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思想范文1
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与精神实质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不同于以往及他同时代的哲学家们，他们在以静观的方式探讨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本体论、认识论等问题，试图建构宏大的解释体系。而马克思首先是个革命家，力图把“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相结合改变世界；其全部社会政治哲学的终极旨归，是为人类解放谋划现实的解决方案，而且要付诸于行动。1844年之后，马克思哲学的每一次进展都是以论证共产主义这一社会政治理想为中心的，其精神实质是实现人类解放。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大量历史发展的经验事实即历史科学的基础上的，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社会发展理想，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统一的学说。
在此意义上，我们同意施特劳斯把马克思看作专门为某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主张服务的政治理论家，但非他所说，马克思之于共产主义就像柏拉图之于理想国式的乌托邦。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作为社会政治哲学大师，他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即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奴役关系的意义上，理解一部客观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类发展历史的。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既不是近代西方启蒙理论家们所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自由理想国这个所谓千年王国，也不是现当代西方学者如福山等所宣扬的历史发展到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人类历史就终结了。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人类历史包括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都是人类的史前史，即不是真正的人的历史；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人的历史才开始，而不是历史的终结、终点。
二、有利于研究、创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
研究马克思早期社会政治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当今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至于如何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是要全面完整地梳理研究马克思理论发展的轨迹，而不是割裂其思想发展的联系，更不能制造人为对立。为此，研究、创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要遵循的三个重要方法论原则。
其一，要把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整体，看清楚其思想的发展轨迹与阶段。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发展、完善着自己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他全部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1837年至1843年2月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之前，马克思是个理性的自由主义者；1843年3月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之后至1843年底，马克思成为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1844年1月后，马克思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们还要看到马克思早期的很多社会政治哲学思想蕴含了后来马克思整个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萌芽与雏形，是理解马克思全部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发源地与秘密所在。马克思在后来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一直在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着自己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
还需注意，不要把马克思早期文本中未成熟、不太科学的思想当作成熟的、科学的思想来加以阐述和运用；也不要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贬低马克思1845年以后文本中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认为那是马克思思想力衰退的表现，而把马克思早期文本看成是其思想力深刻的标志，进而误读或否定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理论。西方乃至中国有一些学者抓住马克思早期作品中谈论人权、民主问题的个别词句不放，抓住《手稿》中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论述的个别词句不放，提出全部马克思思想就是在宣扬人道主义，说马克思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其二，要把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与当今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像马克思那样现实地、历史地、辩证地思考问题，思考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问题，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与创新，进而达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旨归。理论研究与实际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这在马克思早期关涉社会政治哲学文本的研究中就已开始。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在肯定伊壁鸠鲁宣扬自我意识的内在自足性自由时，也批判了伊壁鸠鲁追求的自由不能在现实的定在之光中发亮，他说：“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1]751843年9月，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就批评了理论研究和现实相脱节、在象牙塔中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理论家，他说：“以前，哲学家们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烤乳鸽掉进来就得了。”
其三，要完整把握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两个重要维度：理想性与现实性，并把二者适当结合起来，创立当代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导当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理想性维度是十分清晰的，就是要建构一个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新社会，并把未来新社会的发展过程描述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争得民主，在这一阶段还不得不实行资产阶级法权原则。现实的社会主义在苏联与中国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列宁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创新为社会主义，邓小平又把社会主义创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都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这破解了长期困扰人们关于“过渡时期”从哪一阶段到哪一阶段的问题，也为现实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建构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据此，陈晏清、王南湜、王新生、阎孟伟教授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当前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大使命是构建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实性政治哲学的转变，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哲学理论；我们要和自由主义共享某些权利原则。
政治哲学思想范文2
在一次访谈中，张灏如是说：“如果我有什么思想，幽暗意识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面。”无须讳言，这显然是他的谦逊之辞，但从此寥寥数语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幽暗意识在其思想体系中有着独特地位。通读张灏的相关论著，其幽暗意识基本义旨可从以下三个层面略加展示。
（一）幽暗意识的概念内涵
1.幽暗意识内涵的界定。何谓“幽暗意识”？这是剖判张灏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因为只有厘清了概念内涵，方可从容解析与把脉其内在意蕴。他说：“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乍看之下，幽暗意识揭示的是人性之恶，与一般意义上的性恶论没有太大区别。然而细细品读，可以清晰发现二者的细微之别：性恶论只看到了人自身，而幽暗意识不仅源于人性本身，还有“宇宙”的因素，即人性之外的客观世界。用张灏自己的话来说，幽暗意识之“幽暗”一部分来自人本身，一部分来自制度。行文至此，人们不禁会问：制度不正是人创设的吗？不可否认，制度是由人创设的，但制度一旦形成，反而“具有某种自己的势能，有它自己的动力，不完全由人自身所控制”，所以“制度也成了‘幽暗面’的根源和极致”。遵循张灏的思维理路，我们可以将幽暗意识之要旨如此概括：幽暗意识不仅源于人根深蒂固的罪恶性，还有一种触目惊心的罪恶是通过制度释放出来的。
2.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异同。平心而论，幽暗意识以新视阈、新思路、新观念来诠释人性固有的缺陷而强调建立民主政治的重要性，确有其新颖独特之处。它犹如清风徐来，令学界为之耳目一新。可问题是，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有何不同？限于个人学识，笔者无法妄加评判，只能略微述评张灏本人之论。在他看来，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不仅同中有异，有时相去甚远。从相同点来看：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均源于危机四伏、困境重重的社会现状，从而产生浓浓的忧惧与警觉以防患于未然。从异质性来看，认知程度不同。忧患意识只是幽暗意识的“初级阶段”，因为它仅表明人类已经意识到“时代的艰难和环境的险恶”，而幽暗意识则在忧患基础之上，进而找到险恶之根源，即认为它“根源于人性，结根于人群”。
（二）西方幽暗意识之省察
幽暗意识兴起于何时，是古已有之，还是当下兴起，抑或无从考证？对于这一问题，张灏并未明确回答，但他认为在很多古老文明中均内含着幽暗意识的因子。比较而言，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幽暗意识特别浓厚。但由于印度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基本上是消极避世的，所以幽暗意识未能对社会产生显著效应；而西方文化大体上是积极入世的，所以幽暗意识对社会影响至深至远，特别是促进了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泛起与演变。在西方幽暗意识的宏观省察上，张灏着重阐发了基督教的幽暗意识及其与自由主义的内在关联。
1.西方幽暗意识的源起。通过历史线索的梳理与剖判，张灏认为基督教对人性的双重诠释促进了西方幽暗意识的兴起。他说：“上帝以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因此每个人的天性中都有基本的一点‘灵明’，但这‘灵明’却因人对上帝的叛离而汩没，由此黑暗势力在人世间伸展，造成人性与人世的堕落。”这句话告诉我们，基督教一方面承认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具有不可侵犯的尊严与权利；另一方面，人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堕落趋势和罪恶潜能，一旦条件成熟，这种罪恶就自然会以某种方式释放出来。正是因为这种双重性，人变成一种可上可下、摇摆不定的动物。向上，人可以得救，但永远也不会像上帝那样完美；向下，人产生堕落、造成罪恶，而且这种堕落永无止境。在这种情境下，基督教的幽暗意识应运而生，顺势而为，不但成为西方文化一大特征，还促进了近代民主思潮之勃兴。
2.基督教对自由主义的影响。从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看，民主思潮与自由主义相伴而生、相依而存，那么基督教对自由主义产生影响乃是应有之义。诚如张灏所说：“基督教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形成与演进有着牢不可分的关系，这在西方已为欧美现代学者所共认。”换言之，西方社会的自由宪政与民主政治均以基督教为其深层内核。而在基督教的诸多影响中，幽暗意识是极其关键的因素。首先，以幽暗意识为立足点，基督教义认为由于根深蒂固的堕落性，人不可能达到至善境界。而依靠自己的努力和上帝的恩宠，人可以暂时解脱，但永远无法变得完美无缺。其次，缘于这种认识，基督教义非常重视法律制度，以此解构权力的威性。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人类解决权力问题的途径可分两种：一是寄希望于执政者。希望执政者内在道德的培养，以完美的理想人格去净化权力，极力防止个人权力无限膨胀。
3.西方自由主义的权力观。张灏认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幽暗意识主要表现在对权力的警觉上。为了更好诠释这个问题，他以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为例加以阐发。与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一样，阿克顿对社会历史有着独到的见解。但他不是一位单纯的历史乐观论者，也不认为人类历史是单线进化的。尽管他承认自由是人类最珍贵的价值，但自由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却是迂回、曲折和艰难的，所以当回顾人类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其中的血迹斑斑和黑暗重重。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阿克顿没有一味地肯认和颂扬人类的辉煌成就，而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批判过去、控诉历史。事实上，阿克顿独树一帜、剑走偏锋的社会历史观源于他的基督教背景，这种对历史阴暗面的正视和批判，恰是幽暗意识的真实表现。在此情形之下，阿克顿对现实社会的权力现象有着深刻体会和独特认知，并把权力与人性之恶联系起来。他说：“要了解人世的黑暗和人类的堕落性，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因素就是权力。”基于这种权力观，阿克顿得出一句千古不朽的结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综而言之，通过对幽暗意识起源问题、基督教与自由主义之关系以及近代自由主义权力观的层层剥离、深度开掘以探寻其深层因缘，张灏为我们勾绘了西方幽暗意识的脉络义旨。虽然这种勾绘略显粗糙而难以窥其全貌，但依然展现出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民主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西方社会长期弥漫着一股对人性恶警觉的幽暗意识，才慢慢孕育和完善了影响深远的现代民主制度。
（三）幽暗意识与儒家
传统上文简要阐述了西方幽暗意识的形成及其内涵，那么它在中国的情形如何？张灏对此作了较为精湛的学理分析。他说：“幽暗意识并非西方传统所独有；在世界所有古老文明中，几乎都有它的存在，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例外。只是幽暗意识表现的方式和含蕴的深浅有所不同而已。”行文至此，人们不禁会问：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幽暗意识，为何开不出现代民主政治之路？这是张灏幽暗意识立论的基本点，也是其致思目的。他以儒家文化为例，通过超越意识与幽暗意识正反两面剖析了传统儒学的合理与不足，以此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政治。
1.儒家传统的超越意识。张灏认为，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家思想就表现出强烈的超越意识。然何谓“超越意识”？他却语焉不详，并未给出一个完备的定义，学界也没有就此达成一致共识。在他看来，超越意识极大地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在先秦儒家，超越意识最初是通过天人关系呈现的，而“天人合一”是其基本观念。孔子的“德性伦理”即蕴含着以人为主的超越意识，而孟子认为人只要发挥自身固有的善皆可与超越之天形成内在契合。换句话说，任何人凭借人格的道德转化，就可以直接“知天”、“事天”，树立一个独立于天子和社会秩序的内在权威。汉儒董仲舒对“天人合一”观念作了新的阐发，提出“天人感应”论，将天人关系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为制度化儒学寻找存在的合法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家思想的超越意识。所以，西汉中叶以降，儒家传统的超越意识开始内转，形成内化式的超越意识。经过近千年的发展衍变，这种内化的超越意识在宋明儒学尤其是陆王心学那里找到栖息之地。“内化超越意识所引发的批判精神在陆王心学里有着空前的发展”，因为“陆王思想的义理结构深受孟子的影响”。陆王心学通过“心即理”，把成德的潜能完全置于内化超越的基础上，遥契先秦儒学的批判精神。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充分发挥了传统儒学的批判精神：一是王学中深化的超越意识；二是孟子的“以德抗位”观念。有清一代，随着汉宋之争的加剧，乾嘉学派的兴起，加之文字狱的频发，超越意识伴着批判精神的消退而日渐式微。清季民初，帝制崩溃、政权更迭，儒家传统再无寄身之处而孤寂落幕，其超越意识也随之烟消云散。
2.儒家传统的幽暗意识。按照张灏的思维理路，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蕴含着许多幽暗意识。这里选择性地从先秦儒学、大乘佛学与宋明儒学三个片段稍加阐释。其一，先秦儒学。张灏指出，尽管《论语》充斥着大量的成德意识和忧患意识，但依然出现忧患意识向幽暗意识转化的迹象。而这种转化的标志就是孔子对“道”的解读。由“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可见，孔子开始把外在的忧患归因于内在人性的阴暗。继孔子之后，针对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第一次从人性与社会层面突显了人性之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传统儒家的幽暗意识正式登场亮相。当然，作为孔子儒学的继承者，荀子在强调性恶论的同时，亦指出只要学习礼仪制度，人依然可以“化性起伪”。其二，大乘佛教。虽然大乘佛教不属于儒家传统范畴，但它在先秦儒学与宋明儒学的幽暗意识之间搭起一座过渡的桥梁，所以不能避而不谈。张灏说：“在先秦儒家以后，中国思想对幽暗意识作过正面突出与直接彰显的是大乘佛教。”在他看来，大乘佛教对儒家幽暗意识的提升，主要表现在儒学“复性”论上。
二、“幽暗意识”的形上思考
作为一位深谙中西方文化传统、兼具史学思维与政治素养的思想史家，张灏在构建幽暗意识理论体系时，并非孤立、单线地从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去看，而是跳出固有名词的樊篱，把相关问题放在整个人类思想文化体系之中加以宏观考量，力争窥其全豹、抉其底蕴。在幽暗意识的理论推进上，他作了些许横向比较以求量的充实和质的纯一。首先，将幽暗意识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进行比较。他说：“十多年来，（我）对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理想主义，在同情了解的同时，也保持批判的距离。”其次，将幽暗意识与现实主义区别开来。在他看来，现实主义在价值上认同人性的阴暗，并以此为前提去思考政治与社会问题；而幽暗意识则未必如此，它仍然认为理想与道德意识是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以理想与价值层面反观人性和人世的阴暗性。由此可见，张灏在民主政治的创设上，相当重视道德的力量和意义，而对法律制度的规范作用却有所保留（尽管西方幽暗意识理论并非如此）。
政治哲学思想范文3
政治哲学思想范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研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在我国建国之初，根本不存在政治学这一门独立的学科。当时我国的政治模式是根据苏联的政治模式设置的，没有结合我国的国情，只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了政治学，反而觉得政治学是资本主义的科学，不能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设置。而我国真正出现政治学，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但是由于我国的政治学起步比较晚，在设立之初就存在两大任务：第一个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第二个是在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的政治的基础上，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在开始研究我国政治学的时候，有很多西方政治学的经验和文献可以借鉴，这些作品为我国的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有关的战略，为我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但是无论在任何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我国政治学的根本。要想促进政治学的发展和繁荣，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贯彻到我国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中。本文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讲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国当代政治学发展的影响。
1本体论对当代政治学的影响
本体论要探究的内容是世界的本原，也可以说是探索世界是由哪些本质不同的实体构成。在本体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就是以人为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可以看出，人的主体地位的确定对于政治学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学在构建理论体系的时候，就把特定领域内的人性作为研究的前提，在对人类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时，才构成了政治学的基础。而只有确立了政治学基础，才能把人的行为活动和社会运行活动联系起来，然后建设和社会现实相符合的政治学。其实从西方许多国家的政治学中也可以看出来，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有一致性。对于政治学研究有重要意义的是思想之一是以人为本的思想理论。我国在过去处理政治学的基本问题时，由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很好地和政治学所融合，再加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和国家过于强调权利的强制性，导致我国人民长时间认为“人民自治”比“法律规定”要有效。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已经逐步完善法治社会的建设，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以说，我国政治学者在研究当代政治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才能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2认识论对当代政治学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来主张实践是认知的基础，认为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证实自己的想法和客观事实是否一致，同时不断改进。为什么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都是经过反复实践被证实了的事实，所以说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包含所有的真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要不断更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得到发展和完善。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理论都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而这一个认识论思想对我国当代政治学的启示在于不能坚持一成不变的思维，相反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当代政治学。虽然说政治学在分析、研究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等方面有非常准确的预测成果，但是在分析和研究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时候都要思考它们发生的背景和条件，离开了这些条件，那么预测的准确程度将会大幅度下降。在研究当代政治学的时候，要坚持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的认识论。
3方法论对当代政治学的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方法论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哲学方法论、与学科紧密联系的研究方法依旧作为技术手段的方法。在这篇文章中，方法论指的是后面两种方法的含义。在当代政治学中，人民觉得我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落后，其实大部分人做出这个判断的标准是当代政治学利用的方法大部分是传统的科学方法或者根本不利用科学方法。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科学方法和人文方法并没有优劣之分，无论利用哪一类方法都可以有效地研究出正确的政治学理论。在我国的当代政治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础理论，那么我国学者在研究当代政治学的时候，自然要坚持科学和人文的辩证统一。同时还要借鉴一些其他学科的良好方法。虽然说政治学是一门单独的学科，但是它的研究方法还是过少，在进行研究的时候，还是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假设。所以说，当代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不仅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还要包括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政治学是我国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中，唯一一门需要把三种知识紧密结合起来的学科。政治学既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它也包含着非常浓厚的人文情怀。而且政治学的研究目的不仅仅是人们所认为的解释社会现象的本质，还要发现人类活动或者社会活动的规律，还必须要为建设和谐的社会做出贡献。在政治学中，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出发点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当代政治学者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根据时代的发展规律和人们的切实需要，在研究过程中坚持真理，改正自己的错误，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做出重大贡献，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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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明合.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本体论意义[J].理论探讨,2006(04):57-60.
政治哲学思想范文5
20世纪90年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转向政治哲学研究。1995年科亨发表了《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这标志着科亨的学术观点与研究重点发生转变，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走向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学术重心也开始从马克思主义转向规范的政治哲学。”3罗默在1988年出版了第一部有关政治哲学的著作《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以及后来的《分配正义理论》等著作。还有其他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都出版了关于政治哲学的著作，埃尔斯特的出版了《局部正义：公共机构如何分配稀缺物品何必要负担》、赖特的《审问不平等》、斯坦纳的《关于权利的一篇论文》、乔舒亚•科亨的《新的不平等》等等。这些著作的问世说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转向了规范性的政治哲学。
科亨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以两个假设的历史趋势从而断定经济平等最终一定会实现，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第一个假设是工人阶级作为受压迫阶级最终会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因为他们数量庞大，力量在不断增长，而且处于社会底层的状况让他们不赞同不平等。第二个假设是生产力的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将会导致物的极大涌流，公共储备就会满足每个人的需求而不会侵犯到其他人的利益。科亨并不赞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这两个假设都没有实现。“历史的发展已表明，这两个假定的历史趋势实际上都不存在，因而，以它们为依据预言的未来经济平等的必然实现也是根本不可能的。”[2]136-137科亨认为这两个趋势都没有成为现实，那么就只能基于人们的意愿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更优越是因为社会主义更加平等，因此“当今的社会主义者应更多地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辩护，以激励人们主动投身实现社会主义的事业。”
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平等主义倾向的政治哲学
科亨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将社会主义的实现诉诸于历史必然性，特别解释了资本主义存在与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平等”的价值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平等、共有与人的自我实现是马克思信仰构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均信仰某种平等观，即使其中的很多人可能拒绝他们信仰之，即便也许无人能对他们所信仰的平等原则进行精确的阐释。”131他们认为经济平等的实现是历史的必然，在道德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去证明怎样才可能使它尽快实现。如前所说，科亨的这个观点在于他所理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假设的两个趋势，可是科亨认为这两个历史趋势都没有实现，因此关于经济平等必然实现的语言缺乏说服力，因此应该更多地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作辩护。
面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所遇到的挑战，科亨决定另辟奇径。他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基于历史必然性的论证面临困境，但是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为社会主义辩护就得寻找其他的方法。科亨认为从道德上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虽然在当前背景下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人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只能在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追求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者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基于必然性的论证方法，而应更多地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做辩护。”科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产生着自己的掘墓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生产自己的掘墓人，社会主义革命的旧有的力量已经消失了，社会主义者必须改变过去的方法，必须放低姿态，必须更多地从道义上阐扬社会主义。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罗默将平等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来看待，他认为市场只能保证效率，虽然社会主义为了实现其目标必须借助于市场手段，但是只有平等才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只有平等与效率的区别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资本主义的效率远远超出了现实的社会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的贪婪、剥削凸显了不公正、不平等。罗默认为“社会主义者寻求报酬、地位以及平等,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的不满,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公正,使机会均等。”罗默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明确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将平等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他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最好被考虑成一种平等主义,而不是被考虑成一种具体财产关系的实施。”113-114罗默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展开了研究并进行了道德上的批判，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主要指技术意义上的剥削，这种剥削理论就是一种事实描述，并不是价值判断，因此他认为要对资本主义的剥削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无论是科亨还是罗默，都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做了某些改造，他们对仅仅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去说明平等不满意，而是采取了更为低调的方案，从道德上论证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公平、更加平等、更加可取，从而激发人们的斗志以便为社会主义奉献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实现寻求历史当下的解决途径。
三、结语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于科亨1941年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父母都是纺织业工人，他们是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犹太家庭。科亨小学时期是在一所信仰共产主义的犹太小学读书的，自幼便虔诚地信仰共产主义，信仰共产主义所倡导的平等主义。但是这种强烈的信念却与现实形成了强烈度反差，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给予现实的社会主义事业沉重一击，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欧美资本主义舆论的围剿。但是科亨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并没有气馁，而是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转向政治哲学，为社会主义辩护，从道德上为社会主义辩护。
科亨认为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社会主义意味着共有制，而且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因此会受到人民的欢迎。“在科亨和罗默的影响下一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当代政治哲学，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可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以诺锡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哲学相抗衡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思想范文6
关键词：哲学思想;中西哲学比较哲学与跨文化比较
一、不同时期的中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一）西方对中学的比较研究综述
根据许苏民教授的总结，“中学西渐”可以分成三个历史分期：
1.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
这一阶段的历史原因是因为传教士们对中国文化的传递和翻译。“通过传教士的翻译和介绍，西方学界不仅知道了中国的古老历史、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而且知道了中国的四书、五经、《道德经》《史记》等经典著作……”。这段时期的内容集中在对儒家哲学的讨论，但是基于历史背景和自身的需要，西方学界对儒学的理解产生了分歧——“罗马教廷的卫道士将中国文化视作异教而排斥，启蒙学者们却努力从中寻找反对中世纪神学的思想武器”，如伏尔泰等人提出并宣传中国的三教并立，称其体现了宗教宽容；儒家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则体现了民权的诉求等，其目的是为了批判教会，挑战其权威。
2.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
这段时期的历史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西方学界对自身的反思，比如“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就呼吁西方人‘倾听东方哲人的呼声’”，随后在战后访问中国，“著书立说，反思德国哲学的弊病”。该阶段的讨论重心也从儒家转移到了道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战战后的德国青年对庄子的兴趣“老子思想直接道出了欧洲近代社会的弊病，所以极受德国战后青年的崇拜；战前德国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时怀中大半带了一本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现在德国青年却要带老子的《道德经》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交流中，不仅仅是西方学者单方面研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诸如孙中山、梁启超等一批于西方有所接触的中国学者也开始为传播中国的哲学思想发声。
3.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
这一时期被看做是一种新的“中国热”现象。历史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学者开始对纳粹主义以及纳粹思潮背后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思考，进一步向东方的哲学思想寻求帮助，同时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突也是西方学者寻求东方智慧的部分原因。这个时期的主要内容在于对中国儒和道两家哲学思想的结合思考，相较于德国哲学和英美经验主义哲学，东方哲学更加“富于人情味和宽容精神”。
（二）中方对西学的比较研究综述
我国对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同样可以按照时间分为三个阶段：
1.万历到乾隆
在万历到乾隆年间，传教士来华促成了中西学者除了在形而上学方面展开的一系列对话，提出了的问题涵盖了“本体论、知识论、逻辑学、伦理观”等方面。这样的对话与交流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使中国文本中原已蕴含、但未充分展开的某些思想因素，因受西学的刺激和启迪而彰显，并得到了学理上的明晰阐发。”重要的是，这部分哲学对话将西方的自然科学理论带到了传统的中国，变革了“传统的狭隘经验论以及由此导致的保守、迷信的思维方式。”可惜的是，对话最终因为部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不尊重和误解而中断。正如前文提到的，在中国哲学传入西方时，受到过卫道士的抵制。“以龙华民为代表的另一派传教士，则说中国的哲学和宗教是偶像崇拜和异端，并把教会内部的争论闹到罗马教廷去。”
2.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
直到鸦片战争打破了国门，中国的学者意识到了与西方的差距，除了学习坚船利炮带来的科学技术，同时还要了解现代文明的社会科学与哲学基础，才能纵横从根本上实现现代化。因此该时期对哲学思想的讨论加入了政治哲学的内容，比如严复“通过中西哲学和民族性的比较研究，得出了‘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这样的深刻思考。“这一时期的学者注意到了中西哲学之间的诸多异同，因此他们不仅反对简单比附，也反对“质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认为中西哲学观点无共通性”的学说。
3.到20世纪末
随后到来的、新文化运动等，西方哲学原著被大规模翻译引入中国，“德先生”，“赛先生”等代表科学与民主的形象也被《新青年》带入国内。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如胡适、陈独秀等人主要致力于寻求对西方哲学精华和传统哲学精华的结合。值得注意的是许苏民教授谈道20世纪中的比较研究时提到了两个问题：一是一种“简单化的”，将中西哲学和文化对立起来的看法。二是相较于西方对德国古典哲学没有足够的反思，可能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顾虑。并且做出了回答“其实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德国古典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之一。”
二、中西哲学思想差异的来源
中西哲学思想的一部分差异来自于其产生根源上的异同。在笔者的理解中，哲学思想是人类出于对世界运行规律的认识而提出的系统性的解释。比如儒家哲学就在伦理学的大框架下通过先提出对天地、男女、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的理解，随后逐步扩大和细化到对一切事物的解释，比如政治关系、自然关系等。这些解释都是构建在伦理学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当伦理学试图解释世界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种哲学。儒学是以伦理学为根源产生的哲学思想。高旭东教授在《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中提到哲学“确实有着向着各个形而下学科流失的现象……哲学向伦理学流入的典型例证是中国的儒学”。笔者认为“流入”这个词不是非常恰当。事实上高在解释道家哲学的时候也提到了“也许我们使用的“流入”一词不很准确，那么我们换一句话说，执着于感性、生命、直觉与本能而排斥其他超越方式的哲学，其实是一种美学；或者反过来说，当美学试图在总体上解释世界的一切时，它就会变成哲学。”也就是说，儒和道两大中国传统哲学可以分别看成是从伦理学和美学出发的对世界的解释。那么西方的哲学思想是怎么来的呢？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都有准神学的意味，即使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哲学家，后来也被基督教神学所利用，而基督教出现之后，很少有哲学家可以不受基督教的影响，即使是那些反叛基督教的哲学家也不例外。”笔者认为西方哲学的最初起源可以总结为基督教的影响，也就是从神学出发的对世界的解释，随后由于提到的“反叛者”的出现，比如曾引用儒学用来批判教会的伏尔泰，和提出“上帝死了”的尼采，西方哲学开始向“科学哲学与人本哲学两个极端分化和发展”。科学哲学，显而易见的是以科学作为出发点对世界进行解释的哲学，在这部分哲学中，文学的审美和伦理学的价值被剥离了，因为不在科学研究的范围内。显然，这部分哲学家的思想与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其思想来源的差异———科学直到近代才传入中国，在西方却早就承担起了解释世界规律的任务。那么为什么中国哲学———儒和道，尽管其根源不同，即伦理学和美学，但是却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分裂开来呢？高认为根本上的原因在于儒和道中提到的中庸、混沌为代表的，“以反对事物的分化、分裂为哲学最高的追求目标”；而西方哲学“自亚里士多德起就一直倡导的分析和分化。”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强调理性的科学哲学派与反叛理性的人本哲学派会分别走向两个极端。那么相同或者说相似之处呢？这就要从另外一个分支，人本哲学中寻找。人本哲学家的代表之一的尼采，表现出了对审美的推崇：在尼采看来……人类必须在自由的荒原上寻找新的价值。他认为他找到了，即只有作为审美现象，人和世界的存在才具有合理性。这种对审美的推崇与中国哲学中的审美特点不谋而合，而西方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罗曼•罗兰认为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多地发展了审美能力的力量和天赋，杜威则认为将自然现象当做赏心悦目的事物是中国哲学的最显著的特点，罗素也注意到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思想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即使作为中西哲学思想之间最为接近的部分———因为其相同的来源：审美，尼采主张的审美与老庄主张的审美仍然存在一些差异。尼采所提及的审美更为主动，具有激情，而庄子的审美更多地是出于旁观的角度去发现世界的美，“清静自然”是观察这种美需要达到的境界，“无为而治”也是从这种角度出发进一步对政治关系的解释。笔者认为哲学思想作为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拥有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是很正常的———儒家提倡伦理学的角度；道家侧重美德角度；西方哲学的神学角度、科学角度等等，同时从表面上看，中西哲学思想的差异也确实来源于此。但是从根本上看，中国哲学思想即使其选取的角度不同，其最终目的确是一致的———对整体性的追求，而西方哲学的主导思想中存在分化分析，强调事物的分类，这种思想同时体现在人文和科学的分割、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文学作品中的悲剧和喜剧上。这样的区别尽管不能简单的归纳为“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但事实上是客观存在的。笔者相信对这样的差异的认识和再研究也恰是中西哲学比较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许苏民.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高旭东.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政治哲学思想范文7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新时代
由生态环境恶化引起的生存危机成为当前人类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和谐社会”，从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到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再到党的报告“建设美丽中国”，充分表明党和政府对生态保护问题的重视，力求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在平衡与协调中健康发展。中国进入新时代，同志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着手，将生态文明发展纳入到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过程中，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和全球治理论，形成生态文明思想，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生态发展开辟新思路。
一、马克思有无关于生态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有无生态哲学思想问题在学界曾引起争议。研究这个问题时，首先要思考什么是生态哲学［1］。“生态学向人类生态学发展，生态学便走向哲学。”［2］生态学扩展到人类生态学的研究层面时，就有了哲学的色彩和属性。生态学不仅关注“是”的问题，还关注“应当是”的问题，开始把“人”作为其研究对象，开始关注人与自然是什么关系、应当是什么关系。德国哲学家汉斯认为，“生态学就是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联的”［3］。汉斯还指出，生态哲学也将人、社会和自然环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概念的诞生都是前人对相关领域认识的积累和推进，“生态哲学”这一概念也是人们经历若干年充分认识的产物。“生态哲学”没有在马克思著作里直接出现，但人们不能以此为依据做出马克思主义不包含生态哲学思想的错误判断。马克思早年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抨击和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同情中，就开始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马克思批判不能为生产而生产，要为人的创造潜能的全面发展而生产，不能将生产置于某种盲目的力量和利益的统治之下，而应将其置于人与自然的统筹之中。在处理人对自然的奴役和支配问题上，马克思认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手段的进步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升，人类便想方设法为了所谓更好的生存开展对自然界的改造，但要切记一点，不能过分向大自然索取，要把索取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度内［4］。马克思通过实践唯物论呼吁，人类应该通过劳动构建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马克思站在生态哲学立场上，辩证、系统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社会是相互依赖、相互平衡、相互制约的关系。可以说，马克思关于生态哲学的思想和观点不仅深刻、成熟，而且系统、全面［5］。
二、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尚好，生态系统尚且平衡稳定。马克思并没有总结生态环境治理的良策与做法，只是从系统论角度出发，在其著作中论证了人、自然、社会三者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理论、人类主体性与自然优先性相协调的生态价值观等内容。
(一)人、自然、社会有机统一理论
人、自然、社会是生态领域的三大基本要素，三者有机统一的思想构成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人的“二重性”，即自然性和社会性，“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并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社会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这两大基本关系构成生态和经济的基本内容，正确处理好这两大基本关系并实现两大关系的和解始终是生态和经济面临的中心问题。人、自然、社会的关系是互为制约的关系。人类从原始的自然群体发展而来，又通过创造性劳动，创造了人类学概念上的自然界，从而产生人类社会。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形成辩证统一且不可分割的关系［7］。
(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理论
马克思认为，一部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史，归根到底，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发展史［8］。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开始使用物质变换这一概念。以《资本论》为例，马克思揭露了剩余价值的真相，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就是获取暴利，其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靠掠夺和占有来完成的。工人居住在最恶劣的环境，承负最繁重的工作，深受极限的压迫和剥削，根本无法满足作为人的基本需求。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必须合理有序，人对自然资源的挖掘利用必须循环适度，违背这些原则的结局就是人类面临不可持续发展的恶果。
(三)人类主体性与自然优先性相互协调的生态价值观
人类主体性是指人的价值主体地位。自然的价值在于自然对人的需要的满足，离开人这一主体的需要与满足，自然的外在价值便没有任何意义。此外，人通过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摆脱早期自然的奴役，建设人类需要的自然，这一过程也肯定了人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处于主体地位。自然优先性是指在人类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自然界就已经客观存在，具有先在或优先的地位。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自然优先性不仅具有优先之意，还兼具制约之意。自然界自身运动过程中的内在规定性、规律发生作用，从而制约人类活动并规定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容、范围及形式。马克思倡导人类主体性与自然优先性相互协调的生态价值观。人类主体性并不是人类主宰自然，自然优先性也并不意味着自然界高于或凌驾于人类之上。人类主体性的目的是首肯人的价值，自然优先性的意义在于人类要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造福自身。人类主体性与自然优先性两点和谐共进，并且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与人的和解”。这是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归宿和价值所指。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实践导向
哲学不仅要科学地解释世界，更为重要的是指导人类实践活动并改造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75。哲学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将理论形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功转化为实践层面的思想指南和具体部署。因此，在全面解读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将其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是极其重要和必要的。要遵循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关于人类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建设自然的道德秩序与价值理念，将其核心内涵和实践指导全面地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开创生态文明建设全新局面。
(一)经济建设的生态化
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方向是经济与环境互惠互利发展，意味着生态经济道路是我们的必由之路。发展生态经济，既是中国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位，又是中国对资源、环境、生态严重恶化的现状进行深刻反思的选择。生态经济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从经济活动的不同层面和角度来看，生态经济集中表现为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三方面协调共进。要通过大力推广绿色生产、培育和发展生态产业、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构建生态经济良性发展的和谐局面。实现生态经济的根本途径是依靠科技。“科技发展趋向于生态科技形态，生态科技居于科技体系的核心，以实现科技优化环境的终极目的。”［9］科技助力生态是未来发展的新方向，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效应，让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现实。
(二)政治建设的生态化
生态哲学理论指导政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又离不开政治保障。因此，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执政党要认真反思生态危机，把生态哲学理念渗透到政治建设实践中。政治建设的生态化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新飞跃和新高度。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构想，到2017年党的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0］，充分体现出党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成熟认识和理性判断。党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理论和实践创新，向全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1］。政治建设生态化需要政策引导和法制保障，建立生态政绩考核体系、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财政政策，做好生态立法、执法及监督保障工作，推动生态文明理念与政治建设真正有效融合。
(三)文化建设的生态化
所谓生态文化，是指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转变到人与自然共存共生的文化。要树立科学的生态思维模式和生态价值理念，运用生态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和处理现实生态问题［12］。生态文化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相对立，与精神主义、绿色消费、整体主义相适应。因此，生态文化是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先进文化和绿色文化，代表着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13］。生态文化建设的重点在于生态文化理念的培养。首先，培养整体主义理念。个人与他人、社会是一个整体，人类与整个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整体主义要求关照彼此、和谐共生。其次，确立非物质主义理念。生态灾难的深层次原因与人类的无限制物质欲望相关。非物质主义要求人类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不能超过地球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再次，树立绿色消费理念。绿色消费即低碳消费、适度消费，追求生活品质的同时更注重节约能源，杜绝挥霍性消费和攀比性消费。为推进生态文化建设，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保护和发展民族生态文化，吸收和借鉴国际生态文化。
(四)社会建设的生态化
生态危机不仅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本质上存在于人类社会自身，表现为人类社会自身的危机。社会的生态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的生态建设共同组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选择。其中，建设生态社会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要推动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社会建设，培养生态公民，教育公民正确认识个体与环境保护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养成良好的生态化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形成并完善社会公众参与制度。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生态社会的任务之一。的“两山论”即“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用科学的眼光诠释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指明了实现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内在统一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经济与环保的关系在不断的调整中逐步趋向和谐［14］。资源节约型社会强调节约资源，环境友好型社会强调保护环境，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节约资源是方式和手段，加强环境保护是目标和结果。生态社会为人类提供新的发展机遇，无疑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最佳模式。
四、结语
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是一个开放式的理论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解决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要不断增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自觉与自信，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生态思想，牢固树立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建设美丽中国，构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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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桂英梅．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J］．理论建设，2018(2):5－8．
政治哲学思想范文8
【关键词】哲学素质；高校思政教育；创新思维；哲学思维；重要性；分析
前言
作为高校思政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哲学素质的培养对提高大学生素质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需要哲学素质的支撑，但从目前来看，高校思政教育中哲学素质的培养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为了促使大学生能够更好的发展，应当对哲学素质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重要性进行详细的研究。通过概述哲学素质的内涵，分析哲学与功利，并具体阐述哲学素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以供人们参考。
1.哲学素质的作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历史上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到现代社会的先进国家，所有民族都具备较高的哲学素养，这也是国家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而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哲学思想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水平长期领先于世界，这与中国古代社会丰富的哲学思想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如今，我国国内转型速度加快，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科技的更新和发展也使人类面临着极大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综合素质人才。当今社会是以知识、科技为主导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复杂的文化冲突，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律，必须根据发展大趋势来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个人一定要具备较高的哲学素质，可以说，民族如果没有较高的哲学素质的话，那么想要得到发展，其难度是非常大的。从目前来看，哲学素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形成正确三观。大学生在学习阶段是形成三观的重要时期。只有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才能够促使他们更好的成长。而哲学素质教育，有利于使大学生形成正确三观，所以，哲学素质教育被众多教育工作者广泛的引入到高校思政教育中去，与传统的灌输式思政教育模式相比较而言，这种模式下的教学更有实际意义；第二，完善个人素质。在传统的个人素质教育中，仅依靠思政理论课程来教授学生是非善恶，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若教师依然采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即一味的给大学生传授各种思政知识，而大学生也只能被动的接受学习，那么是很难让大学生充分掌握哲学思想的价值观念的。只有不断提升哲学素质教育在高校思政教育课堂中的地位，才能够有效提高大学生的个人素质；第三，培养创新型人才。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对大学生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对大学生而言，即是机遇也是挑战。只有大学生不断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才能更好的满足当今社会的发展需求。而通过开展哲学素质教育，能够有效提高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大学生可以根据正确的三观选择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有利于为社会提供更多具有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进一步促进社会各个领域的多元化发展。
2.哲学素质的内涵及功利性
哲学主要是指导人们去追求人生价值的智慧学，哲学智慧对人生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以及思维方式等问题的解答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与意义。学生时期的个人是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学生在大学期间不仅可以学习到各个学科的知识，而且还能够在这一阶段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在这一阶段大学生基本素质塑造的过程中，哲学素质对学生个人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哲学素质主要是由哲学知识、思维能力和哲学品格组合而成。哲学素质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而这种动力与科技动力的作用是一样的，都具备渗透性。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理论课程进行重点关注，注重学生的人格培育，哲学素质的关注程度应逐步加深。从目前来看，功利性追求已经超过了对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由此来看，哲学素质的培育也被忽视了。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设置体系中，目前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一门课程涉及哲学理论知识，如此少的哲学内容根据就无法满足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的全面认识。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的培养都比较缺乏，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受到过这方面的教育，这也导致大学生的个体综合素质不完善，长此以往，学生的社会文化精神也会逐渐匮乏。这也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水平提升缓慢的主要原因。
3.哲学素质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重要性分析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不管是在塑造人的精神上还是品格的过程中，都担负着非常重大的历史使命。但是从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来看，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价值取向的问题，当前，教师依然采用统一的灌输意识形态，致使教学内容比较陈旧，教学方法过于单一，这不利于促进大学生的发展。这样的教学模式，最终的教学结果肯定是不理想的。这一教学模式运用到教学中，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政治理论教师在课堂上讲着课，学生在地下睡着觉。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都没有被充分激发出来，大学生失去了对思政课的学习兴趣。使得整个思政教育面临着极大的教学困境。而要想有效解决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难题，就必须加强大学生的哲学素质培养，哲学理论是当前社会发展精神的精华，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过程中贯穿哲学知识，不仅可以为大学生指明人生发展的方向，而且对完善学生人格、提高大学生的思维能力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提高大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工具，它能够引导大学生在面对社会复杂现象的时候，对现象及经验材料进行思维加工，认识社会问题的本质，找准其规律。从而实现正确处理各种突发问题。但是教师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教学的时候，绝不能生硬的向大学生灌输意识形态。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个学派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来让大学生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越性。除此之外，我们的思政教师还要在课堂教学中引入不同阶段、不同国家的哲学思想，通过对比，来证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特征。重点培养大学生的知识分析能力以及实际操作能力。并从哲学本位的角度出发，强调理论知识的合理性。允许教师发挥创造性，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在提高学生综合水平的过程中，不断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
4.哲学素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
在我国的高校教育教学中，重点设置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而在实际的教学环节中发现，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方法、教学模式以及教学内容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教材更新慢，体现不出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特点和趋势。与现实生活脱离较为明显。这不仅仅是社会发展与教学教学理论创新之间的客观矛盾，更是当代社会价值取向的时代性显现。我国自改革开发以来，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物质文明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人们的物质追求也得到了满足。而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生活的追求也有了新的变化，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基础上，人们对自身精神层面的追求也越来越明显。在社会转型阶段，社会的基本结构与价值观念之间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出现了裂缝。经济发展与人们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社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逐渐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主流。基于此，教师需要对新时期大学生的观念予以精神层面的指导，使其能够与现实社会相吻合。确保对各种社会现象以及社会问题能够有一个全新的了解和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学生不被社会上的不良思潮以及拜金主义所困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生的品格。
5.结语
总之，详细研究哲学素质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重要性是很有必要的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哲学素质的培养具备双重含义，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义务，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核心内容。在我国全新的历史发展大环境下，高校的思政教育要突破传统教育的藩篱，重点对学生的哲学素质进行培养，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入手，通过提高学生的哲学素养来不断激发学生的思维发散能力，不断激发学生的理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在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教师也要以哲学素质为主要教学内容，摆脱灌输式教学模式，重点关注学生的心理特征问题，并在学生感兴趣的前提下，找寻出适合学生发展、符合社会环境发展的教育教学方法。不断创新教学内容，将教学内容与社会的实际发展相结合，去粗取精，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中对哲学素质的构建作用展现出来，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本文参考了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和文献信息，希望可以为我国的高校思政教育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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