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与人际关系范文1
一、中美关系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中美关系作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和我国最重要外交关系之一，在特朗普赢得大选后，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其中不乏特朗普个人的影响。特朗普出身商人，性格多变，完全不属于传统的政客类型，在他还未上台时，就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挑战中国的底线，信口开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曾评价特朗普：他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开始，到赢得白宫总统宝座，甚或直至当今，从未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显现过真诚的尊敬，从未对以颇大程度上的社会取向多元化和宽容为特征的当代美国传统主流价值观做过真诚的呼应，也从未对比较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贸体制乃至更广泛的全球国际和跨国合作表示过真诚的赞许。①在大选中，特朗普很少提及中美关系，而是攻击中国崛起抢走了美国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还称要向中国流入美国的商品征收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高额关税，并将中国列为货币汇率操纵国。然而中国是美国最大贸易伙伴，30年内，美国很难找到其他能够替代中国的贸易对象。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是否能够将竞选中为了赢得更多选民所作出的承诺全部兑现仍然是未知数，对于美中关系的态度也依然具有不确定性。但总体来说，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的外交重点将从地缘政治博弈向经济利益冲突转移。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多次会晤，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边关系朝着稳定积极的方向发展。但奥巴马时期通过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同样是为了巩固美国在亚太，尤其是中国周边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力量。他提出的TPP故意把中国排除在外，正是为了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并承载着地缘政治方面的分量。一上台就签署行政令退出TPP的特朗普，宣扬美国至上主义和孤立主义，更突出美国的经济利益。他叫嚣着要向中国收税，并把工厂都搬回美国，颇有中美贸易战硝烟的味道。鉴于特朗普此前毫无执政经验，他的军事外交对华政策可能会更多依仗军方和政界幕僚的建议，短时期内不会出现明显的改变，会继续限制中国崛起的势头，防止中国快速崛起超出美国控制的轨道。在特朗普上台初始，中美关系很可能冲突多于合作，但长远来看，中美合作必将为双方带来共赢的局面，特朗普也不会轻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这正是中美关系存在的巨大变数。
我国外交部部长在《在世界变局中坚定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指出：中美关系今后会面临一些新的复杂和不确定因素。两国只有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才有可能长久稳定合作，实现互利共赢。②未来的中美关系，挑战与机遇将会并存，形势将会更加复杂，再加上特朗普本人与传统媒体交恶，依赖社交媒体发声的个人风格，我国的国际传播尤其是对美传播将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形势。媒体应当提升四种意识，服务中美双边关系的大局。
二、中美关系新时代国际传播的四种意识
国际传播具有借助新闻传播手段开展外交工作的功能。通过在国际间，真实、客观、全面地展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及其历史传统、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特色和优势，为该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理想的外部舆论环境和良性的国际发展机遇。③
党的十以来，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经基本完成海外布点的“尝试”阶段，正朝着国际传播进行系统性的统筹配合、发挥1+1大于2作用的阶段迈进。④媒体的布局已经相对成型，正在探索传播能力和手段上的创新。主席对国际传播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路，形成了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国际传播思想框架：尊重新闻传播规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创新对外话语体系等。新时期，我国国际传播在帮助打造和谐、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上具有重要意义。
1.强化政治意识，坚持中国立场，谨慎发声。
我国的国际传播应当服务于中国外交的大局，具体到对美传播，就是要为中美新型大关系建设塑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舆论是外交的先导，对外传播在外交中呈现着释放信号、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的作用。舆论环境营造的好，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与改善，舆论环境营造的不好甚至释放了错误的信号，两国的外交关系很容易陷入被动。很多时候，主流媒体通常被认作官方的态度，但有时媒体的过度炒作反而起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负面作用。因此国际传播在涉及到中美核心利益的敏感议题上发声要慎之又慎，切忌过分炒作，掌握好报道火候。另一方面，特朗普上台后针对和中美经贸合作发表了一系列挑衅性表述，中美关系在特朗普上台后很可能将蒙上一层阴影，中国的对外传播也要做好准备，在未来中美可能发生的舆论战中积极发声，坚持中国立场、中国维度，发出中国声音。
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基石。特朗普上台后，借着自己是政治门外汉，发出了一系列错误的信号。美国当地时间2016年12月2日，特朗普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了电话，随后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在涉台问题上发表了一些出格的言论，称“自己不会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束缚，除非有什么利益交换”。这些言论触碰了中方的底线，国内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大篇幅的报道，并有媒体揣测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将会有重大变化。我国外交部部长则回应称：“这只是台湾方面搞的一个小动作，根本不可能改变国际社会已经形成的一个中国格局。我认为，也不会改变美国政府多年来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最终，把整个事件定位为台湾方面“搞的一个小动作”，并不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事实上，媒体的过度解读有时会使得我国外交处于被动的位置。但是，从特朗普释放的信号可以看出，在南海问题趋于平静的背景下，台湾极有可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新抓手。美国极有可能经常利用做文章，向中国施压。在面对高度敏感的时，我们的主流媒体要强化政治意识，配合官方阐明底线，捍卫国家立场。
2.强化超前意识，在关键议题下先手棋，抢占国际舆论阵地。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国际传播讲求时效性，谁最先抢占了舆论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和话语权。网络时代的到来更是强调了时效的重要性，在一些涉及中美核心议题的报道上，中国的国际传播要在保证报道内容政治正确的前提下，争取第一时间发出中国声音，第一时间表明中国立场，第一时间就反华言论给予还击。比如在特朗普有关台湾的错误言论发表后，《环球时报》在2016年12月12日第一时间就特朗普的言论发表社评《特朗普请听清“一个中国”不能买卖》，阐明了中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坚定立场。
争夺话语权还存在着说话要有理、有据、有节，避免只是“嗓门大”，而无人听。2016年，菲律宾提出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宣布仲裁结果之前，我主流媒体就提前设置议程，进行大量报道，说明了仲裁结果的不合理性，多次传递官方“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的声音，并对组织仲裁人员的背景做了深入的调查和报道，得到了许多国家对中方立场的理解与支持，有效避免了仲裁结果出来后中国在国际舆论中处于被动局面。
3.强化融合意识，集中优势，打造一批具有国际传播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国际传播的基础在于硬件建设，在于打造一批具有媒介融合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渠道和平台，实现共同采集，共同分享，多渠道多平台分发，真正实现从技术到内容和分发的多层次融合。近年来，主席多次就媒介融合与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发表重要讲话。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守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型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⑤2017年，我国“1+6+N”的国际传播格局将逐步形成――即一家国际传播旗舰媒体，六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及其他地方媒体相结合的国际传播模式，并向着高端化、本土化及周边化演进。面对可能日益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作为国际传播主力军的中央媒体在国际传播时更要形成传播合力，打造网络对外传播的“航母集群”。
2017年，我国首个环球电视网（CGTN）的上线是我国迈入国际传播高端化、专业化的积极尝试。环球电视网包括六个电视频道、三个海外分台、一个视频通讯社和新媒体集群，几乎覆盖了国内和国际的一线运营渠道，触角遍及各个角落。⑥CGTN独立于央视运营，意味着更强有力的媒体融合和更大力度的资源整合。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外宣旗舰，CGTN以移动端为最重要的推送平台，在传统的新闻外，增加了财经、文化等更加软性的内容。它以“所见不同”为频道呼号，用中国的视角和全球的眼光来看世界，用国际化的表达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更多关注西方主流媒体忽略的如亚洲、非洲包括拉美，同时展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提供多元的观点，将提升我国国际传播媒体的公信力、专业性和针对性。
4.要强化“个性化”传播意识，充分发挥社交平台的作用。
媒介融合意识侧重于传统媒体在全媒体方面渠道和平台的建设，而在网络社交媒体的传播和海外社交平台的建设，具有独特风格的人格化、个性化的传播内容和方式则显得更加重要，这也是媒介融合时代传播力的核心。社交媒体是当下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发声地，也是观点鲜明、特点突出的舆论引领者容易赢得公众的好感和追随的阵地。此次特朗普在如此不受传统媒体“待见”的情况下依然赢得大选，也是利用了社交平台这一重要特点。特朗普在大选中越过媒体，直接利用社交媒体推特发表政见，与选民在线上实时交流，塑造了自己率真、为美国中下层人民代言的形象，使得一大部分民众与之产生共鸣，为其受到主流媒体的攻击而打抱不平。即使在赢得总统大选后，他在社交媒体仍然十分活跃，除了在美国白宫官方的总统账号外，还保留自己的账号，并在“与蔡英文通话”“政府内阁任命”“朝核问题”等内政外交议题上通过推特直接发出自己的声音。考虑到特朗普与媒体的关系，未来推特将依然是特朗普向公众表达自己政策的传声筒。我们要充分意识到网络新媒体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海外占据主导地位的脸谱和推特，利用好网络社交媒体，除在主流媒体正常外，打造一系列或具有更加鲜明观点或具有不同视角的个人化、个性化有影响力的账号，引导国际舆论。
此前，我主流媒体曾经利用社交媒体对重大新闻事件进行过报道。2015年9月，主席访美，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以其名义，在全球最大社交媒体“脸谱”开设认证账号“主席访美”，国内主流媒体和相关单位近百个有影响力的账号和渠道融合联动，集群发声。这是我国首次就领导人出访活动在全球最大社交媒体平台开设专题专页，首次统筹近百个有影响力的账号和移动新媒体联合发声。⑦虽然大部分主流媒体都建立了社交媒体账号，但传播力仍然不能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匹配。对此，我们要充分重视社交媒体传播力建设，充分发挥社交媒体的优势，拉近我国媒体与外国受众的距离，增加与受众的互动，积极引导，借嘴说话，借筒传声，将网络社交媒体打造成我国网上国际传播的前沿阵地。
同时，应重点打造一系列个人化的社交账号，以点带面，扩大影响力。目前我国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的传播大都以媒体账号为主，还需要充分利用一大批优秀的国际传播人才的自媒体。他们更为海外受众熟知，传播内容也往往更受关注。例如，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记者王冠经常在个人推特上面积极发声。在最近的一次特朗普就中国捕获美军潜航器一事发推特，称中方偷窃美军设备，王冠第一时间在推特上予以驳斥。未来如果我们能够更加重视海外对华友好的学者、记者以及我国驻外媒体知名人士的个人账号建设，不仅能让我们的传播更加接地气，也更容易被外国受众接受。
「注释
①时殷弘：《预兆不详――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世界和中国的含义》，在“新形势下全球治理与气候行动展望”会议上的主题演讲，2016年11月30日。
②：《在世界局中坚定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求是》2017年第1期。
③史安斌、钱晶晶：《外宣思想初探》，《对外传播》2015年第11期。
④高晓虹、赵晨：《“十三五”规划国际传播的立体化战略》，《对外传播》2016年第2期。
⑤南隽：《学习贯彻关于新兴媒体发展战略重要论述》，《中国记者》2016年第2期。
社交媒体与人际关系范文2
新闻媒体正在变成关系媒体
这不是说新闻媒体靠走关系，而是说人类的传播媒介似乎正在走回头路，这当然不是倒退，而是历史的螺旋式上升。这里所说的关系不是狭义的走后门，也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关系学，而是严肃地探讨传播媒介和人类关系之间的互相影响。
看看如今的社交媒体就明白了，自从大众传播产生影响以来，人类社会的传播媒介还没有如此依赖社会关系来进行信息传播。在此之前，大众传播基本上是以消灭人际传播为己任的，换句话说，大众传播具有强烈的反关系倾向。这不是说大众传播是反人类的，而是说它和人类的关系倾向有相左的地方。比如说，人际传播是以人类关系为轴心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有内部的倾向性，虽然我们说面对面是人际传播的核心内容，但是，新媒体已经颠覆了我们这种概念，面对面不再成为人际传播的第一要义。我们有了虚拟的面对面，有点像中国传统上说的“见字如面”。
从目前的人类关系研究来看，人类的社会关系是有它的一定的极限的。例如，一个人大概能够保持与多少人进行稳定的交往，受时间和地域的局限，这个数字大致在100人左右。而在这100人中，又会区分为核心交往区和浅层交往区，也就是通常说的嫡系。我们可以设想，在没有大众传播工具之前，这100人基本上就是我们个人的人际传播区域，也可以称之为传播圈子。我们会在这个圈子里获得大部分的信息。而每增加一个传播媒介，都会使我们的交际圈扩大一些。看看个人的电话本就知道了，有电话以后，我们的通信距离发生了变化，彼此联系的时间缩短了。文字通信上有笔友，电话上有话友。而电话会破坏原来的通信关系。这几乎成为一个规律，一个先进的传播工具必然损害原有的旧的传播媒介形成的社会关系。
但是，即便是电话从固定发展到了移动，它仍然是属于人际传播的范畴。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可以说是从书籍开始的，因为书籍是一对多的，它已经超越了人类社会关系的承受极限。书籍的传播让我们开始看到了传播者和被传播者的分离，作者和读者有了分界线。报刊更是强化了传播机构的概念。
虽然广播和电视都使用了拟人际传播的技巧，不过，它们对人际传播的破坏也是显著的。电视让我们觉得室内比室外好，直播让我们觉得在家里看球比在球场看得更清楚。广播让我们变成了单纯的听众。电视让我们身居一处却一言不发，因为我们变成了视觉传播的动物。
抽象地说，有了互联网以后，我们似乎看到了大众传播的终结。就人类的历史而言，大众传播的历史并不长，但是，它却像是影响人类社会关系最大的一股势力。可以这么说，大众传播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了人类关系中的集体因素，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关系中还有一种个人因素。在人际传播中，个人因素起的作用是最大的。而在大众传播中，整体因素最重要。
我们还不能说网络传播就是人际传播的回潮，目前看，它仿佛是四不像，既不像大众传播，又不像是人际传播，又好像是兼而有之。打破了人际传播的清规戒律，属于没有时间差的人际传播。过去，我们理解的人际传播通常是线性的，一传一的，一对一的，有明显的时间顺序，所以，几乎是难以避免谣言的产生。而现在，网络可以有一对多的人际传播，我们可以称之为虚拟的人际传播。不过，坦率地说，我们如今还没有特别合适的概念来描述这样一种传播形态。
最典型的是社交媒体，看上去它好像是复制了人类的人际传播模式，在伦敦骚乱中，它的作用凸显。具体地说，新闻媒体从来没有和人类关系走得这么近，甚至合二为一。这似乎在表明，我们人类有特殊的传播基因，我们本身就是传播的动物。假如说手机短信群发只是人际传播对大众传播的一次拙劣的模仿，那么，如今的社交媒体就是大众传播向人类关系的一次低头。
传播关系和关系传播
自从有了大众传播以后，人类关系和新闻传播之间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媒介社会的到来，大众传播用它的强有力的穿透力为我们人类建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传播关系，比如，很多中国人会在每天晚上7点观看央视的《新闻联播》节目，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媒介习惯。
这可以说是在媒介和人类之间建立了一种传播通道，也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人类关系。过去，人类的大部分关系都是和人有关的。而现在，有了大众传播媒介之后，人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转向了物的方面，也就是说，媒介真正成为人类关系中转站。特别是有了新媒体以后，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网络了。电视虽然把社会的媒介中心迁移到了家庭，但是，电视剧造成了人类关系的新间隔，具体地说，就是每个人独自控制一个电视剧或者电视频道，看电视直接减少了家庭中人们的交谈时间。
比较起来，报刊似乎比电视有更多的传递时间，在这一点上，报刊好像还保留了一部分人际传播的特点，一个人读了报刊上的有趣新闻，他很可能会和家庭成员分享这个信息。而看电视更多是同时发生的，换言之，电视的分享更多表现在同时间收看上。这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电视现场直播受到观众的欢迎。报刊和电视的另外一个区别是，报刊并非在家庭内部发行的，确切地说，报刊是被购买者带入家庭的。虽然也有很多人是采用家庭订阅方式，不过，大部分的报刊都是在街头和办公室完成流通的。这种特征间接影响了报刊的家庭性。
回到我们的话题，为什么人际传播占主流的时代没有建立我所说的传播关系？我的判断是，在人际传播时代，人际大于传播，也就是说，传播行为的影响还没有大到改变人类关系。传播在那个时期还带有浓厚的私密性和内部特色，人类关系几乎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传播行为。传播在那时候还没有占据人类社会活动的中心地位，传播还只是一种社会阶层的特权。
在这里，我想大胆地做出一种猜测，就是为什么会有大众传播。很多人类传播史的书曾经做出过许多的解释，战争和商业被视为两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不否认这些。当然，也不能忽视党派政治行为的影响。不过，我所说的理由与人际传播有关，因为人类社会从人际传播时代过渡到大众传播时代是经过了漫长的灰色地带的，这也正是非常难以解释的地方。我的解释可能和天文学原理有点类似，我认为，人类大众传播之所以会产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人类的本能有关，准确地说，大众传播的生成可以说是人类社会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变化而创造的。事实上，从今天的新闻报道规律也能够看出，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新闻报道的作用是最大的。
说到此，我似乎应该给传播关系下一个不那么精确的定义，毕竟这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词汇。我认为，所谓传播关系就是人类和媒介之间建立的一种对应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可以说是传播占主导，传播最大限度地影响甚至颠覆了人类的传统关系，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破坏，也可以说是一种人类关系的重建。比如，在中国的基层，如果一个老百姓想反映他所遇到的社会问题，他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找媒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我们的传播关系已经超越了法律关系，所谓找媒体不找法院。而另外一句话，找市长不找市场，则可以理解为中国社会传统的政治关系仍然凌驾于经济关系之上。
说了半天传播关系，再来说关系传播。关系传播不是说媒体在传播一些什么样的关系，而是说这种传播是以人类关系为主导的，关系在这种传播的背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关系在推动这种传播。这种关系不是狭义的，而是宏观意义上的。
我们可以把人类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关系，还有一种就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个人化通常被视为人情腐败。相反，个人关系社会化又会被认为是人情淡薄。个人关系是个体关系。社会关系是整体关系。大众传播面对的是整体关系，人际传播面对的是个人关系。个人关系是纵向关系，社会关系是横向关系。
在网络出现之前，几乎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都是拆散人类关系的，电视穿透的是家庭。而网络似乎恰恰相反，最明显的是微博，它们仿佛在重建人类关系，虽然可能使用的是虚拟的方式。中国社会重视关系学，我们可能更容易接受关系媒体。微博面临的是个体关系。
微博是云媒体吗？这和云计算无关。说的是微博作为关系媒体带动的云彩式传播。换言之，它不是整个一片云，它是被分隔成为许多片的，如同一个个社区，它们可能是在意见领袖的带领下，形成一个个的传播部落，然后再连成片，最后，形成一种我们叫微博舆论的东西。这和过去的整体传播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一个人原有的社会关系叫作内部关系。内部关系是有限的。外部关系是无限的。内部关系有更多的人情，而外部关系则更职业。内部关系用完后，人会求助于外部关系。这种游戏规则在公共关系行业表现得会更明显。外部关系通常更难转变为内部关系。外部关系靠维护。
新媒体出现至今，我们好像刚刚看到一点曙光，也就是说：我们似乎一直都在面对一个不知道方向的庞然大物，现在开始有一点眉目了。如果说新媒体还算媒体，那么它仿佛正在朝着关系媒体的方向发展。所谓关系媒体，就是媒体从单纯的传播走向了复杂的人类交往，包括互动和社交。
我曾经看到一个西方的研究，关于人们如何使用媒介来保持彼此的亲密关系的。中国现在也很少有人写亲笔信了，媒介的方便性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就是维护人们之间的关系成本似乎已经降低到了极限，比如，中国人习惯于在逢年过节时群发的问候短信，成本和维护之间构成了反比。
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看看“”时期的信息传播模式。“”时，我还小，记得很多重要的消息似乎都是通过重要的人来传播的，最典型的是“”时，大家几乎都是发动自己的关系网，家里越有背景的人就越有发言权。所以，这是典型的人际传播。而人际传播对应的是熟人社会，也就是一种熟人传播，传播者的关系和身份起了很大作用。
新媒体对人类关系的影响
虽然传统媒体已经对人类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是，新媒体对人类关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当然，这里的新媒体是要打引号的，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对于旧媒体来说，每一个新出现的媒体都可以称之为新媒体；还有一层含义是，特别指我们今天面对的网络，就是主要由技术驱动的媒体革命。
用这种方式来看，书籍给人类带来的是阅读关系和分离的名声关系。书籍崇拜至今还在。书籍带给人类的是文字关系。这种关系后来被报刊发展到了某种极致，对文字的崇敬被逐步消解。我们可以把书籍视为人类的第一个移动媒体，它建立的关系也是移动的，还有一点垂直的色彩，也就是我们曾经诟病的划分阶层，掌握文字的变成了社会精英。而报刊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平行的、大众的、固定的。便士报降低了文字的等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报刊是真正的大众传播。
如果说报刊对于书籍来说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变化，那么，广播和电视在当时就具有更多的新媒体味道。广播给人类带来了声音关系，这是人类首次脱离视觉传播。电视再次把人类带回视觉传播时代，只不过这一次是螺旋式的上升，属于全景式的视觉关系。假如说纸质媒体更多的是自己看，是直接阅读，那么，电影和电视可以说更多的是别人在替我们看，好比是间接阅读。
真正的新媒体时代给我们带来了网络关系，这种关系好像是一盘散沙，鼓励了个人主义。历史地看，人类似乎经历了三种传播模式，第一种是中介人模式，新闻记者和编辑充当中介人，媒体是中介机构，媒体生产的是中介产品。第二种是自己人模式，自己人做给自己人，彭博社是代表，节省了中介。第三种是关系人模式，以微博为例，突出关系传播，云传播，由点而面的扩散式传播。这三种传播模式也可以是共存的。
与此相对应，我们再来看看人类的三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模式。第一种，中心型，周围的关系都以他为中心，容易成为聚会的焦点，名人多属于此类型。第二种，中介型，他不是人际关系的中心点，但是，他是枢纽，社会交往圈内的很多人都是通过他才认识彼此的。第三种，紧密型，他的圈子里的所有人都和他保持着最短的人际关系距离。在这三种模式中，我们可以发现，网络影响最大的是第三种模式。而传统媒体影响最多的似乎是第一种模式。至于第二种模式，那好像就是为媒体人量身定做的。
我们可以发现，新媒体兼具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特质，它把个人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变成了横向的。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这也正是社交网站的功能。
最近几年，电视相亲节目非常走红，在分析这种节目流行的社会背景时，有一个原因容易被忽视，就是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也是在这同时期兴起的，它们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对社会关系的渴望。关系在这里是一个关键词。现在一些论文把微博这样的媒介叫作社会媒体，看上去就显得别扭，这是直译的英文。可能称之为社交媒介更贴切。
碎片化现在已经成为媒介研究的一个关键词。问题是，这个概念主要是被用来描述媒体内容和受众的阅读状态，而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如今的媒体本身也正在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趋势。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技术不断拆分媒体，比如说博客和微博。媒体和媒体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在概念上，碎片化对应的是微传播，那么，有没有微受众？如果说有微传播和微内容，就相应地会有微受众。受众的微化并非都是好事。从内容化的受众到渠道化的受众，再到管道化的受众，新媒体给我们带来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机会，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受众的主动性。媒体的方便性好像一把双刃剑，它让受众变成了微小的传者。
社交媒体与人际关系范文3
关键词：手机媒介；及时性；大学生；人际交往；效用
一、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基本特点
人际交往指个体借助语言、表情、文字或其他手段传达信息，从而和其他个体、群体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人际交往需具备信息理解一致、信息反馈及时、适宜信息传播媒介、基本交往技能和一定交往愿望等基本条件。而通过人际交往过程，在社会活动中建立的个体间直接心理关系，即社会心理学定义的“人际关系”。良好的人际交往，有利于群体社会化进程的发展，有利于个体自我认识的深化，为个体人生价值的实现形成助力。
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时期，人际交往状况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当代大学生多数均为独生子女，个性独立、兴趣广泛、精力充沛，人际交往的愿望比较强烈，同时，随着信息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大学生人际交往途径不断增多。在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呈现出其独特之处：
第一，人际交往范围扩大。传统媒介时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相对局限于亲人、同学、老师和老乡的范围内，交往范围相对狭窄。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多种信息传播媒介的并行，大学生人际交往不再困于传统的校园、社区和家庭范围，他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大范围的社会群体进行交流。网络的发达，人际交往更是开始由现实社会向虚拟空间延伸。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提出了六度分割理论，即每个人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隔的人不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便可以联系到任何一个陌生人，无论他在世界什么地方，处在什么社会阶层。按照这一理论，每个人的人际交往范围都不断放大，最终成为一个大型社会性网络。大学生中风靡的QQ、MSN、飞信、微博等交往方式的不断增多，使大学生的交际圈趋向无限扩展。
第二，人际交往互动性强。现代各种信息技术和传媒技术的发展，大学生人际交往方式不再受困于传统的面对面的语言和肢体动作交流，或者书信、广播、电视等单项交流模式。当代大学生以“80后”“90后”居多，个性鲜明，追求自我实现和平等自由，渴望在双向交流中获得精神共鸣和情感认可，人际交往互动的动机强烈。网络媒介、手机媒介等现代信息传播媒介，为个体交流提供了及时反馈的空间，人际交往较少受到限制，能够实现畅所欲言，人际交往的互动性增强。
第三，人际交往更重时效。现代社会，生活节奏不断加快，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高效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大学生面对考试、择业等压力，适应社会的要求，凡事讲求效率，在人际交往中也有体现，即更多选择快捷高效的方式进行沟通。南京理工大学大学生人际交往调查显示，大学生人际沟通首选“手机短信”，其比例高达80.5%，而手机通话占50.1%，QQ、MSN占34.1%，书信仅占8.8%，传统媒介一定程度上受到依托网络发展的新媒介的冲击。能够双向及时沟通的人际交往方式更具实效性，受到大学生的欢迎并被广泛采用。
第四，人际交往目的多样。大学生处于过渡时期即将步入社会，对复杂的社会形态有着许多好奇，对社会中的人际交往方式也有着许多模仿，这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产生更成熟、更理性的积极作用，也促使相对单纯、简单的大学生人际交往出现了更多功利化、世俗化的现象。大学生人际交往目的更趋多样化，有出于兴趣爱好进行凝聚，有出于学习目的进行共享，有出于发展目的进行“套磁”，也有出于情感发泄进行联络等等。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社会化需要和情感交流，增加了许多利益需要。交往的互利互赢成为大学生人际交往的新晋要素，人际交往的目的复杂化、多样化。
二、手机媒介的及时性分析
手机媒介以手机为视听终端，以现代信息技术与网络为平台，以分众为传播目标，以定向为传播效果，以互动为传播应用的信息传播媒介。成为继报刊杂志、无线电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之后的“第五媒介”。专家根据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发展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市场，手机拥有量将超过欧洲、美国、日本之和。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加速，社会现代化发展步伐加大，世界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将处流动状态，人数高达20亿之多。
手机媒介作为新时代信息传播的宠儿，是网络媒介的延伸，不仅具备网络媒介互动性强、信息传播高效快捷、跨越空间地域阻隔等特点，还具有高度的便携性和移动性，信息传播互动性强，更具私密性等优势。手机媒介冲破了传统媒介的局限，受众更加广泛、功能更加强大、技术水平更高、互动更充分及时，而日益成为大众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人际交往渠道的主流。及时性强是手机媒介最大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消除了时空维度的限制。手机媒介线性传播和非线性传播兼具，人们通过手机媒介不仅可以获取过去的信息，也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正在的信息。手机媒介小巧、灵活，方便随身携带，与必须在宿舍、教室或者汽车等固定地点固定时间接受信息的其他媒介相比，其信息的和接收的时间差更小。鉴于移动通讯网络全球覆盖和全球漫游的实现，手机媒介彻底打破地域性，全球范围内距离对信息传播的影响变得微乎其微。同时，手机媒介实现了移动通讯和互联网络的融合，使信息传播走向全媒介的大融合，无论身处何处，手机拥有者都可以可据个人偏好选择开机时间，只要通信网络畅通便可随时传播和接受信息。
第二，信息传受同步得以实现。传统媒介传播信息是单向的，信息传播者对信息有着相对控制权，接受者多只能被动的接受，相应的信息反馈只能在一定限度内进行，且一般都是延时的、间接的。以电视为例，其传播过程是垂直单向的，电视观众完全为传播者左右。手机兼有手机电视、手机广播、手机报、手机上网终端和移动电话终端，可以通过手机邮件、手机短信、手机QQ等多种方式对手机媒介内容提供者进行及时的反馈和直接的沟通交流，从而使信息接受者也具备了信息传播者身份，传受双方可以双向交流，实现信息传播的传受同步。
第三，动摇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从属关系。传统媒介时期，大众传播占据主导地位，而人际传播处于从属地位。手机媒介动摇了这一从属关系。目前来看，手机媒介下的人际传播在信息传播的广度和速度上看已不输大众传播。特别是在自然灾害和社会突发事件上，手机媒介下的人际传播往往比大众传播更迅速且所设范围更广。例如，“5・12”汶川大地震时，很多人都是利用手机媒介或者获取的有关信息。手机媒介群发功能，可同时将信息传送或转发给很多人，为人际传播的大量进行提供了时效性保证。过去被视为“小道消息”的人际传播正颠覆着以往与大众传播之间的从属地位，逐渐走上信息传播前沿。
三、手机媒介及时性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效用分析
手机媒介是及时性的信息传播媒介，其独特的优势使之成为大学生人际沟通的首选方式，在大学生人际交往中起着不可或缺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手机媒介的及时性作为手机媒介最大的特点，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一）手机媒介及时性对当代大学生人际关系维护的正效应
1、提高人际交往效率。手机媒介及时性使随时随地沟通成为可能，大学生和家人、朋友、老师之间的信息沟通更加便利。信息反馈的及时，人际交往双方互动性不断提高，双向互动使交流更加平等自由。手机媒介可随时进行一对一、一对多的人际沟通，手机群发功能使学校通知、学院活动信息和班级消息等大范围信息传达得以一次搞定，大大节省了人力，提高了人际沟通效率。同时，借助手机媒介，同学之间甚至师生之间的交流讨论可在手机QQ群、手机飞信群等及时交流软件上随时随地开展，而不必受个人所在地以及交流场地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通过手机媒介，人际沟通双方可及时获取所需信息，实时互动，使沟通更加充分、有效，大大提高了人际交往的效率。
2、有利远距离情感维系。与亲朋的沟通是大学生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大多远离家乡，与父母亲人相距较远，同时许多好友也在各地上学或者工作，彼此不能常常见面相聚。手机媒介可及时获取父母亲朋的消息，同时将自己身边发生的奇闻乐事讲述给他们，与远在异地的他们分享情感体验，交流心得体会。手机媒介及时性，打破了时空限制，实时互动增加沟通的频率，消除了远距离造成的交流障碍和情感隔阂，为情感的深化和维系创造了条件。
3、利于人际困境的尽快化解。手机媒介不仅可以消除面对面交流可能产生的顾虑和尴尬，同时可以在第一时间进行人际沟通和情感交流。手机媒介为大学生负面情绪的及时排解提供了可能，双向互动的方式可使大学生负面情绪产生初始便可以向父母、师长或者好友倾诉，获得他们及时的支持和开解。大学生心理还处于成长阶段，相对比较敏感，为人处事还不够成熟，在人际交往中难免产生误会和争执，手机媒介提供了实时沟通的渠道，促进交流，有利解决人际交往困境，优化人际交往系统。
（二）手机媒介及时性对当代大学生人际关系维护的负效应
1、信息迅速传播，人际交往负面效应扩大。手机媒介不仅促进了积极信息的传播，也为不良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不健康信息、谣言、八卦等灰色信息利用手机媒介及时性可快速复制、转发和互动，使大学生人际交往粗俗化。而大学生作弊中也发现了手机的影子，手机媒介及时性助长了群体协同作弊的不正之风。同时，手机媒介及时性为大学生“翘课”提供了方便，舍友同学之间利用手机给逃课者“通风报信”，有的同学甚至“翘课”成习，仅仅出现在老师点名时出现在课堂上，人际交往的负面效应随着信息的迅速传播也渐渐扩大了。
2、手机诈骗更难防，引发人际间的不信任。手机媒介保存了通讯录、QQ号码等私人信息，手机遗失或者相关信息的被盗将造成个人信息的流失，手机诈骗不断升级。例如，很多同学都在好友飞信被盗取后收到信息，称急用手机充值卡，索要充值卡账号密码，收到者立即将充值卡密码发回而多有上当受骗。诈骗信息而手机媒介传播信息的及时性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造成了受骗上当的更难挽回。随着骗局的识破和揭发，同学间收到求助信息都难辨真假，引发人际之间的不信任，给大学生人际交往造成负面影响。
3、形成手机依赖，人际交流快餐化。手机媒介的高效快捷为大学生人际交往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生对手机媒介的依赖。手机互动即便可以通过沟通频率进行弥补，但如果沟通双方没有相同的情感体验，借助手机媒介进行的沟通难以补充情感的缺失。很多大学生懒于见面，将绝大多数的人际沟通都交给了手机，虽然提高了沟通效率但也造成了沟通的尽量简略。对手机沟通的依赖，大学生越来越缺少直接的交流，忽略与身边人的心灵沟通，人际交往只注重效率而忽视了情感交流，人际交往日渐快餐化。
四、结束语
大学生人际交往状况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和进步成才。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呈现范围扩大、互动性强、更注重时效、交往目的多样化等独特性，以及时性为特征的手机媒体在大学生人际交往中获得大学生广应用，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产生着积极效应；但手机媒介及时性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大学生人际交往中的人际交往快餐、人际间不信任等负面效应。因此，应积极发挥手机媒介对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的正效用，同时正确引导大学生人际交往，尽力规避负效应，从而促进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健康发展和完善人格的塑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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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与人际关系范文4
按理说，生活于今日“地球村”中的我们，拥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发达的通讯和传播工具，手机导航的精确定位，可视电话的即时交流，让我们可跨越时空界限，随时随地“面对面”交流，困扰人类几千年的交流之虞似乎成了伪命题。但以第五媒介——“手机”命名的电视剧，却不惜笔墨揭示手机使用对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处处体现出对现代社会中人际传播的焦虑。这不由得让人想起神奇的电报初使用时，梭罗那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的发问——若电报线路两端的人无话可说怎么办？[1]
手机的使用同样引发我们深思——它拉近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但心与心的距离呢，如果双方不能“有一说一”怎么办？当这个令人悲观、甚至不合时宜的问题摆在面前时，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新传播技术条件下的人际传播问题。
一
美国传播学者丹尼尔·勒纳（D.Lerner）从传播体系的变动和整个社会体系变动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出发，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演进，划分为以口头传播系统为主的传统型社会、传媒和口头传播系统并立的过渡型社会、以大众传媒为主要传播系统的现代型社会三个阶段。[2]循着这一思路，我们以《手机》为例，来分析传播媒介发展对社会和人际传播的影响。
30多年前的严家庄，显然是传媒和口头传播系统并立的过渡型社会，且以口头传播为主，“通讯基本靠喊”，现代通讯技术只是作为辅助手段而存在。电视剧中许多情节可以为证：新娘吕桂花借助一部固定电话和高音喇叭向远在200里外的丈夫表达自己的相思之苦；移居到200里外的张小柱写给白石头（严守一小名）的信，在邮差手中即将成为“死信”时，是路之信的喊声帮助邮差完成了这次借助多种手段才完成的人际传播。电视剧在暗示，在过渡型社会中，人们仅仅在方圆200里左右的有限范围内从事着以口头交流为主要手段的传播活动。多年后，奶奶告诉严守一，小时候白石头撒过一次谎后，面对奶奶一直实话实说，有一说一，原因是他耳朵后的黑痣会“告诉”别人他是否在说谎，而这个秘密只有和他非常亲近的人才会察觉到。这真是一个绝妙的隐喻——在过渡型社会，虽然现代媒介逐渐侵入到偏远乡村，但并未对传统社会的人际传播模式改变多少，人际传播仍然是面对面的、非常可靠的，这进而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紧密的关系。
而当严守一成为闻名全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严家庄乡亲们不仅时刻关注着他“今晚会不会上电视”，而且在他们也用上了手机后，预示着现代传播媒介将这个偏僻的山村带入了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随即被深刻改变。在严家庄，“手机一响，黄金万两”，天生大嗓门的路之信借助手机传播的及时信息干起了“哭丧”营生，让这个本来穷困潦倒的光棍汉一度看到了未来美好的婚姻生活。当年依靠固定电话和高音喇叭以及人力的中介完成夫妇间私密问候的牛三斤，这时却在一部时兴的导航手机指引下，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远在北京的妻女。手机在这里俨然昭示：手机就是信息，使用手机就是和现代社会的接轨，甚至是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志。
乡村如此，城里人更因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而受益。自幼与传播媒介结下不解之缘的严守一当上了电视谈话节目《有一说一》的主持人，并蜚声全国，赢得了声誉。媒介知识分子费墨，从策划电视节目、出书乃至亲自上镜走到聚光灯下而名利兼收。具体到手机，引用电视剧中的台词——“手机的应用，就一个民族来说，早十年，晚十年，事关国民经济建设；而就一个人来说，关了手机就等于关了脑子，不敢想象没手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形象地说明了手机对社会和个人的深刻影响。保罗·莱文森更是以浪漫的语言宣称，“手机把人们从机器跟前和紧闭的室内解放出来，送到大自然中去。你可以在高山海滨、森林草原、田野牧场一边走路一边说话；你可以斩断把你束缚在室内和电脑前的‘脐带’去漫游世界。只需要一个用大拇指操作的手机，你就可以‘一指定乾坤’”。手机带给我们的，“一般都是净盈利”。[3]
由此看来，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一例外地享受着手机使用及其高度介入、干预生活而带来的福祉。
若就此打住，《手机》便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媒介技术进步促进社会发展的美好蓝图，媒介的进步意义在此亦彰显无疑，这正是发展传播学所期望和津津乐道的。但媒介是中性的，于此是善、是进步，于彼却不见得。即使在个人身上，这种中性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年借助电话表达相思之苦的幸福新娘吕桂花，在30年后闹起了离婚。婚姻的变故倒不算什么，可令人惊讶的是，一个被铁心要离婚的吕桂花刻意否认的30年前的电话，以及上了一期电视节目《有一说一》，竟然让她无法获得精神自由，原因是“最近你还回来吗”所隐喻的爱情故事被广泛传唱，连法官都认为“社会影响太大”而不予判决。媒介作用如此之大，大得可随意左右、控制、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选择！这还不算完，吕桂花想离婚却因一个电话离不成，从未想过要离婚的严守一却因偶然间无意拨通的电话而家庭破裂。更令人深思的是，当被严守一视为“身体的故乡，更是精神故乡”的奶奶临终时，在外的兄弟俩却都关机，错失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信息——媒介的不可靠在这里以如此令人心痛的方式表现出来。老实巴交的牛三斤借助导航电话找到了喧嚣都市中的妻女，试图挽回濒临破碎的婚姻。尽管流浪歌手演绎的“最近你还回来吗”那饱含深情的问候，时不时地将他拉回到过往中，但感怀当年，相隔200里距离的交流看似困难重重却情意绵绵，如今传播技术将人们之间的距离无限拉近，遗憾的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徒留惘然和慨叹。
毋庸置疑，手机的出现使得人类跨越了时空界限，不用面对面就可完成人际传播，哪怕相隔万水千山。如果秉承麦克卢和莱文森乐观的媒介观，毫无疑问，媒介延伸了我们的感官，且不断推陈出新的新媒介有效地补偿了旧媒介的不足，媒介在与社会的不断互动中获得自身的进化，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从而开创了不同的时代。[4]
但问题和麻烦也出现了，手机延伸了我们听觉感官，却为信息的缺失和个人行为的不自由以及人际关系的疏离埋下了伏笔。麦克卢汉当年神谕般地、乐观浪漫地告诉全世界，“媒介即信息”，却不知这位预言家是否忧虑过这一点。
考察手机的社会功能就会发现，“一方面，手机被吹捧为进步、人类生活改善和社会前进的象征”，“另一方面，移动通信也被认为是文化紧张关系的象征，这些紧张关系包括传统和现代、乡村价值和都市规范、地方情谊和外部侵犯、社区和谐与移民离散、家庭亲情和虚拟网络、个人主义和全球化如此等等之间的冲突。”[5]
不经意间，一个被麦克卢汉有意无意忽略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无论是丹尼尔·勒纳笔下“传统—过渡—现代”的社会演进序列，还是麦克卢汉隐喻般的“部落—脱部落—重回部落”的感知方式回归，媒介技术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断进步无疑改变了个人与社会，无限度缩短了人类传播的时空距离，但是，它是否也应为人际传播中出现的问题和麻烦负责？
二
传统人际传播（或称人际交流）是指发生在两个个体之间的传播行为，是一种面对面的口头传播。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传统口头式的人际传播逐渐扩展为媒介方式的人际传播。从固定电话的发明到手机和互联网络的广泛使用，媒介方式的人际传播已然蔚为大观，人际传播研究在传播研究当中所占的比重和分量也日益增加。彼德斯总结道，“交流”（或称传播）是20世纪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在战后，有两种话语占据了“交流”研究的主导地位：一是信息论的技术话语“通讯”，一是在人文主义框架内发展的作为疾病和治疗话语“交流”。两者都认为人类交流的不完美性、人类接触的障碍和麻烦都可借助技术而得到改善。[6]
但事实果真这样吗？起码《手机》告诉我们并非如此。那么，新媒介介入人际传播后表征着一种怎样的传播方式？它与传统人际传播有何不同？
与麦克卢汉、勒纳不同，美国女传播学者、“媒介系统依赖论”的创始人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及其合作者认为，传播技术对传播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否被人们以某种方式用于延伸他们通过其他传播形态业已进行的活动”，[7]但其本身并不能构成社会传播形态，也就不能以此来划分不同社会形态。依据信息流通方式，她们认为大众传播是独白式的传播形态，人际传播是对话式的传播形态，而借助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传播，则是电子对话式的传播形态。据此分类，显然我们可将通过手机进行的人际传播归入新兴的电子对话式传播形态的范畴。洛基奇等认为，人们必须首先弄懂人类传播的基本特征，进而才能弄懂任何传播形态的潜力。为此她们列出了感觉上可靠性、地理范围、反馈性质、潜在互动性（交互性）、对于硬件及软件技术（非传统的语言技巧）的依赖等10方面的特征或称评判标准，以此为尺度去对比分析传统人际传播形态同以信息传播新技术为手段的新兴传播形态。在电视剧中，奶奶质疑通过“没有线的电话”——手机——能和远在北京的严守一“说上话”，她朴素的理由，用学术语言来讲就是因在场感的缺失而导致交流不可靠。而传统人际传播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媒体”传播，除有声语言外，姿态、外观形象等都是自我表达的手段与媒介。[8]
虽然“到场的追求未必使你进入对方的心灵本身，然而它的确可以使你接触对方的身体。朋友和亲人的身体至关重要。面孔、嗓音和肌肤具有接触的感染力。”[9]
但当手机、QQ、MSN等通讯工具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主体间交流中时，人际传播“多媒体”的优势和功能大幅缩水，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交往失真。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延伸了人的感官，对传播个体来说，这当然没有错，但对个体间的交流来说，电子媒介的介入却使人们的感官分离，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际传播在感觉上的可靠性和反馈的完整性。通过电话（手机）进行的中介式交流与互动使得人际交往越来越“缺乏任何共同在场形式”，这种“无声化”、“间接性”和“非共同在场性”的特征与人们在面对面情景中的人际互动模式差异极大。[10]
“因为所有中介物都只是某种工具性媒介，他们无法像面对面交往那样，通过对方的表情、语调、姿势、服装、配饰等非语言符号来辨别交往双方内心真实的情绪体验与情感状态。这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增强了。”[11]
显然，连一向对传播媒介保持乐观态度的莱文森也看到了手机对于人际传播的负面影响，他不得不承认，“除了给人带来好处之外，手机可能开启了一个说谎的黄金时代”，“手机号码叫做你的监号（cellnumber）”。[12]
手机让人身不由己，怕被猜测而撒谎，因撒谎而疏离，人际关系不再是面对面交流而心连心，变成了面对面（通过手机短信）的撒谎和心与心的隔阂。在电视剧里，严守一、费墨等人算不上道德的堕落者，但手机在手，让他们谎话连篇——“手机连着你的嘴，嘴巴连着你的心，拿起手机你就言不由衷”。手机这个中介不断地引诱着他们说出谎言，在潜移默化中异化着人，引导他们走向撒谎和欺骗，进而削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13]
至此，似乎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媒介的广泛运用，以手机为代表的传播技术的介入，使得原本纯粹、高效、可靠的人际传播变得面目全非，人际关系也随之不断疏离、扭曲甚至恶化。在结尾处，电视剧也以这样方式表达对媒介“恶”的逃避、控诉与反思——伍月扔掉手机离开了都市，严守一奔向“宁静、有海”的爱沙尼亚，两年中音信全无，费墨则告别了喧嚣的电视媒体回归大学校园。
三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寄望于技术来增进交流无异于痴人说梦。“交流的缺陷仰仗于技术，可是任何技术都不能十全十美，新的技术带来新的问题，于是就苛求更新的技术。在彼得斯看来，人类的交流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循环的技术矛盾体：技术既是病人又充当医生。”[14]
另一方面，将现代社会中人际交流的失败和人际关系的疏离这一社会现实，完全归罪于手机的介入，或视为媒介进步开出的“恶之花”，也是不妥当的，彼得斯同样告诫人们，“抱怨媒介扭曲对话，就像是哭丧找错了坟头”。[15]
综合以上两方面，质言之，媒介既无法促使交流趋于完美，也无力扭曲对话。
那么，人际传播实质到底是什么？人们如何才能达到真实交流的目的？《手机》对媒介的批判难道做了无用功？
传播学的先驱们将传播归结为直线的信息流通模式，人际传播始终也在“我说你听”以及“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的圈子里追求最佳效果。因此，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面对面传播，还是印刷和电子媒介介入其中的人际传播，处处体现的是讯息、控制、效果的拉斯韦尔5W模式。洛基奇笔下的“电子对话式传播”就是以“传播是信息流通”为宗旨，将其和传统的人际传播相比较，得出了传播不在场、“感觉上的可靠性”下降，传播的质量因此被削弱等结论。当人们在为新传播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欢呼，以及对交流的负面影响进行批判的同时，却也给传播笼罩上“技术的”光环。
近几十年来，“传播就是共享”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认。传播取“共享”的含义，旨在强调传播的相互性，是指参与其间的人们共同在做的事情。而人际传播，则是“一个相互的、持续不断的、协商的、合作建构意义的交流过程”。[16]
在传播中，即建构、共享意义的交流过程中，人不仅造就了自身，也在双方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各自对对方行为产生了期望，人际关系得以形成。因此，人是关系的存在，构成人类世界的本质是关系。关系就成了研究人的问题的起点，也是人际传播研究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传播学研究试图从个体相遇和交流的角度，界定人际关系的发生和发展。”[17]
在这种视角下，人际传播的不同形式以及因之带来的问题“都不是决定和导致高质量传播的最重要的因素”，人际传播强调人与人个性的相遇交流，“只有相互尊重个体间的自我属性，人与人才得以保持这种特殊的关系，并使之渐入‘我—你’传播的佳境。”也就是说，判断人际传播是否达到理想的效果的重要标准只有一个，即个体间“自我属性”的相遇。[18]
这里说的相遇便是，人通过传播与交流，由彼此相处，而相互了解的交往过程。所以，真正意义上的人际传播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参与其中的个体是充满个性特征的人，影响人际传播质量的，不是别的，而是是否向对方传播一个真实的自我。
这种自我属性的相遇关系和敞开心怀的体验交流，在犹太哲学家、思想家马丁·布伯那里被称之为“我—你”的对话。“我—你”关系理论是人际传播思想的精华。在其最重要的著述《我与你》中，布伯认为人身处双重世界,一重是“我—它”，另一重是“我—你”。[19]
“我—它”关系的世界，是由与我们相对立的客体，包括我们可以利用的人与物的关系构成。“我—你”关系的世界,是一种相互融合的世界，人的自我不断通过互动得到确定。“你”、“我”在相互分享这种关系后，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之人。这种关系的形成，则需要人们进行“对话”，“对话是人与人的相遇”，而非观点、意见的相遇，对话中的人要承认他人的平等存在，把他人视作一个已经和你发生关系的人，而不是一个物品，一件东西。
社交媒体与人际关系范文5
【关键词】中国与中东；媒体交流；阿拉伯世界；话语权
一、中东的经济、政治、文化特殊性
中东地区连接亚、非、欧三大洲，扼东西半球的交通要冲，集中了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储藏以及包括黄金在内的重要矿产资源。中东还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
从经济方面来看，中东国家大体可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类是石油输出国，如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等。这类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依靠原油、石油和天然气制成品的出口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过，其制造业基础较为薄弱，需要进口机械和运输设备。另一类是以出口多种农矿产品为主的国家，如埃及、叙利亚、约旦、也门、黎巴嫩、突尼斯、摩洛哥、苏丹等国。中东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市场之一，外贸在中东国家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些国家的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需要进口，而他们所生产的原油、化工产品、铝材等则大部分供出口。为扩大贸易规模，中东国家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如放宽进口限制、降低关税率、鼓励私人经营进出口贸易、增设自由贸易区等。为吸引国内外厂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加速市场的繁荣和发展，沙特、阿聯酋等国还通过举办国际商品贸易会和产销会、兴建贸易城和外国商品展销厅等方式，拓宽出口渠道。①
从政治和文化方面来看，伊斯兰教在中东国家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些国家，伊斯兰教是构筑民族性格、维系民族特征、主宰民族思维方式的重要因素。伊斯兰教政治文化是伊斯兰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根基，伊斯兰教法融入于伊斯兰国家世俗法律。②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教派矛盾构成了伊斯兰社会分裂和动荡的根源；伊斯兰政教合一历史传统的深刻惰性，构成了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障碍机制。③
中国和中东地区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丝绸之路时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和中东国家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问题上相互支持；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双方经贸合作也不断发展。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进入新时期。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论坛”完成了正规化、机制化的建设，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人文各个领域的合作，影响力日益扩大，多边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中阿关系也因此形成了相互促进、合作共赢的良好格局。《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专门提到了“加强新闻合作”，建立起了“中阿新闻合作论坛”，目的是进一步增强中阿双方政府新闻主管部门间的友好合作，促进中阿新闻、出版、广电领域的合作，通过大众传媒增进中阿人民的了解和友谊。④中国与中东媒体交流从中获益。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中东国家开始逐渐“向东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开始逐渐“向西看”，这种变化趋势无疑给中国与中东的媒体交流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同时也对双方媒体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中国与中东国家媒体交流的重要意义
从国际关系视角看，媒体之间的交流必然要服务于国家利益，在官方指导下的媒体交流更是可以被视为“媒体外交”。媒体外交就是国家在具体情境下利用大众媒体传递信息，建立对象国民众信任，从而裨益国家利益的实现。①中国与中东国家媒体交流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升国家形象
在中东建立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有助于巩固友谊、促进共同发展和解决地区问题。但是，中国目前在中东国家的形象还不尽如人意。分析当地的涉华报道可以看出，报道倾向总体偏于负面，其中政治议题报道负面居多，经济议题报道正面居多，②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形象是十分清晰和明确的，但是相比之下其他方面诸如政治、文化、社会等就比较模糊，还停留在较为粗浅的层面。③正是因为中国的国家形象并不会随着日渐增长的国家实力而自动提升，中东国家对中国的认知还较为片面和单一，才需要推动媒体外交、公共外交的大力发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外部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
（二）提高政策影响力
中东地区是“一带一路”的交汇地带，是联通欧亚非三洲的重要枢纽。做好中东地区的相关宣传和推进工作，对“一带一路”整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中东国家，由于与中国有着传统丝绸之路的友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和欢迎度都更高，因此对“一带一路”倡议多持积极态度。当然，中东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也存在一些疑虑，如中国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此外，各个不同国家具体的关注点也不同，如埃及关注“新苏伊士运河项目”与“一带一路”的对接，约旦更关注“一带一路”对本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这就需要中国对中东传播媒体有效发挥增信释疑、对话交流的作用。
（三）配合国家战略
中东地区对中国的战略意义逐渐提升，这种战略意义可体现在四个方面上：第一，能源安全即能源的持续稳定供应是中国的重大战略考量。中国在2015年已经成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2016年自阿拉伯国家进口原油1.5亿吨，占中国进口总量的40.5%。④第二，经济利益考量。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中东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于中东国家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双方经济也有很强互补性，经济合作潜力极大。第三，地缘安全与地缘战略考量。一方面，中东局势的变化有可能影响到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与安宁；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考虑在地缘方面的影响。第四，大国责任考量。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都希望中国能够在解决各种国际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在中东问题上一贯强调不干涉内政、和平的政治对话等公正立场，但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这些战略利益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国家硬实力和官方的政策指导，也需要依靠国家软实力和媒体的参与。
三、中国与中东国家媒体交流成果
中国与中东各国的媒体交流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5年，埃及通讯社代表团到访中国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56年12月，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对埃及进行访问。①此后，阿尔及利亚、索马里、苏丹、摩洛哥、突尼斯等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工作者、新闻代表团以及政府新闻部门的官员和政党方面的新闻负责人等陆续来华进行访问，他们中有的还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新中国老一代领导人的接见。1981年10月，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对索马里进行了访问。代表团受到西亚德总统的接见。1992年3月，应埃及《金字塔报》的邀请，以总编辑邵华泽为团长的人民日报代表团对埃及进行友好访问，埃及新闻部长谢里夫在开罗会见了邵华泽一行。②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东国家媒体的友好合作又有了新的发展，开始以多形式、多渠道和多层面的方式展开，规模更大且更为频密。
（一）交流涵盖面广、交往频繁
中国与中东媒体交流范围广泛，既有政府新闻部门之间的交流，也有双方电台、电视台以及印刷类媒体之间的交流，交流的规模和频率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中央媒体和行业协会几乎都与中东国家的媒体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交流与合作，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等每年都要接待来访的中东国家媒体代表团或媒体负责人，并组团前往中东地区进行采访、报道。有的中方媒体还与中东媒体建立了固定的交流与合作机制。③
在印刷媒体方面，中国一些较大的出版社如五洲传播出版社、外文出版社走在前面。五洲传播出版社用阿拉伯語出版了一系列的书籍，囊括历史地理、法律风俗、政治外交、武术医药、艺术旅游等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2013年，以“传承友谊、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为主题的中阿出版合作论坛暨版权贸易洽谈会在宁夏召开，成为中阿博览会的重要内容。①2017年4月，中阿出版发展高峰论坛在第27届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上举办，双方代表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阿出版合作这一主题与阿拉伯出版界代表展开对话。②
（二）交流内容丰富
互设分社和记者站数量不断增多。新华社在埃及、以色列、突尼斯、也门、沙特、摩洛哥、科威特、苏丹、巴勒斯坦、伊朗、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约旦、阿尔及利亚、阿联酋等16个中东国家和地区均设有总分社和分社。③人民日报在埃及、阿联酋、叙利亚、以色列和突尼斯设有分社。④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埃及、卡塔尔、伊朗、土耳其和耶路撒冷设有记者站，并在埃及设有中东总站。继埃及中东通讯社在北京设立分社之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摩洛哥通讯社（马格里布阿拉伯通讯社）分别在北京设立了分社。阿拉伯世界历史最久的报纸《金字塔报》也正式提交了在华设站申请。⑤
此外，双方新闻资源共享、人才合作等进一步加强，中方主动承办媒体研讨会和培训班，提供形式多样的交流机会。
（三）互联网、新媒体交流蓬勃开展
2002年5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阿拉伯语网站（arabic.cri.cn）正式开通。该网站不仅让受众可以浏览、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拉伯语无线广播的全部内容，而且还有网络电台供网民欣赏音乐，网络论坛供网民互动交流。
中国其他主流官方媒体如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等也纷纷开辟自己的阿语网络版。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还在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上开设官方账号或推出手机客户端，为阿拉伯语受众提供新闻信息和服务资讯。
（四）媒体交流机制不断完善
2004年9月，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签署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同一天，双方还签署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开展新闻合作，鼓励双方主要新闻媒体加强交流，继续互派新闻采访团组到对方采访，为派驻对方的记者开展工作提供协助和便利，鼓励通过商业渠道购买对方新闻和艺术资料。①中阿双方定期举办中阿新闻合作论坛，隔年在中阿主要城市召开。2011年，首届中阿广播电视合作论坛在宁夏举办，此后每两年举办一次。该论坛的举办，使中阿广播电视媒体双边、多边交流合作机制更加成熟完善。
此外，在中东国家中，有几个是非洲国家，且大多数是“中非合作论坛”成员国。因此，针对这些国家，与其进行媒体交流与合作，完全可以纳入“中阿合作论坛”与“中非合作论坛”这两个框架。
四、中国与中东国家媒体交流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媒体虽然在全球覆盖率上与西方国家相差无几，但在国际受众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收听率等方面同西方媒体差距很大。②这导致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缺乏与自身实力相称的话语权。究其内部原因，是在体制机制、外交意识、参与主体和手段等方面还有所欠缺；外部原因则涉及国际环境中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
（一）体制机制方面
2008年，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新闻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双方签署了《关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新闻友好合作交流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中国与中东国家媒体交流形成了正式的平台和机制。经过十年的发展，双方媒体交流取得了极大进展，但还存在滞后性、缺乏协调性、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具体来看，在交流频率、层次、规模上，媒体交流滞后于双方其他领域的交流合作；在新闻工作方面缺乏协调，尤其是在重大国际新闻和涉及双边关系的重要事件中没有做到合作报道、协调回应。③新闻交流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二）外交意识方面
在对中东国家传播方面，中国主流媒体在有效配合国家战略需要，进行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新闻报道方面仍有所欠缺。④2011年以来，中东地区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其中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就涉叙决议投了三次反对票，引起了部分中东民众的不理解和海合会国家的不满。虽然一些中国媒体对叙利亚问题的报道呈现了中国和平、公正、稳健、讲原则和重历史的外交形象，但是在化解阿方对中国的误解方面，做得还不够持续和深入。
（三）主体和手段方面
除了官方媒体外，非官方的媒体也应该在媒体交流和公共外交中发挥特有的作用，但目前从事相关工作的民间媒体不多，自媒体又太分散，在没有政策鼓励和指导的情况下无法向中东国家呈现不同于官方宣传的、更多姿多彩的中国，也难以有效助推双方民间交流。在传播手段方面，除了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开设账号之外，在扩大内容的影响力和创新工作方式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下功夫。当今世界已经进入融媒体时代，中国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和交流时也应注意运用互联网工具，更新互联网思维，建设包括多样化媒介形态的国际传播媒体矩阵，把握国际传播媒介格局整体变迁的历史机遇。
（四）舆论环境方面
美国、英国、法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很早就在中东地区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战略规划，加之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处于传统的优势地位，它们的媒体在中东地区已经得到了成熟的发展，对本土媒体也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导致中东国家的涉华报道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转载西方媒体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不时抹黑很容易导致中东国家民众，尤其是普通民众，对中国产生误解，形成错误的认知。此外，在人才储备方面，中国依然缺乏熟悉中东语言、文化、国情以及国际关系的专业人才，人才的培养也是推动中阿媒体交流长期发展的重要基础。
五、对中国与中东国家媒体交流的建议
上述问题和不足都最终导致了中国在中东国家话语权缺失的问题。破解西方话语霸权、形成新的中国话语体系，对中国与中东国家媒体交流甚至国家间关系都能起到根本性作用。因此，中国媒体应该踏踏实实做好对中东媒体、中东国家和中东人民的沟通工作。
（一）落实完善现有机制
《新闻友好合作交流备忘录》是中国与中东国家新闻合作领域中的基础性文件，奠定了双方新闻合作的机制，要将其中的相关条款落到实处。一方面，针对《备忘录》的相关条款，设立一个委员会来跟踪、检查相关条款的落实情况。选择几家中国和中东主流媒体，开展点对点的交流合作，由人员交流、产品交流扩展到更多的媒体合作。另一方面，加大中国媒体“走出去”的步伐，形成一个有序、高效、联动的对外传播机制，扩大中国主流媒體在中东国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①
（二）转变媒体工作方式和理念
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应该积极“走出去”，实现中国媒体与中东媒体的直接交流与合作，避免依赖西方媒体这“第三只眼”来看问题。当然，同时也要鼓励更多中东记者活跃在中国报道上，让中国故事“走出去”。中国媒体一方面要学会挑选好的中国故事，另一方面要学会讲好中国故事，创新国际传播艺术和技巧，用中东国家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来讲。
中国媒体要更新传播观念，加强外交意识，尝试主动设置议程。议程设置是媒体的一项特殊权力，因为媒体作为海量的社会信息的“守门员”能够选择报道什么消息。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媒体的选择即媒体议程将决定公共议程，公众议程又将决定政府议程。在这个“筛选”的环节上，关键是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首发率。
（三）拓宽非官方、半官方交流渠道
除了广播电视、旅游、留学等公共外交渠道外，跨国智库交流随着国家对智库发展的重视而升温。在2015年，中国方面就已经注意到了“构建‘一带一路’国际智库网络”的问题，提出了“深化智库合作，构建沿线国家智库网络”的呼吁。②在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重视推动智库合作，一方面能够增强政策沟通和政策协调，从而有利于协商合作和思路创新；另一方面能够以此为平台开展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学术往来，有助于双边“民心相通”。智库合作可以“一带一路”为重点领域但又不仅限这一领域，同时也欢迎西方国家智库的加入。
此外，需要正确认识和正确运用新媒体这一工具，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这也需要更多关注中东青年一代的生活方式和需求，将中东的年轻人作为传播和交流的重点对象。
（四）充分关注中东国家利益诉求
中东国家都各有其特殊性，有着各不相同的国情和利益诉求。从现实来看，从“阿拉伯之春”开始的全局性动乱导致一些国家政权被推翻，一些国家爆发内战，很多国家受到恐怖袭击侵扰，还有国家受到美国制裁。除了个别国家外，地区总体政治经济形势都令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主要着眼政局稳定，一些国家主要着眼经济发展，还有一些仍然谋求扩大自身影响力。因此中国媒体应充分关注中东国家的不同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发声。
（五）培养国际化专业人才
社交媒体与人际关系范文6
【摘要】社会和新技术的发展将人们带入全新的自媒体时代，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人际传播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微博和微信是当下最热门的自媒体应用，它们丰富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娱乐方式和交往手段，更是丰富和改变了人们的人际传播。本文基于对微博和微信使用状况的考察，试图分析微博和微信如何改变了人们的人际传播？对二者的改变又有何不同？
关键词 自媒体微博微信圈子
随着社会与新技术的发展与革新，人类开始进入到全新的自媒体时代，各种即时通讯工具、社交网络等自媒体应用开始被广泛使用，新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人际传播与社会交往的需求，并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自媒体最大限度地打破了时间、空间、形式的限制，让社会大众能够充分自由地传播与分享信息，社会大众的人际传播与社会交往方式也在经历着变革。
根据2014 年《第33 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 年12 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 亿，较2012 年底增加8009 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81.0%。手机继续保持第一大上网终端的位置，并且成为中国网民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手机和移动网络的发展推动了自媒体的出现和普及，让自媒体更加深入地影响大众的生活与交往。
移动终端的升级换代、应用软件的大范围普及，这些因素使得自媒体逐渐成为人们进行人际传播和社会交往的主要媒介平台。
一、微博：走出私人空间
微博是一种基于用户关系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的平台，用户可以通过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140 字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
1、微博使用状况
2009 年，新浪网正式推出新浪微博，因其准入门槛低、快速传播等特点，微博迅速成为国内最热门的社交媒体。但是，在新的应用平台的冲击和新的网络环境的影响下，微博用户的活跃度开始下降。截至2013 年12 月，我国微博用户规模为2.81 亿，较2012 年底减少2783 万，下降9%。网民中微博使用率为45.5%，较上年底降低9.2 个百分点。
2、微博的人际传播特征
微博的主要功能是、转发、关注、评论、搜索和私信。这几项基本功能满足了受众随时随地快速传播信息和实时搜索的需求，实现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人际传播。
第一，传受双方身份不确定性增强，微博强化平等互动。微博是一个信息传播与共享的平台，在微博传播活动中，传者和受众的身份是不固定的，每个人都在同时扮演着双重角色：受众和信息者。微博人际传播区别于现实的人际传播，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对象以及更宽阔的平台。
第二，人际传播从私人化转向大众
化。传统的人际传播受到了诸如时间、空间、形式等方面的限制，传播对象少，传播范围小，但是传播的隐秘性高，传播内容只被传者和受众双方知晓。现代科技渐渐“撕裂”了这个隐秘的空间，人际传播不再私人化，传播内容不再仅限于传受双方，更多的内容被放置在微博这个“放大镜”之下，受到众人的围观，也使得人际传播带有了大众化的倾向。
第三，人际传播逐渐回归现实。自媒体的出现让人际传播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线上的人际传播充满着很多的不确定性，非实名、虚假信息等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们在微博上进行人际传播的热情。另外，由于微博信息量大，大众的关注度有限，大量微博会在信息的海洋中淹没，这个时候甚至会造成一些实用信息的大量流失。
3、走出私人空间：建构“好友圈”因为微博具有草根性、便捷性、开放性等特点，快速吸引了大量用户注册和使用。用户可以选择关注自己想关注的对象，这些关注对象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拥有各式各样的工作，具有性格迥异的个性，这些对象是分散的却又是彼此联系的。另外，密友圈和好友圈的出现更是丰富了微博中圈子的形式，并在微博中部分建构起实际生活中的人际交往。
微博中普通的微博主和粉丝之间的互动大多只能作为网络人际传播，与现实生活的人际传播差异很大。微博建构的圈子中的人际传播更加接近于现实情况下的人际传播，圈子中的人际传播将一部分现实人际传播转移到微博中来，成为现实人际传播的一种有效补充。
二、微信：重回私人空间
1、微信发展现状
2013 年，微博、社交网站及论坛等互联网应用使用率均下降，而类似即时通信等以社交元素为基础的平台应用发展稳定。从具体数字分析，2013 年微博用户规模下降2783 万人，使用率降低9.2 个百分点。而整体即时通信用户规模在移动端的推动下提升至5.32 亿，较2012 年底增长6440 万，使用率高达86.2%，继续保持第一的地位。
从微信用户现状看来，微信正成为时下最热门的社交信息平台，成为移动端的一大入口，更是对微博等互联网应用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2、微信人际传播特征
微信的基本功能是聊天、实时对讲、微信支付、朋友圈等等。社交媒体让人们渐渐走出私人空间，在网络上实现了人际传播和社会交往，但是虚拟空间带给人们的不真实感引起了人们对于虚拟空间的反感和远离，人们不再选择继续将自己的生活暴露在社交媒体之下，而是转向寻找一个更加私人化和更加隐秘的平台。
第一，人际传播对象转向熟人圈。微博等社交媒体在人们的网络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人际传播和社会交往的需求，但是社交媒体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将现代人的一切暴露在了大众的视线之下，同时，它们也带走了现代人已然不多的安全感。微信实现了网络人际传播的部分转移，将社交媒体上的人际传播转移到熟人更多的即时通信应用上。
第二，人际传播向社区化、群体化方向发展。区别于社交媒体之中相对破碎、独立的人际传播关系网而言，微信中的人际传播更具有社区化、群体化的特点。微信中的人际传播渐渐向一个个不同属性的社区、群体转变，丰富了人际传播的内容和形式，进一步扩展了现实人际传播在网络中的覆盖。
第三，人际传播寻求新的神秘感和隐秘性。人们在获得最初的安全感之后，又开始寻找新一轮的“逃离”。充满熟人的网络空间近似于人们的现实空间，人们选择在网络上倾吐生活的不满，任意宣泄自己的情绪，这都是基于网络匿名性的特点。微信打破了这一特性，让人们重新回到熟人的关注之下，人们又重新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约束和压力，人们最初从使用微信过程中获得的满足感和安全感正在渐渐消失。
3、重回私人空间：建构“朋友圈”微信用户的好友大多是建立在已有的关系网之上的，这是一个已经自然形成的“圈子”，微信只是在某些方面丰富和扩展了“圈子”的功能。人们可以通过微信的“圈子”实现与他人，特别是熟人之间的人际传播。
微信用户可以选择聊天，也可以选择在朋友圈中进行“评论”和“赞”来实现与其他用户之间的人际传播。评论是用户之间直接交流的方式，而“赞”为微信用户之间搭建了一个微弱的关系脉络，用户对他人的状态不进行直接的评论，而是用“赞”的方式表明自己已经看到了这条状态，但是兴趣不大，为了保持与好友之间的联系才选择了这种并不直接的表达方式。
三、人际传播方式的选择与变迁
网络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际传播的更新，人们对于人际传播方式的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分别作用于人们线上的虚拟网络生活和线下的现实生活与社会交往。
1、线上传播的改变
第一，人际传播主体经历由模糊不确定到部分明确的过程。在传统的人际传播中，传者和受众之间有着非常明确的界限，而且传播主体的身份也是非常明确的。自媒体时代，传播主体经历着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过程。在微博中，传者和受众之间的界限正在慢慢模糊，网络匿名性的特点更是加剧了人际传播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微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不确定性。但是，由于微信使用中还存在一些偶然性和随机性，人际传播主体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
第二，人际传播内容经历由私密到大众化再到寻求私密的过程。在传统的人际传播中，由于实际条件的限制，人际传播的内容仅能被传受双方获知。自媒体时代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际传播之间不再存在天然的隔阂，传播内容不再私密，而是被暴露在大众视线之中，并逐步实现大众化。但是，微博等社交媒体过度地暴露了大众的生活隐私，将所有的一切都放置在了“放大镜”之下，这让现代人逐步失去安全感并急于寻找一种新的表达、发泄方式。微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它既能够让大众自由发表意见，又能让大众自己选择受众，个人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又变得私密起来。
第三，人际传播手段经历由单一性向多元性转变的过程。在人际传播的早期阶段，人们主要依靠口头和文字的方式进行人际传播，形式单一且传播效果较差。自媒体时代到来之后，人际传播的手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微博创新了人际传播手段，无限扩大了人际传播的范围。微信开创了语音聊天的功能，丰富了人际传播的形式方便了人们的交流和生活。人际传播的手段不再单一，而是更加多元，增强了人际传播的可读性、可听性和可视性，更丰富了人际传播的趣味性。
2、线下交往的改变
自媒体改变着人际传播，也改变着人们的现实生活，这种改变不仅体现在线上传播上，也影响着人们的线下交往活动。
线上传播极大地冲击人们线下交往的热情。在传统的人际交往中，面对面的交流还是比较多的，但是，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人们开始渐渐远离面对面的传播，更喜欢用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交流。即使与亲友在现实生活中相遇，人们依旧无法放下手中的通讯工具。在自媒体平台中，人们可以通过文字、表情、符号等多种方式进行人际传播，但是这种传播缺乏面对面传播具有的感情色彩，并且分散着人们的精力，让人们渐渐失去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交往的热情。
结语每个人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但又属于不同的圈子，各种不同的圈子又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给现代人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和挑战，也给现代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多变化，人际传播的改变就在其中。
人际传播的手段、方式、内容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不变的是人际传播的本质，是人们的需求。自媒体在给社会带来有益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大众应理智对待自媒体，实现良好的人际传播，建立和谐人际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