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作品范文1
关键词：经典文学作品 教学 作用 教师素养
经典文学作品教学主要是通过传统的文本教育来提高学生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尤其是对他们的文字表达能力进行相应指导，但就目前大学语文学习的情况来看，经典教学的现状不容乐观。很多学生一味追求考证考级，缺乏对大学语文现实价值和功能的体悟。这必将直接导致大学生整体素质下降，产生更多高分低能、技能好但思想素质低的“瘸腿”马和“侏儒”式人才。而博大精深、灿若星河的中国传统经典文学正是治疗“瘸腿”和“侏儒”的不二良药。下文中笔者从经典作品学习对大学生现实能力用途及经典文学教学对教师的要求两方面予以论述。
一、经典阅读对于提高大学生语言素养的作用
阅读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心智活动，在阅读过程中，人的大脑时刻在进行思考，并从中汲取丰富的知识。不断地进行文字阅读可以使我们的视野开阔，认识能力提高，而且还能够陶冶情操，培养品德，有利于在潜移默化中形成高品位的思想意识。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提倡经典作品的阅读，可以培养学生的良好语感、储备丰富的语言素材、强化大学生的交际能力，而且能抵制网络垃圾文化对大学生的侵害。作为大学语文教师，有责任把优秀的文化传授给学生，用正面的文化影响学生。
经典作品对于提高学生语言素养的作用：
（一）诵读经典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
叶圣陶先生指出：“文字语言训练最紧要的是训练语感。”我国经典文学作品中的诗词歌赋饱含语言的美感，读起来朗朗上口，韵味无穷，集中展现出中华民族语言的艺术魅力。如果我们的语文阅读教学中，能够引导学生配合音乐来诵读经典，让学生在抑扬顿挫中感受语言之美，必然能够提高学生自身语言的美感，从而提高他们对语言艺术的感悟能力。
（二）阅读经典能为大学生提供丰富的语言素材
不善言词是当前大学生的一个通病，根源在于他们没有语言素材方面的积累，导致语言驾驭能力低下。经典作品是装满精美词句的“语言仓库”，大学语文阅读教学是帮助学生积累语言，发掘“语言仓库”的最佳途径，熟读经典作品之后，大学生们在表达时才能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笔下有神，出口成章。
（三）阅读经典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交际能力
现代教育观认为：高等教育不仅是“专才教育”，同时也是“通识教育”，即“素质教育”。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在交往中需要快速、准确、规范地来传达信息，这要求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必须具备较高的驾驭语言能力。“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即是对表达文采的要求，假如我们提供给别人的都是干瘪生涩的词汇，必然会降低别人对你的关注度，影响自身有效地对外传递信息。如果我们能够从经典作品中汲取语言的精华，并在交往中自然、得体地加以运用，含英咀华、衔华佩实，在社交场合中就会多一分儒雅风趣的谈吐，少一丝无言以对的尴尬，从而让高超的语言技巧为自己的交往服务，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显然，这对于即将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是非常必要的。
二、开展经典文学作品阅读教学的途径
（一）引导学生诵读诗词，感受语言
古人的诗词有很强的韵律，这种韵律只有加上声音才能被完美地体现，诵读虽然在表面上看只是一种简单地重复，但是这种重复的作用是非常有价值的，“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是学习经典诗词的真谛。倡导学生对经典诗词反复诵读，有利于他们体会文字背后的深层含义，帮助他们从语音、节奏上对诗词进行全面的认识，避免学生囿于无声的文字而无法去体验诗词中的情感因素和精神境界。
（二） 鼓励学生交流佳句，积累语言
通过学习经典作品来积累语言，不仅仅是让学生读和听，更要让学生记，摘录下作品中激荡人心的经典语句，然后专门对这些语句进行集中学习，必然能积少成多、积土成山。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把自己摘录的句子拿出来交流并讨论，让集体的力量在学习经典作品中得到充分发挥。在这种学习氛围的带动下，必然有更多学生乐于多采撷，勤积累；有更多学生通过交流和积累，使自己的表达文采飞扬、韵味十足。在这样的课堂氛围中，让大学生直接感受到学习经典作品的益处，从而吸引更多人来参与到经典作品的学习中。
（三）带动学生开展活动，运用语言
通过学习经典作品，学生在语言运用能力方面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他们的表达会变得更翔实、更丰满、更有新意、更发人深省。为了给他们提供展示自己语言的舞台，教学中我们可以组织开展有关经典作品的演讲比赛、公开辩论、诗词朗诵、佳作赏析、短剧表演等多种多样的活动，带动学生把积累的词汇运用到演讲、表演和写作中。每节课都可以找一个话题来让学生引经据典，即兴演讲。谈读书乐趣，学生会说“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介绍自己的家乡，学生会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描述自己的母校，学生会说“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丰富的语言让学生的演讲滔滔不绝，志趣盎然。朗读比赛中学生深情地诵读《乡愁》、《雨巷》、《春江花月夜》、《水调歌头》、《致橡树》等经典美文，从中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学生“腹有诗书气自华”。根据古典作品来编写短剧、公开表演，作品中充满诗情画意，经典故事得到了全新的演绎，编写剧本又会让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想象力得到集中的展示和提高。
三、经典文学作品阅读教学对教师素养的要求
（一）情感素养，饱满丰富
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语文教师，对其情感世界也有一定要求，他们的情感必须饱满而又丰富。对于人生、生命和艺术始终要有激情，要抱着一种乐观豁达的态度，只有教师本人做到了这一点，才能把这种情感贯穿于生活，带入到课堂，感染到学生，从而也就不知不觉地对学生产生正面影响，以无形的力量促进学生成长。
另一个方面，一个感情丰富的人，能够敏锐地观察生活，感受生活，才能更好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品味感动，然后尽可能地把这份感动传递给他的学生。如果一个老师体味不到这种情感，自己都觉得无动于衷，那么他又如何能将这份文学艺术感动传授给他的学生呢？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必须是激情的、能够感受到经典文学中所包含的强烈情感，可以领悟同时感染学生，如此才能打造高雅艺术的教学氛围，学生们才能够充满激情地去学习、诵读经典，把自己想象成文学作品的“主角”，这样，教学的成效才会大大地提升。著名诗人徐志摩曾经作为大学教师，他的课堂深受学生的欢迎，“带着感情上课，融入作品教学”这是当时听课老师对其课堂的评价，但学生对其课堂的评价是“其言语皆诗，其声韵蕴情，聆听其讲座如身临其境”。教育学者高喜建曾经说“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幅画，每一个汉字都是典故，解析汉字就是阅读传奇”，教师的作用就是栩栩如生地讲述，把故事说给学生。
（二）语言修养，丰富多彩
比起其他科目，语文教学具有先天优势，作为母语教学，更易于付诸情感，但作为博大精深的语言艺术，我们的教师必须谙熟语言的表达，要熟悉辞藻的运用，对教学予以美化，教师高超的语言技巧对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典文学作为汉语文学中的典范，体现了高度的语言艺术，必将与教师的魅力展现相映生辉，带领学生欣赏到语言艺术的动人风姿。因此，提高自身的语言水平是语文教师“一招绝活走遍天下”的不二法门。
教师要尽量运用清新而有活力的语言，这种语言指的是教师不仅仅要注意语言的创新，同时，对于辞藻的运用要有一定的技巧，要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语言，尽可能地避免用些生涩难懂的词语，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使学生们清楚明白。同时要充分发挥语言艺术的作用，语言要尽可能地精彩，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学生对语言的感知能力，获得丰富的语言素材，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们的情感能够更好地融入到传统文化中。
（三）品德涵养，广博深邃
“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大学语文教育，人文教育首先是思想的认知，然后是艺术的素养，作为教师首先要感悟经典，洞悉人生。只有这样，才能解析传统与经典的广博和深邃，才能酣畅淋漓于其艺术魅力，进而感化、教育学生。所以，博览群书应是对大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厚德悟道应是教师的专业素养。具备了以上能力，语文教师才能把经典文学的要旨阐释给学生。大学教师成为文学巨匠的不乏其人，如沈从文、朱自清和闻一多等等，他们都曾是大学语文教师，都因为具有广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而受到学生的喜爱。不苛求教师都成为文学巨匠，富有文学教育的专业性才是现代教育对语文教师合理的要求。
四、结束语
重视对经典作品的学习，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从而确保大学生在健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确保他们步入社会后具备完整的人格，确保他们在交际和工作中具有健全的交际能力、表达能力、自我展示能力以及在就业危机、竞争压力下的自我调节能力，无论从实用主义还是传承民族文化来说，经典文学教学是大学语文教育责无旁贷的使命和责任。经典文学及传统文化教育与知识同在，与实用同在，与幸福同在，与品位高质的人生同在，与价值人生一脉相通。作为大学语文教师，必须深刻领悟这一思想，如此，方能使大学语文教育及经典文学学习惠泽学子，有益于国家和民族。
参考文献：
[1]郭成志.论大学语言的教学艺术[J].科教论坛，2007（05）.
经典文学作品范文2
什么是文学经典？
有的与会者就“文学经典”这一概念进行了探讨。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索谦说，经典的文学作品中蕴涵着文学和文字内在的永恒的魅力，经典作品能让读者感觉到文学穿越时空的恒久的力量。《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章德宁认为，文学经典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和精神追求的体现，代表着人类的精神高度、审美高度和人文高度。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学者陈福民认为，文学经典是一种经久不衰的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作品，但经典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随着时代的更迭，会有新的经典产生，也会有旧的经典解体。有的经典为时代树立了一个标志、一个价值坐标；而有的经典则是因为它的艺术形式、它的语言叙述对我们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文学经典不是单纯的文学意义，它凝聚着一种生命的伦理价值，教会我们一生恪守的伦理义务，要求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欣赏文学经典，培养感受美的能力
一些与会者认为，提倡阅读文学经典的意义首先在于培养人们感受美的能力。北京大学教授、诗评家谢冕说，我们处于一个匆匆忙忙的时代，不愿意动脑筋、思想浅薄的人很多。在我们悲伤失意的时候，文学和艺术会来安慰我们，让我们为一片诗意、为一片月光而活着，让我们觉得内心很丰富。但现在有这样感觉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欣赏文学艺术经典，就是培养人们感受美、欣赏美的能力。
学者、翻译家蓝英年说，我在俄罗斯地铁里看到，很多俄罗斯人不仅喜欢看书，而且看的是经典名著和严肃的作品。而在我们国内，我整体感觉是文化水平在下降。很多出版社出书选题不严肃，主要出于商业考虑；很多翻译作品的译文质量低下。老一辈翻译家的译文质量为什么高？就是因为他们熟读各种中外经典，中文底子和外文功力都很好。要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呼唤阅读经典是一个办法。
阅读中国文学经典，继承民族优秀文化
清华大学教授、作家格非从继承民族文化的角度强调要阅读中国文学经典。他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受到的威胁太大了。失去了民族文化和传统，也就失去了整个民族的记忆。而民族的文化传统，恰恰是通过经典之作流传下来的。我在法国南部访问的时候，看到法国人很认同他们的传统。我在法国农村给农民上课时发现，他们都读过巴尔扎克，都读过福楼拜。他们的自信心是从骨子里沿袭下来的。文化经典或者文学经典，我认为极其重要。在目前这种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国家的竞争力、国家的强大，最后的体现还是文化，而文化是要靠传统的积累来继承的。所以，应该大量地读经典，尤其要大量地读中国的经典。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学者李洁非说，文学经典是民族语言运用的典范，而语言正是民族文化、历史、思维（更不用说文学）的容器。单单一个词，就可以构成一部民族思想史和情感史。但现在很多人不能这样认识语言的意义，而是把语言当成了实用工具。很多人对英语的重视超过了对母语的重视。语言普遍地被损害、语言能力普遍下降，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希望会有一天，民族语言的光荣会得以恢复，阅读会成为一种值得和快乐的行为，对文学经典的占有和熟知将重新令人尊敬，不读书会重新变得丢人并遭到鄙夷。
学习文学经典，创造传世之作
一些与会者谈到了文学经典对作家写作的意义。北京作协签约作家钟晶晶用“参天大树”来形容经典的一些特征：经典有根，有躯干和枝叶，有内在的生长动力即激素。经典的根探索的是人类的永恒主题；经典的躯干和枝叶就是美的形式；经典的内在动力就是超越性。经典把根须扎进人类最基本的困境和问题的泥土中。经典美首先包括独特性和个性，还必须有丰富性和复杂性。经典的创作和产生离不开超越性，一是对时间的超越，二是在空间中对个人的超越。经典作品的这些特征是值得后来的作家思考和学习的。另一位签约作家程青说，也许我们无法要求所有的人去阅读经典，但作为一个写作者，不能不读经典。否则，一个作家除了会失去历史的传承性，还会丧失灵气甚至才气。评论家邵燕君认为，文学经典的阅读是一种基本的文学训练。很多作家的基本功的训练是不过关的，说明他们对经典的阅读是不够的。只有大量地阅读已有的经典，当代作家才可能创造出新的经典，创造出传世之作。
经典文学作品范文3
【关键词】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 英译 读者接受度
一、引言
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每年有不计其数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英文，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英译在西方读者中的接受度和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翻译作品在西方世界的认可度。本文通过对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英译读者接受度在海内外的研究现状的陈述总结，进一步分析产生该现状的原因，寻找研究突破点，为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的数据调查夯实理论基础。
二、研究现状
1.国内研究现状。
（1）国内文学作品英译研究现状。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和其他期刊数据库，共有1668篇相关论文。研究内容可大致分为三类：英译活动中翻译方法与翻译策略的对比与选择；翻译大家的翻译风格研究；对某一中国文学作品的两个或多个译本进行比较评析。学者不断地通过比较各种翻译方法孰优孰劣，试图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寻求最佳方案，如深入研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
（2）国内文学作品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现状。尽管我国不断进行让文化走出去的尝试，中国译者翻译的几百部系列译作并未在国内取得预期效果。21世纪后，翻译学家们开始反思中国译者翻译作品的局限与问题，认识到强行输出本国文化及意识形态是行不通的。20世纪60年代德国 “接受理论”传入中国。受该理论影响，我国翻译界掀起了从“读者接受”角度研究翻译活动的热潮。检索数据显示，国内有关文学作品英译读者接受度的研究论文共有510篇，除从接受美学视角探讨翻译策略的研究外，部分翻译家及学者还把目光投向了信息性，政治性较强的文本，如政论文件等相关译本在西方国家读者中的接受程度，部分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的形式。然而，对于文学作品读者接受度的实地调查却十分罕见，深入读者的调查可谓是少之又少，研究人员更多地是调研译作销量以及部分专业读者，例如，出版商，文学评论家，审查员及专家学者等的接受度和满意程度，而普通大众读者对于译文的接受度与满意度通常被忽略。
（3）国内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现状。国内对于河北省经典红色文作品的研究鲜少有人涉及，检索数据显示共有3篇关于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尚未涉及其英译读者接受度的研究和调查。
2.国外研究现状。
（1）文学作品英译研究现状。近代以来，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关注不断加强，中国在对外文化输出上也投入了不少人力，翻译的数量增长很快，但中国翻译作品在西方世界影响不大，在英语国家市场上仍处于边缘化地位，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缺乏关注。
（2）中国文学作品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现状。中国文学在西方国家读者间传播情况并不乐观，中国文学作品译作在英语国家市场大规模遇冷无法得到英语国家大众读者的接受与认可，而西方学者针对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读者接受度的研究更可谓是凤毛麟角了。
（3）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现状。目前，国外对于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英译本的读者接受度调查尚鲜有涉及。
3.小结。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的研究现状主要有以下三点内容：第一，国内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关注度持续上升，国际上，研究讨论汉学的报刊文章和论文数量正在增加，然而中国文学译作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市场上依旧处于遇冷的状态，第二，中国翻译界对读者接受的研究正在兴起，然而对于文学作品英译本读者接受度的实地调查却有所欠缺；第三，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但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对于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英译读者接受度的研究数量很少，P注度欠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本文研究对象为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其一，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为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从文学价值上来说，经典文学内涵丰富，可读性强，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文学的面貌。在经历时间过滤之后，仍留存有某些不会过时的精神价值，至今仍能给人启迪的思想。除此之外，经典之作还具有自己超出时代特征的独有特色，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其二，作为具有鲜明地域特征文学范式，河北红色经典文学有着自己的语言特色。鲜明独特的冀中普通话风格，使作品拥有了浓郁的乡土风气，折射出冀中平原独特的地域文化。其三，河北红色经典文学有着其独特的魅力与影响力，可反映一地区之风土人情，革命思想。对河北“红色经典”文学的研究与讨论对于弘扬燕赵大地经典文化与文学有深远的意义。
2.译文文本选择。本文所选的译本多是外文出版社组织出版的，或者是由著名翻译家戴乃迭、沙博里翻译完成的。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在西方世界中接受程度相对较高，拥有读者数量大，样本较易收集且覆盖范围较广，便于后期数据分析、整理和总结。此外，译本需体现一定的翻译水准，是中国对外翻译作品中的成功之作，对于我国之后的翻译工作的进行有较强的借鉴与指导意义。译本能够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并最有效地传递文本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同时又保留原文生动、形象的语言风格，这不仅保证了译文文本意义的流畅和精神的传达，也保障了研究结果具有普遍适用价值。
3.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定性分析法作为基本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是一组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跨主题的研究方法，有一组复杂的、相互关联的术语、概念和假设组成。定性研究是研究者通过访谈，现场观察，及查阅文献资料了解人们对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经历，观点，见解，想法，感觉，收集定性资料，并按一定的主题、类别，进行编码、归纳、推理的过程。由此产生的见解、知识、观点和理论假设即为定性调查的结果。所得到的定性资料是对事件发生过程真实、详细地描述和引用被访谈者经历、见解的文字性材料。定性研究是社会学、人类学常用的研究方法。
4.研究热荨1疚南晗缸芙崃斯内外中国作品英译研究、中国作品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以及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的现状，通过对研究现状的总结，深入剖析了产生该现状的原因，指出调查研究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的研究突破，为进一步进行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调查夯实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有借鉴价值的结论。
四、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分析
形成目前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现状的主要原因有：
1.中国综合国力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政府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政府不断出台政策以提高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吸引海外读者关注中华文化，阅读了解中国文学。21世纪初，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在国际市场遇冷，国内译者开始反思中国译出文学作品过程中所使用的翻译标准存在的问题和局限，不断调整翻译策略，深入考虑译出作品在西方世界读者中的接受度与认可度。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的研究受到关注。
2.英译作品影响力不足，在英语国家缺乏读者。影响翻译过程的因素是混合且复杂的，受中西文化，思维模式等方面差异的影响，翻译中的原语与目标语之间无法达到绝对的对等，翻译本身会造成原文中的部分重要信息丢失，甚至造成文化的相互误解和扭曲；加之中西方读者口味与阅读习惯存在差异，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本在西方世界的接受程度普遍较低。再者，想要让西方关注到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只考虑译作本身的质量问题，仅追求语言美是不够的，英译作品的传播与推广必须把作者，翻译家在西方世界的认可度，赞助商，以及宣传渠道，出版机构等多种社会性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当前，由于国外中小出版机构实力有限，无法在海外市场营销发行中国文学作品译作，使得很多中国文学译本局限于学术界交流，普通的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缺乏影响力，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英译本读者接受的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3.西方国家本族文化优越心理，对红色政治持有偏见。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处于边缘化地位的现状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有着很大的关联，冷战原因造成的东-西对立的世界格局，中国文学难以跨越中西方思想文化差异的鸿沟。西式冷战思维逻辑对中国历史的定位是不义，争霸、丑行累累。这种西方自以为的“政治正确”造成其在引入中国文学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选择性”。例如，在国内禁止出版销售书籍在英语国家往往广受欢迎。这种明显的对东方政治的偏见影响着英语国家读者对中国红色文学作品的认可与接受，中国红色文学译本在英语国家读者中的接受度无法引起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
五、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突破
第一，国内专家学者对于读者接受度依旧停留在理论分析阶段，少有人深入调研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本在西方读者中的接受度，对有分析价值的样本进行切实数据分析，再通过统计数据结果分析哪种译本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及哪种翻译方式更能吸引海外读者。本项研究运用了归纳法和问卷调查法，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通过选取样本、设计问题、回收调查问卷、建立语料库，运用SPSS进行定量数据分析，依据所得数据，得到实证研究结论，具有系统性、证实性、可靠性，概括性和科学性，是一次由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的转变。
第二，通过分析中国及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学的关注方向，不难发现，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海外研究人员，大都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流行文学的研 究和评论上。中国红色经典一直没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调研西方读者对河北红色经典文学英译本的接受度，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在西方的传播情况与影响力，是一次让西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红色文化的踊跃尝试。
第三，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河北省积极进行对外文化交流与宣传活动，河北红色经典文化作为河北省文化的成功典范，在河北省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分析海外读者对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英译本的接受度，对弘扬河北省经典文化有着积极意义，是传播和扩大河北省地域文化的一次代表性突破。
六、结语
当前，我国文学作品英译本在海外出版的数目和种类不断增多，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持续加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数量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文化不仅要走出去，还要真正能打入到西方市场和英语世界的核心。从目前情况来看，翻译家和学者对于英语国家读者对中国英译作品的接受度缺少实地调查研究，导致英译作品的发展有盲目性。为此，翻译家需对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的传播和反馈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考虑目标语国家对翻译者的认可度，使海外读者通过中国文学作品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Denzin，Norman K and Lincoln，Yvonna S.Eited.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Second Edition.Sage Publications，Inc.Thousand Oaks，California.2000.
[2]陈丽蓉.河北红色文学经典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D].石家庄铁道大学，2016.
[3]沈瑜.从读者接受理论看外宣翻译如何“讲好中国故事”[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
经典文学作品范文4
当代的媒体传播力量强大，瞬间可以让一个事物或人物风光无限，也可以瞬时将其打人谷底。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传播方式也与传统文学经典作品的传播方式有所不同。媒体与大众舆论结合，而作为大众的读者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已经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体舆论对其的宣传，并在其推力作用下，文学经典的历史性被削弱，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呈现加速的趋势。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报纸、影视等众多传播工具向相对众多的人传播信息。相对于文学经典来说，这里的大众有两层含义:一是与文学评论家相对的一般读者群体;一是在信息传播中文学经典的被迫阅读者。大众在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扫一破了少数文学权威人士对经典确立的垄断，扫一破了隐藏在经典确立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的操纵，使得广大读者有机会参与阅读和批评，从而为经典的调整甚至重构提供有益的阅读经验。”③在当代有许多文学经典都是大众推崇的结果。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是人际传播或者文本传播，但是在当代这个现代化社会里，文学作品的传播有互联网、电视等多种形式。这就大大扩大了文学经典的接受群体范围。比如文学经典《红楼梦》《西游记》等，虽然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是却对阅读人群有较高的文学素养的要求，在它们被改编成电视剧后其接受群体大大增多，相应的其经典地位也就被更多人认同。在看到媒体舆论对文学经典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与此同时产生的问题。在媒体舆论的大肆宣传甚至炒作之中，更多的文学经典被了解、被建构，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很多文学经典被夸大其文学价值，或者一些并没有达到经典要求的文学作品在媒体炒作中被迅速经典化。比如许多网络文学作品，因为有大量媒体舆论的支持被冠以经典之名，但其艺术价值并不高，所以很快失去其经典地位。对文学作品经典程度的过高评价最终结果只能是经典价值的削弱，所以无论传播媒体如何发展和普及，文学经典的传播都不应忽视其文学的本质和经典的品质。
二、商业力量对文学经典建构的推动
一部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背后隐藏着各种权利争夺、话语权的争夺。在当代子L会这种权利的争夺、话语权的争夺更加裸。当今社会是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消费社会。在这个消费至上的子L会中，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经典的建构出现新的力量的制衡。商业力量对文学经典建构的推动不可或缺。可以说在当代文学作品的销售数量成为衡量一部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尺。文学经典除了自身的文学特征和经典品质外还要能迎合大众消费的要求，给商家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流行性成为当代文学经典的一个新的特征。在消费社会中，作家成为生产者，作品成为商品，而印刷、出版等部门成为一部作品从文本变为商品的中间力量环节。传统作家更多的是为自身的思想排解和艺术追求而写作，目的比较单纯。当代的许多作家成为推动文学经典化的商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再单纯追求艺术上的成就，而是开始或多或少的注重作品的经济收益。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作家开始与商家合作追逐共同的经济利益。作家接受商家的宣传包装，逐渐“明星化”。而一部文学经典在当代的建构中自身也要成为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商品。在文学经典转化为商品过程中，印刷出版等部门为追求经济利益可谓是费尽心思。比如当代出版的文学经典作品就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装帧越来越精美。为了吸引消费者，商家不仅在文学经典的文学价值上做足了宣传，而且在出版的经典作品中以精美的文字排版、插图，甚至配上影视剧照来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虽然有时候商业力量对作家、作品的包装推崇会造成部分文学经典化的假象，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一部装帧完美的文学经典作品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进而得到人们的认可。所以说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也离不开商业力量的推动。
三、总结
经典文学作品范文5
关键词：文学经典；赛珍珠；差异；分类；缺憾；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6―0009―06
一、引言
赛珍珠在中国居住将近40年，1927年之后4年间她翻译了《水浒传》（以下简称《水浒》）前70回，取名为All Men Are Brothers，自然对中国古典小说有相当的发言权。1932年10月27日她在上海美国妇女协会上演讲时，肯定中国小说的好处，认为养成了“中国人的口味，再读我们的西洋小说，就很明显的是味同嚼蜡了”。虽然时隔久远，那时并未兴起讨论文学经典的话题，但她这番话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经典观问题可产生一些深层次的启示，如启示我们：文学经典有民族风格、特色的问题；我们应尊重本民族的文学趣味、模式与评价系统；中外在文学经典的实际操作标准上存在差异。
而目前我国学术界很多人论述文学经典时却忽视了这一块，似乎认为“文学经典观”应该是普适性的，是中外都适用的。如有人归纳文学经典观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种倾向于认为文学经典是承载人类普遍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文学名著，具有实质的原创性、超时空性，无限的可复读性和永恒性，把经典的构成更多地限定在文学作品的内部。这种观念被称为“本质主义”的经典观。这种经典观以美国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为代表，讲究从原创性、陌生化角度去衡量作品的经典性。
另一种倾向于认为文学经典有时代性、历史性、民族性、阶级性以及性别取向等，关注的是“谁的经典”，而不是抽象普遍意义的“经典”，同时拒绝承认文学经典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美学原则，强调文学经典是文化权力、政治权力等外在因素建构出来的。该主张被称为“建构主义”的经典观，如荷兰杜威・佛克马等人的观点。他们讲的也是事实，因为的确文学史上很多作品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视为经典，而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如中国陶渊明的诗、法国司汤达的《红与黑》。
第三种观念就是将前两种观念折中，指出经典有永恒性，又强调经典的变动性、建构性。
这些看法本身没有错，如以原创性、陌生化、建构性去评价文学经典是没有错，只是有时应用在实际具体的文学现象时就不知所措了。譬如：在西方文学世界里，没被《西方正典》详述细介的文学名著，如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算不算文学经典？在中国文学世界里，《封神演义》（以下简称《封神》）、贾平凹的小说算不算文学经典？在世界小说经典的文库里，有没有中国明代小说名著的地位？对《封神》这样的小说该如何看待？划不划入文学经典里面？这一连串的问题让我们回答起来颇感费力。有人说，文学经典反正是个人之见，你认为是就是，只是需要你把它的经典性阐释出来。话虽如此，我们有时确实无法左右别人的思想观念，但笔者还是希望与更多的人一起取得共识。以下就根据赛珍珠等欧美人与中国学者的识见来探讨中外文学经典标准的实际差异。
二、中外文学经典标准的实际差异
（一）中外在古典文学经典认定上的较大差异
1.对待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学名著。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我国学者逐步采用欧美人的文学理论，强调以他们的理论看文学现象。这体现了我们与世界接轨、同步，本身也没错。但可惜的是，很多人对欧美术语和言论只是一知半解，并没进行深入了解和辨析，因而导致对本国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学名著评价偏低，如对《三国演义》（以下简称《三国》）、《水浒》等，说它们不是以刻画人物形象性格为目标的真正的文学作品。如民国时胡适就认为：《三国》“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讲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不成为文学的作品”。不视其为文学作品，自然等于否定其文学价值，就更等于否定其是文学经典。这种识见在中国还大量存在，如当前国内仍有相当多的人把《三国》当历史书来阅读和理解。
对本民族特色的古典小说还有一些极端看法者。当代文艺理论家刘再复就说：“‘三国气’其实就是权术气、厚黑气；‘水浒气’其实就是流氓气、痞子气。他们代表了国民性中阴暗而伪劣的部分，代表了人性中万劫不复的深渊”，表面上他把《三国》、《水浒》“双典”不当作文学著作看待，而当作哲学、社会学著作去洞穿、看破，试图从文化源头上归罪于“双典”。但实际上是尝试以后现代主义为立场，拿当代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化学要义全面消解和颠覆“双典”的文学经典性。按刘先生的意思，中国古代又要少《三国》、《水浒》两部经典。
这样，在评价中外文学经典时，总是近乎“崇洋”，说外国古典小说戏剧好，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差。
其实，还是让我们看赛珍珠的真知灼见吧。她认为“出现了中国三部伟大小说的两部――《水浒传》和《三国》，第三部是后来的《红楼梦》”，“我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媲美。在我们的小说史上，我们找不出一个明确的时期，说‘小说在那个时期达到了顶点’”，养成了中国人的口味，再读西方小说，就味同嚼蜡。这告诉我们，中国古典小说成就斐然，中国传统小说有自己一套成熟的创作原则和特色，我们要学会肯定这些成绩；但同时，中西方在审视文学经典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欧美人所赞扬的意识流小说，固然注重人内心精神与心理世界的刻画，但从实际接受效果看，很多中国读者不太喜欢这种小说形式。甚至有的在实际阅读层面反感这种叙事形式，因为它讲究静态的心理描写，给人以不爽直、不痛快之感。如据调查发现，相当多的人更喜欢读《三国》、《水浒》，而不太愿意读艺术价值更高、更具近代性、更有西方小说范的《红楼梦》。这说明在中国，叙事婉转的故事小说比人物小说、传奇小说比写实小说更吸引读者。所谓“强扭的瓜不甜”，硬要中国读者去喜欢欧美小说，可能是弄巧成拙的事。
赛珍珠的上述言论还启示人们：欧美人很尊重中国人自己的习惯与审视心理，并不要求中国人一定要采用他们普遍的标准。
而我们自己呢？常批评欧美人不给中国人话语权，可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瞧不起自己。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大量引进欧美人的文艺理论，如圆形人物、限知视角、意识流、陌生化、原创性等文学术语，可有时只是邯郸学步，或囫囵吞枣而已。引进英国杰出小说理论家佛斯特的圆形人物理论，就大肆批评中国本土的明代长篇小说名著重故事的展现，而不重视人物性格形象的刻画。引进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就挥舞大棒，在明清白话小说经典中就只列《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笔者感叹有时是我们国内某些学者的精挑细选，自己把自己否定了，最终剩下的就只有那些凤毛麟角的“文学经典作品”，又怎能全怪欧美人压制中国人的话语权呢？
笔者以为，赛珍珠关于“中国人口味”的那一席话为我们寻找答案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显示出她作为大文豪的远见卓识，因为她看到了中外之间的民族文化差异，并强调尊重这种差异，尊重中国小说自己成熟的创作原则和特色。既然中外存在这种文化心理差异，那么，在文学经典问题上，在鉴定“谁为文学经典”时也就存在中外之间较大的鉴赏差异。既然赛珍珠等欧美名人都强调中国口味，极力肯定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性，为何当代的我们却不能？
2.对待二三流的古典文学作品。
再看一下欧美人如何看待某些二三流文学作品。虽然布鲁姆把莎士比亚作品看作文学经典，但我们发现，常被中国学者列入二三流作家的狄更斯也被布鲁姆视作文学经典的代表作家。不仅布鲁姆这么看，就连更早的佛斯特也这么看，他认为狄更斯足以“跻身于”世界“伟大作家之列”。但在中国一些学者眼里呢？狄更斯无论如何是进不了经典作家之列的，因为他小说中更多的是扁平人物。《鲁滨孙漂流记》按中国目前许多学者的观点，也是不能进入经典小说的，因为它缺乏完整生动的性格塑造，但欧美人却把它看成冒险家题材的经典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小说叙述则与“性格人物是小说之魂”的小说观念相左，它以叙事和分析案情见长，没有性格特别鲜活的人物形象，但故事新奇，“千变万化，骇人听闻，皆出人意外”，西方人不得不承认它是侦探小说的经典之作，它名列美国推理作家协会（The Myslery Writers of America）票选出来的史上最经典的100部推理小说排行榜的榜首。另外如中国的二三流古典小说《好逑传》，德国大文豪歌德却曾高度评价过它。
反观我们国内，确实存在学术界对本国文学执行过于严格和苛刻的经典标准。如在各种“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里，成为某一类题材小说的经典往往稀少到只有一部作品。以明代为例。被详细介绍的长篇小说就只列四大奇书，言下之意，明代长篇小说经典就只有四大奇书。其实那时至少还有一部二流小说《封神》值得关注和探讨。因为它曾是读者相当欢迎的一部长篇小说，它在旧中国民间的影响甚至要大大超过经典小说《西游记》，与《儒林外史》这类具有近代转型意义的经典小说相比影响就更大了。也就是说，《封神》的艺术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读者特别喜欢它，这与它丰富生动、变化无穷的法宝故事和小说接受的民族性是有关系的。它目前也被誉为仅次于《西游记》的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但可惜的是，还没有哪部文学史教材视它为文学经典。
以上可见，欧美人的文学经典标准确实与中国许多学者的不一样，没有中国学者要求的那么高。
或许需要我们反思一下：为何欧美人可以将狄更斯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福尔摩斯探案集》等所谓二三流古典作品奉为文学经典？为何欧美人往往会重视作品本身的特点、个性、原创性与陌生化成就，而包容其思想与艺术上的某些缺陷？为何我国的学者难做到？难道所谓的二流作品就不能视为文学经典？这些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中外在现当代文学经典衡量上的较大差异
不仅在对待古典文学作品，而且在审视现当代文学作品方面，欧美人的文学经典标准与我国目前很多学者的也有很大差异。
首先，看《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是近年来英国女作家J.K.罗琳所著的系列小说，尽管被认为“表现了虚幻和邪恶，这样的图书应该远离孩子，还有一些批评者认为，罗琳的写作风格平庸，故事内容重复拖沓”，但还是被评为“深谙文学经典成功之道。尤其是这个系列小说因电影《哈利・波特》而畅销盛行，被认为是欧美新玄幻小说的经典。
其次，看莫言小说。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确是中国文学获得世界话语权的表现，是中国人值得骄傲与自豪的大事。被授予诺奖相当于全球范围内把莫言的代表小说纳入了世界文学经典文库，意味着莫言小说的经典地位获得了最牢固的确立。但冷静分析此案例，又能洞见中外在当代文学经典作品衡量上的较大差异。
从写作技巧和语言文字的审美性角度看，莫言小说在中国当代小说界或许并不算独一无二的顶级。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西方媒体评论称，莫言小说能走进西方主流视野，跟张艺谋改编拍摄的电影《红高粱》有很大关系，“他在海外最有名的作品可能还是《红高粱》”。这种识见并不全对，但有一定道理，因为确实电影《红高粱》捧红了莫言小说，扩大了其在国外的影响力。此外，莫言获得诺奖与海外较广阔的翻译有关系。如其“许多重要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瑞典文、韩文、日文、荷兰文等多国文字。尤其是在诺奖的所在地瑞典，瑞典汉学家陈安娜一人就翻译出版了莫言的三本代表作――《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
假使真的如文学界这些学者所言，那欧美人为何这么看重莫言的作品，一定要把他的作品列入文学经典――诺奖作品里呢？这还是归因于欧美人选择文学经典的角度。应该说，莫言小说的杰出成就是存在的，其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陌生化成就，并能打动和感染读者，这是其作品跻身于世界文学经典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正如诺奖官方网站称，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民间故事、历史事件与当代背景融为一体”。的确，莫言就是善用陌生化的文学技巧进行创新式创作，他能标新立异，充分显示人的人性和文学的人性化。他的作品如《红高粱》、《丰乳肥臀》都能给读者极强的视觉冲击效果，“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是演义现代革命历史”。这种效果犹如有咖喱味，或偏咸的“重口味”。但也许这种“口味重”就是莫言文学作品制胜的法宝。
最后，看赛珍珠小说。其实，赛珍珠获诺奖也与莫言有类似之处。蒋孔阳就说：赛珍珠1938年“得奖的原因，主要不是因为她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价值（当然也有价值），而是因为她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她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应该主要是指她用英文创作了以中国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地》。由于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西方人（绝大多数是欧美人）作为评委评审出来的，故蒋先生这一分析告诉我们：欧美人有时更看重题材与角度的新颖程度，并认为这是作品具有开创性、原创性与陌生化成就的重要表现。
从以上案例可见，欧美人评判文学经典并不像我们国内许多学者那样严守思想成就、语言文字的文学性、意象意境的审美性这些根本原则，甚至不作全面的权衡和稳重式评价，而只是看重作品的某些个性与特点。同时，通过以上中外对比，也不难发现，赛珍珠等欧美人所认定的文学经典标准与我国目前标准之间的差异较大，在实际操作层面，我国学者执行的文学经典划定标准普遍偏高。
三、对策：适当调低标准的可操作性办法
面对如此现状，国内的文学研究者应自我反省，笔者想到的是改变：把标准适当调低，以实现文学经典的扩容。怎样在可操作性层面调低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一些对策可供参考。
（一）将经典分类分得更细一些
一个让文学经典扩容的简便办法是将文学经典进行分类，即按文体、题材、性别、时代、载体、风格、口味等将类别分得更细一点。
如按文体分，有诗、词、戏剧、小说经典；按题材分，小说可分为言情、武侠、革命斗争、改革等题材小说经典；按性别分，可分为男性、女性作家文学经典；按时代分，可分为古代、现代、当代文学经典。再如说到中国诗歌，那么唐诗是经典，尤以李白、杜甫的诗是经典；说到中国词，那么晚唐五代两宋词是经典，尤以温庭筠、李煜、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的词为经典；说到中国戏剧，尤以《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为经典；说到中国当代小说，琼瑶小说是言情婚恋经典，金庸小说是武侠经典，“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是红色革命经典。也可按载体形式分，分为实体（如纸质）、虚体（如网络）文学经典。纸质文学经典还可按国别继续分。网络文学经典可按文体分，如分为网络散文、小说、戏剧、诗词经典等。
还可按风格、口味分。如词以风格简单分，就是豪放与婉约词经典。小说的风格则有很多，如脂粉柔情的、平淡素净的、金戈铁马的，可按此给经典分类。口味方面，就像食物有麻味、辣味、酸甜味、咸酱昧、蕃酱味、咖喱味、烟熏味等一样，小说等文学经典也可按口味进行分类，如分为儿童、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或学者、医生等口味文学经典。
把文学经典分类分得更细，多元化、多角度扩大文学经典的范围，可以消解经典认定中的单一等级制思维。当然，笔者也不赞成过分降低经典的标准，仍坚持经典应是经常进入该类前两三名的作品。这样，此观念下的“经典”标准就既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
（二）适当宽容对待作品的缺憾
目前学术界常以《红楼梦》为例来讨论“中国文学经典”问题，这当然是不错的思路，但也会带来一些不足。如《红楼梦》属于极优秀的文学经典，故以它为例论述，就易忽略其他文学经典的缺憾而拔高文学经典形成的一般条件。这样，《红楼梦》作为经典文学的代表性就会大打折扣。
事实上，很多文学经典都是有缺憾与不足的。如前文提到的狄更斯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国内四大奇书则是：《三国》有特征化、类型化的人物塑造，造成“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弊病，显现出作者骨子里的男权主义思想；《水浒》对武松、李逵等嗜杀成性的赞扬成为它严重的弱点，透射出作品的暴力美学和对女性的先天偏见；《西游记》“八十一难”中收伏妖魔的办法和结局大都有些类似；《金瓶梅》描写家庭生活有较严重的之弊。但事实证明，缺憾往往被广大的读者忽略，或至少不太关注；并且，缺陷虽一直存在，但从来就没妨碍这些文学名著风靡社会，赢得大量读者。故笔者认为，缺憾应成为文学经典观的讨论内容，成为被观照对象，不解析文学作品的缺憾问题就无法恰当地把握经典的衡量标准，就会因此漏掉一些经典作品。只有适当宽容地对待作品的缺憾，才可能吸收经常排名第二第三的某些作品（如《封神》）进入文学经典之中，实现经典扩容。
（三）文学经典可走民族文化型的道路
首先，应尊重各民族的文学趣味、模式与评价系统。前文赛珍珠所说的“中国人的口味”言论启示我们，各民族有自己一套成熟的创作原则和特色，我们要学会肯定这些成绩，应该尊重中外不同的风格，尊重各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学趣味、模式与评价系统。
其次，只要能集中代表民族精华的杰出文学作品都可以视为经典。民族之间只有生活形式的不同，而不能分优劣等级。文学作品可以蕴涵民族的服饰、饮食、建筑、风俗、信仰、历史、心理等，可以尽可能汲取民族文化养料。可以说，越是紧密结合民族文化、具有浓郁民族文化元素的文学作品，越容易成为经典。故民族特性化是文学经典差别化的一条正确的路径。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特点，即使是某一个国家内，多民族的布局也使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变得格外重要。而作为蕴含文化底蕴的文学作品常常与民族牵连，与民族文化相连就会绽放得更加鲜艳夺目，从而可能被视为经典。
最后，要善于发掘民族文学经典。赛珍珠1938年12月12日在瑞典接受诺贝尔授奖时还说过：“我属于美国，但是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一个美国大文豪都这么赞誉中国民族的小说经典，为什么我们自己却往往做不到呢？可以说，赛珍珠尊重“中国口味小说”的言论和欧美人有时把二三流作品当作文学经典的看法启示着我们：要善于发掘民族文学经典，而不是像刘再复先生那样试图诋毁和消灭已有的文学经典《三国》和《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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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学作品范文6
关键词： 文学经典； 文学研究； 读者
Abstract: There is some background of epoch and knowledge for continuous dispute and even cultural warfare with regard to literary classics in recent years. An analysi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lements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demonstrates that a misunderstanding in disputes over literary classics results from the dualisticopposition mode of literary discourserelation to “gen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As a rule， literary researchers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ordinary readers in the forma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Key Words: literary classics; generation; construction; reader
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近些年来持续不衰，原因就在于这是文学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一问题与文学史的编撰、文学学科的教学设计、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文学经典问题的探讨就是对以上诸方面工作对象的探讨和确认。文学经典的现实存在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因此，这个探讨的过程永无终点，但绝非没有意义。本文拟以文学经典讨论的缘起为起点，对文学经典形成的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以期对文学经典的发生学形成这一难题做理论上的初步探究。
一、 问题的缘起
有关文学经典的思考与论辩古已有之，它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审美风尚、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乃至文学生产方式，而这些因素也就决定了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有关文学作品优劣高下的评判标准。纵览中外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标准就体现在不同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各种文化类型以及普通受众对文学作品的不同反应当中。除却上述时代的因素，不同民族、国家关于文学诸问题也都有其独特的认识。文学经典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从来就不存在超越历史的、普遍的所谓文学经典。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都在选择、阐释和传承属于自己的文学经典。但是，由于这些有关文学经典的不同观念之间并未形成正面和直接的交锋，或者说这种交锋是以一种隐在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我们并未明显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突出问题。
但是，20世纪中期以来这一问题之所以浮出水面，引起正面交锋，乃至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概括地讲，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场论争的发生有其时代背景。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激进的时代、一个反叛的时代，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在这场论争中，文学成为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交锋的战场。他们围绕文学史的撰写、文学批评方法以及文学经典的确立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至今余音未绝。文化激进主义者认为西方和美国的文学经典只是代表了“老朽的、僵死的、白色人种的欧洲男性”(old， 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的文学成就。由此不难看出，他们要求重视新生的、富有生机的、弱势文化的文学经典，要求重估已有的文学经典所承载和传达的文化价值，要求走出专业的“象牙塔”，关注社会民生问题。文化激进主义者的视野已经超越了文学文本的限制，目光直逼文本遮盖之下的政治。
其次，“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重估文学经典创造了客观条件。随着“全球化”趋势突破经济领域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之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学研究的视野因而得到了极大地拓展，文化“他者”(otherness)的出现，使得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念受到了挑战，文化多元主义蓬勃发展，边缘、女性、殖民等成为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在这种新的参照系下，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经典问题。
最后，包括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在内的各种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武器。当代思想在立场、方法、思想形态等方面的改变，促进了传统文学观念的彻底改变。如果说20世纪初期的形式主义、新批评和语言学观念形成了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形态的主要结构，那么20世纪中期以来的思想变化又促使学科结构发生着更为深刻的转变和改造。这就造成了以新批评为主要代表注重文学文本的审美价值和语言特色的传统批评方法日益边缘化，而后殖民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生态批评、文化研究等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异军突起，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
二、 生成抑或建构：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考
关于文学经典之所以形成的论争焦点集中在，文学经典究竟是自然生成的(the given)，还是人为建构的(the made)。那么，生成与建构难道真的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吗？我们不妨从对文学经典这一概念的梳理做起，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
已有不少文章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了“经典”及其英语的对应表达“canon”和“classic”的含义。[注: 在英语中，与汉语“经典”相对应的是classic和canon。Classic源于拉丁文classius，用以区分纳税的等级。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奥·格列乌斯用classic来区分作家的优劣高下，到文艺复兴时期被广泛采用，后来由于与“古代”相联系，特指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Canon源于古希腊语，本意为“芦苇”或者“棍子”，引申为度量长度的工具，进一步引申为“法度”、“规则”等义。后来多用于《圣经》或与《圣经》相关的宗教文本，有“神圣、正统”之义。18世纪之后，这一概念方超越了宗教领域，被用于文学等其他文化领域。而在汉语中，所谓“经”就意味着“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而“典”本义则是“常道、法则”（《尔雅·释诂》：“典，常也”），引申为可充当典范、法则的重要书籍。]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知道，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的语境下，所谓“文学经典”就是指那些具有神圣性、权威性、典范性的文学文本。那么，影响“文学经典”构成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文学经典的形成是作品、世界和读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恰恰与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即作者没有直接的关联。原因在于，文学经典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必须经受时间的检验，具有被“追认“的特点。正如T.S.艾略特所指出的，“他们唯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写一部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才被看作是经典作品的。”［1］这种“追认”的特点不惟是作家个人的意识，更主要的是它构成了文学经典的“有机构件”，变成了经典文本的基本要素；文学经典是被创造出来，不仅仅是作家的创造，更是历史和社会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品、世界和读者这三个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类。内部因素指作品本身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空间，外部因素就是指世界和读者，它包括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影响、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注: 这一划分参考了童庆炳先生的《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一文，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文学世界的内外因素紧密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单单从任何一个方面分析都是片面的。内部因素的先验结构、外部因素的社会历史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客观因素。
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空间是主生成说者立论的出发点，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他们认为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根本原因在于它写出了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共通心理，因而能够激发读者的情感和想象，这种普适的价值观念是超越历史、民族和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的，是一种专属于人、有别于动物的情感和心理。而主建构说者认为，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认识，其谬误在于假定文学经典具有超历史的、普遍的、绝对永恒的价值。在建构论者看来，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文学经典。文学以及文学经典都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应该将其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看待。历史本身是变动不居的，甚至历史本身都是被建构起来，何来“超历史”的文学经典呢？他们认为，文学经典是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操控下被建构起来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受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影响，不同的文学作品便会被推上“经典”的神坛。其实，建构说者在批评生成说者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的同时，自己也迈入了同样的认识误区，他们把对“否定”、“解构”和“差异”本质化、绝对化了。中外文学史告诉我们，的确存在着一些像《哈姆雷特》、《红楼梦》那样的文学作品，他们是虽经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冲刷而永不褪色的文学经典。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承载了能够穿越时空的人类普遍的情感和普适的价值。
经典作品在本身的审美价值之外，一般还蕴含着广阔的可阐释空间。经典之作往往兼具“深、约、宏、美”的特点，其思想之深邃、描述之含蓄、画卷之宏阔、形式之精美相得益彰。比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一派苍凉沉郁的气象，道尽了生命存在因不能突破时空局限而产生的根本的孤独之感。经典作品正是由于自身这种广阔的可阐释空间，才变得 “经久耐说”，不管是赞是弹，人们总能从作品当中获得阐述自己观点的灵感和材料，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面对同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2］。
这种广阔的可阐释空间在激发读者想象和情感的同时，也给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提供了用武之地。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对于文学经典的操控，也正是建立在文学作品自身的经典性之上的。原因在于，“艺术可以肯定地说是为它本身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但是艺术并不需要意识到这些目的，而且它愈是不关心这些目的，就愈能更好地发挥它的功能，根据各种不同的价值理论，艺术的功能可能是这样或那样的”［3］。或许，将艾略特的这段论述改成“艺术可以肯定地说是被它以外的目的所利用”，可以更准确地表述艺术作品本身的这种远离现实功利的“无目的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在“旗手”领导下，“政治挂帅”以“三结合”的方式创作出来的所谓“样板戏”肯定是行之不远的。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发生变迁之后，这些“经典”很快被推下了神坛。尽管这些“经典”在今天并未从人们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但是人们看重的恰恰是其审美的价值，而非它所灌输的“革命思想”。
由此可见，“建构”是建立在“生成”的基础之上的；外部的操控总须以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和阐释空间为前提。
如此而论，并不是要断然否认意识形态、文化权力、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等外部因素对于经典形成的影响。
首先，必须肯定意识形态、文化权力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不是决定性。自汉以降，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被奉为圭臬的《诗经》，它的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其神圣性不容亵渎、权威性不容置疑。但是到了“五四”时期，《诗经》连同其他儒家经典的命运却发生了倒转。《诗经》逐渐恢复了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人们开始用对待文化、文学的方法来批评、研究这部饱含喜怒哀乐、有声有色的“诗歌总集”了。我们可以看到，《诗经》的经典地位从古到今始终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先秦两汉时期《诗经》是“经”的经典，近代以来《诗经》是文学经典，这个区别是明确的，古人从来没有过“文学式”的诗经观（明代以来有人尝试过《诗经》的文学化解读，如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但那仅仅是异类和末流）。及至“文化大革命”，《诗经》连同其他绝大部分的古今中外文学经典都被贴上了“封、资、修”的标签，非禁即毁。如果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历史上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所谓“文学经典”分明处在意识形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肆意摆布之下，何来能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文学经典？进而，我们就会认为，文学经典就是被建构而非生成的。但是，如果我们采用一种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待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之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作用，就会发现这种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尽管时而被奉若神明、时而被弃若敝履，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些文学经典还是流传至今，甚至借助现代传媒手段以各种更为新颖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由此可见，建构说者看似在强调还原文学经典形成的历史语境，其实他们的缺陷恰恰在于历史眼光的欠缺，只强调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的历史语境，而忽略了历史的连续性。
其次，在强调意识形态对文学经典的形成所发挥的建构作用的同时，建构说者忽略了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乌托邦因素。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从内、外两个方面，发挥着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变奏作用。如阿尔都塞所说，意识形态保证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换言之，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实现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意识形态，其作用就是肯定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为现存的社会秩序提供合法的依据。外在于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将文学作品作为其发挥作用的一个途径，并通过这一途径向人们灌输认同现存社会秩序的思想，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值得指出的是，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绝非简单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传声筒，以前不是，以后也不是；文学史经典及其批评诚然无法脱离其处于其中的意识形态环境的制约，但它作为“文学的”而具有自己的规则和语汇及其内部法则，正如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说：“一首诗无法单独存在，但审美领域里却存在一些固定的价值。这些不可全然忽视的价值经由艺术家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而建立起来。这些影响包含心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因素，但其核心还是审美的”。［4］
但是，文学作品存在的价值并不是为意识形态作用的发挥提供一个手段。文学艺术是人们寻求情感寄托、心灵慰藉和精神超越、弥合被不合理的现实所分裂的人性的乌托邦，它寄予了人们对于现存秩序的否定、对于现实苦难的反抗。意识形态与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文学经典的建构之间，乌托邦与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文学经典的生成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任何各执一端的二元认识都会导致“生成”和“建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三、 文学研究者和读者：谁的经典
在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意识形态等因素之外，影响文学经典形成的因素还有文学研究者的批评和普通读者的期待。
“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的作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5］虽然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也是作为读者出现的，但是他们绝对不是普通的读者，绝不能把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和普通的读者相提并论。
文学研究者由于其专业眼光和权威地位对文学经典的形成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文学研究者由于其专业素养和巨大的学术影响力，使一些原本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作品经由他们的发现、修订和阐释，而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普遍认同，进而跻身经典之列。在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的影响力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不仅可以影响到某一部作品的命运，甚至对某一种文体的兴衰都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小说这一文体在明朝以前已经存在了逾千年之久，但是它的价值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以虚构、新奇为基本特点的小说，在“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环境下难登大雅之堂。“小道可观”是对小说这一文体最具肯定性的评价了。然而，首先由于文人对于小说文本的介入，使其文学价值得到了提升。施耐庵、罗贯中首先从一个读者，但绝不是普通读者的角度出发，对早已流传在市井当中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进行了再创作，使其文学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提升，为其经典化奠定了文本基础。李贽、袁中郎、金圣叹的推崇则使小说的经典化得以最终完成。李贽将《水浒传》与《史记》、杜甫、苏东坡和李梦阳的作品相提并论，称其是汉以来“宇宙间有五大部文章”。袁中郎在《觞政》中将《水浒传》、《金瓶梅》列为文人雅士必读的“逸典”。《水浒传》也被金圣叹列为“六才子书”。这些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作品经典化的作用是普通读者所不能企及的。另一方面，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若非《水浒传》等小说广泛的社会影响，它们是不大会引起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金庸的武侠小说几十年间在普通读者中间长盛不衰，引起了文学研究者的关注，金庸及其小说在一些新编的文学史当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作品也被收进了文学教材，进入了“国民教育”系列。但是，金庸的作品是否就是文学经典恐怕还要经受更长时间的历史检验。通过这个事例，只是想说明普通读者对专业研究者的影响。
当然，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关于文学经典认定的差异是不尽相同的。世纪之交，在西方国家评选出的“百年文学经典”当中，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名列榜首。但是，乔伊斯的这一作品并没有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正如中国文学当中的《诗经》、《楚辞》等经典之作在今天同样也没有庞大的读者群。我们不妨将这一现象称为文学经典的“精英化”和“专业化”。这一过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文学经典存在的社会与群众基础，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撼动它们作为经典的地位。原因就在于，文学经典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对于民族精神记忆的保存，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因为强调文学经典的动态特征而否定了经典的相对稳定性。同时，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型，其中的因素多且复杂，但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对文学经典“精英化”的应对，而绝非对于文学的反叛。
虽然说，作品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是作品、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经过三方对话、商兑，并最终达成一致的结果，但是这种结果的取得谈何容易。［6］正是由于对三者中任何一方的强调，导致了关于经典的种种论证。批评家的批评是文学作品赢得高贵的知识标签的基础，积极地讲，没有严格的批评就没有文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文学就永远是玩物，文学研究就不可能是一门学科；消极地讲，文学批评为文学作品的树立起了可能本不属于它的外在表现，假设了各种通向文本的途径，只有借助那些观念、概念和范畴，人们才能对文学作品有所表达，否则的话根本不存在任何“文学交流”的可能性。读者的阅读是文学作品的现实形态，作品只有进入阅读，形成读者在自己的生活世界基础上的“理解”和“阐释”，文学的“功能”才能体现出来，尽管这可能是一种主观的“功能”，但因为它是建立在整个经验世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东西，所以它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也是不能否认的。需要强调的是，批评和阅读所形成的“文学经典”不是一种和经验科学一样的可验证、可预测的结果，它是在现实的社会结构，现实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结果。20世纪中期以来，文学理论学科的主要观点就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与传统观念不同，当代新的文学理论不会强调文学作品的内在客观根源，他们讲这种科学性集中在文学作品的“外部”。本文要指出的是，这里不存在一种内部和外部的辨证关系，因为这关涉到的实际上是各种立场和倾向的具体选择，但存在这一种非常具体的文学发生学的知识分析，对文学研究学科的整体理解将取决于这种知识分析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 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189-190.
［2］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M］∥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419.
［3］ 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66.
［4］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