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导论范文1
一、以总-分的结构编排，逐层剖析马克思主义农业哲学本质
农业技术是需要真正运用到农业实践中的技术方法体系，它以自然依赖性较强的生物有机体为研究对象，因而使得农业技术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农业技术这一不同于工程技术研究的特点，进行专门的农业技术研究非常有必要。本书一改以往对农业技术哲学体系研究不够重视的常态，而进行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构建。全书共有九章，按照总-分的脉络构建理论框架，第一章“导论”总-分，先概括叙述，如第一节“农业及农业技术的地位”中，以阐发农业技术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农业技术现状和现代农业的危机，再阐述本书整体采取的系统论和整体论等研究方法。“导论”后再进行详细的叙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论”“价值论”“方法论”的线索进行，第二章到第四章为本质论，介绍农业技术本质、演化、发展规律等关于本身的基础性内容；第五章为价值论，介绍农业技术的价值体系，综合评价它对人类的有益性；第六章到第八章为方法论，探究目前现代农业技术异化和发展现状，以及异化现状对中国当代农业技术发展方向产生的影响。这样总-分结构编排，在概述之后进行细致分析，逐级展开农业技术哲学的论述。
二、动态的分析，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农业技术哲学的发展观
本书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出发，认为社会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事物都在发展进步。如在第一章“导论”的第二节，分析农业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现状，作者动态地看待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发展面临的多重危机，认为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的概念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加入一些新的内容，同时抛去一些与时代不符合的旧概念，可以看出农业技术发展也有一个由简单的手工技术到越来越科学系统化的一个动态过程。再如第三章叙述“农业技术演变”时，对农业发展的基本过程进行了动态分析，农业技术经历了由“遵循自然的前现代农业技术”到“石油化的现代农业技术”再到“再生性的后现代农业技术”的动态发展阶段。最后根据现实现状的分析、现实的动态发展变化，来制定动态的现实对策，顺着现实的发展而变化，不静止地看待问题，使思想灵活可变，不受固定模式的拘束，进而能更深层次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和特点。
三、理论的初创，更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农业技术哲学的思维
政治哲学导论范文2
关键词：课程思政；护理学导论；教学设计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在这种情况下，课程思政应运而生。在课程思政理念下，充分挖掘护理学导论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围绕课程建设目标，在课程教学过程中不着痕迹地融入思政元素，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专业知识，提高道德素质。
1护理学导论课程
护理学导论是高职高专护理教育类专业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我们选用的教材是李丽娟、邢爱红主编的国家职业教育护理专业教学资源库配套教材，同时也是“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护理学导论课程集系统的护理学理论、护理技巧方法和护理艺术为一体，是一门引导学生进入护理领域，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具有现代护理理念、科学思维和法律意识以及职业安全防护、健康教育、职业生涯规划等能力，能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解决职业生涯相关问题的一门课程[2]。
2护理学导论课程思政的意义
课程思政以思政为主题，以课程为主要载体，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为主要形式，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3]。护理学导论课程于大一第二学期开课，是学生接触的第一门护理专业课程，前期设有护理人文、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人文素质、思想政治等基础课程，后期设有基本护理技术、内科护理、外科护理、妇产科护理、儿科护理等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承前启后，在丰富学生专业知识、培养实践能力和职业素质方面起到奠基作用。但是，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般只讲授本门课程的理论与实践内容，很少涉及思政元素，甚至认为思政教育是思政教师或辅导员、班主任的工作，没有很好地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导致学生服务意识较差。在入学调查中问及学生选择护理专业的原因时，大部分学生回答“护理专业好就业”“护理专业分数线不高”“家里人让我读这个专业”等，很少有学生真正认识和了解护理专业，没有意识到护理是服务于全人类和全社会的工作，也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课程思政要求护理课程以课堂教学为重点，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最终实现课堂育人、立德树人，而这正是所有教师的责任与使命。因此，在护理学导论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坚持开展课程思政，对学生后期专业课程学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护理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
护理学导论课程一共有5个单元：认识护理学专业，认知护理学的支持理论，认知护理学理论，认知护理职业道德与文化，认知岗位职业能力。将认知护理学的支持理论和认知护理学理论两个单元进行合并，最终形成4个课程思政教学模块。
3.1认识护理学专业模块融入奋斗精神、爱国精神、奉献精神和科学精神
本模块主要讲述人类生命与护理的关系以及护理学发展历程和基本概念。护理学导论课程作为学生接触的第一门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中首先要让学生理解并明确什么是护理、护理到底是做什么。教师列举相关历史事件，讲述国内外护理的起源，强调我国护理事业从过去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凝聚着许许多多前辈的心血，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华儿女为了理想自强不息、不畏艰苦的奋斗精神，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讲述南丁格尔将一生都奉献给护理事业的感人事迹，展现她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勇于探索、不怕困难的科学精神。结合2003年抗击非典的经典案例，讲述南丁格尔奖获得者叶欣护士长殉职的故事，以及以她为代表的一线护理人员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救治病人、以人民利益为重、不畏牺牲的事迹。通过这些素材让学生认识到护理是为人类健康造福，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3.2认知护理学相关理论模块融入探索精神和价值信仰
本模块主要讲述系统论、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压力与适应理论等护理学理论。每一个理论都有一位创始人，通过介绍他们的经历，弘扬他们的价值信仰以及勇于探索的精神。这些理论能把分散的护理实践有机组织在一起，使护理工作更有目的性，更好地满足病人的需求；有助于学生理解和包容病人，有较好的共情能力，主动关心、爱护病人，形成整体护理理念；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性和责任心，使学生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结合，运用护理技术为社会做贡献。
3.3认知护理职业道德与文化模块融入政治和人文素养
本模块主要介绍护理职业道德与伦理、多元文化与护理。陶行知先生的名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说的就是教师除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有较高的道德素养，所谓“亲其师，信其道”，反映了就是这一教育哲理。护理专业课程多，学时多，专业课教师认真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丰富的理论学识、熟练的技能操作、良好的人文素养等，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护理专业教师平时除要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外，还应提升政治和人文素养，做好学生的引路人。
3.4认识岗位职业能力模块融入安全意识、哲学理论、法律意识
本模块主要内容包括护理职业安全与防范、护理程序、相关法律法规、科学思维能力等。护理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调查发现[4]，58％～61％的医务人员在过去一年内有发生锐器伤的经历，其中大部分为护理人员。教师通过引入国内外关于护理职业安全的研究数据以及讲解职业暴露带来的后果，引起学生重视，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知晓在以后的临床工作中接触针头、缝针、刀、剪、玻璃碎片等物品时如何防范。护理程序是本模块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护理专业教师可以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讲解，保证教学的科学性。例如，指导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病人的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确定病人护理的首优问题，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不同病人实施个性化护理等[5]。专业教师在讲解护理相关法律法规时，要让学生分清医疗事故和护理差错，侵权和犯罪，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可以结合《护士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的相关条例进行讲述，增强学生法律意识。在护理学导论中开展课程思政，把思政教育贯穿护理教育全过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职业素养等，使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同向同行，使思政理论与思政实践有机融合，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为国家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1].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李丽娟，邢爱红.护理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3]高德毅，宗爱东.课程思政：有效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的必然选择[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23（1）：31-34.
[4]曹玲丽，金云玉，于颖，等.医务人员锐器伤现状及风险因素研究进展[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6，26（16）：3838-3840.
政治哲学导论范文3
1.准人方案设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选课的学习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准人课程可以设置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准人标准为:在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开设的所有通识通修类课程。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上述6J’丁专业准人课程的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外院系申请准人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4个准人课程，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2.准出方案设置
准出标准为:首先必须修完下列基础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学、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其次，完成全校通识通修类课程、准人课程、专业准出课程，并取得所有学分。
3.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办学目标，应严格按照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复合类以及就业创业类这三种类型的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运作和施教。首先，认真培养从事本专业学习和深造的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术氛围，为他们将来能成长为本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做好准备。该类学生除了要认真学习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之外，推荐选学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并且鼓励选学一级学科选修课。其次，积极支持学生们从事跨学科的、跨专业的学习和深造，在他们完成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之外，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需要自由地选学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在选学过程中，系里将提供一定的专业咨询和指导。
二、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课程模块设置
根据上述培养目标和培育方案的设置，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可分为三大课程模块:
1.通识通修课程模块
这一模块的目的是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基本的哲学、逻辑学等思维。课程包括学校统一安排全校公共课和文科公共基础课，例如: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军训、军事理论与军事高科技、大学英语、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大学计算机应用、简明微积分、体育等。
2.学科专业课程模块
包括所在院系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课程包括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公共行政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
3.开放选修课程模块
包括专业选修课、一级学科选修课、跨学科跨院系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该模块的课程，应该在院系的指导下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社会的需要自由选择搭配。课程包括政治学专业英语、政府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城市与社区管理、行政伦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西方行政学说史、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公务员职业能力与职业发展、数字化政务信息管理、政治心理学、政治认同导论、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台港澳政治与行政、社会实践。跨专业选修课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公共经济学、公共管理的量化方法、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经济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政治哲学导论范文4
学术精神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诚笃精神，一种批判精神，一种超越精神。它鲜明地体现在学者执著的理论信仰、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整体的学术思想之中。在中国音乐学术史上，我们或许并不缺乏具备上述特征的学问家，然而，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并始终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博采众家之长，兼容并蓄，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着高度学术责任感与学术使命感的学者，恐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对于润洋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学术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讨于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重要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以表达笔者对于润洋先生80华诞暨50年学术生涯的诚挚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期，同时也是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既是始终贯穿在于先生学术思想中予以强调的两个研究范畴，同时也是于先生构建理论学说的“两大基石”。然而，对于这一学术思想的探究，我们却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学术著述之中。《器乐创作中的艺术规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论文。当时，虽然“”已经被粉碎，但在我国音乐创作领域内的极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乐创作中的标签化、图解化、概念化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比如，歌颂伟大领袖时采用《东方红》的曲调；寄托对革命者的哀思时采用《国际歌》的动机；表现人民军队时则采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此，于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当时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器乐的认识作用和社会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抽象的理性认识，揭示具体的哲理或观念，而在于从感情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感情的积累和深化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感情态度。这是音乐、特别是器乐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忽视了这个特点，势必造成对器乐的政治内容、器乐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所谓“必须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写中心”就是这种狭隘理解的产物……要求器乐直接表现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乐必须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这难免要导致器乐创作的概念化，丧失器乐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力量，同时也就丧失了器乐真正应该具有的政治内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以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敏感和远见卓识特别提到了音乐学学科中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论”。并且，他充满理论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锢已经打开，思想的解放必将为艺术的真正繁荣开辟道路。在器乐创作领域中，我们应该在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为未来器乐创作的繁荣创造条件。我们相信，这样的探索也必将对整个音乐创作、表演、历史研究、美学评论产生有益的、深远的影响。②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一方面出版界在引进与出版外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方面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以及人文社会思潮也十分活跃。随着一大批对我国人文学术影响至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以及其中关于哲学、美学的译著出版（如黑格尔《美学》《/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鲍桑葵《美学史》、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李普曼《当代美学》），以及我国哲学界、美学界一批著作的陆续问世，我国的音乐美学著作出版与学术研究也开始复苏。
1978年，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名著《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第一版）中译本出版；1981年，英国音乐学家戴里克•柯克的《音乐语言》中译本问世。之后，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在音乐学系里成立了音乐美学小组，并着手对一些外文音乐美学文论与著作进行编译，并以此作为我国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选修课参考教材。③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音乐学的学科任务———“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于先生的研究范畴。虽然，我们可以说于先生强调“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的学术思想与我国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社会思潮，以及音乐学界以往的研究状况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学术思想与于先生一贯坚持的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以及作为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直接相关。他博览群书，从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见的理论学说，且博采众家之长；他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但绝不是关注时髦，而是关注在时髦的当下被抛弃的和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隐蔽不彰的某些理论渊源。
以1978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中译本的出版为例。1981年，于先生在题为《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的一篇论文中，对汉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现不是音乐的内容”④、“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⑤、“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⑥等学说率先进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论批判却也是通过大量的史学举证和美学剖析后才得出结论：汉斯立克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命题，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本对立的立场。⑦并对这些表面看起来似乎仅只是音乐美学领域中关于他律论与自律论的学术之争，但实际上却是直接挑战甚至动摇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反映论情感美学及其更为深刻的一系列带有原则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包括于先生在随后几年中发表的《符号、语义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1985）和在《罗曼•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美学评述》（1988）等论文中，也同样坚持了“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并分别对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阿达姆•沙夫的“语义学理论”，以及对茵加尔顿“纯意向性对象”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学说予以了公正客观的史学评价和美学评价。#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以上所举论文仅是于先生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话，那么，1988年他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笔者看来，则是于先生经过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从哲学理论层面上对音乐与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形式、内容、存在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史学、美学、技术理论等学科的一次深刻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篇重要论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论构建期”与“理论深化期”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他在未来的两个时期中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若非如此，于先生断不能在这篇论文中，在谈到“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二者在音乐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时，更为明晰地指出：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为例，除了史学理论、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音乐美学研究的落后，种种似是而非的音乐美学观念充斥史学工作者们的头脑，这是阻碍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的音乐哲学观念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对音乐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许多错误的观念所占据时，我们恐怕是很难去把握和揭示这门艺术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在音乐技术理论领域中，关系相对间接一些，但它的深化无疑也有赖于研究者们基础理论素质的提高，否则这门学科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面很难使自己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水平线上。⑧显而易见，这一论断既成为了于先生后来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1993）以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2000）与《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2008）专著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他所有学术著述中特有的一种理论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纪念导师卓菲娅•丽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除了体系音乐学外）“丽萨在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历史音乐学。她在体系音乐学领域获得的（诸多）成就，是与她在历史音乐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分不开的。对于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她的音乐美学论著总是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而她的音乐史学论著中则总是包含着理论的内容。”⑨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作为卓菲娅•丽萨的学生，于先生强调和坚持“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音乐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不仅明显比其师丽萨更为深阔，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导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国当下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了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二、理论构建期（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是于先生研究著述最为丰硕的学术时期，同时也是他在音乐史学（历史研究）与音乐美学（美学评价）研究领域中提出许多重要理论构建的时期。虽然有人说，“音乐学分析”学说1993年的诞生，得益于1992年于先生卸任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一职，以致有了更多的时间专注于学术研究。但笔者认为“，音乐学分析”学说的诞生实际上是于先生经过“反思探索期”之后的一种理论必然。
如前所述，《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对“一部不只满足于史料罗列和堆砌的音乐史该如何写”、史学家究竟该怎样用坚实丰厚的理论根基摆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的音乐分析研究的理论思考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根基一样，1990年，于先生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站在音乐美学的理论高度，再次提出了“音乐美学这门学科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音乐作品中究竟有没有‘意义’？进而这‘意义’在音乐作品中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的？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意义’？”的一系列学术追问，同样也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基础。在这篇论文中，于先生从理论渊源上对近代释义学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对当时音乐美学的影响、现代哲学释义学的兴起进行了梳理，同时又从当代音乐美学视角对释义学的审视问题进行了辨析。他指出：我们时常感到，对一部作品的理解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人们面临的作品大量都是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在理解、解释这些作品时不能完全脱离产生这些作品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品毕竟是存在于“现时”；理解者是不同于作品产生那个时代的另一时代的人，不能不具有历史的限定性……历史上的艺术作品的作者与现今的理解者各自有各自的对意义的判断，各自有各自的“视界”。历史上的视界已摆在那里，而现今的理解者的视界既受自己的历史性的限制，但又具有一种非封闭的开放性和变动性。⑩其实，熟悉于先生学术著述的学界同行都知道，“社会的”、“历史的”、“音乐本体的”，以及“精神内涵的”等一直是于先生“反思探索期”十分关注，并且频频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述中的关键词。正如于先生早在1985年时发表的论文《现实苦难的表现与王国长存的讴歌———巴赫〈受难乐〉与亨德尔〈弥赛亚〉的社会内涵比较》中就闪现过类似“音乐学分析”这样的思想与表述一样———“本文只就最能代表这两位大师的思想感情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这两部作品，从它们各自所蕴藏的社会历史内涵的角度，做一些比较性的考察，以此来揭示他们创作中的某些本质方面”。???但重要的是，在1990年的《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一文中，所有的这些关键词都被置于音乐哲学的理论层面进行了全新的思考。比如，对狄尔泰的“重建”与“重新体验”理论；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本体论思想及其关于“存在”（Sein）理论；以及对伽达默的“视界融合”（Holizontverschmerzung）理论的研究和借鉴。正因如此，于先生才能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究竟如何去分析一部音乐作品？这一直是音乐学中的重要课题”，???以及“一部比较严肃、深刻的音乐作品在我们的听觉感知能够直接把握的音乐本体后面，总是潜藏着某种精神内涵。对于一般的音乐听众来说，或许不一定要求深入到这个层次，但是，对于音乐学家来说，却是绝对必须的。它应该是音乐学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种精神内涵，我认为只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它的本质。”???并在研究方法上，具体地指出“内部的”音乐本体艺术分析和“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分析，以及艺术批评。有关于此，正如于先生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所补充的那样：恩格斯所说的“美学的观点”主要涉及的是构成作品的形式、风格、技法等审美领域里的因素；而“历史的观点”则涉及的主要是构成作品意蕴、内涵领域的因素。???从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及其学术史的视角予以审视，“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诞生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音乐领域复兴了我国学术传统中的社会—历史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抛弃了新时期前二十年的僵化模式和陈旧话语，吸收了释义学、符号学、异质同构心理学、法兰克福学派等新的学术思想，补充了音乐的形式造型和审美维度，通过一个分析范例，使一种曾经一度被歪曲，而后又被遗忘和被忽略的历史研究方法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它宣告了长期以来在我国西方音乐研究以及音乐艺术批评实践中，要么只运用“历史的观点”而忽略“美学的观点”，要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和功利原因的干扰只运用“美学的观点”强调形式，而忽略“历史的观点”僵化模式与陈旧话语的终结。并且，“无论在技术分析、史学叙事、人文阐释，还是在哲学、美学思辨等方面都较为集中地展现出了20世纪中国音乐学家在对西方作曲家及其作品音乐分析与研究的学术新高度”。???然而，尽管如此，于先生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提出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深化。#p#分页标题#e#
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发表后的若干年中，于先生又分别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1994）、《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1996）、《对西方音乐特征的历史透视和反思》（1998）等论文中不断完善“音乐学分析”的学术思想。同时，他通过在对西方一系列新观念、新理论、新学说的潜心研究后（如1997年发表的《阿尔弗莱德•舒茨的音乐现象学观念》、《杜夫海纳审美现象学中的音乐哲学问题》，以及1999年发表的《苏姗•朗格艺术符号理论中的音乐哲学问题》等），以中国音乐学家的学术立场不断求证“音乐学分析”在中国语境中研究西方音乐的理论意义。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中，于先生曾就“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课题”时重申了他在《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一文中的学术观点：音乐形式问题是音乐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音乐曲式结构的研究，对和声结构的研究，对独立旋律相互结合的规律的研究，对各种乐器声音组合的研究……虽然它们都具有某种音乐技法、音乐工艺学的性质，但从广义上讲，它们都属于音乐形式问题的总的范畴，各自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对音乐形式问题，还有一个从更高的层面、更加抽象的意义上进行研究的领域，也就是在音乐美学的层次上所进行的探讨。???而在谈到“在探讨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时，就不能只就其客体而论客体，而忽视同这个客体发生关系的主体，否则，就难以真正揭示这个客体的本质”，“对音乐形式美的把握既不是最终的目的，更不是唯一的目的。人们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总是要得到比从形式美中所得到的感性愉悦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在声音形式背后蕴藏着的情感性的内涵”。
尤其是“当我们把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问题的思考向更深层推进时，在我们面前就会摆着这样一个问题：音乐形式的意义或内涵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着的”时，于先生曾经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已经阐明的观点也得到了再次强调：“在探讨对艺术作品、特别是音乐作品的理解这个问题上，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要坚持主体客体之间的辩证统一这个理论立场。只强调客体而忽视主体的能动作用，或者一味夸大主体的作用而忽视客体的制约，最终都只能导致主客体之间的机械分割和对立。一部交响曲如果没有领悟它的听者，如果没有二者之间的交融和相互作用，这部交响曲的意义又从何谈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部鸣响着的音乐作品，作为理解的根据而客观地存在于这里，听者的审美体验和理解又从哪里来？”???在这篇重要论文中，于先生在谈到关于“音乐中内容—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时曾着重指出：“应该承认，过去在我们的音乐美学、音乐历史、音乐批评等领域中，在内容与形式关系这个问题上，比较缺乏辩证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有形而上学的缺点，具体讲，就是常常把这二者机械地分割了，过分地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区别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同一的一面。”然而，“就一部音乐作品自身来说，它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从更高的层次更宏观的范围来看，社会生活现实是内容，而音乐作品则是以一种独特方式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现实的‘形式’。”???同样地，1996年于先生又在《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中，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立场上阐明了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音乐作品既是一个自身独立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物态性客体，同时又是一个离不开接受者意识活动的、非实在的观念性客体。???它不仅在为音乐美的本质及其问题的解决方面提供了一种思路和途径，同时也为我们对音乐作品内涵的理解、音乐作品的本体分析、音乐史研究、乃至音乐批评的实践提供了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理论前提。显而易见，所有这些都是对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和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立论的补充和完善。而再次强调“不仅音乐形式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且，人们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对其内涵的理解解释，同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的论述，则无疑是对“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内涵的丰富与深化。???古往今来，在衡量学者学术价值的天平里，从来都不仅仅只是装着学者的执著和睿知。更重要的，还必须有其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学术关怀。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严格地说，“音乐学分析”是一种中国语境中用于专门研究、分析音乐与音乐作品的理论学说。正如有的同行认为在西方音乐术语中根本没有“音乐学分析”这个词一样。然而，如若我们就此判定该学说及其术语是中国音乐学家的多此一举，则有失公允。在笔者看来，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及其术语的诞生，正是其缔造者基于长期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是中国音乐学家在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一种难能可贵的作为与贡献。诚然，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或说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素来就有着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方法。“忠实地”尾随西方，亦步亦趋，兴许能触及某些所谓的学术前沿。
然而，缺少了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恐亦难有作为。对于瓦格纳、肖邦甚至更多的西方音乐家及其作品的研究，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方音乐学家不同的研究视角，必然存在不同的理论诉求及方式、方法。何况，在西方音乐学家眼中或许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中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更何况，以约瑟夫•科尔曼（JosephKerman，1924—）为代表的英美当代音乐学家80年代中期也已开始对“二战”以来偏重实证主义传统方法的音乐分析（MusicAnalysis）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并且还提出了一系列对历史文本考证应该与美学阐释和音乐批评等学科结合在一起共同研究的学术主张。???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于先生2009年在一篇重要论文中说过的话，将其摘引于此，与学界诸君共勉：先哲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曾高屋建瓴地说过一句深刻的话，它始终给我从事自己的工作以精神上的支持和动力：“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发展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由此使我想到，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从长远讲，是否也应该有自己的音乐理论思维来给予支撑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为此尽可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些从事音乐学事业的人们的一种历史责任。???或许，有人会认为《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主要是于先生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音乐发展回顾与反思”特殊背景下，在中央音乐学院对青年学生的一次关于我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回顾总结，以及对该学科建设基本理念的专题学术讲座。但细心研读，笔者却明显感到此文中于先生对“历史与理论”、“音乐学学科与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理论立足点与历史—当代的理论资源”、“社会—历史阐释与音乐本体分析”、“音乐文本自身与对它的体验和理解”、“思想与表述”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与他1988年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有着诸多方面的理论联系。然而，历时廿年，于先生原在《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的很多学术理论思考，在《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中得到了更加完整、成熟、清晰、明确的理论概括。它构成了于先生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于先生学术思想和理论构建必须把握的基本前提。看不到这一点，而仅仅只是对“音乐学分析”一词就事论事，则必然难得于先生学术思想之要领。#p#分页标题#e#
三、理论深化期（2000年以后）
大凡精神内涵丰富的人，自然生命都有异于常人之处。但对于博古通今、满腹经纶、大器晚成的杰出学者来说，古稀之年、耄耋之年却正是他们一生持之以恒地在看似“永远不会有什么令人瞩目的社会效应，更不会有任何经济效益，也命中注定不会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它”???的苦涩、孤独、寂寞的学术探究之后“终成正果”的时候———杨荫浏先生毕生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殚精竭虑，其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出版时已八十高龄；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却又令后生望而生畏的老德文版“花体字”《瓦格纳论音乐》译为中文，并交付出版社出版时，廖辅叔先生也已年逾耄耋；缪天瑞先生为《律学》一书的编写、修订整整耗费半个世纪的时光，甚至期颐之年都还在校定着自己的“文存”；钱仁康先生虽然已年逾耄耋，依然笔耕不辍，并且还在涉及面极为宽广的音乐学术领域中发表论著和学说；即便是过早地离开我们的睿知学者黄翔鹏先生，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与传统音乐研究虽四十余载，但首次提出先秦“一钟双音”并令海内外为之震服的真知灼见时也已年过半百……“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诚斯言哉！从于先生50年学术生涯的历史发展看，2000年以后的学术著述无疑是他确立学术思想，完善学术体系，深化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但从其学术成就的角度予以观照，此时期何尝不是于先生重要学术成果的收获季？诚然，于先生此时期也有很多重要，如告诫青年学子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如何塑造学者精神品质的《心境•方法•学风》；强调音乐哲学对于音乐学研究重要性的《关于音乐的特性问题》、《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西方音乐哲学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重申“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加强理论与历史的相互融合和渗透，重视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对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意义的《关于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音乐分析学的多元化建构》；等等。但在笔者看来，最能代表于先生在这一个时期中厚积薄发，并且对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乃至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两部重要学术力作则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成书于2000年。然而，于先生潜心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及其形形色色的各种理论学说与主要流派的关注和研究却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而从80年代初对汉斯立克及其音乐美学观的剖析开始，至随后不断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论文便是最好的明证。从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而言，《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无疑是一部填补了中国音乐学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研究领域空白的重要专著。但我们如在世界范围内审视这部专著，则恰如音乐美学家张前教授指出的那样：类似这样的著作，即便是在西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像《导论》这样专门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历史发展，并做出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概括的学术著作。”???就算是在西方颇具影响的两部音乐美学史专著———1992年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出版的美国音乐学家李普曼（EdwardLippman，1920—2010）的《西方音乐美学史》（AHistoryofWesternMusicalAesthetics），???以及1991年由英国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LondonMacmillanPublishersLtd.）出版的意大利音乐学家恩里科•福比尼（EnricoFubini，1935—）的《音乐美学史》（TheHistoryofMusicAes－thetics），???“也只是把20世纪的现代音乐美学作为其中的部分章节，不仅篇幅很少，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概括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而且在论述方法上也多是一般性的介绍，缺少有力的学术分析。”???笔者认为，以学科研究进程以及学科学术发展历史为研究支点，对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音乐哲学家及其思想理论展开深入透彻分析、阐释、论证，同时以中国音乐学家特有的学术立场对其展开论述，即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最显著的特征———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并成为他学术著述中特有的理论品格———“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它总是在“论”中带“史”“，史”中有“论”。既不同于很多看似深奥但却缺少历史感的“导论”，更不像某些罗列史料而理论性和思辨性却极度贫乏的“通史”。
以第一章“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确立和演进”为例，于先生对在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进行论述时，首先把形式—自律论与它的对立面，即以情感论为核心的他律论音乐哲学从它们产生的历史渊源上进行追溯，并且逐一地分析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音乐哲学发展中两种思潮的对立，同时着重论述康德美学中的形式论因素与汉斯立克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渊源关系，并在横向上论述孔德实证主义与自然科学在音乐理论中的应用，以及对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形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第五章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中的心理学倾向”时，于先生的分析重点虽然是介绍和论述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迈尔及其音乐中的情感与意义的心理学阐释。然而，在此之前却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从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赫尔姆霍尔兹音乐心理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库尔特能量论音乐观、埃伦茨维希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格式塔心理学对音乐哲学渗透的论证。笔者以为，这也正是于先生一贯的学术风格、理论特色，以及学术魅力的所在———即使是在对某一种学说进行理论梳理和阐述，也总是带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论分析和学术评价。一方面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观察、分析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各主要流派与代表人物的理论思想；但另一方面，却又在指出某些理论学说中立意新颖和具有学术价值的同时，对它们在哲学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与谬误也一并揭示。毋庸讳言，在中国研究西方音乐的学术群体中，或说是在一部以西方或西方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中（尤其是音乐哲学类专著），中国学者一般都很少涉及和联系中国音乐学界的学术现实与思想状况，这一点对于于先生来说却截然不同。从“纯”学术的角度，用法国精神学家拉康（JacquesLacan，1901—1981）的“镜像”（MirrorImage）理论来看，一些同行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种属于“他者”与“自我”的学术现象。但笔者更愿意将于先生的这种理论品质视为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学术关怀的高度学术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p#分页标题#e#
如在第二章“现象学原理引入音乐哲学的尝试”第一节“罗曼•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观”中，于先生首先对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理论渊源进行了论证———实际上追溯到了茵加尔顿的老师———胡塞尔。然后，才针对茵加尔顿的音乐作品与其演奏、感受、乐谱是不是同一的、音乐作品的本体特性问题、存在方式问题、同一性问题等进行论证和阐释。尽管如此，于先生仍客观地指出“：茵加尔顿的音乐哲学究竟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将认识的对象从客体转为了主体，那么，茵加尔顿的‘音乐是意向性对象’的理论实际上正是将音乐艺术的本质最大限度地从人的意识、意向活动，也就是从人这个主体方面去揭示、去描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索。多年来，我们一向比较着重从音乐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个一般性出发点来阐释音乐现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音乐毕竟是人类意识活动的直接产品，是人类意识、精神生活最深层的东西通过乐音体系这个独特手段的物化或外化。意识活动这个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它的地位，我们过去认识、研究、阐述得都不够。茵加尔顿的思想可以从这个方面将我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深化一步。”???茵加尔顿“提出有关音乐作品的单层结构以及它同现实世界实在事物之间的疏远关系等等问题，这对于长期存在于我国音乐创作实践、理论研究、音乐评论等领域中的概念化倾向和模仿论的残余影响的克服不会是没有益处的。茵格尔顿提出的关于音乐作品感情品格这种非声音成分的存在以及它同声音成分的契合为一的问题，对于我国目前的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有利于我们从理论上克服汉斯立克纯形式论的影响，改变忽视思想精神内涵、单纯追求形式上标新立异的风尚；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克服将内容与形式机械割裂、忽略对声音形式的塑造和深入研究而侈谈空洞内容的倾向。茵格尔顿提出的有关人通过自己的意向活动填充和丰富被构造的对象这个原理，对于发挥和调动演奏者和欣赏者在最后完成建构音乐作品这个整个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潜力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第三章对“释义学及其对音乐哲学的影响和启示”论证中，于先生同样坚持了他一贯的学术立场：“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在理解对象和理解者、本来视界和理解者视界、对对象的理解和自我理解等等这系列相互关系的问题上真正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客体辩证统一的理论立场，音乐作品意义的理解问题才能最终得到合理的解决。”???可能有的同行并不留意，在于先生的著述中，“中国”、“我国”、“我们”等字词使用得非常普遍、频繁。在笔者看来，这样鲜明的文化身份与学界常见的某些行文方式和研究诉求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否则，于先生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的“后记”中也不会说：该书写作“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通过对西方学术界对音乐本质问题的各种看法的清理和反思，使得我们能够在一种审慎和批判的前提下，使这些有关的思想资料为我们所借鉴，从而使我国的音乐理论建设走向更高的层次，达到更高的水平。”???与凝聚了于先生二十多年研究心血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一样，《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虽然成书于2008年，但于先生对肖邦的研究也一样由来已久。早在1980年，于先生就发表过一篇题为《肖邦音乐中的民族内容》的论文；1985年又委约为《百科知识》期刊撰写过“肖邦”一文，而2002年《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一文发表时，于先生已年至古稀。有人说，于先生半个世纪挥之不去的“肖邦情结”源于他早年留学波兰。或许，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悲情肖邦》一书的精髓：“悲情”与“悲情内涵阐释”，却是于先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学术思想经过了长时间对肖邦潜心研究后才获得的学术真谛———从1980年的“民族内容”到2002年由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意蕴”，最终认识到“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是“肖邦音乐内涵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进而牢牢地抓住了核心问题中的内核所在———“悲剧—戏剧性”。
毋庸置疑，从研究方法上看，《悲情肖邦》是于先生继1993年提出“音乐学分析”学说之后的一次理论深化和学术升华。在《悲情肖邦》中，我们看到了其与《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一脉相承的“音乐学分析”思想。而对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前人理论的批判性借鉴与吸收，则又极大地丰富了“音乐学分析”的学说内涵。它除了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热爱”，以及在“肖邦的作品里包含着知识分子共同珍视的精神内涵，它能引起人们跨越时空的思想共鸣”，从而“悲情”成为一种“知识分子在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时表现出的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它由个人的文化情怀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凝聚而成，表达着对祖国、文化和人生最深沉的爱”???以外，更加明确地彰显出了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开放性的学术特色与理论品格。同时，它也再次反映出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众所周知，肖邦研究是一项国际性的学术研究。在笔者已知的英文文献中，迄今为止的正式出版物就有多种。如对肖邦手稿、书信整理的研究（Voynich，E.L.edited.Chopin’sLetters.DoverPublications，1988）；对肖邦生平的研究（OrgaAtes.Chopin：HisLifeandTimes.TunbridgeWellsMidasBooks，1978）；对肖邦人格气质及音乐表现的研究（SamsonJin.TheMusicofChopin.LondonBost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85；Weinstock，Herbert.Chopin，theManandHisMusic.NewYorkDaCapoPress，1969）；对肖邦某些作品的演奏研究（AiChia-Huei.Chopin’sConcertoinEMinor，Op.11：AnAnalysisforPerformance.AnnArborMich，1986；KiorpesGeorgeAnthony.ThePer－formanceofOrnamentsintheWorksofChopin.AnnAeborMich，1975）；等等。况且，在中文出版物中，除了不胜枚举的乐谱类出版物以外，我们最常见到的仍然是译著，其次才是由中国音乐学家自己撰写的专著。比如：苏联A.索洛夫磋夫著、中央音乐学院编译室译《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60），帕斯哈洛夫著、史大正译《肖邦与波兰民间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匈牙利李斯特著、张泽民等译《李斯特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廖乃雄著《钢琴诗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波兰雷吉娜•斯门江卡著、梁全炳/姚曼华译《如何演奏肖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美国詹姆斯•胡内克著、王蓓译《肖邦画传———肖邦的生及其作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美国塔德肖尔茨著、马永波译《肖邦在巴黎———浪漫主义作曲家的生活时代》（新星出版社，2006），美国爱德华•巴克斯特•培理著、钱仁康译《肖邦的叙事曲》（《音乐艺术》2006年第1期），钱仁康著《肖邦叙事曲解读》（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冯智全著《肖邦大型作品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以及严格地说并不属于音乐学学术研究的音乐随笔杂文类出版物（如曹利群著《肖邦不住17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等等。#p#分页标题#e#
显然，运用何种研究方法，如何突破前人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最终揭示连国际上许多肖邦学家都从未涉足的研究领域———悲情与悲情内涵，并非易事！然而于先生却又有独到的见解：就艺术的深刻本质而言，肖邦的音乐同欧洲一切具有深刻内涵的音乐一样，包含着一种深层的人性意蕴。但这种意蕴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对于肖邦的音乐来说，这种意蕴正具体体现在它所蕴含的悲情、悲剧性、直至悲剧—戏剧性之中，而它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潜在的社会—心理原因……真正的音乐应该是生命体验的真实袒露，是心灵—情感的一面镜子。我认为，要阐释它的深层内涵，至少要通过两个无法绕开的程序：一是要深入了解作曲家在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处的具体境遇、他的整个心路历程，特别是他的情感体验，而对这一切的确切把握只能建立在相关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二是要深入到音乐文本自身，也即声音层面上的乐音结构体本身，因为任何精神性的内涵只能通过对音乐文本本身的透视才能得以阐释。???历史和美学的结合是最高的批评标准，中国的文艺批评是重视体验的，因此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重视体验的价值，结合历史与审美的维度就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于2008年正式出版后，在中国音乐学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为此，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于2009年11月中旬在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悲情肖邦》并肖邦专题研讨会”。会上，人们或从多角度表达学习研读《悲情肖邦》的心得；或从多侧面解读“音乐学分析”在此著中的运用与发展。甚至，也有人惊讶地发现，三个月前（即2009年9月）到中央音乐学院讲学的德国当代音乐学家赫尔曼-达努泽（HermannDanuser，1946—）的“关联域化理论”竟与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的研究方法有诸多契合……???诚然，表面看来，《悲情肖邦》中带有史学传记特征的四个篇章———“转折（1831年秋）”、“走向成熟（1832—1838）”、“抵达巅峰（1839—1846）”，以及“黯淡孤寂的晚期（1847—1849）”即是“第一个程序”，而对各时期作品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与音乐表现性分析即是“第二个程序”，它们也确实体现着于先生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强调的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的学术思想。
然而，在于先生综合历史的、美学的、分析的、文化的视野“阐释”的字里行间，除了充满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人的理论意味外，他的一系列独特见解何尝不是对前人研究的超越？！如将肖邦《b小调谐谑曲》视为标志着肖邦一生创作的重要转折，并将其从“突破谐谑曲体裁的传统性质，提升到悲剧—戏剧性境界”、“音乐中强烈的对比和反差造成音乐整体的巨大内在情感张力”、“将音乐推向悲剧—戏剧性顶峰的尾声处理”予以高度概括；在对夜曲体裁渊源关系进行考察以及对《c小调夜曲》分析之后得出的那些既充满厚重“历史感”，同时又凝练、准确的美学阐释“：一场心灵的风暴终于过去了，超脱了痛苦之后似乎变得明朗了的心境，同朦胧的夜色融合在一起，慢慢地消失在静谧之中……从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观念来审视，应该说肖邦的这首夜曲不愧为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中西艺术之间在审美理想上毕竟是相通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悲情肖邦》中还有很多中国音乐学家不苟同于西方肖邦学家长期以来固有陈旧话语的精辟论断。如在阐释《f小调幻想曲》第124—135小节的音乐内涵时，于先生指出“：有的肖邦学家以这段称之为‘凯旋’的音乐段落为根据，认定整首幻想曲是一首壮丽、充满乐观、胜利情绪的作品，这种论断难以令人苟同……我认为，作为一首‘幻想曲’，这第二个音乐主题同第一个主题群中的那个充满阳光、明朗、憧憬的第二个主题一样，反映了肖邦心境中的另一面，似乎是一种对奋起、抗争的一种想象，还远不是凯旋的胜利凯歌。”???又如，在论及《b小调奏鸣曲》末乐章时，于先生指出：“在肖邦所处的30—40年代，奏鸣曲套曲的结构原则和整体构思基本上还是遵循着原来的框架，特别是它的末乐章通常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肖邦的这首奏鸣曲的末乐章却令人惊奇地背离了这个原则……肖邦是一位具有坚实、深厚的传统音乐技法素养的作曲家，这里不存在技术层面上的处理失当问题。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源自这部感情‘戏剧’的发展逻辑自身……许多肖邦学家和善于诠释肖邦作品的钢琴演奏大师们，对这个终结乐章的内涵的感悟和理解往往都相当接近……人们在聆听这个乐章时产生的这种视觉想象，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探寻作曲家在创作这首奏鸣曲时的情感—心理路程中，来揭示这首终曲的内在意蕴。”???再如，在论及肖邦与乔•治桑的关系破裂时，于先生也没有完全赞同西方大多数肖邦学家以往的观点，而是有理有据地从更深层的音乐内涵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于先生的这些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上的见解，无论是在思想性、思辨性，还是基于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理论构建，以及在对第一手资料与史料的占有和运用方面，都绝不会比西方音乐学家的研究逊色。甚至，它们还表明了中国音乐学家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第一，中国音乐学家突破了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总是跟在西方人身后“嚼别人嚼过的馍”的学术历史；第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突破性地具有了属于中国音乐学家自己的学术话语；第三，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中国音乐学家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学术贡献。
或许是由于笔者研究课题———“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原因使然，每次阅读于先生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和《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这两部专著时，脑海里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另一部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它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巨著。它的出版不仅在西方汉学界引起过轰动，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将其看作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是人类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该著自1954至200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以来，先后被多国文字转译……然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却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花了整整50年时光才完成的外国人———英国汉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JosephNeedham，1900—1995）。???当然，从研究对象上看，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于先生的“西方音乐哲学”和“悲情肖邦”完全属于两个不能相提并论的学术范畴。但是，如若我们从域外学者做“他国文化”研究这一视角出发，却又不得不承认它们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而且，在笔者看来，这种相同与相通所给予我们的启发和反思也应该是深刻的。一方面，在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及其高层次的学术成果（出版物）亟待翻译成西方文字，并通过国际化的出版物版权贸易早日“走出去”，在宽广的国际学术舞台上与世界范围内的音乐学同行取长补短、深层交流。#p#分页标题#e#
政治哲学导论范文5
20世纪90年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转向政治哲学研究。1995年科亨发表了《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这标志着科亨的学术观点与研究重点发生转变，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走向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学术重心也开始从马克思主义转向规范的政治哲学。”3罗默在1988年出版了第一部有关政治哲学的著作《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以及后来的《分配正义理论》等著作。还有其他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都出版了关于政治哲学的著作，埃尔斯特的出版了《局部正义：公共机构如何分配稀缺物品何必要负担》、赖特的《审问不平等》、斯坦纳的《关于权利的一篇论文》、乔舒亚•科亨的《新的不平等》等等。这些著作的问世说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转向了规范性的政治哲学。
科亨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以两个假设的历史趋势从而断定经济平等最终一定会实现，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第一个假设是工人阶级作为受压迫阶级最终会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因为他们数量庞大，力量在不断增长，而且处于社会底层的状况让他们不赞同不平等。第二个假设是生产力的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将会导致物的极大涌流，公共储备就会满足每个人的需求而不会侵犯到其他人的利益。科亨并不赞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这两个假设都没有实现。“历史的发展已表明，这两个假定的历史趋势实际上都不存在，因而，以它们为依据预言的未来经济平等的必然实现也是根本不可能的。”[2]136-137科亨认为这两个趋势都没有成为现实，那么就只能基于人们的意愿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更优越是因为社会主义更加平等，因此“当今的社会主义者应更多地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辩护，以激励人们主动投身实现社会主义的事业。”
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平等主义倾向的政治哲学
科亨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将社会主义的实现诉诸于历史必然性，特别解释了资本主义存在与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平等”的价值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平等、共有与人的自我实现是马克思信仰构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均信仰某种平等观，即使其中的很多人可能拒绝他们信仰之，即便也许无人能对他们所信仰的平等原则进行精确的阐释。”131他们认为经济平等的实现是历史的必然，在道德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去证明怎样才可能使它尽快实现。如前所说，科亨的这个观点在于他所理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假设的两个趋势，可是科亨认为这两个历史趋势都没有实现，因此关于经济平等必然实现的语言缺乏说服力，因此应该更多地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作辩护。
面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所遇到的挑战，科亨决定另辟奇径。他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基于历史必然性的论证面临困境，但是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为社会主义辩护就得寻找其他的方法。科亨认为从道德上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虽然在当前背景下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人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只能在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追求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者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基于必然性的论证方法，而应更多地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做辩护。”科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产生着自己的掘墓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生产自己的掘墓人，社会主义革命的旧有的力量已经消失了，社会主义者必须改变过去的方法，必须放低姿态，必须更多地从道义上阐扬社会主义。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罗默将平等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来看待，他认为市场只能保证效率，虽然社会主义为了实现其目标必须借助于市场手段，但是只有平等才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只有平等与效率的区别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资本主义的效率远远超出了现实的社会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的贪婪、剥削凸显了不公正、不平等。罗默认为“社会主义者寻求报酬、地位以及平等,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的不满,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公正,使机会均等。”罗默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明确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将平等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他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最好被考虑成一种平等主义,而不是被考虑成一种具体财产关系的实施。”113-114罗默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展开了研究并进行了道德上的批判，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主要指技术意义上的剥削，这种剥削理论就是一种事实描述，并不是价值判断，因此他认为要对资本主义的剥削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无论是科亨还是罗默，都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做了某些改造，他们对仅仅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去说明平等不满意，而是采取了更为低调的方案，从道德上论证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公平、更加平等、更加可取，从而激发人们的斗志以便为社会主义奉献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实现寻求历史当下的解决途径。
三、结语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于科亨1941年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父母都是纺织业工人，他们是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犹太家庭。科亨小学时期是在一所信仰共产主义的犹太小学读书的，自幼便虔诚地信仰共产主义，信仰共产主义所倡导的平等主义。但是这种强烈的信念却与现实形成了强烈度反差，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给予现实的社会主义事业沉重一击，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欧美资本主义舆论的围剿。但是科亨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并没有气馁，而是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转向政治哲学，为社会主义辩护，从道德上为社会主义辩护。
科亨认为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社会主义意味着共有制，而且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因此会受到人民的欢迎。“在科亨和罗默的影响下一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当代政治哲学，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可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以诺锡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哲学相抗衡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导论范文6
关键词：高等教育；选修课；纳米材料导论；科学世界观
高等教育突出专业教育，高等学校根据自身的性质和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各个专业设置相应课程来完成专门人才定向培养。高校课程根据对专业的适用性可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前者是重点讲授本专业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教学内容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和相对稳定性，后者则是作为必修的一种补充，有利于培养学生专业特长，系统构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在高校教育目标实现过程中，高等学校教学原则始终处于指导地位。教学规则是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规律制定出来的对教学的基本要求，对教学过程实施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是成功进行教学活动必须贯彻的准则。如何在教学实践环节中，灵活运用、落实高等学校教学原则，是高校教师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纳米材料导论是苏州大学材料专业开设的选修课，重点介绍纳米材料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性质，着重介绍纳米粒子、纳米薄膜、纳米固体等材料的制备方法和基本性能。该课作为材料学专业重要选修课之一，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深入践行高等学校教学原则是本文探究的重点。
一、教学实践中选修课教学的科学性与思想性统一
本科教育过程是专业科学知识体系构建过程，同时也是本科生世界观逐步确立的过程。高等学校教学的首要原则是科学性和思想性统一。科学性要求教学要客观传授专业科学理论，而思想性则要求教学要体现社会主义教育的政治方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纳米材料导论课程教学过程中，针对纳米材料特性这一章节中，重点揭示材料构效关系中所蕴含的哲学原理，即利用唯物辩证法的量变质变关系原理引导学生认知纳米材料特性。材料是人类赖以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材料是客观的物质，纷繁的材料构成了多彩的物质世界，层次的划分使复杂的物质世界变得清晰而富于条理。物质可分为若干层次，每个层次又可分为若干个亚层次。目前，三层次理论为人们所共识，即以典型尺度划分，物质可分为微观、宏观、宇观三个层次，不同层次的物质服从不同的运动规律。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尺寸的划分不应当是截然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即它们之间必然存在一个介观，处于介观领域的物质其典型尺寸为1～100nm（小于1nm为微观世界；大于100nm为宏观世界），该范围也称为纳米尺寸范围。这一过渡区域的特点表现为宏观规律和微观规律的互相交叠。一方面，牛顿经典力学的规律尚起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量子力学的各种效应已十分显著，其结果是出现了新的尺寸效应。其中，既有本构特性变化的尺寸效应，又有新的物理和化学机制出现的尺寸效应。具体表现为宏观块状物质的本构特性与特征尺寸无关，而当物质的特征尺寸减小到某一临界值时，其本构特性变成与特征尺寸相关，或者出现新的物理和化学机制，即纳米尺寸效应，其包括小尺寸效应、表面效应、量子尺寸效应、宏观量子隧道效应等。团聚是纳米材料制备过程中材料尺寸控制的关键。纳米材料在制备过程中容易发生团聚，造成团聚发生的内因是由于纳米材料尺寸极小，比表面过大，比表面能过高，使材料体系处于不稳定状态，有自发通过接触团聚增大颗粒尺寸，降低比表面能使体系趋于稳定的趋势。造成团聚的外因是材料制备或煅烧过程中存在着范德华力、氢键和毛细管效应。这里小尺寸，高比表面能是团聚发生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它决定着纳米材料团聚发生的基本趋势；而范德华力、氢键和毛细管效应是团聚发生的外部条件，它是第二位的，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加速或促进作用，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学生通过辩证分析，在掌握教学知识点的同时，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实现了纳米材料教学实践中科学性和思想性的统一。
二、纳米材料导论教学中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本科教育过程是知识的传承，更是科学研究方法的领略，通过个性的抽象思考，领悟共性的哲学精髓，将会开启本科生的创新之路。高教理论研究表明，探索、研究的本质是对未知领域的求索，而教学是已知的传承，二者的区别在于认识的客观对象不同，任务也不一样。但是两种认识过程又是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的。在专业选修课教学过程中，高校教师在传授系统知识的同时，有必要向学生传授一些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在学生的兴趣中埋下探索的火种，实现科学思维的启迪。尖晶石型氮氧化物是一种新型的陶瓷材料，具有出色的光学性能、力学性能、热学性能、介电性能等，但氮氧铝制备相当复杂。尖晶石型氮氧化铝合成有三种方法，最普遍的方法是碳热还原氮化氧化铝法；第二种方法以金属铝为原料，借助燃烧反应来氧化氮化制备氮氧化铝；第三种方法是用气相反应合成氮氧化铝。这些方法的共同的特点是制备过程必须在高温下进行，高温、氮气、金属铝是合成不可缺少的条件；碳热还原氮化氧化法中，高温、氮、碳是必备的条件，因此，只要具备上述两种条件，就能够合成氮氧铝。经典爆轰理论表明，含能材料TNT爆轰，瞬间可释放出很高的能量，形成高温、高压、强冲击波能量场，高温、氮、碳均已具备的条件下，适当引入铝粉，就可以实现氮氧铝的制备。通过对自己课题组已有科研成果的介绍，将具体的思考方法传授给学生，经过综述、归纳分析，让学生感受到创新不光是靠偶然的灵感和顿悟，是有章法可循的。这种将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相互渗透的方式，能有效启迪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
三、高等教育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多元化
理论源于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最终归宿，“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到实践中去”，理论知识才有望夯实、提升并得到发展。课堂教学以纲要为引领，以教材为蓝本系统地传授专业知识。教材具有通识理论的普适性，但绝大多数学生缺乏实践历练，很难对经典的理论有深刻体会，课堂教学所构建的知识体系难免平面化。如何使知识体系鲜活、立体，则是教学实践中必须直面的问题。如今，科研已成为高校教师教学实践之外的实践活动的主战场。立足这一优势，结合教师科研课题，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开展科研实践活动，可激发学生们学习的热情，加深对教材基础理论的理解。纳米材料导论这门选修课在苏州大学2008级材料化学班开课期间，作为选修课教师，我将自己的实验室向本科生开放，让学生从课堂走进实验室，立足选修课，申请校级或省级大学生创新课题，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印证，这种实践训练不但加深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同时也培养了本科生科研创新精神。经过训练，苏州大学2008级材化专业周秀峰同学在本科三年级便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SCI收录论文，四年级申请国家发明专利获批，因成绩优秀顺利保研；本科毕业论文被评为江苏省高校本科毕业论文一等奖。同届参与实验锻炼的2008级材料化学班的朱艳菁同学也发表了国际性的学术论文，顺利保研。实践证明，本科学生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参加科研活动，既开阔了视野，更实现了理论和实践对接，使知识体系由平面化向立体化丰富，顺利完成理论知识从书本中来到实验室中去的跨越。
四、结束语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一种社会活动，树立先进的教育观念，掌握正确的高等教育方法，有助于高校教师按照高等教育的内在规律从事高教工作。将哲学、教育学、心理学有机地融合在教育实践当中，以高等教育教学原则为准则，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为引导，借助课堂教学和实验室辅助实践教学相结合，可有效完成构建本科教育专业知识体系，同时培养学生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真正实现高等教育科学性和思想性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周川.简明高等教育学[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6:05.
[2]曹茂盛.纳米材料导论[M].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1:08.
[3]张立德,牟季美.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1.
政治哲学导论范文7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现代教育技术
在大学本科教学中，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不开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授与学习，这就使政治经济学课程在经济学类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时也凸显出其教学工作的重要性。围绕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目前全国范围内已经出版了诸多版本的教材，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指导下，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2]。在这些教材建设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较好基础的同时，围绕这些教材的教辅材料建设还存在很大的挖潜空间。特别是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深化和广化，以及新技术新媒体在教育教学中的普遍运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教辅材料也应得到更大力度的系统升级，并融合传统教辅形式和新技术新媒体形式的优势，使其充分发挥出教辅效能，更好地促进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的提升。
一、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对多元化教辅材料的迫切需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很抽象的学科，这无疑加大了政治经济学课程教与学的双重难度，进而导致在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环节中出现了教师教学自信不强、学生学习热情不高的问题。与师生使用的教材用书相区别，教辅材料是指除教材之外的能帮助学生学习的各类辅助性教学材料，其作用是辅助教学工作，提升教学效果。相较完整成型的教材而言，教辅材料的建设更能够为教师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舞台，也是发掘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称的教学过程中“技巧”和“艺术”两大源泉的重要发力点[3]。破解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环节中的现有问题，提升政治经济学课程教与学的双重质量，都需要政治经济学课程授课教师加强多元化教辅材料的建设和运用。同时，促进政治经济学授课教师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通过多元化教辅材料的灵活运用，也将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形成教与学的良性互动。本科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工作，根本上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然后将理论知识点传授给学生。在实践中，授课教师不仅要熟悉运用教材本身，更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授课对象的具体情况灵活组织教辅材料进行辅助教学，这样做的目的是改变学生在大学课程学习中普遍存在的被动学习状态。学生一旦处于这种被动学习状态，必然陷入只求学分、死记硬背的低层次学习方式，面对政治经济学课程中需要深入思考并与现实相联系的知识点，也就难以发挥自身在理论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不合理学习状态的形成，既有学生对过去学习方式形成路径依赖的原因，又有大学课程自身教学方式和内容方面的原因。对于政治经济学课程而言，后一种原因恰恰体现出当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对多元化教辅材料的迫切需求。
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目的与路径
（一）守初衷：紧扣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探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具体路径，必须锁定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目的。建设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实现其多元化发展，不能陷入“为了建设而建设”的思维囹圄，而是要紧紧扣住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点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教学目的。因此，无论是运用传统手段还是运用新兴技术，这个目的必须明确锁定。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方面，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艾思奇先生所秉持的方式和理念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艾思奇先生在上海参加《读书生活》杂志的编辑工作时，从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中提炼出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理，用一种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方式回答读者提问，引领大批进步青年更深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理，树立牢固的马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同志曾对由这些问答集结形成的《哲学与生活》一书表示赞许：“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4]同样，在新时期，面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我们应运用更多可供选择的新兴技术，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
（二）扩思路：扩展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在当前新媒体、新技术推陈出新、日新月异的背景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应紧扣现代教育技术的新趋势和新成果，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具体推进。一方面，实现课程教辅素材内容搜集的多元化。相较过去主要从报刊图书等纸媒获取教辅素材内容的单一途径而言，新媒体、新技术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素材获取方式。互联网、微信公众号、专业性数据库等都应成为政治经济学课程发掘教辅素材的重要信息源。不仅如此，近年来，围绕纪念《资本论》发表150周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及《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一系列优秀的影视作品和电视节目打造并播出，如纪录片《不朽的马克思》《盗火者》，动画作品《领风者》及大型通俗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等。政治经济学课程授课教师应该更好地利用这些作品和节目，挑选合适的内容作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另一方面，实现课程教辅素材内容呈现的多元化。这种呈现形式的多元化，既表现在课堂中，又表现在课堂外。在课堂中呈现时，教师不仅要积极使用课件呈现，还应多使用移动媒介，如授课教师设立公众微信平台，整合一些教辅案例、视频、习题训练等，通过公众微信平台承载、推送和共享；在课堂外呈现时，教师要积极使用学校建设的教学平台、公众微信平台、微信群，以及要创造条件建设专门的教学App，从而多元化呈现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素材内容。
三、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实践
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中，教师应在充分遵循教学规律的前提下，突出实践探索，借助课堂实际教学环节和网络教学辅助平台，积极将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材料有机植入并运用于教学实践。这些多元化的教辅材料，既能够帮助授课教师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提升自身授课的生动性和吸引度，又能够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吸收和掌握，增强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可。为了实现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内容真正得以运用和呈现，教师需要进行如下两方面的基础性必要工作。一方面，教师要形成一份融入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成果的教学大纲。具体而言，教师要以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基本教学大纲为母体，在基本教学大纲的每章中植入相关材料，形成有主有辅、主辅协同的带有教辅材料多元化特色的教学大纲。另一方面，教师要将可供课堂中呈现的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内容有机植入每章课件，使之更好地展现教辅材料多元化的教学内容，更好地支撑课堂实际教学环节。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地验证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实践效果，笔者进行了针对性的问卷设计。为保证问卷质量和问题回答的真实性，问卷按照匿名作答。通过收集学生的学习反馈信息，观测学生的学习效果。其中，针对“各章节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对课程学习是否有帮助”此问题，问卷结果表明，有85.5%的学生认为多元化教辅材料的运用对理解相关知识点作用较大，9.7%的学生认为多元化教辅材料的运用对理解相关知识点的作用一般，4.8%的学生认为作用不大。同时，针对问卷中“哪种形式的教辅材料运用是学生觉得最有帮助”的问题结果显现，24.2%的学生选择了教学视频，56.5%的学生选择了图表演示；19.3%的学生选择了案例呈现。针对问卷中“哪一章的多元化教辅材料运用是最有帮助”这一问题，问卷结果普遍选择的是导论，这主要是因为导论中涉及不少抽象的知识点，如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理论范畴，图表演示对其做了很好地辅助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从问卷结果的反馈信息分析来看，总体而言，多元化教辅材料地运用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结合反馈信息来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多元化教辅材料运用还有很大的挖潜空间。一方面，从反馈的信息来看，虽然已形成一些有价值的教辅材料，但是由于课时有限，很多教辅材料只能以课后学习的形式进行，学习效果难以把控。如果全面开展多元化教辅材料运用，则需要对政治经济学课时安排予以适当增加，同时要对教学大纲整体修改完善提出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开放性的建设工程，需要不定时地追踪信息源，提取和吸纳最新材料。因此，后续研究和实践都应该格外重视这一建设可持续性的机制建设。
四、结语
新时代教师教好政治经济学是学生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前提，这就使与时俱进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亟须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材料、教学理念、教学路径等方面推陈出新。面对在本科教学环节中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教学自信不强、学生学习热情不高等问题，多元化教辅材料的运用提供了重要的突破口。因此，教师可借助现代教育技术助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以之推进课程教辅素材内容搜集和呈现的多元化，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教学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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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导论范文8
近年,中国高校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的教学有了较快发展。2006年,教育部将“女性学”列入了新设的本科专业,可认为与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有关的高校课程及其教学,在一定意义上已纳入了学科主流、或进入了主流教育视域。目前,对这一学科及其教学尚未有系统评估,各高校对学科发展和教学也还处于探索之中,在此特提出五点看法就教于各位同仁。
第一,关于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及其教学的理念、目标问题。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教学在高校存在着三个不同层次:一是本科通选课程,二是本科专业课程,三是硕、博研究生的学位课程。因教育管理部门至今并没有具体规定,课程的内容及与教学有关的方方面面,主要还取决于任课教师个人的考虑与选择,即往往与教师的专业背景、学术旨趣、研究方向和教学风格直接有关。这一状况对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及其教学来说,有助于拓展其更广阔的、多样性的发展空间,避免整齐划一。
但同时,在教学理念和目标各行其道的情况,也使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面临一些无法回避的理论困惑和观念冲突。如将女性学体系定位为:“女性是什么、女性什么样、女性怎样存在、女性如何发展”[1](P1)之后,有可能引发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反本质主义”立场的冲突。而从后一立场提出的问题:“女性具有同一本质吗?”“女性可以是一个整体吗?”预示了在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的课程及其教学中存在着相互区别、具有差异的不同进路。其中,一条主要线路、也即多数高校本科通选课“女性学导论”的线路,是以女性为主体和对象的,目标是说明女性的本质及其遭受压迫、歧视的社会历史原因,提出解放妇女、女男平等的路径与对策;另一线路是以女性为切入点,但不局限于女性,力求通过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的教学,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显示性别、阶级、种族等相关的社会压迫结构和等级制度,由此,对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重新解读和诠释,并影响人文、社科各个学科,直至改造现有的知识体系及其观念。两下相比,后一线路无疑要求更高,惟有在实际中逐渐提升和达到。怎样把握这两条不同的线路之间差异、冲突及张力,以求在实际中形成良性互动,无疑直接关系到中国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及其教学水平的整体提升。
第二,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及其教学的批判性与应用(实用)性问题。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是,近年来在校女大学生的比例快速攀升,同时她们在就业等方面的压力也持续增大。这成为不少高校(同意)开设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的一个实际原因:对女大学生实行人生指导。而不少女大学生也是抱着获取对自己学习、婚恋、就业“有用”的目的来选修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特别是“女性学导论”课的。在此意义上,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不论是否将“应用”列入了自己的教学目标,实际却一定程度担负起了对女大学生进行“人生指导”的功能。课程的应用性、实用性问题也就这样被摆放出来了。在部分职业技术院校,更有将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与“女性形象学”、“女大学生的择业、就业技巧”、“女性心理调适”、“女子健美”、“女大学生如何正确对待婚姻恋爱”、“现代家政学”等带“女”的课程或讲座混同在一起,且被称之为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教学中具有“较大灵活性”的“课程”[2](P10—11)。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课程”虽受到女大学生的欢迎,却很难贯穿对父权制及其文化的批判,相反体现的是对父权制及其文化的顺从、认同或默许。在课程讲授中,沿用的仍是男权中心主义的理念,如认为女性心理上不如男性健全,缺乏理性和逻辑思维能力,自信心差,脆弱,感情用事,依赖性强,等等。而在讲授女性成才时,往往指女性天生不善抽象思维,“学习兴趣常倾向于文科”,“适合”做文秘等工作[3](P102),等等。教学的引证材料方面,也常涉及一些有“本质主义”倾向的心理学通俗读物,如《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4]一书。总之,这些“实用性”课程,大都具有较强的“本质”、“整体”的趋势,是从本质主义、整体主义立场理解“性别身份”的,在使学生获取了“有用”知识的同时,也使作为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精髓的批判精神,面临着被稀释、被模糊、被曲解的危险。无疑,这也将是影响、制约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及其教学发展、提升的一个因素,对此务必保持清醒与警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