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现代诗范文1
《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曾几何时,袁可嘉的诗广为流传,当后人轻轻吟诵它们的时候,绝不会忘记这位曾经影响过一个时代审美情感的老人,他用心完美地诠释了艺术与人生。2008年11月8日晚上,这位著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先生在美国安详地走完了87年的艺术人生之路。
不能忘却的“九叶”
袁可嘉是将当代外国文学引入中国的泰斗级人物,他是为文学为诗歌而生的, 有学者这样悼念他:“因为诗歌琐碎,因为诗歌消失,因为诗歌面临无人在乎是否琐碎是否消失的岁月里,在翻译已经成为彻底的即时工具的时代里,一位以诗人身份,做不是工具翻译的人走了,谁知道他的安详如他的诗歌?谁知道他的诗歌是汉语的,但他诗人的身份却是世界的!”
袁先生早年钟情浪漫派文学,后转入现代派文学,这一想法和上世纪30年代戴望舒、卞之琳等人的中国式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不谋而合,这些诗人就是到上世纪80年代才被命名的“九叶诗派”。“九叶诗派”因《九叶集》的出版而得名,收入杜运燮、郑敏、陈敬容、杭约赫以及辛笛、唐祈等人的诗,由袁可嘉先生作序, “九叶诗派”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十大诗派之一。1980年是《九叶集》出版的时代,是现在所有人怀念的时代,是被称为再也不回来的人文理想至高的年代。那时九叶诗人默默不做莲花,诗歌默默,诗人也默默,诗歌是汉语的,但诗人的身份却都是世界的。
袁可嘉在新诗理论方面颇有建树。他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新诗现代化”理论,针对当时诗坛的通病――政治感伤、说教倾向、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提出了“新诗现代化” 的主张,要求新诗走现实、机智、象征相结合的道路。在诗艺上,他要求发挥形象思维的特点,追求知性和感性的融合,注重象征和联想,让幻想与现实渗透,强调继承与创新、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的结合。他力图在诗中表现诗歌的含蓄性、间接性、戏剧性,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
中国社科院美国文学研究所译审潘小松这样评价道:“袁先生的主张对‘九叶诗派’后期诗风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对青年人颇有影响,使我们对新诗有了更全面的理解。”
然而随着他的离去,曾经名噪中国诗坛的“九叶”诗人已只余郑敏一片。
诗要用心诠译
他是为诗而生的,译诗是袁可嘉最钟爱的工作之一。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曾说：“诗在翻译中丢失。”袁先生集翻译家、诗人和评论家于一身,似乎丢失得很少。文章开篇那首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名作《当你老了》,包括冰心在内的诸多名家都曾尝试翻译,袁可嘉的版本是流传最广、最受读者喜爱的。
翻译诗歌恐怕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把外国诗歌翻译成中文,到底有多少原汁原味的东西,真的很难说。如果不是加入自己的创作使之圆润饱满,别扭和误解更是随处可见了。诗歌是语言的极致,翻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所谓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两种”,真是生动、精辟而又无奈的说法。
而袁先生一直认为:“文学翻译是一种很特殊的行业”,“一个好的文学翻译家应当是通晓母语和外语,熟悉中外历史文化,有较高创作才能和研究功夫的作家兼学者”。他本人便是这样“一个好的文学翻译家”,他让自己尽情地用心来诠释英文诗歌,细心雕琢,使译文在不打破原来的和谐基础上与原作风貌保持相似,因而,其译作简直可与原作媲美,可谓是一种再创造。
诗人、翻译家屠岸一再赞叹袁可嘉的译作。“他翻译了叶芝和彭斯的许多诗,非常精准、得体。彭斯是位农民诗人,袁先生翻译他的作品,非常朴实到位。再看他翻译的叶芝的诗又是一种味道,而这所有的味道里都有袁可嘉的风格。”
他的学生曾请教袁先生译诗的窍门,袁先生总结道:“译诗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原则和标准,重要的就是忠实地把原文的精神、风格、内容传达过来。首先要明白是艺术性的翻译,不是技术性的,所以不是逐字逐句地译过来就算。”
的确, 诗是浓缩,是雕塑,是传达感情的艺术,它含蓄、羞涩,需要一个贴心的人来呵护解读。然而,一首外文诗,尽管它原本生机勃然,但如果翻译得不好,它只能是一具木乃伊。因此,一位诗歌译者能否重新找回译诗中丢失的感情,使其“原汁原味”、惟妙惟肖,对其翻译的成功起着决定性作用。
袁可嘉自1946年开始从事英美文学尤其是诗和文学批评的研究与编译工作,在这长达60余年的英美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中,袁可嘉用心地为自己翻译的每一首外文诗描眉画眼,勾勒轮廓,使其有血有肉、惟妙惟肖。
纪念诗的时代
纪念袁可嘉先生,也是纪念一个逝去时代。这个时代里默默的绿叶给我们留下的,已经深深进入我们的语言之中。他写给我们的是汉语,但传达的声音却是世界的。他不仅打破了翻译次于原文的迷信,他还创造了世界诗人的身份,使得伟大的中文有了别样的美丽诗句。
他是一位诗苑的导游,用心为读者传递诠释灵魂的艺术,先生毕生都在努力搭建这座中西诗学的桥梁,他的作品以及他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让中国人进一步地领略到世界文化的风采,推进了我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让世界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和民族情怀;对“促进文化繁荣、文学教育和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Profile｜人物档案
袁可嘉,诗人,翻译家。
1921年生于浙江慈溪;
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获文学士学位;
1946―1950年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
1951―1953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选集英译室翻译;
1954―1956年任外文出版社英文部翻译;
1957―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
1979―1982年任副研究员兼研究生院外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3―1990年任研究员、所学术委员、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
1991年退休,移居美国;
外国现代诗范文2
一、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研究叙事
近些年来在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方面的研究有陈国东的《文化传承视角下的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创作——兼谈戴于吾与第一代作曲家创作的异同》，文章切中与我国第一代作曲家的创作，分析了他们作品中的中西结合因素，通过对黄自、青主为代表的第一代作曲家创作的研究，与当代作曲家戴于吾的作品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他们的作品是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具有民族风格为主的审美特征，以此而分析戴于吾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民族性特点和童趣审美。文章认为，中国古诗词音乐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更好地传承与传播是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肯定。贺琳琳的《谈黎英海作曲的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枫桥夜泊>的“情”与“声”》，以按谱填词的古诗词音乐作品《枫桥夜泊》作为研究对象，探索了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在表演时“情”“声”结合的道路。高雪姣的《三首近现代古诗词歌曲艺术风格的探究》通过对《花非花》《枫桥夜泊》《杏花天影》三首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中的古词新编进行研究，探讨了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词乐结合、演唱风格与方法，以及歌曲的艺术处理等方面问题。姜莉莉的《邱望湘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创作研究》对邱望湘四首近现代古诗词歌曲《诉衷情》《送春》《江城子》《汴水流》进行全面的分析，总结出其创作特征和艺术价值以及对后世音乐创作的影响。邓丽萍的《意境美——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演唱的至高追求》认为，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是由专业的作曲家将流传千古的诗词改写为歌曲的歌词，配上表现力强的曲调和丰富的表现手段，使之达到他的至高价值“意境美”，使其古典诗词歌曲的表演更加地生动、形象。这种近现代古诗词歌曲选用的歌词（诗）极其精炼，具有极强的文学性。这些诗的平仄、音调、韵律都与音乐发展的逻辑体系相符合，易于歌唱。相类似的研究有姚晓婷的《浅谈演唱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几个关键步骤》、刘晓龙的《论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特征》、饶泽荣的《国学在音乐教育中的传承——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教学探究》、郑由敏的《古曲神韵》、李翠萍的《二十世纪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美学蕴涵》等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关于古诗词歌曲的演唱，历来是一些歌唱家、音乐史学家、音乐分析学家和音乐教育家所关心的问题，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于颖的《中国近现代古诗词艺术歌曲演唱探究》，认为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在形式上巧妙地结合了我国的文学与西方的音乐理论，在演唱与表现上有着自身的特点与风格，在发展中既借鉴和吸收了国外的优秀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法，同时也从我国传统和民族的音乐文化中吸收养分，使之巧妙融合。沈佳文的《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演唱中的民族风格体现》将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作为研究对象，从艺术歌曲在中国发展的历程、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发展状况等问题作了全面性的概述，并重点把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歌唱语言中的发音与吐字规律，与中国的传统戏曲演唱以及吟诵调等艺术形式进行对比，结合前辈声乐家演唱的实践分析，得出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可以通过戏曲、曲艺、民歌的学习，掌握其演唱的技巧，这样才可以更好地领悟和把握近现代古诗词歌曲中的民族音乐成分。郑燕梅的《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演唱特色初探》认为，我们国家一直以来被称之为“诗乐之邦”，诗与乐是不同形式却不分家，古诗词能够入乐演唱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乐谱相较之于文字具有滞后性，而且人们口头传承中具有记词不记谱的习惯，致使后来诗词与歌唱最后逐步的分离，曲调在历史的发展中日渐失传，诗词日渐成为了一种文学作品。她说：“尽管我们在当下社会无法去聆听古人的歌曲演唱，但是我们从历史的文献材料中，结合具体表演实践，对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演唱中的声腔运用、情感处理、意境描绘以及韵味表达惊醒探索，以供广大的声乐学习和表演者去参考。”司娜的《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分类及演唱艺术研究》认为，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在经历历史的洗练和长时间的历史沉淀之后，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文化价值。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其艺术魅力在当代社会通过不同途径的传播，影响着音乐文化的发展和人民大众的文化艺术生活。通过对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产生与发展的梳理和概述以及其艺术特色的总结，对不 同类型的中国古典诗词歌曲进行研究，对其共性特征和个性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比较，展示了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独特艺术魅力和深刻思想情感以及浓厚的艺术价值，期望通过他的研究能够使学习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朱腾的《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演唱与表现探究》认为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国历史文化积淀中优秀的传统文化瑰宝，而这些诗词同时也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独具特色的韵味和意境深远的魅力以及文化底蕴的丰足，配之以现代的作曲技法，使其具有特殊的艺术风格和特点。对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古典诗词歌曲的传播。文章通过对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内涵的挖掘和渊源的考据、发展的梳理以及分类的边角，对其艺术特色进行分析和探究，从演绎和欣赏的双重角度出发，结合自身学习实践，对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内涵进行提炼、分析、梳理，然后通过对古典诗词歌曲本体进行分析，挖掘其音乐之美、声腔之美、意境之美。李芳屹的《阳春白雪高山流水——试论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特征及演唱》，从西方的艺术歌曲作为引子，对我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创作的发展进行研究，并对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特征进行概括。认为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演唱需要做到在“情”“声”“气”方面进行把握，做到音韵丰富、情真意切。吴婷婷的《探究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演唱特点》以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作为其研究的对象，介绍了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民族音乐元素，并对其相类似的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演唱与表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近现代早期古诗词歌曲在学校中的教育教学关系到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发展与兴盛，在这方面的研究有李秀敏的《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在声乐演唱专业中的教学研究》，认为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自上世纪初期出现和发展以来，一直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规范且严格的作品结构，使之成为我国近代以来声乐演唱与教学中广泛采用的作品类型。文章希望通过研究完善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教学和艺术实践。张瑜的《王苏芬古典诗词歌曲演唱艺术及教学特点研究》从王苏芬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其教学特色，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理解中国古典诗词歌曲，让更多的人喜欢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
二、中国近代古诗词歌曲创作特征
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将西方艺术歌曲的体裁与作曲技法和中国古典的诗词曲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谋求中国古典诗词的音韵起伏与歌曲旋律的巧妙配合。我国近代处于中国古诗词歌曲产生的重要时期，许多优秀的诗词配之以优美的旋律成为我国当代歌曲创作的典范佳作，许多优秀的曲目至今仍被人们广泛传唱。缜密地分析近现代历史中创作的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对于推动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传统古诗词歌曲的创作，是西学东渐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音乐文化样式，也是学堂乐歌发展后的一种新的音乐文化形式。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由借用外国现成曲调发展到逐步通过借鉴、融合、学习、领会、自己创作旋律的历史脉络。但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选词基本上采用历史中较有影响力的各个时期的诗人作品，像李白、王维、王灼、白居易、李清照、辛弃疾、苏轼等。代表作有青主的《我住长江头》《大江东去》；黄自的《点绛唇》《卜算子》《花非花》；刘雪安的《春夜洛城闻笛》；陈田鹤的《枫桥夜泊》；江文也的《春晓》；马思聪的《关山月》；冼星海的《竹枝词》；李维宁的《玉门出赛》等等。
音乐的民族特点体现一个民族的音乐风格，表现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和音乐特点。中国近代早期的古诗词歌曲创作的民族性具体体现在其歌曲的旋律进行、音节音调、曲式结构、节奏节拍、伴奏乐器、演唱风格等方面，它们构成了我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民族样式和民族风格。作曲家黄自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先驱，他力图创作具有民族风格的音乐语言，有意识地在旋律的运用上采用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注重和声与旋律的民族特色和区域特点。他在音乐创作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民族化的探索，比如以南宋诗人陆游的《卜算子·咏梅》的诗词谱曲，采用商、角、羽三种调式的搭配运用，通过调式的转化勾勒出令人回味的优美意境；在唐代白居易写的《花非花》的配乐中，旋律采用五声调式，民族风格浓郁。
我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创作在发展的过程中熟练地掌握了国外先进的作曲技法，如采用印象和声的《卜算子》、借用浪漫手法的《点绛唇》、借用西方歌剧中的咏叹调和宣叙调的《大江东去》等等。这些作曲技法上的运用，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创作技法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不同的创作手法也使这一时期的艺术歌曲创作更加地趋向于成熟，为中国当代艺术歌曲写作提供了范式和参考。
钢琴伴奏是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中，钢琴伴奏的地位非常重要。刘聪认为：“旋律与钢琴伴奏在艺术歌曲中同等重要，钢琴伴奏能够体现艺术歌曲的特色，因此只创作旋律不创作伴奏的歌曲不是艺术歌曲”，除此以外，钢琴的功用还具有烘托诗词歌曲意境、作出背景呈示和渲染气氛的作用。因此，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创作特色之一就是运用钢琴来作为伴奏乐器，烘托其作品内涵。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它的创作来源于社会，同时也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所处的社会环境风雨漂泊，外国侵略势力不断嚣张，国内政治状况积贫积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面对侵略，人们纷纷拿起武器，反抗斗争。因此这一时期的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选词基本上是具有战斗性、艺术性和民族性，充满了鼓动和渲染力。像《卜算子·咏梅》这一类的作品表达了作者以梅花作为自己的标榜，在发泄内心抑郁的同时，又赞扬了梅花的精神，表达了作曲家爱国的情操和高贵的品格。这种类型的歌曲唤起了千千万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斗志，鼓舞了人心，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三、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演唱特点
要想真正完美地演绎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近现 代古诗词歌曲的表演往往是一位演唱者和一个钢琴伴奏相互映衬，但是对二者表演技术含量的要求是极其高的。一个优秀的歌唱者能够很好地诠释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内涵，能够完美地展示其优美的音色和扎实的技术功底，使欣赏者能够在歌唱的情感中获得感动。因此，在表演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时，应该培养良好的音乐基础和较强文学功底以及突出的理解力，这是演唱好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基础。
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演唱若想把深层次的诗情和意境表现出来，必须要培养和督促演唱者努力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加强我国传统的戏曲、文学等方面知识的积累，同时提升个人文化修养。只有如此才能够更好地诠释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深层内涵和意境，才能够准确地把握诗的情感挥发和曲的情感处理。实际上，在每一首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创作过程中，作曲家都会对歌词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歌唱者对歌词的细致分析，有助于歌曲在表演中情感投入尺度的正确把握；歌词与旋律的对照结合，达到歌曲艺术的内涵与表演的统一，使表演者在演唱歌曲时有条理、有层次、有依据，从而使艺术歌曲的表演达到完美。
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演唱同时也要注意歌唱语言中正确的发音吐字问题，由于古诗词具有音韵美，句尾押韵。因此将汉字的声母和韵母看做是字头和字腹来进行依字行腔。在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演唱时，字头也就是声母在演唱中要有弹性、要清晰，对它的训练要注意气息的把握和喉头的控制。字腹也就是韵母在歌唱者表演进入声腔后，要保持其腔体的灵活性。这种依字行腔的能力要一句一句地体验和练习才能够达到。在声音的控制方面，歌曲的演唱过程中不宜有大幅度、强烈的音量变化，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体现出艺术歌曲的抒情性。因此，声音在气息的控制下，保持其发音的稳定性和注重气息的连贯与流通，以及给喉咙保持适当的空间，做到起音要准，音色、音量完好的控制。如此反复练习，培养出良好的声音状态，才能够更好地表现出近现代古诗词歌曲优雅的内涵。
在做好上述要求外，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对钢琴伴奏旋律的把握，钢琴伴奏是整个艺术歌曲的重要支撑。演唱者与钢琴伴奏应该在歌曲的内涵、语言特点、历史背景、文化内涵达成统一的认识。这样通过演唱者和钢琴表演出来的二度创作作品，才会更加的接近音乐情感的真实性。此外，钢琴在一首乐曲中，要实现不同角色的相互转换，其情感挥发亦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在钢琴伴奏与歌唱者表演的明与暗、快与慢、动与静、虚与实的对比中展现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艺术内涵。歌唱者在表演的每一次过程中，一定要和钢琴伴奏有一个好的交流，哪怕是极其细微的部分都要细密的配合，这对于演唱好一首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是极其必要的。
四、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历史评价
近现代中国古诗词歌曲以一种崭新的音乐体裁形式存在，其音乐旋律旋法与西方的艺术歌曲有着较为深厚的渊源关系；但是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歌词很多是直接选取中国历史中有着较大影响力和感染力的中国古典诗词。这些诗词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歌曲歌词的遗存。比如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含有歌词的歌曲就有305首。在这一历史时期，诗与乐是融为一体的时代，从而形成了“乐是诗的声，诗是乐的词”这种状况。在唐朝，“诗”这种文学体裁通过发展达到了它的辉煌顶峰，通过诗人们创作的诗词直接配乐歌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像王维的七言绝句《阳关三叠》便是唐代传唱最为久远和最为盛行的一首诗歌作品。宋代时期文人音乐中词乐的发展，不但使曲子的体裁迅速丰富，而且题材也涉猎较多，曲子中的长短句搭配接近于口语化，体现了这一时期音乐与文学密切结合的程度，从而也可以看到我国古代歌曲发展的高度。唐诗、宋词的发展，给元散曲的兴盛提供了可能，元曲的音乐用来进行叙事、写景与抒情，有着鲜明的民间风格和地域色彩。明清时期的乡间俗曲的发展亦是一种古代歌曲高度发展的标志。
忆历史，思整个中国古代歌曲发展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歌词不但体裁多样，像五言诗、七言诗、绝句、乐府、律诗等；同时有丰富的题材，像游子思归、将相忠君、寄情田园、明志达理、困苦哀思等等；还可以体现出不同诗人的不同风格，如李白的洒脱与超逸、苏轼的豪放与不羁、欧阳修的委婉与细腻等。中国古代历史中各个朝代的更替混杂着杀伐征讨，在战争的环境中，我国很多优秀古代歌曲的音乐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绝大多数的诗词却以文学的形式传承下来。中国近代的有志音乐家们，正是将我国的这些优秀的古代诗词音乐文学作品巧妙地与西方的音乐作曲技法进行结合，创造了这种新形式的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
结语
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发展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地吸收借鉴外国优秀音乐作曲技法和先进音乐理念，从而形成具有独特意韵的歌曲文化形式。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出现将外国艺术歌曲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歌曲形式。这种歌曲文化形式有利地推动了我国当代声乐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很好地继承和保存了我国古诗词文化。
责任编辑：奚劲梅
参考文献：
李雪梅.20世纪20～40年代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演唱风格微探.上海音乐学院，2010（6）.
于颖.中国近现代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演唱探究.山东师范大学，2010（4）.
李秀敏.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在声乐演唱专业中的教学研究.乐府新声，2012（4）.
饶泽荣.国学在音乐教育中的传承——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教学探究.音乐探索，2011（1）.
沈佳文.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演唱中的民族风格体现.上海音乐学院，2010.
郑燕梅.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演唱特色初探.福建师范大学，2009.
司娜.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分类及演唱艺术研究.河南大学，2009.
朱腾.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演唱与表现探.曲阜师范大学，2011（4）.
邓丽萍.意境美——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演唱的至高追求.音乐创作，2013（4）.
李芳屹.阳春白雪高山流水——试论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特征及演唱.乐府新声，2010（3） .
陈国东.文化传承视角下的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创作——兼谈戴于吾与第一代作曲家创作的异同.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8）.
吴婷停.探究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演唱特点.上海音乐学院，2013.
贺琳琳.谈黎英海作曲的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枫桥夜泊》的“情”与“声”.武汉音乐学院，2012.
高雪姣.三首近现代古诗词歌曲艺术风格的探究.山西大学，2013（6）.
姜莉莉.邱望湘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创作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13.
杨韵.马思聪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浅探.音乐探索，2014（2）.
蔡旷姿.歌曲演唱中色调的处理——以三首诗词歌曲为例.2013（6）.
张瑜.王苏芬古典诗词歌曲演唱艺术及教学特点研究.中国音乐学院，2012（4）.
姚晓婷.浅谈演唱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几个关键步骤..青年文学家，2010（13）.
刘晓龙.论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特征.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2（5）.
饶泽荣.国学在音乐教育中的传承——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教学探究.音乐探索，2011年（1）.
郑由敏.古曲神韵.东北师范大学，2009.
外国现代诗范文3
关键词：古典诗 现代诗 中外诗 比较文学
有人说，“诗歌是文学的最初表现形式，也是文学最有魅力最永恒的表现形式。”诗歌被誉为各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最高体现，也是时代、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
中国的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是其标志特征，诗歌凝聚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在语文的教学过程中，对诗歌进行比较与创作是促进学生理解和感悟文学的一种途径。因此，本文尝试从诗歌的形式、内容、语言的不同角度进行比较和创作，以此促进中学语文教学的探究和发展。
一.中国现代诗与古典诗的比较
沪教版教材中的“心灵诗语”单元，列举了《红叶》《雨》《故乡》《我》《断章》五篇现代诗歌。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我试图将其与中国古典诗歌、外国诗歌的创作相比较，并通过分析与比较进行学习与再创作。
1、意象的比较
如在描写雨这一意象时，现代诗歌《雨》（雷抒雁）与古典诗歌《虞美人・听雨》（蒋捷）的表现便完全不同。《听雨》带着人生不同阶段听雨的感受，蕴含着词人含蓄真挚的情感和深刻多重的意象。而在《雨》中，诗人把雨滴想象“熟透了的葡萄”，通过丰富的想象和联想拓展了诗情，集中而形象地表现农业丰收的喜悦。
2、情境的比较
无独有偶，杨孟芳的《故乡》与李白《静夜思》的情境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现代诗《故乡》中，“李白的霜”、“小路”暗示如霜的月光引起“我”的思乡情绪。最后一句“我是她的故乡”是诗歌的点睛之笔。母亲是我的故乡，我同样也是母亲的故乡。诗人把内涵丰富的思乡情绪浓缩成母子间的亲情，把“我”思念故乡和母亲思念游子的情怀交织在一起。我和母亲互为故乡的定格，写出了亲子之思的深切与永恒。《静夜思》中同样通过思念故乡的主题来表达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形式和意蕴不同。由此可见，对故乡的怀思是任何人，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的情怀。
总之，古典诗与现代诗皆为感于物而作，是心灵的映现。“古典诗”的表达温柔敦厚、哀而不怨。“现代诗”形式自由，内涵开放，意象经营重于修辞。
二.中外诗歌形式内容的比较
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学在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确有所反映，中外诗歌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
中国的诗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中外、古今之间虽自成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中国诗词最大的特点是含蓄，生动凝练，气氛只用寥寥数字便可烘托，意境只需片言只语就可表达。英美诗歌创作则显现出含蓄、凝重、集中、富有感情的特点。
从一些英美译者的翻译作品来看，中国诗的意境逐渐渗入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中国诗歌文字简洁，意义深刻的特点渐为他们所接受，且也为他们所学习。
由于古汉语不像英语那样有明显的人称、数和时态变化，表达上不如西方语言那么精确，因此汉语更具有含蓄的特点。英美译者翻译最多的是我国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的诗和李清照、柳永、李煜的词，他们的创作手法对英美现代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中外诗歌创作的教育实践
作为外语学校，不少学生踏进学校的第一天就是为了将来能出国深造，而作为母语汉语和作为第二外语英语的习得，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联系。由此，我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开展了诗歌创作比赛的活动，这也是在文化的比较与诗歌创作中的实践与初探。
这一活动的开展是对诗歌这一文学形式在不同国界、不同形式的创作的继承，更是体验语言文字魅力与弘扬中国文化的一次尝试，也是中学语文教学中运用比较文学理念的一次实践活动。
外国现代诗范文4
关键词:诗歌鉴赏 诗歌解构 含蓄美
诗歌，是文学艺术的巅峰。中国古代诗歌，更是中国传统文学长廊里面的一株光彩夺目的奇葩。中国古代诗歌，无论就其篇章结构来说，还是究其语言艺术而言，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有着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虽然中国古代诗歌风格不一而足，但是从其构思与语言角度考量，含蓄美都是中国古代诗歌所共同追求的艺术境界。
“含蓄”是诗歌语言的一个基本要求，没有了结构和语言上的含蓄性，诗歌便失去了其特有的韵味，明白如话不是诗，尽收眼底的也肯定不是佳作。真正好的诗歌，应如雾霭笼罩的美景，美就美再若隐若现，欲语还休之间。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这正讲出了诗歌含蓄的妙处。
中国古代诗歌的含蓄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艺术和社会原因。中国古代诗歌流派众多，风格也不一而足,或沉郁顿挫，或一泻千里；或纤浓细腻，或冲淡典雅；或朴实自然，或妍丽华美。然而，无论是何种诗歌，都格外注重“含蓄”二字。因为只有含蓄，才不至于使诗歌味同嚼蜡，中国古代诗歌格外讲究诗歌的“味道”，自然对诗歌的含蓄性要求极严。事实上，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佳作，大抵都是含蓄之作。中国古代诗歌的含蓄除了艺术上的考虑与追求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传统社会文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决定了中国文人的含蓄气质，此外，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文化专制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文人采用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诗歌的含蓄性特点在中国的古代诗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意境的诗，都是有“韵味”的诗。一首诗要有隽永的诗味，就不能只有表象的简单含意，而是要有“韵外之致”，这就是说诗歌一定要含蓄，要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例如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并没有很具体的形象，但因在其中表现了“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无穷时空感，透露出“壮志难酬”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深沉复杂心情，它的韵外之致就非常丰富，令人味之无穷。至于李商隐以《锦瑟》为代表的“无题诗”，如他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更是通过既鲜明又朦胧的意象，曲折地表现了一种深层错综的情思，可算是韵外之致的典型之作了。唐代诗人中另一位诗风以含蓄见长的诗人是杜甫。杜甫诗歌极讲究用字谨严，惜墨如金，含蓄深沉，意在纸外。然而，虽然同为含蓄诗作的代表，杜甫的诗却与李商隐的诗有很大的区别。李诗重在“朦胧”，而杜诗重在“沉郁”。杜甫是一位民族责任感极重的文人，唐朝由盛转衰的点点历史变革，无一不成为他深沉而悲痛的吟咏的对象。他的“三吏”、“三别”、《兵车行》、《北征》、《羌村三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诗，无不激荡着忧民忧国的深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千古传诵的名句是壮甫对野有饿殍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抗议。可见杜诗的沉郁顿挫，是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的生活之中的。而对人民苦难的无限同情，对统治阶级的愤懑，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就成为杜诗沉郁风格的主要内涵。所以，含蓄深沉不仅是形式问题，也是内容问题。它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中所集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情调、风采、氛围和韵味。
含蓄在古人的词作中也得到了集中地展现。如这首李煜的《望江南》：“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此词写江南秋色，游子秋思，境界寥廓，意味深长。而最妙的地方正在与作者没有直抒胸臆，直接写故国之思，而是通过对南国一片芦花，一叶孤舟，一缕笛声这些看似平常的事物的描述，淡淡勾勒出自己满怀无着处的愁绪。愁苦之情不直接说出，反而更显出了愁之深，情之切。含蓄的手法，在这里取到了曲径通幽的艺术效果。再读他的一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此写李煜离情别绪，与词牌《相见欢》成一鲜明对照，从而更加衬托出词人无言之痛：深感方寸已乱，隐忧益深，却无法为他人所理解。其格调哀怨凄婉、清新隽永，令人回味无穷。在豪放派的词作中，也大量使用了含蓄的手法。这并不矛盾：“豪放”是指其意象博大，视野开阔；而其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上则可通过运用含蓄的写法使感情抒发的更加深沉饱满。如这首辛弃疾的《水龙吟》“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衣翠袖，云英雄泪。”其中英雄末路时的凄凉，壮志难酬的抑郁虽没有直接说出，却已溢于纸外。再如这首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作者对腐败朝廷的控诉都转化成了对历史的反思，采用这种含蓄的写法虽然是一定程度上是迫于无奈，却也收到了一种更加悲切深沉的艺术效果。
含蓄手法的运用，大大增加了中国古代诗词的艺术感染力，使得诗词言简意远，余味无穷。我们在鉴赏中国古代诗歌时，一定要注意诗歌含蓄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体味到诗歌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从而更好的理解与欣赏古代诗词，是中国古代诗歌这棵奇葩在我们的心灵原野上绽放出更夺目的光彩。
参考文献：
[1]冯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北京作者出版社1957年版
外国现代诗范文5
关键词：艾略特；诗学研究；现代批评
中图分类号：I21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9-0071-02
托马斯・艾略特（T.S.Eliot1888-1965）是英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欧美现代最著名的批评家之一。他以《荒原》、《四个四重奏》为代表的一系列诗篇开创了西方后期象征主义的一代诗风，并于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批评家，艾略特发表了许多有关文学批评和社会文化批评的著述，如关于文学方面的《艾略特论文选集》、《诗歌的用途和批评的用途》、《论诗和诗人》等。在诗学理论方面，艾略特的“传统观”、“非个性化”、“客观对应物”、“诗歌的艺术视角”、“对其他诗人的评论与鉴赏”等理论主张都成为西方后期象征主义的理论基石，对新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艾略特的诗学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已经有八十多年的时间，对中国特别是新时期的诗歌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对这些艾略特诗学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同时总结出一些规律和存在的问题。
一、艾略特诗学研究的几个阶段
首先，在中国自从20世纪30年代艾略特的诗歌与诗学被传入以来，已经经历了80年的时间，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和研究阶段，其中研究者对艾略特的态度也经历了不同的波折和转变。这些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1.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艾略特诗学研究。艾略特在20世纪2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之时，正是我国刚经历了“五四”文化转型时期，中国新文学刚获得发展。艾略特对中国新文学特别是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40年代，诗人穆旦、辛笛、袁可嘉等又成为艾略特的追随者。他们在学习借鉴艾略特诗歌艺术的同时，也对他的诗学理论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比如叶公超、赵萝蕤等人就开启了中国艾略诗学特研究之风。
2.新中国十七年时期（1949-1966年）的艾略特诗学研究。由于受到国内极左思想的影响，学界把艾略特定性为资产阶级诗人，使得艾略特的诗学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和真空状态，只有台湾的几位学者写了几篇关于艾略特的诗学理论方面的论文。
3.新时期的艾略特诗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思想解放浪潮的影响，我国不少学者重新大力研究艾略特的诗歌和诗学理论，他们在艾略特诗学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发表学术论文就超过了100篇；博士学位论文或者专著3部；硕士学位论文5篇以上；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两次以上[1]237-250。这个时期的艾略特诗学研究的专著主要体现在蒋洪新、刘燕、董洪川等几位年轻的学者身上。
其次，在西方当1915年艾略特发表第一首诗歌之后，关于他的研究便成为了一门显学即“艾学”。其中20世纪上半叶侧重艾略特的诗歌文本研究，下半叶则侧重于艾略特的诗学和文化研究。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尽管随着艾略特的去世使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日渐减弱，但是理论界对艾略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批评家们开始突破艾略特的文本研究方法，而转向从个人经验与诗歌诗学的关系去研究艾略特，并在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从哲学、政治学、阐释学、现象学、比较诗学等多维视角重新评估艾略特的地位和作用。不管这些学者和批评家肯定或者否定艾略特，都体现了艾略特成为了西方当代批评的焦点人物。
二、艾略特诗学研究的几本力作
新世纪以来的艾略特诗学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蒋洪新、刘燕、董洪川等几位年轻的学者。他们都是在攻读自己的博士学位时对艾略特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其中两位学者的论文已经正式出版，下面做重点的介绍和分析：
1.蒋洪新《英诗的新方向――庞德、艾略特诗学理论与文化批判研究》[2]。作者是湖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的教授，他在参考与借鉴了国内外对艾略特和庞德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角度，对艾略特和庞德的学术渊源、文化背景、诗学理论和文化批评进行综合和比较研究，从而为艾略特研究增添了新的方法和思路。作者对艾略特的思想和文化批评研究比较详细深入，目前他已经是艾略特研究方面的权威和专家。
2.刘燕《现代批评之始:T.S.艾略特诗学研究》[1]。这是一部专门研究艾略特诗学理论的专著，作者对艾略特的诗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地考察。其内容分为四章：第一章考察了作为诗人和批评家的艾略特，其诗学思想形成的智力背景和批评风格；第二章阐明了艾略特本体论诗学的具体内容；第三章介绍了艾略特的文化社会批评；第四章则论述了艾略特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关系。在结语中作者还联系我们时代的文学问题来分析评价艾略特诗学的时代意义，并在附录中列出了“T.S.艾略特在中国”研究论文索引，具有重要的资料和参考价值。刘燕的艾略特诗学研究，既深入分析其内在的创造力和矛盾性，又详细考察它对20世纪现代主义诗学的深刻影响。还针对现代文学中的二元分裂现象和现代文明中的文化危机困境，作者提出了“辩证诗学”进行阐释，颇具有现实的价值和启发意义。“可以填补我国‘艾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1]
3.董洪川《“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3]。这是作者的博士论文，目前还没有正式出版。该论文以西方现代派大师T.S.艾略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影响为研究对象，试图将艾略特在中国的接受放入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进行全面考察，对“艾略特在中国”这一课题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论文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T.S.艾略特：开启英美现代派诗风的大师；二是T.S.艾略特在中国的译介；三是T.S.艾略特研究在中国；四是“荒原”意识：T.S.艾略特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作者对“艾略特在中国”的各个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注重材料的归纳和概括，用“文本”说话，系统全面理清了“艾略特在中国”的基本情况，深入探讨了艾略特对中国文学特别是新诗的作用和意义。另外，作者还阐明了文化语境与文学接受的关系，探讨异质文化交流的规律，从研究范围、视角与方法等方面对T.S.艾略特研究进行了反思和总结。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价值和启示。
随着高校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研究艾略特诗学理论的硕士论文，主要有：葛建立的《艾略特诗学理论探析》（河北大学，2009，5），汪沛《王国维“无我之境”说与艾略特“非个人化”论之比较》（西北大学，2003），赵莎的《T.S.艾略特与中国新诗》（华东师范大学，2001），卢云的《从〈荒原〉看艾略特文学理论与实践》（华中师范大学，2003）等。另外，1995年10月在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T.S.艾略特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艾略特研究专家、学者和高校师生数十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对艾略特的诗歌、戏剧和文论的创作及影响，尤其是在我国的译介情况，进行了多方面的研讨。但此后召开的艾略特研讨会并不多。
三、艾略特诗学研究的成就和不足
首先，国内外90年以来的艾略特诗学理论研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艾略特的诗学本体论。包括传统与个人才能、逃避情感说、非个性化、客观对应物、结构情感、客观批评等重要的诗学观念及其内在关联。刘燕的《现代批评之始:T.S.艾略特诗学研究》对此做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2）从艾略特的文化社会批评。包括艾略特生活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人的哲学思想，他所论述的宗教与道德、人文主义、道德与文学、政治与文化、语言与文化、理想社会的建构等方面的观点内容。例如，葛建立的硕士论文《艾略特诗学理论探析》对艾略特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都做了较为丰富的阐明。3）分析了艾略特对中国诗歌和诗学的影响关系，分别从中国古典诗学、现代诗学和当代诗学来论证。以董洪川的博士论文《“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最为详细全面。
其次，艾略特诗学研究中也存在的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有表现在：[1]234-236由于研究者多数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关注艾略特的诗歌文本和创作技巧较多，而对其诗学观念的理解比较浅尝辄止。2）由于受到我国历史语境的局限，学者们比较重视文学的外部研究而忽略了内部的具体研究，导致对艾略特的诗歌和诗学存在消极误读、被动接受的情况。另外，研究也多局限于高校和学院的体制之内，艾略特的社会影响有限。3）对艾略特关于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和文化批评理论的理解不够充分全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总之，艾略特是现代批评之始，他的本体论诗学开创了新批评的先河，这使艾略特成为从19世纪传统诗学向20世纪现代诗学转型的中介人，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艾略特提供的多元文化批评理论在后现代主义诗学中得到了回响。从前期审美之维转向后期文化之维，从注重文学文本的自律研究转到关注文化社会的他律研究，艾略特诗学既充满紧张探索的矛盾性，又有其内在一贯的逻辑。对艾略特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定位，刘燕做了精辟的论述：“作为一个承上（19世纪传统批评）启下（20世纪现代批评）的批评家，艾略特的意义在于他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指出了未来批评发展的方向，并确立了一种不断探索、勇于创造的现代批评精神。”[1]37
参考文献：
[1]刘燕.现代批评之始:T.S.艾略特诗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外国现代诗范文6
摘要：寒山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近年来涌现出一批关于寒山的研究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简单的描述，并在其基础上，重点对寒山的生平、创作以及海外接受研究的相关文献作了简要概述。
关键词：寒山 寒山诗 研究
寒山是唐代的僧人、诗人，著有《寒山子诗集》，其生卒年、姓名均不详。因他常年隐居在浙江省天台县的寒岩，而自称为寒山或寒山子。四部丛刊景宋本《寒山子诗集》收有寒山诗三百一十一首，附拾得诗五十四首。因寒山诗是由好事者从“树间石上”抄录而来，在寒山诗和拾得诗之间也有重复现象，因此现存寒山诗或许不是寒山诗的全部，其中也有可能并非出自寒山本人之手①。
寒山诗全是无题诗，再加上其生平史料极其匮乏，故寒山诗很少有人问津，到了宋代，寒山诗得到了黄庭坚、苏轼、陆游等宋代文人的推崇。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将寒山、王梵志、王绩并列为唐代的三大白话诗人，这时寒山其人其诗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关于寒山或寒山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创作、海外寒山诗接受研究这三个方面。
一、生平研究
关于寒山的生平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活年代与身份确认两个方面。就寒山的生活年代而言，历来众说纷纭。陈子展主张“寒山子大概生在初唐、盛唐之际”②，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认为寒山生于八世纪初七至七八年，孙昌武推定“寒山应活动在大历到元和年间，可大致确定在七五至八二年”，项楚认为孙昌武的说法较为可信③。王运熙指出：“他的诗必定产生在律诗体制已经相当普及之后。”“杜光庭《仙传拾遗》关于寒山子大历间隐居天台寒岩之说，则是相当可信的。”④
就寒山身份确认而言，近年来较为有影响的文章为罗时进的《寒山的身份与通俗诗叙述角色转换》一文。罗文认为寒山生平经历了儒生、隐士、编外僧三种角色的转换，寒山应当出身于一个有儒学北京和中下层官宦身份的家庭；儒士是寒山的最初身份；隐士为寒山的第二身份，身为隐士的寒山虽心系寒岩，但其双脚却始终踏在乡村的土地上；编外僧的身份是寒山的晚年身份。
二、创作研究
近年来关于寒山诗的创作研究主要集中在寒山诗的分类与创作方法研究方面。张海沙在《论寒山子及其诗作——兼论僧诗的文人化倾向》一文中将寒山诗分为世情诗、佛理诗与禅境诗三类；认为寒山的世情诗主要创作于归隐天台以前，表现了青少年时期寒山的情爱与功名进取之情；佛理诗主要以佛教义理对世人进行教育批判，是寒山学习借鉴王梵志诗歌的成果，禅境诗创作了优美的意境，寒山在这一方面达到了一般文人难以达到的境界⑤。李振杰在《寒山和他的诗》中将寒山诗内容分为以下几种：表达对战乱时期社会伦理崩溃状况下社会中丑恶现象的讽刺和嘲弄；对山林生活的描写和吟咏；直接宣传佛理；记叙个人生活及身世。钱学烈《寒山子与寒山诗》对其诗歌也作了较为系统的分类，将其诗歌分为：自叙诗、隐逸诗、风俗诗、道家诗和佛教诗五类，并分别对各类诗歌作了较详尽的解释和说明。项楚也在《寒山诗注·前言》中指出寒山诗“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世俗诗与宗教诗，不过，二者并不是绝对泾渭分明的。”其世俗诗中又包括抒情咏怀诗、讽世劝俗诗、山林隐逸诗等⑥。
在内容上，寒山诗表现出驳杂的儒、释、道思想；在表现方法上，其诗以教戒说理为主，除间有出以庄语、工语者外，多用村言口语，语气诙谐，机趣横溢，与当时诗坛重典雅含蓄的风气格格不入，故不为时人称引。
三、海外寒山诗接受研究
寒山曾一度被世人冷落，但由于其诗长于以通俗机智的语言表现人生哲理，二十世纪以来，一直受到日本学者的推崇，自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起，寒山诗就在日本一版再版，并且有十多位学者对其诗作了大量研究、注释及翻译工作。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寒山诗远涉重洋传入美国，美国被称为疲惫求解脱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将寒山奉为偶像。寒山诗被翻译成英语和法语为众多的读者所接受，在海外，寒山赢得了比李白、杜甫还要高的声誉。在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大力倡导白话文，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将寒山、王梵志、王绩并列为唐代的三大白话诗人，方引起学术界对寒山等以唐代口语创作诗歌的兴趣。大陆及台湾学术界也纷纷撰文评议寒山，新中国成立后到八九十年代，寒山研究呈现出雨后春笋之势。
钱学烈发表的《寒山诗的流传与研究》主要从传播学的角度简要勾勒了寒山诗在海内外的流传概况。李文为文献学研究专文，对于研究寒山诗版本情况补益良多，同时李文还罗列了朝鲜本寒山诗的不同刻本凡四种，寒山诗在朝鲜受欢迎之程度由此已可见一斑⑦。
周晓琳，胡安江发表的《寒山诗在美国的传布於接受》一文，简要勾勒了寒山诗在美国的流传情况：寒山诗自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开始接受并翻译以来，各种译本纷纷问世，并在美国产生了持久影响⑧。
四、近年来研究状况的整体评价
近年来对于寒山的整体研究状况呈现出一种持续升温的态势，但是起步比较晚，相对于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其他作者研究状况而言，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是比较浅的，研究的诸多领域尚待开发，研究的视角较为单一，系统研究有待加强。
比如说，对寒山及寒山诗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近年来，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有钱学烈的《从王梵志诗和寒山诗看助词“了”、“着”、“得”的虚化》，钱文描述了“了”、“着”、“得”这三个助词各自的演变阶段和年代，试图描述其轨迹，寻找其规律，以补充和修正前任说法之不足⑨。钱学烈的《寒山诗语法初探（上）》对复音词、附加式合成词、凝固式合成词、代词及量词进行了研究；其《寒山诗语法初探（下）》对介词、副词、助词、连词等虚词以及“是”字判断句、“被”字被动句、把字句、动补等句式进行了研究说明；其《寒山诗韵部研究》主要比较寒山诗韵与《切韵》音系的差别。马智忠，王勃的《寒山诗用韵考》将寒山诗的用韵归为24个韵部，并对其用韵情况加以总结。
总之，尽管当前对寒山及其诗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成果与基础也相对薄弱，但如同其身世一样，“寒山”本身就是极富象征意义的，寒山与寒山诗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等着我们去发掘、认知。（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解
①项楚．寒山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5页．
②陈子展．中国大文学史．唐代文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25页．
③项楚．寒山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18页．
④王运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17页．
⑤张海沙．论寒山子及其诗作——兼论僧诗的文人化倾向［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20–27．
⑥项楚．寒山诗注·前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5页．
⑦(韩)李钟美．朝鲜本系统《寒山诗》版本源流考［J］．文献季刊，2005(1):46-63．
⑧周晓琳，胡安江．寒山诗在美国的传布於接受［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2):125-130．
⑨钱学烈．从王梵志诗和寒山诗看助词“了”、“着”、“得”的虚化［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10）：93-98．
参考文献：
［1］项楚．寒山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