诊断和追踪的实证性研究,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商务英语翻译管理模式,推动经济组织交往的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1.赵雪涛,王明辉.浅谈商务英语翻译与文化关联[j].商场现代化,2008(24)
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5
关键词：电子商务；科技创新；结构方程模型
1文献综述
自熊彼特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概念后，创新就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研究课题。在有关创新的大量研究中，企业创新因素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国内外学者针对企业创新进行了大量研究表明，创新是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和核心驱动力，清晰认知创新影响因素对企业管理、组织架构和激励机制等方面的设计具有重要价值；同时更清晰地认知创新因素有助于学术界加深对创新形成机理的了解。
目前有关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四方面。首先是“人力资本论”，不少学者认为企业家精神、技术人员本身的创新性劳动是驱动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1］；其次是“环境诱致论”，部分学者认为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市场行业环境［2］、宏观经济环境、监管政策环境等是影响企业科技创新行为的重要因素；再次是“组织模式论”，一些学者指出供应链中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协作是创新的重要来源，企业文化、激励机制等组织管理协作模式对企业科技创新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3］；最后是“金融刺激论”，不少学者经过实证分析后认为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对该地的企业科技创新具有显著影响，实证证据表明，金融体系越完善，区域内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创新发生率就越高，这主要是基于创新活动需要大量风险资金投入的判断［4］。
纵观上述有关创新因素的研究，绝大部分是针对前人提出的某种理论假设，在现实中搜集相关案例和统计数据加以验证，如果与企业科技创新直接正相关，就可以被认为是影响企业科技创新的因素之一。这种方式具有一定客观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其局限性：由于企业科技创新活动是一项多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系统工程，因此以目前主流实证方式验证的结论事实上是以相关关系替代因果关系，其结论并不能很好的处理多个因变量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电子商务作为近年来兴起的新经济形态，其带来的商业模式创新已经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以电子商务为载体的云计算、物联网、VR/AR等技术使得数据信息量快速增长，而信息收集、处理和传播的成本下降和效率提升，导致企业技术创新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容易。李虹［5］认为电子商务给传统企业的供应链体系造成了相当的冲击，传统企业需要顺应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主动进行技术创新与之对接，从而形成传统业态与电商业态之间的联动；邵鹏等［6］从平台经济的角度讨论了电子商务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的动因、驱动力和效果，认为自组织性是电子商务驱动科技创新的关键，并以阿里巴巴等企业为案例进行验证。
由于电子商务是近年来刚刚兴起的新型经济业态，因此学术界关于电子商务与企业科技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且多停留在以定性分析、案例分析为主的质性讨论层面。尽管从直觉上讲电子商务的发展所带来的管理理念、组织模式和营销战略的影响将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企业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来加以适应，并且从统计数据上我们也同样能够观察出电子商务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某种正相关联系（如图1所示），但电子商务对企业科技创新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其具体路径又如何？这些都需要深入系统的研究。加之企业创新行为是多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因此要想真正观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单纯讨论电子商务与企业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意义不大，需要将可能的因素尽可能全面的纳入到系统中加以分析讨论。
基于此，本研究以电子商务与企业科技创新为主要研究对象，借助结构方程模型系统考察电子商务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的可能路径。本文第二部分介绍结构方程模型和数据情况；第三部分分析实证研究结果；第四部分为总结和政策建议。
2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2.1研究假设
根据经验和以往研究，我们认为区域电子商务发展可能经过以下假设路径影响企业创新。首先，相当多的研究表明电子商务与经济发展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7—8］，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事实上给企业的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其次，电子商务发展与区域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具有较高的相关度［9］，一般来说，商贸流通体系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某地商贸流通体系越成熟，电子商务发展越良好，另一方面，电子商务也反向促进传统商贸流通行业的转型升级［10］。而商贸流通体系的完善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土壤”。最后，电子商务促进了区域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知识的扩散，进而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水平。
尽管我们可以假设电子商务发展通过上述3条
路径促进企业科技创新，但现实实践中这5个要素是相互相关的。基于这一客观事实，我们进一步提出以下4组假设。
首先，如上文所述，区域内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会对经济发展、商贸流通体系和信息化水平产生影响。建立第一组假设H1。
H1a:区域电子商务发展经济发展水平；H1b:区域电子商务发展商贸流通体系；H1c:区域电子商务发展区域信息化水平。
其次，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的商贸流通体系、信息化水平和企业科技创新存在影响。第一，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商贸流通体系的完善程度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与之适应的商贸流通体系要求越高，所以经济发展需求会刺激本地商贸流通体系的建设。第二，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化水平呈正相关关系［11］，主要机制是经济发展为信息化能力建设和应用提供基础。第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科技创新水平呈正比例关系，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基础和条件就越良好。据此建立第二组假设H2。
H2a:经济发展水平商贸流通体系；H2b: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信息化水平；H2c: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科技创新。
再次，区域的商贸流通体系完善程度影响着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电子商务发展和企业科技创新水平。第一，商贸流通体系会促进经济发展，商贸流通体系越完善，企业生产效率越高，则经济发展水平越高［12］。
第二，商贸流通体系的完善程度影响该地电子商务的发展，只有健全的商贸流通体系作为支撑，电子商务才能获得良好发展。第三，商贸流通体系的完善降低企业运行效率，让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源投入技术创新。据此建立第三组假设H3。
H3a:商贸流通体系经济发展水平；H3b:商贸流通体系区域电子商务发展；H3c:商贸流通体系企业科技创新。
最后，信息化水平促进该地的经济发展、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和企业科技创新。第一，有关信息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其中多数认为信息化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其机制是信息化通过对传统产业效率的提升促进经济发展［13］。第二，信息化将促进区域的商贸流通业态的发展，一般来说，区域的信息化水平越高，企业的流通效率就越高，商贸流通业态的社会化、专业化水平就越高［14］。第三，区域的信息化水平与企业创新呈正相关关系，一般来说，多数研究表明信息化水平越高，企业创新的成本越低（叶茂林等［15］）。据此建立第四组假设H4。
H4a:区域信息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H4b:区域信息化水平商贸流通体系；H4c:区域信息化水平企业科技创新。
根据以上假设，我们可以建立企业科技创新及其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2.2方法说明
鉴于上文对电子商务发展与企业科技创新水平的假设，本文应用结构方程模型评估两者之间的关系和电子商务发展的作用路径。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e Equation Model，SEM）也被称为潜变量模型，或者LISREL分析［16］。该模型整合了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两种统计方法，适用于分析多个无法直接测量的因素之间的系数估计。结构方程模型由测量模型和概念模型组成，测量模型反映的是潜变量和可测变量之间的关系，所谓潜变量是指现实中不易直接衡量的变量，如本研究中的企业科技创新、区域信息化水平等，这类变量一般需要借助可测量的指标表示。如式（1）和式（2）所示。
其中X是的观察指标，Y是的观察指标；
是X的测量误差，是Y的测量误差；x是
qn维的系数矩阵，由X在上的因子载荷组成；
y是pn维的系数矩阵，由Y在上的因子载荷
组成。p为内生可测变量的数目；q为外生可测变量的数目。
概念模型（图2）反映的是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式（3）所示。
其中是内生潜变量，是外生潜变量，是随机干扰项；B是内生潜变量系数矩阵，是外生潜变量系数矩阵；m和n分别表示内生潜变量和外生潜变量的数目。
我们使用Amos17软件提供的极大似然估计法估计式（3），极大似然估计法在大样本情况下具有无偏性、一致性和有效性等优秀统计特性。其估计式的形式如式（4）。
其中，tr(S1
())是矩阵S1
()的迹，log()表示()的行列式的对数，log S表示矩阵S的行列式的对数，
p和q
是内生可测变量和外生可测变量的个数。
2.3数据说明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各类统计年鉴和研究报告。由于各类调查报告的调查时间不定，所以本研究主要使用2014年和2015年的数据，少量缺失数据通过查询周边年份数据进行补齐。其中区域电商发展的指标来自《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4—2015）》，区域信息化水平的指标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和《腾讯互联网+指数报告》，企业科技创新的指标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5）》，商贸流通体系的指标来自《2015大中型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企业统计年鉴》，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通过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筛选出20个指标构建本研究所用数据库，这些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表所示。
2.4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了验证本研究所选数据集能够说明本文结论，我们需要对数据的可信程度和有效程度（即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由于所选各类指标的单位不同，因此本研究先使用SPSS软件进行标准化无量纲处理，之后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reliabilty）是指数据一致性或稳定性的程度，主要反映各测量指标之间含有相同“特质”的比例。本研究使用Chronbach提出的系数法用于衡量信度水平［17］。计算公式如式（5）所示。
其中，K为指标数量，Yi和X分别为组内方差和总体方差。一般认为当系数介于0.35和0.7之间时，数据集具有较好的信度。本研究使用SPSS软件对数据集进行信度测算，如表所示，除了经济发展水平的信度值较低外，其他变量的信度值均符合基本要求，且总体系数为0.605，因此本研究中的数据集具有较好的信度。
效度（validity）是指测量工具能够正确测量出目标特质的程度，按照目标特质的不同可以分为内容效度、效标效度和结构效度。因子分析显示，各变量之间的KMO估计值为0.802，大于通行标准0.7，因此模型的效度水平可以接受。
3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对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优度采用似然比卡方检验、GFI和RMR检验。为了方便比较，我们假设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为显著的单位影响，检验结果显示，模型的各项检验值均与饱和模型接近,这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
如表3所示，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区域信息化水平和区域信息化水平影响商贸流通体系两个路径不显著外，其他路径均显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只是显著程度不同而已。这说明本文建立的结构模型能够大致模拟区域电子商务发展与企业科技创新的路径结构和作用水平。基于此，我们可以梳理出区域电子商务发展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的3条路径。
路径1：区域电子商务发展区域信息化水平企业科技创新。这条路径是本文实证分析结果中最明显的路径：一方面，众所周知，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与区域的信息化水平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通常意义上讲，电子商务是信息化的主要应用之一，基础性的信息化建设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前提，但近年来我们观察到在中国多数中西部地区，电子商务带动区域信息化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通过电子商务的使用，带动电子政务、企业信息化，即以盈利性的电子商务驱动各地投入资源进行盈利性相对较小信息化项目建设，以此更好的承接电子商务。另一方面，区域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有力刺激企业科技创新，其机制是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加快了区域内信息流动和知识扩散，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土壤”。
路径2：区域电子商务发展商贸流通体系企业科技创新。这是一条相对较弱的路径：一方面，尽管实证结果表明区域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商贸流通体系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但在现实中我们更多地观察到两者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关系，一般而言，在大部分地区，电子商务对传统商贸流通体系的冲击作用明显，两者更多的是以一种竞争的关系出现在终端市场中，但在一些本地商贸流通业相对发达的地区，线上线下渠道融合已经成为未来商贸流通业的发展趋势［18］。在本研究中，不同地区的数据“抵消”，但毫无疑问，区域电子商务发展和商贸流通体系具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商贸流通体系的成熟度对企业科技创新至关重要，这在以往文献中已有体现，不再赘述。
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6
关键词：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系统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4-0063-10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自由化、一体化的不断深入，金融工具、产品创新，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银行“脱媒现象”日益严重并成为发展趋势。“脱媒现象”让我国商业银行的传统盈利模式遭受严重打击，作为利润主要来源的利差收入不断减少、负债结构短期化、优质客户不断流失等一系列问题使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为我国商业银行带来了重大机遇。随着外资银行的不断进入，我国商业银行通过借鉴外资银行先进经营管理方式并结合本国国情和自身特点，为摆脱金融脱媒带来的损失，维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断加强中间业务和产品的创新，提升对企业和个人的综合服务能力，逐渐降低对传统信贷业务的依赖，走上了业务多元化、服务多元化、收入多元化的多元化经营道路。随着多元化经营的不断深化，多元化经营在增加我国银行收入来源、提高其利润水平的同时，随之而来的风险问题一直受到我国众多学者的关注。周开国和李琳（2011）[1]的研究表明中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与银行风险间的关系并不显著，银行风险的降低主要归因于利息收入波动风险减小，而随着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提高，非利息收入波动风险反而增加，对总风险的贡献值增加。刘孟飞等（2012）[2]将银行资产收益率标准差作为银行个体风险的变量，以银行收入结构的赫芬达尔指数作为多元化程度的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得出我国银行进行多元化能够降低自身风险的结论。黄国妍（2015）[3]指出，收入多元化程度提升有助于改善商业银行风险调整回报，降低银行破产风险。但由于非利息收入的高波动性，非利息收入比重提高，反而会降低银行风险调整回报、增加银行破产风险。然而我国银行多元化经营与系统风险的关系一直被学者所忽略。Brunnermeier等（2012）[4]首次以美国上市的538家银行为样本，研究银行非利息收入与系统风险之间关系，研究表明非利息收入占比越高其系统风险期望损失越大，导致的系统风险水平越高。De Jonghe等（2015）[5]指出多元化经营对银行系统风险贡献度的影响会随银行规模的变化而变化。目前，关于银行多元化经营与系统风险关系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张晓玫和毛亚琪（2014）[6]指出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的MES值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这一研究忽略了银行规模的影响同时没有深入研究非利息收入各项对银行系统风险的具体作用。
基于此，本文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选取2008年之前国内上市的14家银行作为样本，计算每家银行的MES，作为银行系统风险的变量，将多元化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对MES值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其次将银行系统风险作为被解释变量，银行利息收入占比和各项非利息收入占比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试图找到银行利息收入和各项非利息收入的变动对银行系统风险的影响和作用方式。同时，本文将银行规模这一影响因素引入模型，加入了银行规模与解释变量的交叉项，通过交叉项系数的回归结果得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差异性结果。
二、银行系统风险计算
边际期望损失（MES）是指当整体市场大幅下跌时，单个金融机构股权价值的预期损失。Acharya等（2010）[7]在原有计算金融机构风险方法的基础上，将机构期望损失进行发展，提出MES作为金融机构系统风险的衡量指标。这一指标也被范小云等（2011）[8]众多学者广泛地应用与系统风险的研究中。具体方法如下：
假设整个系统由N家y行构成，系统性风险用ES表示。ri，t为银行i在t时刻的收益率，t时刻的市场收益率为rm，t，银行i的资产权重为θi，则有 。那么，当市场收益率发生小概率事件，低于C时的市场期望收益为：
那么银行i的MES定义为：
本文使用DCC-GARCH模型和非参数核估计对MES进行计算。
（一）数据选择
截止2016年11月，在我国大陆上市的银行共22家，其中中国农业银行、光大银行于2010年上市，江苏银行、贵阳银行于2016年8月上市，江阴银行、无锡银行、常熟银行于2016年9月上市，杭州银行于2016年10月上市，这些银行上市时间较短，其股票收益率的样本量过小，综合考虑各银行股票收益率数据的样本量需要，本文选取2008年之前上市的银行作为样本，其中包括国有银行4家：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小型股份制银行7家：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3家：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JP+1〗选取上述14家银行2007年10月8日至2016年10月28日每日的收盘价进行银行股票日收益率的计算，市场收益率选取沪深300金融指数收益率作为代表。设银行i股票的t日收盘价为Pi，t，日收益率为 ；同理设沪深300金融指数的t日收盘价为Pm，t，日收益率为 。所有数据均来自wind数据库。
（四）回归结果分析
表5为以银行MES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多元化水平、银行规模和两者的交互项为解释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的结果。从结果中可以看出：（1）模型（1）中没有加入银行规模与多元化水平的交互项，其银行规模的系数为-000495077，多元化水平的系数为-003798，两者与MES值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银行规模与多元化水平的交互项，得到模型（2）的结果，从结果中可以看到银行规模的系数绝对值减小并仍显著为负，而多元化水平变为096078833并显著，交互项系数为-003482178并显著。这一结果表明，银行规模的大小会显著影响多元化水平与银行MES的关系。当银行规模较大时，银行提高多元化水平将降低自身的MES，即降低其系统风险水平；而银行规模较小时，提高多元化水平⒃黾悠MES，提高银行面临的系统风险水平。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当银行规模自然对数小于2758时，多元化水平与MES之间是正向相关关系，但多元化水平对MES的提高效应会随银行规模的不断增加而下降；当银行规模自然对数大于2758后，多元化水平与MES之间变成负向相关关系，并且系数的绝对值随银行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增加。我国城市商业银行2006年的平均资产规模为240889，2015年的平均资产规模为256203；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2006年的平均资产规模为2735044，2015年的平均资产规模为289537；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2006年的平均资产规模为291661，2015年的平均资产规模为303312。城市商业银行在研究期间的平均资产规模基本小于2758，其MES值随多元化水平的上升而提高；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规模远大于2758，其MES值随多元化水平的上升而降低；而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从2006年至2009年，平均资产规模小于2758，而从2010至2015年，平均资产规模大于2758，其MES值与多元化水平呈倒U型的关系。（2）在控制变量方面，结果显示银行所有者权益资产比、不良贷款率的系数显著为正，所有者权益资产比的提高将降低银行MES值，降低其面临的系统风险；不良贷款率的提高将增加银行MES值，增大其面临的系统风险。GDP在两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宏观经济的良好发展会降低银行的收益波动率和市场相关系数，进而降低银行所面临的系统风险水平。
注：括号内为t值，置信度在1%、5%、10%水平下显著分别用***、**、*表示（下同）。
四、进一步研究
（一）模型建立
现阶段各类银行进行多元化经营所选择的主要方式均为扩大中间业务规模和提高服务多样性进而提高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但各类银行仍存在一定差异，除了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外，投资收益、汇兑收益、其他业务收入均是银行进行多元化经营所获得的非利息收入来源。若各项收入对银行系统风险产生的作用不同，将导致多元化水平相同、规模相似的银行，由于收入结构的不同，其所面临的系统风险水平很有可能并不相同，甚至差别较大。这就意味着只单一使用多元化水平作为银行多元化经营的变量，计算其与MES值之间的关系较为笼统，无法全面深刻地反映银行多元化经营给银行系统风险带来的影响。为了深入研究银行的收入多元化结构与银行系统风险的关系，探究银行的利息收入和各项非利息收入的变动对系统风险产生的影响，本文将利息资产收入比和各项非利息资产收入比作为解释变量，银行MES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模型如下：
其中，yin代表银行i各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包括利息收入、手续费收入及佣金、投资收益、汇兑收益、其他业务收入，n=1，2，…，5。
（二）变量、数据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我国14家上市银行2007年第四季度至2016年第三季度各项收入数据，所有数据主要来自wind数据库，数据库中缺失数值通过手动查阅银行季报获得。
各类银行各项收入资产比的描述性统计见表6。从表6的结果中可以看到，我国上市银行的利息收入资产比为055210，远高于其他非利息收入资产比。手续费及佣金资产比高于其他非利息收入资产比，手续费及佣金为我国银行的主要非利息收入来源。在各类银行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利息收入方面，城市商业银行的利息资产比高于其他两类银行，而中小型股份制银行的利息资产比最低。在非利息收入方面，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资产比和汇兑收益资产比高于其他两类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投资收益比较高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其他业务收入资产比较高。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各类银行进行多元化经营的方式相似但略有不同，各类银行获取非利息收入、提高多元化水平的主要方式均为扩大产生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中间业务规模，同时各类银行在其他非利息收入业务方面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7为MES值作为被解释变量，银行各项收入占比、银行规模和两者的交互项为解释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的结果。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各项收入占比的系数和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1）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数在两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同时模型（4）中，利息收入占比与银行规模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说明银行规模发生变化时，利息收入占比与MES之间的关系将发生变动。当银行规模小于293614时，银行降低利息收入占比将增加自身的MES，即增加其系统风险；而银行规模大于293614时，降低利息收入占比将减小其MES，降低银行面临的系统风险水平。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和中小型股份制银行的资产规模与293614有一定差距，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从2008年起平均资产规模（自然对数）已经超过293614，所以在样本研究时间段内，城市商业银行和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占比在不断下降，这一趋势提高了各类银行的系统风险，然而国有大型银行的资产规模超过这一临界值后，利息收入占比的继续下降将降低银行的系统风险。（2）手续费及佣金占比系数在模型（3）、（4）中均显著为负，加入交叉项系数后，手续费及佣金占比和交叉项系数均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手续费及佣金占比与银行MES值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手续费及佣金比例的提高起到了降低银行系统风险的作用，银行规模的大小对这一作用没有显著的影响。（3）投资收益的系数在两类模型中均显著为正，同时模型（4）中，投资收益占比与银行规模的交叉项显著为负，说明银行规模发生变化时，投资收益占比与MES之间的关系将发生变动。当银行规模大于2732时，银行提高投资收益占比将降低自身的MES，即降低其系统风险；而银行规模小于2732时，提高投资收益占比将增加其MES，提高银行面临的系统风险水平。城市商业银行的规模平均值在样本时间段内均小于2732，而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规模均大于2732，这就意味着提高投资收益占比会提高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风险，而对其他两类银行而言则会降低其系统风险。（4）汇兑收益占比系数在模型（3）、（4）中均显著为正，交叉项系数不显著，表明汇兑收益占比与银行MES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汇兑收益比例的提高增加了银行系统风险，银行规模的大小对这一关系没有显著的影响。其他业务收入占比系数不显著，其占比变化对银行系统风险没有显著的作用。从非利息收入占比系数的结果可知，除投资收益外，其他非利息收入的提高对各类银行的系统风险影响一致，各项非利息收入的提高不会因为银行规模的不同而对系统风险产生不同的影响。（5）在控制变量方面，银行所有者权益资产比、不良贷款率在所有模型中的系数显著为正，GDP在所有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一结果与表6的结果保持一致，说明本文模型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五、稳定性检验
首先，本文使用另一个变量CoVaR作为银行系统风险变量，使用GARCH模型计算ΔCoVaR 作为MES值的替代变量对14家银行的系统风险贡献度重新计算和排序（Mainik和Schaanning，2014）[11]，除平安银行、南京银行的排名顺序发生变化外，其他12家银行均未发生变化。
其次，本文使用另一种计算方法对MES值进行计算，即找到样本时间段内市场表现最差5%的具体日期，计算此日期内银行股票收益率的均值作为MES值的测度（Acharya等，2010）[7]。即：
按照计算结果对14家银行重新进行排序，排名顺序未发生变化，说明本文使用的MES值计算结果具有稳定性。
第三，使用熵方法对银行的多元化水平进行计算（魏成龙和刘建莉，2007）[12]，算结果显示我国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多元化水平最高、城市商业银行的多元化水平最低，与文中使用赫芬达尔指数进行计算的结果保持一致。
第四，将ΔCoVaR和重新计算的MES值分别带入模型（1）、（2）（3）、（4）中，并将赫芬达尔指数替换成熵指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多元化水平、公司规模和两变量的交叉项系数的正负号和显著性没有发生变化，说明本文变量之间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定性。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1.我国中小型股份制银行的MES值最高，〖JP+1〗其抗系统风险能力最低，其次为城市商业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MES值最低，抗系统风险能力最高。
2.在不考虑银行规模与多元化水平的交互影响时，银行多元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降低银行的MES值，银行进行多元化会降低银行的系统风险。当考虑银行规模与多元化水平的交互影响时，我们发现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提高多元化水平将提高面临的系统风险，而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提高多元化水平将降低面临的系统风险。
3.在不考虑银行规模与多元化水平的交互影响时，利息收入占比和手续费及佣金比例的提高起到了降低银行系统风险的作用，汇兑收益占比、投资收益占比的提高会增加银行的系统风险，其他业务收入占比的变化对银行系统风险没有显著的作用。考虑交互影响后得出，利息收入占比的不断下降会增加城市商业银行和中小型股份制银行的系统风险而降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风险；提高投资收益占比会提高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风险，而对其他两类银行而言则会降低其系统风险。
根据结论，结合中国商业银行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对银行多元化经营提出以下建议：
1.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不应盲目扩张规模，提高多元化水平，而忽略多元化经营对银行系统风险的影响[13]。虽然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商业银行提高多元化水平起到了分散银行系统风险的作用，但从回归结果中可知，不同类银行多元化经营对系统风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商业银行提高多元化水平将提高面临的系统风险，而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提高多元化水平将降低面临的系统风险。这就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城市商业在现阶段如果盲目提高银行的多元化水平会为自身带来较高的系统风险。所以城市商业银行应理性进行多元化经营，充分考虑多元化对系统风险的作用。
2.我国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方式应差异化而非趋同化。银行在选择多元化经营策略时应将系统风险作为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开展中间业务，获取手续费收入及佣金一直是我国各类商业银行进行多元化经营的主要手段。然而结果显示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而言，除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提高能够降低系统风险外，其他各项非利息收入均会提高其系统风险水平同时利息收入占比的降低同样会提高系统风险水平，这就意味着城市商业银行若在考虑稳定系统风险的前提下获取非利息收入的方法应该是提高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占比。对于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而言，除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外投资收益占比的提高同样会降低其系统风险，那么两类银行同样可以适当提高投资收益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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