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幽暗意识”之基本义旨
在一次访谈中，张灏如是说：“如果我有什么思想，幽暗意识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面。”无须讳言，这显然是他的谦逊之辞，但从此寥寥数语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幽暗意识在其思想体系中有着独特地位。通读张灏的相关论著，其幽暗意识基本义旨可从以下三个层面略加展示。
（一）幽暗意识的概念内涵
1.幽暗意识内涵的界定。何谓“幽暗意识”？这是剖判张灏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因为只有厘清了概念内涵，方可从容解析与把脉其内在意蕴。他说：“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乍看之下，幽暗意识揭示的是人性之恶，与一般意义上的性恶论没有太大区别。然而细细品读，可以清晰发现二者的细微之别：性恶论只看到了人自身，而幽暗意识不仅源于人性本身，还有“宇宙”的因素，即人性之外的客观世界。用张灏自己的话来说，幽暗意识之“幽暗”一部分来自人本身，一部分来自制度。行文至此，人们不禁会问：制度不正是人创设的吗？不可否认，制度是由人创设的，但制度一旦形成，反而“具有某种自己的势能，有它自己的动力，不完全由人自身所控制”，所以“制度也成了‘幽暗面’的根源和极致”。遵循张灏的思维理路，我们可以将幽暗意识之要旨如此概括：幽暗意识不仅源于人根深蒂固的罪恶性，还有一种触目惊心的罪恶是通过制度释放出来的。
2.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异同。平心而论，幽暗意识以新视阈、新思路、新观念来诠释人性固有的缺陷而强调建立民主政治的重要性，确有其新颖独特之处。它犹如清风徐来，令学界为之耳目一新。可问题是，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有何不同？限于个人学识，笔者无法妄加评判，只能略微述评张灏本人之论。在他看来，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不仅同中有异，有时相去甚远。从相同点来看：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均源于危机四伏、困境重重的社会现状，从而产生浓浓的忧惧与警觉以防患于未然。从异质性来看，认知程度不同。忧患意识只是幽暗意识的“初级阶段”，因为它仅表明人类已经意识到“时代的艰难和环境的险恶”，而幽暗意识则在忧患基础之上，进而找到险恶之根源，即认为它“根源于人性，结根于人群”。
（二）西方幽暗意识之省察
幽暗意识兴起于何时，是古已有之，还是当下兴起，抑或无从考证？对于这一问题，张灏并未明确回答，但他认为在很多古老文明中均内含着幽暗意识的因子。比较而言，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幽暗意识特别浓厚。但由于印度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基本上是消极避世的，所以幽暗意识未能对社会产生显著效应；而西方文化大体上是积极入世的，所以幽暗意识对社会影响至深至远，特别是促进了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泛起与演变。在西方幽暗意识的宏观省察上，张灏着重阐发了基督教的幽暗意识及其与自由主义的内在关联。
1.西方幽暗意识的源起。通过历史线索的梳理与剖判，张灏认为基督教对人性的双重诠释促进了西方幽暗意识的兴起。他说：“上帝以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因此每个人的天性中都有基本的一点‘灵明’，但这‘灵明’却因人对上帝的叛离而汩没，由此黑暗势力在人世间伸展，造成人性与人世的堕落。”这句话告诉我们，基督教一方面承认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具有不可侵犯的尊严与权利；另一方面，人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堕落趋势和罪恶潜能，一旦条件成熟，这种罪恶就自然会以某种方式释放出来。正是因为这种双重性，人变成一种可上可下、摇摆不定的动物。向上，人可以得救，但永远也不会像上帝那样完美；向下，人产生堕落、造成罪恶，而且这种堕落永无止境。在这种情境下，基督教的幽暗意识应运而生，顺势而为，不但成为西方文化一大特征，还促进了近代民主思潮之勃兴。
2.基督教对自由主义的影响。从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看，民主思潮与自由主义相伴而生、相依而存，那么基督教对自由主义产生影响乃是应有之义。诚如张灏所说：“基督教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形成与演进有着牢不可分的关系，这在西方已为欧美现代学者所共认。”换言之，西方社会的自由宪政与民主政治均以基督教为其深层内核。而在基督教的诸多影响中，幽暗意识是极其关键的因素。首先，以幽暗意识为立足点，基督教义认为由于根深蒂固的堕落性，人不可能达到至善境界。而依靠自己的努力和上帝的恩宠，人可以暂时解脱，但永远无法变得完美无缺。其次，缘于这种认识，基督教义非常重视法律制度，以此解构权力的威性。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人类解决权力问题的途径可分两种：一是寄希望于执政者。希望执政者内在道德的培养，以完美的理想人格去净化权力，极力防止个人权力无限膨胀。
3.西方自由主义的权力观。张灏认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幽暗意识主要表现在对权力的警觉上。为了更好诠释这个问题，他以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为例加以阐发。与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一样，阿克顿对社会历史有着独到的见解。但他不是一位单纯的历史乐观论者，也不认为人类历史是单线进化的。尽管他承认自由是人类最珍贵的价值，但自由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却是迂回、曲折和艰难的，所以当回顾人类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其中的血迹斑斑和黑暗重重。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阿克顿没有一味地肯认和颂扬人类的辉煌成就，而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批判过去、控诉历史。事实上，阿克顿独树一帜、剑走偏锋的社会历史观源于他的基督教背景，这种对历史阴暗面的正视和批判，恰是幽暗意识的真实表现。在此情形之下，阿克顿对现实社会的权力现象有着深刻体会和独特认知，并把权力与人性之恶联系起来。他说：“要了解人世的黑暗和人类的堕落性，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因素就是权力。”基于这种权力观，阿克顿得出一句千古不朽的结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综而言之，通过对幽暗意识起源问题、基督教与自由主义之关系以及近代自由主义权力观的层层剥离、深度开掘以探寻其深层因缘，张灏为我们勾绘了西方幽暗意识的脉络义旨。虽然这种勾绘略显粗糙而难以窥其全貌，但依然展现出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民主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西方社会长期弥漫着一股对人性恶警觉的幽暗意识，才慢慢孕育和完善了影响深远的现代民主制度。
（三）幽暗意识与儒家
传统上文简要阐述了西方幽暗意识的形成及其内涵，那么它在中国的情形如何？张灏对此作了较为精湛的学理分析。他说：“幽暗意识并非西方传统所独有；在世界所有古老文明中，几乎都有它的存在，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例外。只是幽暗意识表现的方式和含蕴的深浅有所不同而已。”行文至此，人们不禁会问：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幽暗意识，为何开不出现代民主政治之路？这是张灏幽暗意识立论的基本点，也是其致思目的。他以儒家文化为例，通过超越意识与幽暗意识正反两面剖析了传统儒学的合理与不足，以此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政治。
1.儒家传统的超越意识。张灏认为，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家思想就表现出强烈的超越意识。然何谓“超越意识”？他却语焉不详，并未给出一个完备的定义，学界也没有就此达成一致共识。在他看来，超越意识极大地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在先秦儒家，超越意识最初是通过天人关系呈现的，而“天人合一”是其基本观念。孔子的“德性伦理”即蕴含着以人为主的超越意识，而孟子认为人只要发挥自身固有的善皆可与超越之天形成内在契合。换句话说，任何人凭借人格的道德转化，就可以直接“知天”、“事天”，树立一个独立于天子和社会秩序的内在权威。汉儒董仲舒对“天人合一”观念作了新的阐发，提出“天人感应”论，将天人关系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为制度化儒学寻找存在的合法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家思想的超越意识。所以，西汉中叶以降，儒家传统的超越意识开始内转，形成内化式的超越意识。经过近千年的发展衍变，这种内化的超越意识在宋明儒学尤其是陆王心学那里找到栖息之地。“内化超越意识所引发的批判精神在陆王心学里有着空前的发展”，因为“陆王思想的义理结构深受孟子的影响”。陆王心学通过“心即理”，把成德的潜能完全置于内化超越的基础上，遥契先秦儒学的批判精神。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充分发挥了传统儒学的批判精神：一是王学中深化的超越意识；二是孟子的“以德抗位”观念。有清一代，随着汉宋之争的加剧，乾嘉学派的兴起，加之文字狱的频发，超越意识伴着批判精神的消退而日渐式微。清季民初，帝制崩溃、政权更迭，儒家传统再无寄身之处而孤寂落幕，其超越意识也随之烟消云散。
2.儒家传统的幽暗意识。按照张灏的思维理路，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蕴含着许多幽暗意识。这里选择性地从先秦儒学、大乘佛学与宋明儒学三个片段稍加阐释。其一，先秦儒学。张灏指出，尽管《论语》充斥着大量的成德意识和忧患意识，但依然出现忧患意识向幽暗意识转化的迹象。而这种转化的标志就是孔子对“道”的解读。由“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可见，孔子开始把外在的忧患归因于内在人性的阴暗。继孔子之后，针对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第一次从人性与社会层面突显了人性之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传统儒家的幽暗意识正式登场亮相。当然，作为孔子儒学的继承者，荀子在强调性恶论的同时，亦指出只要学习礼仪制度，人依然可以“化性起伪”。其二，大乘佛教。虽然大乘佛教不属于儒家传统范畴，但它在先秦儒学与宋明儒学的幽暗意识之间搭起一座过渡的桥梁，所以不能避而不谈。张灏说：“在先秦儒家以后，中国思想对幽暗意识作过正面突出与直接彰显的是大乘佛教。”在他看来，大乘佛教对儒家幽暗意识的提升，主要表现在儒学“复性”论上。
二、“幽暗意识”的形上思考
作为一位深谙中西方文化传统、兼具史学思维与政治素养的思想史家，张灏在构建幽暗意识理论体系时，并非孤立、单线地从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去看，而是跳出固有名词的樊篱，把相关问题放在整个人类思想文化体系之中加以宏观考量，力争窥其全豹、抉其底蕴。在幽暗意识的理论推进上，他作了些许横向比较以求量的充实和质的纯一。首先，将幽暗意识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进行比较。他说：“十多年来，（我）对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理想主义，在同情了解的同时，也保持批判的距离。”其次，将幽暗意识与现实主义区别开来。在他看来，现实主义在价值上认同人性的阴暗，并以此为前提去思考政治与社会问题；而幽暗意识则未必如此，它仍然认为理想与道德意识是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以理想与价值层面反观人性和人世的阴暗性。由此可见，张灏在民主政治的创设上，相当重视道德的力量和意义，而对法律制度的规范作用却有所保留（尽管西方幽暗意识理论并非如此）。
合而观之，通过对幽暗意识的形上思考，对异化理论与现实主义的理性反思，充分彰扬张灏之论的基本特质，很大程度上厘清了幽暗意识的内在理路。不可讳言，由于深受尼布尔宗教神学的影响，张灏的幽暗意识具有浓厚的宗教情怀，然其理论价值不可忽视：它既能够正视人性与人世的罪恶性，又本着人的理想与道德意识，对此加以疏导和制衡，以便逐渐改善人类社会。从现有资料来看，张灏并未写就一部体系宏阔、丰蟾博洽的幽暗意识理论专著，可他那起于忧患、终于幽暗的思维模式依然值得后人学习与敬仰。虽然张灏不是先知先觉的预言家，来为中国未来掐指把脉并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但幽暗意识凭借新的学术视角，为我们开辟了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全新领域，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
作者：周良发 单位：安徽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