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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范文1
一、二者之联系
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都有追求社会生活稳定、和谐有序的目标指向，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具有共同的正义性、应当和必须的价值追求以及相似的表现形式。
1. 共同的正义性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代表或反映人类共有利益的需求决定了道德的内在精神之一就是正义。道德效力所追求的从行为层面讲，就是社会个体对道德规范的遵守；从价值层面看就是正义的实现。一旦失去了正义的理想和崇高性，道德也就失去了它应该有的价值。道德失效也指日可待。正是由于道德的这种内在价值精神，成为了法律规范制度与实践的价值参考。法律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其正义性，正义性是法律之为法律的标志，也是法律得以实现的基本动力。法律效力所追求的就是正义的实现。那种完全独立于道德标准、道德原则的法律规则、法律制度是不可能有效力的。法哲学研究的先躯――古希腊学者，是正义论研究的先行者。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亚里士多德就把正义作为法律的基础。他认为法律只是人们互不侵害对方权利的临时保证而已，而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制度。亚里士多德从正义这个前提出发，认为法律是正义的具体表现，法律的好坏是以正义作为评价标准的。人们服从城邦制定的法律，也就是实现了正义。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公道和正义是法律的目的，并且是它的准绳。他的“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的名言，一直成为人们探讨道德和法律关系的基点。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在论述法的概念时就指出：某种存在物是否是法律，并不是看它是否是出自国家或是否为习俗，而是看它是否正义、与自然相一致。他把法律的基本特征看成是正义，而非国家强制性。与一个社会的道义上的观念或实际要求相抵触的法律，很可能会由于经常受到消极抵制以及在进行监督和约束方面所产生的种种困难而丧失其效力。这样就把法律与道德拉得很近了。可见，正义性是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它们共同的内在本质。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的实现也就标志着正义的实现。
2. 二者都具有强制性和价值性要求
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追求的是对人的行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的成功调节。二者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强制性，即所谓必须如此，它保障的是规则的基本有效性；一是价值性，即所谓应该如此，它赋予规则以价值的内涵。从人类早期开始，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规则：有些规则主要是靠对不服从的惩罚和威胁来维护；另一些则依赖于人们对规则的尊重、负罪感或者自省来维护。“必须”与“应当”是既存于道德中又存于法律中的两个共同的对秩序的追求。实际上，无论是道德效力还是法律效力，都既需要产生规则效力的“必须”之强制，也需要体现价值合理的“应当”。法律效力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只需要外在的强制性。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必须顺应该社会流行的道德规范的要求，否则就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立法者在创制法律时，必须以道德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为指导。可以说价值的合理性是法律精神的基础；而道德效力的实现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只需要价值的引导，它同样需要一定的社会强制。两者的区别只是在于：在法律效力和道德效力中，“必须”的实现机制和“应当”的运作原理各有特性。虽然从总体上道德效力体现“应当”的要求，法律效力体现的是“必须”的要求，但是从根本上说，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都必然追求“必须”与“应当”所体现的秩序目标。道德规则区别于其他社会规则的特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它能够造成保障它们效力实现的强大的社会压力；二是它在相当程度上需要牺牲个人利益或与之相连的个人偏好。前者为“必须如此”，后者是“应当如此”。道德效力也需要有强制力作为保障。道德效力的实现需要依靠社会舆论对道德的履行施加一定的社会压力，以保证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合理性能够得以实现。
3. 二者效力的基本表现形式都是赋予力和约束力
道德效力的两种基本的表现形式是赋予力和约束力。道德效力是指作为规范形式的道德基于社会秩序的价值定位，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所产生的应当执行的作用力。它是以社会舆论、传统习惯、行为个体的理性自制和内在良知为保证的，表现为赋予人们对违反道德规范的有关行为人进行道德评价和谴责的权利和赋予人们对遵守道德规范、品行高洁的有关行为人进行道德赞誉、支持的权利以及约束人们遵守道德规范、履行其义务或责任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包括赋予力和约束力两个方面，而不是仅仅指约束力。同样，法律效力的两种基本的表现形式是赋予力和约束力。法律效力首先是一种“力”，是一种“作用力”，这种“作用力”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证的，表现为赋予有关主体行使其权利或权力和约束有关主体履行其义务或责任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包括赋予力和约束力两个方面，而不是仅仅指约束力。二者的表现形式很相似。
二、二者之区别
1. 道德载体和法律载体之不同
无论是道德效力还是法律效力都是一种作用力，而这种作用力只有通过某个事物才能传送到各个方面，所运载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这种作用力的事物就是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的载体。道德效力的载体是道德，而不仅仅是道德规范。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善恶和是非的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并依靠社会舆论和良心指导的人格完善活动与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体系。作为道德效力的载体的道德是作为整体的道德，其中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秩序三个方面。道德活动既是人们的观念活动，也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派生出来的用以调节人的交往行为、保证社会秩序的实践活动。道德自身的要素，如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行为等构成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自组织系统――道德系统。
法律效力的载体只能是法律，而不能是法律派生文件、文书，不能是民事行为。第一，法律的作用力是法律的效力，派生文件的作用力是派生文件、文书的效力。法律的派生文件、文书只能用“效力”来指称，而不能用“法律效力”来指称。通常所说的派生文件、文书的法律效力――在效力两字前加上法律两字只是强化效力的严肃性而已，就实质内容而言，派生文件、文书的效力与派生文件、文书的法律效力两者之间无任何差别。第二，派生文件、文书的效力范围是特指的、具体的。虽然也可以用“时”、“地”、“人”、“事”来牵强解释，但与法律的效力范围这种泛指的、抽象的概念相比则相距甚远。法律的效力与派生性文件、文书的效力范围也不能同日而语。法律效力中的法律是指整体的法律，包括法律观念、法律规范和法律秩序三个方面。许多人把法律效力等同于法律规范的效力。而事实是，法律效力之法律是作为整体的法律，即作为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等法律要素有机结合的一个个具体的法律，因此法律效力便不能仅仅是法律规范的效力。
2. 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之不同
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它们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和实施手段。
其一，产生和表现的形式不同。道德规范源于人所具有的自我完善能力和一定的价值追求，在共同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养成。它是从一种自发的习惯而开始升华，最后成为群体的固定行为模式，从而形成规范。因此，道德规范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信念中，没有明确的、特定的、具体的表现形式。法律规范则不同，它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集团运用国家权力，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制定和认可的。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制定法律规范是有其严格的法定程序的，在规范的形成中具有最高的严肃性。这对于大陆法系自不必言，即便是英美法系的判例也是如此。因此，法律规范一般都存在于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诸如宪法、法律、法规及规章之中。它有着其明确的、特定的、具体的外在表现形式。正因为如此，道德规范属于意识形态，而法律规范则属于政治上层建筑。
其二，实现的方式不同。道德的基础是自律。因此，道德规范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教育的作用，使之逐渐成为人们的观念模式，升华为内心的崇高信念，再转化为习惯的行为模式。它的实现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诚然，道德规范的实现，也并不排斥他律，即一定的外在强制性，这主要是指社会舆论和公众评价的力量。但是，即使是这种外在强制性，也必须首先转化为行为人的内心自我强制性，道德规范才能得以实现。法律规范的实现则完全不同，它具有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强制性。法律也并不排斥自律，即人们的自觉守法。但法律实现的基本形式是他律，它以一套完整的程序和机构、设施保证其实现，它原则上不允许任何规避法律的行为存在，它对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给以相应的、有力的法律制裁，以保证其实现。
由此可见，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有着确定不移的界限，这种界限就在于二者在产生、表现和实现形式上的区别。由于这些形式上的区别，使得法律效力和道德效力的载体泾渭分明，人们便能够简单明了地区分什么是道德，什么是法律。
3. 效力作用机制之不同
作为规范形式的道德和法律，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能否产生普遍的、应当执行的作用力与各自的维护机制是密切相关的。道德效力主要是通过人的良心和舆论及风俗习惯的社会权威来加以维护，而法律效力则主要是通过特殊的国家强制力来保证。
道德效力主要是通过人的良心和舆论及风俗习惯的社会权威这种弱强制力来加以维护。这种弱强制力，在个人层面是个人的理性自觉、个人的良心机制，是一种特殊的自我控制的强制力；在社会层面则是舆论及风俗习惯这种社群压力，社群压力也是一种强制力，否则就不能合理解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礼教吃人”现象。社群压力这种弱强制力并无特定的机关来行使，它是通过社会舆论、公共谴责、他人嘲弄、孤立、谴责而进行的一种精神性的、非物理强制性的强制力，它充分体现了舆论和道义的力量。良心是自我控制的核心。良心的特殊的强制力是社群压力和国家强制力所不可替代的。作为公民个体行为内在的制约力，良心一经形成便会贯穿在个人意识和行为的始终。个体良心的是非认同和好恶情感对个人的行为起着支配的作用。在行为中，良心对个体行为具有内控作用，即道德监督作用。它随时监督行为者按良心的要求做事，纠正和克服不良的情感。人们常说的“改邪归正”、“良心发现”就是这个道理。人的行为是道德良知的外在反映。良心不仅是一种知耻心、一种责任意识，更是人的道德自律的最高表现，是人行为有德的内在推动力，对道德效力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
法律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它代表着最高权力的意志，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法律效力的实现是依靠国家强力机器来保障的。国家是强制的主体。国家的强制手段包括警察、法庭、监狱等。法律的强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保障法律权利的充分享有；迫使法律义务人履行义务。通过对不履行义务者的制裁，确保法律的权威性，维护社会正义，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法律一经制定，就要求必须被遵从。如果有人破坏或不遵守法律规范，国家就会运用强制手段对之予以强制性的处罚。国家强制力量维护着法律的尊严并赋予法律以威慑力，从而使得法律的维持与实施具有可靠的、强有力的保障。一项法律即使是错误的，在它没有被更改之前，国家强制力仍然要维持它的执行。因为有了国家强制力量作后盾，所以法律规范比其他类型的规范更能有效地调整人的行为。这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相区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也因如此，在对社会生活的调整上，法律居于主导地位。以国家名义规定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主要体现为或仅仅体现为法律。而国家强制力也成为法律效力的最有力的维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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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范文2
论文摘要：“人权”在其静态上包括道德上的权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权利。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权利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这就需要立法者适时地将它们提升为法律权利。两者在界限上应当保持清晰，在数量上应当保持协调，以实现良性互动。
权利不仅是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一个因子，而且成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纽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权利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总是希望享有穷尽所有的权利，理论界亦热衷于从法律规范中寻找权利推演的可能性，继而凝炼出某种权利并使之定型化、制度化，将一些道德权利甚至难称之为权利的“权利”制度化。这种权利“泛道德化”倾向最终会走向了问题的反面——权利庸俗化，是导致“人权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的原因所在。同时，权利的实现又离不开理性制度的支持。鉴于此，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界线划分，即，权利的制度化便成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系
在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前，首先需要对相关的概念作一下解释和澄清。第一，所谓“权利的制度化”，是指将权利观念客观化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准则，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利制度，确认已经存在的某些习惯权利或道德权利具有规范约束力，以使这些“权利”得以有效实现的过程。我们将这些经过制度化的权利称为“制度性权利”。“制度性权利”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在狭义上指的就是法定权利或法律权利；在广义上除了法定权利外，还包括村规民约、政党与社会团体的政策、纲领与章程等非法律性的制度确认的权利。本文取其狭义：权利的制度化与立法或者说道德规范法律化密切相关。第二，所谓“制度性权利泛道德化”是指：模糊制度性权利与道德性权利的界域，任意扩张制度性权利的外延，以致将一些条件不够成熟的道德权利强行制度化的现象。
“人权”在其静态上包括道德上的权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权利。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讲，制度权利是道德权利客观化的产物，是道德权利物化形态。道德权利的存在早于制度性权利，在早期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护的时代，道德权利只是主体的自我主张，只能凭借主体自我力量予以维护，所以只具主观性，这是不完善的权利。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认识的提升，法律制度逐渐确认各种主观性的道德权利，于是形成了法律权利。法律权利也因此取得了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属性，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权利。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某些道德权利的确定性需要主体以外的力量来维系，社会就会产生保障道德权利的法律制度。所以说，法律权利的产生是道德权利保障需要的产物，它使主观的、不完善的、确定性差的权利变为客观的、完善的、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权利。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权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制度”从哲学意义讲，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稳定性的数量和界限，反映了质与量的统一。制度的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个人、社会的活动和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以协调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制度对于人权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它给与道德权利以较为稳定和有效的手段，人权离不开制度，它并最终要以制度的形式来保证其实现。
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是按照权利的保障依据所作的一种分类。道德权利是先于或独立于任何法规或规章而存在的权利，它“诉诸于某种道德直觉或道德理想，诸如基于对人的本性的理解而形成的对人之为人的道德条件的判断，基于某种道德理想而形成的道义要求等等”。［1］虽然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在权利内容、形成条件、保障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但两者完全可以在同一个社会中同存共生，道德权利以人们期望用法律权利形式得到认可而事实上并未如此的形式出现，对它的尊重由人们的内心自律力来控制，侵犯他人的道德权利带来的仅仅是“无法与其他人进行正常交往的恐惧”。然而，随着人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权利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这就需要立法者以主体的权利要求为根据，适时地将它们提升为法律权利，由法律制度来体现道德权利的内在规律，由法律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这便是权利的制度化要旨所在。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将这个问题作极端化处理而任意扩大制度的统摄范围。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法律所保障的权利也是不同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同时又会催生一些新的道德权利类型。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要动态地与同时代普遍的道德观念相容，虽然法律的制定和道德的发展变化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法律的制定先于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超越现行法律制度要求的情形都有可能发生。但是，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在价值目标上应当相容，并且这种道德规范在大多数人身上能够得到实现，如果现行法律制度严重滞后于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现行法律的制定极度超越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那么，这些制度性权利的外延是存在缺陷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当中，权利在总量上也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平衡，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在数量上也是此消彼长的。两者在界限上应当清晰，在数量上应当保持适度的协调，以实现二者间良性互动的理想状态：如果道德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将人权与空乏的人道混同，侵犯权利不会导致法律后果，制度的价值难以体现，被侵害的权利难于得到矫正；反之，如果将过多的道德权利制度化，法定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古代的“以礼入法”甚至以道德取代了法，执行这种“法律”必然以德治为之,这对于现代的社会则是绝对不可取的。所以，如果法定权利与道德权利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就会发生两者之间相互侵犯而两败俱伤的情形：要么法定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不了；要么道德权利难以得到实际保障。二、道德权利的存在形态
“无道德便无社会生活”，道德权利软化将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然而，一个国家的道德权利制度化的程度并不取决于立法者的主观意图与愿望，它受到该国客观存在的法律体系、道德伦理、国民素质、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是复杂和多种多样的，而法律所关注和调节的只是某些通过立法选择而确立的比较重大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利益关系都需要借助法律的手段予以调节，当一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其权利主体如果不享有就会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以致如果不加以法律保护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紧张以及社会秩序的紊乱，同时，当权利主体享有此项法律权利的时候又不会造成不同法律权利间关系冲突，整个法律权利体系混乱的时候，就有必要将这种道德权利制度化为法律权利了。否则，法律制度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反之，如果这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还远未发展到如此程度便硬要将其制度化，就会打破当前的平衡状态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权利都需要被确认为法律权利而由法律加以保护，法律规范不可能也无必要穷尽一切权利规定。根据康德的观点，一项行为准则只有当每个人永远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和每个人总是不服从它是不可能的时候，才可以被接受为普遍法则，如果某种行为归属于一项可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去从事它；如果它归属于一项无法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不去服从它。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认为，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道德规范：第一类道德规范是保障社会有序化运行所必要的，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应付的任务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避免杀人和伤害就属于这类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大大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仁慈、博爱和大公无私等就属于这一类道德规范。［2］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规范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强制实现的性质。这些道德权利的约束力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而实现的，曾经作为道德权利的生命权、人身安全权等被制度化为法律权利。而对第二类的道德规范所确立的“请求无私捐助权”等，法律只能做出鼓励性规定甚至不作明确的规定，以激励的方式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扬善抑恶，而不能将其提升到法律权利来强制保障，因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不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由于它们在一定范围内限制甚至否定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和财产自，如果将这些道德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以外在强制的手段迫使人们行善，结果可能是取消善行。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的道德都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的特征，在横向上包括社会共同体成员遵循的共同道德、个别共同体成员遵循的特殊道德；在纵向上又有层次高低之分。其中，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旨在维护社会正常生活秩序而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所必须共同遵守的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如果缺乏这种道德规范，社会就有崩溃的危险。这些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又被称作为“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它构成道德权利制度化的逻辑起点，法律权利只能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所保障的道德权利相邻接并处于其下。无论是在国际领域还是在国家内部，人权的制度化保护只能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做起。因为只有这种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才能够作为一种受到广泛认同的标准，从而具有普适性。所以说，人权的制度化是一个从共同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做起，标准又逐步提高的过程。三、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必然要追问：中国当下人权的制度化保护从何做起？考虑到法律体系、道德伦理、经济状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实际状况，更重要的是考量法律权利如何在现实中得以更好的实现。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应该确定为“不损人利己”、“不假公肥私”、“不损害环境”，这三种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以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这三种道德规范分别从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三个方面维系着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生活的安宁和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如果这一层次的道德沦丧，不但要引起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崩溃，而且会导致普遍的社会混乱。因此，这一层次的道德规范应该成为我国目前权利制度化的依据和逻辑起点。在当前的此种情况下，将“舍己救人”、“大公无私”或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英雄主义的、较高层次的道德规范法律化的条件尚不成熟。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的社会化程度及道德水平逐步提高，这些道德权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不排除将来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的可能性。例如：在剧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弱势群体问题的日渐成为关系到社会能否稳定、发展能否持续的重大问题，将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从一般民政救助提升为人权层面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现实性命题，［3］随着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现在的强势群体将来沦为弱势群体的可能性亦在增大。如果一个社会共同体想要持续存在下去，它就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所以，“弱势群体福利权”当在某些适当的限制范围内从普通的道德权利领域转入到强制性法律权利的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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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范文3
论文摘要：培养创业型人才是我国高等教育坚定不移的办学目标，高校创业教育攸关大学生就业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创业型人才的主渠道与主阵地之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应该围绕这一目标进行教学创新，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把创业素质、创业价值、创业观念与创业方法等内容渗透到教学之中，重新设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内容，着重培养创业者的思想道德素养与法律素养，为培养创业型人才服务。
我国高校扩招之后，计划体制下的大学生高就业率不复存在，就业问题逐渐凸显，自主创业成为大学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创业教育成为国家行为，创业型人才培养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坚定不移的办学目标。高校创业教育攸关大学生就业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创业型人才的主渠道与主阵地之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为一门面向当代大学生系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课程，在培养创业型人才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功能。我们应该不断推进“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研究，为培养具有较高道德素养与法律素养的创业型人才服务。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的目标与路径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目的在于帮助学生逐步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与此相适应，“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的目标则是提高创业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更好地为培养创业型人才服务，在培养创业型人才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顺利达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的预期目标，教学创新的具体路径则是围绕创业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创业活动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组织教学，帮助学生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深入认识创业活动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为学生未来创业奠定坚实基础。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内容设计
创业是指通过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开辟新的工作岗位、拓展职业活动范围、创造新的业绩的实践过程。在国家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的前提下，大学生要通过就业观的调适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努力使自己成为创业者。[1]（p.159)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则是创业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为实现培养创业型人才这一目标，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各章中都应该渗透创业素质、创业价值、创业观念与创业方法的教育，系统讲授创业过程中的道德与法律。具体内容设计如下：
（一）绪论部分内容设计
绪论部分的教学目标主要是教育学生珍惜大学生活，适应新的环境，提高创业素质，为未来创业奠定基础。创业教育的重点可安排在第二节，结合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成才目标、形象塑造三部分内容，重点阐述以下问题：第一，创业素质是实现当代大学生历史使命的必要准备，创业是极具挑战性的社会活动，创业素质包括创业热情、态度、价值观、性格和工作能力等方面，这些素质有助于实现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第二，创业能力是大学生成才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专业技能、人际协调等各种能力，都与大学生成才目标息息相关；第三，创业形象是当代大学生的崭新形象之一，重点从形象塑造方面去分析创业者的形象。
（二）第一章内容设计
本章教学主要是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结合理想信念教育可以重点阐述创业理想及其实现，教育学生要有远大的创业理想，勇于创业，善于创业。主要安排四个主题：第一，创业是大学生成才的重要模式，创业理想对大学生成长成才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创业理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一部分，大学生应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现过程中进行创业，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第三，创业活动具有长期性、艰巨性与曲折性，给学生分析创业的风险，打好预防针，增强学生对创业风险的抵御能力；第四，创业理想的实现。
结合理想信念教育进行创业教育，可以在教育学生树立创业理想的同时，又对创业理想实现的艰巨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三）第二章内容设计
第二章主要进行爱国主义与民族传统教育，在创业教育方面可以重点讲授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创业者的爱国情怀，教学中可结合相关案例分析那些成功创业者所具有的爱国理想，勉励学生努力寻找创业与爱国的最佳结合点,在创业活动中践行爱国主义；第二，梳理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创业精神与创业传统，从中发掘一些创业思想和创业教育素材；第三，梳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的创业精神；第四，如何弘扬创业精神。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创业教育，可以使爱国主义教育更加生动形象、有声有色，摆脱以往抽象阐述的弊端。
（四）第三章内容设计
教材第三章主要是进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因而可以结合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进行创业教育，可以分析创业在人生历程中的价值，创业对于拓展人生价值的重要意义，创业者面临的心理环境、人际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主要围绕五个问题进行：第一，创业对拓展人生价值的意义；第二，创业者的心理素质要求；第三，创业者的人际环境、人际交往；第四，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中进行创业；第五，科学发展观对创业的指导意义。
通过这些问题的讲解，可以让大学生明确创业者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以及创业对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意义。
（五）第四章内容设计
本部分主要进行道德教育，包括道德基本原理、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社会主义道德与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等内容。因此，创业教育可以结合道德教育来进行，分析创业过程中的道德问题，让学生明确创业活动的基本道德规范，并在以后的创业活动中切实履行。在教材基础上重点渗透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对创业者的借鉴意义，教师可以系统梳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规范，从中精选一部分与创业活动密切相关的具体规范，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经典；第二，创业者的荣辱观，教育学生以创业为荣，以满足人民需要为荣，以成功创业者为榜样；第三，创业者的基本道德素质，尤其是对个人与他人、国家、社会的利益关系有正确的认识；第四，创业活动的基本道德规范，即社会主义道德和公民道德规范。结合道德教育所开展的创业教育，旨在使大学生明确创业活动的基本道德规范，提高大学生作为未来创业者的道德素养，并在以后的创业活动中自觉遵守各项道德规范。
（六）第五章内容设计
第五章主要进行社会公德教育，创业活动与社会公德密切相关，创业活动需要稳定的公共秩序，创业者自然应该遵守公共生活中的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自觉维护公共秩序。本章主要讲四个问题：第一，创业需要稳定的公共秩序，着重讲解良好的公共秩序对于创业活动顺利进行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第二，公共生活道德失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此处重点进行相关案例分析，引导学生深化认识；第三，《环境保护法》对创业活动约束与规制，当前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环境保护方面的教育自然要渗透创业教育始终；第四，网络创业活动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创业活动离不开网络空间，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同样适用于虚拟空间，需要切实遵守。
（七）第六章内容设计
本部分是创业教育的重要环节，可以把创业教育和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与相关法治教育结合起来，着重分析职业道德及法律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家庭生活对创业活动的支持，重点讲解以下五个问题：第一，创业者的职业道德，分析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等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对创业活动的约束与规范；第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公务员法》等对创业活动的约束与规范；第三，创业观教育，强化创业意识；第四，创业环境分析，主要是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创业环境的优劣，明确创业风险，作好心理准备；第五，创业者的爱情、婚姻与家庭，教育学生兼顾创业与婚姻家庭，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八）第七章内容设计
本章主要进行法律意识与法治精神教育，因而结合创业教育可以培养创业者的法治意识，主要从以下五个问题入手：第一，创业者所处的法治环境，分析我国法治建设和创业活动的辩证关系；第二，创业者应该具有的法治观念，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权利义务等观念有合理认识；第三，国家安全与创业，分析二者的互动关系，坚定努力维护国家安全的信念；第四，创业者的法律修养，在处理创业纠纷时能够讲法律、讲程序、讲证据、讲法理。
（九）第八章内容设计
第八章主要进行法律制度教育，包括宪法、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教学中可以从以下问题入手讲解与创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第一，创业者的权利维护，重点讲解宪法、民法和刑法；第二，民商法律制度与创业活动；第三，行政法律制度与创业活动；第四，经济法律制度与创业活动；第五，刑事法律制度与创业活动。这些法律规范与创业活动的启动、运行、调整密切相关，因此要教育大学生明确具体法律规定，以具体法规为导航，成为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创业者。
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教学方法选择
教学方法是手段，培养具有较高道德素养与法律素养的创业型人才是目的。因此，教学方法要始终围绕有利于培养创业型人才这一根本目标来选择。教学方法主要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三种：
第一，讲授法。讲授法是其他方法的基础和前提，包括教师讲授和组织学生讲授，目的是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基本观点的教育，开展正面引导，让学生明确创业过程中的基本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
第二，讨论法。讨论是讲授基础上的延伸，通过讨论可以引导学生深化对创业活动中的道德和法律规范的认识，探讨道德理想、法律理想和道德实践、法律实践之间的距离及应对措施，有助于增强创业者践行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自觉性。
第三，案例法。案例是理论的动态呈现，引用国内外大学生创业的成功与失败案例，尤其是本校校友创业的先进典型，从中概括出他们创业成功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并引导学生提高认识，即创业必须遵守相应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
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范文4
doi:10.3969/j.issn.1006-9682.2011.12.050
摘 要：公民道德法律化是当前强化道德软约束的有效手段，公民道德法律化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但是公民道德法律化在更多意义上是指公民道德获得法律支持的一种方式或途径，公民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中应保持合理的限度。
关键词：公民道德;公民道德法律化;限度
一、问题的提出及概念的厘定
《公民道德实施纲要》指出，“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1］可见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意。可是基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多元化和道德多元化背景下人们对道德自由的追寻和道德之社会作用日趋衰微的双重现实，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公民道德建设不佳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道德规范的软约束，缺乏强制力的保障，也应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公民道德法律化是当前强化道德软约束的有效手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
公民道德法律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的过程，法律化的道德是在反映民意基础上的国家意志体现，它的调控对象是不分职业、地位、阶层等特殊性的所有公民，法律化的道德对所有公民都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因此，公民道德法律化指的是立法者将那些全体公民都应该而且可以做到的公民道德的理念和规范或原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二、公民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
基于我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将公民道德法律化是有其必要性的。
从历史上看，《秦律》和《汉律》都将不孝看作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并制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唐律》也以“纳礼入律”的形式把儒家的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把儒家的道德原则转化成法律原则。我国古代的道德法律化在维护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毕竟是为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服务的，难以培养出具有独立、自由、民主意识及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而且这种法律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法制，它在一定意义上蜕变成了人治。有鉴于此，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道德的法律化是以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为基础的，它根植于现代法治的精神。公民道德法律化不仅可以为公民的行为活动提供明确的行为模式，协助和强化公民的道德实践，而且可以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促进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从现实来看，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利益多元化和道德多元化，这也进而导致道德生活不甚理想。从道德作用的机制来看，公民道德主要是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内心信念等实现的，是一种“软约束”，这对于那些道德修养较高的公民来说，可以起到良好的作用，可是对于那些道德修养较低的公民来说则约束作用有限。而法律则不同，它是经国家制定和认可，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保证实施的“硬约束”，任何公民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将公民道德的一些规范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可以为公民道德的实施提供有力的保障，强化其约束功能。作为法律化的道德，既包含对社会倡导的、现阶段所容纳的道德行为和社会所反对的不道德行为的分层次规定，也包括对违反规定的主体进行惩罚的措施和机关。因而，这种通过法律明确规定社会倡导什么，反对什么，有助于社会达成共识，形成新的道德标准。
三、公民道德法律化的可能性
公民道德法律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是由道德和法律的自身特点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法律规范是在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法律只有获得道德的伦理支持才会产生实际效力。美国法学家朗•富勒指出：“真正的法律制度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完善的法是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的统一”。“徒善不足于为政，徒法不足于自行”，［2］不具有伦理精神的法律将导致专制并缺失正义，反之，法律化的公民道德并不会丧失伦理精神。从社会作用上看，公民道德和法律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为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反过来为其服务，对社会起规范的作用。它们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指导思想和历史使命。因此，公民道德法律化是可能的。
另外，公民道德规范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的规范体系，其中处于较低层次的道德规范，具有较大的普适性，对于所有公民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任何公民只要违反了这些公民道德，都应该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良心的责备。同样，法律也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它实际上可被视为最低层次的道德规范。就像有学者指出的，有些法律规范不一定牵涉到伦理的内容，但就大多数法律规范而言，都可视之为“底线伦理”。因此，公民道德和法律的这种普适性和规范的共通性使公民道德法律化具有可能性。
四、公民道德法律化的限度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3］公民道德的法律化，最终是需要人们把法律的强制性他律转化为自律。“如果通过道德法律化过度地、强行地赋予‘社会法’以‘国家法’的意义和角色，极易把市民社会自决、自律的较高标准，不当地上升为他律的强制的国家标准”［4］。因此，公民道德法律化必须保持合理的限度。
有学者认为：“社会规范伦理应该是通过某种公平合理化的选择程序而形成的道德制度体系，与社会的法制系统有着直接的关联，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准社会法制规范’或道德法典”［5］，最基本层次的道德行为规范可以被法律化。基于个人心性和人格层面的美德伦理是个人对过美好道德生活和成就高尚道德人格的自愿、自觉的选择，它可以为社会所提倡，但不宜被法律化，如谦虚的美德，可以提倡但不能做法律的规约。基于人类终极关怀的理想或信仰伦理是对当下现实生活的超越，更多地是对某种道德理想或人生境界侧重于精神层面的超越追求，而法律重在规范人们当下的行为，不宜多涉超现实的、精神的活动，否则容易超越现实社会关系的状况，不仅大多数社会成员难以做到，而且无益于对社会关系的规范和调整。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使社会的开放程度不断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这不仅使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拓展，而且社会公德的范围在空间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每个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都应当遵守最起码、最简单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否则就会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涉及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道德规范可被法律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对于像婚姻家庭关系这种在很大程度上毕竟属于私人生活领域中的道德，其维持最终要靠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和亲情，因此，法律的介入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因为法律管得了人的行为，但无法规范人的情感和心理。
参考文献
［1］《公民道德实施纲要》［N］.人民日报.2001年10月25日.
［2］张宏生、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467-46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15.
［4］马长山. 法治社会中法与道德的关系及其把握［J］. 法学研究，1999，(1).
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范文5
关键词 道德滑坡 角色扮演 “道德条款” 法律适用
作者简介：牛冀群，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在读法律硕士研究生。
一、道德滑坡现象的概述
改革开放给我国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经济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改变，社会精神生活领域也随之产生变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道德失范频发，社会的道德水平出现滑坡。“所谓‘滑坡’，是相对于中国优良的传统道德而言的 ，指的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国出现的丢失优良道德传统和‘道德失范’的现象。” 在新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形成之际，原来行之有效的很多道德准则和规范也失去了对人们社会生活行为的约束作用，道德建设“断带”，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部分处于紊乱状态。道德滑坡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更不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是一种不正常社会现象，是忽略了传统道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不可缺少的作用，轻视了传统道德在当今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的力量，忽视了法律对道德的促进作用，割裂了道德和法律联系的后果，是一种道德转型期的畸形现状。
近几年，新闻报道中关于“婚外情”、“包二奶”、“见死不救”、“见老不扶”、“医患医闹”等道德滑坡的现象层出不穷，由于这些社会现象引发的法律纠纷更是处于舆论报道和老百姓茶前饭后议论的风口浪尖，“彭宇案”和“泸州继承案”都“风靡一时”。这些案件的发生和审判也引发了一系列思考，道德和法律到底是什么关系？法律对于违背道德但法律并未明文禁止的行为的态度是什么？在道德滑坡期，法律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法律中的“道德条款”应该如何更加合理有力地适用，来维护传统美德，树立优良社会风气？这些问题是每一个法律人必须面对、解决的，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过程中要向老百姓回答和普及的。
二、道德滑坡期法律的角色扮演
法与道德在本质上、内容上、功能上都有着密切而又复杂的联系，但由于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规范，他们在产生的社会条件、表现形式、体系结构、作用范围、制裁方式、义务特点等方面又存在着不同。我们必须要辩证看待法与道德的关系，特别是在我国，一个社会主义道德大国，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二者的相互作用，不应该偏向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努力使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为社会主义服务。主要来源于人们内心自律的道德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具有指导和价值观念的保障的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的不足。反过来，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能够使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法律化，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奖励性和惩罚性的手段对社会价值观进行调节和整合。目前，在我国道德处于滑坡期，法律应该扮演一个维护优秀道德传统，惩罚道德失范行为，保障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促进建立新的良好的道德体系的角色。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措施：
1.现有法律中的“道德条款”应充分被法官作为判案的依据。虽然法律和道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笔者认为，道德转化为法律之后就变成了法律，而不是我们所谓的“道德条款”，我们称呼具有道德内容的法律条文为“道德条款”，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具体的实施准则，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也证明他们没有真正发挥作为法律的作用。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法官真正依据“道德条款”判案的情况极为罕见，主要原因就是我国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到严重的限制，判案过于机械化和法条化，法官只看法条，甚至“丧失”基本的生活常识，没有具体的法条规定或司法解释，法官的判决就是没有法律依据，甚至被评价为受到舆论和民众情绪的左右和控制。法官应该被给予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预防司法权滥用和司法腐败的方法不是剥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是充分赋予法官裁量权后，审判责任明确化和审判监督机制的健全。所以，“道德条款”是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应当充分被法官作为判决的依据。
2.现有法律中的“道德罪名”不应是摆设。在现有法律中，像重婚罪、遗弃罪、虐待罪等与道德规范息息相关的罪名在司法实践中没有真正得到落实，因为有些罪名是不告不理，甚至有时是告了也不理的，或者是要求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法律对这些行为的宽恕态度的本意是为了维持家庭和谐和社会的安定性，但在现在的道德滑坡期，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道德规范的约束力，所以在道德滑坡时期，所谓的“道德罪名”不应该继续成为摆设，而是应该充分被落实，既可以体现法律的权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道德规范的约束力。
3.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不断修订和完善法律，把最新的基本道德义务规范和优良道德规范纳入法律强制力调整范围内。没有一劳永逸的法律，每一种社会规范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来维持生命力的。法律应该弘扬传统美德，奖励道德模范；惩罚社会中大量出现的严重道德失范行为。比如见义勇为的英雄，他们由于见义勇为而遭受的损害，笔者认为，无论是社会、国家，还是受益人，都应该积极主动为这些人们的模范道德行为买单。对比看来，那些严重的道德失范行为、引起较强社会反响和道德动荡的行为应当受到惩罚，法律应该让道德失范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比如被扶老人敲诈好心人，对于这样的老人如果不适宜用自由行惩罚，那就进行经济上的惩戒，至少表明法律对于这种行为是持否定态度的。 三、 “道德条款”及其适用
（一）我国现有法律中常见的“道德条款”及其作用
我国是道德大国，在现行的法律条文中有不少所谓的“道德条款”，常见的有：
“1、《宪法》第二十四条：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
2、《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3、《合同法》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
4、《婚姻法》第四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法律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表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道德是一种“软规范”，主要依赖人们内心的信念和道德的自律；而法律是一种“硬规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强制力的规范。法律是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的保证，而伦理道德对法律规范实施的合理公正，发挥着价值导向和实践评判的重要作用。二者的相互配合、协调发展是治国安邦的关键所在，它们就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不可偏废。我国法律条文中的“道德条款”就很好地体现了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是我国宪法将“道德教育”、“社会公德”等道德元素纳入其中，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道德规范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2.弘扬优良道德，维持良好的社会道德风范。我国的现有法律法规将优良的道德规范写进其中，是为了弘扬优良的道德，也是为例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范。良好的法律是被人们熟知并遵守的，笔者认为载有优良的道德传统的法是良法，《合同法》中的公平正义、诚实守信，《婚姻法》中的相互尊重、尊老爱幼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们熟知并遵守，它们在维护良好的社会风尚方面做出来不可磨灭的贡献。
3.弥补法律漏洞，避免法条僵化。社会生活总是不断变化、不断前进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律，更没有一劳永逸的法律，我们必须通过不断完善立法来弥补法律的漏洞，但是法律的片面性和滞后性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道德便是弥补法律漏洞的好的规范和工具。
4.赋予法官裁判依据，同时避免法官违背社会公德。在现实的很多案件中，法律并没有予以明确的规定，但并不代表法律不过问，法官可以直接依据“道德条款”进行裁判，这不仅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性，也促进法官判决的合理性。也有很多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或者“为熟人办案”，虽然在一定形式上和程序上符合法律的要求，但是法官违背社会公德，违反良好的社会道德，“道德条款”和《法官职业道德规范》就有效的预防和遏制了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二）“道德条款”的适用
分析了“道德条款”的作用，再来研究一下“道德条款”的适用，结合“泸州继承案”进行分析。
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范文6
[关键词]大学生；行为失范；网络道德
[作者简介]赵爱芹，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法学硕士，江苏徐州221008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1－0208－03
网络道德是适应调节当今网络社会里作为“网民”的人类个体之人际关系，规范其网上行为，以维持网络社会的良序运行之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是维持网络秩序、保障网络社会有序运行的必要文化条件和行为规范。网络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改变着社会、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人类道德进步提供历史的机遇，同时也给人们带来许多道德伦理问题，对大学生道德观念和行为也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研究探讨网络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问题及其对策，有利于规范大学生网络道德伦理观念及行为。
一、大学生网络道德缺失表现
道德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并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21世纪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相应的网络社会的出现，网络道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形成的一种新的道德形式。网络社会交往的超时空性、虚拟性和数字化等特点，使得人类有了逾越现实社会规范和松弛禁忌压力的机会空间，“自我”有了更多伸缩自如地表达意见的空间，使得原本在现实社会中行之有效的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诸多规范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从而出现了网络道德缺失的新问题。
1、道德意识弱化。本我意识张扬
互联网给人们创造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虚拟存在。一旦进入由光纤、电缆和调制解调器构成的网络世界，人就变成了电子化的飞速运动的“符号”存在。在从人到机器再到人的转换过程中，交往者的真实身份被掩盖，身份虚拟化成为网络交往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而且这种虚拟身份可以随时创设或终止，网民不必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同时，互联网作为一个自发的信息网络，它没有所有者，不从属于任何人或机构，因而也就没有谁可以左右它、操纵它、控制它。这样，互联网就成了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在这里没有政府、没有警察、没有等级、没有贵贱，是一个彻底“民主”的地方、一个可以滥用自由权利的地方，这就导致了道德虚无主义在网络社会的泛滥。在网络社会中，人人都把自己作为中心，反对任何约束，以满足自己的生理和心理欲求而不择手段。所以缺乏“熟人在场”的虚拟网络为人们的“本我”提供了一个暴露的舞台，使“本我”意识得以充分张扬，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这就加剧了大学生网络越轨行为的出现。
2、道德人格扭曲，伦理情感冷漠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都存在着“社交的需要”。在交往中，人际情感得以维持。而在网络虚拟社会里，网络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成了人与机器之间的交流，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社会交往关系逐步被人对网络的依赖关系所取代。一些大学生终日沉溺于网络世界中，逃避现实世界，使得家人之间、邻里之间、同事、同学师生之间的感情联系日渐淡薄，伦理情感日渐冷漠。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久而久之会导致道德心理的弱化、道德人格的扭曲。因为道德心理、道德人格的形成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是环境和个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沉溺于网上交际使得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交往的机会大大减少，从而导致个体对现实社会中他人与社会的幸福漠不关心，造成道德人格的缺失或扭曲。
3、传统道德规范受挫，道德行为失范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伦理关系大多为面对面的直接关系。道德规范因而也主要借助于社会舆论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发挥作用。然而，在网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间接化使得直接的道德舆论抨击难以进行，从而使社会舆论作用下降。这样，道德对人的约束越来越依赖于内心的道德信念。网络行为主体的匿名匿形而导致的模糊使规范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观念已难以再放到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中加以认识、检验和适用。一方面，建立在现实社会基础之上的传统道德规范由于不适应网络运行的新环境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使其约束力明显下降而形同虚设；另一方面，面对全新的网络领域，又一时没有形成新的统一的道德规范，因此大量的网上行为处于既不受既有道德规范的制约又无新道德规范可依的状态，从而造成了规范内容的冲突和衔接的脱节，并引发大量的失范行为。
二、大学生网络道德缺失的根源
任何社会道德包括网络道德都是一定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要求和意志的价值凝结物，总是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指令而存在的。网络道德的基本原则、规范和要求只有转化为公民个体自身内在的道德品质，成为公民个体置身于网络虚拟世界时所具有的特殊道德素质和道德应付能力，网络道德才能发挥其调控或规范的功能。解决大学生网络道德缺失问题，必须首先从根本上弄清其根源。当代社会网络道德缺失的根源较为复杂，涉及网络自身、网络行为主体自身及其外部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网络系统的先天不足及发展中的弊端
作为近几十年来才发展起来的新兴事物，现有的网络系统自产生以来一直就处在逐步完善之中，当前网络技术的不完善是网络道德缺失的技术性根源。如前所述，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隐蔽性等特征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网络道德的缺失。另外，在网络迅速发展的状况下，对于网络社会中各类行为的约束机制尚未完善。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制定了部分相应的网络法律法规，但是由于受到网络技术的限制，在实际的实施和执行方面并没有做到对网络道德行为失范形成有效的监督，也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预防机制和惩罚措施，致使网络失信行为并没有受到相应的制裁，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此类行为的泛滥。
2、大学生自身及其外部教育环境的影响
目前，青少年是上网的最大群体，而大学生又是这一群体的主力军。大学生对网络的认识，普遍偏重于技术的掌握和运用，他们为网上所传递的丰富多彩的信息和自由交往的形式所吸引，充分地享受网络带来的各种便利。对于网络对自身素质发展的影响、网络道德规范的真空、网络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等深层次问题缺乏思考，对在网络社会生活中应持有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难以把握。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由于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能力不足，大学生的社会交往一般都处于学校以及家庭等相关群体的监督之下，社会规范对其行为也有着明确的约束。而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由于
相关的监督和约束机制的缺位，使得这些特殊的网民在网络中的行为得不到相应的控制和约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网络失信行为的出现。网络创设的虚拟自由的时空是实体社会的延伸，具有虚拟性、交互性、开放性等特点。它不但打破了实体社会中各种制度、机构、权威对大学生的约束，而且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物理空间的种种规限，在时空上延展了大学生活动的范围。因此，教育视野已不再局限在传统的物理意义上的班级、学校，教育时间也不再受限于学生的在校时间。这种教育对象活动时空的拓展，使网络道德教育环境的不可控性因素增加，也使教育成效面临着不确定性。在网络技术的冲击下，知识的迅速可得性使得通过控制知识来确立权威的传统不复存在，以往凭借制度所赋予的权利也在无形中消解。这样，学校和教师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权威在信息技术的冲击下日渐弱化，传统的“封闭式”的学校教育模式面临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现实日益呈现出滞后的一面。
三、大学生网络道德缺失的对策思考
网络道德缺失不仅影响网络社会的正常交往和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会对大学生的社会化以及当前和谐社会建设造成极为消极的影响，其危害不可小视。因此，必须在深入分析大学生网络道德缺失原因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缓解网络道德缺失现象。
1、完善技术环境，发展相关的网络技术。从技术层面控制网络失范行为
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依赖纯粹的技术手段并不能解决当前网络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对网络相关技术的完善仍是当前缓解网络道德缺失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主要包括网络社会交往中的登录、交往行为以及信息等方面。如通过推广网络实名制和建立与IP地址的关联等手段防止网络身份欺诈；利用网络防火墙等技术对黑客等攻击进行严格控制，防止盗取信息现象的发生；在信息的与传播方面，则可以通过加强内容审查或安装过滤软件等方式加以控制。
2、建立完善的网络道德规范体系和法律法规制度
网络道德规范的建设是网络道德建设的基础。在建设有效的网络道德规范过程中，必须结合网络社会的本质特征，从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在网络中的延伸这一观点出发，遵循现实与虚拟相结合的原则，立足于现实社会道德，运用既有道德的一般原则培养起来并在网络活动实践中形成现实合理的网络道德规范，如诚信规范、公平规范、平等规范等都可以经过修改后成为网络社会重要的道德规范，形成统一的信息社会的道德体系。加大网络道德的宣传力度，在大学生中明确现实道德规范在网络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并引进现实社会道德教育的方法和手段，指导大学生在多元道德体系中遵守适合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规范，发展和弘扬既有道德的优势。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规范。在当前人们的网络规范意识还普遍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可以借助适当的道德立法来提高人们遵循道德规范的自觉性，达到网络道德建设的目的。在网络道德建设中，应当把那些重要的、基本的网络道德规范尽量地纳入到法律中，融入到管理制度中，融入到公众的各种守则、公约中，对那些严重违背网络道德的行为和现象，应制定出相应的惩罚措施，这对于促使社会成员养成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有着积极的意义。目前我国有关部门已经颁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和《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等网络法规，对网民的行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这对网络环境的净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由于网络环境的复杂性，现有的法律、法规还难以对众多的网络违规行为进行比较全面的约束。因此，当前依然要将网络法律、法规的建设尤其是与网络道德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完善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尽快制定出更加细致与更具操作性的相应法规，以防止和打击相应的网络违规行为。
3、引导大学生加强道德修养，强化道德自律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