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优化总结范文1
关键词：总体战略类型 资本结构 优化 关系 协调
企业战略是指企业决策者做出或采取的关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全局性计划、部署和策略，从层次上讲，包括总体战略、分部战略和职能战略。其中，总体战略主要分为增长型战略、稳定型战略和消极型战略三种类型。而资本结构是指债权资本和股权资本在资本总额中的构成比例，由于负债会产生财务杠杆作用，即资产负债率越高，财务杠杆作用就越大；反之，资产负债率越低，财务杠杆作用就越小，因而如何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使财务杠杆作用发挥正效应，这与企业的总体战略类型关系密切。
相关研究概述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外学者Jensen等最早提出企业的战略选择和资本结构之间或许存在关联的看法，即如果企业在举债之后再做出投资决定，管理者就倾向于风险性更大的战略。随后，Titman的分析指出企业的财务杠杆可能受到其采用的战略的影响。Brander等利用博弈论分析方法阐明了企业战略在决定公司资本结构方面所起的作用。而根据Balarkrishnan等人的研究， 同一行业内部的不同企业之间的资本结构存在差异的最好解释应该归结为企业所选择的不同战略类型。
而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尚缺乏针对性的研究，王任飞指出“从事创新型竞争战略的企业应该选择松弛型（低杠杆率）财务结构，而且企业的竞争优势越是依赖于创新战略，企业的财务杠杆率应该越低”。周桂芳主要分析了企业的三种竞争战略与资本结构的关系，指出“企业资本结构与竞争战略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李强、黄国良从战略视角思考资本结构问题，指出“企业资本结构决策需要充分考虑多元化战略因素，通过分析企业发展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剩余资源特征、多元化经营的合适规模等因素，实现多元化战略与资本结构的相互支撑”。国内外学者都认同企业战略与资本结构存在相关关系，也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这种相关关系，但这种分析并不全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主要从企业总体战略类型的角度考虑，将三种主要战略类型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做进一步的论述，使企业在不同的战略类型下其资本结构得到优化，充分发挥财务杠杆正效应；通过优化资本结构，促进企业更好的制定和实施总体战略。
企业总体战略类型与资本结构优化的关系
（一）增长型战略与资本结构优化
增长型战略是一种使企业在现有的战略基础上向更高一级目标发展的战略。它以发展作为自己的核心内容，引导企业不断地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以便扩大企业的产销规模，提高竞争地位，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成功的企业都应当经历长短不一的增长型战略实施期，本质上来说只有增长型战略才能不断地扩大企业规模，使企业从竞争力弱小的小企业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因此，如何通过优化资本结构来促使企业以较快速度发展就极为重要。
由于采用增长型战略的企业一般处在成长期阶段，此时企业战略的重点将会转向新产品的开发、管理模式的创新、营销活动的推广等，以保证业务量按照满意的程度上升，并进一步扩大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获得较好的规模经济效益。由于扩大业务量的需要，企业将会采取扩张型的投资战略，包括对内长期资金的投放和对外资金的投放。
为开展上述投资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运作，这时适度的负债有利于企业获得财务杠杆正效应，但尽管企业成长期比初创期的经营风险相对较低，可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该阶段不适宜大量筹资债务资金或推行举债经营的战略模式，如果债务的增加所带来的规模的扩大超越了规模经济的界限，那么反而会导致企业的战略失败。为了保证企业的资金流，出于对风险的控制和经营灵活性的需求，企业也可以选择使用留存收益或是权益资金的方式，以达到最优的资本结构。
另外，增长型战略可细分为内生增长型战略和外生增长型战略。其中内生增长型战略包括密集型战略与多样化战略，外生增长型战略包括横向一体化战略和纵向一体化战略。对于采用密集型战略的企业，由于此战略主要集中于单一产品或服务的增长，即以快于以往的增长速度增加企业目前的产品或服务的销售额、利润和市场份额等，因此风险较大，一旦企业所拥有的产品或服务的市场萎缩，企业就会陷入困境，无论是从经营者还是顾客的角度考虑，都应该采用低杠杆的资本结构。对于采用多样化战略和外生增长型战略的企业，可以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多样化战略由于存在协调效应，进入多个相关产业的多样化经营能够分散风险，拥有更强的盈利能力，企业采用适当举债的方式可以降低获取资金的成本，发挥财务杠杆正效应。 转贴于
可见，企业在采用增长型战略时，也要根据具体情况细分战略类型，以便更好的通过优化资本结构来配合战略的实施。
（二）稳定型战略与资本结构优化
稳定型战略是指在企业的内外部环境约束下，企业准备在战略规划期限内使企业的资源分配和经营状况基本保持在目前状态和水平上的战略。企业采取稳定型战略也就意味着企业经营方向及经营产品在其经营领域内所达到的产销规模和市场地位都大致不变，或以较小的幅度增长或减少。从经营风险的角度来看，稳定型战略的风险是相对小的，因此，企业提高债务的比例可以使生产经营规模在原有的基础上稳定增长，而财务杠杆的作用优势得到发挥，能够持续降低成本，进而提高利润。
另外，采取稳定型战略的企业一般处在市场需求及行业结构稳定或者较少动荡的外部环境中，大多数是成熟期的企业，新产品的开发和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新产品开发难以取得成功，这时提高市场占有率、改变市场地位的机会很少，但投资报酬率高，现金流量相对稳定，财务杠杆的作用明显，这也为企业采用高杠杆的资本结构打下了基础。
可见，企业实行稳定型战略，财务高杠杆就是一项有利的竞争因素，企业通过适当提高负债来优化资本结构，使其与企业所采取的稳健型战略相适应。
（三）紧缩型战略与资本结构优化
紧缩型战略是指企业从目前的战略经营领域和基础水平收缩和撤退，且偏离战略起点较大的一种经营战略。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原本有利的环境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变得不利，企业为了进入某个新业务领域需要大量的投资和资源的转移等，都会迫使企业考虑紧缩型战略，主要目的就是避开环境的威胁和迅速地实行自身资源地最优配置，向其他产业转移。一般来说，采取紧缩型战略的企业处于衰退期，对资金的需求大幅度降低，而且资金的回笼远大于资金的投入。此时，企业的经营风险降低，按照风险调控的原则，应将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进行逆向搭配，即在企业需要筹集资金时尽可能地筹集债务资金。但在筹资债务资金时，应当注重资产的变现价值，只有这样才能降低企业未来财务危机的成本。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如果可以增发新股，通过增加权益资本的方式筹集资金开发新产品，实行资产的最优组合，还是有可能提高企业的资产利润率水平的。但我国股票市场增发新股的门槛较高，这类企业不一定能通过低杠杆的资本结构来实施紧缩型战略。
可见，企业可能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原因而不得不采用紧缩型战略，但即使是一种收缩消极的发展战略，只要合理的优化资本结构，还是可以节约开支和费用、集中有限资源顺利度过不利处境的。
企业总体战略类型与资本结构优化的协调
企业负债虽然可以运用财务杠杆的作用获得额外的利益，使企业获得更多的成功机会，但负债的同时企业也必须为此承担相应的财务风险。因此，如何使企业既能获得财务杠杆收益，又能最大限度地规避财务风险，从而实现融资成本最小，企业市场价值最大的目标，这需要同时考虑企业战略因素，促使企业总体战略和资本结构优化相协调。
企业总体战略的实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在企业战略管理的过程中，资本的运行目标是否与企业战略类型协调一致、在战略目标下资本的运行效率的高低，影响并制约着企业战略的实现程度。企业的总体战略类型分为增长型战略、稳定型战略、紧缩型战略，无论采取哪种战略类型，本身就含有财务战略，必然存在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这就要求企业保持一个良好的资本构成，不断充实其资本实力，增强抗衡风险的能力，防止因负债比例过大而致使企业的战略实施受到债权人的干预，也预防企业因财务风险过大而加大企业的总体风险，同时应考虑企业总体战略类型，适时提高债务资本比例，当息税前利润率大于债务利率时，息税前利润的上涨会带动每股收益以更大的幅度上涨，此时，增加债务必然会提高每股收益。显然，一个优化的资本结构与企业总体战略类型相匹配，是保证企业总体战略得以顺利进行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
优化企业资本结构不仅是财务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影响企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在环境多变的情况下，资本结构的规划，必须根据现实及未来的影响因素，制定长远的、与企业战略类型相对称的、衡量轻重有利于全局的战略决策，才能支持企业的发展，才能促使企业建立合理的产权结构进而使企业形成有效的内部动力机制来保证企业良性运行，才能使企业有效规避风险从而稳定发展。
结论
综上所述，企业总体战略类型与资本结构优化是一种动态的相关关系，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时一定要考虑企业的资本结构，同样，优化资本结构不能忽视企业的总体战略类型。总体战略类型与资本结构优化相协调，能够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从而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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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方华，吕巍.战略管理[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成本优化总结范文2
对外贸易出口商品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出口商品中一种或各类商品在其国或地区对外贸易出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或地位。它可以反映出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及资源情况等。
从表1总结，新疆出口商品结构的现状有如下特点：
第一，新疆出口商品结构的发展趋势是初级产品的比例呈逐年下降，工业制成品的比例则保持逐年上升，出口商品结构趋于合理。自从1996年起工业制成品成为新疆出口的支柱产品以来，工业制成品占总出口额的比例由1991年的37.68%上升至2011年的83.76%，其中1999年-2003年工业制成品的比例出现了小幅的下降，这与我国加入WTO，这意味着我国需要逐步调低各项进口关税税率，而同时减少对本国出口商品的补贴。2005年开始工业制成品的比例一直高于85%，这由于随着发达省区产业转移深入，新疆不断改善承接产业转移环境，大力发展有些高附加值，高含技术的产业。按四大分类分析，除了化学制品出口比重变化并不明显以外，其他三类比重都明显上升，说明出口结构日益朝着优化的方向发展。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来分析，其中SITCO、SITC2、SITC3类产品在比重下降中有波动，说明这类产品贸易容易受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价格不稳定和贸易格局无法掌控等为特点。
第二，以产品使用要素的密集度来分析，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步成为新疆主要出口的产品。1991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例27.25%，到2011年为74.89%。这是由于新疆对外贸易虽然资源上有比较优势，但是很多资源开发和利用中缺乏资金、技术水平不够、匮乏人才等原因，而只能一些投入资本少，成本低，技术要求不高的行业上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比如，农产品，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与此同时，资源密集型产品则有59.65%下降到10.68%。这是因为随着新疆经济和新疆工业产业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就不断地增加，从而新疆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比例就不断地下降。而技术含量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则变化并不明显。这是由于新疆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较少，竞争力不强。
总而言之，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总量均呈上升趋势。但是工业制成品占比上升速度快于初级产品，因而初级产品在出口总量的比重下降。
二、新疆出口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新疆对外贸易商品总体结构仍处于低层次
从表1来看，虽说新疆对外贸易中的出口总体商品结构日益走向合理化，但是出口商品内部结构来分析，新疆对外贸易商品总体结构还是低级化状态。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仍然以“杂项制品”为主。新疆出口杂项品比重占总出口工业制成品比重的50%以上。这表明，新疆的出口基本上是“以量取胜”，即通过增加出口商品的数量来扩大出口的处于较低层次的出口。
（二）新疆出口商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新疆的出口工业制成品比例逐年上升，但是长期趋势来分析，新疆出口商品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与1991年相比，2011年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总出口额的比例升至74.89%，而资源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是分别为10.68%，14.53%。新疆矿产资源极为丰富，但是这些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是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确保，因此新疆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比例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新疆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近几年虽有提高，但相对发达省份而言产品生产较少，竞争力也不强。
（三）新疆要素禀赋优势产品难以提升整体出口商品结构
根据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某一国家或者地区应该专注于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优势的商品。新疆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禀赋，这样使似乎新疆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机型产业，从而得到比较利益。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新疆工业化水平尚未发展，新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难以带动整个新疆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出口结构提升。
三、改善新疆出口贸易结构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新疆地产工业制成品在新疆出口中的占比
工业制成品的占比是衡量商品结构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贸易竞争力的显著标志。新疆总量上初级产品的出口总额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工业品出口总额呈现出递增的趋势。从结构上看，新疆出口贸易从总体上基本完成了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初级产品到工业制成品的转变。但就新疆本地出口商品而言，不仅总量占比低，同时工业制成品在地产出口商品中的占比一直维持在50%左右，和新疆总量的工业制成品占比相差很大。这反映出因新疆产业结构的尚未优化，而导致新疆出口商品结构层次仍然偏低，效益低下，竞争力较弱。
（二）加速新疆出口商品结构合理化速度
出口贸易结构合理化的过程是由第一次产业占优势比重逐渐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的历史过程。从表1的绝对量看，新疆出口贸易结构虽说有趋于合理化。但相对量看，新疆出口贸易结构合理化速度并不快。这是应该考虑新疆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新疆该动态的角度下挑选“临界产业”。
新疆在资本要素与技术进步方面从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整体处于比较劣势，但这是在现阶段具有局部性的。目前，新疆有的产业部门离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正在日益缩小，而有的产业部门已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这种不平衡为新疆选择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临界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重视具有高关联度的要素禀赋产业发展
虽然依据资源要素享赋确立主导产业过于狭隘，但确立主导产业也必须扬优避劣。选择主导产业中要考虑因素之一是具有高关联度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的、实现贸易利益最大化的优势产业。因此新疆要素禀赋优势产品来提升整体出口商品结构，要得重视具有高关联度的优势产业，与新疆现有的生产要素、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关联度高，才可以实现以素禀赋优势产品带动新疆整体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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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优化总结范文3
【论文摘要】资本结构的优化是财务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也一直都是专业研究人员经常性的论题。本文在借鉴西方的资本结构理论的同时，采取微观的财务手-v&zot-究和宏观的政策手段zot-究并重、理论成果与企业实际结合的|研究思路，对资本结构4-,l4j~的目标、标准及模式等关键问题尝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资浏惊结布勾目木示的千专统}jn点
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总是针对某一特定财务目标而言的，由于经济制度、文化传统、政治背景、历史发展的沿革及现实等方面情况不同，企业所追求的资本结构优化目标也会有所不同。关于资本结构的优化目标主要有:①企业利润最大化。从传统的观点来看，衡量企业资本结构是否优化的财务指标就应当是利润的大小。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资本的使用权最终将属于获利最大的企业。利润最大化是企业获得资本的最有利条件，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企业通过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可以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实现最大化。但如果片面、单纯强调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目标，将导致企业过度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略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获利之间的关系，导致企业唯利是图、目光短浅、获利行为短期化，不能充分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同时容易使企业忽视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因此，这种观点逐渐被其他一些观点所取代。②股东财富最大化。目前，在财务理论界最流行的观点是企业经理应当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企业的财务目标。在这种目标模式下，企业接受的所有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应当高于资本成本。由于权益融资成本的波动性和股利的个人所得税，股东保存盈利似乎很少当作股本来计算资本成本，从而会引起在这种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模式下，经理会更偏好通过保留利润即通过内源融资的方式进行融资，而不是通过发行股票进行权益融资。但是如果单纯要求股利最大化，会引起过度的利润分配，可能导致企业追求短期利益和过度利用财务杠杆，增加企业的风险，甚至会导致企业破产。③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是财务经济学理论文章最经常采用的目标模式，这一目标也被实务界所接受。这一目标的起源是著名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和米勒(i9ss}提出的mm定理n，由于举债的利息可以在税前支付，因而企业举债具有节税效益，企业举债越多，企业价值越大。继mm定理的进一步研究，权衡理论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证明了权衡债务的税收收益与破产成本，企业存在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使企业价值最大化。他们证明企业最优债务比(看作资本结构的量化代表)的存在。企业价值最大化兼顾了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在一定的条件下，企业价值最大化与企业股东财富最大化是等价的，所以，这一目标模式性质和特征与股东财富最大化基本上是相同的。
二、中国生甘山￡资喇片结牛勾七七不七目相毛的选书黔
本文认为，中国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应该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一)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目标是和债权人的利益相一致的。对于企业来说，短期信贷资金和长期信贷资金的提供者主要有:商业信用提供者、债券持有人、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这些债权人有权取得固定收益，在企业进行破产清算时有权优先分得公司财产，而企业的所有者股东只有剩余财产权。这样，如果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目标是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那么企业信贷资金供应者的利益也能得到满足。
(二)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模式兼顾了雇员的利益。企业雇员的目标是获得货币或非货币的最大收益。在企业收益一定的情况下，雇员与股东的收益是此消彼长的。在这种情况下，雇员的合理利益只能通过与所有者之间的讨价还价来取得。但只要股东的财富能达到最大，那么雇员将有获得更多收益的可能，也就兼顾了双方的利益。
《三)有利于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实现条件是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就是把资源配置到生产效率最高的经济单位，其衡量标准就是经济单位的财富最大化。把资源配置到为社会创造最大财富的投资项目上，社会利益就会得到实现。因此，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也能使社会财富最大化。
(四)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经营者的利益，有助于约束经营者的行为。现代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是高度分离的，具体管理和组织企业的是职业经理(经营者)，经营者具有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倾向，股东可以通过设计对管理者的适当激励手段从而控制其行为，以防止经营者与股东的利益背道而驰。例如，发给经营者“业绩股”便是股东制约经营者的一种有效手段。所谓业绩股是以企业业绩为基础，给予经营管理人员一定的股份。这样既刺激经营者始终以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作为经营管理的目标，又缓解了企业出资者与受托经营者之间的矛盾，同时有利于吸引和保留高水平的经营管理人才。
三、生甘山￡资浏惊结牛勾优不匕木r准的判冤趁
(一)最优资本结构决策理论基础。资本结构决策就是要寻求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最优资本结构应是一种能使财务杠杆利益、财务风险、筹资成本、企业价值等之间实现最优均衡的资本结构。如何判断和衡量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劣，目前主要有以下定量标准或方法:①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最低点法。资本成本的确定始终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如负债的成本、权益资本的成本和各种资金占筹资总额的比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资本价值用账面价值还是市场价值，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在着分歧;用资本成本率来决策，主要考虑筹资成本，而没有充分考虑筹资效益等。②权益资本收益率法。假定企业资金总额及结构既定，企业支付的利息费用总额不变，当息税前利润(指支付利息和所得税以前的利润)增长时，单位利润所分摊的利息费用也相应减少，从而导致自有资金利润率的增长速度将会超过息税前利润的增长速度。只要在投资报酬率大于负债利率的情况下，负债比率越大，期望自有资金利润率就越高，表明负债比率接近100%时为最佳资本结构，这实质反映的是西方资本结构中的净收人理论。但是此理论没有考虑破产成本。③ ebit-eps分析法。其核心是根据不同的ebit(息税前利润)对eps(每股税后净收益)的不同影响，找出有债与无债的平衡点，以判断在什么情况下有债好，什么情况下无债好。④企业价值最大化标准。资本结构优化的基本目标是使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企业价值的基本含义是将企业视为一种商品，假定把企业在市场上拍卖，投资者所给予的估价。从西方资本结构分析来看，企业价值的具体计量方法等于资本结构决策标准，它充分考虑了现金流量、货币时间价值和风险报酬等各种与筹资决策、资本结构紧密相关的主要因素。但是，企业价值并非是企业全部资产的变现价值，它仅反映了企业在投资者心目中的一种形象，企业价值并非筹资效益指标。事实上企业价值论的观点是完全以资本市场为前提的，不管在理论上成立与否，在实际操作上，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前提也是难以充分满足的。
(二)最优资本结构区间。把最优资本结构定为一个“点”是不尽合理的，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理论研究本身的实际指导价值。最优资本结构在理论上是可能存在的，但现实中却难以确定。从可操作性来说，企业最佳资本结构应该是某一个区间范围，这样会更富有现实和指导意义。试图在理论上研究出一个最佳资本结构点只能是理论上的假设，不能说这种研究是徒劳的，但可以说无实际意义。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不仅是给实践一个具体结论，更应该是指明具体的思维方式和途径。
四、中国生仓山乙资浏惊a优化的刁莫王弋
因为企业的资本结构是企业融资行为的结果反映，所以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实际上就是对现有企业融资行为的调整。企业的融资行为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资本结构的优化模式主要有三种:存量优化、流量优化、存量优化和流量优化相结合。存量优化模式是指在不改变企业资本结构总量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企业负债与权益资本的比例关系而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存量优化一般适用于资本总量能满足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但负债权益比的结构失衡的情况，可以通过企业的改制、拍卖、企业的债转股等方式改变企业现有不合理的资本结构。流量优化是指通过调整企业资本的总量，即通过优化企业的融资行为来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它一般适用于企业资本总量过剩或不足的情况，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或举借债务等方式来改变企业现有不合理的资本结构。存量调整和流量调整相结合的模式。则是两种方法并用。但并不是所有的资本结构调整都属于资本结构优化的范畴，如企业出现财务困境时减少注册资本的行为就是对债权人利益的损害。
成本优化总结范文4
关键词：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
一、引言
随着东部产业重心逐步向西部转移，西部地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重庆作为“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重要城市，日益成为我国重要的增长极。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重庆市积极出台各种政策调整产业结构。2016年重庆市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出：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着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要素配置，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因此，科学分析产业结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促进其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产业结构优化是政府通过有关产业政策来调整供给和需求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再配置，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1]。目前国内研究产业结构影响因素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从国家整体层面来分析某一个具体影响因素，如程华、雷鸣凤[2]；第二，从国家整体层面分析多个因素的影响，如冯芳芳、蒲勇健[3]；第三，从地区层面分析多个因素的影响，如李豫新等[4]；第四，从地区角度分析某一具体因素的影响，如张家平[5]。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产业结构优化进行了分析，也为本文提供了一些思路。但目前分析西部较少。本文以西部的重庆为例，通过构建相关指标体系，分析了产业结构优化的综合影响因素。这对于重庆市新形势下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进程具有现实意义，也将为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借鉴。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度量可以用合理化、高级化来衡量。从合理化上看，表现为产业之间协调能力的增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可以用地区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TL）的倒数ER来测度。
ER=1/TL=1/∑Ni=1（GiG）ln（GiLi/GL）
TL为泰尔指数，式中G、Gi、L、Li、N、i分别是总产值、各产业产值、就业人数、各产业就业人数、产业数、行业类型。TL值越小，ER值越大，合理化水平越高。对高度化的测度，采用三次产业产值与劳动生产率的加权之和作为衡量。考虑到三次产业发展水平高低，依次赋予权重为：wi=i，i=1，2，3。Y值越大，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将ER与Y之和作为反映产业结构优化的评价指标，将影响一个地区产业优化的主要因素进行归类分析，主要包括：
三、实证结果分析
对2004-2014年年鉴数据整理，并对变量取对数。由于指标本身的量纲问题，对各项指标做标准化处理，计算各自的Z值，从而获得标准化后的新数据。由于指标众多，经检验发现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需要进行主成分分析。解释的总信息量的比例为79.04%、14.45%，累计贡献率为93.49%，基本反映了绝大多数信息。对2个提取的主成分进行回归分析，并还原方程，得到各个变量的斜率即影响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第一，对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主要正向影响因素按效应大小依次为：平均受教育年限、恩格尔系数、城镇化率、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能源消耗总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建筑业建成面积；第二，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明显负向影响的因素按效应大小依次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第三，人均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R&D经费内部支出、一般预算支出占GDP比重、专利申请量、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内资对产业结构优化均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效应，但是影响程度较低。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众多，单纯一个或几个变量难以解释产业结构优化的整个过程；第二，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重要作用开始显现。直辖后，重庆市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较快，成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但不可否认，重庆市作为我国唯一有少数民族聚居的直辖市，总体受教育程度偏低，这构成了重庆市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的瓶颈；第三，城市化水平、投资方式、能源消耗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也较为明显。重庆市作为我国工业城市的典型，均是以城市化、高投资、高耗能的模式发展起来的。这种粗狂的经济发展方式前期的确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是确是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违背的，不利于长期的发展；第四，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偏大、工业污染排放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了一定的反向影响。重庆市具有典型的“大农村、大城市”特色，大量的第一、二产业就业人口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工业污染对于不仅提高了企业的治理成本，也破坏了社会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优化结构的优化；5、人均GDP和产业政策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作用开始有所淡化；作为技术进步的反映，R&D经费内部支出、专利申请量的影响作用也不够明显；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内资等经济外向型因子对其作用也不够明显。
针对以上结论，并结合当前国家推出供给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对于产业结构优化过程，需要权衡各个方面的影响，把握全局；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针对突出问题，抓住关键点。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由此可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需要把握产业结构优化的大局。二是对重庆的分析发现，加强产业结构优化的重心是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快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转变过去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由过度依赖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向逐步以技术创新、绿色协调、有序城市化的模式演进；由于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还存在大量农民工，相关户籍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顺利推进，使得各种生产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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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冯芳芳，蒲勇健.我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J].技术经济，2012（02）：36-42.
成本优化总结范文5
联合采购问题（Joint Replenishment Problem，JRP）是指从一个供应商处对多种产品进行分组采购，从而分摊主要准备费用，使订购费用得到节省，其学术价值和广泛的适用性自早期Shu［1］的研究以来被广泛认同［2］。相关研究又可分为间接成组和直接成组策略：（1）间接成组策略是通过寻求最合理的联合补充周期（T0）和各品种货物的补充周期（Ti），从而使总的相关费用最小化；（2）直接成组策略是研究如何将N个品种分成M组，使得总费用最小化，在每个组都需要确定一个固定的T0，在每次订货时本组中的每个物品都需要进行补货。因其在企业中有很强的应用背景，过去几十年中联合补货问题被广泛重视，较常见的有单企业多产品JRP以及多企业多产品JRP（M－JRP）。为提高实用性，不少学者对其经典JRP进行了扩展，一种扩展是放松确定性需求的假设，研究随机性JRP，如文献［3］讨论了需求服从正态分布的JRP，文献［4］研究了需求服从泊松分布的JRP；另一种扩展是增加资源或者运输条件约束［5－6］。遗憾的是目前文献多集中于研究单纯的JRP，较少联合考虑配送决策。其实，将JRP与配送相结合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联合补货可以整合运输资源并可能获得批量折扣。如果从供应商的角度看，多企业供应问题可以采用类似供应商管理库存（Vendor Managed Inven－tag，VMI）方式进行管理，也可将其转化为JRP和旅行商问题（Traveing Salesman Problem，TSP）相结合的问题，如Qu等站在单一中心仓库向多家供应商订货的角度，同时决定中心仓库的库存策略及路径，以最小化长期总成本［7］；文献［8］描述了已知联合补货信息后，如何进行配送的问题，并考虑了最小化每时期需配送产品的最大值、最小化每时期需配送用户的最大值、最小化需配送用户的总数、最小化所需车辆数等四种情况，并设计了复杂的启发式算法进行求解；文献［9］研究了在一个配送中心，N个零售商的供应链中应用多品种联合补货模式，并针对多品种联合采购与配送调度优化提出了更灵活的策略，设计了解决此问题的混合遗传算法并与其他启发式算法进行了比较。文献［8，9］研究的缺点在于假设需求为确定的，实用价值有限。
JRP研究的难点之一在于模型的求解，确定性JRP已被证明是NP难题［10］。对于确定性JRP模型，已有一些较为成熟的算法［11］，然而考虑到需求的随机性且与配送调度相结合，模型求解变得非常复杂。而传统的方法又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缺陷：（1）枚举法在枚举空间比较大时，算法效率较低，有时甚至在目前先进计算工具上仍无法求解。（2）常规的启发式算法对每个问题必须找出特有的启发式规则，难度高且无通用性。（3）也有学者采用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GA）进行求 解［8］，结果证实GA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但GA存在复杂的进化操作使其计算费用随着问题规模的扩大和复杂度的提高呈指数级增长，而且在一些特定的应用场合，算法搜索后期容易出现停滞现象，收敛到最优解的比率待提高。因此迫切需要寻找一种高效稳定通用的方法来突破此类复杂问题的瓶颈。作为一种随机的并行直接搜索算法，差分进化（Differential Evolu－tion，DE）算法保留了基于种群的全局搜索策略，采用实数编码、基于DE的简单变异操作和一对一的竞争生存策略，降低了遗传操作的复杂性［12］，具有以下优点：（1）算法通用，不依赖于问题信息，所需调节的参数较少；（2）算法原理简单，容易实现；（3）群体搜索，具有记忆个体最优解的能力；（4）协同搜索，具有利用个体局部信息和群体全局信息指导算法进一步搜索的能力；（5）易于与其他算法混合，构造出具有更优性能的算法。DE算法以其易用性、稳健性和强大的全局寻优能力在众多应用领域取得成功［13－15］，但在库存控制领域应用却相对较少［16］。但是，DE算法本身的也存在缺陷，容易陷于局部最优解，出现早熟现象，也有待改进。
因此，本文研究了随机需求、允许缺货环境下多企业多产品联合补货与配送集成优化模型及其求解算法。本文问题与文献［7］接近，文献［7］设计了一个启发式算法得到最优解，但需对特定的问题找出特有的启发式规则，且难度很高无通用性。因此，本文借鉴DE进化与遗传算法的优点，设计了一个改进的HDE算法，并将该算法应用于多企业联合补货与配送相结合的优化模型求解难题中，算例表明本文算法求出的总费用比该文献给出的要小，且本文算法收敛速度快，尤其难得的是稳定性高；此外，设计了一个先联合补货再配送的两阶段模型，通过算例证实联合补货与配送相结合的好处。另外，对相关决策参数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以期得到有益的管理启示。
2 问题描述及模型建立
考虑一个在分散地点拥有多家零售店的企业，在合适的位置拥有一个中心仓库。各零售店根据市场需求或历史销售数据对需要补货的产品进行联合补货，中心仓库根据补货信息（补货周期）进行最优配送。目标是同时决定零售店的补货策略和中心仓库的配送策略，通过补货整合与运输整合，达到资源的最优利用，下面首先给出经典的联合补货模型。
2．1 经典JRP问题
经典JRP问题研究的是对一个企业中不同产品进行补货的问题，补货过程中包含两种补货成本：主要订货费用和次要订货费。设i代表产品编号，i＝1，2，…，n，确定性JRP的假设条件与EOQ模型类似，包括需求率确定且为常数、不允许缺货、订货提前期为0，相关参数定义如下：Di：产品i的需求率；S：主要准备费用，即固定订货成本；si：次要准备费用，即第i种产品的订购费用；hi：第i种产品的年单位库存费用；T：联合补货周期，为决策变量；ki：周期乘子，第i种产品的补货周期所包含的联合补货周期数，为决策变量。在间接成组策略下，每个产品的Ti是T的整数倍ki，产品i补货周期为：Ti＝kiT，则产品i的补货量为：Qi＝TiDi＝TkiDi。
2．2 两种联合补货—配送模型
（1）有协同的联合补货—配送优化模型（模型Ⅰ）
参考文献［7］的模型，在本文中各零售店的补货策略采用前面提到的联合补货模式，但与经典JRP有所不同：首先，经典JRP是针对单一企业多产品，而这里每个零售店可以对一个或多个产品进行补货；其次，经典JRP是需求确定性的联合补货问题（假设过于苛刻），本文考虑需求为随机，订购提前期为常量的情况，并允许缺货。配送方面，中心仓库根据补货信息（每个产品的补货间隔期等）对运输进行整合，针对每个基本补货周期，选择最佳的配送路径。考虑到供应链协同可能带来的收益，将补货成本和配送成本同时考虑，以最大化供应链协同的好处。具体实现方法：通过设定补货和配送公共的基本周期T来协调两种成本，使总成本达到最优。因此需要同时确定每个产品的订货间隔期和每个产品的库存因子（或每个产品在每个补货间隔期的最大库存水平），使联合补货和配送总成本最小。该模型的相关参数定义如下：Ri：产品i在每个补货间隔期内的最大库存水平；zi：安全库存因子；L：产品提前期所含时间单位数；δi：产品i单位时间需求波动的方差；M：补货行为的循环周期；πi：产品i的单位缺货成本；c：配送时单位距离成本；Fp：在零售店p停留的成本；d（j）：第j个最小补货周期时需要配送的路径。其余参数含义同2．1节所述。在这个模型中，总成本包括补货相关成本和配送相关成本，其中，补货相关成本由订货成本、库存持有成本和缺货成本组成；配送相关成本考虑在每个零售店的停留成本和距离成本并假设车辆容量无限，因此可以根据TSP思想寻求最优的配送路径。
①补货相关成本
由2．1节可知，总订货成本为：库存持有成本的计算方法如下：订单发出后，经过提前期L中心仓库接收到货物，这时中心仓库第i个产品的库存水平为Ri－DiL，下一个订单的货物将在kiT ＋L后受到，则在接受这批货物前一瞬间库存水平为Ri－Di（kiT＋L）。那么产品i在一个补货间隔期的平均净库存可近似为Ri－Di（L＋／2），则平均库存持有成本为：由于需求随机，本文假设给定产品的需求独立同分布，并服从布朗运动（Brownian Motion）过程，即当决策变量ki和T确定后，在每个特定的间隔期kiT内需求服从正态分布，期望E ＝ DikiT，方差Var ＝δikiT，需求的概率密度函数为f（xi，L ＋kiT）。考虑到提前期为L，产品i在每个补货间隔期内 最 大 库 存 水 平 为：在周期性补货模型中，一个补货间隔期内任何时刻都有可能缺货，且当需求超过Ri时缺货发生，因此缺货成本为：
②配送相关成本
当ki和T确定后，取ki的最小公倍数M，则每隔MT便会重复相同的补货和配送行为，因此仅需要考虑MT时间内补货策略和配送策略。配送成本为：综上，模型Ⅰ目标为：
（2）无协同的联合补货—配送两阶段优化模型（模型Ⅱ）
为了找出补货与配送协同对总成本的影响，设计了一个先补货、再配送的两阶段模型。在该模型中，第一阶段先对各产品进行联合补货，确定基本补货周期、各自的补货周期和库存因子，目标是最小化补货相关成本；第二阶段时中心仓库根据已求出的最优补货信息（补货周期和最小补货周期）进行配送，确定优化的配送路径，目标是最小化配送相关成本。与模型Ⅰ的区别在于：模型Ⅱ中，基本补货周期T1只对补货成本TC1进行协调。第一阶段，先考虑补货相关成本（同模型Ⅰ）：其中，Ri＝Di（kiT1＋L）＋ziδi（kiT1槡＋L）。然后求得最优的T＊，相应可确定最优的M＊，在此基础上，再借助TSP思想进行配送的优化决策。第二 阶 段，考 虑 配 送 相 关 成 本 （已 知T＊和M＊）：第3节将设计基于DE的新算法对上述两个模型进行求解。
3 求解算法设计
3．1 DE算法的流程
DE算法是一类简单而有效的进化算法，已被成功的应用于多个领域，标准DE进化算法包含3个操作：变异、交叉和选择。
（1）变异操作
对于每个目标向量xGi，i＝1，2，…，NP，基本DE算法的变异向量如下产生：vG＋1i＝xGr1＋F×（xGr2－xGr3） （1）式（1）中，随机选择的个体序号r1，r2和r3互不相同，且r1，r2和r3与目标向量序号i也不相同。因此种群规模NP≥4。F为缩放因子，很多文献中给出的取值范围为［0，2］，以控制差分矢量缩放。
（2）交叉操作
交叉操作的方程为：式（2）中rand（j）∈［0，1］为均匀分布的随机数，j表示第j个基因，CR为交叉概率常数，，randn（i）∈［1，2，…，D］，为随机选择的维数变量索引，以保证实验矢量至少有一维变量由变异矢量贡献。
（3）选择操作
DE算法采用“贪婪”的搜索策略，经过变异与交叉操作后生成的实验个体uG＋1i与xGi进行竞争，当uG＋1i的适应度较xGi更优时才被选作子代，否则，直接将xGi作为子代。以最小化优化为例，选择操作的方程为本文所设计的HDE算法中，变异操作和交叉操作将采用DE进化算法，而选择操作将采用遗传算法中的截断选择方法：当一个子代个体产生时我们不将其与父代进行比较，而是将它保留下来，当种群中所有个体都产生子代个体后，将得到一个新的种群，大小2倍的原种群。然后按照遗传中的截断选择法，截取较优个体。
3．2 基于混合算法的联合补货－配送模型的求解流程
将第一个目标分解为库存问题和配送问题，当ki、zi和T值确定后，根据ki解TSP问题可求出使配送成本最小的配送路径，由ki、zi及T值可求出总成本，不断的变更ki、zi及T，直到找到相对满意的解，算法步骤如下：
（1）初始化。对HDE进化算法的参数和常量（CR、F等）进行设置，产生初始种群。由于ki为整数解，且ki值的下界kLBi直接为1，根据现实的数据分析，ki值的上界都不会超过100，因而我们我们给kUBij一个较高的值100，从而在初始化时的种群值为kLBi和kUBij之间的值，并将所得的值进行整数化。同时对zi进行初始化，在0和3之间随机取值，T在0和1之间随机取值。ki、zi和T合并成xi为第i个种群。（2）目标函数值计算。xi值确定后，求解可以确定总成本。（3）差分操作。在算法没有停止时，对种群进行变异操作和交叉操作，得到子代与父代相混合的种群，种群规模变为原来的两倍。（5）遗传操作。通过总成本值对种群进行截断，得到下一代种群，进行下一步操作。（6）当循环达到给定的最大迭代次数，算法结束，给出结果；否则重复（2）－（5）。
4 算例与对比分析
模型的基础数据来源于文献［7］，如表1－表3所示，这样也方便进行对比。另外，还有两个参数：S＝100，c＝0．5元／单位距离。
（1）模型Ⅰ求解结果
DE算法应用的前提是设置好相关的参数，我们设计了实验来确定这些参数。变异算子F取值分别设为0．2，0．4，0．6，0．8，1．0，种群规模分别为80，100，120时，每组参数迭代150次，重复求解5次得到总成本的平均值如表4所示。从表4可看出F的取值对总成本的影响很小（与最优解偏差在0．25％以内），尤其当F大于等于0．6时，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最优解的大小。鉴于此，我们将F值定为0．6，交叉概率按DE算法发明人［11］推荐值选择CR＝0．3。将表1－表3的数据带入Matlab编写的混合算法程序中，其中参数设置为：种群大小＝100，变异概率＝0．6，迭代次数＝150，标准DE算法参数设置同HDE算法，遗传算法参数设置为：种群大小＝100，交叉率＝0．9，变异率＝0．1，迭代次数＝150，三种各种算法的收敛情况见图1。重复求解50次，HDE算法每次都能收敛到最优解，且收敛速度较快；标准DE算法能保证每次收敛到最优解，但速度较慢；遗传算法前期收敛较快，但后期收敛缓慢，且不能保证每次都达到最优解，统计数据表明50次试验中有17次未达到最优（最优解误差在10e－4级别的认为达到最优值了）。将文献［7］中算法得出的结果与遗传算法、标准DE算法和本文算法得出的结果进行对比得出表5。为了方便比较，已将z值转化为R值。如表2所示，第一个产品的库存维持率为5．6，为5个产品中的最低，这种参数设置也反映到结果上来，产品1的k值比其他产品高。同时不难发现，当k分别为｛2，1，1，1｝，R分别为131．7，103．9，132．9，113．6，T为0．0811时总成本为9005．9。为了更好的与上述文献中的算法进行比较，对主要订货成本S进行敏感性分析，得到的各个最优解比较见表6。从表6可以看出，主要订货成本不同的情况下，本文算法始终比文献所提出的算法好，证明了HDE算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2）模型II求解结果
对两阶段模型进行求解，相关数据和参数与模型I中算法相同，运行150次后得出模型2的最优解，表7给出了两个模型最优解的比较。从表7可以看出，与模型I相比，模型II的补货成本较低，配送成本较高，最终总成本较高，且总成本较高。这种结果比较容易理解，模型II中，只对补货进行了整合，尽量使补货成本达到满意值，而没有考虑其补货信息对配送成本产生的影响，因此其补货成本较低而配送成本则较高；模型I同时考虑补货和配送，对供应链进行整体的协调，使整体成本达到满意值。从表7的结果不难看出，协调供应链可以降低总成本。
5 敏感性分析
本节将针对需求率 （Di）、库存维持成本（hi）和次要订货成本（si）三个参数，采用单变量法对模型I进行敏感性分析，讨论各参数变化（在原数据基础上变化±10％，±20％，±30％，±40％，±50％）时，最优结果的变动情况，并记录了变化后最优成本与原成本值间的偏差。各参数的敏感性分析结果如表8－表10。从表8－表10可以看出，需求率、库存维持成本和次要订货成本预测不准均会给结果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如果仅在小范围内波动（例如±10％），则对结果影响并不大。而预测误差对K基本无影响，因其影响的是基本补货周期T。需求率和次要订货成本的预测误差均使重订货点增加、基本补货周期增加，并使总成本增加；而库存维持成本的预测误差则与其相反，使重订货点减小、基本补货周期减小，且总成本增加。不难发现，需求率和库存维持成本对结果的影响远远大过次要订货成本对结果的影响，前者误差可达30％，而后者仅在5％左右。这说明在实际预测中，如果需求率和库存维持成本预测不准将使得结果与实际偏差较大。
成本优化总结范文6
一、相关理论概述
（一）资本结构定义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金的构成及比例关系。一般来说，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债务性资金与权益性资金的构成比例。企业资本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该公司的经营业绩和长远发展。按照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债务性融资具有节税的优点，适度的负债可以使企业降低筹资成本，发挥财务杠杆效应，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综合资本成本。从理论上讲，我们认为股东财富最大化是比较合理的财务管理目标，所以上市公司必然会追求最优的资本结构。
（二）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从债务资本的结构来看，银行贷款比例过高，债券融资比例较低。其中在银行借款中，短期借款所占的比重较高。这样的债务资本结构就会导致上市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降低；另一方面，从权益资本的结构来看，股票融资比例较高，留存收益所占比例很低。这样就使得上市公司在每次的融资过程中都需要付出高额的融资费用，导致了融资成本的提高，降低了企业的盈利能力。
二、各地区能源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比较
（一）现状分析 我国能源化工类上市公司主要分布在上海、深圳等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的能源化工类企业最少。由于地域分布不均，所选取的能源化工类企业各地区数目不尽相同，东部地区较多，西部地区较少，所以在进行分析时，本文将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对每个地区的资产负债表数据进行平均再进行各个地域的分析比较。
（二）计算分析 具体内容如下：
（1）计算过程。
第一，在三个地区分别选取几家能源化工类上市公司2007年~2010年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并对每家上市公司这三年来的报表数据计算其构成情况，并对这三年的数据进行加权平均；
第二，对每家上市公司三年加权平均的数值进行加总，并根据东中西部各地区划分标准的不同再次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各个地区的资本构成情况。计算数据如表1~表3所示：
第三，分析比较各个地区最后得出的资本加权平均数，结果如表4所示：
（2）结果分析。由以上分析数据可知：第一，就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来说，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与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又高于中部地区。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受到地域因素的影响，东部地区由于其便利的交通以及良好的经济发展现状所以其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最高，而西部地区因为其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所以其比率也高于中部地区。其中流动比率应当为2比较合适，所以东部地区的流动比率明显优于其他两个地区。
第二，就资产结构分析而言，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60%最为合适，从上面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我国能源化工类上市公司的流动资产明显在总资产的占有率中比较低，其中中部地区的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最低，仅为28%，西部与东部地区虽然优于中部地区，但仍然低于最优标准。笔者认为，我国能源化工类上市公司应当提高流动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有比例。
第三，就负债结构而言，流动负债占到负债总额的75%最为合适，但从上面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到，在这三个地区的能源化工类上市公司中，中部地区上市公司的流动负债在负债总额中的占有率比较合适，东西部地区的占有率则相对偏低。流动负债较低，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企业的财务风险，但同时也会影响本公司现金的流转，丧失有利的投资机遇，此外，负债有抵税作用，适当增加负债规模可以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
第四，就负债与权益总额之间的比重来说，负债融资应当占40%，权益总额为60%最为合适。根据上面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在这三个地区的能源化工类上市公司中，负债比重较高，均超过了最优比例40%。其中东部地区上市公司负债所占比重最接近40%，其余两个地区上市公司负债所占比重明显高于最优标准。若负债比重太高，则会加剧公司的财务风险，使公司的承受较大的还款压力；若权益融资比重较高，势必会要求经营者加强对资产的管理能力，一旦对资产的管理不当，则会加大企业的经营风险。所以，负债保持40%的占有率是十分必要的，我国能源化工类上市公司应当降低负债在资本结构中的占有率。
三、各地区资本结构优化建议
（一）东部地区 根据以上的数据分析，笔者认为东部地区能源化工类上市公司的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都非常好，与最优标准差距不大。在资产的构成中，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较低，所以应当加大流动资产在总资产中的份额。在负债的构成中，流动负债在负债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较低，这样会导致公司错过有利的投资机会，同时也会丧失负债的避税作用。所以，应当适度增加流动负债的比重。同时，负债在资本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过高，这样会加剧财务风险发生的概率。总之，笔者认为：东部地区的能源类上市公司应当适当加大流动资产的数额，同时适当减少负债的份额，特别应当注意增加流动负债所占的比重，这样才能减少该地区能源类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
（二）中部地区 针对中部地区各指标计算结果，不难发现：中部地区能源类上市公司的流动比率与最优指标2相差较远，所以该地区上市公司应当注意提高本公司的流动比率。同时，在资产结构中，流动资产在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较低，所以应当加大流动资产的份额；在负债结构中，该地区上市公司流动负债在负债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合适，应继续保持；就负债总额在资本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而言，该地区该指标与最优标准相差不大，状况良好。总之，笔者认为：中部地区能源类上市公司应当提高流动比率，同时增加流动资产的比重，应当继续保持流动负债在负债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这样才能维持良好的资本结构，使该地区能源类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更加优化。
（三）西部地区 在三个地区的比较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明显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西部地区的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与最优指标最为接近，这点均优于其他两个地区。但是在资产与负债的构成中，同时存在着与其他两个地区同样的问题，即流动资产所占份额较少，流动负债所占份额较低。此外，负债在资本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是最高的，即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很不合理，负债所占比重较大，这样会加剧该地区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总之，笔者认为：西部地区能源类上市公司也应当加大流动资产的比重，同时适当增加流动负债所占的比重，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应当适当增加所有者权益的比重，这样才能降低该地区能源类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使其资本结构趋于完善。
根据以上对于各地区能源化工类主要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分析结果不难看出，虽然这些上市公司正在不断的发展壮大，但是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能源类上市公司应当结合本地区的特点以及优势，克服所在地区的地域限制，针对各个地区上市公司所存在的问题，对公司资本结构进行具有针对性的优化调整，使其资本结构更加完善，这样才能使东中西部地区的能源类上市公司均衡发展，使各地区经济能够均衡、持续、稳定的发展，减小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参考文献：
［1］郑卓：《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分析及其优化选择》，《价值工程》2007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