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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范文1
［关键词］文化 文化强国 文化大发展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1－0117－02
［DOI］CNKI:22-1010/C.20120209.1101.003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果断提出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党在结合时代要求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了总体规划。这次会议的召开，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一项宏大的工程，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在进行这项事业时，需要对文化的概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何谓“文化”？或者更具体地说，我们所提到的“社会主义文化”主要包括哪些内容？这应该是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对“文化”理解不够全面，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就容易出现以偏概全、顾此失彼的做法。因此，全面、正确地理解文化的概念是做好文化建设工作的前提。本文结合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下文简称《决定》），谈谈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如何全面地理解文化的概念。
《决定》提到的文化，涉及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我们需要正确认识这些处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关系，以下是几组相对应的不同层次或不同类型的文化概念。
一、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文化是分层次的，大都有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区别。美国人类学家芮斐德将文化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两部分，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精英文化，而“小传统”则是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2]我国人类学家李亦园认为，“这两个传统是互动互补的，大传统引导文化的方向，小传统却提供真实文化的素材，两者都是构成整个文明的重要部分，如果只注意到其中一部分，而忽略另一部分，总是偏颇而不能综观全局的”。[3]
《决定》提出“弘扬中华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号召，说到“中华文化”，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华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存在不同的构成元素，也有上述所说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中华文化的“大传统”部分，诸如儒家思想、唐诗宋词、书法绘画、古典小说等，属于精英文化、经典文化、正统文化。而“小传统”部分，诸如民歌、岁时节日、民俗曲艺、民间工艺等，属于民间文化、民俗文化、乡土文化。过去，一提到中华文化，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诸子百家、古典诗词、书画艺术等这些以精英文化、经典文化为代表的“大传统”文化，而对以民间文化、民俗文化为代表的“小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忽视的。不少人认为民间文化、民俗文化不能登大雅之堂，上不了台面，有些人甚至不将其视为文化。可喜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越来越重视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社会呼声也日益高涨。《决定》对民间文化给予了较高的重视，例如，《决定》要求“深入挖掘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重视发现和培养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能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依托重大节庆和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组织开展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等。
因此，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兼顾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不仅要重视那些作家、文艺家、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演员、学者等名流学士创造的优秀文化作品，而且也要关注民间艺人、乡土文化能人和一般群众创造、传承的优秀民间文化作品。
二、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
《决定》提出，“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里就涉及了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区别，处理好这两种类型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全面理解文化的涵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当今时代，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通常和文化遗产概念联系起来，赋予了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社会意义，与之相对应的两个概念便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似的两个概念是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
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对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概念做了界定：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4]
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区分，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那些看得见的、有形的文化实物、文化作品，而且要注重保护和传承那些留存在人们头脑中的口头文学、民众知识和民间技艺以及文化的创作过程和技巧。
《决定》多处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见党和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视，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必将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持续发展。
三、都市文化与农村文化
这是从空间上对文化做的区分，这种区分承认了都市和农村的差别。《决定》要求，“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的差距”。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流动日益频繁，城乡差距在缩小。但就目前情况来说，都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虽有不少联系，但依然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待都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差别：其一，从发展方面看，它们之间存在差距。如在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文艺室等公共文化设施方面，农村远落后于城市。因此，《决定》要求加强“农村书屋”“三下乡”“村文化室建设”等改善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工程，以缩小城乡文化发展的差距。其二，从文化属性上看，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属性的文化类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在这个层面上，不适合用“好坏”“优劣”或“差距”来评价都市文化与农村文化。都市文化建立在现代化分工基础上，由此形成的是社区文化、公寓文化、企业文化、时尚文化等文化形式，而农村文化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形成的是乡土文化、村落文化、民间文化等文化形式，其传统元素、民俗元素更加突出。从这个层面上来看都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差别，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要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不能盲目地急于将农村文化改造成都市文化，而是应该看到农村文化也有很多优秀的部分以及丰富的文化资源，要充分挖掘农村富有乡土特色的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民间文化。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村人口占多数，因此，农村文化的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础和关键。而农村文化的建设，不能搞一刀切，不是简单地改善农村的基础文化设施，也不是将农村改造成城市，而是尊重农村的实际，挖掘农村的优势，将其打造成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四、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
十七届六中全会既提到了当代文化，如网络文化、数字传媒、动漫游戏等，又特别强调了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如《决定》提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不是截然对立、不相容的关系，它们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方面，我们要关注现代科学技术带给文化领域的新变化、新趋势，引导推动当代新型文化的发展，并善于利用新的数字技术整理、保护、传承和开发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的魂，越是发展现代化，越要弘扬传统文化，除保护、传承外，还要注重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使传统文化服务于现代生活。如我国有许多优秀的民间故事，可将其与现代动漫技术结合，创造出新型的动画片，使我国的儿童从小就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全面认识文化的概念，正确处理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关系，统筹兼顾，综观全局，实现中华文化的全面繁荣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1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范文2
关键词：传统文化；文化软实力；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6）-03-0108-02
一、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软实力的相关理论概述
（一）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文化”一次的概念最早提出是西方学者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出的，认为文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它与政治、经济、历史想对应的概念。而中国传统文化大师梁漱溟先生认为文化是指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和出版等等，泛指包罗万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三千年的历史，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一定价值的积淀。传统文化的心态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具有普遍性和整体性。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合，相互影响交叉于各学科中，是维系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追求的总和。
（二）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从诸子百家到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各个层面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文精神。从古代提倡的“仁者爱人”到现代社会的“以人为本”，明确了做人的基本原则和如何做人的问题，这对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孔子和孟子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逐渐形成了到现代社会的道德修养、道德教育的历史层面，构建了人文精神体系的基本内容。在几千年的思想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把建设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个人命运、社会、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内容。第二，爱国主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这是长期形成的关于培养爱国情操和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重要内容，是符合历史时代潮流的精神实质。因此，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之中，从古老的民族文化，个人的发展和个人价值观念的形成，需要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全面提升自己。尤其是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更需要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才能在历史的潮流中凸显，才能在国际舞蹈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三）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文化越来越成为增强民族凝集力和创造了的重要源泉，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使人们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才能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的精神面貌更加向上。党和国家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文化软实力对于国家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文化软实力作为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是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中华伟大复兴的的重要途径。因此，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是当今富裕的时代主题。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交流。
二、我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不足与成就
（一）我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
第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源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社会意识形态，中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经历数百年的沉淀和积累，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是为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提供了更多的保障，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发展道路有所不同，在求同存异中发展，尊重各国的文化交流，这需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第二，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基本思想。中华民族精神是长期经过历史的沉淀和积累流传下来的具有激励人们前进的精神动力，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面对世界多元化思想的冲击，这就要求培育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加快发展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使中华民族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提高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地位。第三，传统文化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特征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外在因素。尤其是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各国的文化，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沟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剔除糟粕，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提供重要的基础保障。
（二）我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劣势
第一，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悠久造成部分人员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过时，其内涵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更不符合社会的时代潮流。因此，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带有排外和封闭的色彩，并且更多因为传统文化的繁琐礼仪造成人们更不愿意去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观念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停滞不前。历史从进步反而成为了倒退，这与现代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是想违背的，直接阻碍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长。第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程度不足。挖掘、利用和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多的是被国外发展为自己的文化遗产，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境下，又将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华传统美德有机融合在一起，系统地建构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 [1]因此，通过各种途径挖掘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选择
（一）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积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相联系，打造出富有时代意义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勤俭节约和主张和谐统一的精神理念，在当今社会同样适用，如何结合人们社会生活中新的需要和社会的时代背景，将传统文化与时代主题相结合，才能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式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才能符合时代潮流赋予的使命，让它成为适应当今社会的思想文化，从而打造和谐文明的社会文化。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人类各种文明的交流交融、互学互鉴中，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维护世界和平产生积极的影响。[2]
（二）挖掘和保护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存在的历史渊源，重点保护文明古迹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防止多元化时代主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从而才能大力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努力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节日，丰富传统文化节日的内涵，在开展多种多样的群众文化中，打造中国优秀的文化艺术品牌，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各国的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提升民族文化素质和文化软实力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遭到破坏，才能促进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
1. 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历史性的文化特征，通过多种方式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的精神面貌，这也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在各国发出中国优秀文化的声音，让西方国家了解中国人民的特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才能在文化交流上更进一步。
2. 大力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
美国在发展自己文化产业上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能够积极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尤其是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方式主要来源于公司、个人的捐助以及各个基金会的赞助等多种形式。其发展的力度远远大于政府的投入，这种尊重文化产业，发展自己的艺术是值得中国发扬传统文化积极借鉴的地方。因此，中国要剔除糟粕，吸收外国的经验和文化，引导社会各阶层各族人民我国的文化产业，共同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进步。
3. 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打造中国传统文化品牌
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有利于人民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具有良好氛围，有利于人文精神的培养，这对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弘扬主旋律，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文化氛围，才能在不断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积极打造中国传统文化品牌，为增强中国文化竞争力提供基本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定、使命所在、职责所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党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领导权的内在。[3]
四、结语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这就需要中国发挥文化软实力，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才能使中国的文化在世界地区发扬光大，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增长，离不开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借鉴其他国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发自己的文化产业，从各个角度总结成功的经验和不足，才能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适应新时代的历史潮流，从而达到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品牌，建设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孔宪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兼论中国共产党关于传统文化的新认识[J].教学与研究，2015（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范文3
一、中国精神的内涵
近代以来，随着东西文明的交互与冲突，对“中国精神”的自觉研究更是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所激发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与自省。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近代中国的发展，有识之士能够清醒的意识到，民族危机下的文化危机是激发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不竭源泉。悠久的历史文化，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全国过去和未来进行联结的时候，拥有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国精神，在面对现实性问题和未来理想的冲击中，又会经受抽象性的曲解考验。正如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已经成为民族文化危机的重创，研究并重新衡定中国精神的内涵及哲学本体，将成为当前中国知识界必然面对的首要问题。辜鸿铭从中国人的精神入手，就新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影响，再到当代学者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研究，统属于“中国精神”哲学研究范式内容。马克思提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对于中国精神的内涵及挖掘，必然需要结合中国的现实基础，从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自觉中来全面把握中国精神的哲学本体和精神实质。
近代中国对“中国精神”的文化自觉，印证了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往往是在异常沉静，甚至是忧患意识中获得，我们对中国精神的立场与认知，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世界性视野的现实期许，也只有在这种沉静且忧患的思想前提下，才能够客观而全面的审读这一宏大的意识形式，保持真切的独特视角。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强国富民的中国梦，而实现中国梦，必然需要从中国精神的挖掘、弘扬和传承中来促进梦想成真。因此，研究中国精神，立足中国的特定国情，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在统一上，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入当代中华民族具体实践，重新阐释和明确“中国精神”的基本内涵和特质。在《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而对于“中国精神”的理论研究及发展导向，将成为当前学术界集中探讨和挖掘、整理的核心问题。综观中国精神的研究实践，主要呈现三种研究路向：一是从中华传统文化视角来理解和明确“中国精神”；二是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实践来深化和阐释“中国精神”；三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精神，从文化自觉上来践行现实发展与文化精神的统一。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就“中国精神”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有学者围绕中国精神的形成基础展开探讨，也有学者将中国精神的构成要素进行挖掘，还有学者从中国精神的价值取向、建构模式上来进行梳理，还有学者从中国精神的科学发展与全面弘扬上展开实践。无论是当下还是以后，对中国精神的深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认知和学术资源，但总体来看，更多的学者将视角投放在知识性和形成性范围内，对于中国精神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突破意识形态束缚中，如何开拓多元化价值追求，以中国精神的文化根基来重塑民族精神，如何从追求创新、超越自身发展中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精神信仰融入到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路径中。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也是中国精神民族性、文化性、价值性、信仰性的多重多义的整合。中华民族在实现民族复兴夙愿实践中，归根结底是在实践中来改变自我、改变生活、改变世界，从实践意义上来强调中国精神的文化性与实践性属性的统一，更需要从优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中精神具体实践进行融合。
二、中国精神的构成及活的传统
1、中国精神的文化构成
梁漱溟先生在探讨文化的意义时提出“样法”概念，对于什么样的文化传统，从而决定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及实践道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儿”，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基础，中国精神源自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更是统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性、现实性、真实性的关键。中国精神正如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股劲儿”，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华夏儿女共同的“根儿”。因此，认同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就是承载中华民族“样法”的具体体现，是构成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从中国精神的内涵体系来看，如何发掘和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从“精神基因”上来挖掘“活的传统”？对于基因，生物学上是构成生命的基础单位，而对于“精神基因”，中国精神同样需要“精神基因”来保持文化的活力。中华民族在精神传统中的基础、最基本的精神基因又是什么？翻看中华的文明历史，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道德境界中的“止于至善”、政治伦理中的“治国修身平天下”、以及天命精神中的“各正性命”等思想，都是中国精神的最优秀的精神基因。从这个意义来看，对于当下中国，从中国精神的“精神基因”构成上来审视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性，更需要从强调“精神基因”中来恰当的提炼“活的传统”。
当代中国的文化传统，需要从文化省思中来洞见文化精神，从“精神基因”的探析中来归纳“活的传统”，尤其是从体现中国精神的优秀文化中，以自觉的心境来理解和审视中国精神，及其优秀的、深刻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是由历史和精神传统构成的，不同时代下的文化精神和历史，共同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本体和特质。在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时，如何从历史的、现实的文化价值尺度来客观、正确的评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必然需要从民族文化自觉上，从经验文化上升到道德文化，实现从“神道”到“人道”的转型。如殷周时期的“神、道”文化，先秦时期的“德、礼”文化、汉唐时期的“和、合”文化、宋明时期的“理、心”文化等等。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在文化生成、传承和创新实践中，如何从民族文化的自我审视中，超越文化冲突，将文化传统与对文化的更新、坚守作为实现文化内在连续性的引线，从文化的更迭、交融、借鉴、革故鼎新中来开启“救亡图存”的文化追求，进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实现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重新洗礼和转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对古圣先贤的智慧的感性直觉，也是传统文化在个体生命体验中的直接反映。面对中国精神的博大文化，想要真切的体味确实不易，尤其是在对中国精神的理解上，更显得极为困难。如一个“道”字，浓缩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而“志于道”则成为历代思想家研究和探讨的核心难题。王阳明在探讨天地自然本然的玄奥时，提出“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对于“道”，并非是人们所说的事物的“本质”或“规律”，也非是确定性的结果；对于文化思想的认知，与其说是形上之“道”，莫若说是悟觉形上之道的历史。从某种意义来看，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形上之道的理解和概括是极为困难的，而要真实而具体的表达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从文化意向性思维和文化省思中来澄清概念，同样是复杂的。古代思想家将“道”统之为宗，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于思维的表述与思想内容的彰显，需要从丰富的想象力和思想空间中来高度浓缩，以穿透性的理解力来领悟和思考中国精髓的特征、心性结构和思维特点，必然需要从文化自觉中来细数中华文化脉络中的“文化基因”。
道是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落脚点和归宿，如天道宇宙论、人生道德修养论、社会道义实践论等，无不围绕“道”来展开，体现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方向。西方人在意识形态范畴研究中，将本体论、认识论作为西方哲学基础，而心性论、境界论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用理性来认知和理解世界，成为西方人的习惯性传统，如“理性世界观”是西方传统文化的哲学体现，也是建立在西方社会“普遍秩序”的契约基础。与此相反，对于中国人，在审视世界的时候，往往用德性的精神，以“天理”来支撑“良心”，通过道德实践来实现“和而不同”的伦理社会，由此形成的独特的“德性宇宙观”、“悟道思维”成为天人合一精神的主旨。一个人的民族文化观念与整个民族的道德观念是一致的，同样在心智结构上具有相似性。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义思想，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适合的，并成为人生修养实践的思想导向。具体而言，以“道”为核心的精神体系，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德性教化与人的心性修为作为心智结构的具体化特质。如传统文化典籍中的六经，《诗》、《书》、 《礼》、《乐》、《易》、《春秋》成为六种天性的缩影。其中《诗》代表情志、《书》代表政治、《礼》代表社会，《乐》代表艺术，《易》代表辩证，《春秋》代表历史。进一步来讲，六经不仅悟觉人，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教化。《礼记?经解》中“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e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由此可见，对于德性精神及中华民族的心智结构，六经的主旨与内容正是对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范例，也是构成中国精神的优秀的文化基因。
2、中国精神的“活的传统”
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从人格、伦理、情感、实践、精神等各方面都为我们重新梳理文化逻辑创造了条件。较之于东方文化，西方人性论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并从文化“自由”中来体现历史逻辑；中国的人性论是建立在“大同”精神基础上，两者在对人类内在本性的理解上都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如中国古代将“大同”理想凝聚为世代相传的道统思想，并渗透到中国政道与治道。以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夏、商、周及秦汉的政治体制，无不延续道统思想来建构文化，特别是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等和谐思想，进一步巩固了“大同”理想的传统，并成为政治、社会、文化建制模式的基础，由此延伸至以人为本、以礼为序、以德为治、以乐为和等社会理想。因此，在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及思想的历史延续上，不仅要从各位思想家、政治家的文化传统中来梳理典章制度和天道观念，还要立足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实践模式，从融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国精神的来龙去脉。
中国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其意义在于对当下中国人如何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问题，迫切需要从“精神基因”的整理中来提炼“活的传统”，以至于治道。从“阴阳”悟于“道”的逻辑思维中，遵循天道宇宙论、道德修养论和道义实践论的思想体系，并从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中来坚守“礼仪、孝悌、仁义、自强”精神，并从优秀的文化基因中来撷取当代中国精神中的“活的传统”。当下，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影响下，对“天理”、对“良心”的追求依然是中国普通大众心灵中最淳朴的传统思想，并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精神与文化认同。这些源自中华传统文化的“活的传统”，在体现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乡土性上，更是承载着对民族生命及文化延续的历史使命和精神财富。透视中国精神中的文化理想，从思想上、文化上、精神层面等领域来研究中国人的价值诉求，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中国家庭、社会团体成为中华民族“活的传统”生生不息的生命源泉。德性精神作为中国人、中国家庭、中国社群、乃至中国社会的精神基础，在优秀传统文化世代相延中，逐渐形成普遍老百姓对文化的信仰和敬畏。如儒家的“耕读传家”、“崇尚学习”，将通过学习来获得君子的人格，成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向往，者实质上是将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精神，在吸纳、融合、继承中实现现代意义的自发传递。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范文4
关键词：中国梦 传统 生命 活力 继承 发展
2012年11月29日，在国家博物馆，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说：“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提及的“中国梦”，之于国家，则是国富民强，物阜民丰；之于个人，则是每个公民自身梦想的实现，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与抱负，是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导航仪，构建起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党的十中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并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中国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一、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中国梦”鲜活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中国五千年的文明v史，是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但也区别于世界其他的民族文化。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必是我们值得发扬骄傲的，闪耀着民族智慧与精神的光芒。
文化具有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在一次次的文明碰撞中汲取活力，多方面的吸取新鲜养分，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延续至今，弦歌不断，浴火重生。“礼仪孝悌”、“自强不息”、“协和万邦”、“天下为公”、“仁爱和谐”、“坚忍不拔”、“刚健有为”、“实事求是”等中国传统文化外化出的灵魂品质，是中国人民需要历代传承永不忘怀的民族精神，他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历史积淀与鲜活生动的文化内涵，为中国梦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精神基础，赋予它鲜活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梦的精神支撑和文化背景，用最简单的词语触摸到中国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呼唤起我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让每一个中国人默契的团结在一起，在中国梦的感召下，站立成强大坚韧的力量，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中国梦为纽带，激励着中国人民为民族发展共同努力，让每一个人能在中国梦的背景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有生力量。
二、中国梦为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及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它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优秀文化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轨迹，而且作为世代传承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早已渗透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而传统优秀文化并不能被简单的当作儒家文化或者是道家文化、佛家思想，它是各种优秀思想的汇总共生，先进文明成果的融会贯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梦的生长成熟的过程中，又将被解读出新的内涵。
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精髓品质。从屈原“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到1840年的炮声致使国门洞开，爱国主义的召唤，让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它是奋斗自强滋生不绝的源泉，是国家进取奋勇前进的不竭力量。
儒家“和为贵”的思想，是通过建立“温良恭俭让”的完善人格、“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水准从而达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和谐社会。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依然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理想。我们在中国梦的引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法，把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最终目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和宽厚博大的文化品质已经在五千年的潜移默化中变成了中国人的民族特质。在当代社会，它是中国人民值得骄傲与发扬的优秀品质。
优秀传统文化重德育，“教化天下”，提倡以仁正心，以礼正身，以德服人。“谦谦有德、温润如玉”的君子风范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建立了模范标杆，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最终以达到内圣外王的终极境界。
“百善孝为先”，传承五千年的孝道文化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恪守父子长幼秩序，恭敬亲爱父母，历经千年的演变，这仍是现代社会检测个体道德缺失的标准之一。
“协和万邦”，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强不执弱”、“富不辱贫”的思想被坚定的继承，同时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厚胸怀吸收百家之所长。今天，中华民族依然高举和平的旗帜，在与世界同行的道路上，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政策，与他国友好合作共同发展，为建立和谐友好的世界环境传递正能量。
三、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多年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和艰苦卓绝的建设过程，新中国的成立更是让我们为之振奋和自豪。我们用强大的中国力量，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始重新架构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精神。曾经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新的中国精神为现代中国人打造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丰富人生价值，体现最高的人文关怀，让快速发展的中国不在浮华中迷失，指导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有着精神与道德上的双重牵引。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梦的提出，让中国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这是一个机遇，同时，也是一个挑战。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让新中国在世界上发声。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数代中国领导人一直在思索探讨的问题。对中国梦的概述其实也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思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二者在本质上是共通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所憧憬的“大同社会”与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不谋而合；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被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民本思想与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奋斗又是一种默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与中国实际结合，产生了数次的飞跃，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的产生，可以清晰的看到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中产生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其实也就是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碰撞、交流、融合的过程。尽管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文明成果，其逻辑结构和思维方式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不同，但是由于其精神内涵和奋斗目标的一致性，只有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丰富和充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中国梦的实现也就指日可待。
文化的发展向来离不开物质的承载。文化载体对于一个文明的重要性毋须多言。经史子集、京剧油彩、书法艺术……这些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让我们得以一窥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新的社会中有着新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也势在必行。中国文化因其所具有的包容性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同的文明成果，最终形成自己的特色，得以保持其活力。在新时期，我们应该坚持保留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内涵，认真梳理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引领文化的发展方向，加大文化体制改革和创新，增强文化活力，积极发展文化产业，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不可多得的资源宝库，在现代市场需求和经济背景下，坚持各项基本原则，把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使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再用产业来反哺文化的发展壮大。只有优秀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曾经有过让世界为之瞩目的四大发明、水利系统等成果，但是其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有了脱节。其非逻辑的、模糊的、抽象的表述方式造成了缺乏精准性和普遍性。这样的特性造成传统文化没有形成有效的科学体系，从而与现在的科技发展脱节。但是，作为对农业经济最直接反映的传统文化，在五千年的积淀中，也有着无数璀璨的智慧成果，这些科学技术的成就无可争辩的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多么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多么丰富的思乡之源。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些科技成就中提取出理论，建立完整的科学系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西方文明崇尚对真理的追求，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注重对自然的探索，因而才有其快速的发展。传统优秀文化要想完成现代化转型，就必须以宽容的心态吸收西方科技成果，在其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科技传承，以理论科学发展实用技术，使中国向拥有独立自主的工业文明的世界大国发展。
四、结语
中国梦从来都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它包含着几代中国人的满腔热血，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在这片文化沃土上汲取养分茁壮成长。文化孕育思想，铸就人格，陶冶情操，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在文化中，人们能够找到自己内心的共鸣，实现内心的平静与和谐。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能量巨大，更重要的是，通过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彰显出中国梦的精神实质，并且通过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型，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是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之根基得到不断巩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范文5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张岱年文化哲学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于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下实践意义，而且其提出的许多命题本身，在我国近现代的文化发展史上，也具有极为深刻的长远理论意义。本文拟基于对张岱年文化哲学的简要概括和阐发，从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民族命运与文化自信、综合创新与文化根基三方面，对当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增强文化自信的问题，谈一些初步的看法，以就教于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一、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
张岱年（1909-2004），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对中国哲学与文化问题研究的造诣极高、建树广泛。他早年以《中国哲学大纲》（1937）确立了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晚年则以《中国文化精神》（2015）彰显了新时期中国文化研究与普及的最高水准。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自20世纪30年代从事哲学研究开始，张岱年就始终以会通“中西马”的思想架构，从30年代的“文化创造主义”，经40年代的“文化均衡创造”论，直到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综合创新论”，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体系建构作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1]成为当前我们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一种宝贵思想资源。例如，对于“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张岱年一直强调：“在现今时代，做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是具有爱国意识。而爱国意识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必须感到祖国的可爱，才可能具有爱国意识。而要感到祖国的可爱，又必须对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有正确的理解。”[2]在当代文化和学术发展空前丰富多元的条件下，这段话显得太普通，似乎没有什么“学术含量”，“卑之无甚高论”。但实际上，“必须感到祖国的可爱，才可能具有爱国意识”这一朴素的命题，在近百年来中国文化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仅体现了张岱年作为一个哲学家个人的强烈爱国情怀，而且具有普遍的文化哲学意义，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么说的根据在于，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最强烈夙愿，是中华民族的最伟大梦想。就客观基础而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条件，而且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的不同历史时期，这些条件中的焦点和重点也会随之发生相对和特定的变化。令人欣慰的是，在经过了漫长的艰难曲折之后，当今中国在政治上已经稳步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中国也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这样，在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比较确定和明显之后，进一步创造其社会条件特别是文化条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就日益凸显了出来。而所谓“文化条件”的实质，就是要弘扬中国精神，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至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关系，其中爱国主义为改革开放奠定文化土壤和道德根基，改革开放赋予爱国主义以致力方向和实践活力。如果上述理解能够得到确认的话，那么也就可以说已经初步揭示了张岱年关于“在现今时代，做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是具有爱国意识”命题的文化哲学意义，它要求我们努力去探寻确实能够培育广大公民爱国意识的思想基础，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真学习和正确理解，使他们发自内心地感到祖国的可爱。
实际上，对于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这种深刻和内在联系，许多著名学者也持类似观点。例如，季羡林就认为：“传统文化与爱国主义这两件事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别的国家我先不谈，专就中国而论，二者是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的。这里面包含着两层意思：一层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把范围缩小一点，在中国传统的伦理中，爱国主义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二层是，唯其因为我国有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我们这个国家才更值得爱，更必须爱。”[3]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实是中国人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情感基础，那么我们如何做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正确的理解”呢？笔者认为，在此我们可以从张岱年关于“文化发展的辩证法”的思想中获得进一步的启示。他认为，文化发展过程包含一系列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主要有：文化的变革性与连续性、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文化的交融性与独创性、文化的整体性与可分性。上述文化发展辩证关系的两个方面，都不可或缺和偏废，在差别和对立的同时，有一种相辅相济的关系；但是在其辩证运动中，基于实践的需要，往往有一个方面被作为重点。从而，在当代中国，强调文化发展的变革性、时代性、交融性、整体性，有助于我们弘扬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强调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民族性、独创性、可分性，有助于我们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文化发展的辩证法，并由此阐发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性，以下对张岱年关于“文化的交融性与独创性”的论述作一简要探讨。他认为，由于世界的文化中心不止一个，因此“从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化交流是必要的。文化交流有益于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虚心吸收外来的文化的成就，藉以丰富自己。同时又应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藉以保持民族的主体性。一方面，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所必需，这可谓文化的交融性；另一方面，又须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这可以称为文化的独创性。既要重视交融性，也要发扬独创性，这也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4]这里提出的“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命题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例如，中国古代的佛教中国化过程，实现了吸收外来文化异质性和保持本土文化主体性的统一，在新的层次上重建了中国文化的独立性，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此不同，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守旧派的盲目排斥和西化派的全盘接受，特别是老调重弹的“全盘西化”思潮，都无助于丰富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奠定必要的文化前提。因此，在当今日益复杂的文化发展中，在坚持文化交融性的同时，我们必须努力“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否则，“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
二、民族命运与文化
自信做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是要有爱国意识，爱国意识的基础在于感到祖国的可爱，只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正确理解的人才会感到祖国的可爱；而要能够正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必须坚持文化发展的辩证法，“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张岱年之所以能够提出上述朴素而又深刻的文化哲学思想，是与其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而始终抱有的强烈文化自信密切相关。“民族自大狂是应该反对的，同时民族自卑心也是应该努力克服的。一个民族应该具有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这样的民族才有希望。如何才能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呢？那就必须对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有所认识。”[6]张岱年成长于20世纪上半叶多灾多难的中国，但并没有因此丧失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而是对民族危机感受极深，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20世纪下半叶虽然也有曲折，但“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国文化的昌盛，充满希望”。[7]因此，针对“1988年前后，反传统的思潮风起云涌，黄河长城都成为诅咒的对象，不少人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甚至有人愿当外国殖民地的顺民”[8]的全盘西化现象，张岱年从“民族命运与文化自信”的角度，多方面论证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对提高中国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重要性，强调“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是民族自尊心的依据，也是中国文化自我更新向前发展的内在契机。……几千年来延续发展的中国文化必将显示出新的生命力”。[9]
具体来说，对于“民族命运与文化自信”关系问题的理解，张岱年是从概括分析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着手的。他认为，中国文化，从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以来，不间断地发展了5000年，直到15世纪以前，始终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之后，促进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此后西方文化开始突飞猛进，而中国则落后了。19世纪40年代之后，中国受到东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中国各界志士仁人，还有广大民众，奋起抗争，努力寻求救国的道路。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以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为标志，终于取得了确定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延续发展，虽然曾经一度落后，但又能奋发图强，大步前进，这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内在的思想基础。”[10]这里，张岱年概括了5000年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其论述即使从当下的视角来看，仍然是十分合理的。民族和文化的命运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充满曲折的。身为中国人，既要对民族文化的消极衰朽方面有清醒的认识，坚决地加以改革；更要对其辉煌成就而自豪，使其发扬光大。“如果中国文化仅仅是一些缺点、病态的堆积，那么，中华民族就只有衰亡之一途了。过去，一些帝国主义者正是以此对中国进行恶毒的攻击。我们在严正地予以反驳的同时，应当注意考察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积极的健康的要素，深切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指导作用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力量。”[11]
至于这种使中国文化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虽饱受磨难、多经曲折，但仍然能够发展更新的思想基础，“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何谓精神？精神即是运动发展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中国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四项基本观念，即：（1）天人合一；（2）以人为本；（3）刚健有为；（4）以和为贵”。[12]“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界既有区别又有统一的关系。人生于自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可以认识自然并加以调整，但不应破坏自然。“以人为本”则是相对于宗教以神为本而言的，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提高道德觉悟，这构成了中国文化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的独特传统。“刚健自强”即不懈努力、积极进取，坚持人格尊严，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旋律。“以和为贵”表明中国古代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包括肯定多样性之统一的“和而不同”，主张人民的团结是胜利决定性条件的“人和”等，对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融合起了积极作用。从以上的概括来看，张岱年以其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精湛研究，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等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其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作了深刻的解读；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确实给予我们正确地把握中华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以独特的启发。
以上概括的张岱年探讨“民族命运与文化自信”问题之论述，使我们在理解《意见》关于“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13]的重要论断时，有了系统和深刻的学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的论著，使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可喜景象，但比较起来，很少有人像张岱年那样，能够把炽热的爱国意识和冷静的学术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使其学术成果直接成为广大读者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为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国文化昌盛而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资源。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中国文化中的等级观念、浑沦思维、近效取向、家族本位等“陈陋传统”，他也直言不讳，这就为我们全面地确立了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
三、综合创新与文化根基
所谓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也可以说是如何增强文化自信的方法论，从政治思想上讲，就是《意见》对“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等的重要规定：“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14]而为了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上述“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我们同样也可以从张岱年文化哲学的系统学理中获得启示。关于这方面的内容，除了上述坚持文化发展的辩证法，即正确处理好文化的变革性与连续性、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文化的交融性与独创性、文化的整体性与可分性等辩证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张岱年文化哲学核心思想之“综合创新论”的开拓性探索。“新中国文化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应是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建新的中国文化。这个观点，针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与‘全盘西化论’，可以称为‘综合创新论’。”[15]“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之下，在吸取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的同时，努力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16]
“综合创新论”又称“综合创造论”，是总结了自16世纪以来由于中西文化接触而引发的论战中的各种文化主张，特别是吸取了徐光启的“会通以求超胜论”、鲁迅的“拿来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观点，扬弃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国粹主义、全盘西化等思潮的基础上，张岱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化哲学探索之思想结晶。“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及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17]要知道，这些论述写于1990年。经过当时“全盘西化”思潮一时甚嚣尘上的笔者，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得不承认其思想的合理和远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中，其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理解，不仅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民族化的成熟与深刻要求，而且也包含着增强文化自信的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与中国革命实际密切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应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18]
现在，离开张岱年系统阐发其文化哲学的“综合创新论”已经近30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在中国也沧海桑田，今非昔比。自党的十以来，由于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9]思想的大力倡导，广大人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大为提高，中国人民普遍的“文化自信”意识也开始逐步增强。作为当代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和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种大转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当下和历史根源。就其最直接的经济原因在于，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而从最重要的政治原因来看，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显然，正是这种经济发展和政治成就不仅赋予中国人民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而且又为广泛的文化自信奠定了客观社会前提。近百年来，虽然许多有识之士持续地倡导文化自信，但毋庸讳言，全盘西化的思潮在我国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独立性迟迟未能充分确立起来。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长期没有摆脱穷困落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落到实处的缘故。现在，这种情况终于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当代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的基础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可能得到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认可。
进一步说，就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而言，只有建立了客观的能够保障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经济和政治前提，广大人民的文化自信才可能被充分确立起来。否则，只有少数像张岱年那样的思想先驱才可能有自觉的文化自信；但要克服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流行的文化自卑心理，仅有少数“先知先觉”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要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广大人民的爱国意识和文化自信，首先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建设。这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之间辩证关系的一个基本方面，我们万万不可忽视。当然，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前提确立之后，文化自信就更为重要。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本身就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只有热爱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才可能真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文化自信是事关“民族文化的独立性”的大问题，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文化根基。张岱年的文化哲学对此作了很好的阐发，我们应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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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范文6
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教育内容。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孔子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言论记录《论语》里，在该书中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的先天本性相差不大，个性差异主要是后天形成的；主张“有教无类”，希望把人培养成“贤人”和“君子”；以“仁”为核心和最高道德标准；以“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为教学纲领；教学方法遵从“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的原则；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许多教育思想也是值得研究的。如其“道法自然”的哲学，主张回归自然，“复归”人的自然本性，一切任其自然，就是最好的教育。战国后期，《礼记》中的《学记》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儒家的教育理论和经验，以简赅的语言，生动的比喻，系统地阐发了教育的作用和任务，教育、教学的制度、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等，是罕见的世界教育思想遗产。如其提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揭示了教育的重要性和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主张“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即主张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藏息相辅；提出“师严然后道尊”的教师观；主张“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即开导学生但不要牵着学生走，对学生提出比较高的要求但不要使学生灰心，指出解决问题的路径，但不提供现成的答案；重视学生的学习，指出“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以上这些优秀的教育理论是很值得当今教育界学习和借鉴的。
当代的中国教育，要立足于世界教育之林，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全面发展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应该遵从“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继承借鉴，发展创新”的原则。贯彻这一原则的要求之一就是教育工作者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教育传统。只有这样，中国当代教育才具备了发展之根基，前进之动力，才会获得长足的进步。那当代中国教育如何来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教育传统呢？
一、要转变观念
观念是人之行动的内部动力。“五四”运动以来，伴随着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人们对古文越来越陌生，自然对中国古代文化也越来越疏远。相反，现代科学文化则逐渐受到了高度重视。现在，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不但淡忘了中国古代文化，甚至唾弃之，一提及学习古人的东西，就被戏谑地称之为“复古”，认为古代文化没有现代价值。然而现今我们的教育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切身的问题是：学生的语文程度不够，涵养不深，人生态度无所依归，理想不敢坚持；感受到社会正义日渐削弱，君子之风日渐远去，短视近利，诈虞日盛；尤其是青少年犯罪率增高，校园暴力事件增多，人心空虚，人生方向感失落。这其实就是整个社会只顾重视科学知识教育，只顾发展经济，而未能相对地提升国民文化教养、伦理道德所必至的后果。而文化教养、伦理道德正是中国传统教育所重之处。古代教育以伦理道德为本，如《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总目标。因此，传统教育并非一无是处，仍有其合理内核，当代的教育只有重视传统教育，继承传统教育中优秀的成分，才能培养出真正才德兼备，推动社会前进的有用人才。台湾工商管理学校校长高正东先生正是怀有崇尚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及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之理念，实施“忠信教育法”，始能在办学中获得巨大成功。
二、熟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教育传统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而精深，概括起来可分为儒、释、道三家，其既涵有自然科学知识，更涵盖大量的人文科学内容。作为中华民族的当代子孙，不仅要从观念上认识到古代优秀文化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要深入进去，学习古代文化，学习古典书籍，潜心研究，真正体悟出古代文化中的精髓。可是怎样学古代文化呢？文言文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古代文化，首先要学好文言文。文言文尽管晦涩难懂，但也得下苦功夫学好它，因为这样才能读懂古文、古书，才能领悟到原汁原味的古代文化的精华。其次，学习古代文化，不仅我们大人要学，更要注重让年轻一代、儿童少年学习古代文化。儿童少年时期是记忆力发展最快的时期，是人一生中学习语言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让他们学习文言文，学习古代文化，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学习的效率，更重要的是从小就受到古代文化的熏陶，能达到品行优化、智慧开启、胸怀开阔、精力集中、行为自觉、增强记忆力等效果。再次，学习古代文化，要善于思考，善于鉴别。古代文化中也有许多糟粕，若是良锈不分地一概予以吸收，一概予以应用，则不但达不到引人进步之目的，反而会贻误人生。因此，在学习中我们要注意鉴别出精华和糟粕，对其中的优秀文化加以继承，对糟粕的部分加以批判抛弃。对于儿童少年，由于其分辨识别能力差，在学习古代文化时，成人应为他们选择学习内容，选择古代的优秀文化供他学习。台湾著名学者王财贵博士所推广的儿童读经活动，正是掀起儿童学习中国优秀古代文化的切实举措。
在学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过程中，作为教育工作者有责任从中分析、归纳出优秀的教育传统，理解、掌握优秀文化中优秀教育传统的精髓、内核，以便在实际的教育实践中能灵活地运用之。
三、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教育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