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价值范文1
关键词： 传统文化 文化体系构建 当代价值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精神既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基本推动力，又是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基本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文化精神指引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创造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国的民族精神。要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必须明确其拥有的基本精神。
（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直贯穿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讫立与世界民族之林，历经磨难，数千年不倒的主要原因。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求人民效仿日月星辰的刚健运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努力奋斗，这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民本精神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精神独树一帜，是国家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国家领导者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民本精神要求民为贵、君为轻，要求领导者坚持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民为邦本思想的外在延伸。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三）人文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人自身的道德修养，主张通过自身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重视社会礼仪，重视社会道德，要求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与和睦相处。正是这种人文精神创造了中华民族坚韧、勤俭、救国、进取等美德。
（四）和与中的精神
这种精神要求坚持中庸之道，肯定事物发展的多样性，要有海纳百川的气概，促进不同事物的共同发展。这种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能够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求同存异，维护集体的利益，进而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路径
（一）加强传承方式的建设
传承方式在传承路径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做好传承路径的建设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其传承方式具有如下几种：（1）当代民间传承，包括师徒传承、家庭传承等，这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间传承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民间传承的方式存在一定限制，因此必须加以改变，如实现民间传承与现代方式的互补，发挥其文化传承的作用[1]；（2）学校传承，具有稳定性、完整性的特点，但是其文化传承的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如文化传承中缺乏一定的系统性、连贯性，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考试环节设计中涉猎过少等。为此可以采取强化措施，发挥学校传承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根据学校的类型、地区特点选择不同的传承方式，在进行文化传承中坚持与时俱进，注重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结合等。
（二）建设文化传承的保障体系
保障体系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实现对文化传承内容的保护，而文化传承保障体系涉及各个方面内容，包括认知、政策、法规等，为此首先应该树立正确的文化传承认识，正确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深化对文化传承的规律的认识；其次要完善文化传承的法律法规，完善相关保护制度，如名村、名居等。完善传承人保护法规，保证文化传承的经费供给；最后是激发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共同制定文化传承的具体措施，树立文化传承典型，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传承氛围。
（三）借鉴国内外优秀的文化传承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传承工作开展较早，经过多年探讨，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文化传承的经验，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例如法国在1840年就颁布了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法以促进文化传承，如《历史古迹法》、《景观保护法》等[2]。二战后，法国又通过了一系列遗产保护法。统计数据表明，法国政府直接管理的文化遗产不足6%，其中一半以上由私人管理。法国又设立了遗产保护区，目前保护区已经多到100多处并免费向公众开放，这种保护手段无疑会促进法国传统文化的传承[3]。再如国内的台湾地区，实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修建博物馆、成立民间艺术团等，这些措施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马克思思想为基本指导思想，其基本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的社会理想，精髓是爱国主义精神，其核心是改革创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过程中，爱国主义、改革创新等都来源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其提供精神指导。
（二）促进中国人民精神家园建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悠悠五千年的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是建立既有的文化的传承的基础上的。如果否定传统文化，人为地阻断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则会造成中国人民传统文化的缺失，中国人民精神家园的缺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遗产，是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为保障中国人民精神家园的建设，也必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具有多样性的属性，文化要素的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高，目前，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西方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我国的文化产业则刚刚处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不高，统计资料表明，2014年中国文化产业进展国民经济的18.4%。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对文化产业的需求不断增长。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歌舞、医药、工艺等均可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均可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石。
（四）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中华民族认知的基础，是海内外及海峡两岸统一的基石。只有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是中华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基石。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必须根植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否则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仅是昙花一现。当代，要想实现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必须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展现民族风格，展现民族气派，体现民族特色，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是中华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基本需求和发展的基石。
国际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多元的文化及文化价值观不断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出新挑战，正在改变我们的三观。为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必须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分发挥其当代的价值观，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袁溧，余应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研究[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5，2（4）：129-131.
中华文化的价值范文2
【关键词】楚剧；楚文化；传统价值观；传承与升华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5-0277-02
从某种程度而言，戏院乃人生课堂，演员是社会导师。陈独秀先生认为戏剧是改良社会的不二法门。中国近代戏剧改革的先驱，南社名士陈去病曾撰文指出，“举凡士庶工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窥睹乎其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鲜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然油然，以发其感慨悲愤之思而不自知。以故口不读信史，而是非了然于心，目未睹传记，而贤奸判然自别”[1]。诚然，戏剧在警顽醒愚、开启民智、移风易俗方面，可谓善莫大焉、功莫大焉。楚剧是湖北地区的代表性地域剧种，享有得天独厚的文化基因――即楚文化及其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一方面，楚文化为楚剧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另一方面，楚剧作为楚文化的重要符号和载体，使楚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得到传承与升华，赋予了其新的生命与涵义，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了新的血液与活力。
一、楚文化的传统价值观
（一）楚文化的概念及其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何谓楚文化？目前，我国学术界皆各自表述，尚无定论。笔者认为张正明先生所言甚当。他认为，“所谓的楚文化，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两个大小套合的概念。考古学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历史学上的楚文化，则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说楚文化有六个要素：其一，是青铜冶铸工艺；其二，是丝织工艺和刺绣工艺；其三，是髹漆工艺；其四，是老子和庄子哲学；其五，是屈原的诗歌和庄子的散文；其六，是美术和乐舞。假如可以把六个要素比作六根支柱，那么，楚文化的美轮美奂的高堂殿宇，正是凭借它的六个支柱营造成功的”[2]。
楚文化的秉性既刚烈激越、勇于进取，又柔美绮丽、浪漫神秘。它与中原文化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两大核心。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历沧桑而不朽、越千年而常新，楚文化居功至伟。
（二）楚文化的传统精神价值观。曾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3]
楚文化的传统精神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源头活水与深厚沃土。若没有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失去根本，无所依托。楚文化的传统价值观是多方面的。本文侧重探讨其精神价值观，仅略举数端如下：
1.不畏艰难的创业精神。《史记・楚世家》记载，“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水，以事天子。”叙述的是楚先王熊绎在荆山中创业至艰、辛苦备尝的情形。他们在深山开荒、生产、劳动，辛勤地建设家园。在周天子的征伐和列强环伺之下，最终从“蕞尔小邦”，发展壮大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强国，这种努力奋斗、不畏艰难的创业精神令人赞叹。
2.广采博纳的开放精神。楚国建国之初，虽处蛮荒之地，而无拘墟之见。楚人善于以人之长，补己之短。比如，楚之制度主要源自于周制；楚之文字取法周之文字；楚之冶炼术学自越人；楚之铸造术拜随人之赐等等。楚人在迈向强国的征途上，兼采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各家之精华，为己所用。从而使自身脱胎换骨，一跃而成为诸强中之佼佼者。此广采博纳的开放精神令人称道。
3.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楚国在发展过程中，楚人多有创获。哲学方面，道家思想提出“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柔弱胜刚强”。政治方面，建立王制、首创县制等。经济方面，发行了“银布币”用于流通。法律方面，楚国是“有法则治，无法则乱”的法制社会。文学方面，庄子散文独步天下；屈骚文学别创新体。艺术方面，楚文物的帛画、漆画皆别出心裁。楚人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令人惊叹。
4.忠诚不渝的爱国精神。楚国的卞和，楚令尹孙叔敖，楚国大夫屈原，楚大臣申包胥，此四人皆属忠君爱国之典范。卞和是一位有爱国献身精神的“忠臣义士”。屈原矢志救国，虽屡次谗害、饱受谣诼，然而其忠君爱国之志，九死无悔。当吴国驱兵攻入郢都，楚大臣申包胥到秦求救，痛哭于秦庭七天七夜，终于感动秦王，挽救了楚国。楚人之爱国精神永远令人慷慨激昂、血脉喷张。
二、楚文化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楚剧中的传承与升华
文化的消亡，只表明该文化赖以依存“文化生态”①遭到了破坏发生了改变，并不必然意味该文化的价值观也随之消亡。楚文化虽然在西汉初年便已消亡了，但是楚文化的精神价值观却永存。在新的时代，它依托楚剧这个文化载体，得以传承并升华。限于篇幅，笔者仅撷取几部典型戏剧来稍作论述。
（一）创业精神的传承与升华。楚剧《万里茶道》讲述清朝年间，在汉口经营茶叶生意的女子玲珑和掌柜叶天韬因茶结缘、因茶生情的故事。正如剧中所唱：“茶道漫漫发汉江，试问江水与道长；身在关山万里外，一回首处是我乡。”天涯羁旅之思、劳碌奔波之苦，尽在此曲中。该剧运用“汉风楚腔”演绎了汉口人远赴异邦创业的故事，以小人物的情感展示了大时代的大情怀。剧中人物的不畏风霜、万里创业，其精神与楚先民之精神可谓血脉相续。
（二）开放精神的传承与升华。楚剧《三月茶香》以20世纪20年代初汉正街为背景，由两个茶庄的纠葛，叙述汉茶“进军”万国茶会的艰难。一方面，该剧藉由茶品、茶道，以寓人、寓事，进而晓谕人生之理；另一方面，剧情的重心倾向于展示湖北人坚忍不拔、顽强正直的个性，尤其是他们的包容胸怀、开放精神。
（三）开拓精神的传承与升华。有些楚剧刻画了剧中人对于封建礼教的蔑视，同时歌颂了美好纯真的情感。比如，《喻老四》无视社会习俗，展示了恋人约会的美好；《双下山》藐视佛门清规戒律，为真爱仗义执言；《秦香莲》嘲讽并严惩忘恩负义者；《宝莲灯》赞美弱小者对抗强权、并最终战胜邪恶。此类戏剧对于那些无视陈规陋习、敢于开拓人生天地者，热烈颂扬、不吝赞美。
（四）爱国精神的传承与升华。《虎将军》以徐海东将军为原型，这部戏截取了徐将军率领红25军西征的一个断面，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外有敌军围剿之忧，内有左倾分子干扰之患，然而虎将军的革命信念坚定如铁，对党、对人民、对战友深情如海。该剧成功再现了徐海东将军重情厚谊、光明磊落的个性。这部戏所聚焦的人物的爱国情怀，与楚先民那种忠君爱国相比，已经大大升华。
三、结语
楚文化是我国古代优秀地域文化的代表，而楚剧是湖北地区优秀的地域剧种。二者密切相关。一方面，楚剧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不断从楚文化传统价值观中吸取养分；另一方面，楚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在楚剧中得到传承与升华。二者互惠共存、相得益彰，共同为国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精神支撑与动力。
注释：
①文化生态：主要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凭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文化生态本身又构成一种文化成分。人类与文化生态是双向同构关系。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
参考文献：
[1]陈多，叶长海选注.中国历代剧论选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70.
[2]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A].谈治国理政[C].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3-164.
[4]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9.
作者简介：
中华文化的价值范文3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契合；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3008405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维度。而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话语体系，是国家软实力的显著标志。两者在治国理政的进程中兼具极其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曲阜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99同时，在北京大学座谈会上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2]168鉴于此，对两者的研究业已成为当前理论探讨的热点和焦点，且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对两者的关联性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化。本文仅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互联系、彼此联动为切入点，阐释两者的内在契合，旨在促进两者的协同发展、双向践行。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之源
“文化的本质内蕴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3]从本质内蕴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深刻指出，我们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164。因此，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应挖掘、梳理和萃取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养文明的重要作用，使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之源。在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只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寻根溯源、去汲取智慧，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更全面地把握、更自觉地践行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从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三个维度，来强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
（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亘古未变的价值目标
首先，自古以来，国富民强一直都是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管子》有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李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可见，国富民强的目标追求与变法（改革）相互彰显，自始至终都是中华民族的绚丽底色。其次，传统文化秉承着浓厚的“民本”思想，呈现出带有古典特色的民主。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些以民为本的思想体现出国家治理必须顺民心、尊民意、察民情。再次，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以“仁”和“礼”为基本价值内核，强调教养开化、谦恭互敬、忠信守德，形成一种润物无声的德性文化。同时，传统文化自始至终倡导和谐理念与“和合文化”，蕴涵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深刻思想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之经验。《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和谐统一、共存共生的价值理念，是我们当今社会面对差异性和多样性必须一以贯之的态度。
（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价值取向
首先，“自由”是传统文化所希冀的基本价值取向。传统文化中的“自由”偏向于内心的自由，注重于通过“修身养性”“慎独”来进阶更高的道德境界，从而实现“不逾矩”的自由。庄子的“逍遥游”、“竹林七贤”的洒脱不羁、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等等，深刻反映了古代先贤对于自由生活状态的向往；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魏晋时代儒、释、道的碰撞与交流，突出体现了古代社会对于自由文化氛围的践行。其次，“平等、公正”是传统文化内含的精神意蕴。“天下大同”的中国古典社会理想是其最为集中的体现。《礼记》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一理想状态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的因素，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再次，“法治”也是传统社会有效运行的必要机制。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以“仁”为核心，强调“德治”与“礼教”。但是在实际的国家治理中，却是“外儒内法”，“法治”与“德治”并行不悖，协调运行。传统文化认为，“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商君书》），“知法治所由生， 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淮南子・锫垩怠罚。这些思想强调法律的规范性，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已然把“法治”上升为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本方略。可见，“法治”的基本精神在传统文化中并非不甚重要的一隅，而是需要进一步深入发掘与萃取。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月第32卷第3期仲伟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绵不绝的价值准则
首先，传统文化追求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和胸怀天下的豪情。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灵魂之所系、血脉之所依，是民族归属感和向心力的集中体现。古代先贤以忧国爱民为自我责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不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怀有“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的悲壮，身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其次，传统文化强调忠于职守，要求人们在自己的职业岗位上勤奋工作，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竭尽全力地为之奋斗，终身不懈。传统文化之“敬业”是一种专注的态度和积极的精神状态。传统文化认为，“兢兢业业，如霆如雷”（《诗经・大雅》），“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尚书・周书》），“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道德经》），“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阅微草堂笔记》）。再次，传统文化在做人做事上讲求以诚待人、讲信修睦。诚就是真实无妄，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信是“五常”之一，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主要是指在朋友关系中及与他人的交往中应当讲求信用，遵守诺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民无信不立”“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贞观政要・诚信》）。与此同时，传统文化还承载着“仁者爱人”“谦恭礼让”的友善之道，等等。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导引
对于文化与价值观的关系，张岱年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道德的理论基础也在于价值观。新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价值观的批判继承、革旧立新。”[4]可以由此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于传统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传统价值观中继承性与共通性、普适性与应时性因素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鲜明民族特色的生命力、影响力之所在。另一方面，我们也须辨清，传统价值观缘起并发展于中国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从属于封建社会的价值观范畴，一定程度上无法完全割离与封建主义价值形态的联系。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精神中最为集中、最为重要的价值内核，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从根本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代表着不同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的价值取向，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如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统摄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整合喧嚣多元的价值观，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的兴国之魂。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引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整合与超越，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才能确保文化与价值领域的社会主义方向。
（一）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传统价值观接续、重构的关系问题
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100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引作用，就是确认中华文化的“根”与“魂”，拒斥的态度与方法，实现其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接续，增强文化自信与价值观自信。其实，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我们不能也无法否认，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对于确定民族文化发展路向、提升民族思想道德水平、增强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促进社会秩序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时至今日，它依然牵动、影响和辐射着中国的价值观念体系。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也告诉我们，传统价值观受到时代与阶级的局限，难免存在保守性、狭隘性、落后性，这些缺陷既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进程，又不能代表时代化的潮流，必然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其进行符合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符合时代精神与现代表达的重构。需要强调的是，这一重构并非漫无目的的改造与创新，而是需要方向的指引与主线的穿插，而这最为关键的方向与主线，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正像所指出的：“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5]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因素具有共通性与应时性，哪些因素具有阶级性与局限性，哪些是其合理内核，哪些是其外在形式，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中继续加以深入思考与进一步凝练。
（二）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各种文化交流中多元价值观的选择、甄别的关系问题
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把它定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范畴内，定位于世界文明的构成中。从时代背景与全球视野来看，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的浪潮浩浩荡荡，势不可逆。“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6]，价值观领域也由此形成了社会主义经典价值观、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激烈交锋与猛烈碰撞。这一新形势、新情况加大了全国人民谋求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的难度，也凸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导引的现实需求。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导引作用，就是要进行多元价值观的选择与甄别，在多元价值观念的相互激荡中取长补短，在多样价值诉求的交流交锋中相互融合，在多变价值形态的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借鉴而丰富。因此，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民族性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与世界性的西方价值观的兼容并蓄，以此扩大价值意识的包容性。对待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2]156。同时，要警惕两种极端思维：一种是盲目崇拜西方自由民主式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另一种是极力推崇现代新儒学式的传统价值观，而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也雄辩地告诉我们，只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引作用，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交融中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才能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各种文明的互学互鉴中实现真正大发展、大繁荣。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联动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列宁也强调：“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8]我们不仅要“知道”，而且更要“成道、行道”[9]。因此，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不能囿于理论上的空谈，而应探求两者在实践中的双向互动。
（一）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的亲和力
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2]17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了民众的血液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亲和力。同时，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出深深的厚重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在理论的宣传表述中，还是在践行的活动形式中，都要时刻体现民族特色、中国风格，这样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与共鸣，才能更加接地气。在实践中，可以发挥传统文化表述简练、深入浅出、通俗易记的语言优势，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涵；可以开设专门的国学讲堂，赋予传统文化经典以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内涵；可以发挥传统节日的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利用传统节日这一重要形式，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教育活动；可以移风易俗，创新民俗文化形式，形成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民俗。
（二）弘扬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的引领力
伴随着近些年来“国学热”的兴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播、教育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由于林林总总的原因，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缺憾。要弥补这些问题与缺憾，路径之一便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对此形成理想信念层面的软约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论是在诠释经典上，还是在实践创新上，都要始终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向，在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爱国主义情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进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等方面下功夫、做文章。在实践中，要积极弘扬、传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中华优秀文化，抵制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传播的低俗化、封建化、过度商业化等倾向；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准则，提高传统文化弘扬、传播过程中的思辨分析与批判鉴别能力；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警惕传统文化弘扬、传播过程中的受众至上心理，防止“过分故事化”与“泛娱乐化”倾向。总之，弘扬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三）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动态联缀于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之中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境遇下，软实力和“软治理”已经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条件。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需要制度体系奠定治国理政的前提和基础，也急需价值体系提供治国理政的思想保障。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实践，既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地提供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也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发挥定向导航、凝心聚力、调节规范的功效。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服务，成为治国理政进程中的助推器和催化剂。为此，一方面，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涵于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中，使之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价值遵循和价值标准。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社会示范和媒体传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纳入国家制度体系之中，从而凝聚价值共识、构建良好的治理格局。另一方面，要在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中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转化为治理效能。可以通过建构理论体系和创设各种渠道，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比如，可以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念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加以耦合，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精神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实施加以耦合。再比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可以运用中华传统美德对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群体进行道德涵养，可以发挥家训文化在广大党员个性养成、气质培养、修养提高上的重要作用[10]。总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指引，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撑。只有把两者深度结合、灵活应用于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之中，才能真正发挥其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
四、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在理论的建构与阐释上，而且在实践的运行与发展中，都存有千丝万缕、水融的内在关联。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治国理政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维度。
任何社会都是历史的产物。我们要深入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契合点、再生点，使之更好地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之源。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基础，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培育和践行。我们要深入研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相承接的切入点、着力点，使之更好地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引导。
只有把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一起，实现两者的静态支撑、动态联缀，才能更好地促进两者的共同提升，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集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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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Fit Betwee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ocialist Core Values
ZHONG Weitong
（ School of Marxism，Shandong University，Jinan，Shandong 250100，China）
中华文化的价值范文4
彩陶是以彩绘纹样绘于黏土陶坯经烧制而成的器物，即绘有色彩的陶器皿。它是水、土、火相结合的产物。陶器的出现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发明创造的开始，制陶术是人类与自然界的斗争中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创造。彩陶的发展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而在陶器烧制成以后再绘彩纹的则被称为“彩绘陶”，彩绘陶是以江南一带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彩绘陶产生的时间稍晚于彩陶大约1000年左右。彩陶是人类童年的智慧之花，是人类社会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集中地反映出远古时期陶器艺术的辉煌成就，是中国历史文化光辉夺目的序章。
誉为彩陶之冠的甘肃彩陶
甘肃地处祖国西北，是黄河中、上游流域和东亚与中亚的结合部。甘肃的东部，黄河、泾、渭流域的黄土塬地与河谷地带，邻接关中沃野，宜于生息耕作，很早就出现了人类和农业文明，保存了丰富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是中华民族――黄河文明的发祥地和摇篮之一。
秦陇黄土高原地带宽阔的河谷和肥沃的冲击土为农耕提供了肥美的土壤，因其土质疏松纯净无杂质，颜色橙黄如粉糕，质地细腻而且具有柔韧性，为制作陶器提供了优质陶土。甘肃是中国最早产生彩陶的地区之一，也是彩陶文化最为兴旺发达的地方。甘肃彩陶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在中国乃至世界彩陶文化中也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甘肃史前文化序列大致是：大地湾－期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
1、东方文化艺术的殿堂――大地湾一期文化
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邵店村，距今已有5000～78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比半坡遗址早1000多年。大地湾一期彩陶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彩陶文化。它将中国彩陶文化产生的时间上溯到大约距今8000～7000年左右，这和国外目前发现最早含有彩陶的两河流域的耶莫文化和哈孙纳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彩陶艺术从一开始就是黄河远古儿女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并非来自西方。
走进大地湾，就走进了一座原始村落的博物馆，走进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称誉的东方文化艺术殿堂。1973年，在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众多的彩陶当中，有一件罕见的人头形彩陶瓶，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高31.8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6.8厘米，为细泥橙红陶，腹耳略残，器口为圆雕人头像，头顶为瓶口，双目镂孔，瓶身彩绘弧形三角、斜线和简化变体鸟纹，交织组成图案。人头形瓶采用泥条盘筑法兼手捏而成，具有一定的原始性。然而其器形规整、造型规范。尤其是它的人头形器口，头上披着整齐的短发，双耳有穿系饰物的小孔，造型生动，不失为具有较高艺术性的精美雕塑，是一件彩陶艺术珍品，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对女性的高度崇拜。器物表面为橙红色，通体打磨光亮，彩绘图案对称瑰丽，陶质坚硬，足以说明当时陶工制作技术之高。
2、中国彩陶文化的鼎盛时期――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是新石器晚期文化，因首次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甘肃中部一带，东到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南抵甘南草原及四川北部。学者认为它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分支，所以又称甘肃仰韶文化，上承仰韶文化的石岭下类型，下接齐家文化，大约距今5000～4000年左右。马家窑文化是甘肃彩陶的鼎盛时期，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相延发展的类型。它们的命名与该文化类型彩陶的最初发现地密不可分。
(1)马家窑类型彩陶。马家窑类型彩陶的突出特征是数量大，在整个陶器中约占20％～50％，随葬品中的彩陶有时超过80％，在中国彩陶文化中，这个比例是最高的。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品类繁多、图案精丽、花纹精美，达到了中国彩陶艺术的巅峰，也在世界原始艺术中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器表打磨得精细光滑，上面用浓黑如漆的单彩画花纹，显得爽亮动人。少量花纹兼用黑、白两彩绘成，配置在挺拔的器物上，具有典雅清新的艺术风格。马家窑类型的陶器一般是橙黄陶，流行黑彩装饰，花纹繁缛，多用同样粗细的线条构图，均匀对称，浑然一体。其中动物花纹有鸟纹、鱼纹、蛙纹、蝌蚪纹；几何花纹有垂嶂纹、漩涡纹、水波纹、圆圈纹、多层三角纹、桃形纹和草叶纹等，极富变化，而且充分体现了远古先民傍水而居的生活气息。仅蛙纹一种就很少有重复的样式，各种形态十分生动，极富有生命力。那些密集的线条，虽只有一种黑色，但带了明显的波动性，给人以繁缛和灵活的感觉。一种器物上各种纹饰综合运用，非常协调地组成一个统一体，这是马家窑彩陶艺术最大的特点。
马家窑类型遗存各类彩陶中，纹样以蛙纹最多，除了形态各异的具象蛙纹外，还有大量的抽象蛙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件马家窑类型彩陶盆内壁所绘蛙纹，蛙身膨圆鼓胀，近似球形，蛙尾部有一圆圈，象征女性生殖器，坦直地揭示了蛙为女性子宫的象征意义，生动地表现了先民们对生殖的崇拜。原始人类的生殖崇拜是遍及世界的历史文化形象，在马家窑文化时代，蛙已被当作图腾，蛙纹也成了氏族的“族徽”或“族标”，女娲则被尊为氏族的始祖。马家窑文化的蛙纹反映了原始社会人们对富裕的追求和对多子多孙的寄望。在远古时期，蛙是母系氏族社会最早崇拜的图腾。
1971年出土于甘肃陇西县的尖底彩陶瓶，国家一级文物，是马家窑类型彩陶中又一件最具代表性的罕见器物。尖底彩陶瓶为细泥红陶质地，喇叭形口，细颈，圆肩，器身逐渐均匀缩小，尖形底，腹部饰双耳。器表饰黑彩不到底，颈部至肩部饰黑色平行条纹，器身饰四方连续漩涡纹，弧线勾叶纹，漩涡纹宛如水面四溅的涡点，似投石击水，浪花旋转，具有强烈的动感。尖底瓶也称汲水器，是当时人们用来取水的容器，腹部双耳系上绳子后可以用手提着去打水，也可以绑在腰间或挂在颈部，便于携带。当它接触水面时会自然倾斜，装满水后瓶身自动耸起，与水面保持平衡，其设计科学合理，充分显示出马家窑先民们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
d是佛教的专用符号，常见于释迦牟尼胸前，是释迦牟尼的八十种好之一，梵文释为“胸部的吉祥标志”或“包罗万象”。中国佛教界称之为“吉祥海云相”。北魏时译为“万”。鸠摩罗什、玄奘译为“德”字。欧洲国家的人则称其为“带钩的十字”。1980年青海省民和县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一件彩陶罐上赫然以3个醒目的斜置d字为饰，组成了美丽的图案。此罐距今约有4000年左右，上面的d字十分精确、成熟，周围的装饰也很自然、流畅，可见d字纹在40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时期已是一种十分流行的纹样。
2001年6月，中国与比利时联合发行了一套《陶瓷》邮票，这套邮票上的中国陶器就是甘谷县出土的人面鲵鱼彩陶瓶。人面鲵鱼彩陶瓶出土于1957年10月，其制作年代距今已有5000多年。
瓶高38.4厘米，泥质红陶，瓶上绘有墨彩人面长尾的形象。彩绘生动形象，圆头，额头有“十”字纹，眉部有数道横纹，一双大眼直射前方。人大嘴圆张，牙齿外露，颈部有弯曲细纹，腹部是网状花纹。从整个彩绘图案可以确定是鲵(俗称娃娃鱼)。人面鲵鱼彩陶瓶充分体现了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形态，1996年9月，国家文物局鉴定该陶瓶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其图案是传说中龙的形象，是原始龙的雏形，堪称“中华第一龙”。
(2)半山类型彩陶。1924年6月26日，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甘肃广河县发现了半山文化遗址，其年代大约距今4600～4300年。半山类型彩陶的器形和花纹是继马家窑类型彩陶而发展的，绘制技术不断提高，刻意追求繁丽的装饰效果。彩陶以繁茂精丽为特色，以几何形纹为主，尤以旋式纹样最具代表性，大多数纹饰带有锯齿形，多用黑红两彩。图案密中有疏，使人不觉窒闷。半山类型彩陶上下并行着复道漩涡纹，使图案更具旋动感。半山类型彩陶中以神人纹最引人注目，器形一般较大，以作为盛水器的壶和储藏器的罐、瓮为主。大型彩陶上的花纹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些都表明了当时半山部落的居民过着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从而进一步地发展了彩陶技艺，其彩陶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峰。
(3)马厂类型彩陶。1924年秋天，在西宁河谷的民和县马厂塬发现了马厂文化。距今约4200～4000年，是继承半山类型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的陶器种类繁多，彩陶图案绚丽多彩。陶器以红陶为主，有少量的灰陶和白陶。早期器表打磨较光，晚期只有个别的经过打磨，器表比较粗糙。大量出现红色陶衣，也有少量的白色陶衣。纹饰以四大圆圈纹、变体神人纹、波折纹、回形纹、卦形纹、菱格纹和三角纹为主，构图较松散。
1950年在永靖县三坪村出土的彩陶瓮，被称为“彩陶王”。它通高49.3厘米，敛口短颈，阔肩，平底，陶质精致细腻。更为神奇的是，它从口沿至腹部用黑彩绘了3层花纹，上层是漩涡纹，下层是波浪纹，中间点缀着一点圆花纹，底部又添了儿笔平行纹。这件陶瓮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990年4月10日，邮电部将“彩陶王”印制成精美的纪念邮票发行国内外。
3、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因1924年首先在甘肃广河县齐家坪发现而得名。齐家文化的分布范围广泛，东起渭河上游地区，西到湟水流域，北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附近，横跨甘、青、宁、内4个省区。齐家文化的年代晚于马家窑文化，大约距今4200～3700年。在齐家文化的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主要是橙黄陶和红褐陶，还有部分灰陶。陶器比较精致，双大耳罐和高领双耳罐是齐家文化具有代表性的陶器。陶器除素面以外，还有篮纹、绳纹、锥刺纹和彩绘。在陶器的烧制方面，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氧化焰和还原焰的烧窑技术。彩陶以鸟类等动物题材为多。
4、四坝文化。四坝文化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中段，距今约3900～3400年，大约相当于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四坝文化内涵丰富，独具特色。它的某些器型和彩绘图案与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较为接近，说明曾接受了它们的影响。但三角形器盖、砷铜制品的大量存在，以及某些其他特点又与中亚文化接近。陶器质地较粗，多为夹砂陶，器型多样，以罐、壶为主，四耳带盖罐、腹耳壶是其代表性器物，有的造型较奇特。彩陶豆、方鼎、陶埙有强烈的地方风格。彩陶比例较大，纹饰有三角纹、折线纹、条带纹、蜥蜴纹、回纹和圆点纹等。
5、辛店文化。辛店文化的年代大约在3400年前，主要分布在洮河、湟水流域。辛店文化彩陶的数量较多，彩与陶胎结合不紧密，易脱落。多圜状凹底器，主要器型有罐、盆、鬲、钵、杯。纹饰圳具一格，笔触粗犷，以双钩纹、s纹、太阳纹、三角纹为主，还有少量的动物纹，如犬纹、羊纹、鹿纹、蜥蜴纹等，反映出畜牧生活的特色。
6、寺洼文化。大约距今3400～2500年，相当干商代晚期到春秋晚期。出土陶器大部分为红褐色夹砂粗陶。马鞍形侈口双耳深腹圆鼓陶罐是其典型器物。陶器一般为素面，少数施有附加堆纹和绳纹等。个别的涂有红色陶衣。没有发现带色彩的陶器。
7、沙井文化。这是甘肃彩陶的结束时期，分布在河西地区东北部，大约距今3000～250HD年左右。沙井文化彩陶以紫红色绘制图案，纹饰有三角纹、菱形纹、网纹、鸟纹等，多饰于器物的颈部和肩部。沙井文化是甘肃年代最晚的含有彩陶的古文化，也是我国最晚的含有彩陶的古文化。随着来自东方的先进文化向西部的发展，该地区的古羌族居民的经济方式由农业向牧业转换，沙井文化最后随着西去的驼铃声消失在茫茫的沙漠戈壁之中。到此为止，甘肃彩陶文化便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甘肃彩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突出贡献
甘肃彩陶从大地湾一期文化开始，到仰韶文化，再到马家窑文化，直至到齐家文化，不断延续、发展，文化脉络承接，让中国最早的古文化没有阻断和消失。即就是在中原地区彩陶文化衰落时，甘肃的彩陶文化仍然延续了数百年。甘肃彩陶与其他地区的彩陶相比，甘肃彩陶图案之精美、花纹之丰富、数量之巨大、历史之悠久，谓其新石器时代彩陶之冠毫不过誉。
1、甘肃彩陶是中国龙文化的起源。中国的龙文化是伴随着彩陶文化和华夏社会发展而形成和流传的。如甘肃博物馆藏有一件齐家坪出土的浮雕蛇纹红陶罐，蛇身有甲状纹，蛇腹下有一爪，显示出这不是普通的蛇，而是有着亦蛇亦龙，龙蛇变化的意思。1991年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蛇形绘画彩陶壶，属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器物，高25厘米，泥质红陶，色橙黄，外挂红色陶衣。在外壁唇下两大圆圈纹之间，自右上方至左下方各自绘有黑色蛇形纹，前后对称。蛇的头部略尖而圆大，颈部微细，双卷曲处略粗，尾部细长有力，用大写意的洗练笔法一挥而就，是原始文化中的艺术杰作。看到这件独一无二的蛇纹壶，使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中国许多古老传说中的“龙蛇”以及“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等等。还有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发现的龙蛇文物，它们都是古老中国龙文化的滥觞。所有这些，追其渊源，实为蛇文化发其端倪后演化而来的。我们从4000多年前的甘肃彩陶，看到了它的原体――蛇以及“禹兴于西羌”(即以蛇为图腾的民族)它们在马家窑马厂类型中得到了反映。
2、甘肃彩陶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源头。大地湾一期彩陶的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制陶工艺和原始装饰艺术发展的标志，是陶器具有审美价值的确证。它不仅为原始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天地，还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源头。古代人们在陶器上所表现的绘画技巧尽管显得很稚嫩，但是他们所表现的对生命的讴歌和对生活的赞美十分强烈。对称、连贯的人物舞蹈图纹、渔网纹、人字纹、蝶形纹、方块连续带纹、叶形纹等生动流畅，具有强烈的装饰意味，对中国后来的纺织刺绣图案、瓷器玉器图案和建筑刻画图案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文化的价值范文5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4期
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在小组工作中的运用
——对云南省昆明市金碧社区“金碧模式”的探讨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副所长
张和清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困扰世界各地的药物滥用、吸毒问题日趋严重。“减少需求和爱滋病预防”以及建立无毒社区，已成为全球努力的目标。我们曾深入到“劳教所”进行调查并建立个案，以后又到“金碧社区”访谈参与他们的活动，发现金碧社区在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的支持下在“戒毒治疗”和“戒断巩固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创立了社区禁吸帮戒的“金碧模式”。但现在其工作非常需要从专业的角度进行总结，使其向更高层次发展。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探讨，供专家和实务工作者指正。
一、被称为社区禁吸帮教“五心”工程的金碧模式
今天，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碧办事处巡津上段居委会的金碧社区已经世界闻名了。这个从1996年3月被选定为国家禁毒委与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合作进行的“减少需求、预防爱滋病”国家试点单位，作为全国唯一的城市试点单位，在省、市、区各级政府、各级禁毒组织机构和公安部门的指导下，广大群众、各界人士的参与下，特别是社区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下，至今已经结出累累硕果。四年来，社区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社会公益事业有所加强，社区14名戒吸学员中戒断巩固3年以上的3人，两年以上的3人，戒断一年以上的4人，一年以下的2 人，两年以上戒断巩固率为42.9%，因复吸送劳教的2人，占14.3%，金碧社区成为第一个1996年至今无新染毒的社区，并于1997年9月通过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评估。①联合国禁毒署项目官员克洛尔先生评价说：“金碧社区项目工作的成功，经验可贵，应该全面推广。”截止1999年11月底，社区共接待国内（含香港）、省内来访团体经验交流27批460多人次；接待国际来访团队4批98人次。到目前为止共举办戒吸人员学习班105期，包括德国国家电视一台、中央电视台等15家新闻媒体作过报道。②
小小社区为何如此引人注目哪？笔者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金碧社区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昆明市盘龙区东南城郊结合部。有居民568人，常住人口1790人，13种民族，流动人口108人，14名吸毒人员。是一个商业网点多，交通便利，流动人口多，社会治安比较复杂的地段，项目工作在这里试点并获得成功，对全区乃至全市的“三禁”（禁贩、禁种、禁吸）工
作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③
（二）、他们在各类组织的指导下，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的组织管理结构和工作流程。
组织结构：
（三）、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创造了以“五心”工程为核心的社区预防和帮教工作模式——金碧模式。
金碧社区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在总结小南办事处群众性帮戒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社区实际，制定了“二帮一”（即两名工作人员负责一名戒吸人员），三结合（？）帮戒方法。为了减少吸毒人员对的需求、提高戒断巩固率、降低复戏率。他们转变传统的说教帮戒观念，矫正吸毒者的不良行为，提高心理素质。为了毒者营造一个学习、交流、自由、和谐的场所，他们组织了戒吸学员学习班（就是小组活动）。在活动中尊重他们的人格，不强加于人，自由舒畅。提倡互帮、互戒、互助、自尊、自强、自立，说真话，见行动，靠群体的力量达到戒断巩固的目的。
他们还推出四个针对的帮戒方法：针对吸毒者不同的家庭帮戒；针对吸毒者不同的行为、心理素质帮戒；针对吸毒者的成瘾程度帮戒；针对吸毒者不同的环境帮戒。把帮戒工作向五个方面延伸：把帮戒工作延伸到吸毒者家中；把帮戒工作延伸到吸毒者心灵中；把帮戒工作延伸到单位（有工作单位的）；把帮戒工作延伸到大墙内（劳教所）；把把帮戒工作延伸到社会。
在此基础上，摸索出了真心、爱心、信心、耐心、心换心“五心”工程的金碧模式。用 真心、爱心去教育、挽救吸毒者；用耐心、信心去点燃吸人员的生命之火，扬起他们生活的风帆；用心换心去唤起吸毒人员的信心的良心。②
二、金碧模式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价值
金碧模式源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虽然曾经受到西方文化、价值理念的影响，但她毕竟是中国人探索出的一条成功之路。他们的工作核心就是根植于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下的小组工作。借助团体的力量，彼此互动，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系统，使成员建立信心，实现自身价值。社区的7名工作人员全是60岁以上的退休人员，他们的价值理念是用“父母般的关爱”不计报酬，无私奉献，以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老有所为”。在这个“父母关爱小组中”共有14名学员（其中男学员8名，女学员6名），他们就象生活在一个中国式的大家庭中，在文化价值观念方面表现出下列特征：
（一）、“父（母）爱主义”的价值观念。
在社区中工作人员对吸毒者从称呼“学员”而不是“魔鬼”开始，使学员又一次体会到回家真好。他们把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称为“李伯伯”、“王妈妈”，而不是李社长、王主委。对自己父母、亲人不愿意说的话，愿意对这里的“家长”倾诉。正如笔者在金碧社区参加他们的100期小组活动时，一位女学员那对我说道：“？”。
这种家庭式的父母之爱，对金碧社区的工作起着重要作用，学员在润物无声体验中感觉到家庭温暖的同时，也感觉到一种家长的威严。这就是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的反价值问题。“社会工作的反价值包括操纵和家长作风。操纵是和社会工作的自由和自我决定的价值相反的……但是对案主的操纵显然是被禁止的不管是利益上操纵其他人还是代表案主的行为都是违工作价值规范的……个别社会工作者的家式的行为就受到挑战。家长作风涉及到对另一个人的自由的某种干预限制” ①
笔者认为这种“父（母）爱主义”的价值观念在中国社会工作中有比较广泛文化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但我们应该提倡“家庭般的温暖”、“父母对子女的爱永远是博大的、无私的”等这些精神，而应该摈弃那种“家长制作风”。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多吸收现代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例如应该学会同理，社会工作者应该站在案主的角度考虑问题，即国外许多学者所说的“同理心（Empathy）”英文的意思是“移情作用”。同理心非常重要，这是做好社会工作的前提。同理是一种设身处地的态度，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来理解其行为与感受。社会工作者应该对案主的谈话和行为作出真诚而积极的反映。例如一位案主表达他的感受，他说：“每次吸毒回家，我好害怕见到我的家人。”此时工作者紧扣案主的感受，说道：“对你来说那是一种提心吊胆的感觉。”案主感到被理解，接着说：“就是这样，我实在不知如何是好！”由此可见，同理的态度越高，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心理距离就越近，工作就富有成效。
善于倾听也是同理心的表现。一般的人很难对别人的意见洗耳恭听，这是案主对工作者经常抱怨的。工作者必须非常注意地听“他在说什么”、“他怎么说”、“对谁说”、“为什么要说”等问题，透过对这些话的倾听，能够更深入了解成员。倾听是一种自律行为的艺术，不仅听自己的事，也认真思考他人的事。有时认真倾听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工作者必须极富人情味，他们不带面具，愿意与他人分享。就如莎士比亚所说：“把眼光在每个人身上。”分享的含义很广，包括工作者能够体验他人的感受和情绪，分享他人的痛苦、快乐等。工作者只有懂得分享，才会认真关注每一个案主的实际困难和他们的思想、情绪，也才会对他们提供实质性的援助。②
应该让学员学会自决。自决即自我决定。在社会工作中，自决更多地是针对社会工作者而言的。由于工作者的地位关系，他们很容易替案主决定，犯越俎代庖的错误。自决就是提醒社会工作者要尊重案主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的权力。③
（二）、仁爱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金碧模式的核心就是“五心”，这里的真心、爱心、耐心、信心、心换心无不体现着工作者的仁爱之心，他们是用自己最诚挚的心在无私地帮助这些受害者。
社区帮戒工作已经从传统的说教式转变为以尊重人格，奉献爱心为主要内容的工作方式。学员因为在人格上得到了尊重，他们愿意讲真话，戒断巩固率逐年提高，有些人有了工作，有些人组建了家庭生育了孩子。他们的“讲真话、见行动”“讲一句真话，做一个承诺”活动落到了实处。学员对工作人员的接纳和信任程度非常高。俗话说：“人心换人心”，学员把社区看成自己的第二家，把工作人员视为自己的亲人，对父母不想说的话愿意对工作人员倾诉，愿意在学员之间分享。在参观中我们亲眼看到一个学员在其父亲的陪同下到“家”中坐坐，据学员自己说：“我每天都想到这里来，哪怕是喝口水，聊聊天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创立了借助团体的力量，彼此互动，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系统，使成员建立信心，实现自身价值。这就是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小组工作”。社区每个月都定期举办活动，这就是他们所办的“戒吸班”，从1996年至今已举办了105期。每次活动让学员自己主持，自己设计节目。学员在小组过程中彼此分享，共同提高。这有意无意地已经作了专业尝试。
“对不起，我刚刚吸了毒”，这是戒毒学员刘红来到社区参加小组活动讲的第一句实话。话音刚落，周围竟是一片掌声，刘红一下子呆住了。这位20出头的姑娘，初中未毕业就染上了，为了满足那短暂的“快乐”，刘红想尽办法骗取母亲的钱物，可怜的母亲几乎对女儿绝望了。就在到社区的前几个小时，刘红还在偷偷吸毒，可是第一次参加戒毒学员的活动，在众目睽睽之下，竟承认自己吸了毒，社区的力量何在？刘红对我们说：“这里的人不歧视我，把我当人看。”
这次活动由***主持，第一项内容是成员之间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接着主持人要求每个成员讲出一两条最近发生的国内外新闻以及与自己生活有关的成语；每个人都谈谈自己上周的生活和学习工作情况。整个活动气氛活跃，一直持续到晚上11：00多钟。这就是社区所称的“同伴教育”方式。当我们问及学员对活动的看法时，大家一致说：“在这里我们很平等、自由，就是一个正常人。
活动再多开展一些就好了。”
无私奉献在这里简直是家常便饭，七位老人凭着自己仁爱和无私的情怀，书写了许多感人的篇章。李正文主委把自己每月可以出租两百元的空余房子，无偿让给因旧房拆迁而无落脚之地的吸毒人员居住，一住就是数月。正是他们这样高尚的行动，才使得一个个冰冷的心得以融化和复活。
从专业的价值观来衡量，笔者认为他们的这些做法已经具有专业的水准。
首先，他们尊重他人——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价值和尊严。从称呼“学员”到帮助他们就业，无不体现了这种尊严。
其次，他们相信人具有改进的能力——在拥有适当资源的情况下，人有能力成长及改变，所以人应该有获得资源以解决问题，并发展潜力的权力，以增加其对于解决问题和生活方式的选择。①前面所述的每一个方面都充分体现了工作者对成员是充满信心的。
三、对金碧模式的理性思考
金碧模式是基于“小组工作”下的“五心”工程，虽然成绩很大，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
金碧模式本身缺乏专业的价值理念支撑，专业的理论和方法也很少介入，基本上是按照工作者的经验行事，基本上还是一种政府行为。
笔者通过深入的调查分析，根据金碧社区的实际情况和他们所做的有益探索，提出一种全新的金碧模式，供专家和实务工作者参考。
（一）、价值目标
把爱心、真心变成对学员的尊重；把耐心、信心变成对学员潜力的发挥；把心换心变成双方的一种平等地位，一种同理的态度。目标是基于这样一种伦理价值，提高戒断巩固率，使吸毒者心理脱毒，从而回归主流社会。
（二）、理论模式
（三）、方法和技巧
从宏观而言立足社区工作；具体来说以小组工作和个案工作为主。同伴教育是金碧社区成功主要原因。在学员的小组活动过程中开展学员之间的同伴教育，使新学员能很快掌握戒毒的技巧和方法，同时也掌握爱滋病预防的知识和技能。在互动的过程中成员之间彼此分享，从而恢复个人社会功能。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金碧社区使戒毒者回归主流社会的帮教经验总结，试图把“金碧模式”推广到全国乃至全球，使深受危害的人们就如生活在金碧社区的人们一样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为在全国营造“无毒社区”的目标而努力。
1996年11月31日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 System
in the Group Work
Zhang Heqing,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School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With the furtherance of implementing the reformation and “open-door” policies, social problems are becoming pronounced in China. Drug-abuse has become a more and more serious problem internationally, and “to decrease drug reliance and to prevent aids” and to establish drug-free communities have become common goals in the global context. By carrying out investigations in the “rehabilitation centers” and documenting individual cases, and by interviewing individuals in the “Jinbi Community”, we found that promi ne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rehabilitation and preventing reoccurrence or drug-abuse. The working staff of the above mentioned facilities have innovated the “Jinbi Mode”, however, they need to learn from their experiences and continue to adopt professional methods.
中华文化的价值范文6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大学生是党的后备军，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形成怎样的价值观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的变革时期，内部的转型和外部多元文化渗透所带来的巨大矛盾正冲击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部分学生不同程度的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失和诚信意识淡薄等问题。党的十正式提出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平、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可以引导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在大学生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我们应该积极挖掘、善于利用，使之融人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当中，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特点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祖先用他们的勤劳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继承发展下，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聚拢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并内化成了今天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总的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多元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罗万象，内容广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当中形成了以华夏文明为主体，以少数民主文化为补充，博采儒、释、道、法、杂、墨、农、阴阳、名家等学说之众长，同时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内容涵盖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宗教哲学、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以一种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姿态面向历史、面向世界，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多元文化体系。
（二）时代性
一种文明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延续，就表明了它本身必须始终处在一个传承与变革的过程当中。纵观世界历史，无论是最早发源的两河流域文明，还是盛极一时的古埃及文明，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走向衰落，只有古老的中华文明凭借自身与时俱进的品质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向前发展。旧的形式不断被新的形式所替代，旧的内容不断被新的内容所补充。这种补充和替代绝不是对历史的无情割断，而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创新。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是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但它本身却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紧扣历史的脉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三）德育性
与西方的“智性文化”相比，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德性文化”特点。西方文化往往注重个体的行为实践，惯于追求实践当中的理性，而中华传统文化则更看重个人的修为和对自身精神境界的追求。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外事”。例如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身方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仁者爱人”的宽厚之道，“言而有信”的优良品质，“见利思义”的思想境界……无一不向世人展示中华民族对自身理想的精神气质和德行追求。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文化。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依据，因此它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片沃土，才会有生命力，也才能够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曾经伴随着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狂热追捧，“表面上，我们迎来了文化多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多元化，但实质是主流文化的缺失导致了主流道德的缺失，在热闹异常的价值观多元化背后，实际隐藏的是主流道德失落后的混乱，人们价值选择的情感化和相对主义”。离开文化的道德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才能形成适合现代化需要的新的道德体系。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
一方面，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儒家“仁爱”思想成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尤其是“和谐、公正、敬业、友善”的发祥地；“立君为民”、“民惟邦本”、“民贵君轻”、“敬天保民”、“仁民爱民”等古训成为今天“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的渊源；“民无信不立”、“身致其诚信”、“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礼记》）从古至今都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立人之本；“天下为公”、“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义以为上”的价值取向都表明了“正义”学说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总之，社会主义价值观高度凝练的24字都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找到发源地。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华民族在千百年来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了追求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前仆后继；“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主张与“德莫大于和”的观念深深扎根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中，使得中华民族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始终秉持团结合作、友好相处、求同存异、以和为贵的思想，中国也以一个维护和平的大国形象活跃于世界舞台。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勇于改革创新”，重视民为邦本、邦为民固的民本理念，坚守诚信、崇尚正义等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宝库。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和思想源泉，二者之间的这种天然联系就决定了在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时不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剥离开来。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帮助学生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来说，可以从尝试以下几方面开展：
（一）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在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政课教学中有机融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从传统文化中去挖掘教育资源，丰富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够深刻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从而促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