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博士论文范文1
从天主教普泽小学教师，到天主教圣贞德中学学位教师，再到香港政府辖下葛量洪教育学院及罗富国教育学院学位讲师，及至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教育学系大学讲师，他从来没有间断过教育工作。
从华中师大港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到香港浸会大学“疑难为本学习”教学与研究计划执行总监，再到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院友会主席，及至国际创新解难学会会长，他从来没有间断过为社会服务。
他就是久享盛誉的著名教育工作者――叶国洪博士。
书香门第，爱国世家
“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这句话出自古龙笔下。大抵家世显赫、望族名门，皆不出于此。叶国洪博士一家亦如是，父亲和母亲均是国立中山大学毕业，曾执教于国立中山大学，因抗日战争而往返香港与大陆之间任教。而他自己本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现在成就斐然，可以说，叶博士出自书香门第，礼仪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刚开始美国不插手战争，却大发战争横财，同时，吸纳世界各国的人才为己用。叶国洪博士的母亲从国立中山大学生物学系毕业后，一度收到美国方面的邀请，希望她可以在美国发展。当时，由于叶国洪博士的父亲不愿接受美国方面的邀请，而母亲向着父亲，同父亲一样，都想为自己的华人社区作贡献，所以，也毅然回绝。此后，他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香港的教育事业上，培养了许多人才。
很小的时候，叶国洪博士就随父母来到香港，在香港读完小学，中学。人生往往面临很多选择，如同父母亲一样，因为爱国，在大学的专业选择上，叶国洪博士毅然选择了强调发扬中华历史文化的历史系。这是一生的选择，正如同他的初衷一样，此后的一生，他都在“历史”里奔走，以“历史”为引，将自己的爱国思想灌输到每一个学生的心里。
叶国洪博士自己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香港，但是他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以后的国籍只有外国籍，因此放弃了这些机会。现在，孩子因应自己的兴趣，也秉承了其父的志愿，在香港大学攻读完电子工程后，留在了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进修机械翻译课程，并从事相关文教活动。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2004年9月16日，在香港这片土地上，飘出了叶国洪博士的声音，香港电台《家家有教》节目邀请叶国洪博士做客。这一天，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学习方法――“疑难为本学习”法。
“疑难为本学习”即是让小朋友学习寻求解决疑难的方法，并且判断各种解决办法的可行性。许多教师都习惯一个问题只为小朋友提供一个标准答案，而叶国洪博士相信要训练学生的解难能力，必须培养小朋友的扩散性思维。他建议老师在设计问题的时候能针对现实的处境，紧扣学校的课程，贴近生活，好让学生能将所学应用到解决实际生活所面对的困难中。
叶国洪博士无疑是很成功的。他在历史的教育上，也系统地用到了“疑难为本学习”方法。历史往往凝聚着深厚的爱国情感，只有弄清自己的历史，才能够知道自己的源，知道自己是华夏子孙。因此，在历史教育上，叶国洪博士主张爱国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的表面。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叶国洪博士让学生自己回去查自己的族谱，并且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了解自己的祖先；第二，问自己是什么人，什么国籍的人；第三，如果你的亲戚不愿意做中国人，你怎么对他说话呢？在三十几所中小学里，围绕这几个问题的比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样，就让学生明白了，为什么要爱国，为什么要重视自己的国家。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那么，怎么样更好地传道、授业，为学生解除疑惑？2005年11月10日，叶国洪博士再次走进《家家有教》节目，这一次，他带给学生们的学习方法，是“专题研习”学习方法。
“专题研习”务求全方位引导小朋友学习一个跨学科题目。“专题研习”的目的是训练学生独立思考、掌握资料、提出个人见解。叶国洪博士曾到过五所学校作环保考察，其中一间学校把污水问题写成硕士论文般深入。对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教育的弊病。学校究竟需要小朋友做什么呢？他认为“专题研习”的学习重点不只是解释某个专题，不是上网找资料，而是注重启发小朋友的创新思维、高阶思维和解难能力。家长应鼓励小朋友以自己的角度来推理他的理论，因为童真往往是最难得的。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意即是不会教的人要首先学会教，会教的人要学会不教。这是叶国洪博士综合前人成果在教育方面提倡的又一个著名的观点，理论界称之为“鹰架理论”。它提供了一套如何诱导学习高阶思维的构架，它建议引导学习者从已知的领域走进未知的范畴，以及将个人的能力提升至潜在发展的层次。在此过程中父母亲及老师只担当辅助者的角色，给予提示让孩子自行探索如何解决问题。
虽然在很早的时候，苏俄心理学家维果斯基就提出了“鹰架”的概念，认为人的认知发展分成实际的发展层次以及潜在的发展层次，但是这个概念对于指导学习方面依然很模糊。叶国洪博士更注重理论在实践当中的应用，他潜心研究，在“鹰架”概念的基础上，更上一层，“鹰架理论”得以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在教育领域，叶国洪博士永远行得比别人先，永远行得比别人远。他从来没有满足现有的成绩，没有在耀眼的光环面前停下脚步，接受观众的喝彩，而是澹然的开始另外的研究。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正是因为这种心境，叶国洪博士返璞归真，意识到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他说：“青少年问题，不能等到上了中学才教，应该在幼儿园、小学的时候就要教他纪律的问题、道德的问题，不能等他上到中学、大学才学，那样会很费力。”
因为历史研究，叶国洪博士的眼光总是放在全世界。他在研究韩国、日本、德国等许多国家的时候，发现这些国家很早就有胎教，但是在香港却很少。“德国有很多神童，他们都是胎教的。”叶国洪博士说。胎教的秘密在他的研究下逐渐解开，很多儿童杂志争先访问叶国洪博士。有几家杂志的读者运用叶国洪博士的方法胎教，现在孩子很聪明。
历史的推动者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早在大学求学的时候，叶国洪博士就表现出了对历史、对时局、对国家的深深关注。上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在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为事情争执不下。在这样的时局下，当时尚在大学读书的叶国洪博士发起了保卫的文明合法运动，为祖国领土完整奉献着自己的热情。
叶国洪博士同时也是当时“反贪污运动”的领袖人之一（香港天主教大专联合《曙辉》月刊总编辑）。因为反贪污学生运动，港英政府后来成立了独立的廉政公署，他可以说是改变了一段历史。叶国洪博士坦言：“当时的运动冒着随时可能被抓捕的危险，实际上我几乎被当时的港英政府秘密的拘捕。只是我们坚持的是守法、文明的运动，是支持政府而不是让政府感到为难的学生运动。”
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之后，叶国洪博士开始了历史的教学工作。当时港英政府想把中国历史合并在社会科学里，很显然，这一番举动就是想让学生减少对中国历史的学习，从而减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叶国洪博士坚决的发出了反对的声音，最后港英政府放弃了合并。叶国洪博士对历史的影响，可见一斑。
我的字典里没有退休
前苏联伊凡•巴甫诺夫是经典性条件反射的提出者，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生理学家。巴甫诺夫说：“科学需要一个人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假定每个人有两次生命，这也还是不够的。”叶国洪博士甚为推崇，他笑言：“假如给我多一次（生命），我也要多一次。”
叶国洪博士一生从事教育研究，把教育当成了一辈子的事业。他说：“我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两个字。有工作才有成就感，如果没有追求的目标，我会很快死掉。”叶国洪博士这一生都在不断的进步与奉献中，当真自强不息，不枉此生。
（万正道程书香）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2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谈论儒学、国学与国学院，显然由中国当代的文化及教育问题和由这些问题的积累而导致的社会问题引发了对国学的需要，在经过反思之后，从而才有人民大学举办国学院的举措。虽然，在近百年来的反传统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力图承续传统而举办国学院，有其特别的积极意义。正因为是在反传统的历史进路中、在学术体制化的氛围中举办国学院，必然产生方方面面的问题，以至于责难，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不对其内在的文化问题的历史与逻辑进行认真清理，从而决定国学院的办学方向，很有可能使国学院流于形式，甚至导致错误的办学方向，使原本就已被肢解的国学，又增加了一种非正确的理解向度，不但殆误了学子，而且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又设置了一个新的障碍。在现有的体制下产生这一问题，是极其可能的。因此，传统文化阵营对国学院的批评是善意的，是必然的，也是及时的。显然，这些批评是属于应当举办什么样的国学院之问题范畴。
举办什么样的国学院的问题在于理解和把握国学，对此，纪宝成校长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呼唤国学、重建国学，首要的前提，是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认识国学、理解国学，对国学的内涵、性质作出准确的把握，对国学的价值、意义作出科学的总结。”其所作具体阐述是：“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南方周末2005-05-26）简而言之，人民大学国学院所谓的国学，“是指近代以来借鉴西方学术、理论、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内容以经史子集等科目为主，重在对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研究与传承。”（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纪校长上论，就现有的体制而言，是应当理解的，非此不能得到意识形态的认可，以顺理成章的举办国学院；但是，就学理而言，却是存在问题的。
众所周知，“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恰恰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的西化式进路，而这种研究和阐释的最大成就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毁，使之中国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使儒学成为历史的罪人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参照西方学术”是一个悖论式推论，是一个两难困境。而要走出这一困境，首先要对“参照西方学术”的思想理路进行正本清源。否则，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上，难以对国学进行自恰的理性的推定，必然步入误区。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就“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而言，只有儒学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但是，以取得当代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推定儒学，其结果只能是更大的悖论，从而无从谈起对儒学的“抽象继承、积极弘扬”了，所以，人民大学只能任用一个红学家为国学院的院长而不能任用现代新儒家，就成为可以理解的必然了。显然，没有儒学作为主流和没有儒家为之主持的国学院，其国学的份量将大打折扣。但是，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在当代的体制下，对于纪宝成校长及人大举办国学院的举措应当给以充分的同情和理解，是不应苛求的，其毕竟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同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目前，期望国学院能推动儒学复兴并能够参与国家政治建设，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的主要障碍是存在着儒学与现代中国政治之间的道统、政统、学统的合法性与统一性问题，而这已成为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以明确我们所处于的历史及其内在的逻辑，把我们的学术研究，做的更加深入扎实。
对应于本文的论题，首先要明确的是，国学和国学院是不同的定义。
“国学”一说，虽为现代所争论，但古代中国已使用国学作为概念范畴了。所以，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推定国学的本质性，有利于对国学给出明析的定义，更有利于今天规范国学，以复兴中国文化。
从中国古代国学的内容与形式、内涵和外延而论，以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的统一性推定之，应当认为，国学者，是以经邦济世、化成天下为目的，具有道统与学统统一性的国家立国的根本之学。中国古代的国学虽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主，道学为辅。所以，以国学定义国学院，国学院是由国家所成立的以培养具有道统与学统统一性的经邦济世人才为目的的最高学府。
可见，二十世纪初北大、清华用国学指称的仅仅是学术内容，因离开了国学的本质性，自然也就不能以国学取胜了；所培养出的学者，如顾颉刚等人的大相径廷、反国学之道而行之，也就不足以为怪了。
由上可知，以国学和国学院的定义推定人民大学举办的国学院，的确勉为其难。其一，人大的国学院不能代表国家的国学，而不能代表国家的国学则不能称之为国学。其二，今天的国家道统和学统由宪法所定，国学是马列主义，国学院则是中央党校，所以，人大的国学和国学院则名不正而言不顺。可见，国学在当代中国形成了二律背反，举办国学和国学院则是两难困境。所以，走出困境，卓有成效的举办国学院，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镇，培养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人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推动儒学及国学的复兴，在现存体制下，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
正因为如此，在人民大学是否应当组建国学院的问题上，来自于激烈反对者薛涌、袁伟时等西化论者的意见，应当引起反思。因为，由上述问题所决定，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他们并不担心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是另有所图，这不能为一切关心中国传统文化人士所注意。所以，从他们的行文中发现问题，把握其思想动向和价值取向，是极其必要的。
薛涌博士说：“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只有和世界文化融合才会有生命力。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把西方的传统当成一种人类的传统，当成我们自己的传统，‘要’过来就完了。”（《人大成立国学研究院：“借鉴”之后能偿还吗？》，《新京报》2005年06月04日）对此，我们不仅要问，薛涌博士为什么只看到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而看不到世界也正在走向中国？看不到中国传统文化将引领西方文化走出困境呢？薛涌博士身在西方，不可能不知道“西方的终结”、“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之深刻内涵；其作为一个历史学博士，也不会不知道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J·汤因比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研究和由此所作出的价值判断。汤因比说：“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在现代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个人活动中也都体现着这种美德”、“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继续发扬这种美德。”（阿·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5年11月北京第1版287页、288页）。所以，汤因比认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 阿·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5年11月北京第1版289页）。因此，应当认为，薛涌博士是在故意歪曲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其在《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南方周末》2005/06/10）一文中，不但更加说明了这一点，也由此暴露了其历史观和文化观的矛盾，表明其在西化的理路中妄论中国文化。
转贴于
薛涌博士站在反对中国文化的立场上，自以为是，行文不但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敌意，而且挑拨离间、顾左右而言其它，混淆是非，唯恐中国文化复兴。 薛涌博士说：“纪先生自己在讨论国学和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与风貌’时，排列了儒家、法家、墨家，甚至兵家。佛教竟然没有提及，更遑论蒙学、藏学、满学了。似乎除了汉文化，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都可以被排斥在外。”所以，薛涌博士鼓吹应“学学阿保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可见，薛涌博士竟然不知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与风貌”，却大谈其他民族的“贡献”，由此表现其历史观之混乱。对此，我们不仅要问：在薛涌大谈“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时，却为什么忘了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难道这些贡献不是恰恰表明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品质与风貌”吗？而这些“品质与风貌”难道是“阿保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之所能吗？中国文化“特有的品质与风貌”难道不是“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儒道互补之学、儒法相参之用吗？可见，薛涌博士通过他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但要对中国文化进行解构，从而以蒙学、藏学、满学做为中国文化“特有的品质与风貌”，而且要把中国文化更全面的西化直至消亡而后快。
所以，薛涌博士下论可谓道破天机：“‘国学’总是要强调内外之别，似乎有一些是我们自家的宝贝，别人无法理解和赏识，和别人的东西有决定性的不同，是我们文化认同的核心。最后，这样的国学很容易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究其所以，是薛涌害怕中国文化重新成为“我们文化认同的核心”、更害怕中国文化重新成为“政治意识形态”而化成天下。可见，不是别人无法理解和赏识，而是薛涌博士非常理解，但出于自己的历史观和文化观而不能“赏识”。是故，薛涌之道可以知也！
在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解构性否定之后，薛涌博士又大谈起“我们面临着一个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了（ 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对此，我们不仅要问，这个“人类的传统”、这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难道是薛涌博士推崇的“蒙古帝国”的“全球化”吗？难道是薛涌博士一再申论的“蒙古、满清在这方面都显示了高超得多的政治技巧和军事能力”吗？（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果如是，那可就中了薛涌博士的诡计：中国文化不应当复兴，只能把中国文化变成古董、送进博物馆。
由上说明，薛涌博士在中国文化已失语的现代作此申论，不仅是狭隘的，而且是故意的，更是由其西化的文化观所决定的。所以，薛涌不但是企图以“一套政治正确的语言格式来限制学术研究”，而且是以其西化的历史观和文化观把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文化排斥在人类文化的核心之外，这才是薛涌之真实目的，此亦为薛涌反对人大成立国学院之根本所在。所以，人类学进路何有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自当以化成天下定义。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薛涌博士之论只是企图拖历史的车轮而已。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3
萧国健博士，MH，香港珠海学院中国历史研究所暨中文系教授、香港珠海学院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香港珠海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皇家亚洲学会名誉研究员、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名誉研究员、香港历史博物馆名誉顾问、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博物馆专家顾问（本地史/军事史）、香港海防博物馆名誉顾问、深圳博物馆名誉顾问、深圳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名誉顾问。荣获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颁授嘉许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荣誉章。
史书，是对历史上人、事、物的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历史之所以不至中断，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文化一直在传承。萧国健博士花时数十年，在资料、档案、出土的文物中找寻历史留下来的蛛丝马，还原一个真实的香港，让世人知晓，为香港的历史传承做出贡献。
教文，是将过去的智慧向後世延续，萧国健博士手握一支笔，心中一片清明，运用史传、方志、族谱、碑铭及田野考察等数据，用断代形式，将香港厚重的历史用文字述说，整理成辑，造福学林，也为香港的历史上留下一点对过往的了解、回味和对未来的企盼。
翻开历史
探索真实的香港
说起香港，有人说香港曾经是文化的沙漠，有人说香港曾经只是一条小渔村，有人说香港的文化打下了英国人殖民统治的烙印。翻开香港的历史，其实这些说法不尽然。追忆过往，百年岁月付风雨，真实的香港在历史研究学者萧国健博士的解说下浮出水面，思绪飞扬，随着他的话，回到数百年前的香港。
香港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十二世纪前，南宋时期，邓氏符公宦至宝安岑田（今日新界锦田），是邓氏迁居香港新界的始祖；十三世纪，文氏居於新田，为新田房开基祖；十四世纪，廖氏定居上水；北宋时期，侯氏居於上水地区，其後人後迁居河上乡；北宋末年，彭氏迁居广东东莞，明万历年间，复徙居粉璧岭（即粉岭）。邓、文、廖、候、彭五大家族早期来到香港，在元朗一带建立起很大的生活圈，是香港发展的开辟者，亦是香港文化的开启者。
“港人之国民身份包括土著居民、原居民、新移民。”萧国健博士娓娓道来。明代及以前，中原南迁人士，定居香港地区後，获广东省广州府新安县籍的人为“香港土著居民”，他们是香港的第一批人。满清时期，因为各种原因，香港历经八年空置，到鼓励周边城市居民来港居住，吸收了第二批人，他们是香港“原居民”。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不少人来到了香港，这些人叫做“新来的”，是香港的第三批人，他们不享有香港土著居民及原居民拥有的一些权利。抗日战时期及之後，一批人逃难到了内地，後又回到了香港，1949年之後，又有不少人来到香港，他们叫做“新移民”。“後来，不断有新移民来港，这些人逐渐地成为了香港的一部分。”萧国健博士说。如此说来，整个香港几乎都是外来的人，也可以说是外地来的中国人。
即使是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期，中国人的比重都没有改变，据着香港99%的比重，其它国家的人只据1%。1997年，香港回归，不少人移民海外，後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不少海外人移居香港，调整了中国人所的比重，下降至90%，外国人升至10%。同时香港总人数由1961年时候的320万增加至现在的700多万。
可以说在香港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历代之政治改变，及社会发展，对香港之影响甚大。萧国健博士在北京大学讲课时，提到了《香港发展与内地政治发展的相互关》，他说：“中国的政治环境影响香港，从唐代、宋代到近现代，战乱对内地带来的是动乱与不安，然而，他们逃难至香港，为香港带来了人力。内地水，许多动物尸体被冲击到香港岛，肥沃了香港的土地，内地，也为香港带来了很多人才和财力。”在内地起伏不定，夹杂着不时的战乱或天的环境中，又造就了香港深厚的历史底蕴。
厚重的历史
沉淀香港多元的文化
香港是一个优良的深水港，曾被誉为世界三大天然海港之一，英国人早年看中了这里的港口力，以鸦片战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夺得此地以便发展其远东海上贸易事业，从而展开了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从1842年开始，直到1997年6月30日，期间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香港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对於世界的影响不小，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过往也注定了她拥有独特的优势，引得世界各国、各地的人源源不断地入，这些人带来了各国、各地的文化，西方和东方的许多东西在香港汇聚、碰撞、磨合、交融，因此形成了香港文化里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就是多元化。
多元化的文化也让香港成为了一个风貌独特的城市。萧国健博士一直在研究香港的历史，包括本地史、军事史、文化史，在他看来，学术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历经时间的沉淀，要守得住这份执著。於是，在数十年的时光中，他埋头耕耘，沉心静气。运用史传、方志、族谱、碑铭及田野考察等数据，用断代形式，将香港千百年来香港在社会、经济、教育、民俗等各方面的历史图像，重现读者眼前。
香港有着一个从乡野故土到经济热土变迁的过程。从东莞、新会等地过来香港被称为“本地人”的居民以耕田为主，然而，他们的耕作方式与港英政府管辖下的耕作方式有所不同，他们曾经居住的地方山区多，因此，随着时代进程的逐步推进，他们发展了手工业，即山货的作，慢慢地，有了工业。
1911年之後，从内地来港的人他们带来了技术以及金钱，促使香港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发展工业，工厂递增，香港也逐步从农业社会转变到了工业社会。“1960年之前，香港还是以工业为主，主要工业包括塑胶、服装、小型电器等。”萧国健博士说。
服装等造业属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内地劳动力资源丰富，加上土地便宜，原料充沛，而这恰是制约香港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香港的工业地位被取代在所难免。於是，香港开始寻求适合自己的、新的发展出路。随着西方人的到来，带动了香港投资、股票等金融行业的起步，香港的主流产业逐步从工业过渡到金融业。
香港的发展历经了多个阶段的兴衰起落，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又夹杂着“矛盾”的因子。香港的经济化进程让香港获得了更好的发展，腾飞的经济，让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而从工业过渡到买空卖空、无需原料、无需实际市场、只从电脑、电话中就能进行交易金融业，也直接导致了许多人失业。香港需要内地促进消费和支持愿望促使自由行政策的开放，也因为自由行带来的强大人流量，引发了内地与香港的许多矛盾，许多论。因此今日之香港，矛盾着发展着，发展着也矛盾着。
文物的价值 在於返古复今
历史，是对过去的人、事、物的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历史之所以不曾中断，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文化一直在传承，而文物古是文化、历史最真实的证明。
“文物古之意义在於它们是前人留下的行与遗，文物古为一个地方的人的事、技术的创新及艺术的开拓之证物，从中可查寻到前人努力建设的成果，当以为荣，而保护文物古，应当身体力行。”这是萧国健博士对文物古的保护态度。
他喜欢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的兴趣和目的在於多看一些新的事、物。行走在欧洲，他最喜欢看的是欧洲那些古老的城池，看他们如何保护古，一边行走，一边思考，在古保护时，派上用场。好几处历史古在他的建议下得以保留，如海防博物馆，荃湾三栋屋等。
他曾出版一本书《居有其屋》，讲述一个古老的房子，应该怎麽看？要看什麽？对於文物古的保护方法，他建议用“点线面”保留法，将文物全部保留下来，而非只保留一部分，如一个祠堂很有历史价值，单单将其保留下来，祠堂边的屋子拆除建上高楼大厦，在萧国健博士看来此法类似於一个美女，头部很美，只将头部保留下来。
很多人同他的保留法，也有部分人反对，说明这条路行走起来，还有不少困难，萧国健博士说：“将文物全须全尾地保护起来，很难，但是也非完全不可能。这样的保护方式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想的是自己能做多少便做多少，总比什麽都不做的好。香港的文化推广已经迟了，但是不代表不能追上去，重点要看学生怎麽做。”
他是香港珠海学院中国历史研究所暨中文系教授、香港珠海学院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早在1993年，他便与学术界的几位同仁倡导在香港发起通识教育，发展个人思考能力，老师从旁引导，开启智慧之门。他说：“通识教育的本质和核心是思考的能力，历史不是死记硬背，而是从历史事件中发觉有利於自己思维开阔，有利於自己成长的蛛丝马。”如元朝的版图在中国历史上最广，蒙古人为何强大，因为他们喝羊奶、牛奶、吃肉，吃完就跑，他们是走到哪里打到哪里。一次次，萧国健博士从出土的文物中，将一段段历史讲述，既加深了印象，也发散了思维，妙趣横生。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4
事后，文怀沙发出书面声明予以解释，但并未做出针对性回应。其“国学大师”的名号成为这次风波中的敏感词，也因这个意外事件开始动摇。
在这一事件的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很多人缺乏对“国学”和“大师”的常识性认识。就此疑问，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请他谈谈“国学”和“大师”的历史渊源，以及对当下文化生态存在问题的看法。
2006年，70岁的朱维铮被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授予荣誉哲学博士学位。这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第一个荣誉博士。德国汉学家们称赞他为“低调的大师”，而他则说，“大师”不敢当，自己只是“中国史学的一名从业者”，“大师”需要时间的检验。
概念模糊的“国学”
中国有很复杂的传统。很多东西最怕“模糊”。1900年之前，中国没有“国学”一说，只有跟西学相对的中学，跟新学相对的旧学。“国学”和“国粹”的概念都来自日本。据我所知，“国学”概念最早是1902年引进的。最早被中国人所用是在1903年，梁启超、章太炎给黄遵宪写信，约他一起来办《国学报》。黄遵宪指出中国没有“国学”，原因之一是中日情况不一样。中国人开始讲“国粹”也是在1903年，出现在章太炎在上海西牢里写的《癸卯狱中自记》，意为自己担负了弘扬汉族文化精粹的使命。有一个叫宋恕的学者，看到“国粹”这个概念就批判，他说，既然有粹就有糟，就有糠，那么国糠是什么？既然讲国粹，为什么不讲国糠？这在当时有巨大的影响，后来章太炎就不讲了。中国只有一个“国故”。1910年章太炎出版《国故论衡》。“五四”以后，重新回顾传统文化就叫“国故”。
一提到“国”，很多人把历史上的“国”对等于大一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这个概念在古代是区域性的，与发展成现在的56个民族的版图概念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现在讲“国学”首先要定义。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的所有学说都是国学，而不仅是孔子和儒学。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人，包括政府官员，必须了解一点历史。现在讲“国学”，强大的舆论机器一哄而上，大家都在讲。但它的内涵、外延是什么？历史上一再争论过的东西，现在也没讲清楚。你可以坚持你的观点，但我仍然坚持一条：既然讲历史，没有根据的话不要乱说。学术需要普及，但不要帮倒忙，这对年轻人影响很大，到最后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大师”该由谁来封？
首先，我承认历史上有大师。第二，我们要知道大师在历史上有不同的概念。“大师”一词，初见于《周礼》，说是周代宫廷乐官长的职称。据清代经学家考证，它即《论语》所述教孔子学音乐并体悟天人关系的盲人艺术家。但孔子死了，鲁国衰乱，他们四散流亡异国，“大师”也成绝响。到了两汉，济南有个90多岁的老头，能背《尚书》中的20多篇篇目。凡是跟着伏生念书，能识字、能教别人的都叫“大师”，至于教得怎样是另一回事。汉武帝“独尊儒术”，他的丞相公孙弘，又将五经博士变成候补文官的师傅，读一经而应试，便可做官，禄利随之。这时，“大师”是经官方认定的。到了唐朝，三教并争。佛经翻译家玄奘在《瑜珈师地论》中把佛祖翻译成“大师”，当时影响很大。随后，活着的高僧统统都叫“大师”。唐朝之后，凡和尚均称“大师”，包括那些酒肉和尚。这就好比“博士”这个概念，汉朝通经的叫博士，是官职，宋之后这一称谓就泛滥了，卖茶的叫茶博士，卖油的叫油博士。
“大师”回归到比较严肃的地位，是在清代。汉学复兴，民间经史学家按学问分等次，各学派的继往开来人物，被公认为大师，才给这个徽号恢复了名誉。
看看现在尚在人世的“大师”们吧。有他封的，有自封的，还有故作谦退其实自我炒作的。是不是人人都可以称“大师”？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尺度，“大师”原是指人文学科的主要人物，后来扩展到教育、科学、卫生等各领域。有两种情况，第一，真正对某种学说有开风气作用的；第二，在特定领域取得卓越贡献的。简单地说，大师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
现在大师满天飞。我最讨厌的就是自封，更奇怪的是政府封“大师”。政府官员的职责就是做好服务工作，封大师只会成为笑柄，会把大师毁掉。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5
[关键词]西学东渐；理解科学；科学与儒学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3-0107-06
一
笔者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起步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当时，中国兴起了 “文化热”。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和已有的研究基础，笔者开始投入以关注科学与中国文化关系为重心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研究。
1989年，为庆祝“五四”运动70周年，笔者写了《传统科学目的观：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文化因素》（《山东大学学报》1989、1）一文，旨在挖掘中国科学界不能正确处理求真与致用关系的文化根源。现在已是中研院院士的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先生看到后，建议笔者把该文压缩、改写，经他推荐， 发表于台湾《科学月刊》（1995、4）。同年，笔者又写了《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山东社会科学》1989、2）一文。该文不长，但产生了一定影响，前不久还有一位年轻教师抱怨笔者，说笔者现在对传统文化批评的锐气远不如当年写《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的时候了。
1995年，由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路甬祥先生作为主编，笔者作为执行副主编，联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等单位的一批知名学者，撰写了一套“中国科技潮”丛书。其中，笔者独立完成了《中国科技思想的创新》一书。该丛书共7册，分别从科技思想、科技体制、基础研究、发明创造、高技术、科技人才、科技发展与人的现代化等七个侧面回顾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在一定意义上，它实际上是一套多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思想史。后来这套丛书获得了山东省“五个一工程”奖。在组织编写这套丛书的过程中，笔者陆续发表了《中国科技体制形成的历史回顾》《中国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1958～1980》《一份重要的科技文献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中国科技发展道路的新探索》《新中国科技意识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关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几个认识问题》《科教兴国战略的政策思想创新》等文章。
1994年，笔者当时所在的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在青岛举办“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笔者选定20世纪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严复，围绕他关于科学与封建文化、科学的认识方式和科学目的观等方面的思想，一口气写了三篇文章带到会上，次年陆续发表，它们是：《严复论束缚中国科学发展的封建文化无“自由”特征》（《哲学研究》1995.3）、《严复论传统认识方式和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2）、《纠正重官轻学传统心习，优化科学发展文化环境》（《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2）。台湾清华大学与李约瑟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科学史通讯》刊登了这一组文章的摘要。
以后几年，笔者也写过数篇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的文章，但已是断断续续的了。其中，《中国现代科学主义核心命题刍议》（《文史哲》1998、2）批评20世纪初年“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科学方法万能”论，探讨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应用的限度。这篇文章产生了一定反响。《新华文摘》、中国人大《科学技术哲学》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分别做了转载或摘要，著名法学家邓正来主持的“正来学堂”介绍了此文。
总之，1989年至1995年是笔者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的开端时期。
1996年，笔者开始为研究生开设科学社会学这门课程。科学文化史是笔者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的重心。在科技哲学的意义上，科学与文化的关系研究隶属于科技与社会的范畴，因此为了加强研究的理论深度，笔者一度转向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相继出版了《理解科学――多维视野下的自然科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和《科学的社会性与自主性―以默顿科学社会学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两部著作。后者不仅以默顿学派为中心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西方科学社会学，而且，从科技哲学的角度与西方科学社会学家展开对话，对他们的思想作出中肯评价，并就有关理论问题阐发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该书忝列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后，获得学界好评，相继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在此期间，笔者指导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也多是围绕科学社会学相关理论问题展开的。代表性的有：2004级博士刘海霞刘海霞，现为山东建筑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夏平科学编史学思想研究》（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201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5级博士卢艳君卢艳君，现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科学制度的理性光辉――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研究》、2006级博士王彦雨王彦雨，现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科学世界的话语建构――马尔凯话语分析研究纲领》等。
当科学社会学搞到一定程度后，我觉得，是应该重新返回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时候了。于是，大约2007年左右，“西学东渐”进入了我的学术视野。
二
自1582年利玛窦到中国至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西学东渐大致可分为传教士学术传教、洋务运动技术引进、先进知识分子科学启蒙三个时期。虽然此后西方科学仍在传播，但就中国科学发展的主流而言，西学传播已让位于中国的独立研究。笔者打算首先从明末清初开始研究，随之，笔者所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也转到了这一方面。
西学东渐三百多年，资料浩如烟海，文字非古文即西文，难度很大。这一段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前是，因为 “左”的年代认为，传教士到中国是文化侵略，传教士的话题相当敏感；另外，这一段也容易让人感到晦气，因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主要任务是发现中国做出的世界第一的东西，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素材，而西学东渐这一段则主要是被动接受西方科学，有长他人志气之嫌。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西学东渐研究开始升温。但是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界、史学界，而科学技术哲学界一直缺乏介入。客观上，除了难度大、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不少人看来，这样的题材只能属于史学，似乎科学技术哲学不宜。笔者的看法是，和任何一个特定的事物一样，西学东渐的研究角度是开放的、无穷的。史学、语言学、传播学、宗教学、文化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都没有什么不宜的问题。关键在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西学东渐，一定要紧紧把握住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主要任务不是发现新事实，而是在史学家所发现事实的基础上，思考事实之间广泛、深层次的内在联系，牢牢抓住“理解科学”这一主线，研究那些带有科学技术哲学性质的问题。科学变动不居，科学的本质亦然。故而人们对科学本质的认识不能一劳永逸。在科学与各民族文化尤其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的冲撞和融合中，科学的文化本质最易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显现，更何况中国的“西学东渐”持续300多年，周期长、速度慢、曲折多，因此，“西学东渐”是理解科学颇有特色的场域。总之，“西学东渐”的研究，对科技哲学的学科建设、明清科技史和儒学史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顺便说及，科学上说的“近代”是从明末开始，即从利玛窦进中国开始，因为这时候西方科学已经传进来并在一些领域逐步占据上风，从科学性质的角度看，已经属于近代。科学史和一般历史的“近代”断限是有落差的。
大致说来，西方科学的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变化有三个层次的影响：一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影响；二是对儒学、道家文化等各个文化形态的影响；三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三个层次是一个连环套：整个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中心，而儒学包含着中国传统科学。虽然传统科学和道教、墨学等有一定联系，但主体部分从属于儒学。如果说西方古代科学包容于哲学，那么，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天算农医等科学则主要包容于儒学。所谓“圣人制历以纪天”、“圣人制数”、“儒医不分”等即是明证。
最初，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层次即西方科学的传入与中国传统科学嬗变的关系方面。
（1） 数学方面， 2007级博士生宋芝业宋芝业，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副教授。进行了《明末清初中西数学会通与中国传统数学嬗变》的研究。这篇论文将明末清初中国传统数学嬗变的考察置于中西文化碰撞尤其是西方科学和儒学交互作用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关注了这一历史过程中儒学“理”的观念等方面的变迁。为此，有评审专家称赞此文 “数学会通涉及作为文化背景与儒学的关系，对伴随会通儒家‘理’概念的变化以及数学在儒家眼里地位的变化的揭示也很有启发意义。”这篇论文在答辩时，由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董光璧先生，以及我校历史文化学院终身教授、著名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路遥先生和南开大学哲学系李建珊先生等7人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给予了较高评价。该论文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近期以《会通与嬗变――明末清初东传数学与中国数学及儒学“理”的观念的演化》为题，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 天文历法方面，2008级博士生王刚选的题目是《西学东渐与中国天文历法的嬗变――以〈崇祯历书〉为中心》。《崇祯历书》这部书100多卷，篇幅大、难啃，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天书”，当今之世通读过它的人屈指可数。但西学东渐影响下的天文历法的嬗变在这本书里得到了集中体现，必须攻克它。笔者告诉王刚，《崇祯历书》是横亘在西学东渐研究道路上的一座碉堡，解决此拦阻的角色就交给你了。后来，为了加强思想深度，论文题目改为《明清之际东传科学与儒家天道观的嬗变》。在校期间，王刚围绕毕业论文，发表了数篇CSSCI论文。
（3） 农学方面，曲阜师范大学一个受笔者影响较深、本科学农的硕士生做了《明末清初中国农学嬗变的哲学思考――以〈农政全书〉为中心》研究，这是我给他建议的方向。他为写论文专程赴上海徐家汇参观，并拜访了复旦大学李天纲等先生。这位学生告诉我，李天纲先生十分赞同这个题目。中国传统农学是经验型的、精耕细作、顺应时令等，《农政全书》开始引进西方水利、农业机械，就连数学方法也开始进入农学。中国农学由此踏上近代化的道路。
（4） 医学方面。医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其他领域西化倾向比较严重，而这个领域，虽然在医疗实践上西方医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理论上就中医的存废迄今争论过多次，但中医学毕竟整建制地保留下来了。中医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发达较早、内容丰富、自成系统，旁及中草药、经络、针灸等，疗效显著，就是原理不能彻底说清楚。西方科学传进以后，中国医药学究竟有哪些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中医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等，是很值得深究的。为此，出身中医门第的2009级硕士生郑言的论文题目是《张锡纯中西医汇通思想研究》，该论文旨在以中国近现代中医学界泰斗张锡纯的中西医汇通思想研究为例，运用“地方性”知识概念和后殖民地科学观理论，分析西学冲击下的中西医结合模式，探求中医学发展的新出路。郑言硕士毕业后，应届考取了山西大学科哲专业博士，其博士论文仍然沿着这个方向做。
（5） 地理学方面。中国地理学传统比较强大，但方法落后，主要依靠个人游历搜集资料；盛行“天圆地方”观念；确定地理位置的用的是“计里划方”等。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图使中国人逐渐认清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开始放眼看世界；同时，也使中国人了解到了地图绘制的先进技术，尤其由康熙帝亲自主持、由传教士主导、长达10多年的《皇c全览图》的绘制工程，是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传教士在把西方先进的地图地理学知识较全面输入中国的同时，还在直接参与测绘的200多位中国人中间，培训了一批掌握西方测绘知识和方法的人才。所有这些对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改造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方面的研究，除了2013级博士生刘溪关于《东传科学与康熙理学治国》的研究将部分涉及外，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学生做这方面的论文。
西方科学的传入与中国传统科学嬗变关系的初步研究表明，民族科学的普世化是大势所趋。一方面，世界各国民族科学的主体部分或迟或早大都汇入近代科学的大潮之中；另一方面，诞生于西方并一度作为西方标志性文化的近代科学，也因为科学文化的急剧发展和独立性增强，以及世界各国精英纷纷加入科技大军而脱离了西方的地方性，最终演变为普世性的世界科学。
三
最近几年，我们的研究已经逐渐集中在第二层次即西方科学的传入与儒学嬗变的关系方面。
（1） 东传科学与明末清初奉教士人研究。西学传进来后对儒学的冲击很强烈。主要是基督教对儒学的冲击，其次是西方科学对儒学的冲击，应当说这两种冲击是互为表里的。其中包括利玛窦等传教士钻研四书五经，重新诠释儒学，用原始儒学批判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等新儒学。所有这些，导致儒学在概念、范畴和世界观和价值观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基督教与儒学激烈冲突背景下，科学与儒学的这种深层互动关系，在始终活跃于西学东渐最前沿的明末清初奉教士人这一特殊群体那里，得到了最集中、最生动的反映。其别值得一提的是徐光启。徐氏是大儒，进士及第，官至宰相，吸收西学最充分，而且皈依了天主教，在儒学发展史上是一位极其重要、相当特殊的人物。他深为基督教所折服，心仪西方科学。他认为，传教士言传身教的行善乐施、清心寡欲、诚实守信、以德报怨、远离邪恶、待人如己等基督教信条，如果在百姓中间得以普及，那么，这对于治理中国社会，一定会见奇效。他受洗入教是与他治理中国的抱负分不开的。在儒学激烈拒斥基督教的背景下，基督教和西方科学等西学所引发的儒学变化，以及儒学的核心观念对于西学传播所产生的效应，均在徐光启身上得到了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所以，研究西学引发的儒学嬗变，乃至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徐光启这个关键人物的。笔者指导的2004级一位硕士生曾以《徐光启：科学、宗教与儒学的奇异融合》为题做过学位论文，由于各种原因，未完全达到预期目标。现已重新启动徐光启研究，目前2014级博士生王静已确定从科学与儒学的关系角度撰写关于徐光启的博士论文。而李之藻和王徵等人的研究都有硕士撰写了学位论文。
“西学东渐”既是西方科学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是在西方科学影响和带动下中国科学逐步实现近代化的过程。其间，西方传教士的作用不容抹煞。2010年5月底笔者应邀前往意大利米兰圣心大学，参加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活动，并作了《利玛窦：中国科学近代化奠基的第一人》该文经反复修改，以《利玛窦科学传播功过新论》为题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2期。的主题报告。当时，与该校有关方面初步达成一个意向性的计划，准备联合做一下关于“明末清初意大利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近代化”的研究。由于语言与资料等诸多限制，目前此研究尚处于资料搜集阶段。2008级博士生张向东的《明末清初传教士身份认同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隶属此一研究方向。
（2） 东传科学与明清实学研究。明清实学是在明代中后期国家内外交困的危亡形势下，对宋明理学进行反省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儒学流派。它与当时传入的具有实理、实用和实效等优点的西方科学一拍即合，迅速形成了良性互动，进而对西方科学的传入发挥了积极作用。明清实学思潮的实质是儒学认知内涵质的扩张，抑或说是儒学朝向形成自己具有近代气质的认知传统迈出了关键一步。因此，明清间实学思潮的意义不容低估，对实学思潮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当刮目相看。 2010级博士生杨爱东的博士论文《东传科学与明末清初实学思潮――以方以智为中心》意在以方以智（1611-1671）为例，考察西方科学对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影响。2013级博士生徐洪勃拟从科学与儒学的关系角度对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做一系统研究。2012级硕士生闫茂源的熊明遇研究，也属于此一方面。
（3） 东传科学与乾嘉学派研究。 以戴震（1724-1777）、阮元（1764-1849）等人为代表的乾嘉学派受西学的影响也比较明显，特别在研究方法上。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明显受到西方科学经验传统的影响。如何估价乾嘉学派考证方法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这个问题学界颇有分歧，笔者较倾向于胡适的观点。他认为，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方法中最具科学性质的方法，该方法的出现“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J].见：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资料选[M].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191.。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是否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型？若然，这一转型对于儒学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什么？对于中国科学的近代化进程的影响是什么？在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上它所提供的启示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很值得研究。2009级博士生张庆伟的学位论文《东传科学与乾嘉考据学――以戴震为中心》，试图论证：在作为乾嘉考据学典范的戴学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由知识层面到认知方法层面，再进至哲学建构层面， 东传科学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011级硕士生辛璐茜的学位论文《把科学精神融入儒学传统中――以阮元为中心》）也属于此一范畴。
（4） 东传科学与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研究。2012级博士生刘星的论文《东传科学与清末民初今文经学――以康有为为中心》，旨在以康有为（1858-1927）为例，考察西方科学对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影响。
（5） 东传科学与当代新儒家研究。2012级硕士生吴士震的论文题目是《梁漱溟（1893-1988）的科学思想研究》； 2011级博士生吕晓钰的学位论文题目暂定为《科学与成中英的本体论诠释学》，目前正在撰写之中。
西方科学的传入与儒学嬗变关系的初步研究表明，近代科学的普世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当它与各国民族文化相遇后，会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从冲击到汇通、再到融合的过程。民族文化将永远作为文化环境对科学发展发挥制约作用。不论哪个国家，科学要获得长足发展，都必须使科学在对民族文化发挥引领和提升作用的同时，主动适应民族文化，并充分利用民族文化丰富的人文资源，构建优良的科技创新文化。
四
第三层次的研究，围绕西学与整个中国文化展开。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问题。究竟怎样处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怎样建设中国崭新的现代文化？长期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摆脱不了“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两极选择，通过对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两条路都不妥当。“中体西用”的要害是：中学保留什么、保留到什么程度不好把握，搞不好，很容易走复古的路子；“西体中用”的要害是：西学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不好把握，搞不好，很容易盲目照搬，走向全盘西化。相比较而言，以薛凤祚等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学者群体所开创的“会通”策略，更富有建设性和借鉴意义。这一策略意在消弭分歧，取长补短，进而达至中西贯通。尽管这一迥然不同的策略主要表现在科学上，但似乎也适用于处理中西两种文化的关系。
前几年，笔者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花了很大精力研究薛凤祚（1600-1680）这个长期被人冷落的、山东淄博籍的“西学东渐”关键人物。2010年10月，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以及淄博市政府，成功举办了“全国首届薛凤祚学术思想研讨会”，会后有齐鲁书社正式出版了《中西文化会通的先驱》论文集，为山东古代科学的辉煌又增添了浓重一笔。笔者在收入本书的《薛凤祚科学思想管窥》（《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7）一文中首次提出，除了最先采用哥白尼、引进对数两大贡献外，薛凤祚的中西会通思想是其第三大贡献。然后，在《“折衷众论，求归一是”――论薛凤祚的中西科学会通模式》（《文史哲》2012.2）一文中，对薛凤祚中西科学会通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及其现代价值进行了阐发。徐光启提出的是“F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大统”就是大统历，把西方的东西搬过来，装到中国传统历法的框子里。薛凤祚继承了徐光启，但有发展。他提出的会通模式是“熔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F“各方”之材质，不仅仅是中西双方，包括阿拉伯的回回历都可以。入“吾学”之型模，“吾学”是什么呢？“吾学”肯定不是中国传统历法，因为他对中国传统历法有清醒的认识，批评十分严厉。依据他所强调的“欲言会通，必广罗博采，事事悉其原委，然后能折衷众论，求归一是”，“吾学”应当是一种新学。
薛凤祚的这一会通模式是非常具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完全可以推广。尽管薛凤祚甚至有清一代的儒士们所做中西会通工作的成效并不甚理想，但是，他们关于中西会通的思想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处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进行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方针。既不是西体中用，也不是中体西用，而是首先对“用”和“体”均持一种 “折衷众论，求归一是”的开放态度，可以古为今用，也可以洋为中用，关键是求道理的正确、有益、有效，不必纠缠于中西新旧；另一方面，以“用”促 “体”、以“用”养“体”。 “体”主要基于现实的需要，决不囿于“传统”，在“用”的促进下，“体”永远处于一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永恒发展状态。这其间，文化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既有利于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又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只要符合这一标准的，不论中西、新旧，都可为我所用。
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不单单是明末以来来华传教士传播西方科学的外力促成的，其动力机制中一定存在着内在的发展理路。否则，如果没有中国科学内在发展逻辑的呼应，不论外力多么的强大，都将是无济于事的。那么，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内在发展逻辑是怎样的？它有哪些具体表现，又是如何和传教士传播西方科学的外因相互作用的？此外，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实现，也一定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例如，明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思想文化领域经验传统和逻辑分析传统的形成问题等等，都是“西学东渐”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6
中新网12月28日电中国第一套以书法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丛书——《书法研究博士文库》近日发行，并获得部级书法艺术最高奖——中国书法兰亭奖五项奖项。
据该文库主编、著名书法家弘陶(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介绍，自1995年首都师范大学首届书法博士生入学以来，我国共培养了四十多位书法博士。无论是书法学科总体还是具体到书法博士教育这个局部，相比于灿烂的书法传统，相比于文、史、哲以及美术学等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无论如何，研究书法的博士学位论文，作为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上刚刚出现的新生事物，是值得重视的。
弘陶还介绍称，该文库第一辑包括《草书流变研究》(著)、《苏轼书法思想研究》(李放著)、《北宋汴京地区书法研究》(杨军著)、《宋元时期“崇王”观念研究》(方波著)、《清代碑学的兴起与发展》(胡泊著)、《唐宋接受问题研究》(白锐著)、《清代书法批评中对形质的描述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周勋军著)等7部书法理论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