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介的定义范文1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马克思主义
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国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成功的。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当代中国价值理念，加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传播对于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推进中华文化的传播，树立中国良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信息社会的发展，媒介对于人们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成为无法忽视的巨大影响力。但是，在大众传播媒介传播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现实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有必要探索马克思的传播思想，进而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在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过程中发挥传播媒介的有效作用，在实践层面上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践行。
1 媒介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
媒介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密不可分，媒介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党的十提出的“三个倡导”能否落到实处。我国正在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环境自由，各种思潮涌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媒介教育由于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更加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弱化
市场经构和利益主体的多样性，为多元化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条件。市场经济结构和利益主体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利益主体对各自利益的谋求和维护，必然会对社会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产生影响，使人们的道德价值判断和选择呈多样化，进而带来道德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多元化道德价值取向并存是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情况，这种多元化的道德价值取向冲击着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础，动摇着原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人们对物质的追求高过其他层面的追求时，社会精神生活匮乏，人与人、人民与政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些关系变得紧张。市场经济带来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产生强大的冲击，使原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压力之下作出妥协和调整。
1.2 我国媒介教育的现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以及公民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是努力建成小康社会、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而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发展媒介素养教育，是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面对当前复杂的媒介环境，我国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公民媒介素养水平还有待提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媒介成为一种工具，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媒介将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向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因此，要保持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就需要积极提高国民的媒介素养，强化媒介认知、批判和运用能力，抵御外砦幕的不良影响，这对于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3 媒介教育的缺失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消极影响
当今国际环境全方位开放，中西方文化处于相互冲击和融合之中，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对主流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失去了强大的凝聚力量。党的十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号召，这是需要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凝聚智慧和力量并长期奋斗的重大任务，同时也是大众媒介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互联网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网络媒体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和规模传递海量的信息。如何使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筛选出有效信息、正确解读信息内涵并根据自己的需要理性吸收就变得尤为重要。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每个公民都成了生产和传播信息的主体，这也对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还未实现普及，国民的媒介素养水平普遍偏低，人们对于流传在网络中的信息难辨真假，在不加证实的情况下往往跟风转发，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原则
2.1 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马克思主义对各种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总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立者和奠基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包括两部分主要内容，一部分是关于对新闻本源、新闻本质等诸多新闻传播领域基本问题的看法。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新闻专业教育更应该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者，弘扬和谐、文明的时代主旋律，树立诚信、友善的先进典型，凝聚社会正能量。
2.2 遵循传播的内在规律
现代社会，新闻媒体因其覆盖面广、影响范围大，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成为影响国家生活、政府形象、群众情绪和社会舆论的重要因素，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和主要阵地。所有阶级和政党都希望利用自己的舆论阵地，开展新闻宣传。新闻媒体同时作为新闻、信息的聚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是体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第一功能，是传播新闻舆论引领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
近来，主流媒体加强与新媒体的互动，及时从新媒体中获取舆论动向。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激荡，人们思想活动发生深刻变化，媒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主流意识形态，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十中又对社会主义核心体系进一步凝练和发展，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3 大众传播媒介功能异化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当我们观望大众传播媒介如何深刻改变着社会交往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同时，忧虑相伴而生。一旦这些急遽发展的科学技术闯进活，成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那么一种新的异化也就产生了。即文化的媒介化。也可以说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工业”。“文化工业”作为现代技术发展的产物，给文化的生产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成长空间和传播手段，并改善着大众文化传播的民主化进程。但科学技术的不断渗透，又使文化越来越趋向于一种产业化的发展方向，失去了更多的审美性与人文关怀。文化的技术化使工具理性充斥着文化领域中的价值理性。文化的工具性充斥着文化本身应该固有的价值理性。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
3.1 保障物质与精神交往相统一
在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里所体现的观点中，不仅物质交往决定和影响精神交往，精神交往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着物质交往。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精神交往和精神生产有着自己发展的特殊规律。恩格斯认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在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过程中，除了要重要物质交往对精神交往的作用，还要重视人类精神活动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重视精神交往的特殊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
3.2 迎合宣传对象的心理需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文化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的创新，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目前各阶层如政府、媒体、企业和学校创办的文化活动都以唱响时代主旋律为己任，成为宣传先进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为先进的价值观念以及先进文化的代表，如果深入人心首先必须要实现话语转换。如果没有及时转换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即使各种文化传播通过载体和形式的创新只能获取传播范围的广泛，但不一定会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衡量传播效果的首要标准就是人们是否接受，是否转换为大众的话语甚至是形成相对应的行为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要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样才能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认同的基础。
3.3 推进新媒体互动中达成价值共识
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路径必须与r俱进，不断创新。新媒体的出现，不仅实现传播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传播形式以人民为主体；传播内容以事实为依据的自上而下的宣传方式之外，更重要的是实现更为科学传播方式――互动传播。
在中国，党政权力组织拥有权利、媒体等主场优势。如果不能发挥好主场优势极可能转变为主场劣势。充分发挥主场优势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主动应用媒体、报刊公开信息，这可以适当扭转主场劣势，让群众言论自由，并对于一些言论和评论做出正确的回应，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一方面还可以让民众在互动中达成价值观共识。网络是一种信息和意见的平台，也可以起到让民众发泄不良情绪的这样一种作用。
我们不能让形成规模化生产的大众文化毒害人们的价值观念，要避免传播方式的单向化、庸俗化及流行化；也不能使得传播内容由于极高的复制率使其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否则，我们在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过程中会让公众产生逆反心理，而背离最初的理想效果越来越远。因势利导，有效规避各个因素对传播活动的负面影响，才能更好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大众化过程中起到有效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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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新汉.坚持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民主体性[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1.
[5]韩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社交媒介的定义范文2
[摘要]本文是把媒介生态学运用到媒介发展史研究的一个尝试。以史前非语言传播媒介为切入点，在史前媒介生态的背景下，分析史前非语言媒介的物理形态和符号形态，以及各种形态的演变轨迹，包括史前特有的岩画、舞蹈、烽火、结绳、鼓、笛等传播媒介的分析，从中探讨史前非语言媒介对人类思维及交流活动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史前媒介生态，非语言媒介，媒介物理形态，媒介符号形态 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media ecology to study media developing history. With the background of prehistoric media ecology， this paper， starting with prehistoric non-language media， analyzed its physical and symbol form and their change traces， which includes the analysis on pictures on rock， dance， balefire， drum and bamboo flute which only exist in prehistory. Through all these， the paper tries to probe into prehistoric non-language media’s influence on human thought and intercourse activities. Key words: Prehistoric Media Ecology; Non-language Media; Media Physical Form; Media Symbol Form
作为对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兴起的回应，以及受学科交融的影响，媒介生态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出现了。它旨在研究“各种媒介形态在为自身寻找合适环境的竞争中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以及在社会力量的复杂生态中的生存状况”，同时也包括“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类感知、理解、情感和观念，以及我们与媒介的交互作用如何推动或阻碍自身生存等问题。[1]” 媒介生态学无疑为我们对媒介发展史，特别是媒介形态与人类历史进程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切入点。由于“媒介生态学既是后工业和后现代的，也是文字前和史前的”，[2] 所以本文以史前非语言传播媒介为例，用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分析其物理形态和符号形态，以及各种形态的演变情况，并试图发现史前非语言媒介对人类思维及交流活动产生的影响。 一、 史前媒介生态的结构演变 人类在诞生伊始，就开始了交往与沟通（communication，也即所说的“传播”），这是人类社会本质的充分表现形式，是媒介产生的直接动因。因此，人类传播媒介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一样漫长。虽然在文字出现以前 [3]的史前时期，传播媒介远不如现代高级和发达，但其媒介生态仍不失为一个逐步丰富的媒介环境结构。 有学者将人类交流的传播媒介分成三套系统：“一是推理性的符号系统（包括语言、文字等）和绘画、音乐、舞蹈等表象符号系统。二是实物系统，不仅包括与语言文字声像有关的，与通讯有关的实物（如石磬、木鼓、牛角），更是指凝结人文信息的各种产物，它们从源自地向四外扩散，本身既是传播的内容又是文化载体。三是人体系统，包括人际传播和族群迁徙等等”。 [4]应该说，这种分类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史前传播媒介，但着重点在共时性上，史前媒介生态的历时性却没有体现出来。其实，从身体媒介（人体系统）向体外媒介（实物系统）发展则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 史前媒介生态的结构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人体系统为媒介的形体动作阶段——空间造型阶段——时间语言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典型例子分别是舞蹈、壁画和神话。在第三个阶段，史前媒介生态已经发展得相当多样化了。还需要看到，尽管语言的出现能够记录和描写在时间上延展的过程、事件，但“事实上，即使在以口语传播为主的时代，口语也并不是唯一的传播手段。为了适应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越来越大的环境空间，人类不断地发明和采用了一些早期的体外化媒介，例如用约定的实物来传递和交流信息、利用结绳或图形符号来记录重要的事件或生产和交易情况，利用擂鼓或燃放烟火以及这些信号的接力传递等保持远距离联络。” [5] 所以语言作为符号和媒介，与非语言的媒介系统和符号体系在人类传播、交流和发展进程中是相辅相成的。 在这一媒介生态结构的演变中，形体动作、空间造型和体外媒介都属于非语言媒介，它们都“有社会共知的含义，被有目的地或被解释为有目的地发出，被有目的地接收，并有可能由接受人反馈的、除使用言词本身以外的人类属性或行为。[6]” 本文将非语言媒介作为切入点，是因为：1）“原始人思维能力在没有达到处理非实在的概念系统的水平上，更主要的思维工具只能是直观表象，甚至是主体的身体动作本身。由于视觉形象同意义的结合要比声音同意义的结合形式——语言更为具体，更为实在，所以我们有理由同意某些人类学家的观点：在前文字社会中，语言的作用还不如艺术的作用，不论是作为主体思维媒介、时会交际工具还是作为传递、积累文化信息的载体。” [7]这里我们不妨把艺术的范畴扩大或转变至非语言媒介。2）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一般符号学的建立应当在语言符号学的建立之后，但是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非文字的记号系统发生于语言文字记号系统之前。而且自语言系统形成后，非语言的记号表达活动继续存在。事实上，古代的符号学思想对象往往是各种非语言的记号。”[8] 二、 史前非语言媒介的形态种类 媒介生态学的核心思想是如何定义传播媒介的形态和内在偏倚（bias）在塑造人类交流，以及在对现实的建构、永存化和转变中所扮演的角色。这里，媒介生态学采用了生态学的种群分析法，认为形态包括（媒介）符号形态和物理形态。媒介的符号形态以代码为特征，在代码中媒介代表了信息（例如，模拟符号对应数字符号）和包括符号在内的结构（例如，命题式结构对应表征式的结构）。媒介的物理形态指传送代码的技术以及编码、传递、储存、恢复、解码和传播信息的物理要求。对媒介形态进行上述分类，是基于： 由于不同的符号形态编译出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理性（intellectual）和感性（emotional）偏倚。 由于不同的物理形态编译、存储并传输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感知的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物理和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也具有不同的内容偏倚。 结合刚才的媒介生态结构构成和演变可以发现，“推理性的符号系统”正是“符号形态”，“实物系统”正是“物理形态”。下面，以具体的实例，通过分析史前非语言媒介的这两种形态，来发掘媒介形态的融合变化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人类思维带来的影响。 1、物理形态——时间媒介和空间媒介 由于不同的物理形态编译、存储并传输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感知的偏倚。加拿大经济历史学家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A. Innis）后期研究兴趣向传播学的转移其实已经展示出一种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姿态，在其《帝国与传播》一书（Empire and Communication）中，他提出了一对颇富启迪意味的范畴——时间媒介和空间媒介。 根据他的理论，时间媒介有耐久性，但不适于搬运，如“刻在石头、金属上的文字、图画，刻在粘土板上的楔形文字和印章，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卜文，还有金字塔、石雕、羊皮纸文书等，为典型的从古代到中世纪的时间媒介”；另外，在人类追求传播空间和传播速度的不懈进程中，“自古以来，就有种种空间媒介被设计出来。如火炬、烽火、狼烟、呼声、笛、鼓、手语、旗子等。这些信号，多借助转播系统，能迅速地进行远距离传送。其中，不乏能传播相当复杂地内容的符号体系”， [9]空间媒介虽然轻便，但是没有持久性。 无论是时间媒介还是空间媒介，无论是它们的取材还是制作，都与自然关系密切。媒介的原生性很强。比如作为时间媒介的岩画。岩画（Rock Art）是在未经人工修整的自然洞窟、崖壁岩阴、或在露天单个的巨石上进行绘、刻、雕制而成的艺术品。其创作时间最早约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最迟不超过新石器时代早期，产生于文字之前。比如大多记载壁画的洞穴，并不用来住人，因为它们“是由高处下落的水流造成，必须攀爬一段距离才能到达进口，再由高处下行”，行者“在黑暗中蹒跚前进，空穴内没有窗，墙上也没有任何缝隙。” [10]空穴内遍布水坑，伸手不见五指，必须靠感觉缓慢行走。的确，人们把所要传播的内容刻绘在石头、岩洞的墙壁上，虽然这种媒介不便携带，但可以克服时间障碍，与口传时代相比，用岩画来传播大大提高了信息的确定性。由此，正是存在岩画这样一种古老的时间媒介，现在的人们才有可能亲身感受到远古时期的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如何进化为复杂的社会系统的过程。 而击鼓和烽火无疑是空间媒介的最好例证，它们分别是人类最早远距离声觉和视觉通讯的常用媒介。比如说鼓。鼓是用兽皮蒙在框架或容器上制成的，一直用来传送消息。有些非洲鼓敲起来非常响亮，声音能传到三四千米外。击鼓时部落间依次传下去，可以使信息传得很远。地处非洲中部的巴米累克族使用两种鼓，其中的一种叫“恩卡”，这是挖空的树干，下端有三个木脚，上端蒙一张兽皮，击鼓者用手击皮，击三次表示有危险，击五次表示要集会。另一种鼓叫“恩都”，是在一段树干上挖一个大洞，洞口蒙兽皮，击鼓者用两根木棒打击鼓面时，全族人知道要投入战斗了。 [11]的确，早期空间媒介的多数用途是传递战争中的军事信号。 2、符号形态——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媒介的符号形态是不言而喻的。就“符号的定义”而言，自符号学诞生以来，不同的学派、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野归纳出了不同的表述。比如，俞建章和叶舒宪就认为，“在交际的过程中，通过某种有意义的媒介物，传达一种信息；这个‘有意义的媒介物’就是符号” [12]。 虽然这一概念很好地将符号和媒介结合起来，但我们仍需稍做辨析。索绪尔认为符号是一个具有意义的实体，是由符号具和符号义组成。“符号具是符号的形象，是纸上的记号或是空气里的声音，可以由我们的感觉感知。符号义则是符号所指涉的心理上的概念。” [13]而皮尔斯所谓“意义的元素”时认为，“符号指涉其本身以外的某事物——客体（object），而且为某人所理解。换言之，符号能在使用者的心里产生作用，这作用我们称它为解释义（interpretant）”。 [14]可见，索绪尔的符号具与皮尔斯的符号之间，以及前者的符号义和后者的解释义之间具有相似性。 据此，如果说刚才所分析的媒介物理形态属于客体或实物系统的范畴话，那么下面将要分析的符号形态则属于符号或符号具的范畴。例如岩画、印章上的各种图形图案、烽火、鼓语、笛音等。 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曾明确说过：“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德国人类学家利普斯也认为：“最简单的交际媒介当然是语言，传播消息的其他听觉方法是由语言发展出来的。与听觉方法相对照的是传播消息的视觉方法，它的发展导致了文字的发明……” [15]虽然本文不涉及语言和文字，但这种分类方法对史前传播媒介的符号形态来说是简单而明晰的。 刚才提到的史前岩画，所负载的信息内容相当丰富，主要有这样几类：远古人类生产和家居生活的画面；性与生殖；宗教仪式；战争以及各种符号等。又比如古印度的印章，印章的内容除了一些类似原始文字的符号外，还体现出相当强的生育崇拜信仰和宗教图腾信仰。比如哈拉帕一颗印章上展示了生育场面 [16]；又如，印章中有许多动物图形，此外，“山川河流等自然物也很常见。还有一类数量不多的印章图形很特别，它们或是人兽共处，或是人兽同体，反映着宗教信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天神崇拜。” [17] 史前非语言媒介在听觉符号方面的典型例子莫过于鼓语。鼓语有声有调，传达战斗信息的鼓语着重于声音宏大，在气势上压倒对方；而平时人们之间的信息沟通的内容远远胜过沙场上单纯的“冲锋”“撤退”等战斗语言所包含的信息，因此光靠鼓声不足以达到信息传递的目的，还必须通过打击鼓的不同位置以求得不同的鼓调而传送出不同的语气。 非洲一些民族使用的木鼓就很能体现出音调的差异。他们的木鼓是一段中空的树干 ，一侧壁薄，一侧壁厚，壁薄的一侧在被敲击时发出高扬的音调，而壁厚的一侧发出的声音却十分低沉。这些木鼓传递出的语言有一百七十个句子，有的反映物体和动物的名称，有的是对村落要事的告知，有的是要人们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他们传送的信息常常是句子而不是单字，这样人们就能够很清楚地知道传者的意图了。 [18] 三、 媒介形态融合与媒介生态变化 纵观传播媒介发展的历史，媒介形态的融合是一个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还会发生的过程。通过前面对媒介形态的分类和分析，不难发现媒介形态的融合便是物理形态——时间媒介和空间媒介的融合、符号形态——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的融合、以及物理形态和符号形态的融合。最原初的媒介，其形态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各自的不兼容性。 无论是视觉－听觉媒介符号还是时间－空间媒介符号，视觉/听觉、时间/空间基本是彼此独立、相互不具有兼容性。人们通过烽火获得信息时，几乎不用动用听觉器官；而通过鼓语得知消息时，也几乎用不着眼睛。即便是最有可能兼容视觉和听觉符号的人的身体，在作为人际传播的媒介时，由于信息含量相对较少，即便只是通过语言或只是通过动作便可以基本表述清楚。从时间/空间的角度来看仍然是这样，这主要是因为运载符号物的交通运输手段或介质不发达，而光、音等具有高度空间传播性的符号体系也无法保存下来。 不过，人类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朝着媒介形态兼容性的方向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前非语言媒介在体现时间符号和空间符号记载、传承信息方面兼容性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印度印章，尽管从传播广度和速度方面而言，其仍没有到达相应的水平。
19世纪以来，在印度河流域各地发掘出土的印章共有2000多枚，这些印章大多是用皂石、粘土和象牙制成的。这些印章的“大小不等，有12.7公分，也有6.35公分，常见的是2.3公分。形状一般是方形，也有圆形、椭圆形、矩形等。印章背面有印纽，中间有洞孔，以便用绳索穿过洞孔挂在身上，以防遗失。”[19] 根据学者们的推测，这些文字可能就是主人的姓名、职衔，印章所雕刻的图像可能是他们崇拜的事物。本文介绍印章的根本所在，是其既反映了和岩画类似的主题，甚至起到类似的作用，但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不是刻画的对象，而是所凭借的符号载体形式——印章可随身携带，兼具了时间媒介和空间媒介的特性。 自此往后的媒介发展趋势，是媒介形态兼容性的增强越来越明显。比如纸的出现，把人从石头的重量里解放出来。用手就能写出在纸上的文字，比起那些神圣的石头文字来，自然轻快得多，而且世俗化了。发展到电子媒介时代，终于可以将视觉媒介与听觉媒介、时间媒介与空间媒介统一起来了。 四、 媒介生态变化对人类的影响 那么，史前非语言媒介的形态和内在偏倚是如何帮助人类创建环境或符号和认知结构的呢？我们与媒介的交互作用又如何推动或阻碍我们生存机会的呢？ 英尼斯提出时间媒介和空间媒介的概念，不仅仅是对媒介形态做出简单划分，他旨在说明两种形态的媒介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时（time）、空（space）的观念反映出媒体对文明的意义。重视时间的媒体耐久度佳，例如羊皮、黏土板和石块。此类分量重的材料适宜建筑、雕刻一类的发展。讲求空间的媒体耐久度较差，而且质轻；譬如草纸和纸张，适于行政、商业等范围广阔的地区使用。罗马帝国征服埃及之后取得了草纸的供应，造就了大型帝国行政的基石。重视时间之材料有促进地方分权及神职阶级统治。考量大规模组织如帝国的时候，应该同时由时间、空间两层面切入，以免失之偏颇。”[20] 在英尼斯看来，“‘传播’偏倚即是媒介本身所具有的空间或时间倾向，从而设定了知识在时空长河中的扩散范围”，“文明盛衰——尤其是帝国——是基于时间偏倚和基于空间偏倚两种相互竞争的知识垄断彼此产生的辩证关系。”[21] 从文明进程回到人类自身，媒介的影响清晰可见。岩石和印章上的图画，“可能是留存至今最早的人类传播事例” [22]，几乎是无文字时期唯一的文化载体，组成了一个早期人类表现他们自己和他们对世界看法的最重要的证据。这些图画同时作为一种原始艺术，在原始人类的意识中，这些绘画正是一种载体，用来同自然、人以及超自然世界进行交际的符号。其重要功能有“以画助猎”、“以画通‘梦’”以及“以画代言”。 [23]施拉姆更认为，“洞穴艺术更可能的解释是为了教育：这些画作或许是成年礼中，部落将神话、图腾及意识传递给年轻族人的媒介。……教导年轻人一些事情，并使其永不或忘。……绘有壁画的洞穴接近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中心的程度，就好像教堂对其他世代的人类一般重要。”[24] 原始人“生活在一个由仪式、歌舞、神话、图腾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视觉与听觉表象符号所构成的象征编码系统之中”，[25] 这个符号世界是以物化表象为主要媒介而构成的。而从根本上讲，当时人类的传播交流活动是受共同劳动结成的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所自然产生出来的思想交流、互助信息需要的驱动。当人类自觉地运用媒介沟通时，这就意味着人类不再等同于一般动物，不再赤手空拳地站在冷漠无情而又满怀敌意的自然界面前，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中介世界。“这是精神同物质交汇的结果……它既代表了人类观察、解释和表现世界的角度，又传递了人类对自己面临的问题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和办法的信息。它既帮助人类解决了许多问题，又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促使人类去寻求新的解决办法。”[26] 史前非语言媒介在媒介把握上表现出超自然性的特点。人类生存的各种需要，要靠自然来满足，因此也就需要创造出征服自然、应对强有力的自然事物可能进行的各种抵抗。无论从物理形态还是符号形态来说，人类用其他自然的东西构建了一套传播媒介，用“自然”来对付“自然”，“这种工具应当被看作是高于单纯的自然的事物”。 [27]此超自然的特点正是对史前非语言媒介与当时社会中各种力量之间复杂的共生（symbiotic）关系的最好说明。 五、结语 “生态”一词意味着对环境的研究：它们的结构、内容、以及对人们的影响。史前非语言媒介的生态结构体现出单一性向多元性、身体媒介向体外媒介的演变过程。媒介生态学用物理形态和符号形态来划分史前非语言媒介的方法，既可以对媒介形态进行很好的整合，也为发现媒介形态融合、演变的实质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史前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当时的媒介，无论是内在的思维模式还是外在的生活方式对群体的影响都大于个人；更突出的影响着原始人的认知结构、情感信仰乃至生死存亡。另外，如果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进程中去，这些媒介还决定着人类历史变迁的不同形态。 最后，虽然本文较多谈论的是史前非语言传播媒介，在全篇的论述中，似乎有意无意在避开语言的问题，但其实，语言作为符号和媒介，与非语言的媒介系统和符号体系在人类传播、交流和发展进程中是相辅相成的。只不过史前非语言媒介，特别是体外媒介，其“传播功能已经接近于文字，它们把信息传得更加广远，更加长久。更重要的是，这些媒介的采用，意味着人类传播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类不再单纯地依赖体内信息系统来传播信息，而开始向一个功能更强、效率更高的体外化信息系统进军了。”[28] 注释： [1] Casey Man Kong Lum: Introduction: The Intellectual Roots of Media Ecology，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8，No.1，Spring 2000， [2] Lance Strate， “Understanding MEA，” In Medias Res 1 (1)， Fall 1999.，media-ecology.org/mecology/ [3] 考古学家认为，原始文字的产生，大约是在公元前6000年到前5000年之间。刘智：《新闻文化与符号》，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463 [4] 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页20 [5]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页30 [6] 熊澄宇等：《媒介史纲》，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媒介发展史”教学课件 [7] 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76 [8]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页492 [9] （日）竹内郁郎：《大众传播社会学》，张国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0－22 [10] 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韻仪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页16 [11] 段宝林、武振江主编：《世界民俗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86、287 [12] 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0 [13] 约翰·菲斯克：《传播，意义与符号》，张锦华等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页65 [14] 约翰·菲斯克：《传播，意义与符号》，张锦华等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页63 [15] 李彬：《传播符号的分类及功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16] B.N.丹尼、V. 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芮传明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页215 [17] 赵伯乐：《永恒捏槃：古印度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28、29 [18] （前苏联）潘诺夫：《信号·符号·语言》，三联书店，页112－116 [19] 陈子丹：《古代印度地金石档案》，《档案》，2000年01期 [20] 哈罗德·A·英尼斯：《帝国与传播》，曹定人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页15 [21] 丹尼尔·J·泽穹：《美国大众传播思潮：从摩斯到麦克鲁汉》，陈世敏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页224、225 [22]（美）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韻仪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页25 [23] 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页89－103 [24] 施拉姆：《人类传播史》，台湾，远流出版公司，页24、25 [25] 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页75 [26] 刘智：《新闻文化与符号》，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459 [27] 刘智：《新闻文化与符号》，科学出版社1999，页459 [28]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30
社交媒介的定义范文3
【关键词】新媒介 大学生 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6）01-0140-03
新媒介不专指某一种特定的媒介，是对为适应信息传播的需求而出现的媒介的统称，它以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模式无处不在，无时无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乐于和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大学生更是尽情享受高科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便利和丰富的生活，但同时，新媒介文化中的不良信息给大学生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带来了许多影响和冲击。
一 新媒介环境的特点
新媒介环境是指以最新的科技手段，传播数字化文字、声音、图形等信息的网络、手机媒介所构成的对人们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广泛影响的外部条件。新媒介环境有几点显著特征：
1.互主体性
新媒介区别于传统媒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互主体化，又称交互性或去中心化。在传统媒介环境下，信息传播者相对固定，信息流通过程相对单向，信息反馈存在滞后性，人们的社会活动空间有限，造成中心化与边缘化现象，处于中心地位的人或权力集团是信息的者和传播者，而处于边缘化的其他人没有主动权，只有依靠权力中心才能获得信息，是被动的接受者。但在新媒介时代，人们实时交互地操作着信息交流系统中信息的、传播与接收，即每个人既是接收者，又是传播者，每个人不仅能接收信息，还能自主选择所需信息，还可通过多种方式发表看法，做出评论，提出建议，表达诉求，由此传递给其他信息接收者。
2.虚拟性与超时空性
新媒介的虚拟性是指人们通过一系列先进技术所创造的、与现实的物理空间相对应、以信息交往为主要内容的物质层面的“虚拟的世界”，人人都可以以匿名或化名的方式、虚拟的行为进行信息交流。超时空性是指新媒介空间无屏障、时间无屏障、资讯即时传播，彻底改变了过去远距离、长时间、高成本的信息交互方式，突破了以往人们获取和传播信息上的时空限制。
3.融合性与个性化
新媒介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各种信息形态如图片、文本、视频、音频等进行数字化的处理、存贮、传输和整合，将信息与受众互联，集多种功能于一体，受众尽情享受新媒介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便利。同时，新媒介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使点对点、一对一的信息传播成为可能，其更个性化、专业性的服务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要求、不同品味的受众需要。
4.价值多重性
新媒介时代，全球所有信息尽收眼底，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信息，不同的受众主体对同一信息理解不同，之后的信息价值利用也截然不同。人们处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新媒介时代，被各种正确与错误的、有用和无用的、先进和落后的信息包围着，一般人凭借个人经验很难对信息的真伪做出判断。因此，同一信息由于个人价值观的不确定性使得信息价值具有多重性。
二 新媒介环境对大学生价值观构建的积极作用
1.丰富了大学生汲取思想教育信息的渠道与传播载体
新媒介环境下的网络信息传播媒体的多元化极大地拓宽了大学生汲取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渠道，同时外部环境的转变也不断地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载体、创新传播形式、改进教学形式，逐渐改变了以往传统的单纯的主要借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来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模式，给予大学生更为自由的时间和空间，使其思维更趋向开放和灵活，为其个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激发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大学生更为主动、自觉地培养和构建正确的价值观。
2.提升了大学生的自我主体意识，增强了大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
新媒介环境的互主体性，使人们既是信息的接收者，更是信息的者、传播者或是反馈人，而新媒介环境的虚拟性更是打破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限，从而使大学生群体可以在平等、自由的状态下通过媒体平台发表看法和意见，并与他人进行互动交流。这种新媒介环境使大学生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大学生的自我主体意识。同时，他们会更积极主动地去争取自身的权利，自我独立意识不断得到强化，有助于辨清网络虚拟事件的是非对错。
3.拓宽了大学生的视野，转变了大学生的交往方式
新媒介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社会交往程度高、交往面广、社会关系丰富的环境，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视野越来越开阔，社会发展程度更加全面。同时，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突破了现实交往的时空限制，冲破了地域之间、社群之间等的束缚，更形成了交往方式的多样化，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球交往的可能，使大学生的交往更深入、更广泛。
三 新媒介环境下网络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构建的负面影响
1.网络文化中社会矛盾的真实映射带来大学生价值观构建的恐慌
新媒介环境下网络文化更深入也更细致地复制了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冲突和社会矛盾，而当这些冲突和矛盾依赖新媒体环境的跨越性和融合入网络虚拟空间后，极有可能融合成一种反主流化的网络氛围，严肃的社会新闻被娱乐化，理性分析被情绪化、任意解读所替代。这样，极易使大学生在价值观认识方面发生偏差，而冲突和矛盾的放大化，又会使大学生在价值观的构建过程中出现一种恐慌的情绪。
2.主流传播媒介导向功能的弱化带来大学生价值观构建的迷茫
新媒介环境最显著的特点是互主体性，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者和传播者，随即出现了传播主体大众化和传播途径多样化现象，大学生在这种环境下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信息及信息传播媒介，由于他们思想认识尚不够成熟、思想观念尚不稳定、缺乏足够的鉴别力和抵制力，加之社会尚未形成系统的监管，在面对大量纷繁复杂、良莠不齐的信息时，很容易真假难辨，极易被现代媒介环境中的不健康信息所误导，致使其思想观念特别是核心价值观扭曲。传统主流传播媒介导向功能的弱化所带来的大学生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弱化，更引起了大学生对价值观的重新认识，这种重新认识的冲突使大学生处于一种价值观构建的迷茫状态。
3.网络信息的无序波动带来大学生价值观构建的彷徨
新媒介环境具有不可控性和易感性，容易就一些细小的干扰做出激烈的回应。“小微博大力量”的事实很多人已经不陌生，以微博一己之力撬动重大社会事件的新闻更是屡见不鲜。由于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管政策和审查制度，许多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得不到正确引导，甚至会出现无核实、无审查的疯狂追踪，致使事件距离真相越来越远。这种网络信息的波动带来的后果是网络文化走向的异动，而大学生群体在这种网络文化氛围中往往会出现价值观构建的彷徨。
四 新媒介环境下减少网络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负面影响的对策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发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十报告中指出：“大力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要认真贯彻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唱响网上主旋律，使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阵地、公共文化服务新平台、人们精神文化新空间。” 我们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网络文化科学发展，网络文化的多重价值观与多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关键是要使其沿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的方向前进，并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加大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力度，强化高校网络德育工作
高校要利用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实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首先，高校要充分利用新媒介提供的有利条件，推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信息化建设；其次，高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开创、丰富富有创造性和吸引力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和渠道；再次，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和网络素养；最后，高校要积极构建大学生媒介行为监控机制。
3.加强媒体的社会责任和监控管理工作
大众媒体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足受众获得各种信息需要的同时，应创造一个干净、负责的传媒世界，尤其要剔除、过滤有害信息，增加对大学生有利的健康内容，使网络媒体成为生产和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同时，国家和各级信息管理部门要加强网络监管，要对网络信息进行甄别、过滤，切断一切有毒有害的信息源，并逐步健全完善相关的网络法律法规，确保网络环境中的各项问题都有法可依，呼吁大众共同创造一个健康、绿色、安全的网络环境。
4.提高大学生自身的媒介素养
一方面，政府和高校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培育大学生在接收网络信息时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批判反应模式；另一方面，大学生应加强自身管理，反思内省，自觉培育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遵守网络文明公约，正确有效地利用各种媒介获取知识、休闲娱乐、建立与社会的联系与沟通，不断地充实自我，进行社会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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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介的定义范文4
关键词：人类交流；《交流的无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6-2-0027-03
一、被推向“神坛”的交流
（一）美国实用主义传播研究思想的规制
传播就是一种大规模的交流，两者的英文翻译都是“communication”，在某种程度上传播等同于交流。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被引入中国，准确地说当时引入中国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实用主义传播学的理论和思想。中国传播学者们所熟知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也主要从事实用主义的传播研究，譬如传播效果研究。而我们接触到的传播学理论如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强效果论、弱效果论以及适中效果论都是针对效果所做的研究。那么为何要研究效果呢？其目的必然是为了了解当前的传播效果、评估其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并进一步分析传播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以期能够为之后的同类传播活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协助传播活动发起者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实现传播目的。出现这一切的源动力或许就是社会相信通过技术手段和其他辅助能够使交流趋于完美，使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都能做到“心心相印”，能够实现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解决形形的社会问题。
在美国，到处弥漫着实用主义精神。因而，效果研究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有用性与当时美国社会的实用主义思潮完全吻合。[1]例如，美国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威就将大众传播看作是能够改良社会的工具，并且对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试图通过高质量的大众媒介实现社会民主、公民综合素质普遍提升的宏大目标。在这种实用主义氛围浓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关于传播和交流的学问，与生俱来就被冠以造福社会、改善人类命运的神圣使命。
（二）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助推
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再到保罗・莱文森，媒介技术主义者们对媒介技术的革新寄予了无限的希望，麦克卢汉就曾在专著中写到“任何媒介的使用或人的延伸都改变着人际依存模式，正如他改变我们的各种感觉的比率一样。”他认为媒介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动力，每一种媒介的产生都会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重大改变，并借由人与人关系的改变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类型。莱文森也在其著作《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一书中对手机这种新型媒介给出了最高的赞美，他称赞手机为“开天辟地以来的最完美、最强大、最潜力无穷的第一媒介”，并以手机的功能进化发展的历程总结出了媒介发展的“人性化”和“补偿性”趋势。总之，媒介技术主义者认为随着媒介技术功能的日趋完善，使得在未来社会中交流将更加畅通和人性化，最终有利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社会性的建构，使人们实现了更充分的、无限趋近“天使般”的交流和共享信息。而正是这一信念的支撑使得人们理想中的交流更加神奇和全能。
（三）个人私欲和商业目的驱使
人们指责报纸为追求商业利益，不负责任地刊登黄色新闻，败坏社会道德；指责电视充满暴力色情，对儿童身心造成直接影响。有些媒介机构的传播内容被当作“潜在的社会公害”。人们对道德遭到破坏感到恐俱。[1]当全社会都将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时，商业化也开始浸染着新闻传播活动，有偿新闻、广告性质的软新闻模糊了新闻纸原本的模样，交流亦不能幸免。在经济社会中交流被赋予各种各样的商业目的，人们渴望通过交流来宣扬自己的商业主张、寻求合作者、出售产品和服务。总而言之，由于交流具有着为商业服务的功效，激发大众对交流产生了更高的热情和更大的期望。
二、还原交流的本来面貌
（一）“凡卡的信”
《交流的无奈》一书中谈到了美国邮政局专门开辟了一个“死信处”的部门，专门负责分拣和搜集地址有问题因而无法成功投递的信件。这让笔者联想到契诃夫的代表作品《凡卡》，学徒工凡卡在城里面过着心酸悲惨的生活，他十分想念自己的爷爷，于是费尽心思和力气给爷爷写了一封信希望爷爷能够带自己回去，然而凡卡却不知道爷爷的地址，就这样满怀希望的把信扔进了邮筒。“凡卡的信”反映了人们的交流不得不受当时的政治、经济、战争等因素的限制。人类的交流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都要受到偶然因素和事件的影响，在当时沙皇统治的俄国，下层社会的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与亲人分离而卑微地屈身于社会的角角落落，凡卡就是千千万万个贫苦大众的代表原型。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条件下，完整的、正常的交流都难以实现，完美的交流更加无从谈起。
（二）心灵的壁垒
我们不可能彼此相同，不可能你是我、我是你。
媒介和交通的发展可以缩短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实现交流的随时随地，然而却不能冲破心理的壁垒让心与心勾连。心灵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于自我与内心的对话、与社会的互动中产生，所谓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由于个人的社会关系和个人生活体验的不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不一样的。而交流本来就是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在交流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碰壁，而人具有着趋利避害和自我保护的天性，在交流受挫后慢慢地就会对交流和交流的对象心存芥蒂，不再像孩童般绝对的信任和毫无保留地倾吐心声。此外，由于个人偏见所导致的交流对象之间的猜疑和误读等，也加深了彼此之间交流的障碍和心灵之间的隔膜。
（三）共通语义空间的匮乏
根据象征性互动理论观点来看，交流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传递象征符和意义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的发生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同时具备意义、解释和象征性互动，也就是说意义的交换必须有共通的意义空间，然而每个人自我形成的环境都是千差万别的，对符号的解读也会有所差异，意义的分享不可避免地受到损耗。而现代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化，亚文化在不断地冲击着主流文化，人们渴望张扬个性、活出自我；网络文化的兴起扩大了人们的文化交往范围，与此同时也使得文化认同感更加缺失；城乡和区域之间知识鸿沟、信息鸿沟和技术鸿沟的加剧，也使得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共通语义空间缩小。最终导致的局面是“一切的话语都必须要填补交替说话中间的空白；你心中想到的对方，也许永远不能够和实际的伙伴完全一致。”
三、交流何去何从
在完成上一部分的论述之后，感到人类交流的现状和前景似乎被悲观和无力感笼罩，万能的交流被贬低得“一无是处”，然而世间的事物往往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交流亦是如此。哀而不伤，在了解了交流的阴暗面和短板之后，我们应该调整心态，更加客观和理性地看待交流。
（一）“对话”与“撒播”
彼得斯所赞赏的交流是“对话”和“撒播”，对此伊尼斯也有着类似的观点，伊尼斯将交流的载体媒介分为：一是有利于宗教的传承和帝国的持久稳定的时间偏向的媒介，二是有利于帝国的扩张、远距离管理的空间偏向的媒介。但是伊尼斯明确地指出就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既要倚重于时间偏向的媒介又要借助空间偏向的媒介，如果过于偏重某一方，就会扰乱时间和空间的平衡，那么人类文化和制度的文明的延续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在实际运用中，要注重这两种偏向的媒介的平衡。伊尼斯推崇口头传统，尤其是古希腊的口头传统，他认为口头传统的涵义鲜活而富有弹性，达到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相互平衡的理想境界。[2]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平等的、面对面地交谈更加有助于意义的沟通和更好的自我表达；“撒播”的表现形式在今天十分丰富，大众传媒是典型代表，以广播和电视为例，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收看节目并选择适合自己的平台和渠道来展开相应的互动交流，从而实现传者和受者之间的良好交流。所以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要善于运用“对话”和“撒播”，以一种平等的姿态进行开放式的交流。
（二）“手拉手”而非“心连心”
“我们不应该追求完美的交流，只能追求彼此的关爱”。既然心心相印难以实现，那么我们应该将重心转移到一朝一夕的一言一行上来，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并不能胜任所有的角色，因为交流本身就是“没有保证的冒险”。理想的交流追求思想观念在不同大脑之间的位移和迁徙，但显然这是不现实的，毕竟人是有意识会思考的生物，所谓事实胜于雄辩，看得到摸得着的切身体验比侃侃而谈更能让对方印象深刻。
（三）将交流根植于社会关系之中
交流作为人们共建意义空间的过程，所追求的效果不应该仅仅是让对方共享你的思想、让对方接受你的观点和诉求，而是应该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去看待和建构我们的交流观。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正是通过交流来处理自身与外部事物的关系，并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解以实现与外部世界和内心的双重平衡。正如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表达的思想一样，我们要努力在自己与外部事物之间构建“我与你”的关系，相互关爱、宽容以待，只有这样我们的交流和沟通才能够实现它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当然这个世界可能永远都无法回避关系的对立与冲突，但是人类掌握了沟通、交流、和解、妥协、对话的观念与技能之后，就可以通过“人本再造”的管理途径，重新发现一个以人为中心，使人人获得尊严的关系世界。[3]交流不应该仅仅是一门技能，更应该是深植于我们内心的一种信仰和观念，正如彼得斯所言，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并接受交流不完美的现实，另一方面要抓住交流所激发出来的潜力，那是对美好社会关系的追求和向往。
四、总结――愿你我都能被宽容以待
正如彼得斯所言，“总之，无论‘交流’是何意义，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我们无法确保交流一定能够让每个人如愿以偿，但是可以要求自己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尽量以更加平等的姿态、包容的内心和心存善意的解读。此外，交流不应当仅仅局限于言语的表情达意，还应该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交流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营建过程之中，“手拉手”或许比“心连心”更加容易实现，也更加让彼此感到温暖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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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介的定义范文5
关键词：媒介生态 “信义兄弟” 社会系统 受众系统 媒介系统
2010年2月21日，《楚天都市报》率先报道了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建筑商人孙水林、孙东林兄弟一诺千金，接力送薪的事迹。随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网、新华网、荆楚网、凤凰网、网易、新浪等众多媒体跟进报道，“信义兄弟”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媒体继续深入挖掘和拓展信义典型，弘扬中华民族的光辉精神。成功推出“信义兄弟”典型后，媒体接连报道了湖北的“三代艄公”、“信义叔侄”、“信义父子”，江苏的“信义夫妻”。2010年，信义之花开遍神州，信义精神被广泛传颂。2011年2月14日，“信义兄弟”——这一“信义”典型的杰出代表最终入选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众多媒体持续关注“信义兄弟”及其他“信义”典型，不仅因为其事迹感人，更主要在于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推动，受众对这一典型的需要，才使得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深度合作、全方位多角度对其进行报道。本文借鉴媒介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考察在社会系统、受众系统、媒介系统的合力作用下，“信义兄弟”如何呈现出“道德标杆、社会良心”的媒介形象。
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媒介生态学研究起源于北美，是传播学和生态学交叉渗透的产物。西方的媒介生态学以人为中心，侧重研究媒介与人的相互关系。我国的媒介生态学主要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的关系，侧重于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系统与媒介系统的互动，恰好与西方的研究形成互补。根据著名学者、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邵培仁的解释，所谓媒介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人■媒介■社会■自然四者之间通过物质交换、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流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一个动态平衡的统一整体。①清华大学教授崔保国也认为，“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②。由此，我们可以将媒介生态系统分为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受众系统三个子系统。在“信义兄弟”报道中，这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建立起一种相互协调的动态平衡关系。平衡和谐的媒介生态系统是构建良好的“信义兄弟”形象的深层因素。 一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我国原有的大一统的一元化社会被打破，社会利益结构不断发生深刻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与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现了新的分化与组合，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由于不同利益主体的群体意识和群体归属感不同，其价值观念发生了冲突和裂变。
同时，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基于儒家思想的传统诚信意识和价值规范已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见利忘义”现象频发。在此背景下，“农民工讨薪难”、“企业诚信”等问题近年来被媒体广泛报道。截至2011年6月27日，在百度搜索输入“农民工讨薪”，网页上显示“找到相关结果约1，730，000个”；输入“企业诚信”，网页上显示“找到相关结果约8，170，000个”。可以看出，“农民工讨薪”、“企业诚信”等问题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
孙东林请求帮忙处理亲人车祸善后事宜的电话使“信义兄弟”走进媒体的视野，在采访中，记者挖掘出了孙水林、孙东林兄弟接力送薪的重要事实。楚天都市报编委会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矛盾相互交织、纠结，社会的诚信体系尚不健全。企业诚信缺失比较普遍，拖欠农民工血汗钱的现象屡见不鲜。在此背景下，武汉这对兄弟的事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若能深入挖掘、丰满展现，将会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教益意义。③
正因为孙氏兄弟“接力送薪”的事迹具有时代特点，符合当前的主流价值观，所以他们的个人事迹才得以进入媒介视野，进而成为政府议题。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诚实守信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重中之重。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凝聚力量、激发活力，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支持。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新闻宣传工作要“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把发展主流媒体作为战略重点，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
在此背景下，“信义兄弟”事迹一经媒体报道，不仅得到受众的广泛认同，也立即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长春、刘云山、刘延东以及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和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分别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进一步精心组织对典型人物先进事迹的宣传，开展广泛学习活动。“信义兄弟”及其家庭也被各级相关部门授予多项荣誉称号，获得多种奖励。
二
从典型人物报道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一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国党报媒体的特殊新闻形式，经过了初创期、探索期、伤痕期、繁荣期和多元期，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话语世界中，价值观念趋向一律，典型人物被媒体作为“榜样”推到社会最前沿，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在新的社会形势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化，人们对典型以及典型人物报道的认识和要求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很多受众不仅未被媒体报道的典型人物所感动，甚至还对某些媒体上出现的典型报道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对典型报道产生了逆反心理。同时，由于受众认知能力和主体意识的提高，他们已不再是传播者“枪口”下应声即倒的“靶子”，而是新闻媒介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对媒体推出的典型人物会选择性地理解和接受，典型人物的榜样示范效应因此持续弱化。尽管如此，“信义兄弟”依然在2010年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引发社会热议，被广大受众尊崇。
“信义”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中的重要范畴，作为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被国人推崇为“至圣先师”的孔子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⑤“亚圣”孟子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⑥作为儒家道德范畴的“义”，是指一个社会里公认为适宜的道德行为准则。《说文解字》中指出：“信，诚也。”又说：“诚，信也。”作者以信与诚互相解释，说明“信”的本来意思，就是诚实不欺、恪守信用，是对承诺的遵行和高度尊重。从中华伦理道德的发展流变来看，“信义”二字贯穿其中，成为中国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因素。
由于当今社会诚信的缺失和信用危机，重承诺守诚信成为“稀缺资源”，当媒体用“信义兄弟”定位孙水林、孙东林时，自然引起了广大受众的注意。读者、观众、网友纷纷采用给媒体去电、去信或在网上发帖等多种形式，赞扬“信义兄弟”的行为，称他们是“道德标杆、社会良心”。《楚天都市报》刊登孙氏兄弟接力送薪事迹的第二天，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等全国数十家网站予以转载，成千上万的网友点击并跟帖，留下肺腑之言：大楚网有万余人点击，1500余个跟帖；腾讯网友跟帖1132个，参与者8000余人；网易有600余条评论。⑦同时，一些网络博客也自发转发传统媒体的报道，仅新浪网就有30多位博主写博文，发表对此事的评论。
社会转型时期，旧的价值体系已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体系尤其需要精神维系。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受众需要“信义”典型，这一典型的出现，有利于在社会民众心理上树立起对于共同道德信念的权威感和归属感。正如《楚天都市报》2010年3月3日A13版的评论《信义兄弟彰显时代风范》中所说：“信义兄弟恰如一盏明灯，在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区域腾地燃起，让我们心灵一颤，眼前一亮，指引着行进的方向，让人感动，让人敬仰，让人思索。”
三
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认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是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媒体应该宣传典型，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扬善抑恶。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⑧在党报理论指导下，近年来，对于重大典型宣传，往往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牵头，中央和地方媒体共同采访、分头报道。同时，随着新媒体、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人们获取信源多元化、选择多元化、关注多元化，传播渠道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在此次“信义兄弟”报道过程中，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等媒体全程参与，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宣传典型，使“信义兄弟”持续成为社会舆论热点，有效地扩大了该组报道的社会影响。以中央电视台为例，央视《新闻联播》先后三次聚焦“信义兄弟”，并配发评论，称他们“精神大于天，责任比金贵”，此外，《共同关注》、《24小时》、《新闻1+1》、《新闻30分》、《感动中国》等多档品牌新闻栏目，高密度聚焦孙氏兄弟传承诚信的故事，加大了典型宣传的力度。
在社会系统、受众系统、媒介系统的合力作用下，“信义兄弟”呈现出“道德标杆、社会良心”的媒介形象。社会系统中的经济、政治等因素，渗透到“信义兄弟”报道的全过程，对媒体的报道发挥指导和调节作用；受众系统对媒体的报道作出迅速而积极的反馈，他们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主动参与了信息的进一步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信义兄弟”报道的影响，是媒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作为“信义兄弟”报道的议程设置者，利用典型人物本身所蕴涵的新闻价值，使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政府工作和诚实守信的主流价值深入公众精神。三大子系统各自的角色定位非常准确，在“信义兄弟”报道中互相制衡，共同推动了和谐的媒介生态的形成。
注释：
①邵培仁：《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②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中国传媒报告》，2002（1）。
③张勤耘、卢齐平：《主流化视角中的典型发掘——〈信义兄弟 接力送薪〉报道的启示》，《新闻前哨》，2010（4）。
④《论语·述而》。
⑤《论语·为政》。
⑥《孟子·滕文公上》。
社交媒介的定义范文6
[关键词]合作办学； 交流； 模式；主体间性； 主体—主体
Abstract:The import of the inter-subjectivity theory offers a new theoretic visual angle of research in the exchange model of the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The “subject-subject" structure is the basic exchange model of the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bject-subject structure" takes the affirmation of subject and the awareness of dialogue as its logic premise， and takes the construct of culture space and modern media as its basic medium.
Key words: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exchange; model; inter-subjectivity; subject-subject
交流与对话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必不可少的涉及到办学主体相互关系的动态因素。哲学领域主体间性理论的引入对中外合作办学交流模式的探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为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建构提供了哲学依据，也为中外合作办学寻找和建构行之有效的交流模式提供了思维和操作方法。要保证中外合作办学主体间交流的有效性，前提在于对办学主体的确认，途径则是“主体—主体”之间能体现合作者较大能动性的合作空间的建构。
一、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哲学基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对话、合作和交流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关于交流、对话的哲学必然成为当今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换句话说，研究作为交流主体的自我与另一交流主体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问题，开始成为哲学领域备受关注的理论焦点。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人类面临着巨大恐慌：人类和谐诗意的生活环境正在失去，人沦为自我中心性的动物，人与人似乎越走越远，更不用说在更深程度上的交流与对话。在这种背景下，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巴赫金等人的理论得以产生，人的生存本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理解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因此，在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实践性的同时，对他人的关注成为了自然科学和当代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西方主体间性的凸现是在主体性走入黄昏的情况下出现的，正如多尔迈所说：“在我看来，主体性的观念已经丧失了它的力量，这既是我们时代的具体经验所致，也是因为一些先进的哲学家探究所致。”[1]尽管众多的哲学家致力于主体间性理论的探讨，但是它并没有因此而形成统一的哲学命题和哲学流派。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难在其中找出一些共性，在哲学的范畴内，给主体间性做如下界定：（1）主体间性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指存在主体与对象主体和谐共存的生存状态；（2）在实践的层面上，主体间性体现为主体与对象主体的交流理解如何实现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就个体层面来说，这是如何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保持个体独立、自由并创造与他人的交流空间的问题；在群体或民族层面来说，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保持群体或民族的质的规定性、并与其他群体或民族展开有效对话、交流或合作的问题。我国有些学者洞察到了主体之间这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特性，在哲学领域将主体间性理论引入，并逐步将其运用于哲学、文学、教育等理论研究中，使之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前沿。
哲学领域对主体性问题及对主体间性问题的关注，使其在教育理论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的教育理论界开始利用主体间性的交流与对话意义作为理论基础，开展了大量新的教育理论的探讨。首先是对于教育视域下的主体间性的定义。王光明指出，界定教育中的主体间性应在注重交流与对话的基础上，突出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主体间性是指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在法律、各项学校规章制度与道德规范下的相互理解的关系特征。其中，‘相互尊重’既指人格上的相互尊重，也是对不同意见和不同认识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既指相互宽容、容忍、同情和换位思考，也指相互了解和认识”[2]。也有学者着重从师生之间、教育交往理论等角度探讨主体间性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其中，教育交往理论的研究对于中外合作办学交流模式的探究更有启发意义。“交往是社会性的交往，它是社会中主体与主体间的社会—实践系统的实现，交往反映的不是主体—客体关系，交往的双方，不存在纯粹的客体，每个人都是主体，都是彼此间相互关系的创造者，它们塑造的不是对方，而是相互间的关系，通过对相互间关系的塑造而达成共识、理解、融合”[3]。著名哲学家任平给交往实践作了如下定义：“所谓交往实践，是指多极主体间通过改造或变革作为相互联系的中介的客体而结成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4]交往实践就是要用交往实践的观点来反思和把握人类社会的本质，把当代社会看成是全球性的交往社会。因而，交往实践的提出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超越，它打破了传统实践观把主体和客体看成是对立的两极的实践结构即“主体—客体”单一结构，而体现为“主体—中介—主体”整体结构。
从国内对于教育主体间性及教育交往理论研究的回顾不难看出，主体间性意味着交流与对话，是一个由对话到理解再到共享的渐进过程。对话意味着两个主体以上的交流活动，正如有学者指出：“真正决定一种交谈是否是对话的，是一种民主的意识，是一种致力于相互理解、相互合作、共生和共存，致力于和睦相处和共同创造的精神的意识，这是一种对话意识。”[5]尽管目前教育主体间性理论的研究主要运用于教学和师生研究关系中，但其主要思想尤其是教育交往理论思想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交流模式研究来说仍具有较大启发意义。
二、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的逻辑前提
转贴于 中外合作办学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种教育交往活动。合作办学的双方分别作为主体参与合作、对话、交流，及至资源和利益达到共享，并进而能够共同创设新的文化和教育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外合作办学的合作双方正实践着当今教育的主体间性发展方向，即“主体—主体”交流模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全球性话题。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一种实践，应该是双向度的，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国际化的实现形式却往往是单向度的。发达国家的大学相对来说热衷于输出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则更感兴趣于引进和吸收。”[6]因此，中外合作办学拒绝“主体—客体”交流模式，只有如此双方才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由“主体—客体”模式所带来的主体的客体化、对象化或异化，从而使中外合作办学能够充满生机和活力。
1．合作者主体地位的确认
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对于自身主体地位的确认无疑是开展交流合作及其他一切活动的先决条件。合作者主体地位的确认不是指某一单个的个体主体对自身的确认，而是指在合作过程中，作为智力、财力及其他相关主体特征的承担者的合作者主体意识的形成、确认并发挥作用的过程。其主体地位的确认主要通过合作办学自主权的确认和对话意识的确立得以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这些自主权中即包括国际交流权。但在实践过程中，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确认往往比较复杂，主要归结为国际视野中的“高校—政府—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现高等教育法律法规所规定的高校办学自主权，并进而实现其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关键在于理顺“高校—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首先，以各要素之间的交流对话和互动过程为指导思想，确立各要素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高等学校是开展教学和研究活动的主体，因而是独立办学的主体，应该独立行使办学自主权力”[7]。简言之，对政府和高校的关系来说，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要有政府和高校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由于中外合作办学涉及的范围较广，影响也相对较大，因而，尽管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具有对外合作与交流的权利，政府仍应在对外交流政策、对外交流范围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放权与指导，真正实现高校在对外合作中的主体地位。
其次，遵从市场机制对高校自主权利进一步扩大的要求和它对于高校自主权利的制约。缺乏制约的主体只是一种西方哲学上的“大写”的主体性，缺乏交流的有效性。市场机制对高等学校的制约在于要求其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能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增强培养人才的适应能力。中外合作办学的出现，就是高等教育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中外合作办学必须面向市场，主动参与竞争，在市场中实现其在交流中的主体地位。
再次，教育主权得到有效保障。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对教育主权及其主体地位的确认主要通过立法体现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就从合作办学的性质、目的、原则、内容以及各种规范方面，规定了国家具有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审批、管理和监督权和维护教育权，主要体现的是我国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主导权。在实践合作办学过程中，我们应树立中外合作办学教育主权发展观，要正确理解坚持教育主权与处理国际机制之间的辨证关系，坚持教育主权不能排除国际化和国际机制；要理解教育主权的发展动态，处理好短期和长远目标之间的辨证关系，并认识到教育主权的重心、程度和范围必须依据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使我国的合作办学即使面对西方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时，也能充分保障我国的教育主权，确保合作办学的主体地位。
2．对话意识的确立
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实现有赖于合作者对话意识的确立。交流与对话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性质，作为不同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交汇产物的中外合作办学同样如此。艾柯曾深刻地指出：“整个文化都属于意指和交流，还有，人性和社会仅仅是在交流及意指关系得到确定时才存在。”[8]中外合作办学的主体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现其作用的。在国际合作办学过程中，要真正实现作为合作办学的主体地位及“主体—主体”之间的交流对话模式，合作办学者必须树立全球化的对话意识，主要体现在：
首先，将主体思想的确立与全球观念相结合。也就是说，主体应摈弃封闭式的办学理念，将中外合作办学和我国高等教育置身于全球高等教育的整体框架之中，以全球化的视角审视我国高等教育的传统，了解我国高等教育和国际合作办学在国内外的水平和地位，并以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作为参照系，为我国国际合作办学准确定位，找出差异，开发优势。没有差异也就无所谓交流，因此，这是确立主体思想的过程，也是与国外合作办学主体开展对话和交流的前提。只有通过引进先进的教育资源，提高竞争力，进而开辟高等教育的海外市场，真正做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主体—主体”的交流模式。
其次，坚持平等互利原则，拒绝“主体—客体”合作模式。在办学过程中，合作双方应树立平等互利原则，避免只是名义上的中外合作，或者利用中外合作的幌子进行其他不平等、信息不对称的活动，要拒绝各种侵犯教育主权及有损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虚假合作，这也包括中方合作者应拒绝国外某些高校在中国出售质量低劣的学历文凭等活动，从而真正保证对话的平等性和有效性。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及管理方法上，要强调双方的融合性和渗透性，要将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管理模式、教育内容充分融合到中外办学模式之中，并以此促进国内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从而在实质上实现“主体—主体”交流模式。
三、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具体途径
如果说主体的确认是实现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基本前提的话，那么，“主体—主体”交流模式中文化空间的建构和现代媒介的介入，是实现中外合作办学合作主体交流的基本途径。也就是说，主体与主体之间以文化空间和现代媒介为基本中介，实现主体间的交流与对话。
1．文化空间的建构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必然有文化发展的要求，作为文化主要载体的大学要主动承担起文化建设的重任。对于中外合作办学来说，无论采取怎样的合作模式，也不论其处于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要实现交流，达到中外合作办学的目的，都离不开合作主体的文化交流。具体来说，中外合作办学主体间文化空间的建构应坚持以下原则：
首先，坚持全球性交往实践，即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主体与主体之间文化空间的建构要通过某一中介体现出来，即以“主体—中介—主体”模式，使主体与主体、主体与中介之间的关系呈现网络化的对话关系。全球化时代的中外合作办学，每一个民族、国际和地区可以作为参与交往实践的一极主体，同时由于各极主体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生存发展权利，并且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因而能够在交往实践中协调互动。也就是说，多元化、异质化的合作办学者构成了全球教育交往中的共同操作者，成为教育交往实践中的主体，从而使交往成为可能。
其次，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力求创造中外合作办学中外交融的文化空间，实现共同文化空间的建构。如上文所述，差异是交流的前提，交流的进行，意味着差异的存在。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必须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即以一定的价值取向、开放的意识，在林林总总的多元文化中保持传统的优秀文化，吸纳异质文化中的精华[9]。对合作的另一极主体来说，同样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中外合作办学共同文化空间的建设是双方主体的价值诉求和共同利益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只有如此，才能使各自的文化特征融入到中外合作办学共同的文化空间中，真正实现“主体—主体”交流模式。
转贴于 2．现代媒介的介入
现代媒介对公众日常生活和教育活动的介入已是不争的事实，用马克·波斯的话来说，即现代社会已跨入“第二媒介时代”，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主体建构是通过互动性这一机制发生的。”[10]后现代的信息方式标明的教育交往实践建构的是不稳定的、多重的、分散的交互主体。迈克卢汉宣称媒介即讯息，“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1]。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人类和媒介息息相关，人无法脱离媒介而存在，同样，媒介或新技术的每次发展和延伸，都深深地打上了人的发展的烙印，不难看出，人和媒介互为主体、共同发展，这是媒介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对于中外合作办学来说，现代媒介的发展给国际化教育带来了契机。正因为其交互作用和与现代人们的密切关系，现代媒介对于国际合作办学主体间交流意义的建构具有宏观指导作用，因而更能符合和满足国际合作办学主体的交流需求。要在中外合作办学实践中，确保现代媒介对 “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有效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从合作办学主体看，要加强合作办学主体自身的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指受教育者能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培养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12]。中外合作办学主体大多是高校、企业、政府，而拥有文化、技术、人才等资源的高等院校在实施媒介素养教育中更是责无旁贷。高校一方面要利用母体学校新闻传播及相关专业优势在校内部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另一方面要加强与校园外部主体要素的沟通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逐步丰富传媒教育的经验，建立面向对于整个高等教育和中外合作办学的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对政府和企业来说，要建立迅捷的信息反馈渠道，也要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教育，充分利用现代媒介在对外沟通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从现代传媒角度看，要加强现代传媒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介入及其对于国际化教育的责任感。媒介自身的发展也要求具有宽广的视野，它与中外合作办学的结合无疑对两者的发展都具有创造性意义。加强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介入，媒体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能沦为合作办学主体的“赚钱机器”和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因此，媒体应率先自律，遵守行业规则，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起到示范社会、引领未来的作用。如果大众媒介放弃了社会责任，背弃了社会道义与良心，不仅媒介素养教育和中外合作办学无从谈起，整个民族和国家也可能陷入文化殖民的危险境地。
再次，从受众的角度看，要加强与受众的互动，加强大众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热心和支持。中外合作办学的受众是指在中外合作办学中通过现代媒介而发生某种联系的主体，包括合作主体、学生、家长、人才市场、各种服务市场等等，如何使这些要素为中外合作办学发挥最大潜能是媒介素养教育必须解决的问题，而通过现代媒介加强与受众的联系是其中重要途径之一。换句话说，现代媒介应让广大学生、家长了解媒介的透明性、责任性，让受众在了解传媒运作的同时，使媒介牢牢把握受众的关注点，树立为大众服务的意识，从而增进彼此了解，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在立体的层面上实现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流。
当然，无论是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逻辑前提和交流中介，都不仅仅限于上文所述部分。就其交流模式的逻辑前提而言，还应包括合作主体办学思路的确认、对于对象主体的承认等等；就其交流模式的中介而言，也至少还应包括中介组织的建立等要素。应该说，以主体间性视角来研究中外合作办学的交流模式及“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提出还是一种新思路和新名词，它丰富的内涵和理论价值远非本文所能涵盖，期待更多的学者实现进一步探讨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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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