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性主义范文1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 女性主义 中国科学史
abstract
postcolonialism，feminism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some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in historiographyduring its different periods,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has different topics, and made the same topics ha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and meaning. new theories and perspective bring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with new form and new interpretation constantly. very often, some ideas,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that came from other fields, have influenced history of science. for example, in recent years, postcolonialism and feminism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text, and they have shown their vitality in many fields，including history of science. some scholars have noticed already these new theories’ valu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however, related studies have not become mainstream in this field. based on the standpoint of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possible influence and value of postcolonialism and feminism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key words: postcolonialism feminism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柯林伍德说过，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不能不研究其次级的历史，这里的次级历史指的是对该问题进行历史思考的历史。[1]站在科学编史学的立场，反思科学史研究的过去，分析和借鉴新的研究视角与纲领，对于促进科学史学科发展来说极为重要。
一 引言
20世纪之前的西方科学史研究基本从属于科学家与哲学－历史学家两大阵营，形成了相应的两大编史传统。这两类编史者基本上都不是职业的科学史家，他们编写出的专科史和综合史，都是实现各自领域某种目的一种手段，没有形成独特的编史纲领。在编史方法上，直到萨顿为止的这些编史学传统，往往都以编年史研究为主导，[2]在编史观念或多或少受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实证主义哲学把科学史看成是一系列新发现的出现，以及对既有观察材料的归纳总结过程，是不断趋向真理和进步的历史。在这种哲学背景中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影响下的科学编史工作，大多采用的是编年史方法，把科学史看成是最新理论在过去渐次出现的大事年表。
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亚历山大•柯瓦雷开创的“观念论”科学史研究传统开始在科学史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编史传统强调科学的进步体现在科学理论与科学概念的进化上，可以说是新康德主义哲学史方法在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某种体现。与此同时，另一种编史纲领也逐渐形成，这种社会史的编史纲领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的影响，强调把科学的发展置于复杂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更加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环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3], p.24）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等思潮对西方科学史研究产生的影响也开始明显起来。
可见，西方科学史学史上的历次重大变化都受到了其他领域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影响，积极吸收这些新的观念和方法，促成了科学史学科的不断进步。目前我国科学史研究仍然以实证传统为主，研究方法大多限于历史文献的考据和分析。尽管实证传统今后仍然可能是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主要编史纲领之一，但要促进科学史学科的全面发展，我们也必须及时、合理地吸收相关领域的新观念和新方法。近些年来，西方科学史研究开始引入了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展现出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对此，我们需要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 后殖民主义科学史及其启示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带有鲜明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是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它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新问题。[4]这一思潮是在对殖民主义的长期反省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有葛兰西、法农、福柯、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莫汉蒂和汤林森等。
后殖民主义思潮最初集中在文化领域，主要关注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阐释焦虑、文化殖民与语言殖民、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思潮开始影响到科学史研究，有关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科学在文化殖民中的作用与位置。虽然目前国内在文化研究等领域对后殖民主义的已形成了某种热点，但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中，有分量的相关的研究却依然不多见。
美国科学史家路易斯•佩尔森（lewis pyenson）将“殖民地科学”作为一个专门领域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从1982年开始，以“文化帝国主义与精密科学”为题，论述了德国、荷兰和法国的物理学、地球物理学、天文学与文化帝国主义的关系。佩尔森认为，西方人总是把自然的数学法则看成是文明的显著标志，把由资本家支持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摆在世界面前，以显示其文化人的姿态；而实际上，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牛顿原理等这样一些物理法则对于实际应用来说，并非唯一有效。例如，对于建造结实耐用的桥梁来说，牛顿原理的作用，如同哥白尼理论对于航海那样，都不那么必需。理论上的一致性并不等于实践上的一致性。但是，殖民地科学家的工作由于显示出对自然的操控能力而得到了殖民地居民的尊敬，他们的工作为欧洲的优越性提供了根据，他们通过抽象活动抑制了从属地区的独立情感。通过文本分析，佩尔森还揭示了法国殖民者的科学文化殖民策略：仅仅显示科学优势还不能完全抑制殖民地人们的自由思想，他们还必须被说服，解放的程度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自然提高的，任何东西也不能取代由科学带来的发展及其价值和意义。[5]
佩尔森的工作在科学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医学史家保罗•帕拉蒂诺（paolo palladino）和米切尔•沃伯斯（michael worboys）在对他的工作进行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科学史研究。他们批判了佩尔森关于描述性科学和精密科学的划分，认为精密科学同样带有帝国主义色彩；批判了佩尔森把文化殖民主义单独抽离出来考察的做法，认为科学文化殖民与经济、政治殖民等是交织在一起的；批判佩尔森忽略了殖民地科学文化对于宗主国科学文化的影响，忽略了殖民地人群的视角，并在潜意识将科学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简单地看成是帝国科学向殖民地单向的流动等缺陷，强调西方科学与殖民地科学之间的互动关系。[6]
此后，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是，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将其女性主义理论置于后殖民主义研究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中，坚持科学在文化上具有多元性这样一个基本立场，阐明了欧洲扩张与现代科学出现在欧洲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哈丁的工作中，充分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在深层背景上的趋同。哈丁认为，后殖民时期的科学技术研究是从欧洲中心文化之外确立其关注和概念框架的，这一研究将运用包容性更广的科学定义，这一定义鼓励我们重新考察它何时是有用的、何时求助于一个更有限制性的定义代价太高。“科学”将被用来指称任何旨在系统地生产有关物质世界知识的活动。在这种宽泛的科学定义下，所有的科学知识，包括近代西方确立起来的科学，都是所谓的“地方性知识”，或者“本土知识体系”。她认为，后殖民主义的科学技术研究的这种策略使得其能够探究不同文化的科技思想和实践的特色，它不仅可以为原有的概念框架添加新的研究主题，还能迫使概念框架本身发生变化。（[7], p.11）在这里，“本土知识”，或者说“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是一个及其重要核心概念，正是在对这个基本概念予以注重的基础上，我们才会推论出一系列重要可能结论。
后殖民主义科学史站在与传统科学史完全不同的立场上，从一种新的视角提出了诸多全新的见解。例如，在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中，往往只关注近现代欧洲的科学，那种“地方性的知识”只在人类学之类的领域中才被合法地研究；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立场则在多元文化的意义上，把“科学”的概念进行泛化，将各种“地方性知识”包容进来。后者的观念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来说，有很大的价值。
首先，涉及到的是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和“李约瑟难题”这两个问题曾一直困扰着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者们，至今仍无定论。早自20世纪初，任鸿隽、竺可桢等老一辈科学史家就已讨论过前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些前辈们所指的科学，是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组织机构、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如果我们将科学定义在这个范畴，那么中国古代无疑是没有科学的。很多持“无”观点的学者也多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而持“有”的学者，往往更多的是从民族自尊心的立场来考虑，要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合法性的地位。因为如果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还哪来的科学史研究？然而，立足于后殖民主义科学史的立场，这一问题已经被消解了。因为在后殖民主义看来，与其他文化的系统知识传统一样，现代科学技术从若干重要方面看也属于地方性的知识体系，它们也产生过系统的无知模式。（[7], p.74）在这样一种观点下，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地位便勿庸置疑。既然普适的、唯一的、标准的科学体系是不存在的，近代西方科学也是地方性的科学体系，我们不需要拿它来作为参照对象，就可以找到自身的研究合法性。同样，“李约瑟难题”在此也可以得到解决。因为都是地方性知识，所以就不需去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的问题。正所谓“在当我们采取了新的、不将欧洲的近代科学作为参照标准，而是以一种非辉格式的立场，更关注非西方科学的本土与境及其意义，‘李约瑟问题’就不再成为一个必然的研究出发点，不再是采取这种立场的科学史家首要关心的核心问题了。”[8]
其次，从这一扩展的科学定义出发，后殖民主义的视野将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尤其是古代科学史研究开辟广阔的问题域。
由此所涉及到的，实质上是一个科学观的基本问题。原来被看作是民间信仰或巫术迷信（而在实际的分析中却可以看出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的那些知识，在这里也取得了被研究的合法性。例如，针灸学、草药学、古代妇科、女医等都可得到与传统的数学、天文、物理等知识相类似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主流科学史也曾研究过燃素说、炼金术等内容，然而不同的是，它是把这些主流科学之外的内容作为与主流科学相关的背景来研究，而后殖民主义科学史却给予这些非主流的知识以独立的合法性地位。此外，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其研究方法十分多样丰富，大多采用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这些具体的分析方法也可为中国科学史研究所借鉴。
三 女性主义科学史及其启示
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从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中派生出了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它运用女性主义特有的观点和立场，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范围广泛的各门学科。（[3], pp88-89）其中，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源于与科学相关的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使得学者们开始思考科学史上女性科学家如此之少的根本原因：究竟是女性出了问题，还是科学出了问题？科学在本质上是否与父权制相关？
为回答这些问题，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者一方面开始致力于寻找科学史中被忽略的重要女性科学家，恢复她们在科学史上的“席位”。这些研究既希望通过补充女性科学家的历史来完善既有的科学史，也试图确证不是女性出了问题，而是科学出了问题。另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批的学者转向批判科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揭示近代科学的“父权制”根源。例如，女性主义学者卡洛林•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伊芙琳•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桑德拉•哈丁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揭示了科学从其历史起源开始，便具有性别建构的性质。[9]与此同时，很多女性主义学者注意到，这种被社会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形态建构的科学，反过来又进一步说明和强化着社会性别观念本身。他们通过研究自古希腊到20世纪的生物学史和医学史，充分说明了科学对性别差异和性别本质的建构和强化关系。例如，席宾格尔（londa schiebinger）、图安娜（nancy tuana）、欧德苏瑞（nelly oudshoorn）等就从不同角度进一步揭示了科学与性别意识形态互相建构、互相强化的本质。[10]可见，正如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所认为的，批判性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不必将自身局限在科学中的女性主题上，而应该从各种角度深入分析科学中随处存在的父权制现象，[11]也正是这种批判性的分析视角，构成了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在科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位置。使得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越来越成为西方科学史研究的一个新颖而极具潜力的方面，越来越受到关注。 [12]这里就这一新的编史观念之于中国科学史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与价值做初步的理论分析。
第一，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给中国科学史研究提供新的问题域。
如同思想史编史传统的出现为科学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一样，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关注女性对科学所做的贡献，关注科学背后隐藏着的性别权力关系结构，关注科学事件对女性的影响，关注科学对女性本质的规定，关注与女性相关的“边缘”科学史等这些不能为以往科学史研究所注意到的内容。如果把女性主义视角纳入到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去，无疑将会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开辟广阔的问题域。
传统中国科学史研究对女性关注很少，有的学者可能认为，女性科技人物研究得少，不是因为他们不关注女性，而是因为她们本来就对科学贡献少，历史文献记载的也少。事实上，在近期学者对中国古代所有科技人物的生卒年资料进行搜集时，收编了上溯春秋时代，下迄民国末年，甚至少数延伸到20世纪50年代；空间上限于在中国出生和去世者，以致少数在外国去世者在内的中国古代科技人物；本着凡是能找到的妇女科技人物，全部收编的原则，最后在所收入的1522名人物之中，女性确实仅占19名。[13]然而，站在女性主义立场来看，这正说明了女性在科学史上的“集体失忆”，她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的科学工作被由男性掌控的历史文本所忽略和边缘化，她们没有话语权，没有历史记忆。为此，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除了要挖掘和恢复被以往科学史忽略的女性科学人物之外，更重要的是从既有科学历史文本中分析女性受压制、被忽略的原因，解构文本背后的性别权力关系。 ([14], p.166)
以医学史为例，要研究中国古代女医问题，从女性主义编史学的视角出发，首先必须进行古代女医的发现、填补研究。然后还要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性别制度的规定及其在医学领域的体现、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实际运作与性别制度、观念的规范之间的差距、男医与女医的个人身份认同、医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与“女医形象”等问题，分析古代各种医学话语本身的非中立性、非客观性，重新思考古代医学领域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假定等等，这些都是不可能在有性别盲点的科学史中被考虑到的内容。医学史的情况如此，其他学科史研究的情况也如此。
第二，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为中国科学史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方法。
尽管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内部流派纷呈、观点多样，但作为学术研究，它们共享一个基本的概念范畴，即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指的是，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一套强加于男女的不同看法和标准以及男女必须遵循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等，它区别于传统的生理性别（sex），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14],p.4)社会性别既是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其基本的分析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除了会发现传统科学史研究发现不了的新问题之外，还能对传统科学史已经研究或正在研究的问题，从新的分析方法和切入点入手，得出与前者不同的结论和评价。
笔者曾以第八届东亚国家科学史会议论文集中的两篇医学史论文作为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两篇论文考察的都是中国古代女医问题，但由于采用的视角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和分析的深度也有所不同。[15]具体而言，其中一位学者通过对古代女医的医术技能、医学教育和医学地位等的分析认为：古代一些下层女医在医术和道德上都不行，杰出的男女医得到的尊敬一样。这些结论限于文献表面文字的搜集和总结，没有对文献作者及其意图进行深入分析，对于中国古代记载女医的文献为何如此稀少的原因，也只是简单地从封建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迫角度稍做分析，因而结论也鲜有新意。[16]另外一位西方学者则从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揭示了古代男女医的社会地位并不平等，认为得到尊重的女医只是少数有家学背景的人；然后分析认为文献材料的男性作者们对女医的医术和道德进行了诋毁，并认为诋毁的背后掩藏着上层社会意识形态与男医共有的对女医的排斥立场和意图。此外，她还注意到了不同女医之间的差异，以及医学文化的多元化等问题。[17]这种不同的立场，特别是因有无社会性别意识以及对于医学的社会性别维度的认识的差异所导致的研究风格与结论的差异，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此外，女性主义对科学史进行研究所采用的具体分析方法包括隐喻分析、解释学方法和深度访谈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别于传统科学史研究的方法，值得借鉴。其中，隐喻分析是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关键方法。因为隐喻常常表达着人们对于事物的基本认知和评价方式，通过对科学中涉及到的性别隐喻进行分析，能揭示出科学史中的性别关系结构。
第三，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引起对传统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反思。
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与女性主义科学批判是紧密相关的，它们除了对传统科学史研究的
视角、方法和内容等产生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支撑在其背后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传统的科学观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纯粹客观的、超乎社会之外的知识活动，它与
性别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内在关联，即使科学中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现象，那也只是科学之外的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在科学领域的折射而已。建立在此科学观基础上的传统科学史研究，则把科学史看成是普遍的、抽象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活动的历史，且这一历史有其独立的内在发展逻辑。女性主义科学观则认为，所谓价值中立、性别无涉的纯粹科学只不过是父权制文化从封建教会时期转向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一种观念上的人为建构，它并不具有建构者所认定和宣称的普遍性，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18]
可见，在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者看来，近代西方科学“进步”的历史是其与父权制意识形态相互结合、加强的历史，传统的科学编史学将科学看成是脱离社会情境的、纯粹的、抽象的、价值中立的智力活动，因而无法揭示社会、经济、政治、性别等对科学的影响。也就是说，科学活动不仅与性别、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紧密相关，科学知识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的形成是负载了利益与价值取向的。随着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传统的引入，这种新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将会在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科学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内史”实证研究，而应该考虑到历史的具体情景及其与多种社会因素，尤其是与社会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
四 余论
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都是西方20世纪以来兴起的重要思潮，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白人男性心目中，妇女与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相似性。他（她）们都处在边缘、从属的位置，都被白人男性看作是异己的他者，正是这种相似性，使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有了一种天然的亲合力，二者之间展开了频繁的交流和对话。[19]
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它们都为传统科学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问题域，引入了新的分析视角与方法，对传统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后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因其主要关注第三世界的女性科学史，对于身处第三世界，具有性别研究盲点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来说，尤其需要引起关注。然而尽管如此，国内科学史界对这些新思潮持有的仍是或漠视或误解的态度，为此，有必要对一些问题给予澄清。
第一，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目的不是狭隘的‘女性’目的，而是更强调以边缘人的视角对主导地位的科学建制进行批判、审视和重建。第二，研究女性主义科学史的学者不一定就是女性。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同传统科学史研究一样，是男女主体都可从事的工作。第三，研究科学中的妇女不一定就是女性主义科学史，没有直接关涉女性主题不一定就不是女性主义科学史，判断的标准在于社会性别视角和批判性分析维度的运用。 ([14], pp.166-167)第四，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科学史研究不是完全否定西方近代科学，而是要消解其普遍性与抽象性，不是要以弱势边缘的“科学”取代它，而是强调科学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共存与相互协调发展。第五，研究殖民地的帝国科学机构和科学活动，不一定就是后殖民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后者的关键在于对帝国科学文化的殖民化性质进行揭示与批判。第六，采用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方法，并不表示抛弃传统科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例如文献考证与分析等仍将是具体研究过程中重要方法。第七，不是在西方可能过时的理论就不能引入和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在美国已经没有当初那么受欢迎，言下之意，我们没必要去关注和研究。首先，对某个思潮或流派的历史研究并不会因为其过时而停止；其次，在没有认真分析过这些对西方科学史研究产生深刻影响的新思潮之前，就不假思索地将其弃置一旁，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合理的态度。再次，我们还可以提问：在当下并不过时的思潮又是什么？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恐怕也远非易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我们可以照搬来应用于我们的科学史研究。对于这些理论本身的缺陷和不足，我们需要做冷静的分析，要时刻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中国传统科学及科学观的特殊性，充分考虑中西方在文化、民族、性别制度、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种种差异，在差异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点和特性，立足于本国具体情境，在避免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同时，也谨防后殖民主义文化对我们形成的新的文化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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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性主义范文2
[关键词]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教学实效性 思考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以下简称“科社”)是高等院校硕士研究生的必修学位课。该课程的教学目的主要是对普通高校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教育,帮助学生了解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想到现实,从“一国模式”到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历程,掌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主要成果;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显然,不断采取措施增强这门课的教学实效性,对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明确重要性和必要性
无论是学校管理部门、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认识到开设这门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应该说是增强这门课教学实效性的先导和前提,因为如果不先从思想和实际工作中真正重视起来,要提高教学效果是无从谈起的。在这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从学生方面来看,不少学生觉得在本科阶段已经学了不少思想政治理论课了,没有必要“从头再来”,也有的学生认为“科社”课是经典作家在多年前提出的理论,跟现实难以对号,所以学了也没什么用处,这些情况使得相当多的学生对此课无所用心,基本上是应付了事;从学校管理部门来看,不少学校仅仅是迫于上级要求来对待和开设此课,所以无论在教学投入还是在师资建设上都十分滞后;再从从事此课教学的教师来看,这些教师大部分属于其他学科的教师,或者是主要从事本科专业教学的教师,讲授“科社”只是他们的“副业”,再加上前两个原因,教师往往不大或不愿过问教学效果,而仅仅是单纯作为一种教学任务来完成。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些学校对“科社”这门研究生必修课程在学时规定、教材选用等方面严重违背了、教育部的相关规定(1998年和教育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如有的学校将规定的36个教学时数减少至1/2甚至1/3,有的甚至只开设一、两个专题讲座了事,而在教材的选用上更是五花八门,从而使该课程教学的实效性名存实亡。应当说,研究生作为国家未来的高级专门人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及其理论水平,将对国家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指导性意义的理论,它本身就是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即它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也是研究人类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因此,对于“科社”这门重要的必修课,必须使教育者和被教育这两个方面都能真正重视起来,否则,任何提高教学效果的主张和措施都很难落实。
二、加强针对性
针对研究生已经过本科阶段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科社”的教学要建立在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之上,对已有的知识重在强调运用,而不应简单重复。硕士生一般都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理解能力,喜欢独立思考、交流和争论,所以,照本宣科、“满堂灌”式的教学法显然已不适用这个阶段。再有,他们从中学开始就与政治课“打交道”,大学又学几年,研究生还要学,如果教学内容过分交叉、重复,教学方法枯燥单调,考试又同样要靠死记硬背,则很容易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在“科社”教学中,要注意以学生最关心、最感兴趣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从总体上讲,就是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结合起来,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结合起来,尤其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其重点是以全球科技、政治、经济发展情形为背景,给学生讲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兴衰得失,并对社会主义现状做客观的分析。
三、突出探索性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研究性和探索性十分明显,这不仅体现在专业的学习上,也应体现在公共政治理论课的学习上,或者说,学生在专业的学习上是研究性和探索性的,而思想政治理论课还停留在本科时的做法,即主要采取知识的灌输和记忆式教学,学生自然不会有多大的学习兴趣。所以,在“科社”教学中,不要强迫学生被动接受,因为毕竟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的反差是客观存在的。教师应允许学生提出问题,教师的重要任务则是引导学生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这些问题;对于同一类问题,不同的学生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回答,教师不可轻下结论,用一部分学生去否定另一部分学生,而应鼓励学生深入探索同一问题会有多种回答的深层次原因;对于做出错误结论的学生,教师也不可动辄批判,因为这样做最容易把学生“逼”向教学目的的对立面,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同样是要引导学生深入探索。
四、注入创新性
科学社会主义是一门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但它的诸多方面又正处于不断深入的探索和实践之中。不断的发展和创新是这门科学理论的生命力所在。因此,教学中要注意增强时代感,即要在较为“古老”的体系和内容中注入创新思维。譬如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这一部分,重点应是引导学生立足国际大背景理解这一理论的产生根源及它的本质要求;在“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这一部分,应重点使学生理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只有根据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取得最后胜利,同时,应着力讲清楚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和历史教训,尤其是要使学生理解,苏联、东欧剧变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失败,而恰恰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模式、僵化的教条的恶果;在“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这一部分,应重点使学生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勇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本国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个弥足珍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
五、顾及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性的科学体系。它需要不断吸收各种科学思想的精华加以发展与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受到历史和时代的限制,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研究完了,他们所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及人类社会发展趋向至今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对于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进行研究和论证。因此,“科社”课的教学要讲求对照、比较和借鉴。譬如,要使学生真正理解、接受社会主义,有时恰恰需要建立在全面、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在教学中若对资本主义的诸多方面采取回避态度,则不利于学生理解社会主义;再如科学社会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与历史上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当今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既有本质区别,又有密切联系,在教学中不仅要学习科学社会主义,而且对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也要有相当的了解甚至是深入研究,换句话说,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现实问题的过程,也是博采众长,汲取各种科学思想流派积极成果的过程。所以,在教学中,我们应当介绍世界上不同思潮流派的观点,引导学生通过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科学理性主义范文3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 发展观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概括，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特点、地位和作用及其科学性。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立场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判断，并深刻地反映了当今时代的特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围绕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科学理性主义范文4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整体性；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服务性
设立于2005年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学科建设的经历和学科发展的成熟程度上属于年轻的学科，关于学科的定位、研究方向、研究范围等问题还处于热烈的探讨之中。为了更好地适应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花大气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使其迅速成长为一门具有鲜明学科特色和突出学科优势、更能发挥政治导向和学术价值功能的学科，必须要深入研究学科的基本特征。
一、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理论体系，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学科。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生存和发展具有合理性的基础。有别于我国学科发展实践中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三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如果不突出整体性的特征，不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学科的存在就会受到质疑。
所谓整体性，包含着方法的整体性、逻辑的整体性、内在整体与外在整体相统一三个方面。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首先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科学性最强的世界观、方法论。方法的整体性强调了世界观、方法论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整体性的立足点。也就是说，没有唯物史观，没有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从而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了。因此，方法的整体性说明了整体性就是唯物辩证法的一种具体运用。
逻辑的整体性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的有机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着的理论构成的。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一以贯之”的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理论。逻辑的整体性强调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不是简单地对应于这三个组成部分，而是对三个组成部分中“一以贯之”理论的高度提炼和概括。这三大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着的理论对客观世界的发展、人的发展、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表现的是整体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强调了客观世界、人、人类社会各个层面各自的内在逻辑关系，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不同层面之问的内在逻辑关系。正是这些内在的逻辑关系构成了理论逻辑的整体陆，从而使我们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
内在整体与外在整体相统一所反映的整体性是历史的整体性。内在整体强调的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当马克思实现了两大转变以后，就以对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并最终解放全人类问题的分析为自己的思想路线，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形成了哲学思想、经济学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以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揭示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逻辑主线。思想路线和逻辑主线的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整体的核心。二是马克思的理论从研究过程进展到叙述过程，反映的就是从“生动的整体”到“思维具体的整体”的过程。马克思对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运用抽象法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行抽象分析得出理论观点的过程，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就是“生动的整体”，而研究得出的理论观点要通过构建理论体系叙述出来，这就需要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进行体系的构建，而这一过程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思维具体的整体”。“生动的整体”和“思维具体的整体”的统一，因而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的统一，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整体的重要方面。外在整体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从马克思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体现的整体性就是外在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了贯彻和体现。内在整体与外在整体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都反映了历史的整体性。基于以上分析，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特征，也可以从方法的整体性、逻辑的整体性、内在整体与外在整体相统一的方面来考察。
首先，从方法的整体性来看，毋庸置疑，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立足点，这是不能改变的。没有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方法的整体性是通过具体的方法如理论原理、理论发展与理论运用相统一的方法，理论、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方法来贯彻和运用的。
其次，从逻辑的整体性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在的六个二级学科存在着研究差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内在逻辑联系进行综合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所形成的、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成果进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其基本思想进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对“三个选择”及其规律进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人们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差别构成联系。六个二级学科之问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以其基础理论的地位，为其他五个二级学科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其他五个二级学科，也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提供了研究和建设的目标趋向。二是前四个二级学科以其理论及理论与现实结合的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整体，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历史发展中的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种实际应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人的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上的研究去向。
第三，从内在整体与外在整体相统一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所属的六个二级学科都有着自身的整体性，如果我们把每一个二级学科发展的整体性看成是内在整体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范围内的其他二级学科发展的整体性就是外在整体。任何一个二级学科的研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为基础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并且也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要求下来发展自身，从而体现了内在整体与外在整体的统一。
二、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功能，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社会和完善自身的思想武器。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又是通过它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逻辑力量和学术价值魅力反映出来的，是在对科学真理的阐释中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具有不可遏制的吸引力，关键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学术性同意识形态性统一在一起。
第一，从思想路线与逻辑主线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理论体系和实际运用。这一研究范围深刻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其理论价值的体现并深人人民大众之心而确立起在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本身就蕴涵着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
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深刻地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取了人类在19世纪创立的全部最优秀的思想成果，从而使这一新的世界观具有高度的理论上的学术性；而且这种理论上的学术性完全是建立在那一时展的现实基础之上，是这一时展的最先进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它创立之初就公开声明，它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和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利益需求和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体现在马克思确立唯物史观之后，就把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并最终解放全人类作为理论研究的思想路线，而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揭示则成为理论研究的逻辑主线。逻辑主线的形成是以思想路线为基础的，而思想路线又是为逻辑主线的形成服务的。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反映了思想路线与逻辑主线的高度统一，才会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阶级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高度统一的重要特征。
第二，从防止割裂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理解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一诞生，就充分显示着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以其在时代和实践变化中不断发展创新的严密的理论体系、严谨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以其在人类思想史上不可逾越的知识成果和思想精华的地位，成为意识形态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理论界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区分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当今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似乎学者可以专门从学术上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宣传者则可以专门去讲解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割裂，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要贴近人们的思想实际、贴近人民关心的问题、贴近大众的生活，把理论成果转化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生动形式，从大众生活的角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内涵，用大众熟悉的语言来回答人民关心的实际问题，这个过程不是没有学术含量和学术品味的。学术研究是宣传教育的前提，宣传教育是学术研究通俗化的载体。加强宣传教育不等于削弱学术研究，相反，加强宣传教育也不等于以削弱学术研为代价。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把握宣传教育与学术研究的统一，把握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崇区分“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意义，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第三，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不是远离社会生活和脱离社会实践的书斋理论，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如果不注重从学术建设中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又从意识形态建设中加强学术建设，这个学科是没有希望的。
反映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理论联系实际，必须联系的是当今世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的实际，而决不是日常生活琐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既不是蜻蜓点水、轻描淡写地在理论之外捎带着讲解实际，也不是不着边际与理论脱节地漫谈实际，更不是把理论简单地作为解释现实政策的依据；既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词句，与实际对号入座式的贴标签，也不是把它当作僵化的教条，机械地套用到实际中去，更不是把它当成包治百病的药方和可以找到一切答案的无所不能的题库，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寓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之中，对透射出深藏在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背后的、人们在各种实践活动中的观念问题，以及思想路线、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问题进行观照，使人们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进而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意义，自觉地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认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
把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之中，在学科建设中，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必须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和建设者，而这些方面又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思想观点、创新思维、科学体系的研究和教学来进行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来带动其意识形态性的实现。
三、服务性
一般来说，学科的服务性主要体现在社会服务上，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特殊性决定其服务性既体现在社会服务上，更重要的却是体现在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服务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现实中存在着一些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现象，一是有的从事学科建设的教师不关心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使学科建设脱离课程建设，二是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被排挤在学科建设之外，三是有的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教师不注重学科建设，误认为只要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就搞好了学科建设，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等同于学科建设。这些现象的存在必然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学科化倾向、理论研究成果缺乏针对性、学科建设主体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主体分离等状况，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时代性、教学方式方法针对性、教育教学实效性服务。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服务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凝练学科建设方向，为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服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建设，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的整体性。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经历了从“85方案”到“98方案”、再到“05方案”的历史演化，这一演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向整体性方向发展。
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中的任何一门课程，都反映出课程内容的多学科融合，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某一个二级学科的内容所能涵盖的。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建设，可以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整体建设奠定坚实的学科基础，适应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综合陛发展要求，进一步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在整体建设中得到完善。
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所强调的科学原理与科学精神的统一，以及理论、历史、现实的统一，真正能为大学生所接受，能使他们在思想深处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不仅需要教师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崇敬和信仰，更重要的是需要教师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断探索和创新的求真精神，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变为内在的思想资源，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现实融会贯通，切实改变教学中存在的模式化、简单化、实用化、教条化状况。因此，在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中完善和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必须面对的极为现实的问题。
第二，凝合学科科研成果，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效服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教育大学生，增强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而且要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引导他们进一步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帮助大学生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培养他们的坚定信仰、坚强意志、诚实品德和良好修养。
要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的和要求，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科研成果作为支撑。从学科研究的范围来说，六个二级学科的研究是广泛的、全面的，而能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提供的科研成果则必须是有针对性的，这就需要对学科科研成果进行凝合，集中地、有针对性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和有力的论据，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感染力和亲和力。与此同时，还必须凝合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课程教学中对疑难问题的解析、对教法问题的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不可忽缺的内容，也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效的关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的提高必须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凝合学科科研成果作为保证。
科学理性主义范文5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 整体性研究 内在统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设立为一级学科后，内含科学定位、基本范畴、基本关系、基本特征、研究视角、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成为有待深入研讨的重大问题。过去，学术界注重分块、分科、分阶段研究马克思主义；事实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其基础与前提理应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只有首先从一般层面、宏观角度切人马克思主义，继而全方位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功能。列宁曾经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作过经典的论述，即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完备而严密”，这种“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观。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既包含了严密的逻辑结构、丰富的思想内容，还有完整的学科体系。基于此，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最集中体现是三个“内在统一”上。
一、逻辑框架：三个基本层次的内在统一
张雷声教授提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包括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和思想政治理论的整体性。这三个层次呈现出逐级展开的态势，映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应用的教化。从逻辑框架而言，三个层次具有相对独立的整体性，但三者之间又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整体性的基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体性又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为基础的；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整体性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体性从理论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课程的开设从实践上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功能的发挥铺开了具体路径。三者的“内在统一”遵循着一般与个别相统一的规律，实现宏观、中观与微观的统一，从而体现马克思主义“完备而严密”的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是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升为一级学科，设立二级学科成为必然。二级学科的设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基础和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对二级学科的设立提出了基本要求：逻辑要严密，内容要完备。
首先，六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具备严密的逻辑：从纵向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回顾与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总结与展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梳理与剖析；从横向看，既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也有国外马克思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其次，包括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认识与实践、真理与价值、人的本质与人的发展、社会发展规律、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等具有综合性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基本观点贯穿于二级学科中(有些应用于某个二级学科，有些应用于多个二级学科)。同时，二级学科涉及内容广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性。譬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一——邓小平理论，就是一个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贯穿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整体性是载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需要一定的有效载体，而马克思主义学科的设立则是有效的载体，马克思主义的学科设立和学科间的内在联系赋予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生命、生机与活力。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学科设立及学科整体性，容易陷入就“整体性”谈“整体性”，最终落到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空洞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六个二级学科，既有一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有具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历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又有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既有国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国内(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当然，这种划分法也是相对的，其间有许多交叉之处)，多样的载体更好地体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体性是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系统的教育，培养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课程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同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终极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与教育实践上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要阐释自然、社会和思维认识各方面的客观规律，阐释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客观规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主要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在中国革命胜利中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主要阐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大成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主要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指导大学生的成才。
二、基本内容：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统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部分构成。由于这三部分分属于哲学、经济学、法学三个不同的学科门类，加之学科细化研究的趋势与学科的相对独立性，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形式上注重分科而非整体。近年来，学界曾经对传统的“三大板块”提出过质疑，认为对其内容的划分应打破“板块”局限，以时代性与科学性作为标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两个层次的内容，即基本原理／普遍真理(不受时空限制的真理)、具体结论／个别论断(受时空限制的真理)。不管怎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内容的“三大板块”界定的主流地位从来没有动摇，“两个层次”的划分正好对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事实上，正如顾钰民教授所言，“在学科划分中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不等于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没有进行整体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从一开始就是内在统一的。通常，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而形成的科学理论，并根据这一理论分析得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结论，这就体现三者的内在统一性，这就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概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奠定理论基础，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在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实践场所，是对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检验。具体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其展开过程，科学社会主义是其最终目标。可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自始至终就客观存在，只是当前更为明显突出“整体性”而已。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的逻辑起点，其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统领范畴广泛，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并且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与指导性。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哲学着作中提出的很多概念，譬如物质与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市民社会、人的本质、创造历史的主体、社会的演进规律，等等，无不为社会的研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应用与超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的展开过程。譬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哲学中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的研究方法，从简单的商品人手，从而剖析了资本主义整座大厦；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原理，批判了私有制是剥削制度的根源，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与私有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矛盾，从而为社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最终目标，社会形态的演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尤其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构想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之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发展。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人，和费尔巴哈的“自然属性的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三个着名的论断：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人的类特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认为，在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以往任何社会形态，实现人的本质，实现人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并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学科建设：六个二级学科的内在统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六个二级学科从不同侧重点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共同构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整体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结构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同时，六个二级学科之间又内在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般与具体的结合、历史与时代的结合、世界与民族的结合、国外与国内的结合。
一方面，六个二级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科学内涵、精神实质与内在逻辑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综合性研究，从主要内容上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各个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既体现一个学科的深度，也体现了多学科的广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论依据、理论框架、发展阶段、基本规律以及重大意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从理论与实践维度阐述了中国社会历史条件，重点强调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理论体系予以指导，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的理论成果这一角度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革命以及建设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世界范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这一角度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包括国外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如青年、老年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西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等)以及世界范围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思想政治教育”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特点和规律的角度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系统的教育，培养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中，六个二级学科缺一不可；同时，六个二级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的组成部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整体性，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实质就是加强“整体之整体”研究。
科学理性主义范文6
(一)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
对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所进行的总体研究，根据相关科学理论层次的不同做出归类，研究方向为: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一、想发展的历史过程。
(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对于整体性的形成，自然离不开体系的形成，研究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是如何形成的，它作为整体性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概括，大致分为以下几点:1．三大成果说三大成果说其根本来源主要是结合了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将我国近现展过程中几代领导人的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并逐步发展为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因为三大成果说真实的反应了中国这几十年来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因此，此说受到了广大研究学者们的普遍认同。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归纳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三大成果。它在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具体国情结合过程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取得广大学者的普遍共识。2．二体系说二体系说是由张静如提出，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委员等要职，因此，他的观点代表了我国部分学者的主要观点。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和新民主主义体系想结合，从而构成了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并在二体系说的基础上，将三大成果说及和谐社会这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理论结合的同时，还将没有总结和探索出的科学理论进行归纳，所以它对之前学者概括的两大体系没有涉及到的部分进行了涵盖。3．学科体系说学科体系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组成之上进行的划分，归纳为了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此种归纳方式清晰了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存在的差异问题，并可以利用学科特有的方式作出探讨，有很大的学术价值。这种归纳方式，努力的在自身角度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上作出衡量，分别有其独到之处。在笔者看来，整体角度下研究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上有所突破:在各子体系和个体系相互间的内在分析研究上、在科学理论不断创新性形成性的研究上及在体系的理论品质的研究上。
(三)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出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的具体实际融合当中，不可避免的同中国的文化相互影响，文化作为整体性的一个产物，在此角度下进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民族文化间的研究可以说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主要内容。通过认知研究，能够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在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研究上，在中共代表的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研究上，具备着深远的意义。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上及其对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指引方向上有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认识
(一)将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相结合
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今的学术界，都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作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此研究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的大致思路相符合，对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转换上相适应，有着深远意义和现实影响。将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相结合进行研究，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两者虽然形成的时代和背景不同，但都对社会主义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且两者通过融汇贯通，必然会探索出新的思路，进一步得到发展。所以说，进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整体研究时，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获得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很值得去借鉴的，它将帮助我们少接触到误区，为研究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其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学科研究方向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整体性研究，继而再回归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此必然作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的发展方向，所以说，将两者相统一地进行研究成为大势所趋。
(二)对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统一性和历史统一性的把握
对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统一性的把握，是指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逻辑构成及其最终价值上的相统一。它体现于:理论上来说就是讲马克思主义作为起点，现实意义上的起点则以具体实践为基础;在逻辑构成上来讲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性;最终价值则将人民的解放与服务方式的自由性上作为标准。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统一性上的把握，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国情结合历程中的继承和进行的把握。把握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历史统一性。在研究科学发展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中运用逻辑和历史方法来进行整体性研究，进而对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做出全方位把握。
(三)需要避免出现的几个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