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文本分析范文1
关键词：社交关系强度；社交媒体；营销
一、引言
社交媒体是建立在互联网和移动客户端平台的一种互动社区[1]。社交媒体是指用户不仅可以在线发表自己的意见、观点，也能评论和分享别人的意见、观点。[2]影响社交媒体营销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是通过提升用户与企业间的可信度、满意度以及忠诚度，最终完成一项交易。本文试图结合社交关系强度理论来探讨社交关系强度在社交媒体营销中的作用机理并为企业在社交媒体营销中提供良好的建议。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一）社交媒体营销与商业价值研究
根据麦肯锡的报告，从企业使用社交媒体可以看出，企业越多地使用社交网络，他们也就越能获得长久的收益，这是由于社交媒体所具有的乘法效应产生的结果。这是因为这些企业越能高度了解社交网络，它的性能就越好[3]。董鑫[4]通过分析国内外的基于社交媒体营销的成功案例，肯定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型媒体，企业能够根据社交媒体的高度开放性、参与性、互动性等开展各类网络营销活动。目前关于社交关系强度在社交媒体营销这一方面的研究内容却比较少。
（二）社交关系强度
Luo[5]等指出在线下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接受身边朋友、家人等跟自己有强关联的人所的信息。杨媛媛[15]先分析出影响节点间亲密度的因素，并对节点关系划分的标准做出了总结，从而构建出一个分析网络节点关系的模型。研究结果显示节点间互动的频率和次数对社交关系强度具有重要影响。Hossain[6]等通过网络分析的方法来探索社交关系强度是否会对用户接受虚拟社区产生影响，结果表明，用户更倾向于接受与自己保持强社交关系的群体的意见。然而目前关于企业结合利用社交关系强度中的强关系与弱关系进行营销策略活动的相关研究比较少。
三、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本文通过阅读大量文献提炼出社交媒体营销的三个因子，分别是信息内容、意见领袖和企业信息的频率。并且本文从多个角度对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认为企业可以通过营销信息来影响用户对企业的可信度以及用户对企业的社群意识，进而最终影响到用户与该企业的最终交易情况。社交关系强度在用户通过企业的营销信息与用户对企业的可信度、社群意识之间起到一种调节作用，从社交关系强度的五个维度出发，分析五个维度所起的调节作用，具体模型如图1所示。
综上，本研究结合社会关系理论，研究社交关系强度在社交媒体营销中的作用机理，构建如图1模型，并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在社交媒体上的营销信息对可信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a：信息内容对可信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意见领袖对可信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c：信息频率对可信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企业在社交媒体上的营销信息对社群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a：信息内容对社群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b：意见领袖对社群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c：信息频率对社群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可信度以及社群意识对最终交易情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a：可信度对最终交易情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b：社群意识对最终交易情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c：企业的营销信息对最终交易情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社交关系强度在社交媒体营销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H4a：社交关系强度对可信度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H4b：社交关系强度对社群意识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H4c：社交关系强度对最终交易情况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图1社交关系强度在社交媒体营销中的作用机理模型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的是李克特5分量表作为测量量表，回答问卷者根据各变量的描述和自己使用社交媒体的经历，选择他们比较认同的选项。各测量题用1至5分进行量化表示：1表示“完全不同意”；2表示“有点不同意”；3表示“不确定”；4表示“比较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社交关系强度这一调节变量将通过社会关系强度测量表来测量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强度，其中包括5个维度以及18个测量项总分18分，分数越高关系强度越强。测量表如表2所示：
五、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针对新浪微博以及腾讯微信中的用户，采用滚雪球的方式在新浪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中问卷调查链接，与作者有联系的人通过点击链接跳转至问卷星上完成调查问卷，并由作者的朋友在他们自己的朋友圈分享链接，让他们的朋友也参与到这项调查研究中。此次问卷共回收了316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78份，通过SPSS20.0软件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型，检验问卷的信度及效度。采用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对模型进行验证。
本研究采用最常用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来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本研究的总体Cronbach’s α值为0.889，说明问卷的总体效度挺好，各测量表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835、0.827、0.919、0.852、0.955，各项值都在0.8以上，说明都在很可信的标准范围，同时也说明问卷的各变量的测量项也都具备不错的内部信度，各变量的测度题项的一致性也不错。
本研究采用KMO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对测量表的效度进行检验，各变量的KMO值分别为0.760、0.713、0.748、0.703和0.768，均在0.7以上，且对应的概率Sig都为0.000，均达到显著，说明该问卷的效度较好。
本文进行回归分析前先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验证，通过SPSS20.0分析结果得出Pearson相关系数均小于0.8，且在0.022-0.648之间，因此不存在共线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企业营销信息与可信度、社群意识以及最终交易情况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营销信息三个维度信息内容、意见领袖以及企业信息频率的sig值均为0.000，小于0.01，且各项系数均为正数，说明企业营销信息与可信度、社群意识以及最终交易情况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符合前文提出的假设。
最后本文运用层次回归的方式验证社交关系强度对可信度，社群意识以及最终交易情况间的调节作用，企业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作为自变量X，可信度、社群意识以及最终交易情况为因变量Y，社交关系强度作为连续性调节变量M。先做Y对X和M的回归，得到测定系数R21，之后在做Y对X，M和XM的回归，得出R22，比较二者的大小，若后者大于前者，则说明调节效果显著，经实验检测，社交关系强度的调节作用结果分别是0.246，0.258，0.189，且检验值均为0.000小于0.01，因此，本文提出的所有假设均成立。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实验结果可以表明社交关系的强度能够对人际关系造成以下影响：①拥有弱关系的社交关系便于信息的传播扩散；②用户间建立了强社交关系之后，他们会更加信任彼此，社会网络也会产生重合，更乐于与对方分享信息，保证了信息的效用和质量。
本文根据模型构建与问卷设计，实验结果显示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均成立，因此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便可以提出以下建议：①企业应该注重社交媒体上用户间的社交关系强度，应该创造条件让用户为企业免费做广告，比如可以给推荐的用户一些小礼品等等；②企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也应该一些高质量的营销信息，吸引用户的注意力；③企业应该与用户建立一种强社交关系，把已经关注的用户融入进企业的粉丝群当中，注重与粉丝的沟通交流，从而增强用户对该品牌的信任及忠诚度；④企业应该多多注重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意见领袖”也即是微博、微信中的“名人”，从而吸引更多用户的注意。（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软件学院）
参考文献：
[1]Lijun Zhou，Tao Wang.Social media：A new vehicle for city marketing in China[J]，Cities 37，27-32，2014
[2]M.Nair.Understanding and measuring the value of social media[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vol.22，no.3，45-51，2011
[3]Sherman S.Proving social medias ROI[J].Marketing，January：15，2011
[4]董鑫.社会化媒体营销及其实践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vol.5，no.9，2014（8）
社交媒体文本分析范文2
【关键词】赖利夫妇模式 研究生 网络交往 跨文化交往
一、研究目的
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超越于工具层面的文化力量，渗透在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地改变了并正在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必然会对个体的人际交往方式和群体及组织的群体交往方式产生影响。
本文主要关注互联网对人际交往中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认知、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有何影响，旨在探寻以下问题的答案：1、当代研究生使用互联网的情况及网络在其所使用的各类媒介中居于什么地位？2、这种媒介使用情况的变化是否对其人际交往方式产生影响？3、这种交往方式的变化是否在交往对象认知、解读彼此的文化背景时产生影响？是使得彼此的了解趋于全面化、客观化，还是反而强化了所谓的“刻板印象”？①
二、研究的理论维度
（一）理论简述：
“赖利夫妇模式”是美国社会学家赖利夫妇于1959年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传播模式，他们认为，传播过程是庞杂的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应将其放到整个社会系统中进行考察，强调传播系统与社会各个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见图1）
根据这一理论，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首先是具有人内传播的个体系统；这些个体系统相互影响，构成人际传播；而个体系统又从属于各自的群体，这样，群体系统之间又形成群体传播；而个体、群体又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总是在社会中运行，因而又与总的社会系统有着互动关系。
（二）理论启发：
赖利夫妇模式对本文的启发主要在于，互联网发明前后青年人在人际交往时了解彼此文化背景方式的变化，以及人际交往方式本身的变化方面。
在互联网发明之前，这种对彼此文化背景的认知、理解主要有两个来源：
1、初级群体：主要是家庭、邻里，即父母亲友的言传身教对儿童基本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这一时期，儿童的讯息主要来源于其最信任的父辈，因而这种影响是最基础的，也是最根深蒂固的，直接影响人们长大后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这一阶段主要发生在幼年和童年时期。②
2、次级群体：发生在儿童阶段晚期并持续到成年期，此时，人们获取讯息的渠道和影响其认知及行为方式的因素多样化，学校、同侪群体、组织以及大众媒体比起家庭显示出更重要的力量。③其中，尤以大众媒体为甚，在跨文化传播中，人们对于自己不熟悉的文化，一般都是通过大众媒介来进行了解，尤其是电视这一融合了视觉和听觉效力、冲击感很强的媒体，所以，这种认知和理解往往是很片面的。
但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得这种情况开始变化。
在互联网上，信息的传播具有以下特点：多对多传播使得信息可检验性增强、透明度增强；无边界传播导致统一的中心信息源消失、受者摆脱传播链下游的被动地位；即时性传播使得时间空间瞬间被跨越、时效性空前加强等。这些特点对人际交往影响深远，人们获取信息渠道的增加使得大众媒体无法继续控制信息的唯一来源，理论上人们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应更全面和客观。人际交往方式也突破了传统的面对面方式，更趋于多样化。
三、研究方法
（一）资料收集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法。
1、调查对象：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兰州大学在读研究生。
选择这一群体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研究生这一群体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其文化特征已基本定型，趋于稳定，因而具有研究的可能性。第二，由于这一群体学习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传统的面对面人际交往较少，因而互联网对其的影响可能要比其他群体更大。
2、抽样方法：本文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
本调查按文、医、理、工、艺术及体育五类学科，随机抽取100名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99份。其中，男生42人，女生57人；研一学生69人，研二23人，研三7人；文科学生53人，理科25人，工科7人，艺术或体育1人，医科13人；家庭所在地是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的学生48人，县城或县级市的23人，农村的28人。此外，所在地域文化圈是黄河流域文化圈的人数最多，占总数的47.5%；其次为青海风俗文化圈，占总数的20.2%；再次为东北风俗文化圈，占总数的12.1%。④
（二）资料分析方法
本调查使用SPSSl1.5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四、调查数据与分析
（一）媒介使用情况分析
1、使用频率最高的媒介
数据分析显示，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及其他五类媒介中，70.7%的人表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媒介是互联网；另外，使用频率较高的媒介是电视，占总人数的22.2%。由此可见，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研究生接触最频繁的媒介，是其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
2、公信力最高的媒介
调查数据显示，54人表示其最信任的媒介是互联网，另外45人表示其最信任的媒介是传统大众媒体，两者相差9人，差距不是很大。这表明，虽然互联网在当代研究生群体中的影响力十分巨大，但其公信力则并没有显著超越传统的大众媒体。
通过交互分析，发现来自于内陆黄河文化圈与沿海文化圈的同学，在媒介的信任感上有较大差异：前者明显更倾向于信任传统媒体，47人中有28人表示更信任传统的大众媒体，几乎为其总人数的一半；而来自长江文化圈、云贵文化圈以及闽台文化圈的同学则明显更信任互联网，11人中有9人表示更信任网络，占其总人数的81.8%。由此可见，相对保守的黄河地域文化与相对开放的沿海地域文化的确影响到青年人选择媒介的方式。
（二）媒介使用情况的变化对人际交往中理解彼此文化背景的影响分析
1、对自己所属群体文化背景的认知和理解方式
数据显示，在认知、理解自己所属群体的文化背景时，传统的信息渠道即父母师长的言传身教和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亲身体验显示出极大的力量，两者共占总人数的94.9%。
当个体处于幼年和童年期时，他对自己所属的群体的认知和理解主要源于父辈的教导，因为这一阶段的个体所能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并且对信息的鉴别能力几乎为零，所以他们对来自于其最信服的父辈的信息是坚信不疑的，即使在其长大成人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后也很难改变。
父辈生活的社会生活圈子一般比较狭小，其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局限于家庭、单位和传统的大众媒体，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模式一旦形成一般就会固化。所以，对儿童的个性倾向、个性心理特征以及行为方式都产生一定的制约,即父辈的“刻板印象”一般也容易“遗传”给儿童。⑤
2、对自己不熟悉的其他群体文化背景的认知和理解方式
数据显示，按照使用人数由大到小排列，研究生群体在了解自己不熟悉的其他群体的文化背景时，所使用的信息渠道依次为：与该群体的同学实际交往，占总人数的29.3%；大众传媒的经常性新闻报道，23.2%；影视作品，19.2%；书籍和文献资料，18.2%；互联网，8.1%。
由此可见，传统的人际交往和大众传媒对研究生群体的影响居先，而新兴的互联网虽然作为信息渠道的影响力已十分强大，但它作为真正的意义建构渠道的影响力还未充分发挥出来。
下面，本文着重探寻大众媒体所建构的“拟态环境”对人际交往的基础――理解交往对象所属的文化背景――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设置了一些在大众媒体上最常见的符号，包括：沙尘暴；丝绸之路；骆驼；污染；敦煌；干旱贫困；民风淳朴；重视教育等。然后问：“当你与从未去过西北的亲友谈起西北时，在他们脑海中会浮现的情景”。结果显示，对于符号“重视教育”，竟然有99%的人表示他们的亲友不认同。但事实上，西北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这种传统源于儒家文化的传承。
那么，为什么竟然有99%的同学的亲友对西北地域文化形成与真实情况迥异的印象呢？这其中究竟有没有大众媒体的原因？
统计结果显示，以上与西北地域文化相关的符号意象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大众媒体，67.7%的调查对象认为这些符号意象来自于大众媒体的长期以来对西北的固化式报道。而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对这些符号的设置作用则十分微小，只有5.1%的同学认为这些符号意象来自于互联网上的信息。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的大众媒体与互联网在媒介特性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大众媒体，尤以电视为甚，是一种机构传播，是以点对面式的单向传播为主，其专业化、集中性较高，由少数人控制，极少数人决定了绝大多数人接受信息的倾向及其意义构成，受信者的主动性小。
而网络传播具有交互性、个性化、匿名性、无地域性、无中央控制和多媒体化等特点。⑥因此，信息呈现高度动态性，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信源对同一事件进行检验，从而找到最符合真实情况的信息，以往由大众媒体设置的固化式符号不再具有威力。
正如心理学家利克莱德所言：“网络的功用在于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它向每个独立个体提供个人意志、个人创造性等禀性资源平台。”⑦
3、媒介使用情况的变化对人际交往方式的影响分析
互联网不仅仅是类似于传统大众媒体的认知工具之一，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同时还是一种交流工具。美国计算机专家克拉克曾说：“把网络看成是电脑之间的连接是不对的。相反，网络把使用电脑的人连接起来了。互联网的最大成功不在于技术层面，而在于对人的影响。”⑧
网络之所以能直接介入“交际”领域，在于它所创造的独特的“虚拟空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人际交往场所。以往在互联网之前的以电子媒体为中介的人际交往，如电话、电报等虽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信息沟通，但它们限于点对点的交往，难以为使用者提供一个大的交际圈。而互联网上的许多服务使上网者可以定向到达一点，也可以同时抵达多点，从而形成颇具规模的交际圈，建立起各具特色的“文化部落”――“虚拟社区”。⑨
虚拟社区”的出现极大地改变着现有的人际交往范式。
根据“赖利夫妇模式”理论，不论哪种大众传播形式，都是在社会总系统中发生的，都与其他各个社会子系统相关。“虚拟社区”虽然存在于不可触摸的互联网中，但它决不是真空中的独立空间，它一样受到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因为参与“虚拟社区”的成员仍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个体，而其交往的内容仍然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并且他们通过这种人际交往而产生的族群文化和群体情感都是真实的。
由此可见，基于互联网的人际交往进一步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活的距离，使人与人之间的跨时空的全面交往成为了可能。“有史以来，人们第一次有所根据地希望着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特征，在虚拟的空间，与人、与信息做自由交往。”⑩
那么，兰州大学的研究生群体对于这种新型人际交往模式是如何使用的？数据显示，参加过有关西北地域文化的“虚拟社区”的被调查者占总人数的32.3%。这说明，根源于网络的这种新型人际交往方式在研究生群体中尚未普及化，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此外，数据显示，通过网络社区的人际交往和信息沟通，认为上述主要由大众传媒建构的符号对西北文化的代表性分别为：完全可以代表真实的西北文化的人数占总数的64.6%；基本可以的占总数的20.2%；不可以的占总数的15.2%。对于这些符号持肯定态度的人数共计占总数的84.8%。可见，传统大众传媒输入给同学们的符号意象已经十分根深蒂固，不论是否符合真实，都已经很难改变。
五、结论与不足
本文应用传播学中开系统分析之先河的“赖利夫妇模式”来探寻互联网发明前后，跨文化人际交往方式的变化。通过问卷调查法对兰州大学的100名研究生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
1、在兰州大学的研究生群体所使用的各类媒介中，互联网的使用频率最高。但是，这种使用目前尚主要局限于将网络作为一种信息渠道，而网络作为真正的意义建构渠道的影响力还比较弱。
2、兰州大学研究生在进行跨地域文化的人际交往时，了解对方文化背景的渠道主要是同侪群体和大众传媒。互联网对此的影响尚未十分明显。
3、兰州大学研究生进行跨地域文化的人际交往方式主要仍是传统的面对面方式，倾向于亲身的实际经验接触，而通过网络参与自己感兴趣的“虚拟社区”，与志同道合的陌生人进行人际互动，共同建构精神家园的同学则不占多数，但已经初具规模。
本文通过统计分析所得到的结果，与目前关于网络人际交往的主流理论并不完全一致，例如，理论上，通过网络人际交往，人们一般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的“刻板印象”，而对不同地域的文化更加理解，但是，本文所得到的数据并未显示出这种趋向，反而是“刻板印象”仍然牢不可破。这种理论与实际的矛盾到底缘由何在？本文尚无法对此进行解释，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①“刻板印象”这一概念源于美国著名学者李普曼的publicopinion(1922)一书，指人们对具体的社会群体具有心理特质的观念与预期，是认知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
②参阅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社会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P26-P28。
③同上
④本研究对中国地域文化圈的界定参考目前网络上普遍认同的七大风俗文化圈，即1=东北风俗文化圈：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北部及内蒙东部；2=游牧风俗文化圈：包括内蒙大部，辽宁、河北、陕西三省的北部、宁夏北部及新疆；3=黄河流域风俗文化圈：大致北起长城，南界秦岭、淮河，西抵青海湖东，东及黄海；4=长江流域风俗文化圈：大致位于秦岭、淮河以南，西到青海高原东侧，东、南均迄于海；5=青海风俗文化圈；6=云贵风俗文化圈；7=闽台风俗文化圈。
⑤廖龙辉，网络：传统社会化模式的消解，社会，2002年第1期。
⑥宋绍成，挑战与对策：网络传播与青少年社会化，社会，2002年第1期。
⑦转引自王晓霞，“虚拟社会”的人际交往及其调适，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⑧转引自郭良，网络创世纪-从阿帕网到互联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P163。
⑨参阅Howard(1993 )、Hagel和Armstrong(1997)、Jones和Rafaeli(2000)、Clarke(1995)以及Hesse(1995)对“虚拟社区”的定义，可将 “虚拟社区”概括为，它是一个基于信息技术支持的网络空间,核心是参与者的交流和互动,并且在参与者之间将形成一种社会关系。
社交媒体文本分析范文3
一、网络新媒体学科研究背景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网络新媒体研究适逢可贵的战略机遇，国家“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建设、运用、管理;创新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十七届六中全会，党中央要求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政策的有力支持给予网络新媒体研究注入了生机勃发的推动力。 这一年中，媒介融合成为产业主旋律:技术与产业的融合，“三网融合”的推进，“物联互联”网络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步伐加快，增强了产业链之间的协作和新兴营销模式的开创。如何占据新媒体领地，展开新一轮竞争，取得市场化模式的开拓创新，成为行业和研究领域中的一大主题。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1年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虽增幅较2010年底仅为6.1%，但仍达到了增加2770万人的规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大部分娱乐类应用使用率有所下滑，商务类应用呈平缓上升，微博用户数量以高达208.9%的增幅，从2010年底的6311万爆发增长到1.95亿，成为用户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 作为最给力的新媒体形态，微博以其即时性、交互性、开放性和低成本的内容生产、传播方式，征服了更多的人，去领略“自媒体”的传播价值。让他们更充分地享受到创造与传通、需要与满足、关注与交往的快乐。被喻为“病毒式传播”的微博传播，在公共事件中的信息干预，更突显出人人播报、人人参与的社会化特征。相应地，本年度中，互联网作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其“舆情表”和“风向标”作用进一步显现，现实和研究的进展提醒管理者增强网络舆情管理监督意识，提高突发事件的危机应对能力。如何遵循舆论传播规律、充分认识和发挥网络新媒体传播特点，拓展信息渠道，创新传播方式，引发着学界和业界的深入思考。 伴随着社交媒体在本年度的高速发展，其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在“日本海啸、地震、核辐射危机”、默多克“窃听门”事件、“英国骚乱”等等引人注目的国际事件中，互联网、手机、社交媒体的作用令人刮目相看。站在全球角度，学者布莱恩•索利斯(BrianSolis)乐观地指出:社交媒体的初级发展阶段已经结束，如何在未来提升社交媒体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和领导力需要探索。①在此过程中，对于社交媒体的研究与关注也不断冲击着学者们研究思考的领地。此外，新兴产业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伦理问题等，持续吸引着人们的视线，新媒体出版发行、版权管理、文化传媒、广告传播等研究保持着既往的热度。视频制作、动漫游戏、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有所跟进，也不时呈现出研究的亮点和新意。 二、四类热点主题:研究内容及视角 (一)媒介融合:产业发展和对策研究 媒介融合是近年来业界最显著的趋势之一。狭义上看，媒介融合内涵所包括的“相互渗透和合作”，涉及各类媒介、传播技术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广义上也涵盖了媒介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整合。媒介融合趋势对传统媒体带来了传播方式、接受群体认同等方面的挑战，其理念更新与技术创新，也为传统媒体提供了发展契机。本年度，从对比角度研究报纸、广播、电视媒体的创新发展策略，以期认识和开发多媒体平台，在内容生产、技术应用等方面推进全方位的创新，成为媒介融合研究的重中之重。 新旧媒介比较研究成果主要凸现了这样几个议题:1.竞争互动、整合议题和传播特色的相互借鉴。2.媒介融合中的业务流程、内容建设和产业升级。3.融合媒介核心竞争力的建立、专业队伍的建设、人才的培养。这些研究联系业界实践探索新媒体生存法则和发展战略。一些研究对中国大陆、香港等地媒介的融合升级之路做出经验总结、归纳整理。这方面大多文章分析角度比较宏观，但也有研究②较有新意地融入了西方融合理论的成果，批判性地提醒人们注意媒介融合潮流中信息泛滥、媒介垄断经营、媒介社会形成和文化霸权加剧所带来的新问题。 进一步透视融合媒介的传播效果，一些研究联系融合文化等理论，从传统受众心理变化探讨融合媒介带来的社会影响，认为融合下传播格局和社会结构的重塑，拓展了话语权的新领地，也提升了全民媒介素养的重要性。③研究同时渗透到媒介鸿沟和国家安全等问题领域。有观点认为，④由于网络、博客和手机媒体的放大和二次传播的功能，媒介融合传播拥有了几何级数的传播动力，媒介集团的国际化发展受到媒介融合的影响，通过交叉共享、整合资源，使信息传播产业可以集中优势，节省成本，扬长避短，扩张整个传媒集团的优势竞争力。这加速了国际媒介集团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使得相关国家具备了更大的文化扩张能力。依仗技术和资本优势的传媒大国拥有更多掌握传播工具的公民，使世界范围内的媒介“鸿沟”不断扩大。 在技术层面，媒介融合研究更关注原本技术封闭体系问题的解决，同时强调新技术显示出的几种优势:带动平台整合与终端互动、形成电子阅读习惯、带来全媒体数字报道形式的创新。在媒介融合研究中，对策性特点比较突出，不少文章以较大篇幅开展了融合时代传媒行业政府规制的探索。这些文章①落脚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政府规制要体现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让人们更快更好地通过多媒体终端获得有用信息，实现信息的快速流动，缩小知识沟差距。2.政府规制的关键点是引导与管控的“平衡”。希冀借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荷兰、日本等国经验，通过严格行业制度和法律来规制媒体行为及融合产业的发展。3.探讨建立传媒业专门化管理部门，解决多头、交叉管理规制弊端。从而化解和协调部门分歧，更快实现产业融合，积极推进国家发展文化产业大政方针的落实。#p#分页标题#e# (二)微博传播:现状、影响与趋势 “微博”作为Web2.0新兴开放互联网社交服务，建立了新的传播理念:随时随地，无处不在的沟通。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微博经历了由小众玩家使用到大众流行传播的过程，也有了“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之称，其一大特点是“强烈关注时事”，使用者可以随时通过手机、即时通讯工具或者第三方网站更新、浏览、回复、评论、参与信息活动。信息传播在微博的引领下进入到读秒时代，关于微博的研究也围绕着传播特、公共事件中的影响、自媒体应用和技术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展开。 探悉微博传播特性，有研究认为，微博是一种集“4A”元素为一体的媒介新形式。“4A”即Anyone，Anywhere，Anytime，Anything。作为开放式平台，它具有无限延展的可能性，扩大了社会成员间共通的意义空间，用户借此对海量的信息兼收并蓄，彼此影响，建立起一种特殊的社会网络关系。②有研究进一步提出，这种网络关系，表现出与社交网站的很大不同———它是通过单向的跟随关系简化了的社交关系。跟随关系的不对称使信息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既亲密无间又存在一定距离感。③在这样一种意义空间和关系之下，微博产生了它信息构筑、文本内容、传播参与等方面的特点，并形成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的局面。有研究提出，微博进入传统媒体平台和公共视野并得以常规化，与“微博事件”密不可分。因此认为，新媒体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现象本身，更在于其在新旧媒体关系的范式订立上具有典范意义:新媒体事件不仅作为报道的话题，而且改变了新闻生产的常规。④ 2011年新闻事件不断，公共事件、突发事件成为微博研究的主要着力点。从领导人出访到两会召开，从日本海啸到玉树地震，从威廉王子大婚到俄罗斯明斯克地铁爆炸，从故宫十重门丑闻到京沪高铁开通，从“郭美美”事件到默多克“窃听门”，从国家大事到百姓民生，从国内到国际，每有大事发生，总有微博传播活跃其中，研究者透视这类事件，所进行的探讨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关于微博在公众事件的信息影响力;二是探讨微博干预社会生活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围绕同一、同类话题做出不同向度的思考较为常见。如关于“微博问政”话题，有研究从官员微博事件看民意的焦渴;有研究分析网民表达意见的方式;有研究探索政府微博传播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有研究透视微博信息在突发事件中的组织和管理。也有研究对微博传播中的传闻、谣言、侵权等负面影响给予了关注。对于微博这种新科技下的自媒体传播形态，学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值得关注的代表性观点:微博传播自媒体特性突出，社会化程度高，更显平民化和草根性，面对全体公民开放，表达的个人化与私语化更明显。其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可以带动现实社会行动，产生全民参与的社会影响。 (三)新视角下的手机移动新媒体 在融合媒介大趋势之下，学界对于手机移动新媒体的研究势头兴盛，“手机是最重要的新媒体”①。学者们在研究中对手机传播的价值归属、所蕴含的技术潜能、所导致的传播格局变化、社会文化变更等赋予关注，对手机报、手机电视等新媒体形态的运营、作用和监管问题也进行了更多有意义的探讨。其中，三方面的争议或讨论较有新意:第一，手机可划归何种媒体?这个问题近年来一直为学界和业界所关注。一种观点认为，手机是与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并驾齐驱的“第五媒体”。一种观点认为，手机已成为主流媒体的重要组成。2011年度，学界延续这一归属问题的争议。有研究者再次从用户数和可信度方面，结合局部调查，试图做出主流媒体的定论。有研究者认为，作为互联网之后兴起的手机无线网络技术，在成熟的无线技术和网络平台的双重支撑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依托于3G技术平台的手机传输技术，把交互式无线手机网络推向了前台。因此在未来媒体发展的过程中，手机媒体将以其独有特性，成为媒体的“主流形式”，并将手机重新划定为报纸、广播、电视、杂志、互联网之后的“第六媒体”。② 另一个视角源自于对移动智能终端的重视。有观点推介认为，智能终端将人类手机使用从“拇指时代”带入“食指时代”。③宽带移动互联网正进入各个领域，在三个方面深刻改变生活和思维方式。首先，即时分享改变传播方式与社会结构。其次，图像识别搜索开启物联网新应用。第三，新旧媒体跨界互动，技术与设计走向融合。移动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新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存法则。在宽带移动互联网时代，真正的创新就是利用技术满足媒介与生活的融合，进一步延伸人的感觉空间、掌控空间，无限伸展人的各种能力。类似观点在抒发技术情怀的同时，也带给人们麦克卢汉般的畅想。第三是关于“手机信息社会”④的思索。研究观点普遍强调，手机是世界范围内重构日常生活、青少年社会交往、与他人获得并保持联系、愉悦以及商业活动、社会行动、爱与战争乃至政治干预的有力力量。并认为，手机的政治影响力如同互联网一样，能够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震撼力。两者联手，将进一步影响传播政治图景，手机传播作为社会行为的重要部分，挑战现实，对未来堪称关键。这类观点对于手机社会作用的认识主要基于几方面理由:1.弥补“数字鸿沟”;2.手机信息瞬间穿过多重社会网络并使社会动员即时产生。3.对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延伸到缺席在场的领域;4.手机亲近性强;5.网络监管和审查的不便利。由此而关联出信息自由与公共安全、个人隐私、舆论引导、信息策略和建议等多方面社会问题的概括性研究。 (四)活跃而务实的网络社区、社交媒体、虚拟社会 人口流动繁剧、社会矛盾突显、舆论活跃、多元化观点频现，网络社区、社交媒体成为人们构建社群、信息、交往互动、维权倾诉、舆论监督的重要平台，尤其是占据网民主要力量的80、90后一代，网络社区和社交网站更是他们了解和参与社会、维系和拓展关系的重要途径。有调查显示:青少年已成为社交网站的主力，且多元化的使用倾向逐渐明显。2008～2010年间，社交网站用户中年龄在55～64岁之间的人群增长迅猛。2008年以前，这个年龄段的人只有9%使用社交网络，而到2010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飙升至43%①网络社区应用的增长导引了兴趣，延展Web2.0时代人们开始关注的网络内部运作机制、建构以及社会子系统与派生系统、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互动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有研究者从社区传播和认同的建立切入，细微区分认同的差异性，并认为网络迷社区的拒斥性认同也是存在的，并且可能通过间接性的拒斥性话语和内容体现出来。②一些研究关注亚文化传播权和传播群体的形成，注意到了人际交往和口头传播模式在社区中的价值，通过网民层面的案例研究揭示网络社会属性，继续探索网络社区中的权威和意见领袖特征，推动Web社区规范和管理规则的建立。对于网络社区作用的评估，有研究者提出③社区的出现虽得益于技术推动，但强大社会影响的形成依然有赖于其媒体属性和现有传媒布局。认为网络社区门槛低、互动性和公共性强且匿名发言的特点促进了网络社区的繁荣。同时在“兴趣”和“地域性”两大类型的社区之中，“议程设置全民化”也容易夸大矛盾，导致谣言泛滥或形成网络暴力。对于社交网站营销模式的探讨构成了研究中一大上升性主题。这一研究特色的显现得益于电子商务迅猛增长的现实。随着新一代网络的到来，网络用户追求更加真实、实用。渴望虚拟网络与现实社会有机结合，SNS热潮不仅建构起庞大有机的网络社会，也为其带来了无限商机。#p#分页标题#e# 目前我国社交SNS网站提供的服务主要有三大类:传统社区服务、新型互动应用服务和开放平台娱乐类游戏。互联网的盈利模式主要有:游戏、广告、电子商务和无线增值服务。人们看到，SNS营销在未来具有强大发展空间，将会改变用户沟通行为。而由真实好友关系网络放大形成的巨大营销价值，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盈利的模式已渐趋清晰:一是广告盈利，二是销售盈利，三是渠道盈利④。在此过程中，关系为王———社交网站如何影响消费者成为关键的东西，围绕这一点做文章，社交网站的盈利能力有望进入佳境。 社交媒体也称社会关系型网络媒体，主要以用户为中心，定向拓展社会关系，集成论坛、社区、即时通信、博客、播客、拍客等功能，具有信息与获取、游戏娱乐、交流互动以及建立人际圈等功能。本年度“社交媒体”影响研究异军突起，一方面同样关注接收群体、关注传播心理;一方面聚焦于全球化重大新闻事件，做媒介伦理、社会失范与管控维度的分析。有研究联系现实运用和社交媒体对公众的心理影响，总结梳理这种新媒体的突出特点，如从搜集信息、打造“意见领袖”、投送信息、提高心理战作用等效能方面探讨社交媒体在心理战运用等方面的思路和方法。⑤有研究针对推特、脸谱、黑莓手机等新媒体在英国骚乱、“窃听门”、“西亚北非动乱”等事件中的社会影响作政治经济学分析，透视社交媒体的危机效力和社会监管的博弈，并认为在危机事件传播中，社交媒体通过扮演议程设置者、情绪煽动者、组织发动者三种不同社会角色，对社会监管带来挑战。该研究进而提出新媒体“善治”途径，促进自由与秩序的共生。①学界结合实践案例，对于社交媒体和虚拟社会特征、文化传播机理和社会效果的分析，开始将对这一新兴传播形态研究引向深入。 三、学科研究总体评价与启示 2011年的网络新媒体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几大特点，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两者都为今后的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提示: 1.关注现实的思维导向下实务研究趋向细化。最为突出的特点表现为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兴趣和多向度观察思索。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层次感。如在对社群、民意舆论的研究中，研究更广泛地指向管理者、社会机构、主流传媒和普通网络用户，研究往往从具体网站、网民或特定的传播媒体入手，进行传播意图、引导方式、接受心理等的具体分析论证。一些学术文章力避笼统、大而化之的表达，而呈现出深入细节、聚焦微观、对比论理的特色，增强了理论研究的说服力。 2.重视从交叉学科的研究思路之中推进对于新媒体传播问题的理解。跨学科的交融是近年来学科研究的一个明显倾向。较之于以往，这一特征在本年度的网络新媒体研究中更趋醒目。如对于网络广告、新媒体商业模式的研究借鉴经济学模式和理论体系;对于虚拟社群的研究借用社会学分析范式和理论工具，传播与通讯技术研究的结合，都显示出跨学科的味道，也呼应了新媒体作为融合媒介的特征。 3.结合实践力图多维视角多种方法推进网络新媒体的学术研究。理论缺失、分析流于表面化，一直是学科研究的缺憾。2011年研究虽然未能总体上扭转这一局面，但是一些研究者致力于对新媒体研究方法的探讨，从而希冀更理性地接近新媒体功能、使用和影响的分析;一些研究力求通过实证方法、量化分析考察网络社区、手机移动媒体;一些研究着重于中外融合媒体渠道、内容、运作机制、管理体系的比较分析，为媒介融合发展找寻切实通途。这反映出学科研究体现量化和质化研究相结合的诉求，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但是，也应该看到，研究中也表现出明显不足:对于微博等热点现象研究尚显浮躁，不少成果只是流于肤浅印象的应时之作，有的只是做发展流程的经验总结，趋势的展望多带有主观臆测的色彩。微博、手机媒体中一些概念提出也尚待科学界定。同时，问题意识和论证过程都有待于加强、深化。如对网络文化、新媒体社群使用现状等现实热点缺乏深刻的学理认识，一些想当然的论述掩盖了理性思考。也有一些文章虽然注意到了量化分析或细微的角度，但难以抽象出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中外横向对比的研究视野还需要进一步拓展。这些都留待今后的研究加以调整、校正和弥补。
社交媒体文本分析范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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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在本次调查研究的“央视主持人口误”网络传播的样本中，至少51%的传播者身份不明。企业主办的网站是“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的主要传播渠道。传播的偏向清晰地表现为娱乐倾向。因此，在网络和自媒体上关于“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传播，是一种传媒消费主义文化景观，是“消费主持人”的文化现象。因此，网络上关于“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传播，既不是以媒体或其从业者为对象的舆论监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介批判。 关键词：主持人;消费主义;文化景观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4-0044-03
消费主义文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1]。在消费主义文化中，人们所消费的主要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比如特定商品象征着某种地位、身份、品位、个性、情感等）[2]。伴随着大众传媒和新媒体的普及，传媒逐渐成为传播消费主义文化的重要渠道。传媒在传播消费主义文化的同时，消费主义文化又渗入到传媒的肌理之中，使得传媒自身发生消费主义文化的变异[1]。
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在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转型和传媒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大众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产生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传媒消费主义，一方面体现在传媒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传播，使其直接影响着社会生活及日常消费;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传媒自身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变异，即传媒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消费为目的，围绕自身产品（传播内容）的“可消费性”来组织生产[1]。据此，是否可以认为如今在网络上大量的“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是一种消费主义文化景观？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探讨网络媒体对“央视主持人口误”现象的传播是不是一种消费主义文化景观，即网络媒体是否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消费为目的，围绕传播内容的“可消费性”来组织“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的这一问题，需要对央视主持人口误网络传播的主体和渠道进行描述。
1.总体与样本。总体可分为目标总体和抽样总体[3]，本次研究的目标总体为网络媒体传播的所有关于“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信息。截至2015年1月1日，在百度搜索引擎内输入“央视主持人口误”这一关键词所搜索出的所有链接，我们抽取前500条链接作为本次研究的抽样总体，这里的每一条链接称之为单元。
在这500个单元中，去除35个无法打开的链接（单元），还剩下465个单元。在这465个单元里，有同一链接多次出现的情况，将多次出现的同一链接认定为一次链接（单元），经过以上两次筛选后最终得到了350个单元作为研究样本。
2.分析指标。“央视主持人口误”网络传播情况的分析维度为四个方面：（1）传播者身份。传播者的身份反映信息来源的性质，传播者的身份包括各种类型的新媒体、传统媒体、网站用户、传播者类型不明。这里关注的是传播者或作为传播者的媒介的社会身份;（2）传播渠道。这里指从传播者到达接收者的中介物，根据这一中介物的内容属性，传播渠道可分为门户网站、报纸电子版、传统媒体官方网站、网络服务网站、购物网站、教育网站、社交网站、时尚资讯网站、视频网站、阅读网站、新闻网站、游戏网站、娱乐网站、社会团体网站、搜索引擎共14类。根据这一中介物主办方的不同，传播渠道可分为企业主办的网站、传统媒体主办的网站、政府主办的网站、通讯社主办的网站、社会团体主办的网站五大类;（3）传播内容。这里指“央视主持人口误”的具体内容，本文从传播内容的时间、传播内容的类型这两个指标对此进行考察。传播内容的时间是指把“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信息发在网上的时间;传播内容的类型可以分为失误合集（视频版、文字版）、主持人错误报道、主持人回应口误（微博或接受采访）、央视对主持人口误的处置（私人披露）、主持人口误原因分析文章、网友态度及评价六大类;（4）接收者的反应。这里指接收者在阅读和收看此类内容后的媒介化反应，如跟贴、转发、分享等，这可以从网页浏览量以及社交网站中相关信息的数量来进行考察，分析受众对此信息的关注情形。在社交网站中人既是传者又是受者。如果在社交网站中相关信息数量巨大，则可以推断受众对“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强烈关注。
通过上述的分析方法，本研究可以对研究对象作出如下分析和描述：（1）“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主要传播者;（2）传播“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网站数量和不同网站的信息数量，可分析出传播“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主要传播渠道及其传播频度;（3）“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传播渠道的类型;（4）受众对此信息的态度;（5）在对传播情况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对“央视主持人口误”的网络传播性质进行探讨。
二、“央视主持人口误”网络传播情况
1.至少51%的传播者身份不明。在本次调查研究的样本中有178条信息传播者不明，占样本总量的51%。在分析样本时发现，同一个文本在不同网站上所标注的来源不同，这种情况十分普遍，反映了网络传播在信源处置上存在的问题。网民上传的文本有68条，占样本总量的19%。因为网民的社会身份也难以确知，所以如果将网民也看作身份不明的信息者的话，则信息者社会身份不明确者占样本总量的70%。传统媒体共42条，占样本总量的12%。门户网站共51条信息，占样本总量的15%，其中综合性门户网站的信息为46条，占门户网站此类信息总量的90%。传统媒体与门户网站传播“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数量相当，甚至还稍多于门户网站。传统媒体所主办的网站和央视主持人自身对于此类信息传播数量较少（如图1所示）。
图1 “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传播者比例
2.“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传播渠道分布广泛，根据中介物的内容属性分类：主要传播渠道为门户网站。通过对350个样本进行整理归类，“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信息传播共涉及了134个网站和自媒体（传播渠道）。按照各网站对自己的定位，可将这134个网站分为门户网站、报纸电子版、传统媒体官方网站、网络服务网站、购物网站、教育网站、社交网站、时尚资讯网站、视频网站、阅读网站、新闻网站、游戏网站、娱乐网站、社会团体网站、搜索引擎共14类网站。其中79个门户网站了“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信息，占所有此类信息网站总量的60%，是最主要的传播渠道。其次有15个视频网站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占所有此类信息网站总量的11%;社交网站中仅有9个网站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占所有此信息网站总量的7%。
3.门户网站类的信息总量最大，社交网站类的信息量平均数最高。从统计的情况来看，一是“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网站，新闻网站最多，综合性门网站次之，其它类型网站所占份额较少（如图2所示）;二是从的次数看，约有79个门户网站共传播了198条信息。其中，综合性门户网站“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102次，占门户网站对此类信息传播量的51%，约占本研究所获得的样本350个样本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综合性门户网站是“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主要传播渠道。
对样本进行统计发现，门户网站、社交网站、视频网站是传播“央视主持人口误”这类信息的三大传播渠道。79个门户网站共198条“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占总量的57%;9个社交网站共42条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占总量的12%;15个视频网站共50条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占总量的14%。其中，门户网站平均每个网站此类信息为2.5个强，社交网站为5.2个强，视频网站为3.3个强（如图2所示）。
图2 各类传播渠道信息数量占总信息数量的比重
4.视频用户对“央视主持人口误”的视频分享有偏好。对研究样本进行统计发现，视频网站中用户对此类信息的分享是主要的传播行为。视频网站上的50条信息中，有31条信息是用户在视频网站的视频分享板块里分享的，占总量的62%，视频网站官方的信息为19条，占总量的38%。可以推断，用户喜欢分享或上传央视主持人口误的视频信息。
5.根据中介物的主办方分类：企业主办的网站是“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主要传播渠道。经过对350个样本进行整理归类，“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的信息传播共涉及了134个网站。这134个网站中有85个是企业主办的，占到总网站数的63%。综合门户网站是信息最多、参与传播的网站最多的传播渠道，“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一大半也是综合性门户网站传播的。这些综合类门户网站的63%的为企业主办的，所以说企业主办的网站是“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的主要传播渠道。
6.“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数量与网站访问量的多少成正相关关系。统计表明，在过“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网站中，该类信息数量由多至少依次为搜狐、百度、网易、凤凰网、腾讯网、新浪网。这6个均为中国网站访问量排名前15的网站。中国网站排名网2015年2月5日15点的网站排名榜，前15名依次为百度、腾讯网、360安全中心、淘宝、搜狗、网易、1360、凤凰网、天猫、新浪网、新浪微博、hao123网址之家、搜狐、duba、优酷网[4]。从过“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网站访问量的情况来看，该类信息数量与网站访问量成正相关关系（如图3所示）。
图3
统计显示，2014年“央视主持人口误”网络传播的信息量突然大幅增加（如图4所示）。对之追踪考察发现，2014年2月份名为《@YouTube》的微博用户了《@世界停止喧嚣》制作的《7分钟央视直播爆笑失误合集》视频，这一视频随后被许多网站相继转发，并成为本次调查中被网站转发次数最多、被浏览量最多的一条信息。其他网站直接转发此视频39次，此外，使用此视频截图制作央视主持人口误集合文字版的网站也不在少数。此视频在腾讯网上的点记录达到了3273.2 万。在对350条“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浏览量统计中发现，浏览量排名前十的信息中，分别有4条是转发的《7分钟央视直播爆笑失误合集》，有4条与“和佳误称菲律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相关。
图4
7.媒体传播“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目的以娱乐为主。企业主办的综合门户网站的“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中42%是娱乐性的，以搞笑逗乐为直接的传播目的（如图5所示）。非企业主办的门户网站虽然在传播此类信息的数量上远远少于企业主办的网站，但是在传播此类信息的内容上大部分仍是把此类信息娱乐化。非企业主办的门户网站传播的“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中，有40%是娱乐性质的。与企业主办的网站不同的是，非企业主办的网站在报道“央视主持人口误”的同时，也对主持人口误的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
图5
8.近一半网友以娱乐的态度看待“央视主持人口误”。在随机抽取的366条网友跟帖中，有48%的网友在帖子中表示看了“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后非常开心，这些网友并没有从主持人职业的角度对出错主持人进行深入的分析，包括出错的原因以及造成的影响。有30%的网友认为主持人口误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批评主持人口误的网友，也多是只言片语，并没有深究的分析的要求。
三、“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的网络传播是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产物
1.“消费”决定“生产”。新闻传播者既是本来意义上的信息的提供者、环境的监测者，更是传媒产品和市场商品的推销者;受众由享用媒介公共服务的公民而被视为传播内容和市场产品的消费者。媒介生产与消费的商业逻辑开始入主传媒，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的媒介运作，遂由此前的“生产”决定“消费”变成了“消费”决定“生产”，从而驭使传媒内容生产围绕“可消费性”旋转[1]。“消费”决定“生产”这一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特点在以营利为目的企业主办的网站上体现尤为突出。在本次对“央视主持人口误”网络传播渠道分析时，发现企业主办的网站是“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的主要传播渠道，政府、通讯社、社会团体主办的网站则很少报道此类信息。而迎合受众喜好、满足个体追求快乐的欲望的企业主办的网站，确实获得了较高的访问量。这样，对新闻价值的评判权完全交付给了作为消费者的受众，受众的喜好决定了对新闻的选择。在传媒自身的这种利润主导的消费主义倾向下，对受众的迎合也就不可避免[1]。“由于消费者决策的内在驱动力是对于快乐的追求，因此，这些媒体认为有价值的新闻应当最大程度地满足个体追求快乐的欲望”。
2.媒介主体形象：传播“消费偶像”的目的诉求。“消费偶像”，首先是各种明星，尤其是文娱体育明星。其次是各类名人，包括政治名人和其他各领域的名流[1]。目的诉求的转变表现为媒体生产这些形象主要是供受众消费的，因此媒体形象塑造的重点是如何使这些形象更具“可消费性”，即引人关注和观看，而不是引导和教化的目的，不是出于对促进社会生产和人的道德发展等方面的关注，形象的主要功能也就相应地从“可资教化”变为了“可供消遣”[1]。根据本次统计的数据，从传播内容角度分析，媒体传播“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目的以娱乐为主。《@世界停止喧嚣》制作的《7分钟央视直播爆笑失误合集》这一视频，被许多网站相继转发，成为本次调查中被网站转发次数最多、被浏览最多的一条信息。这些都是对“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最浅层的娱乐报道，而在作为传播这一类信息主渠道的企业主办的网站上进一步挖掘这一事件的原因、造成的影响、网友评论的信息只占样本的4%。这表明，在 “央视主持人口误”的网络传播过程中，从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到接收者，其目的诉求主要表现为一种娱乐性消费诉求[1]。
社交媒体文本分析范文5
可供选择的社交媒体营销渠道非常多，这就给社交媒体营销渠道的管理带来了很大压力，对小公司更是如此。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可以高效管理社交媒体营销的诀窍和工具，对大小公司都适用。
制定一个可供管理的社交媒体营销战略
在尝试社交媒体营销并在每个社交媒体上都注册营销账号之前，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评估下自己的能力，看自己每天可以在社交媒体管理上花多少时间，了解这个可以帮你弄清该优先在哪些社交媒体渠道上进行营销。有效的社交媒体营销管理通常需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这些都是制定社交媒体营销战略的因素：
设计：你不仅要为注册的社交媒体账号设计一个用户喜欢的页面，还需要和设计师合作优化社交媒体上的图片简介、内容配图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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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文本分析范文6
关键词：文本和语境；多维度；话语分析路径；趋势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7）01006107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the advances in various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alysis in foreign countries have been explored， such as conversation analysis， ethnographic approach to discourse analysis， corpus-based discourse analysis，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genre analysi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diverse analytic approaches have been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by which these approaches treat the texts， multimodality and social context. The future tendency of discourse studies has been predicted， providing some insight into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new age.
Key words： text and context； multi-dimension；analytic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tendency
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话语分析已经超越了语言学研究领域，成为一门跨学科研究。话语分析主要研究句子层次之外的口语和书面语的语言行为，研究在特殊语境中使用语言时意义的构建和阐释。这个话语分析定义涵盖两层含义：首先，不仅可以在音素、语素、单词、从句、句子层面分析语言，还可以在语篇层面分析语言；其次，语言是社会行为的工具。人们逐渐借用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传播学、修辞学和市场营销、会计学、组织研究、法律、信息技术等学科的深刻见解，关注语言的使用。话语分析进而演化为在各种机构的、学术的工作场所和职业环境中理解语言使用的有效方法。
语言使用成为研究焦点。这源于二十世纪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的蓬勃发展。Wittgenstein[1]的语言“生活形式观”认为人们通过一系列“语言游戏”构建生活形式，建立自身与他人和所处环境的关系。六十年代英国哲学家Austin[2]经典之作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认为语言研究不仅应该包括语言结构，更应该研究如何使用语言，以及社会标准和社会实践如何促成语言。后来，尽管与Austin的传统大相径庭，法国思想家Foucault和Derrida还是认为语言，尤其是话语，对理解社会实践至关重要。
社会科学家和行为科学家Goffman[3]和Garfinkel[4]强调语言在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心理分析家Jurgen Ruesch和人类学家Gregory Bateson[5]认为社会和心理现象不能与发生这些现象的“交际矩阵”相分离。受其影响，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都发生了“话语转向”。
对语言使用的热切关注，促成了美国语言学家Edward Sapir和Benjamin Whorf论述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假说以及人类学语言学的Boas研究传统。在欧洲，Halliday[6]强调，“语言之所以为语言，是因为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他建议，不仅从传递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知识体系、所有最深层最弥漫的文化模式的宏观社会学层面研究语言，而且也从认为意义是针对特定语境和情景的微观社会学层面来研究语言。他的系统功能语法对当代话语分析诸流派，如批判性话语分析、媒介话语分析和多模态话语分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话语分析路径
跨学科发展滋生了多种话语分析路径，例如：语域和体裁分析、批判性话语分析、话语心理学、会话分析、互动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文体学、媒介话语分析、基于语料库的分析、叙事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修辞语法分析、论证分析等等。体裁分析和会话分析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而媒介话语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等就比较新颖。
受到话语分析的多学科发展影响，这些不同的话语分析路径对于“文本（text）”和“使用文本的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的理解存在分歧。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把语言使用看作是语境的功能；而语言学家把语境作为背景，主要关注文本。近年来，除了书面语、口语文本外，受到符号学影响，非线性的、语言外的交际形式，如图片、示意图、手势语、色彩、不同的字w和字号等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话语分析研究者正面临各种新的现代交际媒介，例如：计算机媒介交际（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短信群发系统（SMS messaging）、微博（micro-blogging）等新的交际技术。
（一）会话分析
会话分析（CA， conversation analysis）发展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植根于Harold Garfinkel[4]发展的一个社会学分支“民族方法论”。民族方法论像Gumperz和Hymes[7]提出的“交际民族志”一样，主要关注特定文化成员用于交往和解释其经历的基本能力和阐释性过程。Atkinson和Heritage[8]1指出，会话分析之目的为描述和解释普通说话者在参与可理解的、社会组织的交往时使用和依赖的能力。Goffman[3]和Garfinkel[4]认为研究人们的生活时，不应参照任何理论框架，而应该仔细分析普通人的言语和行为。会话分析者通过分析会话属性，试图理解社会生活模式和控制谈话的程序规则。与Austin和Searle一样，会话分析者认为话语是一种社会行为――人们总是“以言行事”。会话分析研究行为的序列性组织，特别是话轮机制。其指导原则是：问会话中的话语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说这一点？这一观念最基本的表达是相邻对概念，话语相邻对不仅与语言学相关，因其完成了特定的社会行为，还与社会学相关。条件相关原则认为，遵循序列排列的话语对前面的话语表现出特定的理解，为后来的话语创造条件。会话分析者采用自然发生的、经过严格转写的会话数据。会话数据不是观察性的，而是会话性的。语言民族志研究者与会话分析者的最大区别是两者对语境的不同认识。语言民族志研究者用比较宽广的社会语境来理解语言使用，而会话分析者认为语境随着话语行动逐步构建。这并不是说会话分析者不关注较大的社会身份和权力问题（如性别，机构际）。会话分析者认为理解这些问题要通过仔细分析交往机制，而不是参考大的社会结构或意识形态。
（二）话语分析的民族志路径
受到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启示，Gumperz和Hymes[7]建构“交际民族志”（又称为交谈民族志、言说民族志、传播民族志），描述特定区域的社会成员应该如何履行言语行为，才能被当作是有能力的成员。交际能力不仅包括掌握语言系统，而且还包括与社会行为和社会身份并行的语言使用能力。社会上的其他成员能够识别交际能力，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如闲谈、做买卖、开玩笑、争论、取笑和警告等。学习交际能力，可以采用参与交际、预测别人的反应、把一般规律融入自身的行为和意义宝库中等方式[9]。
民族志传统旨在从社会成员的生活经历（lived experience）角度理解社会。Pike[10]倡导行为主位语言研究路径（emic approach to language），通过观察当地人（局内人、文化圈内人）参与的自然发生的社会事件，试图发现语言的使用模式。民族志路径包括一个选择过程，取决于分析者的实际关注点和理论先见。数据收集分析主要包括通过观察和分析选择来的社会语言行为来提供证据、描述和解释社会行为。在实地考察时要进行选择，选择取决于观察者的兴趣和受试允许观察者所进行的观察。观察者在实地考察时，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某种具体的理论框架来选择和解释观察。这些观察是最重要的民族志话语分析工具。
民族志研究者还采用其它工具，如结构化或半结构化访谈，焦点群体访谈、描述有经验的参与者。通过这些工具，民族志研究者解释特定社会文化中人们的社会行为，得出结论，概括出一般规律。
民族志研究[11]111-127分为分析型、反思型、自然主义型、机构型和阐释型等类型。阐释型民族志探索特定社会群体的话语行为――如写、说和其它象征行为――以便得知在共同构建的概念世界里，群体成员如何看待话语行为、如何进行话语活动。民族志研究者不过分依赖对语言数据的实际分析，他们更看重文本以外的社会和语境因素。民族志研究者认为研究特定社会文化中的语言使用，纯粹的语言数据分析显得不足。民族志研究路径对批判性话语分析、体裁分析、媒介话语分析和多模态话语分析等其它路径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专门用途英语和“新文化素养研究（New literacy study）[12]”也做出积极贡献，民族志研究路径还被引入语料库语言学中[13]493-517。
（三）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
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Corpus-based discourse analysis）起初拥有大量机读文本，主要用于词汇学和语法研究。直到最近，语料库路径才被广泛运用于话语分析[14]。最初建构的一般语料库为不同背景下使用的语言，包括口语、书面语等，期望通过观察来了解语言使用中的词汇语法特征和功能变体。然而，语料库的开发近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语料库越来越庞大。如英语语料库（The Bank of English）有6亿多词汇，英国国家语料库（NBC， National British Bank）有1亿词汇。这些大型语料库为日常语言偏好使用的专门词汇语法模式提供了有效而可信的信息。尤为重要的是，大型语料库使语言学家和话语分析者能够超越句子和短篇层面的分析，分析数量巨大的文本，通过大量例子来证实对于特定语言模式的功能价值的直觉。对大型语料库的研究表明，语言遵循由预制短语（pre-constructed phrase）组成的常规模式。Sinclair[15]称之为“谚语原则”，与“开放原则”相对。开放原则是指逐字对照的插槽填充组合。Sinclair[15]认为说话者主要遵循谚语原则，只有当谚语原则由于受限不能发挥作用时，才会遵循开放原则。
谚语原则给我们的启示是：这些预制短语可以成为分析单位，而不必分析单个词汇。在语义意义上，词汇和短语可能呈现出特别的语义偏好（semantic preference），例如，glass常与sherry、lemonade、water、champagne、milk等词汇同时出现。在语用意义上，词汇和短语可能带有语义韵（semantic prosodies）。例如，cause常与负面负载词accident、concern、damage、death、trouble等搭配，因而表F出负面语义韵；provide经常与aid、care、food、opportunities、relief、support等正面负载词搭配，因而表现出正面语义韵。只有分析大量语料，才能观察出这样的语义偏好和语义韵[16]。
近来基于专门语料库的分析也用于研究学术体裁和职业体裁的语言变体。这些语料库相对小一些，集中在专门语境中的专门体裁类型。研究小型语料库的优势是可以重新提出该语料库专有的语义韵。例如，Flowerdew[13]在研究了末代香港总督Chris Patten的话语后，提出像economy、individual和wealth之类的词汇都带有正面语义韵。
早期的话语和语域研究受到人工处理数据的限制，现在借助计算机和分析软件，不仅可以完成繁重的任务，而且分析结果也越来越可信。
Biber [17]等语料库语言学家借助语料库研究英语语法，识别语言中的凸显语言同现模式，对比由那些同现模式确定的口语或书面语语域。不仅构建个体语域的独特语法，还构建跨越语域的共变词汇语法模式。
（四）多模态话语分析
多模态话语分析路径（MDA，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认为，文本只是社会交往的交际模态之一。会话分析、民族志研究和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这三种路径，虽然对于文本和语境的看法迥然不同，但是都把文本数据作为社会交往的主要资源。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构建和阐释社会意义，文本数据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模态。国家内部语言文化呈现多样性，由多元文化、交际电子媒介、通信技术、经济全球化等等因素导致了国家之间界线的模糊。这些社会文化因素，促进了符号学的发展[18]。
符号模态包括手势、体态、空间关系学研究、视觉形象、文档版式、音乐和建筑设计等。研究影视作品、电子媒介时，多模态话语分析尤其重要。Idema[19]29-57总结了传统的基于文本的话语分析路径与新型的多模态话语分析路径之间的差异，认为以多模态路径理解意义构建聚焦两个问题。一方面，语言不再成为人们偏好的意义构建中心；另一方面，语言、图片、页面设置、文档设计等不同的符号维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话语分析者认识到人类倾向于多模态意义构建，人类的多元符号发展和个体发展要求人类不是只关注一种语言符号，而应关注多种符号。
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角不仅融合所有可能的符号表达模态，还融合了各种其它话语分析路径。例如，多模态话语分析者受到会话分析者Goodwin[20]的影响，多模态话语分析者Kress、Van Leeuwen[21]和O’Toole[22]从Halliday系统功能语法[23]862和澳大利亚社会符号学家Kress和Hodge[24]那里得到启示，多模态话语分析者Kendon[25]受到人类学家Scheflen[26]的影响，多模态话语分析者Norris[27]受到交际社会语言学家Tannen[28]和媒介话语分析者Scollon[29]的影响。
（五）体裁分析
早期的体裁分析（GA， genre analysis）是语言分析延伸，研究学术语境下英语的功能变体。Swales[30]研究论文引言的专著标志着体裁分析模式开始用于描述学术研究体裁，其研究动机是把研究结果用到专门用途语言教学上。不同于基于语场、语式、语旨这三种语境范畴的语域研究，Swales[30]按照交际目的来识别体裁。另外，澳大利亚研究者用系统功能语言理论研究体裁，还有一些美国研究者在修辞领域研究语域。
体裁分析[31157-178][32]79-101[33]，也称为修辞行为的典型化、分阶段的、目标导向的社会过程的规律[34]46-57[35]、交际目的的一贯性原则[36][37]，一般研究在机构化的学术或职业背景下情境化的语言行为，试图为语言使用提供越来越复杂的深度描写（thicker description）。体裁分析融合和超越了情境语境，超越了语言描述，为惯例化、机构化背景下的专门语言使用提供解释。体裁分析路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惯例的强调。
近年来，体裁分析向Bhatia[38]32-50所说的社会空间方向发展，他建议体裁分析用多视角、多维度的“三维空间”模式分析――社会职业空间、社会空间和文本空间――来分析话语。这种多视角分析把话语分析的其它路径，如民族志分析、批判性话语分析、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和多模态话语分析融合到统一的框架下。
（六）批判性话语分析
批判性话语分析（CD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通过分析作为社会行为的语言来研究社会政治领域，包括社会变化、权力滥用、意识形态的强加、社会不公正等。批判性话语分析假定分析话语可以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提供深刻的见解。
批判性话语分析把话语看作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行为的主要形式。通过批判性地分析话语和社会行为，调查社会实践，挑战社会中的不平等、不公正、不公平、不民主。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奠基人Van Dijk[39]249-283[40]认为批判性话语分析主要研究话语、权力、支配和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Fairclough[41]20把语言看作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也认为批判性话语分析探索话语和社会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话语可以表达特定的意识形态和身份。这种话语观与话语的社会心理理论一脉相承。社会心理理论认为话语是构建社会和个体身份的主要工具。
Fairclough[42]2提出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多维度框架，通过映射三种不同形式的分析――话语分析、话语实践分析（生产、分配和消费文本的过程）和作为社会文化实践实例的话语事件分析――来研究话语，通过互文策略（intertextuality）在话语生产过程传递意识形态。Van Dijk[40]采用社会认知的路径来研究话语，认为意识形态是代表社会群体的基础，找出了社会结构和话语结构之间的联系。Wodak[43]553通过审视话语的历史维度，用语篇-历史分析法批判性地分析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等问题。
批判性话语分析也遭到了批评，例如，Widdowson[44]认为，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出发点是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然后再选定一些文本来证明这种意识形态，这些文本就代表了分析者想得到的完全缺乏客观性、具有偏见的分析结果。Meyer[45]14-31考虑到人类处于社会中、分析家容易存有偏见，认为批判性话语分析至少是开放的，提出了评价批判性话语分析质量的标准，包括代表性、可信、有效、完全、可及和三角关系。
（七）媒介话语分析
媒介话语分析（MDA， 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目标一致，但是批判性话语分析主要研究社会行为，而不是话语。媒介话语分析主要关注社会问题的分析、阐释和解释。Scollon[46]指出，媒介话语分析认为这些社会问题并非主要由话语组成，话语实践只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话语实践不一定是创造出社会机构和权力关系的主要实践形式。
借助Vygotsky的心理学和研究思维的社会文化方法，媒介话语分析旨在理解如何利用话语采取具体的社会行动，如何在这些社会行动中创造和再创造社结构和意识形态。像会话分析一样，媒介话语分析研究人类行为的基本机制和在行为链中的序列性组织。同时，像批判性话语分析和语言的民族志研究一样，话语实践致力于理解这些具体的、情境化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实践。这些社会行为和社会实践在社会参与者“历史的身体”内复制较大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模式。
媒介话语分析对文本和语境两者都不承认，媒介话语分析关注在媒介行为中文本和话语的汇聚。
Norris[27]认为媒介话语分析主要关注：一、媒介行为本身，即在现实世界交往时我们做的具体事情；二、媒介手段，即我们用来采取行动、使行动成为可能、或限制行动的文化工具（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文本）；三、当行动成为社会参与者历史身体的一部分时，通过这些行动发展的社会实践；四、多种社会实践的汇聚引发了媒介话语活动的产生；五、社会行动中的媒介在个体社会参与者和文化工具方面的分布方式。
从方法学的角度，媒介话语分析采用包括评判性话语分析、民族志、交际社会语言学、多模态话语分析等不同框架的资源。Scollon[29]认为媒介话语分析就是媒介行为理论、人类学语言学和交际民族志、会话分析、批判性话语分析、社会实践理论等各种视角的汇聚中心。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媒介话语分析反映了其希望分析的社会。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实践汇聚中心看作不同流派中的一套客观化的、或结构的关系。相反，这些关系只存在于专门研究项目具体的行为交集中。
二、各种话语分析路径间的关系
虽然不同的动机导向截然不同的话语分析路径，但是这些话语分析路径也是互相影响的。受到社会学研究特别关注广大社会结构之影响，会话分析得以产生。同样，多模态话语分析是对会话分析和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过分强调文本所作出的回应。有的分析路径仅仅局限到分析少量数据，这促成了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的发展。对脱离语境的词汇语法特征分析作出回应，体裁分析探索更加功能性的、基于职业语境的文本分析路径。批判性话语分析试图联合话语分析和社会分析，对理解社会文化实践颇有启示。媒介话语分析是对过分强调话语而忽略了用话语实现的具体社会行动的回应。
Bhatia[16]用下图表示各种话语分析路径、文本、语境和符号模式之间的关系：
从图中可以看出，各种路径对社会语境和构建话语的符号形式关注的程度不同。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几乎完全以文本为中心，而多模态话语分析涵盖别的符号模式。话语的民族志分析几乎完全集中到社会语境，而会话分析又到了似乎完全依赖文本数据的另一个极端。体裁分析、批判性话语分析和媒介话语分析既注重文本和别的符号模态，又注重社会语境；这三种分析都融合不同的框架和研究方法，给话语以多维度的视角。
这些话语分析路径都关注文本和社会语境，为语言使用和社会实践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他们的不同点在于：目的不同、应用领域不同。这些路径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对话中。正是在这样的对话中，话语分析才得到发展。单一的话语分析路径只能是瞎子摸象，只涉及了话语分析的某一个方面。只有融合各种话语分析路径，才能全面地进行话语分析的研究。
三、结论
本文回顾梳理国外话语研究50多年的历程，探索话语研究的最新进展，不囿于一家之言。综述话语研究的种种路径，如会话分析、话语分析的民族志路径、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体裁分析、批判性话语分析、媒介话语分析等，并从各种分析路径看待文本、多模态和社会语境的方式，探讨各种分析路径之间的相互关系。未来研究中，对各种话语的研究，可能彼此借鉴分析工具和数据来源，产生新的、有趣的话语研究领域。例如，可以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路径丰富英语通用语研究；权力关系和批判性语言意识是英语通用语研究的关键问题。也可以对新型的互联网话语体裁进行更多的研究。而且，可能是因为书面语体裁容易得到，大部分话语研究集中在书面语体裁；未来更多的研究可以聚焦各类口语话语体裁。参考文献：
[1]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M].Translated by G. E. M. ANSCOMBE . Oxford： Basil Blackwell and Mott，1972.
[2]Austin J L.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the William James Lectures deliver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in 1955[J].Analytic Philosophy，1963，4（1）：4-6.
[3]Goffman E.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M].NY： Doubleday， 1959.
[4]Garfinkel H.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M]. NJ： Prentice-Hall， 1967.
[5]Ruesch J， Bateson G. Communication： the Social Matrix of Psychiatry [M].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Inc， 1951.
[6]Halliday M A K.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7]Gumperz J J， Hymes D.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M]. Oxford： Blackwell， 1986.
[8]Atkinson J M， Heritage， J.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9]Mead G H.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10]Pike K L.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ur [M]. The Hague： Mouton and Co.， 1967.
[11]Smart G. Mapping conceptual worlds： using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to explore knowledge-making in a professional community [J].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1998， 35（1）： 111-127.
[12]Barton D， Hamilton M. Local Literacie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One Community [M]. London： Routledge， 1998.
[13]Flowerdew J. 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 withdrawal： a case study in the creation of mythic discourse [J]. Discourse and Society， 1997， 8（4）： 493C517.
[14]Baker P. Using Corpora in Discourse Analysis [M]. London： Continuum， 2006.
[15]Sinclair J. 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6]Bhatia V K， Flowerdew J，Jones R H. Advances in Discourse Studies [C]. London： Routledge， 2008.
[17]Biber D， Johansson S， Leech G， etc.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M].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1999.
[18]Kress G， Van Leeuwen T.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19]Idema，Rick. Multimodality， resemiotization： extending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 as multi-semiotic practice [J]. Visual Communication， 2003， 2 （1）： 29C57.
[20]Goodwin C. Convers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Speakers and Hearers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21]Kress G， Van Leeuwen T.Multimodality [C]. London： Sage， 2001.
[22]O’Toole M. The Language of Displayed Art [M]. NJ： FDU Press， 1994.
[23]Halliday M A K， Matthiessen C M I M.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J]. Language， 1994， 65（4）： 862.
[24]Kress G，Hodge R. Language as Ideology [M]. London： Routledge， 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