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范文1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时代和文化的发展,影响着中国画的不断变革,以形成层出不穷的表现程式和多元化的艺术格局,这是中国画自诞生二千多年来唯一不变的精神实质。笔墨当随时代,中国画的强大生命力和韧劲都在当下的情境中不断嬗变,无论从风格上还是观念上,它都突破传统,而又回归和重塑着传统。当代中国画的发展热切期盼一个新的突破和坐标,力求在观念、感受和形式上有新的视野和语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构成了新时代的主旋律,而科技的每一次飞跃,都对艺术都形成强烈的冲击,正如李政道先生指出:“科学与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数字化无疑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标志性特点,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数字化社会的征兆日渐明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数字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数字化技术的飞快发展,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时空概念,艺术被赋予了更宽泛的内容。艺术与科学的融汇能否促成中国画与数字化技术的联姻,并能亲如一家,薪火传焰,中国画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的交叉点上。
二、数字化――绝非屈尊下驾的新思路和新可能
在世界发生天翻地覆改变的今天,“中国画”的概念应该是开放、宽泛和多元化的,e时代的中国画无论发展内涵还是艺术形态,都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由传统走进了现代。传统绘画和数字绘画都是人类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美好生活的绘画样式,而相对于传统技法,数字绘画具有高度的智能性和表现性。随着计算机绘图软件功能的不断增强,数字技术完全能够胜任中国画的表现形式和绘画特点,呈现出传统的传神、意象和意境之美,实现笔墨表现的新姿和绝对的艺术特色。从艺术欣赏与传播的角度来看,数字绘画的产生使传统的艺术交流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它易于保存、修改和携带,不会因为时间、地点、存储、复制及自然条件等因素而发生损坏,大大解放了传统中国画纸本设色易于损坏的尴尬境地,提高了其观赏性和影响力。传统中国画技法与电脑数码技术的结合,绝非屈尊下驾,有失体统,而是为中国画的发展及创新带来的一种新思路和新可能。
三、数字化生存,贵在创新和适应
艺术观念的更新,催生工具材料和表现形式的发展和突破。近代国画大师潘天寿对中国画创新有精深的理解与体悟:“新,必须由陈中推动而出。”中国画向数字化转型,也必须经历由传统向现代创新和适应的转换,找到一个结合点,化无形为有形,以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新的角度展现传统中国画的形、神、韵和境。创新之一,数字技术不仅丰富了中国画的艺术语言,更拓展了传统中国画所无法企及的运动空间。数字化为中国画引入一个时间和运动的概念,使之成为时空艺术,拥有了更为广阔的表现元素:景别、蒙太奇、长镜头、音响等。如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借助于画家齐白石创作的鱼虾形象,整部作品以动态的“找”为主题,因其“动”而产生无限的审美可能,茅盾看了影片后写诗道:“白石世所珍,俊逸复清新,荣宝擅复制,往往可乱真……画意与诗情,三美此全具。”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的起始段落,一幅徐徐展开、意境悠远的山水画卷,一段虚实相生、清新飘逸的动态风景,在水墨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中交融诗化,在流动的时空中表述完成,让世人为之震撼。其精美的中国传统文化形式受到了世界人民的齐声赞誉,再次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非凡魅力。此外,声光电是现代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音乐也就成为了数字中国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传统中国画本来就是融诗、书、画、印为一体的独具民族特色的综合性艺术。正如潘天寿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所言:“中国传统绘画是文史、诗、书法、篆刻等多种艺术在画面上的综合表现。”这四者各有所长,结合起来,便能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在此基础上,数字中国画再将音乐这一富有表现力的元素一冶熔之,必将在更广和更深的维度上增加中国画的艺术表现性。《乐记》中有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荡气回肠,不绝于耳,无论是在听觉上,还是视觉上,都能创造出一种中国画所推崇的情景交融的意境美。如水墨动画《牧笛》全片没有对白,借用了富有田园风味的南方民乐中的笛子作为背景音乐,清风徐来,音韵袅袅,水墨化的音乐,音乐化的水墨,二者融为一炉,为观众营造了一副深邃悠远、古朴、隽永的山水情境。
四、回归中国画的精髓与本原,在坚守中超越
作为东方艺术的代表,中国画历经数千年的冶铸,形成了严格的内在规律和强固的传统原动力,有着完整的艺术体系和系统的思维方法。数字化只是一种手段和方法,而不是中国画发展的终极目的,更不是它的归宿。万变不离其宗,任何层面上的创新与发展,都不意味着对本质属性的抛弃和否定,没有本原精髓与核心价值的诉求,再先进的技术和形式也只是一种粉饰和空壳,再前沿的创新和探索最终只能流于浮表。只有真正植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文化土壤,在传统与现代中穿行,在坚守中不断超越,温故而知新,才能深刻地认识现实和把握未来,在真正意义上拓展中国画的现代语境。
数字化生存范文2
一、国外杂志的数字化发展概况：
1、国外电子杂志鼻祖——《slate》（石板）
《slate》是微软旗下一份纯网络杂志，1996年在美国创刊，2004年12月被《华盛顿邮报》以1500-2000万美元收购。《slate》初期由由政治评论员、专栏作家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主持，专注于政治文化评论。自2002年4月韦斯伯格担任总编后，在新闻分析外添加了运动、旅游、美食和科技等多元内容。十年来，《slate》已经建成全球独家最丰富的评论网络及时政漫画网络，成为网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杂志之一。2003年被评为第38届国家杂志奖之“在线综合优秀奖”，2005年被誉为仅次于《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第四大美国媒体。
据国外媒体2009年初报道，《slate》推出了法语版，并靠出售内容盈利。《slate》的法国网站创始人之一何纳乔告诉法国《费加罗报》，网站的主要盈利来源将包括向法国电信公司orange提供内容，而不仅仅是依靠网站上的广告。①
2、国外著名的电子杂志及发行平台
《salon》（沙龙）（）：老牌电子杂志
《style》（风尚）（）：老牌时尚类电子杂志
zinio（）：号称全球最大的数字杂志发行商，发行杂志多、范围广。目前，在zinio全球网络（zinio global web）的网页上显示，发行范围覆盖美国、英国、挪威、西班牙、泰国、波兰、丹麦、芬兰、瑞典、中文简体和繁体的杂志。wWW.133229.coM②
new web pick （）：网站成立于2001年12月8日，电子杂志是2004年9月创刊的，定位为全球数码艺术领域中最权威的信息交互平台。根据nwp网站的数据显示，目前每一期出版的网络刊物几乎都有159个国家，四百万的下载量。最新的一期共有10种语言，有免费（free version）与收费（full version）两种版本。③
newsstand：主要做报纸的数字化。
texterity: 它的杂志主要是在线看的，也可以下载。
3、美国杂志奖项评选：国家杂志奖之“在线综合优秀奖”（general excellence online）④
美国的国家杂志奖创立于1966年，又称“埃莉奖”（ellie awards），每年评选一次，发展至今已经有20多个奖项，并从印刷版延伸到了在线杂志。如设立的“在线综合优秀奖”旨在表彰出色的杂志网站，鼓励那些运用网络技术和设计手段向我们展示其印刷版精华的杂志，或是那些在网上创建了一个完全的原版“杂志气氛”的杂志。2009年，第44届国家杂志奖之在线综合优秀奖颁给了nymag.com。
另外，国家杂志奖还为网络新媒体设立了两个奖项：“在线个人服务奖”（personal serve online）和“交互性特色奖”（interactive feature）。“在线服务奖”旨在奖励在网上提供优秀服务的新闻媒体，它们提供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可以帮助读者提高个人生活质量和对娱乐享受的追求。“交互性特色奖”旨在奖励那些有突出特点的网站，它们利用多媒体、工具、社区的互动平台或其他互动形式来传递或共享新闻、信息或者娱乐。2009年“在线个人服务奖”颁给了 backpacker.com，“交互性特色奖”颁给了aarp the magazine online。
二、国外杂志的数字化生存：发展新媒体，抢占新阵地，开拓新事业
1、发展新媒体——积极探索杂志的网络增值模式
杂志在新媒体环境下创办自己的网络媒体，主要形式有：一是将杂志印刷版搬上网络，创办杂志网络版；二是在已有杂志内容的基础上，创办新的网络杂志。而有的杂志则走得更远，开始与广播电视等强势媒体进行充分的合作。国外很多传统杂志都在试图往数字平台转移。计算机、数字技术类杂志是行动最快的，他们的读者很习惯数字平台，转移起来也很方便。那些面向年轻人的，对时效性比较敏感的杂志，比如财经类、新闻类杂志，向数字平台转移的欲望也非常强烈。
2005年5月22-24日，第35届世界期刊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国际期刊联盟（fipp）在大会上公布了关于欧美杂志业与互联网互动发展的最新调研报告。根据该报告提供的数据，几乎所有的欧美杂志出版商都于近年实施了网络发展策略，并且开始广泛地实现盈利。根据调查，54%的出版商开始从相关的网站盈利，55%的出版商仍在追加对互联网项目的投资。报告表明，超过80%的出版商都成功地利用网络来增加杂志的读者数量。fipp的结论是，尽管来自网上的收入的绝对额依然低下，但已经显露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在读者服务和促销方面，网络平台的巨大作用日益彰显。比如，《人物》杂志的网站，《体育画报》的网站，《美好家园》的网站都很成功。
日本出版业独霸一方的小学馆在杂志数字化方面也不甘落后。2007年6月，小学馆创办了电子杂志《sook》。目前，小学馆正在对名下超过7本的生活类电子杂志进行大幅度改版，力争能和苹果的iphone手机实现无缝对接。《sook》的发行人（现任社长室顾问）岩本敏努力推动小学馆成为iphone的数字提供商，他认为，数字杂志以前是以电脑阅读为前提，而手机却可以在任何地方阅读杂志，从而使得杂志又回到可以随时随地阅读本质。
2、抢占新阵地——积极进行内容方面的制作改进
以往的十几年来，传统杂志都是把原来的内容打个包，做成pdf格式，放到网上。这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没人喜欢在电脑面前读长文章，更何况是长达200多页的杂志。早期探索数字化的期刊人为此吸取了足够的教训。世界出版公司（world publication）首席执行官特里•斯诺（terry snow）认为，“如今我们的利润来源正变得越来越取决于我们所提供的内容了。”⑤艾斯派尔媒体公司（aspire media）首席执行官克莱•霍尔（clay hall）认同了上者的观点，他说，“实际上，我们把编辑团队视同为产品队伍。编辑在新产品开发工作上所花费的时间比以前要多的多。”⑥
网络上的内容必须是为网络而设计，为屏幕而设计，更短、更快、更符合网络读者的消费习惯，而最关键的是将互动环节最大化，鼓励读者能随时随地对内容有所反应，不需要任何等待。期刊人必须会写让网民感到舒服的文字。为此，期刊社必须不断探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多年的时间。
3、开拓新事业——新旧媒体共融带来更多商机
日本日经社总裁yukoh kawamura先生阐述了在日经社开始实施的“磁性”（mag—net）发展战略。所谓“磁性”，实际是由英文中“杂志”和“网络”两个词结合而成，其含义是：老产品的新生将有赖于在网络上的扩展，而新产品的生机，则在于必须从一开始就符合mag—net的作业模式。
在美国，杂志呈现广告页码减少，数字业务上升的态势。据美国《广告时代》杂志(advertising age)发表的统计报告称，美国杂志业的广告页码2009年减少1.3%，发行收入下降1.2%，但数字业务却稳步增长。数字业务方面的收益抵消了印刷杂志页码减少所导致的损失。2009年，idg旗下《pc world》的数字业务份额，从前年同期的32%提高至38%，是所有受访杂志中数字业务占总营收比重最大的一家。与此同时，《pc world》印刷版的页码却减少了6.8%。尽管科技类杂志是数字业务转型的排头兵，但消费类杂志在数字业务中的获益却更加明显。时代公司旗下《money》、《财富》、《财富•小企业》均表示，去年约有24.5%的营收来自杂志内容整合网站nmoney.com，较2006年的12.5%增长近一倍。时代公司2007年广告营收中，约有7%来自于网络广告。⑦
金融危机以来，不少国外期刊都压缩了纸质内容的出版，加强了网络版的业务拓展。从2009年开始，拥有27年历史的《pc magazine》杂志将停止发行印刷版，只保留网络版。另外，随着印刷版广告下跌及网站访问量上升，美国知名实事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也于2009年初推出了数字版周刊付费下载业务，而印刷版将从周刊改为每月一期的特刊。新的数字版杂志全年定价24.95美元，将包含一些在其网站上没有的内容，该刊约150万印刷版订户将可以免费下载数字版。如果将其打印出来，将会是一本旋转了90度的印刷版杂志，为了适应电脑显示屏，数字版设计成了较宽的版式。印刷版杂志中最核心的新闻分析、摘要和评论等内容将会保留在数字版杂志中。⑧
[注释]
①来源：《老牌电子杂志slate推出法语版，靠出售内容盈利》搜狐it it.sohu.com/20090211/n262189322.shtml)
②根据ziniomags中文网站.cn/catalog/zinioglobal.php简介编译而成。
③根据的公司简介/nwpgang/about.php编译而成。
④本节内容根据网站/历届国家杂志奖获奖情况编译而成。
⑤堂•佩赛克，《数字时代的杂志出版》，《folio》杂志2007年第3期，祝得彬编译/yjgd/2007/11686.html。
⑥堂•佩赛克，《数字时代的杂志出版》，《folio》杂志2007年第3期，祝得彬编译/yjgd/2007/11686.html
数字化生存范文3
[论文摘要]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图书馆的数字化生存愈演愈烈。数字图书馆是数字信息时代图书传递和利用的新途径，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相比有着极大的优越性，然而它也存在着不少缺陷。在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中面临着诸多不容乐观难以解决的问题，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以数字化为前导的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发展一日千里，令人目不暇接。数字化的生存正引着自人类有史以来一场最为广泛而深刻的技术革命，网络已深深融入到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伴随着数字化和网络化大潮的推进，作为知识的殿堂——传统高校图书馆正面临着一次全方位的技术革新，一个集信息储藏、加工、交互与传播于一体的崭新载体——数字图书馆，正脱颖而出。数字图书馆替代传统图书馆，已是势之所趋。当前，如何加快地方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化改造，主动跨入数字化时代，是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一、数字图书馆的具体涵义
所谓数字图书馆，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有高度价值的图像、文本、语音、音响、影像、影视、软件和科学数据库等多媒体信息进行收集、组织、规范性的加工和压缩处理，使其转化为数字信息，然后通过计算机技术进行高质量保存和管理，实施知识增值，并通过网络通讯技术进行高效、经济地传播、接收，使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从网上得到各种服务。同时，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还包括知识产权、存取权限、数据安全管理，加强研究机构、商业机构、政府和教育团体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等内容。可以说，图书馆数字化是图书馆自动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是一个无限的、开放的、有组织的信息资源库大系统，本地和远程用户可以在网络化的环境中，对系统内的信息资源进行一致性访问，获得自己所需的最终信息，从而使人们对图书馆的利用不再有时空的限制，用户不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只要通过其联网的电脑，便可纵览天下群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它的出现将对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数字化资源建设是发展数字图书馆的前提条件
现代图书馆要搞好数字化建设首先要实现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否则图书馆的数字化发展就犹如无米之炊、无本之木。数字化资源建设要立足于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馆藏资源数字化；二是社会资源馆藏化。
馆藏资源数字化，就是根据图书馆的特点、科研方向和日后的发展规模，建立个性化的数据库，实现目录检索、主题检索和全文检索；同时，还可根据读者需要，对相关的参考书、学术期刊作数字化技术处理，在此基础上建立全方位搜索引擎，实现网上轻松阅读和下载。
社会资源馆藏化，指对社会上已数字化的信息资源进行收集、整合和利用，大力拓展网上资源，通过对信息的搜索、跟踪和过滤，将有关资源分门别类地加以组织，根据需要开通相关镜像站点，有用Web方式提供网上检索服务。现代图书馆信息资源数字化是一项关联度较高的工程，鉴于图书馆又是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政府部门务必在政策上给予特别的扶持，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三、人力资源是现代图书馆数字化建设的关键
人力资源，即数字图书馆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及其后续储备人才，是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关键。建设数字图书馆必须确立“以人为本”。传统图书馆时代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基本模式是人与书的结合，或者说是以书为媒介与读者的结合，也就是人与人的结合。而数字图书馆时代图书馆员工作的基本模式是人与计算机的结合，也就是所谓的“人机结合”，工作人员得通过计算机和计算机通讯网络来获取或提供信息服务。因此，数字时代图书馆员既要有扎实的传统图书馆学知识，又要兼备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知识，并要通晓知识产权(版权)保护和网络安全维护知识，即是通才、复合型的人才。美国报刊曾称：电脑图书馆管理员、对答网络技术人员是21世纪头10年将问世的10种兴起职业中的两种稀缺人才。而在我国由于图书馆数字化起步较晚，计算机在全社会普及率不很高，工作人员中的“两多”和“两少”现象较为普遍，即低学历者多，非图书馆专业毕业者多；图书馆学专业者少，懂信息技术者更少。因此，图书馆要实施数字化建设，首先要解决人力资源这条“短腿”问题，必须注重对现有人员的信息素质培养，突出图书馆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专业教育，使之紧跟信息化的发展步伐。同时，要花大力气进一批能驾驭计算机开发、运行管理和维护的专业人才，并配备若干名知识产权方面的专业人才，为图书馆的数字化改造、信息化发展和网络化管理作好人力资源的准备。
四、图书馆数字化生存面临的问题
数字化图书馆固然有诸多的优势，但同样面临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数字化图书馆建设的进程，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去研究探索，克服困难，以找到现代图书馆数字化生存的有效途径。
(一)数字图书信息的安全问题
安全问题是计算机网络世界最为头痛的难题，也是数字图书馆中的重大难题之一。数字图书馆虽然被称之为“馆”，但它的存在更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没有警察的自由市场，给不法分子带来可乘之机：计算机病毒、计算机黑客、有窃取行为的间谍活动等等以及人为或偶然事故造成的威胁。如工作人员操作失误而产生的不可预知的事件、网络系统软件硬件的故障、电子系统故障引发的系统问题等，所有这些，都使数字图书信息的安全变得十分“脆弱”。
(二)数字图书馆建设的诸多技术问题
数字图书馆完全是高新技术、电子设备和计算机网络技术支撑起来的产物，离开了高新技术的支撑，就没有了数字图书馆。但是高新技术也给数字图书馆带来了致命的弱点，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诸多的技术问题成为制约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难点。
(三)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标准化问题
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目的是要使地区图书馆、全国图书馆乃至全世界的图书馆连成一个整体，以实现图书信息资源共享。这个整体性的数字图书馆事实上是一种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化图书信息资源共享的社会图书馆系统，是一个面向对象的分布式的网状结构模式，是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数字图书馆实体组成的。要对这分散在各地的数字图书信息资源进行组织控制，就必须要有彼此兼容的硬件环境，要有一致的文件格式、统一的著录标引标准、数据描述标准、元数据标准、全文数据库标准等等，这些标准也仅仅是几个主要的标准。“而实际上，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标准化是一个体系，是一个系统，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如何结合我国实际，迅速建立起一个适合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标准化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四)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投入与产出问题
数字图书馆建设存在着投入与产出不协调的问题。数字图书馆建设投入的费用是巨大的，事实上，传统图书馆本来就存在着投入与产出不协调的问题，只不过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却拉大了这种不协调的距离，使这个问题凸现出来。它也成为摆在数字图书馆建设面前很难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阎会勤，新世纪图书工作展望，图书学通讯2007；6.
数字化生存范文4
最近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结果显示，6年来网上阅读习惯的人群正以每年递增40%的速度增长，有网上阅读习惯的人已接近30%。数字网络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正在使世界发生根本性变化，图书业被认为是受网络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
据2004年数据统计，与上一年相比较，新闻出版行业图书品种增加了9.4%，总印数下降3.8%，年末库存量比上年相比数量增长8.04%。人们开始习惯在网上浏览、阅读、搜索信息资源，如果商业公司对图书资源进行数字化，并将这些资源放在网络上，开放一定的阅读权限给公众，那么，图书馆该如何面对网络冲击？如何保护数字化资源？
激战:资源争夺
“美国一些机构曾经向我们提出，希望把国家图书馆特藏，例如:甲骨文、家谱、善本书等文献由他们出资进行数字化，有的机构最初甚至提出来要独家许可使用权100年。”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富平谈到这件事情心里不能平静，“凭什么这么霸道？”她反问道。但是直到今天，某些机构还在与国家图书馆交涉，他们的理由是，之前所谈过的图书馆都答应了，为什么中国国家图书馆不答应？
这是图书馆遭遇“抢夺”数字化资源的一个实例。随着20世纪末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各个国家纷纷把图书数字化当作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开始大规模建设。美国在1994年先后开展了科研单位、大学以及公众图书馆的数字化项目，我国也先后建立了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和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国家图书馆则在2000年开始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2005年10月正式被批准启动数字图书馆工程。
在早期图书数字化浪潮中，一些商业机构应孕而生，中国开始出现超星、书生这样的民营企业，后来出现具有各种科研、高校背景的商业内容提供商，如万方、同方、维普等专业公司。在网络化进程之后，以Google为代表的巨头又以强硬的姿态进入数字图书市场，他们把图书资源看作内容服务中不可缺少、必须占领的市场之一，逐一和国内拥有数字资源的图书馆谈合作。
以教育领域为例，Google、百度都曾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接触过。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朱强说:“今年上半年Google和北大谈过合作，后来不了了之，目前北大只是和百度签署了初步计划书，答应将书目提供给百度，放在互联网上方便公众检索。”
作为网络巨头，Google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注目。万方数据市场部经理张秀梅说:“国内数字资源商业公司有规模的差不多30多家，经营状况好的营业额也不过200万～300万元，根本不能和Google这样的商业巨头相抗衡”。同样作为商业化运作的公司，万方数据的数字化方向是科研教育，已建立科技信息子系统、企业服务子系统、数字化期刊群等专业数据库。
Google在中国的目标很明确，第一步是争取与出版社合作，第二步则是直接与图书馆合作。
Google（中国）表示:“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出版社合作计划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6家出版社加入到我们的计划中，图书馆合作计划会在适当的时候推出”。而在国外，Google已经与相当数量的出版社和图书馆合作，获得了大量的数字资源，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等。
Google与出版社的合作计划是指，Google投入资金、设备、人力帮助出版社的图书数字化，之后再将资源公开到网络，读者可以通过关键字查询到图书，浏览到相关的5页内容。Google和出版社各自保留一份图书数字化资源。Google与图书馆的合作大概也是如此，不过遭受了来自出版商的抵制，目前正处于停滞状态。
而在国内，号称中国Google的百度也加快了对图书数字化资源占领的步伐。百度宣称，目前签约的客户有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北大图书馆、超星图书、书生电子、北大方正，合作的图书书目累计达到1500万册，科技期刊文献达到1.3万种。即使百度对合作的种种细节，比如扫描、版权、公开等等语蔫不详，仍可看出百度在数字资源方面的雄心壮志。耐人寻味的是，这家上市一周年的公司直接跳过了出版社这一步，而和拥有大量信息资源的图书馆、商业机构合作。
无论这些商业公司的行动如何，都希望能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它们看中的正是国图独一无二的资源。国图目前已经和Google达成了协议，通过网络接口可以搜索到国图的书目，而所有资源仍然放在国图中。国图和百度也正在谈论网络接口的事情，如果不出意外，很可能也像Google那样合作。
突破:数字化瓶颈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数字资源经过10多年的建设，已经从简单加工过渡到深层次的资源利用。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图书馆都建设了具有特色的数字资源库。一些商业机构随之成长起来，最典型的代表是超星，这家公司和各大图书馆合作，扫描了大量的图书，各自留一份资源，面向各地图书馆销售图书资源库和面向普通读者销售图书阅读卡。
业内人士指出，当初超星的数字资源仅仅是简单地将图书数字化，后来出现的书生公司、方正公司初期也大概如此，这为中国图书资源数字化之路带来了误导。也由于当初数字版权的不成熟，这些商业公司起步快，获得了大量数字资源。
实际上，数字资源并非是将图书简单地数字化。国家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还包括各种非图书的资源，比如甲骨文、碑帖、敦煌文物、年画、金石、民国期刊等，北大也是将手色书籍、拓片等资源进行数字化。富平说，近年来，国家图书馆用于购买文献的资金约在1.2亿元左右，其中包括部分外文期刊、外文资料等。即使这样，购买印本文献、电子资源的经费还是不够充足。为了向公众提供更多的数字资源，国家财政每年另拨款1000万元，用于本馆的特藏文献数字化。她说，中文数字资源量非常庞大，包括传统文献的数字化、网上资源和电子出版物，这些有价值的中文数字资源，国家图书馆都有义务采集、整理、加工、服务和长期保存，这是国家图书馆必需履行的职责。
对于保护互联网上的中文数字资源，国家图书馆在互联网起步初期曾忽略过这个问题。富平举例说，现在国图对本馆网站改版时，发现没有保存国家图书馆网页的第一版，最后还是在美国InternetArchive找到了，美国InternetArchive保存了世界各地各种有价值的网站。
国图有责任保护各种中文网站的资源，这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要让后来人能够查阅到现在网站的内容。
结合数字资源建设，国图正在与北京大学合作进行网络资源采集的研究与实验，2005年已经采集政府网站2万个，大到部级，小到乡镇级网站。同时还采集了中文PDF报纸105种，专题资源库7个。从职责上说，国图有义务对中国的网站进行有重点采集，并能提供服务。但目前还有许多困难，首先是要政府部门明确此项任务，授予权力，并有一定的经费投入，在资源的服务上涉及到知识产权，要有一定的法律许可。
也有专家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单纯地依靠国图采集政府网络资源是不够的，各个垂直行业应该由主管部门主动采集与保护，国图可以备份一份，而不是什么资源都交给国图保存，否则会增加国图的工作量，也不一定能做全。
中国的数字资源加工已摆脱了初期的粗糙时期，进入深层次阶段。张秀梅认为，数字化仅仅是初级阶段，如何为用户服务、如何利用好数字资源才是重要的。像万方数据这种专业数字服务的公司，要对数据提炼和加工，而不仅仅扫描变成数字资源就结束了。张秀梅说，数字化是非常繁杂的事情，是对数字化资源的再次加工和提炼。万方有400多人参与数字化工作，要做标引、检索字段的规范化，统一格式，做到入库上网，还要做成修改的PDF，可以直接拷贝到Word，比如一些符号电脑不能识别，这些工作必须人工参与。
以后的数字资源的发展，就可能结合网络，提供给读者多媒体的、多角度的、以用户为中心的图书资源，并非是现在简单地将资源数字化。各种多媒体杂志提供了一些思路，以后在图书馆，读者不仅能看书，还能“听”书，这或许是数字资源的一条道路，也是图书馆用来吸引读者的因素，这也为网络公司进入图书市场，提炼加工数据创造了商业机遇。
中国国家图书馆目前有600多台计算机终端，在局域网内供读者查询和浏览信息。
经过几年积累，国图已建成国内最大公众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库。这期间，国图还构想过“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这是一项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宏大系统工程，其整体目标是在互联网上形成超大规模的、高质量的中文数字资源库群，并通过国家骨干通信网向全国及全球提供服务。由于项目太庞大，国图一个单位不可能牵头完成，专家建议采取分系统、分行业建设。截至2005年底，国图自建数字资源方面，已经制作完成了20个资源库，包括全文影像数据、音频视频数字化、网络资源、文津讲坛等，自建资源量到达1亿页、120TB。数字国图今年计划续建资源库12个，新建资源库8个。国图数字图书馆总工程师孙卫表示，数字国图建设的最近一个“五年计划”项目将在2008年正式投入运营。
跨越:版权门槛
在这场数字资源争夺战之中，版权是图书馆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版权可以保护整个图书行业的价值链，包括著作人、读者、出版社、图书馆。如果没有版权问题，所有的图书能够通过网络获取，出版社和图书馆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北大在开放各种数据库的时候，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条约以保护著作权，简单地说，只要能够在校园网，就能享受相应的数字资源服务。
国图的数字资源包括诸如金石、图书、年画、甲骨等具有中国特色、又没有版权的自建资源，而对于那些有版权的数字资源，则是通过购买各类专业数据库、获得作者授权等方式获取。
在抓取网站的时候，国图已经遇到过类似的瓶颈问题，国图在因特网上提供政府网站的内容服务，是可以不经著作人许可，但对于其他商业网站，涉及到版权问题，目前还不能提供服务。
除国图自建资源外，还通过购买商业公司的数据库间接跨过知识产权的问题。国内大多数专业数据公司都拥有一定的背景和资源，本身就没有知识产权这个门槛。这些商业公司也积极寻找多种途径销售数据库，重庆维普和国图合作，将国图一些专业期刊数字化扫描，双方各保留一份。由于资金短缺，国图只购买一些专业数据库的使用权。富平说，根据不同数据库类型、不同使用年限付费，国图基本不会去做专业数据库，现在提供数字化资源内容的商业公司的运作非常成熟、专业，国图没有必要重复劳动。张秀梅认为，数字化资源共享是主流，万方会协助公益事业，而公益事业靠商业机构的力量更会锦上添花。
第三种办法是，国图希望通过作者授权的方式解决版权问题。每年国图要举办文津奖，首届文津奖由读者最终选出9本畅销书，国图希望得到作者的授权，从而服务于图书馆的读者。另外国图还通过捐赠的方式得到作者的授权。
在版权问题上，各种商业内容资源提供商采取不同的方式跨过知识产权这道门槛。以超星为例，以前大都扫描没有版权的书本，而现在则是找作者给予授权，通常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是向作者赠送10年期读书卡;第二是根据下载量给作者付费;第三是作者要求单独定价，向用户单独收费。据透露，超星目前已经得到18万读者的授权。也正是由于版权问题，Google推出的图书搜索才被迫中止，等待相关法律裁决。Google认为，图书搜索主要是在技术上实现保护版权，尽管读者可以通过关键字轻而易举地找到所需要的图书，但不能免费阅读图书的大部分内容，Google只提供每个搜索前后5页，同时不可以打印、保存及复制。Google已经开始提供无版权图书的PDF文件下载服务，这意味着，如果版权问题解决，Google将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图书资源，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图书。
知识产权始终贯彻在数字化资源的过程中，包括前期的电子资源、网络资源和卫星资源的采集到后期的各种服务（网站、电子阅览、电子邮件、电子商务、数字广播等）。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公众图书馆显得比较宽容，第7条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此条例既保证了公众图书馆作为公众设施的职能，又保护了著作人的知识产权，可谓来得及时。
控制:文化话语权
图书馆内数字化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种资源又不同于一般的自然资源，属于公众领域的文化遗产。2004年12月，中国政府了《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信息资源是国家的重要资源之一，与能源、材料资源同等重要。可以这么说，谁掌握了这些资源，谁就掌握了下一代的话语权、文化的话语权。
尽管Google以“知识共享”为理由，投入大量金钱、技术、时间和人力不遗余力地帮助欧洲图书馆数字化，但还是遭受了几个大型图书馆的抗议，扫描计划不得不中止。2005年4月底，欧洲6国领导人联合提议建立“欧洲数字图书馆”，实现欧洲图书在网上的共享。
联合协议中称:“如果不进行数字化，也许明天欧洲文化遗产可能就会在未来文明中失去自己应有的地位”。去年，南亚诸国也在计划共同建立一个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同时还将对相关法律加以修改，防止传统知识遭到商业专利的盗用。
长期研究数字图书馆、数字国图专家组成员孙承鉴认为，必须要警惕这种文化资源的掠夺行为。他说，现在都在走向国际化融合，搜索软件是其中的推动力之一，但必须要掌握文化信息资源，不能以文化共享为理由丧失了文化控制权。中国对图书馆数字化资源的警惕性正在逐步提高，富平举例:我国西安的兵马俑，以前是可以随意让外国人以各种名义拍摄的，对方把这些资源数字化，进行研究并为本地读者服务;现在就不允许随便拍摄了。国图和世界各大图书馆合作的过程中也是强调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在“知识共享”方面，中国已经在某些项目中和国外机构有过良好的合作，国际敦煌项目就是成功的例子。该项目是中、英两国合作牵头的，在统一网络平台和数据标准之后，书目数据在网上共享，对象数据放在本地，在网上提供服务，无偿地供研究人员使用。这种合作模式为图书数字化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从利益最大化来说，国图并不排斥和Google这样的商业公司合作，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本馆数字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和处分权，不能随便被拿走，要保证为公众提供服务。富平说，坚决反对商业公司利用国图数字化资源商业化，她正在组织起草国家图书馆合作开发馆藏特色资源管理条例。朱强也希望借助商业公司的技术和资本力量来帮助北大传播知识，可以将书目提供给百度，但是资源一定保留在本地，这是知识产权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基本做法。
国家图书馆也与提供数字内容的商业公司讨论版权、文化遗产等一系列问题，国图直截了当地提出:要保存中文资源。如果商业公司倒闭，或者中文数字化资源全部给国外公司拿走，那么中文数字资源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又该如何传承文化？又如何谈得上保护文化遗产？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能得到商业公司的共鸣。
商业公司要市场化运作，与国图合作的同时也在与国外公司合作，希望将中文资源市场做大。张秀梅说，万方数据也希望与Google及国图产业链的上下游合作，由此扩大市场知名度，通过国图拿到很好的资源，要在图书市场中找准定位，达到做大市场、多方共赢的目标。而国图希望与更多的像万方这样的专业公司合作，既解决了知识产权，还能保存国内专业数据资源。国外也有不少公司在和专业数据提供商谈合作，双方都在争夺数字化资源，从而更好地为本国读者服务。
孙承鉴乐观地说:“Google不可能将中国数据资源拿走，只能像现在这样以拿走书目的方式达到共赢”。他说，数字化增加了图书馆的功能，也为图书馆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国家必须增加投资，扩大数字图书馆的服务范围。他举例道，中山图书馆联合广东省一些图书馆开展网上资源服务，每个月大概服务1000多名读者，点对点将图书发送过去，每天有8个人在线服务。
国图也在积极寻求多种解决方案，打破传统图书馆“围墙”的概念，做好虚拟化图书馆，多方位为读者服务。国图目前有600多台计算机终端，在局域网内提供读者查询浏览信息，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些费用。国图也根据读者的需求改善阅读环境，满足读者不同需要，希望将国图办成一个功能丰富、满足多层次读者需求的公共场所。
看来，在数字化、网络化的冲击下，国家图书馆已经找到了应对的措施，从容面对。
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富平：
“中文数字资源量非常庞大，国家图书馆有义务采集、整理、加工、服务和长期保存这些有价值的中文数字资源，这是国家图书馆必需履行的职责。”
采访手记：守护信息资源
数字图书馆或者图书馆数字化并不是新鲜事，早在20世纪90年代数字化开始时，国内图书馆就在探索数字化。现在图书馆面临的是数字化加上网络化带来的冲击。
冲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冲击背后的含义，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是典型的信息资源，而信息资源已经被国家放在战略的高度，同能源、材料资源一样重要。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独特处在于传承文化，这是别的资源不能相比的。
在采访中听到这么一句话:“必须占领中文信息资源制高点”。该位人士不反对商业公司公开数字资源，也很欢迎和他们合作，但所有权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对数字化技术融合之后的清晰判断，先在形式上保存再谈如何发挥作用。
数字化生存范文5
关键字：戏剧作者 网际交往 数字化生存
几乎所有接触到网络的人，都发现他们所接触的不是技术，而是一种以数字化信息为标志的崭新的生存方式。的确，计算机网络技术使人们的生产手段和交往手段信息化和网络化，为人类创造出了一种数字化生存方式和空间。新型人际交往方式——网际交往随即诞生。通过互联网进行的网际交往，渗透到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对个体和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本文对网际交往的社会特性和戏剧作者在网际交往中寻求数字化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网际交往具有独特的社会特性，呈现出真正平等、民主、自由、兼容、共享、公正的状态，为作者提供了新的数字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现实社会的交往伦理是建立在人们面对面互动的基础之上的。在现实社会交往中，作为交往主体的个人，在面对面进行交往的互动情境当中，都具有相对稳定的身份。其家庭出身、性别、身份、地位、职业、学历、阶层等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社会角色都是相对确定的，这必然导致其人际关系互动受一定社会伦理规范的强制影响和制约。
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作者，在现实社会的人际互动中，必然要受其特定社会角色规范的制约，从而受到束缚和局限，受制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制度，受制于现实社会的秩序和赏罚体系。
例如，对同一个作品而言，如果领导赏识其作者，此作品就有可能因领导的重视而得到认可、获得奖励和荣誉；如果领导反感其作者，此作品就有可能被贬低，与各种奖励和荣誉绝缘。
而在网际交往中，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社会角色在网络空间通常是隐蔽的，在现实社会中慑于法律制裁、熟人监督而起作用的道德规范，在网络社会由于身份的隐蔽化，其约束力大大降低，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这使作者在网络空间有可能摆脱现实交往伦理的制约，与他人建立一种新的网络交往。
例如，作者可以根据网络上的征稿启示，把自己的作品直接报送到征稿单位，而不用通过上级各主管部门的审批。这种做法在现实社会中，是违反社会交往秩序的，是要受到限制，甚至是要受到惩罚的。而在网际交往中，这种做法则属于正常的交往，不会受限、受罚。
总体来说，网际交往在公正性、自由性和平等性等方面，都与现实社会交往有所不同。网络是一个没有控制中心的开放式平台，网际交往为人们实现充分的公正提供了一个比现实社会更加广阔的虚拟空间。网际交往的双方即使从未谋面，也可以完成沟通、交流。人们在网络空间的交往和互动，完全只能基于自愿和平等的原则。作者可以通过网际交往摆脱建立在中心权威基础之上的伦理规范的约束，在网络空间寻求更多的公正和发展。作者可以自由地进出网络，发表言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目的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自由地塑造自己的身份和扮演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跨越时空的限制，自由、充分、全面地呈现自我的本来面貌，自由、开放地与他人进行交流和互动。作者能够“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为自己作主”，“自己管理自己”，通过相对更加公正、自由、平等的沟通、交流，充分展示自我和作品，与他人交换信息，从中获得更多的价值认同和支持，以谋求生存和发展。二、网际交往拓展了作者与受众交流的范围，扩大了作品价值获得认同的机会，提高了作品成活率，使作者收获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全球有十多亿网民。网际交往大多是在完全陌生的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发生的，因而极大地拓展了作者的交往范围。作者通过大范围的广泛交往，有助于形成新型的社会关系，把自己和作品展示给更多受众。作者可以把作品全部放到网络空间里充分展示，扩大自己作品接触受众的范围，摆脱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种种束缚，争取获得更多作品价值被认同的机会。
网络空间所推崇的是一种绝对个体化的价值观。价值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都不按照传统方式来进行。谁都不能将自己的价值标准强加在别人身上。“我”的价值标准只由“我”来为自己设定。用来衡量“我”的价值标准，也只能由“我”来决定接受不接受。因此，作者及其作品在网际交往中，接受的是广大网民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所作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由于网民囊括了全社会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以网络空间极大地实现了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因而作者及其作品在网际交往中，能够获得价值被认同的最大概率。实际上，网际交往中存在着大量无偿赠与的行为。在网际交往中，作者可以得到许多素昧平生的人提供的大量信息和帮助，而且他人还不求回报。同一件作品，在网络社会中有可能获得与现实社会中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从而为作者带来更多的社会效益的经济效益。例如：吉林省农安县文化局戏剧创作室副主任、职业编剧孙艳平，把自己的简历、获得的成绩、荣誉、创作心态和交易规则都公布到互联网上，向全社会展示自我，通过网际交往，在现代社会谋求数字化生存和发展：
孙艳平对全国各地提供小品、小戏、大型戏曲、话剧、二人转、音乐剧、电影、电视剧、电视短剧等剧本，一律先款后创作，小品等小型剧本创作时间为一周，大型剧本先付部分定金（五千元左右），在一个月内完成，无诚意者勿扰，孙艳平QQ几乎全天在线，可以随时联系，号码：407291126，剧本大体价格请参考:blog.sina.com.cn/sunyanping888孙艳平以诚信求发展，以质量求生存，欢迎全国各地新老客户合作。
孙艳平还把《捡来的烦恼》等作品的一部分文稿公布在网络上，然后标明其他内容隐去，请需要完整剧本的人与他本人联系，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和电子信箱等联系方式和稿费专用帐号，以求作品通过网际交往接触到更多受众，获得价值认同。
通过网际交往，与孙艳平联系商谈合作的人越来越多，孙艳平的社会影响相对地越来越大，他的稿酬也随之逐步提高，事业因而得到了长足发展。
三、网际交往拓展了创作者对生活认识的范围和深度，能够激发作者的创造性，促进作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数字化生存范文6
一、“最后一寸”产业链：从“苹果园”到“苹果迷”的无缝连接
有许多学者认为：“苹果”的超额利润，源于其产业形态的相对封闭，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它能够更灵活、有效地适应高速变化的市场。这一说法不乏道理，但笔者以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苹果”率先实现了信息传播模式与盈利模式的高度吻合与全程对应。
在大幅降低信息传播和使用成本，使之无限趋近于零的前提下，以“点对点”的方式，在数字互联网络上实现互动传播，这正是数字化媒体最本质的特征。
对数字化媒体来说，基于这样的信息传播模式，有效消除所有多余的中间环节，直接将内容产品和增值服务，从生产原点传送到最终用户，将有助于实现整体产业价值的最大化，也就是数字媒体产业的价值最大化。
然而，即使是位居IT业前列的谷歌(Google)和脸谱(Facebook)，目前也尚未实现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从生产原点到消费终端的“点对点”直达传送，而是将自己的内容产品及其增值服务，通过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等方式，嵌入到其他合作伙伴生产的个人电脑、移动手机等终端上，与用户之间留下了最后一寸距离。如果没有“苹果”的存在，这倒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在比较优势理论的支配下，大家各自发挥最核心的优势，通过合作共筑产业链，生存的空间会更广阔。
不过，“苹果”却以其独特到极致的封闭姿态，依靠持续热销的iPod、iPad和iPhone等众多品牌终端产品，成功地完成了从厂房到消费者之间，那“最后一寸产业链”的构建，不仅让用户通过实体或虚拟的“苹果”专卖店，直接将钱付到“苹果”的口袋里，而且连售后维修、服务升级等事项，都一一包揽。
“苹果”的封闭非常典型地体现在“苹果”智能手机iPhone上：iPhone的软件平台与硬件设计融为一体，从软件安装、升级、备份、文件同步，一直到程序管理等，都紧密结合着“苹果”的在线音乐软件 iTunes来运行。所有的合作运营商不但得接受排他性的限制，如在美国市场上iPhone 只限于AT&T 的通讯网络，而且必须支持iTunes，不能强行推广自己的音乐或相关软件下载服务。[1]此外，iPhone的操作系统不允许修改核心软件，也不允许在操作系统中安装“苹果”认为质量低劣或与其设计目标不符的第三方软件。不仅如此，“苹果”还严格控制iPhone的出售地点，只在自己的专卖店和网店交易，同时任何售后问题，从硬件故障到软件性能，都一概大包大揽，从不推卸。但前提是，你得接受类似这样的极端条件：iPhone的电池是内置式的，不能拆卸，如果电池坏了，手机也一并得换掉。
iPhone在商业模式上的封闭性也一脉相承：一切都由公司掌控，惟一的目的就是卖得既贵又多。当然，前提是让用户体验发挥到极致，成为受市场欢迎的产品。
“苹果”的操作系统虽然封闭，却十分成功，其宗旨是让移动设备更了解用户，而不是让用户去了解移动设备。因此，“苹果”的用户会明显感觉到：“苹果”手机操作起来既简单明了又乐趣无穷。iPod的环形操作键面、iPhone的多点触摸，无需复杂的命令和繁杂的步骤，只须手指一划、一摇就能完成指令。
由此，“苹果”给了那些正在谋求数字化转型的传统媒体（如CCTV），以及已经在数字媒体阵营里追求数字化生存的新兴媒体（如SMG旗下百视通公司的网络电视[IPTV]），一个非常实用的启示：只要拥有现实可能，最有效的转型路径和生存策略，就是高度重视用户体验，同时努力实现从生产原点到用户终端的无缝连接，完成纵向产业一体化的“最后一寸”价值链延伸。
当然，这需要有充足实力，不可盲目模仿。谷歌在尝试创造自己的品牌手机过程中，也屡遭遇挫折，至今仍在探索。
二、独善其身的开放 还是审时度势的过渡？
由于一直全面坚守封闭性经营，“苹果”在即时通信和办公套装软件领域里，逐步体现出过分限制第三方软件带来的束缚和损失。于是，一贯封闭的“苹果”在第三方应用软件方面，主动给出了例外。2008年，“苹果”应用软件平台AppStore正式上线，为第三方软件开发者提供销售渠道，也藉此创造了手机软件销售的新模式。此前，在现实的巨大利诱下和高昂的反垄断诉讼威胁下，“苹果”最终在第三方应用软件开发上，选择了有限度的开放。它的限制集中体现在前文提到的不允许修改iPhone操作系统的核心层面，不允许在操作系统中安装任何“苹果”认为质量低劣或与整体设计目标不符的第三方软件等。据2010年底的较新统计数据，目前AppStore上的应用数量已达到30万个。
就在“苹果”的智能手机及第三方软件领域逐渐形成垄断趋势之际，谷歌（Google）的安卓（Android）操作系统宣布上市，并同时面向智能手机和平板设备两大市场。与“苹果”的思路恰恰相反，谷歌安卓选择了全面开放，这意味着所有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手机，不会被集成到任何形式的桌面管理程序中去，安卓本身及第三方软件可以在不同品牌的手机上、以不同形式实现自由安装、升级、备份、文件同步、软件管理和云同步。由此，“苹果”与谷歌之间，在合作之余，形成了日渐激烈的竞争格局。出生于互联网的谷歌，在安卓系统上袭承了开放、免费的特性，允许任何移动终端厂商加入到安卓系统联盟，很快吸引了众多第三方软件开发商，2010年底其开放平台上的软件应用量迅速达到10万个。据美国咨询公司Gartner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安卓在全球市场上的占有率从1年前的3.5%迅速上升至25.5%。安卓系统的出货量甚至超过了“苹果”和黑霉（RIM）。
不过，即使谷歌安卓的优势渐强，由于暂时缺乏这“最后一寸”产业链，使得安卓在拓展进程中常常力不从心，甚至险象环生。
谷歌因为暂未生产相关硬件或终端，其与智能手机运营商的关系很难维系得像“苹果”那样紧密，这非常不利于安卓品牌形象和品牌价值的整合与推广。比如：众多基于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都想尽办法突出和强调自身的品牌，以充分地有别于竞争者，使得安卓的存在被忽略和淡化，人们最终体验和记忆的，很可能是摩托罗拉的MotoBlur或HTC 的Sense，同时很容易将相关的疏漏记在谷歌安卓的账上。比如：由于第三方应用软件的良莠不齐，使得用户抱怨安卓的质量不佳，而不久前Android Market引发的恶意应用程序，[2]造成非法收费和用户个人隐私泄漏，更使得用户对手机安全忧心忡忡。
反观“苹果”用“最后一寸”产业链所做的无缝连接，就像是想要把庞大的互联网想方设法地移植，甚至盆栽到封闭的“苹果”园里来，而不是像众多竞争者那样，把自己放养到自由、开阔的互联网田野里去。
然而，开放与封闭总是相对而言。“苹果”有限度的开放，能否实现长久的独善其身，还是会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作茧自缚？谷歌的免费与开放是否过度，安卓又能否克服第三方软件带来的病毒丛生和恶意侵权等现实问题？这一系列疑问，需要做更深入的理论分析与探讨。
上述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有待数字化转型的传统媒体或追求数字化生存的新兴媒体来说，意义深远。比如：如何有效推行免费和共享，以化解三网合一中的利益壁垒？如何合理权衡开放与侵权，以促进传统和新兴媒体对于用户行为偏好的智能分析，从而更好地满足不断增长的个性化需求？等等。
三、“苹果”的悖论：利润最大化与价值最大化
现实常常是矛盾的统一体。
笔者以为：过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苹果”，将很难持续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因为数字媒体阵营里的任何成员，其价值最大化的根基，都必须深深扎在社会价值当中，也就是大规模持续提供免费信息服务，创造更多可供公众免费使用的自由资源。比如：免费的信息搜索、邮件传递、文档储存等，然后从中寻找用户愿意付费的有偿服务与盈利市场。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最提倡自由和创新的新媒体，其产业基石是建立在免费经济基础上的合理垄断，而新媒体产业文化的基本特征则是在持续创造并提供自由资源和社会价值的前提下，通过充分共享来实现混沌盈利。
毕竟，基于数字互联网“点对点”双向传播模式的新媒体产业，比较于“点对面”传播的传统媒体，最根本的优势在于：
第一，借助于数字互动网络，新兴媒体大幅降低了信息传播和交易的成本，通过提供大规模的免费使用，创造着社会化的自由资源（Free resource）或者信息福利。换句话说，新媒体产业在典型的国家和市场意志与作为之外，创造和提供着一种新的公用媒介（Public use media），并打算以人人均享信息传播与接受权利的方式，让社会个体与国家、市场一起，来实现对自由资源的直接管理。此前，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出现大量的自由资源，在经历暴力革命或律法规治之后，最终大都以或委托的方式，部分或全部地交给了国家或市场，而不再由社会个体直接来管理和经营。具体到媒体产业，20世纪初期，无线电波最开始是作为自由资源而存在的，在大量私人电台盛行后，最终因电波频率资源的相对稀缺、产业秩序混乱和国家安全等原因，收为国有，而后又逐步商业化，最终分化为公营和商业电台，私人电台沦为非法。时至今日，人人都可以成为播客(Podcast)，在互联网上拥有自己的数字电台，因为数字网络将原本稀缺的频谱资源，变成了供过于求的非稀缺性资源。
第二，伴随着信息传播成本的大幅降低和信息传受（传播与接受）权利的均享，一种从未大规模存在的可供每个人之间实现即时沟通协商的议事体系由此形成，为直接民主提供了现实可能，这对于现行的代议制间接民主体系给予了有益的补充和完善。眼下的谷歌（Google）和脸谱（Facebook），正在高校、政府等社会的各个阶层中，成为正式和非正式网络社区“个人偏好”最广泛的聚焦地和意见表达场所。从这个视角上看，谷歌和脸谱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包括埃及、伊朗等多个国家的民主社会运动，一点也不奇怪，甚至有着某种内在必然性。
第三，借助于数字互动网络，新兴媒体拥有了即时了解并汇总社会个体各类需求偏好的潜能，可以持续完善对高度差异化个性需求的满足，前提是将最大多数人纳入到同一个供需体系当中，利用信息产业独特的边际效益递增，有效提升信息生产、传播、反馈、沟通的效率，以产生更大的规模效益和范围效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大范围、高程度的市场垄断。
目前，谷歌在全球搜索引擎产业的市场份额，已然接近绝对垄断的程度，而这却是“苹果”所难以企及的，因为它不具备帮助每一个独立社会个体充分显示其“个人偏好”，并将其汇总、转化为社会偏好的功能。
据市场研究公司comScore的数据显示，2010年谷歌在欧盟搜索市场上的份额高达90%，而实际上可能达到了95%。在美国本土搜索引擎市场上，谷歌的占有率也高达65%。
尽管谷歌因此正面临来自欧盟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反垄断调查，甚至可能导致搜索引擎产业格局的强制性结构调整或转型，这与早年微软的垄断有几近本质的差异。一方面是因为微软为广大网民提供的免费服务相对较少，创造的社会价值非常有限，而谷歌从成立之初，就一直面向所有网络用户提供大规模免费服务，持续创造着巨大的信息福利，也就是社会价值。目前，尚无迹象表明，谷歌会把这些社会价值全部转化为经济价值。换句话说，相对于谷歌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其盈利性经营行为并未占据企业行为的主体。如果在反垄断诉讼中将它与唯利是图的微软一视同仁，那么以服务于公众为宗旨，绝对垄断着本国广播、电视产业，同时又深受国民信赖与关爱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和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势必要排在谷歌之前，成为反垄断调查与诉讼的首选对象。
其实，如果谷歌真能兑现“不作恶”的承诺，大多数民众未必不能接受它有着内在技术依据和现实需求的垄断。毕竟，“帕累托最优”的理想社会是针对每一个人而言的，一个将所有人都平等纳入其中，并促进资源自由、优化匹配的信息网络，本质上符合社会个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基本利益和发展趋势。
针对谷歌的反垄断和版权诉讼，笔者无意多作评判，只是想强调：谷歌的垄断，目前仍属于根植于社会价值创造的新型市场垄断，基本兑现了谷歌“不作恶”的自我承诺，倒是对于以国家和企业为主体的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应早日以法律形式确立基本原则：
第一，最大限度确保社会价值的创造；
第二，最大限度地保护可供公众免费使用的自由资源，不利于此的任何市场干预或政府干预均有所不宜。
对于很多方面更接近微软而非谷歌或脸谱的“苹果”，笔者想指出：如果继续维持对社会价值创造的漠视，其现有的盈利模式可能难以为继。因为社会价值意味着为民众提供更多的自由资源，不仅可带来有望被广泛接受的合理垄断，而且会产生和积累更多的用户行为依赖、情感依赖和消费依赖，维系着某种价值认同和归宿感，创造出大规模的虚拟国民，他们不会像对待微软那样视之为技术工具，而是会像对待谷歌和脸谱那样，视之为朋友、家人，这才是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价值核心和增值基础。
谷歌安卓的后来居上，也许就是一个现实的预言。只是，这个预言对于一直受惠于“一味逐利”，且现在门庭若市的“苹果”来说，很难起到什么警示作用。
“利润最大化还是价值最大化”的“苹果”悖论，对于数字化转型中的传统媒体和数字化生存中的新媒体，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首先，数字网络生态下的垄断，不一定要靠强力控制；
其次，以社会价值为基础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所带来的利润，往往比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更有效。
整体来看，“苹果”给予我们的启示，深刻而又充满矛盾。
注释：
[1] Prince McLean.深入谷歌Android和“苹果” iPhone OS：商业模式.微博文章，2009-12-06 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