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逻辑论文范文1
1.治理目标:维护政权稳定———维护整体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牢牢抓住“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个核心任务不放，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快速稳定发展。但在目前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随着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风险等世界性安全问题凸显，使得我们不得不将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安全。这一任务的增加，就给国家安全目标的转变提出了新要求:由维护政权稳定转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在维护政权稳定目标指引下，国家政权稳定是国家安全治理的核心任务，这也就意味着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可能牺牲其他方面安全治理。新国家安全观提出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11个方面的国家安全治理内容，如果说以维护政权稳定对应“政治安全”，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其他几个各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偏废现象。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使我们认识到，不管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现有仅仅重视政治安全和政权稳定的做法存在明显不足。比如当因环境污染出现云南宜良兴隆村、江苏省盐城阜宁县洋桥村、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广丰村、广东省翁源县上坝村和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广门桥村等癌症病人和癌症种类多现的“癌症村”时，如果因此导致民众上访或者群体性事件，那么在维稳目标指引下，安全治理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对上访和群体事件进行治理，而很少会关注环境安全治理;由于维稳目标并没有将社会安全作为重点，导致社会安全治理方面措施不健全，当出现类似“7•15”新疆暴力恐怖事件和“3•1”昆明火车站恐怖暴力事件时，我们缺乏预防和遏制暴力事件的有效手段，从而导致社会安全事件造成大量人员和社会财富损失的出现。很显然，针对当前严峻的安全形势，现有的安全治理目标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国家安全实践给安全治理目标的转换提出了新的要求。无法想像整天生活在死亡和恐怖威胁之下的政府和民众可以正常地进行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活动，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整个社会全方位安全作为基本保障。因此随着国家安全治理逻辑的转换，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由维护政权稳定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势在必行。国家安全治理目标转变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安全治理范围的延展，将安全治理目标对象由“影响稳定因素”扩展到领土范围内所有可能制造和分配风险的人员、机构和物体。另一个是受益群体的扩展，将安全治理的受益群体由原来的政权机构扩展为全体社会成员和领土附着物。因此这一目标转换进程可以被看作是我国社会治理方面的巨大进步。
2.治理取向:防止社会暴乱———维护社会安全。
“防止社会暴乱”强调维持平稳政治秩序，会将正当维权与人数聚集的大规模群体性活动都视为对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挑战;这种刚性维稳或者压力维稳取向，通过“压力体制”将维稳任务在政府间层层下压，导致政府对民众权利损害之后的二次损害的出现。同时，这不但使得政府政绩考核功能异化，也因为安全治理成本巨大造成大量公共资源和公共财政浪费。最为严重的是，这一安全治理取向导致政府对民众正常利益诉求的无视甚至打压，容易激发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激化政府和民众之间矛盾，酝酿更大政治风险，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无法自拔。因此，这种安全治理取向被看作不经济、不安全且不可持续，其向维护社会安全取向的转变势在必行。“维护社会安全”的治理取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这一治理取向对民众正常维权行为进行重新定性，面对社会组织活动，关注其动机和行为，只要不危害公共安全或挑战政权稳定，就不必视其为威胁。其次，将安全保护的对象由政府机构和政党机构扩展到全社会范围，从而反过来对政府侵害民众的行为开始加以重视，国家安全治理向“社会本位”回归。再次，这一转变也使得原来政府与民众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而淡化，社会全面风险的产生将所有社会成员凝聚成一个整体。可以看出，各类社会群体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社会成员和社会机构的重要性慢慢凸显出来，而且国家安全治理取向从“防止社会暴乱”向保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与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大趋势具有一致性。
3.治理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强势群体。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型的另外一个过程是安全治理群体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变，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层面:群体间转变:“稳定破坏者”向“安全破坏者”转变。维稳逻辑之下，国家安全第一目标是政权稳定，所以任何影响政权稳定的社会行动群体都可能会成为重点防范的治理对象，这其中以“上访者”最受关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对上访进行一票否决，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和上访者之间“上访”与“截访”博弈不断上演，不但导致了“职业上访者”和“谋利型上访者”的产生，也使得北京安元鼎之类的“黑监狱”也层出不穷。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严重对立，上访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恨”和“怕”为主调，从而有了在上访中死亡的钱云会和维护利益未果而爆炸政府的钱明奇，有了“被精神病”的武钢职工徐武、中石化职工陈炎盛、河南漯河村民徐林东和十堰市民彭宝泉等。显然，把安全治理的对象群体选择为上访者等弱势群体，政府越是维稳，越是不稳，其效果往往是南辕北辙。但是在维安逻辑之下，任何团体和个人安全都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对象，整个社会的安全与政府政治稳定安全变得同等重要。在恐怖事件面前，不管是新疆7•15暴力恐怖事件，还是喀什地区的多起恐怖案件以及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爆炸恐怖事件，受害者是不分官员与群众的，甚至警察和军人都成为危害对象。各种风险事件抹平了人们之间地位差异、职业区分和性别区别，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将矛头统一指向了风险和危害的制造者。这些都迫使安全治理对象群体不得不由稳定破坏者群体向安全破坏者群体的转变。群体内转化。就风险制造与转嫁而言，弱者和强者的角色和地位可以互相变换。那些从财富占有、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等标准来判定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群，在风险与安全领域可能会转变为风险强势群体。比如个体性暴力恐怖事件中的马加爵和杨佳等，如果从财富占有角度而言，马加爵与被他杀害的学生相比，属于财富占有上的穷人和弱者，但是从暴力风险制造者角度来定义，马加爵的角色立刻转变为风险强势者;杨佳与被他杀害的警察相对比而言，在权力占有上处于弱势地位，但当他拿起手里的屠刀进行风险制造时，就立刻变成风险强势者。可见，强与弱并非一成不变的范畴，随着风险形势的变化，强弱之间的角色变换可能随时随地发生，这就要求我们想方设法顺应群体间转化的趋势，抑制这种群体内转化的可能，以提高安全治理成效。
4.治理主体:国家政权机构———全体社会成员。
国家安全治理作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不仅仅意味着治理目标、治理取向和治理群体的转换，同样意味着治理主体的转变。在维稳的安全治理逻辑之下，各级政府部门是安全治理行为主体。但是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类别风险和危害不断涌现，全体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有可能成为被危害对象，面对如此繁多的风险类别，仅仅以政府一己之力，恐怕难以担当重任。因此安全治理主体由政府机构向全体社会成员的转变就变得十分必要。这种转变体现在下面两个层面: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面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治理形势，在加强原有公共安全机构、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机构和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功能的同时，国家层面成立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对社会整体安全统筹协调。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正式组织的建立与完善并无法完全应对当前复杂的安全形势，所以面对食品安全风险，有些地区设立了公益性的食品安全协管员;面对涉恐事件多发态势，北京和新疆等地招募大量志愿者，组成义务安全信息员队伍。在现有安全治理机构和组织之外，非正式组织正在开始分担某些安全治理职能，这无疑有利于缓解正式组织的安全治理压力和提高安全治理效率。政府机构———社会成员。风险危害的潜在性、随意性和广泛性将所有社会成员捆绑在一起，面对风险没有社会成员保证自己绝对幸免。当SARS病毒来临的时候，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民众，都难以置身事外;当恐怖袭击爆发时，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同样都会受到伤害。也就是说风险的特性将限制风险治理集体行动中搭便车行为的发生，从而为风险来临时的一致性行动和全员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工作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二、安全治理手段提升
在认识到这一安全治理逻辑转变具体内容之后，我们应该在实践层面作何调整以与之相适应?2011年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系教授吴鹏森曾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对上面所提到的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问题有过探讨，但是吴文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这一逻辑转换的原因是什么?现有制度安排能否适应这一安全治理逻辑转换的需要?针对国家安全逻辑转换的事实，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如何进一步提升?本文将逐一对上面提出的各个命题进行尝试性解答。
1.逻辑转换的实质。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受什么样的本质规律支配?从风险政治学来看，任何风险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与人相关的有序危害结构”，这种有序结构可以被定义为一种风险(恶)势，“风险的制造过程被认为是风险强势群体利用风险权势的造势过程”，风险散布过程被认为是风险的不正义分配过程，风险的治理过程是风险分配正义过程，即风险弱势群体的对称化造(善)势过程。也就是说，当前社会安全形势全面恶化，各类风险丛生，是因为风险强势群体不断地制造和分配风险的结果。基于此可以看出，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之所以会实现上面的转换，究其原因在于不正义的风险制造和分配过程的存在。风险治理要实现向正义分配过程的转变，这就需要治理手段和方式的提升。
2.国家安全治理手段提升。
国家安全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部分，所以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同样要跟随这一大趋势。国家治理本身具有以下特性:“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从治理理念特性出发，顺应国家安全治理逻辑演变趋势，提高安全治理能力，可以从安全治理手段提升入手，作出以下调整:实现安全治理方式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提升，“替代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提升，“集中性方式”向“集成性方式”提升，“专业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提升。
(1)单一性方式———综合性方式。
国家安全治理主体由“国家政府”向“社会全体”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转变。在安全治理“维稳”逻辑之下，政府安全治理实践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延伸组织，具体负责机构是各级维稳办配合以各级司法部门，其行为方式主要是单一的行政或者司法强制性手段，通过对威胁政治稳定者进行劝诫、拦阻，也就是截访，以及将其“被精神病”或者进行司法强制。这种单一化方式总体概括就是一个“堵”字。但是当全面风险来袭之时，不管是政府、个人还是社会组织都是没办法通过“堵”这个单一方式来应对，这与风险的特征有莫大关系。前面我们提到风险可以被认定为一种有序结构，但是其有序性需要以人类对其认知能力的有序性为前提，也就是说在人类没有认识到风险的具体运行规律之前，他总是表现出无序性。除此之外，风险还具有隐秘性和广泛性等特征。这些都为我们认识风险增加了困难，所以在当前人类风险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较低的情势下，针对无法预知的风险，想要“堵住风险”却可能连对象都无法找到。具体而言，在维稳阶段，被认定为稳定破坏者的上访者可以被采取监视、跟踪、管控和限制等方式进行治理，这一阶段的治理对象是可以被确定，所以单一的治理手段可以奏效。但是在维安阶段，由于风险治理对象的扩展，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风险，在风险制造者没有发起风险侵害行动之前，我们是很难确定其具体危害对象并提前做出有效预警。类似乌鲁木齐和昆明的暴力恐怖事件，之所以危害严重且影响巨大的原因就在于，其发生时间、发生地点和侵害对象都是随机的，这无疑增加此类风险治理难度。所以针对安全治理对象扩展这一现实，多种治理方式的综合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成为对落实“总体安全观”的重要手段。
(2)被动性方式———自主性方式。
国家安全取向由被动式的“防乱”向主动式的“保安”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被动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转变。针对稳定破坏者，往往在他们活动时政府才会出面行动，采用的是一种事后被动式治理。比如，一般只有当上访者发生上访行为时，政府相关工作人员才会一路跟随，并联合驻京办工作人员等采取“截访”行动;当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时，政府会出动相关力量到现场维持秩序，并采取相应措施对事件进行平息。这种被动维稳式安全治理以一定的非程序性临时公务活动性质体现出来，不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在政府正常工作之外大量增加了相关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也往往不为民众所支持。风险治理的最大意义在于防患于未然，如果事后被动救援和善后，显然无法满足安全治理的实际要求。随着全面风险时代的到来，风险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不断涌现，维稳逻辑下的被动式治理仅仅是应付上访者就已经耗费了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如若仅仅凭政府之力来应对所有安全影响因素，肯定会力有不逮。基于安全治理水平和效率提升的考虑，一种自主性安全治理方式将被积极推崇。自主性治理方式强调人人都是风险受害者，人人也都是风险治理责任者，当然其前提是各个社会成员的风险识别和治理能力必须做出相应的提升，否则这治理一方式转变会因为治理主体能力欠缺而无法落到实处。
(3)集中性方式———集成性方式。
国家安全目标群体由“弱势群众”向“强势群体”转换，必然意味着安全治理方式由集中性方式向集成性方式转变。维稳阶段的安全治理权力和治理行动往往收归于政府，其主要以一种集中性治理方式展开。但是面对全面风险时代的到来，维安阶段的安全治理则需要集成各方力量以集成性方式来进行。这就要求我们变更看待问题的视角，不能仅仅从政府安全角度出发，将安全威胁对象群体看作是弱势的民众，将民众和政府的关系看作是高度对立关系，或从政府自身行为习惯出发，安全治理手段仅以强制性的司法手段为主。应将矛头指向风险制造的强势群体，将民众和社会整体安全都重视起来，并发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安全治理。在维稳阶段，国家安全治理目标人群往往是利益受损者或生活失意者等弱势群体，但是在维安阶段，安全治理目标人群大都是精英群体，他们掌握着强大的风险制造能力和分配能力，所以安全治理的关键就成为对这些风险精英的危害行为进行制约和限制问题。这无疑比维稳阶段任务要繁重很多，仅仅以现有的安全治理部门的能力显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因此安全治理不妨变为一场“全面战争”和“全民战争”，因为风险面前人人自危，只要情况允许所有人都会不计成本不计精力地参与到风险治理中来。只要做好全民动员，任何社会成员都做好成为安全治理者的准备，自主自发地发现生活中隐藏着的安全隐患和危险源头，做到对风险的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理，尽可能将危害减到最小，那么风险精英的安全危害行为可能会被有效治理。
(4)专业性方式———协同性方式。
国家安全目标由“国家政权稳定”向“社会整体安全”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专业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转变。在维安逻辑之下，由于危害安全的对象转变为风险制造者，就将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由原来的对立关系变成协同关系，这也适应了安全治理对象从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化的趋势，有利于形成对风险制造者“人人喊打”局面的出现。同时也可能终结“不稳定因素”向“危害公共安全因素”转变的可能。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安全形势恶化，政府机构中的司法权力有着扩张的趋势，特别是警察用枪权力的放大，很可能将普通民众和危害安全分子的边界模糊化，从而造成新的官民对立，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警察枪支滥用事件中看出端倪。政府主导的以专业性司法手段为主导的安全治理模式显然不能适应当前需要且存在各种弊端，因此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和安全治理现实需要来看，在安全治理中引入协同治理理念很有必要。协同治理强调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和共同合作关系，这不但打破了现有安全治理部门之间的区隔，增强各部门之间合作的可能，同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风险实际时，协同性治理无疑较之专业性治理更有优势。
三、结语
政治逻辑论文范文2
1.治理目标:维护政权稳定———维护整体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牢牢抓住“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个核心任务不放，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快速稳定发展。但在目前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随着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风险等世界性安全问题凸显，使得我们不得不将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安全。这一任务的增加，就给国家安全目标的转变提出了新要求:由维护政权稳定转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在维护政权稳定目标指引下，国家政权稳定是国家安全治理的核心任务，这也就意味着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可能牺牲其他方面安全治理。新国家安全观提出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11个方面的国家安全治理内容，如果说以维护政权稳定对应“政治安全”，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其他几个各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偏废现象。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使我们认识到，不管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现有仅仅重视政治安全和政权稳定的做法存在明显不足。比如当因环境污染出现云南宜良兴隆村、江苏省盐城阜宁县洋桥村、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广丰村、广东省翁源县上坝村和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广门桥村等癌症病人和癌症种类多现的“癌症村”时，如果因此导致民众上访或者群体性事件，那么在维稳目标指引下，安全治理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对上访和群体事件进行治理，而很少会关注环境安全治理;由于维稳目标并没有将社会安全作为重点，导致社会安全治理方面措施不健全，当出现类似“7•15”新疆暴力恐怖事件和“3•1”昆明火车站恐怖暴力事件时，我们缺乏预防和遏制暴力事件的有效手段，从而导致社会安全事件造成大量人员和社会财富损失的出现。很显然，针对当前严峻的安全形势，现有的安全治理目标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国家安全实践给安全治理目标的转换提出了新的要求。无法想像整天生活在死亡和恐怖威胁之下的政府和民众可以正常地进行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活动，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整个社会全方位安全作为基本保障。因此随着国家安全治理逻辑的转换，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由维护政权稳定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势在必行。国家安全治理目标转变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安全治理范围的延展，将安全治理目标对象由“影响稳定因素”扩展到领土范围内所有可能制造和分配风险的人员、机构和物体。另一个是受益群体的扩展，将安全治理的受益群体由原来的政权机构扩展为全体社会成员和领土附着物。因此这一目标转换进程可以被看作是我国社会治理方面的巨大进步。
2.治理取向:防止社会暴乱———维护社会安全。
“防止社会暴乱”强调维持平稳政治秩序，会将正当维权与人数聚集的大规模群体性活动都视为对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挑战;这种刚性维稳或者压力维稳取向，通过“压力体制”将维稳任务在政府间层层下压，导致政府对民众权利损害之后的二次损害的出现。同时，这不但使得政府政绩考核功能异化，也因为安全治理成本巨大造成大量公共资源和公共财政浪费。最为严重的是，这一安全治理取向导致政府对民众正常利益诉求的无视甚至打压，容易激发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激化政府和民众之间矛盾，酝酿更大政治风险，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无法自拔。因此，这种安全治理取向被看作不经济、不安全且不可持续，其向维护社会安全取向的转变势在必行。“维护社会安全”的治理取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这一治理取向对民众正常维权行为进行重新定性，面对社会组织活动，关注其动机和行为，只要不危害公共安全或挑战政权稳定，就不必视其为威胁。其次，将安全保护的对象由政府机构和政党机构扩展到全社会范围，从而反过来对政府侵害民众的行为开始加以重视，国家安全治理向“社会本位”回归。再次，这一转变也使得原来政府与民众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而淡化，社会全面风险的产生将所有社会成员凝聚成一个整体。可以看出，各类社会群体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社会成员和社会机构的重要性慢慢凸显出来，而且国家安全治理取向从“防止社会暴乱”向保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与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大趋势具有一致性。
3.治理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强势群体。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型的另外一个过程是安全治理群体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变，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层面:群体间转变:“稳定破坏者”向“安全破坏者”转变。维稳逻辑之下，国家安全第一目标是政权稳定，所以任何影响政权稳定的社会行动群体都可能会成为重点防范的治理对象，这其中以“上访者”最受关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对上访进行一票否决，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和上访者之间“上访”与“截访”博弈不断上演，不但导致了“职业上访者”和“谋利型上访者”的产生，也使得北京安元鼎之类的“黑监狱”也层出不穷。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严重对立，上访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恨”和“怕”为主调，从而有了在上访中死亡的钱云会和维护利益未果而爆炸政府的钱明奇，有了“被精神病”的武钢职工徐武、中石化职工陈炎盛、河南漯河村民徐林东和十堰市民彭宝泉等。显然，把安全治理的对象群体选择为上访者等弱势群体，政府越是维稳，越是不稳，其效果往往是南辕北辙。但是在维安逻辑之下，任何团体和个人安全都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对象，整个社会的安全与政府政治稳定安全变得同等重要。在恐怖事件面前，不管是新疆7•15暴力恐怖事件，还是喀什地区的多起恐怖案件以及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爆炸恐怖事件，受害者是不分官员与群众的，甚至警察和军人都成为危害对象。各种风险事件抹平了人们之间地位差异、职业区分和性别区别，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将矛头统一指向了风险和危害的制造者。这些都迫使安全治理对象群体不得不由稳定破坏者群体向安全破坏者群体的转变。群体内转化。就风险制造与转嫁而言，弱者和强者的角色和地位可以互相变换。那些从财富占有、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等标准来判定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群，在风险与安全领域可能会转变为风险强势群体。比如个体性暴力恐怖事件中的马加爵和杨佳等，如果从财富占有角度而言，马加爵与被他杀害的学生相比，属于财富占有上的穷人和弱者，但是从暴力风险制造者角度来定义，马加爵的角色立刻转变为风险强势者;杨佳与被他杀害的警察相对比而言，在权力占有上处于弱势地位，但当他拿起手里的屠刀进行风险制造时，就立刻变成风险强势者。可见，强与弱并非一成不变的范畴，随着风险形势的变化，强弱之间的角色变换可能随时随地发生，这就要求我们想方设法顺应群体间转化的趋势，抑制这种群体内转化的可能，以提高安全治理成效。
4.治理主体:国家政权机构———全体社会成员。
国家安全治理作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不仅仅意味着治理目标、治理取向和治理群体的转换，同样意味着治理主体的转变。在维稳的安全治理逻辑之下，各级政府部门是安全治理行为主体。但是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类别风险和危害不断涌现，全体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有可能成为被危害对象，面对如此繁多的风险类别，仅仅以政府一己之力，恐怕难以担当重任。因此安全治理主体由政府机构向全体社会成员的转变就变得十分必要。这种转变体现在下面两个层面: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面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治理形势，在加强原有公共安全机构、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机构和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功能的同时，国家层面成立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对社会整体安全统筹协调。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正式组织的建立与完善并无法完全应对当前复杂的安全形势，所以面对食品安全风险，有些地区设立了公益性的食品安全协管员;面对涉恐事件多发态势，北京和新疆等地招募大量志愿者，组成义务安全信息员队伍。在现有安全治理机构和组织之外，非正式组织正在开始分担某些安全治理职能，这无疑有利于缓解正式组织的安全治理压力和提高安全治理效率。政府机构———社会成员。风险危害的潜在性、随意性和广泛性将所有社会成员捆绑在一起，面对风险没有社会成员保证自己绝对幸免。当SARS病毒来临的时候，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民众，都难以置身事外;当恐怖袭击爆发时，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同样都会受到伤害。也就是说风险的特性将限制风险治理集体行动中搭便车行为的发生，从而为风险来临时的一致性行动和全员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工作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二、安全治理手段提升
在认识到这一安全治理逻辑转变具体内容之后，我们应该在实践层面作何调整以与之相适应?2011年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系教授吴鹏森曾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对上面所提到的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问题有过探讨，但是吴文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这一逻辑转换的原因是什么?现有制度安排能否适应这一安全治理逻辑转换的需要?针对国家安全逻辑转换的事实，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如何进一步提升?本文将逐一对上面提出的各个命题进行尝试性解答。
1.逻辑转换的实质。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受什么样的本质规律支配?从风险政治学来看，任何风险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与人相关的有序危害结构”，这种有序结构可以被定义为一种风险(恶)势，“风险的制造过程被认为是风险强势群体利用风险权势的造势过程”，风险散布过程被认为是风险的不正义分配过程，风险的治理过程是风险分配正义过程，即风险弱势群体的对称化造(善)势过程。也就是说，当前社会安全形势全面恶化，各类风险丛生，是因为风险强势群体不断地制造和分配风险的结果。基于此可以看出，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之所以会实现上面的转换，究其原因在于不正义的风险制造和分配过程的存在。风险治理要实现向正义分配过程的转变，这就需要治理手段和方式的提升。
2.国家安全治理手段提升。
国家安全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部分，所以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同样要跟随这一大趋势。国家治理本身具有以下特性:“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从治理理念特性出发，顺应国家安全治理逻辑演变趋势，提高安全治理能力，可以从安全治理手段提升入手，作出以下调整:实现安全治理方式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提升，“替代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提升，“集中性方式”向“集成性方式”提升，“专业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提升。
(1)单一性方式———综合性方式。
国家安全治理主体由“国家政府”向“社会全体”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转变。在安全治理“维稳”逻辑之下，政府安全治理实践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延伸组织，具体负责机构是各级维稳办配合以各级司法部门，其行为方式主要是单一的行政或者司法强制性手段，通过对威胁政治稳定者进行劝诫、拦阻，也就是截访，以及将其“被精神病”或者进行司法强制。这种单一化方式总体概括就是一个“堵”字。但是当全面风险来袭之时，不管是政府、个人还是社会组织都是没办法通过“堵”这个单一方式来应对，这与风险的特征有莫大关系。前面我们提到风险可以被认定为一种有序结构，但是其有序性需要以人类对其认知能力的有序性为前提，也就是说在人类没有认识到风险的具体运行规律之前，他总是表现出无序性。除此之外，风险还具有隐秘性和广泛性等特征。这些都为我们认识风险增加了困难，所以在当前人类风险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较低的情势下，针对无法预知的风险，想要“堵住风险”却可能连对象都无法找到。具体而言，在维稳阶段，被认定为稳定破坏者的上访者可以被采取监视、跟踪、管控和限制等方式进行治理，这一阶段的治理对象是可以被确定，所以单一的治理手段可以奏效。但是在维安阶段，由于风险治理对象的扩展，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风险，在风险制造者没有发起风险侵害行动之前，我们是很难确定其具体危害对象并提前做出有效预警。类似乌鲁木齐和昆明的暴力恐怖事件，之所以危害严重且影响巨大的原因就在于，其发生时间、发生地点和侵害对象都是随机的，这无疑增加此类风险治理难度。所以针对安全治理对象扩展这一现实，多种治理方式的综合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成为对落实“总体安全观”的重要手段。
(2)被动性方式———自主性方式。
国家安全取向由被动式的“防乱”向主动式的“保安”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被动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转变。针对稳定破坏者，往往在他们活动时政府才会出面行动，采用的是一种事后被动式治理。比如，一般只有当上访者发生上访行为时，政府相关工作人员才会一路跟随，并联合驻京办工作人员等采取“截访”行动;当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时，政府会出动相关力量到现场维持秩序，并采取相应措施对事件进行平息。这种被动维稳式安全治理以一定的非程序性临时公务活动性质体现出来，不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在政府正常工作之外大量增加了相关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也往往不为民众所支持。风险治理的最大意义在于防患于未然，如果事后被动救援和善后，显然无法满足安全治理的实际要求。随着全面风险时代的到来，风险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不断涌现，维稳逻辑下的被动式治理仅仅是应付上访者就已经耗费了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如若仅仅凭政府之力来应对所有安全影响因素，肯定会力有不逮。基于安全治理水平和效率提升的考虑，一种自主性安全治理方式将被积极推崇。自主性治理方式强调人人都是风险受害者，人人也都是风险治理责任者，当然其前提是各个社会成员的风险识别和治理能力必须做出相应的提升，否则这治理一方式转变会因为治理主体能力欠缺而无法落到实处。
(3)集中性方式———集成性方式。
国家安全目标群体由“弱势群众”向“强势群体”转换，必然意味着安全治理方式由集中性方式向集成性方式转变。维稳阶段的安全治理权力和治理行动往往收归于政府，其主要以一种集中性治理方式展开。但是面对全面风险时代的到来，维安阶段的安全治理则需要集成各方力量以集成性方式来进行。这就要求我们变更看待问题的视角，不能仅仅从政府安全角度出发，将安全威胁对象群体看作是弱势的民众，将民众和政府的关系看作是高度对立关系，或从政府自身行为习惯出发，安全治理手段仅以强制性的司法手段为主。应将矛头指向风险制造的强势群体，将民众和社会整体安全都重视起来，并发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安全治理。在维稳阶段，国家安全治理目标人群往往是利益受损者或生活失意者等弱势群体，但是在维安阶段，安全治理目标人群大都是精英群体，他们掌握着强大的风险制造能力和分配能力，所以安全治理的关键就成为对这些风险精英的危害行为进行制约和限制问题。这无疑比维稳阶段任务要繁重很多，仅仅以现有的安全治理部门的能力显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因此安全治理不妨变为一场“全面战争”和“全民战争”，因为风险面前人人自危，只要情况允许所有人都会不计成本不计精力地参与到风险治理中来。只要做好全民动员，任何社会成员都做好成为安全治理者的准备，自主自发地发现生活中隐藏着的安全隐患和危险源头，做到对风险的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理，尽可能将危害减到最小，那么风险精英的安全危害行为可能会被有效治理。
(4)专业性方式———协同性方式。
国家安全目标由“国家政权稳定”向“社会整体安全”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专业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转变。在维安逻辑之下，由于危害安全的对象转变为风险制造者，就将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由原来的对立关系变成协同关系，这也适应了安全治理对象从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化的趋势，有利于形成对风险制造者“人人喊打”局面的出现。同时也可能终结“不稳定因素”向“危害公共安全因素”转变的可能。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安全形势恶化，政府机构中的司法权力有着扩张的趋势，特别是警察用枪权力的放大，很可能将普通民众和危害安全分子的边界模糊化，从而造成新的官民对立，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警察枪支滥用事件中看出端倪。政府主导的以专业性司法手段为主导的安全治理模式显然不能适应当前需要且存在各种弊端，因此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和安全治理现实需要来看，在安全治理中引入协同治理理念很有必要。协同治理强调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和共同合作关系，这不但打破了现有安全治理部门之间的区隔，增强各部门之间合作的可能，同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风险实际时，协同性治理无疑较之专业性治理更有优势。
三、结语
政治逻辑论文范文3
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已取得丰硕成果，但由于师资水平、毕业生就业期望过高等因素，造成高职人才培养尚存在着系统偏差，致使社会企业用人单位缺乏大量的网络技术专业的蓝领人才，而另一方面却是高职院校中众多的网络技术专业的毕业生难以就业。这一偏差致使我国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与就业市场严重脱节，这一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是高职网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导致高等职业院校培养的毕业生由于操作能力差、解决问题能力不强等实际培养效果与市场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存在很大差距，致使毕业生在就业市场很难满足社会的要求。
（1）高职网络技术专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方案存在问题
特别是实践教学内容、所占比重以及教学形式等需要改进，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课程内容缺乏弹性，合理的选修课目设置较少或是缺失，学生不能根据自己意愿、爱好选修课目。
（2）对高职网络技术型人才存在认识上的偏差，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的技能型网络人才不相适应。
在职业技能培养方面，职业技能训练不成体系，训练强度不够，学生对网络技术的理解、操作及创新能力不够；在职业素质教育方面，如团队精神、开拓精神等尚没有得到全面的培训，因而造成与行业发展和社会需求相脱节。
（3）现有的高职网络技术专业教学模式不能满足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要求。
教学中过多注重理论知识的培养，实用技能训练相对不足，学生实际动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课程内容滞后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学生学到的知识应用价值较小，实训教学、案例教学内容少，导致学生在实际就业中达不到用人单位要求而失去就业机会。当前，高职网络技术专业教育模式中主要存在两种极端倾向，一方面是参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其中带有浓重的本科教育痕迹，或是对本科培养方案的简单缩略；另一方面是参照中职教育培养方案，过多强调实践操作而忽视基本的、必要的理论学习，致使学生理论基础薄弱、可持续性学习能力不强。通过对众多高职院校办学情况和市场对网络技术专业人才需求的调研分析表明，现有的沿用本科模式的专科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培养模式很难适应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高职网络技术专业教育模式中的这两种极端倾向均将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现有人才培养模式，不仅无法满足社会对高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而且也制约了网络技术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进一步发展。
2职业资格证书在高职人才培养中的地位
发达国家的高等职业教育，在就业方面有完善的国家资格框架支撑。这个国家资格框架既规范就业市场、监督劳动就业行为，也约束高职院校规范培养人才的行为。我们国家也日益重视职业资格证书在高职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国务院在《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严格实施就业准入制度，完善学历证书、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当前，职业资格证书在我国各个行业的认知度不断提高，在就业市场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职业资格证书已开始发挥“就业通行证”的作用，成为学生提高就业率的一个重要手段。
2.1高职网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实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职业教育要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深化教学改革，以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对于既有较强实践能力又有较好理论基础的高级应用型网络技术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这就决定了高职网络技术专业教育必须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把实用型人才、技能型人才作为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
2.2以能力为本位的双证书教育模式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不是学术研究型人才，为使毕业生能更好地就业，职业资格证对于高职毕业生而言是必备的。职业资格证书在高职学生就业中分量越来越重，是学生就业的基石，在高职教育中实行专业学历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双证制是高职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高职教育中重视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取尤为重要。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实行“双证书”制度的目的在于使高职院校培养的专业人才能适应社会用人单位的需求，使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与就业岗位要求紧密配合，能更精确、更直接地适应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在高职院校实行“双证书”教育模式，使教学内容与职业资格证书鉴定内容相结合，调整教学计划使之与职业技能鉴定内容相适应，形成学历证书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相互促进，有效地提高学生就业能力。社会和用人单位对学校和学生的认同是判定高职院校办学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毕业生要符合用人单位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高职院校在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培养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技能型人才，既是高职院校发展和提高毕业生就业率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才就业市场的客观需求，更是就业导向呼唤大学生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需求。在高职院校提倡学历证书和职业证书并重的双证书制度模式，对于提高学生就业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加强高职网络技术专业职业能力培养
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应该成为高职教学的一个重要特色。为此可以在高职网络技术专业教学计划中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1）认真做好高职网络技术专业教学计划的制定工作，进一步提高职业资格证书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2）在教学实施中尽可能将网络技术专业课的教学大纲与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大纲融合，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工作。此外还要根据证书考试的要求进行全方面的技能训练，以使学生在专业实践方面得到锻炼。
（1）以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准确定位高职教育培养目标。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具有能适应实际生产、提供服务和管理基层的高层次实用型、应用型的高技能人才。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大量的社会用人单位需要能工作、生产和操作在第一线的技能型、操作型人才，因而高职网络技术专业教育就应面向基层、面向用人单位，培养既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又有较强实践工作能力的高级技能型人才。
（2）以职业能力为定位，突出高职网络技术专业教育特点。
社会对高职毕业生最突出的要求就是具备职业技能及实际操作能力，因此，高职网络技术专业教育方向应以岗位能力要求为导向，立足于从岗位职业的要求出发，准确定位，确定课程体系主线，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以使学生更好地就业。坚持双证书教育模式，在人才养方案中融合职业资格证书的要求，帮助学生增强实训能力，使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
（3）增加选修课，突出学生个性化能力的培养。
高职院校的教育是否成功，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就是衡量其培养的学生是否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及拥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高职教育不是格式化教育，而是职业导向性教育，所以我们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应根据企业和学生特殊要求来增加选修课程的范围和比重。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学生可根据将来想从事的职业方向或自己的爱好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选修，让每个学生有更大的个性发展空间，以此实现高职网络专业人才培养多样化的要求。
（4）增加实践教学比例，使理论知识教学与技能训练有机地结合。
政治逻辑论文范文4
1.大学生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
无线网络技术拓宽了学生接受知识的范围和途径，突破了时空限制，使教育变得更为开放，21世纪是信息化进入高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已经渐渐取代广播、电视成为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群日常生活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网络的便利性已经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接触无线网络的便利性，意味着大学生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
2.大学生获取各类信息源内容更为复杂。
无线网络技术不仅从时空方面为大学生提供了获取信息的便利，也从内容形式层面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又复杂的源头。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台式电脑，无论何种电子产品只需接通无线网络，即可获取各类信息源，从学习到生活，从娱乐到八卦，从时政到文学，任意领域的信息都可以查询并获取。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网络环境却不容乐观，尤其是众多不法分子在网络上宣扬极端思想或利用学生易骗的性格特征进行网络诈骗，总之丰富的信息源中也夹杂着消极、违法犯罪的内容。大学生获取各类信息源的内容五花八门，信息源十分复杂。
3.大学生受到社会不良思想的煽动更强。
无线网络技术不仅给民众带来了思想更新的便利，也给各类不法分子提供了宣扬其不良言论的平台。大学生以青少年为主体，思想状态并不稳定，思想行为较为冲动，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刺激与影响。很多不法分子正是利用大学生“耳根子”软、心思单纯等特点，宣扬其不良言论，达到其牟取暴利、扰乱社会秩序的目的。
4.大学生的课堂教育质量受到巨大冲击。
无线网络技术给高校教师在教学技术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因网络技术的影响改变了课堂教育状态。很多高校教学楼有配置有无线wifi，大学生在课堂上可以自由使用无线网络，学习意志不够坚定的学习者则容易忽略老师的讲课内容，只顾自己上网娱乐，课堂上经常呈现一片“低头党”，造成课堂质量不容乐观。笔者曾在所带学生的课堂中做过调查，约百分之百的学生上课会带手机，约80%以上的学生会在上课时翻阅手机，更有50%左右的学生上课玩手机的时间比听课的时间更长。这种因网络技术带动课堂使用手机，忽视上课内容的情况已经越来越让高校教师们头疼不已，严重降低了课堂的效率，也造成了校园学风不严，玩风盛行。
二、无线网络技术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原因分析
无线网络技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究竟是哪些原因使高校政治教育工作受到如此大的冲击，以下几个方面为主要原因。
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授模式守旧。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大多集中在课堂上，以理论课的形式进行“一言堂”式的教授，教学模式较为守旧。因为思想政治理论方面的内容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内容比较严肃，理论性内容较多，容易让学生觉得生涩难懂，学生感兴趣的较少，课堂效率低，甚至很多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成为学生缺课的“重灾区”。
2.学生思想活跃，思辨意识较强。
随着时展，学生接收的各种信息量十分巨大，虽然年纪轻，但头脑中混杂了多种思想。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即做思想领域的工作，引导学生接收先进的中国共产党理论知识。对现今十分有主见的学生而言，接收思想层面的工作需要以理服人，而非一味地强行灌输，否则只会引起学生的反感。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自身学习的不足。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大多为高校思想政治辅导员，因为辅导员日常事务性工作较多，尤其是管理学生的琐事居多，加之处理校园内突发性事件，更是没有充足的时间学习理论知识。长期注重实践工作，忽视理论知识的学习，对于自身的理论知识的学习时间不够，业务学习的途径手段较少。很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开展工作时都面临着理论基础的不足，在阐明理论道理时论据不足，学不到位，没有办法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在进行思政教育过程中容易遭遇窘境。很多主客观因素的硬性，使得很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无法很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对无线网络影响的对策及建议
1.充分利用无线网络技术“双刃剑”，搭建网络教育平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应与时俱进，改变以往陈旧的教育模式，搭建大学生学习的网络教育平台。部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感兴趣，认为枯燥无味、学无所用的态度，这种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推进及发展是极其不利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有效地利用无线网络技术这把“双刃剑”，搭建网络学习平台，例如开通一个微信账号，通过微信订阅号每周或每月社会时事概要及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安排内容；建设网络空间，把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以日志的形式上挂网络，要求学生进行网上学习等。
2.及时梳理网络信息的来源，引导大学生判断是非。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多关注网络信息媒介，及时了解各种内容，从而引导大学生判断是非。很多网络信息者不管信息真实性及科学性，肆意不良言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多关注信息动态，在课堂上或晚点名时针对不实或偏激言论进行分析讲解，帮助大学生判断是非，免受网络不良信息的误导。例如某段时期，受中日国际关系紧张的事件影响，很多大学校园里学生受到网络“反日”情绪的煽动，被鼓动去参加非法的游行示威，甚至打砸日本车、电器店。这种关键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利用晚点名、班会等形式进行形势分析，引导学生理国，避免出现失控局面。
3.配合高校教师工作，提高课堂教育质量。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配合高校教师的工作，帮助其提高课堂教育的质量，例如可以多查课、多与高校教师交流，严格上课使用手机的纪律，减少学生上课用手机娱乐的机会，恢复良好的课堂秩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绝大多数是学生思想政治辅导员，辅导员与学生接触机会最多，可利用晚点名或班会等机会对学生加强学风建设的教育与宣传，让其充分认识到学习的自主性与自觉性。
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多重视自身理论知识的学习。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先锋”，应该重视自身的理论知识学习，高效率地完成琐碎的日常事务的工作，不能忽视自身理论知识的汲取与学习，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无法从思政工作中汲取精神要点，最终也无法顺利地开展思政工作，只会导致缘木求鱼，抓不住工作中的重点。
四、结语
政治逻辑论文范文5
一、稿件初审主要任务
科技期刊编辑进行稿件初审主要有四个任务：第一，基础评价，即稿件是否为科技论文，是否符合本刊办刊宗旨，稿件内容是否在本刊刊登范围内，稿件中是否存在政治性问题、涉密问题等。第二，对论文的学术质量进行评价，即对论文的真实性、创新性、科学性进行评价。第三，对论文的写作质量进行评价，包括文字质量、撰写格式和规范化程度、写作水平等[2]。第四，编辑要在以上审读结果的基础上，及时写出初审报告，并对稿件提出取舍意见和修改建议。如果编辑收到投稿后能快速、准确给作者提供反馈意见，不仅有利于稳定本刊的作者群，而且对复审工作的顺利进行意义重大。
二、稿件初审工作内容
（一）判断稿件是否符合本刊办刊宗旨与刊登范围
编辑收到投稿后，要在仔细审读稿件的基础上，从文章题名、摘要、标题、图表等方面判断稿件是否为科技论文，是否符合本刊的办刊宗旨，是否在本刊的刊载范围内。农业科技期刊虽然基本不涉及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其政治思想问题往往隐藏在图表或字里行间，编辑人员要强化自身政治敏锐性，提高自身政治理论素养，初审时应谨慎对待与处理稿件中的政治问题、疆界问题等[3]。如遇病虫害方面论文，要核查是否为检疫性病害或虫害，通过查找参考文献、与作者交流、咨询专家等方法判断是否有涉密内容。对不符合本刊办刊宗旨、不在本刊刊载范围内或有其他不能上刊原因的问题稿件做退稿处理，写好退稿信。退稿信应对文章给予公正的评价，详细说明退稿原因，同时，可给作者介绍一下本刊的办刊宗旨与论文主要刊登范围，真诚欢迎作者如有符合本刊办刊宗旨的文章能继续投稿。对于研究方向与期刊刊登范围相近但又存在疑义的稿件，及时提交编辑部主任或专职副主编处理，也可通过请教专家或其他方式确定稿件的处理意见。
（二）判断稿件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判断投稿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是编辑初审稿件最基本的任务，编辑要严格负起学术把关的职责，不仅要选用多种适宜的数据库进行检测，而且要通过参考文献和关键词检索排除隐性学术不端行为，严防学术不端稿件上刊，净化学术环境。编辑进行稿件初审时，可将符合本刊办刊宗旨的论文上传到AMLC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论文平台上进行多次检测与比对，可以初步筛选出抄袭、剽窃、一稿多投、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行为；通过核实作者署名与基金项目，可以避免出现论文、署名不当等学术不端行为。但是，各种软件都有自身的缺陷，如AMLC检测系统对图片、表格、公式的检测存在疏漏，所以，编辑不可只依据AMLC学术不端软件等数据库结果判断论文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建议使用多种数据库进行检测。编辑在初审时要重视对隐性学术不端行为的检测。隐性学术不端行为并不存在抄袭、剽窃等行为，是作者通过大量文字更改致使学术不端文献检测正常，但稿件有些内容与检索出来的论文内容大致相同。编辑通过将投稿与参考文献、关键词检索出来的相似文献进行比对，可以发现隐性的学术不端行为。对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稿件，编辑要做好退稿处理。在撰写退稿信时，不忘加强防范学术不端行为政策宣传，加强对作者学术规范和科研道德的教育，培养作者严谨求实的科研态度，净化学术环境。
（三）对稿件的创新性、科学性做出评判
编辑初审时，要从专业的角度，对稿件的原创性、科学性、真实性进行审查，此项工作是编辑初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综合性农业科技期刊稿件内容可能会涉及农业各学科的多个领域，编辑往往只对自己所学的领域的专业知识熟悉，而对非本专业领域的专业知识不太了解，编辑在初审稿件时，应多查、多看、多问，多下载相关文献资料，多查询同类期刊，多询问相关专家、学者与资深编辑，通过日常学习与工作积累不断提高自身专业学识水平和评判能力。编辑在初审稿件时，要对论文所涉及的具体问题有所了解，选择3～4个能准确展示论文内容的关键词，输入相应数据库进行检索，将检索出来的5～10篇相关文献下载下来，同时，也将与投稿内容相近的参考文献的全文下载下来，分别与作者投稿进行对比，通过文献对比可以帮助编辑对稿件的科学性、创新性做出初步判断。编辑选择数据库时，尽量选择多个适合的数据库进行联合检索，将检索出的文献的全文下载下来进行比对。采用下载相关文献与原投稿进行比对的方法，首先，可以增强编辑对论文的理解，帮助编辑发现新投稿件与检索出的文献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有利于编辑对论文的创新性做出准确判断；其次，可以了解论文研究背景、研究方法，掌握论文撰写的主要内容和写作质量，从而对论文的科学性做出判断[2]。
（四）检查稿件的文字质量、撰写格式和规范化程度
编辑在初审稿件时，要重点审核稿件的逻辑性与一致性，检查投稿内容逻辑是否清晰，语言文字是否简明扼要。有些作者写文章时，只关注文章的结构，往往忽略语句的完整性，文章中有些语句缺少主语或宾语等[4]，还容易出现摘要、正文、结论不一致的问题。编辑初审时如果发现逻辑性问题、语言文字问题，可在撰写稿件退修意见时，将发现的问题一一标注清楚。编辑还要对公式、数字进行检查核对，看公式是否撰写有误，稿件中的相关数据带入公式后是否出现正确的结果。图、表是表达实验数据、观察结果和科学思想的形象化语言，具有形象、直观、真实、完整的特点，能客观显示研究内容、研究结果和研究水平[5]，在科技论文中被大量使用。编辑初审时要检查图表中的数据与正文数据是否一致，图表中的内容是否与正文相符，图表的使用是否规范。如：图的横纵坐标及其标目是否齐全并标注正确，坐标轴刻度线标注是否规范；表格是否采用三线表，表格设计时是否遵从表格竖读的特性，量和单位的组合形式表达是否规范等，以稿件刊登后能让读者读懂表格中的每个字、每个符号、每条线及每处空白[6]为宜。编辑在初审稿件时还要重视审核参考文献的标引问题，应重点查看以下内容：①引用的参考文献是否为近几年发表的论文。②引用的参考文献内容是否与稿件内容相关。③是否已完全标注参考文献。此项工作可以通过学术不端文献检测、关键词与参考文献检索核实。④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是否规范[2]，是否出现作者姓名错漏、期刊名称错误等问题。⑤参考文献序号与能否正文中内容一一对应。
三、重视稿件初审退修工作
科技期刊编辑尤其要重视初审退修工作，初审退修是编辑根据在初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给作者提出的进一步完善论文内容、提高论文撰写质量的修改意见，以利复审专家对稿件进行科学性方面的评判[7]，从而提高稿件审稿效率，提高稿件录用率。编辑在初审工作中，要尊重作者的劳动并注意保护作者的投稿积极性，如发现稿件存在结构混乱、层次不清、逻辑性差、试验论据缺少统计分析等问题，不可直接“一棍子打死”，可通过向作者提供本期刊的体例模板，引导作者写作，通过及时与作者沟通指出论文存在的问题，指导作者撰写出符合要求的科研论文。对于有创新性但作者写作经验不足，尚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的论文，编辑要在仔细审读稿件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详尽的修改意见，使作者修改稿件时能做到有的放矢，加强逻辑性与可读性，突出科学性与创新性。图和表作为科技文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用得当可以使艰涩难懂的研究以一目了然、清晰明了的形式呈现给作者，大大提高文章的可读性[8]。编辑可以提前编辑好图、表的使用规范和标准，必要时提供给作者，帮助作者熟悉图、表的使用规范，以利作者编制出与论文内容契合度高的图、表，准确使用图、表来表达研究内容。编辑还可通过定期公布和更新经编辑部查验的新兴科技名词供作者使用，以提高科技论文用词的一致性和准确性[9]。初审退修的稿件，待稿件修改完成并返回编辑部后，编辑还要对文章内容与写作形式等再次进行仔细审查，如仍存在内容撰写细节性问题，需再次提出文章修改建议，指导并帮助作者再次进行文章修改，直至文章修改整理到位后再发给审稿专家审稿，避免审稿专家的审稿意见集中在语言和表述形式上，而弱化了对稿件在学术层面上的评审[10]。
四、提升编辑素养，提高评判能力
农业科技期刊编辑岗位基本没有“科班出身”，大部分是从农业院校毕业生中招聘而来，或直接从科研岗位转岗而来，要想高效准确地完成稿件初审工作，需要通过不断学结提高自身编辑素养，丰富专业知识，以应对期刊编辑工作日新月异的发展需要。首先，编辑要不断提高自身编辑素养。编辑要通过不断学习丰富自身编辑专业知识，掌握行业规范，提高语言文字驾驭能力。编辑可以通过参加国家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参加出版专业基础知识及操作技能培训班、出版专业继续教育培训等系统学习编辑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编辑实务，全方位提高编辑素养，提升政治理论水平，增强法制意识和规则意识[11]，并将掌握的编辑理论知识应用到初审实践中，通过在编辑工作中的实践操作逐步掌握并强化提高。编辑可通过日常工作积累、不断总结初审工作经验、向资深编辑请教、与同行交流、认真研读编辑类刊物等途径提高编辑业务能力。其次，编辑要不断丰富自身学科专业知识。科技期刊编辑在初审工作中可以接触到大量不同研究方向的科研论文，这是一个有效的学习专业知识的途径。编辑在初审稿件时，需要下载相关文献与投稿做对比；复审后，要结合专家提出的审稿意见有针对性地指导作者修改稿件；在稿件校对过程中，要一遍遍核实文稿中的细节性内容，这都给编辑提高专业学术水平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编辑还可以通过浏览专业刊物、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参与科研项目研究等途径学习相关学科专业知识。通过阅览文献学习、向科研专家学习、向作者学习、向审稿专家学习，并在审稿实践中加以应用，不断积累，编辑的专业知识水平会不断提高，同时，评判来稿科学性与创新性的能力也会不断提高。
政治逻辑论文范文6
一、学术期刊论文形式质量存在的问题
1．结构松散混乱
许多稿件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一是主题不明确，思维逻辑性差。常常是围绕一个中心进行分析时，却中途岔出别的话题。这样的文章，在下笔之前没有进行整体规划，想到哪写到哪，对客观事物固有的逻辑不尊重，忽视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如果思路没有条理，表现在文字上就是天马行空，言之无序。二是主要内容与次要内容层次不清晰。表现为各个层次之间内容杂糅交错，各部分内容重复或矛盾。三是缺少过渡，忽视照应，不会在内容转换时合理使用过渡性语句。结构的松散混乱表明作者论述思路不清晰，没有围绕主题来结构全文。
2．行文格式不统一
行文格式不统一是期刊论文中最常见的问题。一是没有明确的各级标题或各级标题混乱，采用的标题等级不是常规的数字形式，还有不会用小标题和随意使用小标题的现象。有的文章全文不使用小标题，段落中也没有中心句，有的作者却又滥用小标题，小标题下的内容长短随心所欲。另外，小标题与正文内容不吻合、小标题层次不清楚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二是注释的标志不一致，很多稿件中采用的注释格式标志各不相同，这样的稿件表明作者没有按照投稿刊物的基本要求及风格处理文章，也没有考虑真正让读者方便阅读。
3表述形式不规范
稿件的表述形式是指稿件中对语言文字及量和单位的应用。语言问题主要表现在句子结构不完整，句子缺主语；词语搭配不当；语言口语化，用词随意，学术性较差。学术论文的读者大多也是专业人员，适当的专业术语不仅有利于把事情说清楚，还能够使读者更加容易与作者产生认识的一致性，从而产生共鸣。量和单位使用混乱是稿件中的常见情况，一些稿件只按个人习惯，不顾国家有关规定，选用一些不符合稿件主题和目标读者的量和单位的名称、中文符号或字母符号。
二、提高期刊论文形式质量的措施
1．确定合理的框架结构
梁启超说过，“凡制于文，先布其位，犹夫行阵之首次，阶梯之有依也”，意思就是写文章应该先考虑框架结构，文章的框架结构确定了，即内容层次安排明确了，稿件的主题就更加突出，读者也能更好地循序渐进地理解文章的内容实质。合理的结构框架，应是文章的几个部分之间具有一定的逻辑规律，有其特定的系统结构，有明确的概述和分述的关系和明显的层次安排。同时，文章的几大部分之间内容互相不矛盾，如果本身存在交叉内容，应详略有别的进行阐述，而不是简单重复，使各部分之间互相呼应。学术论文的阐述方式应采用演绎式或归纳式，归纳法，指的是从许多个别事例中获得一个较具概括性的规则。这种方法主要是从收集到的既有资料，加以抽丝剥茧地分析，最后得以做出一个概括性的结论。演绎法，则与归纳法相反，是从既有的普遍性结论或一般性事理，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一种方法。由较大范围，逐步缩小到所需的特定范围。归纳法是从特殊到一般，优点是能体现众多事物的根本规律，且能体现事物的共性。缺点是容易犯不完全归纳的毛病。演绎法是从一般到特殊，优点是由定义根本规律等出发一步步递推，逻辑严密结论可靠，且能体现事物的特性。缺点是缩小了范围，使根本规律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展现。
2．注意统一的行文格式
任何稿件都应有统一的行文格式，文章行文格式统一了，阅读者读到哪里都能看到指向明确的“路标”，就能明了各段文字之间的逻辑关系。统一的格式一是体现在同级别的标题采用相同的标志，各级标题的标志各有不同。应对作者提出要求，要以不同的数字形式作标志，各级标题的次序要一致。合理使用小标题让文章结构清晰、明了，文章的可读性就会大大增强。学术性期刊的稿件更要合理准确使用小标题，小标题之间层次要清楚。同一层次的小标题应统一使用结构相近的短语，各级小标题应单独成行，且小标题不宜过短或过长。标题的层次标号在社会科学类的期刊中第一层一般是以一、二、三、……来标注；第二层以（一）、（二）、（三）、……来标注；第三层以1、2、3、……来标注；第四层以（1）、（2）、（3）、……来标注，常见的篇幅比较短的多使用一、二、三、……1、2、3、……两种。二是各种注释应采用一致的标志，同一稿件注释中应用一致的格式标志。三是稿件中公式、表格、图片的标注形式应一致且符合规范，外文字母的大小写、正斜体、上下角数字和符号的形式等。
政治逻辑论文范文7
科技期刊编辑的政治素养是其坚守立场、明辨是非的能力，是核心素养的核心，素养中的知识、技术、能力必须以态度、价值为根基。在当代中国，政治素养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11-12]。中国的科技期刊是传播社会主义科技成果、信息、思想的主要载体，科技期刊编辑必须与时俱进地学习党和国家的科技政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刊宗旨和正确的舆论导向，使其符合国家意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时刻走在思想前沿，牢握办刊方向，避免出现政治性失误；必须熟悉诸如《著作权法》《保守国家秘密法》《出版管理条例》等各项法律、法规，要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做好期刊出版工作，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良好职业道德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应对新时期多元文化下的科技期刊编辑工作。
2工匠精神是科技期刊编辑的核心职业要求
科技期刊精品力作来自编辑独具慧眼的选择和创造性的加工，犹如工匠对作品的精雕细琢。在当前科技期刊出版载体日新月异的新兴媒体时代，精品内容的出版更加离不开编辑辛勤的创造性劳作，编辑的工匠精神是新时期的必需品和宝贵财富，是保证和提升科技期刊出版质量的关键，是加强编辑核心竞争力、促进科技期刊发展的呼唤。在保障与提高科技论文水平的过程中，工匠精神主要体现在编辑对论文科学性的审查中和对论文结构完整性、语言文字标准化与规范化的编辑加工和校对中。科技期刊编辑的工匠精神首先体现在论文的把关过程。编辑既肩负着科研成果的传播与交流重任，又肩负着维护科研诚信的使命，是阻止学术不端行为的最终防线。编辑在审稿时应重点审视论文内容有无理论、方法、观点等创新，也应重视规范语言文字使用的能力与编辑技巧，编辑必须谙熟编辑出版专业知识与技能，应成为编辑出版行业的专家。在进行稿件加工时，科技期刊编辑应使加工后的论文标题鲜明，文题相符，章节间关系符合逻辑且紧密衔接，语言表达通顺、精练，术语、计量单位标准、规范，图片、表格清晰、精美，公式推导正确、严密，结果准确、可靠等。总之，科技期刊编辑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对提高期刊学术水平和编校质量至关重要。
3编辑的信息素养与国际化视野是提升科技期刊竞争力的推手
信息素养是人们获取、评价和使用信息资源的能力，科技期刊编辑的信息素养包括对信息的感知、获取、处理、利用、交流与再生的能力。科技期刊编辑只有具备良好的信息素养，才能从容应对信息大爆炸时代中的海量信息，建设性前瞻所涉专业领域的热点。良好的信息素养可以助力科技期刊编辑选题策划，通过学科内权威期刊、国内外知名数据库、微博、微信、QQ等多种方式，可随时了解期刊所涉学科的发展态势，理清发展脉络，并依此预判发展趋势。在梳理、分析、比较、甄别信息的基础上，可基于所属专业领域的海量信息，比对目前相关专业的研究热点和预期创新点，形成创新信息库，并从中发现隐藏的有用信息，策划优秀选题，还可借助信息化手段征集、检索选题，拓展选题空间，深度挖掘选题方向、作者资源等。由于有数据分析支撑，科技期刊编辑可以有效延伸选题的广度和深度，使选题更加新颖。可见，科技期刊编辑只有具备信息素养，才能掌握学术前沿信息，使科技期刊真正成为科学性与时效性并重的学术出版物。科技期刊编辑在组稿、审稿与编辑加工过程中会经常与作者交流，因此，须及时了解作者的观点，明确论文的写作方向和风格，帮助作者优化论文结构和语言，以提高论文质量，还要与作者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科技期刊出版过程中，编辑要与排版、印刷、发行等各个环节中的同事交流协作，以实现期刊的顺利出版。编辑还需积极与国内外专家、学者交流，充当学术经纪人，努力活跃于学术领域，不断扩充作者资源和学者人脉。此外，编辑应充分调动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变编辑办刊为专家办刊，变编辑等稿加工为专家组约稿件，借助专家的影响来撰、审、组、编稿件，这样可以把更多高水平人才吸引到办刊中来，使科技期刊在更高层次上更快发展。鉴于此，编辑只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培养强大的社会活动能力，才能打通各种渠道，搜集多方情报、信息，不断建立并维持与各方的和谐关系，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工作起来才能得心应手。科技期刊国际化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内容国际化，科技期刊刊登的科技论文须能反映该领域的最新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因而科技期刊编辑的国际化视野就显得极为重要，编辑通过各种信息化手段可快速、便捷地接触到相关领域的研究动态，寻找到相关领域的行业翘楚，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稿源，还可与国际知名数据库加强沟通，力争被其收录，以进一步扩大读者群和作者群，从而扩大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因此，科技期刊的良性发展需要编辑具备宽广的国际视野，只有不断拓展编辑的眼界，才能不断推进期刊的国际化发展进程，不断提高期刊的国际地位。
4思维创新意识是科技期刊编辑的生命力
编辑是期刊创新的动力源泉，编辑的创新思维意识可拓宽并多元化、现代化科技期刊的发展道路，使其与时俱进，科技期刊编辑须树立创新意识，并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以促进科技期刊不断创新、求变和发展。编辑的创新思维要以优化选题策划为重。在选题策划、组稿和选稿过程中，编辑应努力将科研人员获得的新成果抢先发表；在对期刊栏目设置和版面编排设计时，编辑应使内容与栏目安排相匹配、文章篇幅与版面设计相得益彰，使读者在享受美的过程中获取新知识。可见，科技期刊编辑应具备创新思维意识，这样才会产生创新型、创造性的执行力，才会探寻新的发展道路。
5主体意识是发挥科技期刊编辑主观能动性的基础
科技期刊编辑的主体意识是其自身内在思想品德、知识修养等综合能力所形成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科技论文选择、加工与出版过程中的体现。它体现在编辑对自身工作的认同上，这种认同表现了编辑工作对科技进步与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只有对自身主体性高度认同，编辑才能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科技期刊编辑必须树立明确的主体意识，要强化编辑的重要作用，更要明确自己在科技成果传播中的巨大作用。编辑在选题策划、组稿、审稿、编辑加工等活动中，须根据科技期刊的办刊宗旨与报道范围，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与主体创造性，并物化到科技期刊中，以实现其主体意识的充分调动。编辑应以客观现实为基础，紧抓行业热点，把握作者研究实力，有计划地组约稿件；在保证时效性、针对性、协调性与前瞻性的基础上优化稿源，积极促进专题研究，努力提高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根据学科发展态势，按照科学合理、比例均衡的原则取舍稿件，刊用社会效益和学术价值高的论文；坚持公平公正、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原则，独立审查科技论文内容的科学性与创新性，结构的逻辑性与衔接关系，图表、数据等的真实性等；以敏锐的眼光和质疑精神对作者的稿件能动地再创造。对编辑主体性的认识与发挥，有利于提高科技期刊编辑的创新素质，从而促进科技期刊的良性发展。
政治逻辑论文范文8
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国际贸易；质量问题；原因分析；对策
在国内商务成本上升和国际需求不旺的双重制约下，中国外贸正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挑战，亟待转型升级。外贸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提高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质量迫在眉睫。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是国贸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之一，它对于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独立思考品质，以及增强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有关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质量下滑乃至沦为“鸡肋”的论调甚嚣尘上，一些失望之极的教师甚至建议取消毕业论文。本文认为，取消本科毕业论文会导致本科生失去培养自身能力的宝贵机会，恐为不妥；我们应该着眼于改进本科毕业论文工作，以使其达到提升学生素质的预期目标。本文拟阐述国贸本科毕业论文常见的质量问题并分析造成这些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提高论文质量的解决方案。
一、常见的质量问题
1.选题不当。选题是论文写作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刘国华和张伟东，2014；田洪和陈绍友，2014）。选题直接决定了论文的价值和写作效率。选题的本质是提出有价值的、有趣的研究问题。然而，不少学生因为忽视论文选题的重要性或者是因为缺乏“问题意识”（张煜，2011）而出现盲目确定题目的现象。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选题陈旧。全球经贸环境日新月异，国内政策导向也时有调整，这为国际贸易研究提供了许多鲜活的话题。但是，一些学生对经贸实践的最新变化知之甚少，以至于他们选题时高度依赖教科书，选择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譬如绿色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反倾销等。我们认为，除非有新的切入点、新的研究方法或者他人未能提供的富有启示意义的经验证据，这类陈旧的课题都不应作为选题对象。这是因为陈旧的话题不仅无法引起教师甚至学生本人的兴趣，而且容易使得写作陷入低水平重复、缺乏研究价值的困境之中。第二，选题过大。有些学生的选题过于宽泛，涵盖面过广。他们误认为选题越大，写作难度就越低，而且论文越有价值，殊不知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例如，有学生以“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问题研究”为题。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宏观政策、进入模式和风险控制等多项课题，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在一篇本科毕业论文中把这个宏大的议题讲清楚的。第三，选题过难。部分学生在选题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自身的理论功底和对研究方法掌握程度，一味地去选择吸引眼球但很难写的问题去研究。譬如，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单向升值，在这种情况下各界都非常关注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于是，一些学生在毕业论文中就专门研究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这个话题虽然有重大意义，但它显然超出了本科生的写作能力。第四，选题偏离专业领域。少数同学出于个人兴趣的考虑去研究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从而脱离了专业培养目标。2.论证不充分。论证是用论据证明论点的方法和过程。论证的展开就是显示作者的思路有无逻辑性的过程。学生们在论证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第一，一些关键论点缺乏来自文献或数据或案例的有力支撑，表现为：论据与论点无关或相关性不强、堆砌资料、数据陈旧、论据本身不可靠。第二，违反形式逻辑，表现为分类错误、层次不清、结构紊乱等问题。3.不符合基本的学术规范。本科毕业论文虽不要求公开发表，但它作为学术成果必须满足学术规范的要求。本科生毕业论文在学术规范方面的常见问题包括：第一，论文写作东拼西凑，大段复制粘贴他人论文（王丽娟，2010），导致重复率过高甚至涉嫌抄袭。第二，引用不规范，突出体现为照搬他人观点而不做必要的说明。
二、导致质量问题的原因分析
1.学生角度。学生是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当然主体（田洪和陈绍友，2014）。学生写作态度不端正、科研素养及写作能力欠缺是导致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欠佳的直接原因。首先，思想上不够重视。在现行体制下，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高低对学生就业、攻读研究生均无影响（逄玉媚，2009），甚至也不影响学生毕业。鉴于此，很多学生不愿意在本科论文的写作上投入足够的精力，敷衍和拖沓现象屡见不鲜。其次，学生普遍缺乏“问题意识”。他们习惯了“填鸭式”教学，倾向于接受知识的灌输而缺乏探索意识。在选题过程中，有些学生确定的选题毫无新意，有些学生只是被动地等待教师提供的议题，还有些学生在几乎不经思考的情况下向教师报送若干选题让教师做“选择题”。最后，科研基本素质不过关。我国高等教育在形式上已经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柯颖，2008），这导致不少原本不符合相应升学资格的学生被高校录取，客观上降低了生源质量。不少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存在欠缺，并且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计量经济学知识，这导致他们在论文写作时往往是有心无力。2.教师角度。由于本科生都是第一次写毕业论文，他们对论文写作流程、技巧及注意事项知之甚少，所以他们离不开教师的悉心指导，故而教师构成本科毕业论文的“应然主体”（田洪和陈绍友，2014）。但是，指导教师的主体地位常常未能有效发挥，这主要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其一，师资匮乏（乔军和孟庆玲，2011）。在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全国各高校纷纷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目前设有该专业的高校已有600所左右。扩招导致教师所指导的学生人数增加了，某些学校的教师每年人均指导学生数多达20—30人。并且，教师还承担着其他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及艰巨的科研任务，这使得他们难以抽出精力对本科生进行深入、有很强针对性的指导。其二，少数指导教师责任心不强（邵维加和黄建荣，2010）。有些教师没有充分认识到本科毕业论文对学生培养能力的重要意义（王保国，2013），不能在选题到论文答辩的各个环节中对学生提供必要的指导。其三，极少数教师存在能力不足问题。有些教师学历和职称偏低且长期不从事科研工作，因此他们不仅缺乏选题的方向感，而且没有必要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储备。在这种情况下，要学生写出高质量论文也就如天方夜谭。3.教学管理角度。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是本科毕业论文教学的重要保障（王保国，2013），然而大多数学校对本科毕业论文的教学管理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一是对本科生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亟待完善。优秀本科论文的作者得不到充分的物质和精神激励，而论文写得不好的学生也不会受到诸如延期毕业之类的惩罚。二是针对教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教师所指导学生的论文写作质量、在指导过程中能否尽职尽责，这些因素都影响不到学校对教师的评价，更不会影响到教师的物质报酬。三是部分院校过于强调过程控制。它们引入了本科毕业论文管理平台系统，对论文写作的每个环节都机械地设置时间节点。这种做法是基于错误的假设前提，即假定论文构思和写作可以像产品生产过程一样精确地控制时间和流程；并且这种做法忽视了教师和学生灵活安排时间的实际需要。因此，它不仅损害了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性，而且导致论文写作方式的僵化。
三、提高论文质量的对策
1.注重对学生的能力培养。本科毕业论文实质上是对本科阶段所学知识的综合性考试（刘宝欣，2007），因此我们必须从本科教育全过程来考虑，通过各个阶段课程的有机设计和科研项目的历练来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写作能力。首先，合理设计有关课程，并提高课程要求。我们不仅要通过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跨国公司经营管理等课程的教学来增强学生的理论储备，而且要突出计量经济学理论及其配套软件的重要性。其次，开设专题讲座，让学生能接触到最新的理论动态和实践动态。再次，提高学生的文献检索和数据收集能力。不仅要教会学生通过中国期刊网、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Ebsco等数据库来查阅理论文献，而且要传授给学生查询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以及各国各地政府统计数据的方法。最后，为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创造机会。要鼓励学生自主申报创新创业类课题，支持他们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对接，为学生发表优秀成果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2.确立科学的论文质量评价标准。很多学校都采用了由指导教师、评阅教师、答辩教师的“三方”评价体系，但评价指标体系比较粗略，以至于教师主要靠印象主观地给出分数。为避免这一状况，我们需要引入更加规范、可操作性强的论文评价标准。论文评价指标体系不仅应包含一级指标，还应包含若干二级指标（时伟，2010）。3.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指导教师应具备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在教师工作负荷许可的情况下，应尽可能设置关于指导教师的甄选标准。责任心不强、科研能力薄弱的教师不应被选为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并且指导教师队伍要进行动态调整。另外，学校和院系要注重提高教师的科研水平，鼓励并支持教师接受理论和方法的培训，资助教师参加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学术会议。4.强化对学生的激励和约束。在激励机制方面，可行的做法包括：给优秀毕业论文的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在条件相近的情况下优先授予他们“优秀毕业生”称号，并且支持优秀论文的公开发表。在约束机制方面，可考虑的做法包括：（1）质量差的论文在答辩前外审，外审不过关即取消答辩资格；（2）对于在第一轮答辩中评价差的论文，其作者要参加学院的2次答辩；（3）对于取得保研资格的同学，如其毕业论文成绩低于一定标准，则取消其保研资格。
参考文献：
[1]刘国华，张伟东.提高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路径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5)：158-160.
[2]逄玉媚.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现状及对策[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2)：211-212.
[3]柯颖.高校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的对策思考[J].学术论坛，2008，(10)：203-205.
[4]刘宝欣.关于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若干思考[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12)：110-111.
[5]乔军，孟庆玲.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思考[J].教育探索，2011，(9)：46-47.
[6]邵维加，黄建荣.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构建与运用[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0，(4)：54-60.
[7]田洪，陈绍友.本科毕业论文工作系统及提高论文质量的创新着力点探索[J].宁西社会科学，2014，(6)：157-162.
[8]王保国.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存在的问题[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24-129.
[9]王丽娟.高校毕业论文工作的改革探索———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本科毕业论文为例[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6)：118-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