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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的框架范文1
【关键词】单元总结课；有效导入
高中思想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的内容，由于涉及到专业的哲学词汇，特别是对于初次接触相关内容的高中学生来说，理解和记忆都具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在单元总结课中，需要学生有较强的知识迁移和逻辑思维能力，学生往往有畏难情绪，学习的积极性比较低，使得单元总结课成为政治教师一人的讲授课，学习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如何有效的导入单元总结课，降低学生的畏难情绪、提高政治课的学习积极性，成为我教学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与学生的互动中，慢慢发现学生对于喜欢的歌曲可以说是百听不厌，很长的歌词也都记得下来，能否借助这个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改善政治单元总结课的教学方式呢？
一、歌曲改编
首先，我收集了学生收听的热门歌曲，了解了同学们的兴趣所在。接下来，根据单元总结的内容，我大胆的用哲学的知识对这些歌曲的歌词进行改编，并请同学们根据我重填的歌词来演唱。例如：
在开始单元总结课之前，首先进行了“哲学演唱会”。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基本都不需要看词就都顺利的唱下来。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学生和老师都相对放松，而且学生记忆的效果很明显，还有一部分同学，自己利用前面傻ピ的内容将《演员》、《小幸运》等歌曲进行改编，自己组成演唱团来展示。有同学表示，如果哲学课都像这样进行的话，心里感觉没有那么难，而且也更有兴趣了。
通过歌曲改编，成功发挥了学生在单元总结课中的能动性，不是被动的进行知识的整合，而是用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系统性知识的构建。同时，为单元总结课的内容进行准备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二、“图表大师”
高中政治必修4单元总结的重要内容是建立知识体系框架表，从而系统的梳理哲学知识，使得学生从全局上把握知识点。但是知识体系的建立之前主要是老师，要不就是借助现成的资料，如何让学生们自己动手来建构知识框架，从而深化对单元总结课的理解认知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观察发现学生有很多喜欢漫画，也喜欢自己画一些小作品。所以，在单元总结课之前，请同学们自主的绘制“知识树”。并在单元总结课上进行展示。
同学们的作品给人很多的惊喜。用语言表述起来非常繁复的内容，通过自己绘制的“知识树”非常清晰的展现出来，还配上了幽默的旁白和生动可爱的人物。这一举措充分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仅展示了他们的绘画、构图和创意，而且训练了逻辑思维能力，增添了课堂的生趣。
单元总结课的知识总结不再是那么生硬，显得更接地气，更有温度了，学生们也更乐于参与到哲学课堂的内容生成中来。
通过歌曲改编、举办“哲学演唱会”、“图表大师”等导入方式，成功的提高了学生学习哲学的积极性，不仅单元总结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使得同学们对于必修4的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课程的继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哲学本就是帮助我们不断反思的智慧之学，通过这些不同的教学实践，在提升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从而实现学生和教师的同步成长。
【参考文献】
[1]郑丽君.高中政治教学中互动交流模式的建构[J].魅力中国，2008（28）
[2]许建明.对高中政治新课程教学中若干问题的反思[J].新西部（下半月），2008（11）
政治哲学的框架范文2
【关键词】课堂教学学生效率
2009年我省高中新课改以来，高中政治课教学应该如何有效进行，如何贯彻学生为本？如何提高高中政治课堂的教学效率，如何才能更好地适应新阶段下课程改革的要求？这是很多教师都在探索的一个问题。新课标要求：不仅要关注教师的教，更应关注学生的学，要求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以下是我结合自己的教学，谈谈我对这方面的几点思考。
一、恰到好处地导入，教学便成功了一半
导入新课，是一节课的第一个环节，它就像一个故事的开头。如果一个故事的开头动听、而且有很多的悬念，就很容易把听众吸引。所以一节课，导入得好与坏，直接会影响到该节课的效率。在教学中，如果教师能够使用不同的方式导入新课，就会使学生觉得政治课堂不不是枯燥无味的、不是那么一成不变，使学生感受到新意，感受到活力、激情，感受到生机、奔放。所以一节课如果导入的好，就会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能够很快的融入到课堂角色，进入到课堂教学当中。教学无定法，但并非无法。我认为教学的有效开始，可以采用三大导入法。
1、材料导入法。一个视频、一个小故事、一段精彩的文章片段、一首歌曲、一部电影片段、一则笑话都可以成为导入的材料，经过处理加工，从而赋予材料以全新的内涵。以这些生动、形象、幽默的材料不但可以快速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能为全节课营造一个恰到好处的起始点。比如在《永恒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教学中，我就让学生观看电影《惊天动地》中的片段，该片段是关于大地震中人民子弟兵、一些志愿者救人的情景，让学生思考电影中所展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从中概括总结一个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从而自然而然地、又恰到好处地导入新课题《永恒的中华民族精神》，而且在观看影片过程中把学生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来。
2、设疑导入法。亚里士多德说过：“思维是从疑问和惊奇开始的。”疑点、问题是思维的“启发剂”，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探究新知识的认知活动变成学生的心理的真正需要，并能让学生从思想上明辨是非，摆正观点。比如在上《权利的行使：需要监督》这一课，先让学生看焦点访谈关于《违规建起的超标楼》，然后让学生们思考：广西省宜州市的这种行为是一种什么行为呢？是不是一种滥用权力的行为，这种需不需要监督？从而自然而然地得出本节课的课题――政府的权力需要监督。这样不仅激发出学生对这一课题的兴趣，同时也很自然的进入了新课的教学之中。
3、时政热点导入法。时政热点之所以“热”，一是因为它是新发生的一些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二是由于它是民众关心、社会关注一些重大问题，以它来创设情境导入新课不仅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体现出思想政治课的时效性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科特色。比如在上《价格变动的影响》这一课时，我引用了福州地区各大超市的食用油价格变化，让学生思考，食用油价格的变化，会带来那些影响？从而得出价格变化会给消费者、生产者带来什么的影响，学生就会跟随教师的思路走，从而轻易地导入《价格变动的影响》一课的教学。
二、架设清晰的教学框架，从容地实现重难点的突破
新课改之后，为了让学生真正成为学的主体，很多课程的安排都是从学生的生活入手，它虽便于学生的学习，却也使得旧教材的逻辑性很强的知识体系受到一定的打乱，从而给新课程背景下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知识点之间的相互联系，有意无意地铺设许多障碍。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给学生构建清晰的知识框架，在清晰的知识框架中将重点、难点予以突破。这不仅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明白和理解重难点的意义，而且也能更容易、全面、深刻地理解它们。如何架设清晰的教学框架，以下几种方法可供借鉴：
1、课内知识框架法。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新知识，新课改后的教材一节课的设置一般都以生活的情境入手，知识的逻辑性不够强，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地调整知识的顺序，比如在《国家财政》一课教师就可以把后面的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还有财政的收支平衡放到前面来上，把财政的作用放到最后，这样就可以让学生对本课知识有一个系统地认识，在教学从收入和支出来分析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这一作用时就轻而易举了，而且在对于“财政作用”这个重难点的分析、理解和突破上也可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2、课间知识框架法。课与课之间都有紧密的联系，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孤立地上一节课，要注重课与课之间的联系。如在《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一课的教学时，通过课间知识框架，同学们观察到前一课《政府的权力：依法行使》实际上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而《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则是告诉我们“为什么”（即要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和如何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当教完了这些知识点后，不应就此结束这一知识点教学，而要紧接着给学生提出问题：目前我们身边的政府监督的手段有哪些？让学生真正做到对政府权力这个问题在头脑中有个清晰地逻辑的框架体系，哪些是重点，哪些是难点也就一目了然了。
3、单元整体知识框架法。知识间的联系还要关注单元内知识间的联系，这就需要单元之间知识框架的架设。比如经济生活的第一单元，主要是以价格为中心，讲述商品、消费等相关的知识。当这一单元教学结束时，就要在课堂上适时在给学生架设这一单元的知识框架，这样前面所上的各课内容，通过单元知识框架简洁地再现出来，学生对这一知识体系的认知就可能在这节课上得到更理想的效果。
4、课程整体知识框架法。知识的框架并不局限于课内、课与课之间、单元内的架设，还应该在单元之间架设，比如在生活与哲学这一模块，就可以在上这一模块之前，就给学生架设知识框架，让学生知道第一单元是哲学的基本知识，第二单元是马克思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认识论，第三单元是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第四单元是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图表的形式，给学生展示知识框架，让学生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对这一模块有个清晰的脉络，对于之后的上课的效率提高能起很大的作用。
三、盘活情境活力，充分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思想政治这门课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枯燥的，但是新课改后，在很多课的教学上我们都可以通过有效的情境创设，激发并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大大地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盘活情境活力的方式主要有：
1、生活型情境法。在教学中，教师应该积极引用跟学生生活相关的事例，特别是创设一些能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境，把学生日常生活的世界引进课堂，使学生感到通过思想政治课的知识学习，利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从而愉悦学生的心情，触发学生的情感和求知欲，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消费及其类型》一课中，应该让学生思考：如果你家想要有更好的消费，你应该怎么办？哪些因素会影响你家的消费？用学生自己的生活中的例子来创设情境，他们的思路会比较宽，而且也能很好的回答问题，就很容易得出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有哪些。
2、讨论型情境法。在教学中，教师还可以通过设置一些讨论性的问题，利用辩论、小组竞赛等方式来引发学生争论，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又能让学生能够较全面地看待问题，另外学生在争论中学习的兴趣能够充分地激发出来，提高课堂的学习效果，从而深化对有关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可谓是一举三得。这种情境的创设在探究课的教学中的运用犹为必要，效果更好。
3、阶梯型情境法。爱因斯坦说过：“系统地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是必不可少的。”教师设置阶梯型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在层层的疑问当中不断学习新知识，又不断地解决问题，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探索欲，而且可以使学生的思维紧紧跟着教师的思路，真正让教师成为教的主体，学生成为学的主体。
比如在《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教学时，便可以采用阶梯型问题情境，让教师成为记者，对某一事件进行全程采访，并设法将本课的知识点全都给串起来。
情境一：记者郭峰采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目的：通过模拟郭峰与检察官的对话，同时通过专家点评得出第一个知识点为什么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
情境二：记者郭峰采访人大代表。目的：通过模拟郭峰与人大代表的对话，得出本课的第二个知识点怎么样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
情境三：记者郭峰到你所在的城市采访。目的：通过模拟郭峰随机采访市民，让学生感受政府自觉接受监督的状况，联系了学生的实际。
这些情境的创设可使得整堂课活泼生动，学生也不会感到这些知识的枯燥，自然而然地课堂的效率就得以提高。
四、向教育信息技术的纵深要效益，大胆拓展学生的思维通道
高中的思想政治课，关注的是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的内容，是一门理论性强、较抽象、极具科学性的学科。如果仍然是以往的“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块黑板一张嘴”的以教师灌输知识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的效率是绝对大打折扣的。所以在新课改后的政治课堂教学中，应向教育信息技术的纵深要效益，积极采用多媒体的教学方式，大胆拓展学生的思维通道。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汹涌式的知识整合法。新课改后，高中政治教学所学的内容有所增加，而在课时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增加的知识点在固定的时间内更快更好地让学生消化、吸收，这需要积极借助多媒体，而且还要向教育信息技术的纵深要效益。比如高三阶段的总复习，知识面广、内容量大，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不但可以大大提高课堂的容量，而且还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把大容量的知识进行有效地整合，更加形象直观地加以展示，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更有效、更容易地消化、吸收。
2、滚动式的知识联结法。多媒体运用的过程中有个缺陷，就是一个知识演示结束后，无法产生像板书那样的仍留在黑板上的效果，所以这就要求教师在运用多媒体的过程要多层次地运用超链技术，可以及时调取已学知识，不时加以复习反思，从而尽可能地让学生对所学知识有个全面、系统的逻辑体系。比如在《永恒的中华民族精神》一课教学时，可以通过多媒体多层次地设定、展示整课的脉络――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通过超链接技术进行课堂教学，这样既能培养学生整体性的逻辑思维能力，又能使课堂的教学效率得到有效提高。
3、挖掘式的知识剖析法。一堂课，尤其在重难点的突破上，使用多媒体技术有着显著的优势。它可以通过层层递进的技术设定，更加直观、形象地演化知识及其相关联结，更有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在《传统文化的继承》这一课的教学中，在讲述传统文化作用这一知识点时，可以通过清明节扫墓这一事件，运用多媒体技术，展示大量的相关图片，让学生自己去层层观察、分析这一事件，从而得出传统文化有利也有弊的观点。有了这个层面的认识，对于这个难点问题的理解与突破，就能得以更好的解决。
五、精心地导演精彩的教学过程 ，积极收获最佳的探究结果
无论课程改革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的教学还是要面对高考这一现实问题。每堂课的教学小结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的课堂教学中无论是采取了什么样的导入方式、创设了什么样的情境，过程是如何的完美，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了收获我们的“结果”即学生学到些什么，掌握些什么，我们的教学过程达到什么目的，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如何收获我们的教学结果呢？至少有以下几种方法：
1、学生自我小结法。一节课是否获得完美的结局，不在于教师是否归纳出本节课完美的知识框架，而在于学生是否把握和理解了本节课所传授的知识内容。所以，要想得到一节课的完美结局，就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动起来，自己动手去归纳小结课堂上的所学知识，这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重现情境小结法。政治课堂教学上创设的情境很多，特别是阶梯式的情境，教师应该进一步挖掘其潜在价值他们都连接着所传授的知识点。通过现在教学情境，复习、归纳、总结所学知识可由学生进行小结，也可由教师进行归纳，让其为获得完美的教学结局服务。比如《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的小结就是：创设情境四：郭峰回北京写总结报告，目的：让学生归纳本堂课教学的主要内容。
3、教师结束语小结法。用几个句子或成语概括课堂教学的重点内容，既能让学生轻松地走下课堂，又能让学生带着继续探索的心理走出课堂。比如在《意识的能动作用》这课的教学小结时，关于如何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可以用“一发挥、二尊重、三结合”的方式进行小结，这样这个重点就可以轻易地记住了。这种小结形式对教师的完美教学提出很高的要求。
总之，在新课改后如何提高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效率，从政治学科的特点出发，优化教学环节，使用新的教学模式，创设恰当的教学情境，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由被动学习转化成主动思考，从而真正实现新课改的要求，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真正让学生成为学的主体。
【参考文献】
1、《新课标下我对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建议》
政治哲学的框架范文3
一、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积极探索开放式的教学模式
在思想政治教学中，传统的教学模式归纳起来就是多背诵、多练习、多考试，以题海战术的方式让学生掌握政治知识，这虽然也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会使一部分学生在政治考试中得到高分，但从长远来看，用这种方式培养出的学生只会听从教师的讲解，不会对问题产生疑问，缺乏分析问题的能力，这样做也背离了素质教育的根本方向。
为适应当前广东省所采取的高考模式，教师必须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切实树立从“学科能力培养”向“跨学科综合能力培养”转变的新观念，探索符合本校、本学科实际的开放式教学模式。在政治教学中必修课课程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和哲学，这三方面互相联系、紧密结合，在教学中必须要注重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基本方法训练以及这三方面知识间的融会贯通、灵活应用，鼓励学生撰写调查报道、小论文等，培养学生的兴趣，组织学生定时收看新闻联播，通过新闻了解当前的时政话题等。开放式的教学模式不仅要求教师在本学科内开展创造性的教学，也要求教师注意加强相关学科的联系。
二、构建各册各章的内在联系，有效做到“点”、“线”、“面”的有机统一
历年广东省高考文综试卷中，常会有学科内的综合、跨学科的综合试题，通过这些试题考查学生对所学相关课程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程度和运用这些基础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把握好各个年级教材中的相关基础知识及其内在联系，构建各个章节的知识框架，让学生在大脑中对各个年级教材有清晰的认识，理解各框架的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相对来讲，跨学科的综合题要比单一科目的综合题简单，但仍然不可小视。学生最头疼的莫过于综合题中有关哲学方面的分析题，做好这类题的前提是学生不仅对哲学课程有清晰的框架，而且还具有三科的综合分析能力。如果说政治科目内的各册、各章节的联系组成“点”、“线”、“面”，那么这三科的联系就是三者的有机统一。这也在客观上要求教师不仅能够驾驭本学科的知识，而且对相应的其他学科知识也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指导学生答出高分。
三、注重学生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开发
高考的意义在于“选拔具有一定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学生”，这必然会在考题中体现出来。传统定义式的考题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考查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考题越来越多，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向学生提供时政素材、新观点，引导学生在此基础上提出新见解，活跃学生思维，从而使学生在使用恰当“术语”答题时创造出既有自己特色又符合大众化的答题方式。
创造能力的开发在于当学生的思想认识有一定的深刻性、精密性，并能自主强化学科内联系的基础上，思维变得活跃，从而创造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这不仅对于当今高考模式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对学生将来的发展影响深远，持续性强。
四、制订战略型教学计划，注重对历年高考试卷的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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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哲学的概念构成角度看，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是“政治的哲学”，而不是“关于政治的哲学”（philosophy of politics），因而主要是一种“元政治学”，而不是以探究政治知识为要务的政治认识论。但这种元政治学并非纯然的形而上规定，因为试图通过确认自然本原而理解整个世界的努力永无止境，而通过社会本原把握整个世界不失为实践之思，苏格拉底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哲学的“第二次旅行”，从对完整世界的理解转换为目的性的追求，使政治哲学成为具有鲜明问题意识的实践哲学，成为有别于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鉴于这种哲学的现实指向及其对人性与公共生活原则的普遍涉猎，对其作过于明确和有限的理论“规定”将降低其实践性，也难以使之如其所是。为此，对政治哲学的“规定”应当基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并对现实政治变迁具有宽广的理论视野，因而是动态的。
作为以哲学方式展开的政治研究，政治哲学兼顾理性建构与实证考察，因而是贯穿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思索。它重视对人性及其现实性的追问，致力于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构建社会理想，在缜密考量社会现实的同时论证政治理想的公共合法性根据，并诉求更好的乃至最好的政治秩序的建构，确认理想政治生活的价值向度，从而提出了超越当下现实境遇的可能性。这种元政治学因而立足当代、指向现实，它引导现实政治的走向并反映政治发展的轨迹，力图将面对现存世界的政治理想转换为一种全新的现实格局。政治哲学当然力图体现高端的学术水准，但刻意纯化政治哲学的学术性无益于其实现自身的功能，所以对政治哲学的规定归根结底应在基于历史的实践语境中生成。
从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角度看，人皆有政治性，举凡与人的政治生活相关的内在本质问题皆为政治哲学所关注，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颇为宽泛，不宜对其作过于明确的边界限定。以现实的人即市民社会成员为核心，以人的公共政治生活范围为半径，可以大致划定政治哲学的研究圆周。这个圆周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征，古希腊诸哲的城邦之思表明当时公共生活的大致范围，及至现代社会，国家成为最集中典型的公共存在样态，所以是政治哲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政治哲学家的基本研究理路表现为，论证何为更好的乃至最好的国家，从公共理性层面规约国家权力，探讨国家保障公民权利的自由与平等诸原则，为理想国家的合法性辩护，实质在于论证人类理想的政治共同体应当呈现为何种公共生活形态。
现实的人对公共生活均有所期许，而只有将个人的愿望变成共同的理想，才能实现政治观念的现实化。塑造共同的社会理想和社会治理原则，需要达成基于公共理性的重叠共识，因而研究法的本质和权利问题是政治哲学的应有之义。法哲学、国家哲学抑或权利哲学没有过多独立于政治哲学之外的内容，命名的差异源于历史传统，作为现代学术概念的政治哲学广受关注实乃英语学界的贡献。这些研究需要回答如何公正地分配社会公共物品，如何构建符合所有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愿望的分配原则等问题。为此应深刻地理解人性及其现实性，确认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们的当下愿望及其利益诉求，归纳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样态及其价值原则的正当性，倡导政治共同体的“善”，进而确立正义的价值规范。
从政治哲学的致思方式角度看，在特定情境中作理性论证是其主要工作方式，尽管每个人都有权利在自己的意见洞穴中理解政治生活，但当今任何有价值的政治思考几乎都要重视对政治哲学的关键话语作现代意义上规范的（normative）语言分析，将规律性研究融入规范性研究中去。基于规律性研究的宏大叙事无疑仍有意义在焉，因为人类生活的公共精神与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律实乃政治哲学的要义，但确认这种要义在具体社会生活中如何对象化则凸显了规范研究不可替代的价值。概言之，论证符合政治正当性的价值及其现实可能性，寻求符合所有人利益和需求的道德根据和理由，体现了政治哲学重要的致思理路。
政治哲学的规范论证不仅依赖于技术合理性的逻辑必然性证明，也需要基于道德合理性的目的论证明，完美的形式演绎固然可以确认正义准则，但政治哲学的规范论证还要考虑这些准则实现的历史条件，使之符合人们的利益诉求与社会的道德原则。政治哲学的论证不仅体现为公共性政治理念的哲学证成，而且包括对理想政治共同体的哲学建构以及对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有限性的理解。这种论证的价值立场固然力图摆脱偏好，但强调道德无涉的政治价值显然缺乏足够的正当性支撑，而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当然也需要道德和法律基础。
政治哲学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不仅体现在为“人应当如何更好地生活”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共同体”之类恒久的问题做出富有时代感的回答，而且要面对在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与人的政治生活相关的实际问题，其实，对政治哲学根本问题的回答往往要通过对具体时代条件下一系列现实政治问题的回答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答案。解析这些问题既要考量与每个政治生活成员紧密相关的具体问题，也有探究对政治生活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的论证，这些论证与结论直接关涉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如何做出真正的选择。
解析政治生活中的具体问题，重要的在于探讨符合正义原则的分配问题，而对公共物品的分配包括物质利益（material goods）和政治权力（politicalpower）两个维度。它们与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平衡自由权利、道德义务与社会平等诸原则直接相关。如今。“我们仍有足够的余地讨论：在更宏大的平等的名义下，我们应当牺牲多少经济自由；或者为了加强自己生活于其问的社群的和谐，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个人自由”。这些探讨既涉及对公共事务内在实质的合法性界定，也包括对具体政治问题呈现程度的正当性确认。
关于物质利益的分配，主要探讨应当如何分配社会财富，以及应当如何平等地对待社会不同阶层的受惠者。政治哲学家不仅质疑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原则，而且经过缜密的论证，提出新的利益分配应当遵循的政治原则。例如，关于是否应当为“最小受惠者”提供最大的利益这个与社会平等与自由权利相关的实际问题，就为当代政治哲学家广泛争论。关于政治权力的分配，则涉及谁应当拥有以及如何约束公共权力的问题。柏拉图对“哲学王”的设定实则指出，政治权力的持有者应当具有理性判断重大问题走向并及时做出政治选择的哲学素养，而我们之所以要约束公共权力，是要避免公共权力滥用对个人权利的伤害。为此，要考虑政治制度的选择、建构及其实际运作，从而为人们服从公共权力提供正当性根据。
探究对政治生活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涉及一系列指向人生幸福与社会完善的道德论证，目的是寻找适应共同体良序运行与个人自由发展的政治道德。政治哲学对道德原则的探究不同于伦理学对个人的“善”的追问，而指向政治共同体的“善”。这些原则得到强制实施是否正当，当然也需要符合实际的论证，以免妨碍个人按其合理的意志活动的自由。对民主的本质及其呈现方式的探讨因而理所当然，由于个人未必知道自己的真正需要，所以民主的公意并不必然是合理的政治选择，“苏格拉底之死”无疑反映了公意的限度，提示人们反思政治参与者的意见是否正确或是否有足够的价值，从而实现“政治哲学的生”，政治哲学家的重要使命恰在引导公众提升政治素养，使之理性表达意见以促进公共决策的制定。
政治哲学家在反思民主限度的同时，普遍倡导“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治理原则，使人们对自由权利有充分的认识。如果面对不合理的政治境况保持沉默，实际上等于将政治参与权转让他人，并认同政治决策的结果。政治哲学家并不力图将某种政治观念强加于人，而启发人们在反思中做出选择，进而形成自己的政治观念。当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使人们艰于生存的时候，富有启发性的政治哲学论著将引领人们投入摆脱困苦的解放实践。正如青年马克思所言，“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使人们意识到社会现实和自身实际处境的启蒙可以激起人们变革社会的勇气，由此引发的社会革命实乃实现政治哲学社会功能的明证。
尽管充分汲取以往时代的政治经验与思想资源，政治哲学的反思与论证均指向当代，从而体现了强烈的当代性。政治哲学的当代性从古有之，于今亦然。“当21世纪开始，新的人文环境出现了，来自过去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的相关性可能变弱了，因为人类面对的境况与过去时代的人的条件相比是如此新异。……由于人文环境革命性的变化，对人们应当如何更好地生活在一起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改变，但这个问题会持续下去。”理解政治哲学的“规定”固然要贯穿历史而抵达根本，但把握政治哲学的当代性即其当代呈现样态及其对当代人意味着什么，不失为确认政治哲学意旨的切近路径。
政治哲学的当代性呈现了政治哲学史上列位思想巨擘为人类开启的政治观念图景的时代精神，当代政治哲学家引人注目的观念创新无疑承载着政治思想的历史积淀，对以往政治哲学经典的重新解读也旨在还原思想原像的同时为回答当代政治问题提供借鉴。政治哲学的公信力并非体现在引证政治思想史的权威而宣示某项真理，而表现为在更深刻、更理性、更富有道德感的论证中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紧迫政治问题。因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各种观念虽然映现出古典政治哲学的影子，但其立足当代的问题意识足以表明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当代政治哲学流派纷呈，关注的问题域颇为多样，但重要论证几乎都是围绕“正义”问题展开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功利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均有各自最为关心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及其论证几乎均可在“正义”论域中对话。正义是当代政治哲学的首要价值，也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各种政治哲学流派的思想家关于正义原则的商榷实则谋求达成缩小乃至消弭分歧的政治价值共识。为此需要深刻反思“何谓正义？谁之正义”。所以，正义论是当代政治哲学的典型样态。关于正义原则的规范论证要提供为绝大多数人乃至所有人接受或满足绝大多数人乃至所有人利益的足够的道德理由.诉诸基于常识并为民众掌握的公共理性，进而达成促进共同体完善的重叠共识。
关于正义的论证方式有很多种，因而罗尔斯将其代表作称为“一种正义论”，其中多数论证源自某种基于社会契约的假设，由此演绎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想政治制度。其他论证也各有价值，例如，马克思反对在某种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寻求完美的正义，而重视在基于社会经济生产生活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实现实质正义。他指出黑格尔法哲学辩护式的理论危险，而以批判当下的姿态确认理想政治的理论可能性与现实可行性。马克思对抽象正义原则的批判富有现实关怀，但从其批判理路中也可以归纳出可资深入分析的正义原则，特别是这种原则超越了政治哲学对单个政治共同体的适用性，可谓全球正义研究的开拓者。
政治哲学的框架范文5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政治哲学的框架范文6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
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