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技术论文范例6篇
更新时间：2023-05-11 14:38:32
科学与技术论文范文1
关键词： 科学技术 人文精神 和谐发展
一、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依存与斗争
1?郾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同属于一个大文化
有学者说：“技术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技术是在文化中形成的，文化的差异会造成技术的特征和发展的状况不同。技术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物质文化或‘器物’文化的核心标志，甚至它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基本类别。”［1］的确如此，当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处于这种分类时，它们是相互依存彼此渗透的，在大文化的领域里和谐共处发展。
首先，科学技术里的人文关怀处处可见。虽然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对人类的精神世界造成了冲击性的影响，并且科学技术在军事特别是杀伤性武器上的运用使得恐怖事件、地区性事件数量急剧增加，将人类又笼罩在了战争的阴影之下。但是事实上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关怀自始至终没有停止过，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也没有分离过，现实生活中的恶性只是由于人类的贪恋，以及对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造成的，其本质不在于科学技术的好坏。而事实上，科学精神一直内蕴着人文智慧。科技的发展使人在自然界中赢得了生命自信和价值认定。科学精神把人从神的阴影和宗教的束缚中解决出来，获得了独立性，人的认识能力、感知能力、实践创造能力在认识和改造外在世界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发挥。人类在创造和改造的对象身上反观到了自己本身的能量，看到了超越人类生命的控制力和创造力。另外，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科学理性导引着经济的高效运作，现代民主政治的法制化、程序化；而且科学精神更成为新道德观念的基石，改变着人的精神生活，这些都可以说是科学技术蕴含的理性文化带给人文智慧的瑰宝。
虽然技术理性强调物质需求的优先性，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支配，强调社会组织生活的理性化和可操作性，但是技术理性带来了现代技术与科学的高度发展，促进了现代工业与经济的飞速增长，也因此为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和代议制民主，使得神话与宗教的社会生活更加世俗化，从而使更多的人接近宗教，找到心灵的归属，这是科学技术对人文精神作出的第一大贡献。此外，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打出了反对宗教神学的旗帜，而这一时期的口号正是“理性与人性”，而此时的理性与人性在反对宗教束缚上具有相同的含义，它们都是科学技术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内在统一体。同时，财富的增长、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为人文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功劳。在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大大释放了人类的能力空间，无论是精神领域还是物质生活都高度拓宽，人类发展也进入的新的世元。我们的生活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会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一次次飞越而飞越，这是科技精神对人文智慧发展作出贡献的有力证据。
其次，人文精神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引向作用。技术理性是以支配自然为前提，集中于工具选择领域的有限理性，人生意义、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等问题都被排斥在这一领域之外。但是从最初科学技术的产生过程来看，技术最终是服务于人类的，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以人类的发展为目标的，是以人为本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价值而存在的。正是人文精神的发展促生了科学理念、科学理性、科学方法及科学精神。但是技术的僭越，技术理性的恶性膨胀，以及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无限制恶性应用造成了当前人类的生存困境，要想摆脱当前的困境，使人类重新踏上通向美好家园的道路，就必须将人文精神重新引入科学技术的发展之中，用人文指导、适当抑制技术理性的僭越和恶性膨胀，让人文精神与技术理性相互融合，引导科学技术朝着更加有利于人类、人文精神的方向发展，使科学技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而人类在应用科学技术时更要全面理解技术的含义，从长远的和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处理科学技术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体现人的价值。只有在这样的人文指导下的科学技术，才能使技术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又可以促进人文精神领域全面、健康、快速地发展。
2?郾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分离与斗争
文艺复兴时期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在相互结合的过程中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人们对理性的理解趋于片面化和狭隘化，以至于科学技术理性最终与人文精神相分离。“从近代哲学开始，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的融合关系就被打破了。经验论的发展导致生活世界的实证性和可简约性，唯理论的发展则导致了人类个性的丧失与窒息。它们所考察的对象和依据的标准都是事实而不是人的全面本质――早期人文主义者眼中与神性和动物性相区别的理性了”。［2］尽管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家们为重新界定人的本质而不停地努力，却依旧无法抗衡科学技术带来的辉煌的成就。科学技术肆无忌惮地控制和支配着人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它甚至上升为人们价值判断的标准。人把科学技术作为自己追逐目的的手段，同时又被科学技术反控。于是，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彻底被撕裂了，二者之间的斗争在现代社会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当技术的发展与工具的运用使人的欲望得以满足，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成为社会进步的唯一衡量标准时，人类进入到了对科学、对技术、对工具的顶礼膜拜时期。科学精神表现为：技术统治了人类生活与精神领域。而更为可怕的是当功利原则、实用原则被人们运用时，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人格的残缺。“这种技术对人伦智慧的漠视，工具对人文关怀的阻隔，必将造成的是人类良知系统的沦丧，引发社会的道德失范，人的信仰失灵和个性的扭曲与萎缩”。［3］
当人沦落为技术的奴隶与工具的附庸，丧失了自我反省与批判的能力无法超越自我的时候，作为科学精神指导的人文精神也就彻底被摧毁了，这也必将导致科学精神的一同失落。
二、科学技术、人文精神的和谐共处与发展
人类发展的历史作为最好的例子已经证明科学技术是现代工商业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科学精神是现代观念、现代文化的主干。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科学精神只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向度，而不是所有向度，它不能解决人类精神领域和灵魂归属问题。“科学所勾画的明晰简练的认识图式省略、忽略、遮蔽了许多东西，使其在探索人的心理、情感、意志等领域时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完全满足人的精神生活的需求，对需要以理解、体验、直觉等去认知的价值世界、意义世界难以深入探究。科学认知与价值认知的统一，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现实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都成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4］
另外，不管对科学技术与人文孰一孰二的问题如何争论，也不管悲观主义者如何担心科学技术会带来多少副作用，人类都将一如既往地发展使用科学技术，只是在利用科技服务于社会时，要尽力让科学技术拥有更多的人性。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我们应通过改变经济秩序来改变文化结构，进而通过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突出宽容、协作、公平、开放意识等价值，重构人文精神和人的精神世界。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拓展了人的各种能力，创造出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为人类更好地认识自然提供了条件；而人文精神的丰富与发展又为人类正确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伦理和道德基础，也为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提供可能。我们相信，随着科技与人文的发展，人类有能力而且可以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科技与自然的关系，科学合理地解决当前的环境危机与自然问题，从而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肖峰.论技术的文化形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3.2.
［2］欧仕金，李红钦.现代技术的人文关怀.天中学刊，2000.2.
科学与技术论文范文2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本是恩格斯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论断。1887年，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胡绳晚年借用恩格斯的这个命题，就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作过专门论述。1994年底，在等单位联合召开的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胡绳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的演讲，当即在会上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响。石仲泉回忆说：他当时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当场“许多代表对他说：什么是最高水平?这就是当今我们国家的最高理论研究水平。这篇讲话是一个老题目，但讲出了一般人讲不出的新意”(注：石仲泉：《与时俱进：胡绳学术晚年的新辉煌》，《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67页。)。1995年11月，胡绳在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志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研究规划时，又谈到了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那次谈话在国内没有公开发表，而后来香港的一些报纸在传播胡绳的谈话内容时，把问题说得很片面，完全走了样。1996年10月，胡绳在接受《百年潮》杂志社社长郑惠先生的访谈时，借机把那些误传作了澄清，并再次就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历史命运作了比较新的阐发。胡绳提要式的宏论，独辟蹊径，新意迭出，把一个多数人知其然，却道不出其所以然的道理，分析的头头是道，令人信服。本文择其要点，略论一二。在当前形势下，研究胡绳的这一学术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与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技术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来源，不仅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而且也包含着来自各门自然科学理论成果的启迪。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精通数学，并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深入钻研与此有关的化学、农业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他晚年对用化学合成法制造细胞的试验很感兴趣，并高度重视电在各方面的应用。恩格斯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有渊博而精细的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的。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生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革命实践的新发展，不断修正自己的个别论点和阐述。科学技术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20世纪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卫星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创造了广泛的可能性，使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革。邓小平高瞻远瞩地分析了科技发展的这一新特点，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揭示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胡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无论无机世界还是生命现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水平。新的认识并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而恰好是为这种世界观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利用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新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胡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推进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和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新证据的同时，为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就业、通讯、产业结构、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科学技术发展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穷人和富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矛盾。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劳动生产方式，也必然会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影响，使其原有的内涵解释不了新的现实，比如经典的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就解答不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脑力劳动者的阶级属性问题；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是否创造财富和价值问题；资本、经营管理能否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问题；工人不再是无产者等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如果还停留在蒸汽机时代、停留在电气化时代，就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就必须表现在它能够容纳科学技术革命所创造的巨大成就，并深刻阐释它的社会意义；表现在它能够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自然资源，特别重视科学观念的变革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所以，胡绳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对于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都不能不发生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考虑这两个问题不能不顾到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那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胜利。”(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前提；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阶级、阶级斗争问题的新观点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政治现象。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政治现象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对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我们都应当进行阶级分析，以便透过种种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对于当前国际范围内存在的诸多矛盾和斗争，对于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仍然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问题，也必须进行阶级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经历了一场新的革命，使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这主要表现在：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在工人中的比重加大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相对减少了，在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白领工人”数量甚至超过“蓝领工人”；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一部分工人购买了股票，成为“股东”，可以拿到股息；资本主义企业实行资本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一些专家学者受聘出任经理、董事长，成为企业的管理者；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状况和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大为不同。如何看待这种新形势下的阶级状况?胡绳的新观点是：这些情况表明，“过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对立简单化、成为一方是广大的无产阶级，一方是极少量的资产阶级，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在这两个阶级之外，还有好多中间阶级”(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所有制结构上以及经营管理上的新变化，社会出现了新的不同的阶层。客观的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远远超出了以往“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解释框架。就城市来说，社会分化中出现的各类管理者群体、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各类办事员群体，各类自雇佣者群体等，就很难把它们说成是“管理者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办事员阶级”、“自雇佣者阶级”。同理，这些社会群体，也很难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加以划分。甚至于工人群体，私人企业主群体单纯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加以划分，现在也有困难。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拘泥于原来的解释框架，硬要客观的动态的阶层结构适应于主观的静止的理论解释框架，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这样就会在理论上离实际越来越远，丧失生命力，谈不上提出较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在实践上则无法对社会决策过程产生应有的影响，也无法对推进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进程起到应有的作用。
有鉴于此，胡绳提出：“要改变过去那种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简单化、公式化的观点和做法，要根据较之一百多年前有了很大不同的历史情况、现实情况，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进行新的研究，作出新的论断。对当代世界总的形势和各个国家形势的分析，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但不能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新变化，“说明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论证，也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三、关于新时代革命形式的新观点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在这样的时代，还有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有，与马克思主义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不同?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永存，不再变革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在根本上站不住了。
胡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会过时，就因为资本主义终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资本主义和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终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这仍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远的趋势。不过向这种趋势发展的道路是山重水复、迂回曲折的，绝不会像过去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比如，恩格斯曾经这样说：“到1898年我们可能取得政权。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当它实际上已经过期之后，如果风平浪静，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并没有加速资产阶级社会大厦的倒塌，倒是似乎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提供了修补这座大厦的材料，以至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战后比较平稳地发展了数十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没有预料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或许要比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料想的要复杂得多。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搞暴力革命还行不行?胡绳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他列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南非民族斗争方式。南非的曼德拉曾主张过暴力革命。但是在狱中的十几年，他一直在考虑用什么方式取得民族斗争的胜利。经过深思熟虑，他出狱后放弃武装斗争，选择了非暴力的斗争道路，用和平谈判解决了问题。“当然那里还不是搞社会主义，但按照我们过去的老观点，仍会认为这种做法是严重的倒退。实际结果是他当了总统，在消除民族隔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二是中国香港回归模式。邓小平从维护祖国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和现实，以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为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正确道路。我们按照这个构想，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从而也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与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范例。“我们用和平谈判方式同英国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也是因为形势变了，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大国，而大英帝国已经衰落。这种方式应当说也是很有创造性的”(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也许还不能排除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是，毫无疑义的是，非暴力革命的手段可能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过，胡绳同时又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绝不表明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变不动，不表明“资本主义万岁”，而且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大发展，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巨大的矛盾或问题，例如世界性的环境保护问题、问题、反恐问题、洗钱问题、人口问题等等，都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框内所能解决的。“资本主义虽然还会有发展，但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将始终不得解决。因此，我认为，还得有社会主义革命，只不过革命的形式会是多种多样的”(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胡绳总结说，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革命形式的多样性的出现说明，“按照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作出的‘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预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没有现实性。也许由此可见，或者和平过渡，或者武装斗争，这种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历史也不会机械地重复已有的经验”(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研究这些事实，并据以展望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人们将能够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增添新的观点”(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是胡绳先生晚年很有创新的一个见解。
四、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刚创立之时，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立世的。20世纪20年代，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人们开始面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对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胡绳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武库中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会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当然也只能这样。因为当时现实生活还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提供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际材料。”(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显而易见，在胡绳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尚只是革命的科学，还不是建设的科学；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据许多学者考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连“社会主义建设”的概念也没有。
[NextPage]
胡绳在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统一这个论点上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对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关系作出了独创的和令人折服的新释。胡绳先生指出：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不但是革命的科学而且是建设的科学，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全世界远没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还将遇见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科学仍然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更是任重而道远，马克思主义作为建设的科学更要发展。就社会主义要建设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的崭新社会而言，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也是革命的科学。但是这两者又有区别。因为革命的任务和建设的任务不同，革命的经验不能简单地运用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主要依靠新的经验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旧社会的问题，因此它的内容绝不能只限于原有的革命的科学”(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说得明白一点，革命与建设的区别就在于：“治理一个国家和发动一场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事。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政党，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政党，对于社会所负责任极为不同，也是很明显的事。革命是在社会动乱中发生，建设则要求社会安定，在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作用及其具体形式，当然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以往的社会历史经验的研究，但是从建设的角度研究历史经验，和从革命的角度进行这种研究相比，会有许多原来不注意的内容需要注意。”(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第二，胡绳把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看作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契机。列宁为了阐明理论的重要性经常引用普列汉诺夫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把这句话改造一下，我们也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而且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就不会有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胡绳正是用这种观点，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对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瓦解的问题，胡绳看到的不仅仅是低潮和挫折，他说：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瓦解，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失败。这个失败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远没有成熟”(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种分析是催人深省的。胡绳还说：“在建设的领域内，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经验，开创新的局面。所以这个失败很可能是先进的人们对于如何建设新世界的认识出现一个飞跃的契机。”(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对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科学，成功的实践和经验有意义，失败的实践和经验也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或许会更有意义。
第三，胡绳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出色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已在世界范围内的广大领域成为现实，但是胡绳认为有两个现象必须引起注意。其一是社会主义首先诞生在资本主义欠发达或者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之后没有长期保持。(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两个现象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没有想到的。这两个现象不是为否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论据，正好说明要根据历史发生的变化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在论述这两个历史现象时，胡绳对马克思提出的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有新意的论述。胡绳指出：马克思这里指出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是指，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页。)，也就是，不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按照马克思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这种国家如果不经过一些过渡阶段，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熟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现在，世界上国家那么多，国情千差万别。资本主义欠发达，仍背着前资本主义的许多负担的国家，无论就国家的数目和人口数计，都在世界上占多数。“是否它们都必须经过‘卡夫丁峡谷’，如何才能既不经过这个痛苦的‘峡谷’，而又能享受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一切积极成果，这实在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都证实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与马克思这个重要观点有着密切联系的。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经过的“一些过渡阶段”；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其核心是要通过改革和开放，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以“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则是要求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的最要紧的方法。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是依靠这个理论的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国内的风浪中安若泰山。“实践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巨大发展”(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五、评议
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与过去相比，我们的理论水平确实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他说：“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的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页。)
今天，我们仍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仍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对于我国理论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努力，胡绳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不过，他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1994年，他说：“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略微回顾一下这些发展和变化，可能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发展还不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责任。”(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2000年7月-8月，在他生命的征程即将结束之时，他还不无忧虑地说：“现代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快，相对来说，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发展滞后，由此造成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许多新的问题，难以及时判断和认识，更谈不上超前预测了。”(注：魏久明：《胡绳最后日子的片断思绪》，《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70页。)
胡绳晚年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深阐述，为理论工作者更好地完成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科学与技术论文范文3
中文：基于android微博整合客户端的设计与实现
英文：based on the android client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weibo integration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微博(英文名为micro-blog)，即微型博客，是随着web 2.0而兴起的一类开放的互联网社交服务，它允许用户以简短文字随时随地更新自己的状态，每条信息的长度都在140字以内，支持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的出版，每个用户既是微内容的创造者也是微内容的传播者和分享者。与传统博客相比，微博具有如下特点：
1) 准入门槛低。
传统博客强调版本的布置与语言的组织，因此博文的创作需要考虑完整的逻辑性，也就是说，在blog上写文章的门槛还是很高的;哪怕是一个没有受过严格中文训练的人，只要会发短信，他就能使用微博。闲得无事，更新一下签名，就被记录了。
2) 即时通讯的原创性。
对于每篇微博140个字符的信息量特别适合手机上网用户使用，无论你是在咖啡厅还是在地铁站，都很容易通过手机完成自己的微博。因此，微博的即时通讯功能非常强大。很多微博网站，即便在没有网络的地方，只要有手机也可即时更新自己的内容。一些突发事件或引起全球关注的大事，如果有微博,就能利用各种手段在微博上发表，其真实性以及快捷性给人带来的现场感，甚至超过所有媒体。
3) 更强的互动性。
与博客上面对面的表演不同，微型博客上是背对脸的 follow(跟随)，就好比你在电脑前打游戏，路过的人从你背后看着你怎么玩，而你并不需要主动和背后的人交流。既可以一点对多点，也可以点对点。在web浏览器中实现好友管理是非常方便的，如果你想在手机中进行管理的话同样是非常方便的，移动终端提供的便利性和多媒体化，使得微型博客用户体验的粘性越来越强。与传统博客相比，微型博客具有更好的及时性、开放性和随意性，用户不仅可以通过网页浏览和信息，还可以通过手机、即时通讯软件的客户端、桌面客户端、外部api接口等多种途径使用微博功能。对单条信息长度的限制是微博服务形式的核心特征，其信息短、直观、简洁的特点便于迅速阅读和传播。
腾讯微博是一个由腾讯公司推出，提供微型博客服务的类twitter网站。用户目前可以通过网页、手机、qq客户端、qq空间以及电子邮箱等途径使用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是一个由新浪网推出，提供微型博客服务的类twitter网站。用户可以通过网页、wap页面、手机客户端、手机短信、彩信消息或上传图片。新浪可以把微博理解为“微型博客”或者“一句话博客”。用户可以将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事情写成一句话，或发一张图片，通过电脑或者手机随时随地分享给朋友，一起分享、讨论;还可以关注朋友，即时看到朋友们的信息。
目前在移动市场来说，腾讯微博手机客户端和新浪微博手机客户端为目前主流的两大微博客户端，拥有大量的用户，用户可以在这两个客户端随时随地分享身边的事情，并且新浪跟腾讯均向开发者提供了开放平台，开发者可以根据开放平台提供的sdk和api开发出不同的微博客户端。微博用户可能同时拥有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账号，想查看不同的微博只能到不同的微博客户端里去看，这就萌生了一个需求，整合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于一个客户端当中，使得用户可以同时获取两种微博平台的数据，并且可以同一个客户端分享自己的微博。这个选题意义在于为研究社交应用客户端的实现方式，微博sdk的使用方法和开放平台给广大开发者所提供的api接口的使用方法提供一个好的应用实例，并且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整合实现多微博帐号登录客户端实现分享身边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目标、内容(论文提纲)及拟解决关键问题
研究目标：
1、熟悉oauth2.0授权认证机制流程，实现第三方微博客户端的授权。
2、熟练使用开放平台提供的android sdk和api接口。
3、了解新浪微博开放平台和腾讯微博开放平台的异同点，实现两种微博平台的整合;
4、熟练使用slidingmenu、pulltorefresh等android开源控件。
5、熟练掌握android高级核心技术的应用。
6、了解用户体验要素，设计出有较好用户体验的界面效果。
7、研究移动平台的广告投放的形式，实现基于应用商店sdk嵌入广告。
毕业论文提纲：
摘 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 论
1.1 引 言
1.2 项目的背景及意义
1.3 开发平台与技术介绍
1.3.1 开发平台与运行环境
1.3.2 开发工具eclipse、sdk、adt介绍
1.3.3 开发语言与android系统组件介绍
1.4 论文的结构与工作安排
第二章 android客户端界面分析与设计
2.1 android手机界面的特点
2.2 android微博客户端需求分析
2.3 系统各个界面分析与设计
2.3.1 启动界面
2.3.2 登录界面
2.3.3 主界面
2.3.3.1 首页微博界面
2.3.3.2 消息界面
2.3.3.3 个人资料界面
3.3.3.4 更多界面
2.3.4 微博界面
2.3.5 显示微博详细内容界面
2.3.6 显示评论界面
2.3.7 显示收藏界面
2.3.8 帐号管理界面
2.3.9 其他界面
第三章 系统概要设计
3.1 系统设计目标
3.2 系统模块设计
3.2.1 系统模块划分
3.2.2 系统模块功能分析
第四章 系统详细设计
4.1 授权模块
4.2 微博首页模块
4.3 微博详情模块
4.4 个人资料模块
4.5 微博模块
4.6 查看评论、收藏模块
4.7 “更多”模块
4.8 广告模块
第五章 系统测试
5.1 授权模块测试用例
5.2 浏览微博测试用例
5.3 微博模块测试用例
5.4 浏览个人资料测试用例
5.5 浏览评论、收藏测试用例
5.6 广告显示测试用例
5.7 系统评价
第六章 展望与总结
参考文献
致谢
拟解决关键问题：
1、简洁的ui设计效果，需要具有良好的交互体验。
2、oauth2.0授权认证，实现新浪微博授权和腾讯微博授权。
3、多帐号管理，区分新浪微博帐号和腾讯微博帐号。
4、整合开源控件到客户端中，呈现具体效果。
5、新浪微博sdk与腾讯微博sdk的使用，api接口的数据请求。
6、解析微博数据，将数据以固定展示效果呈现。
7、任务队列操作、多线程管理、异步更新ui等问题。
8、界面优化、代码优化、性能优化等问题。
9、软件实时检测更新版本问题。
10 、 广告平台sdk的使用，展示广告问题。
三、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研究方法：
1、参考开放平台提供的文档支持和qa解答。
2、研究sdk提供的demo，熟悉api的调用方法。
3、参考市场上成熟的微博客户端，参考微博客户端的设计要素。
4、研读期刊、优秀论文和优秀文章，提供设计灵感。
5、通过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收集有用资料。
6、购买相关书籍、研究技术的实现方法。
技术路线：
1、使用java语言进行编程，开发平台使用eclipse。
2、基于android sdk，调用android api的技术实现。
3、利用轻量级数据库sqlite存储数据。
4、android http通信技术实现数据请求。
5、android复杂界面ui设计技术。
6、json数据格式和json数据解析技术。
四、研究工作基础
1、毕业设计指导老师下达任务书，自己按照任务书的内容制定工作计划。
2、微博客户端的需求分析和技术调研，收集有用的资料供自己参考。
3、研读相关技术的期刊、论文和优秀文章，参考其撰写论文的表述和格式。
4、经常与指导老师的沟通和交流，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完成论文撰写。
五、实施计划
起止时间工作项目备注
XX年12月08日XX-XX学年度第1学期第14周至
XX年1月17日XX-XX学年度第1学期第20周1、确定论文题目，完成任务书;
2、阅读参考相关文献;
3、学习相关开发技术;
4、完成开题报告。
XX年2月25日XX-XX学年度第2学期第1周至
XX年3月28日XX-XX学年度第2学期第7周1、完成开发准备;
2、完成系统需求分析;
3、完成各模块主要功能;
4、完成中期阶段考核表
XX年3月29日XX-XX学年度第2学期第7周至
XX年5月12日XX-XX学年度第2学期第12周1、完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2、完成系统整体测试。
3、完成系统说明书;
4、完成毕业论文撰写。
六、参考文献
[1]庞周. 基于android的微博客户端设计与实现[j]. 电脑编程技巧与维护,XX,10:66-67+130.
[2]黄佳星,王晶,沈奇威. 基于android的移动互联网应用框架方案[j]. 电信工程技术与标准化,XX,08:77-80.
[3]严武军. 基于android腾讯微博客户端系统设计与实现[j]. 电脑开发与应用,XX,11:50-51+56.
[4]舒后,刘娇洋. 基于android平台的移动博客的设计与实现[j].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XX,06:42-46.
[5]王明超. 基于android系统的新浪微博客户端的设计与实现[j]. 电脑知识与技术,XX,33:7933-7935+7944.
[6]姚永明,吕建平. 基于android平台的用户管理软件的设计与实现[j].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XX,01:79-83.
[7]武玉坤. 基于android移动学习平台的设计[j]. 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XX,01:20-21+47.
[8]姜海岚. 基于android的多功能手机相册设计与实现[j]. 电脑知识与技术,XX,15:3614-3616.
科学与技术论文范文4
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
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
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
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明清时代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
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
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
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
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
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
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
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
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
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
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
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
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
注释：
[1] R.C.Majumdar， H.C.Raychaudhuri and K.Datta，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1978.PP.549-556
[2] W.E.Kaegi，Byzantine Empire:Bureaucracy. N.Oikonomides，Logothete.Bath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Ages.Vol.2，PP.471-475;Vol.7，P.642.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11] 《韩非子·备内》。
科学与技术论文范文5
【关键词】信息技术；语文教学；整合误区；解决策略
一、语文教学在使用现代信息技术过程中出现的误区
1.不顾语文学科的特点盲目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现代信息技术在语文教学中存在着不求实效、只玩花样、流于形式等问题。语文教学主要的方法就是听、说、读、写，就是要求学生背诵、记忆、理解、掌握并加以运用，它注重的是学生对文字的理解、感悟和积累。如果学生丢掉课本抛弃语言专心看精美的课件和课文的背景资料，显然这是违反语文学科的特点，也违背以认识教材为基础的语文学习规律。语文的教育不仅仅只是语言教育，还跟人文教育相关。学生的审美情趣通过教材中丰富的文学资源可以得到培养，如果只追求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断的提供与课文相关的背景材料，对段落结构、逻辑关系、课文词语等作出形象的解释，用这种方法让学生读懂文章的内在含义，这并不能够达到学生对文学的感悟，产生人文的熏陶和情感的共鸣。这就成了知识的死板灌输，让语文教学停留在汉语教学阶段，这无疑是语文教学的一个失误。
2.注重教师的个体行文，属于变相的“满堂灌”教学方式。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的整合的出发点是利用信息化带动语文教育的现代化以提高教学质量。然而，就当前多数语文信息化教学实践来看，整合仅仅只在教师个体上体现，认为这种做法并没有与学生有太大的关系，忽视调动学生的群体参与性，把整合理解为运用多媒体演示教学。如果在语文课上教师只是仅仅在台上点击鼠标，按部就班地把设计好的课件展示给学生，学生在美妙的音乐的伴奏下仰望大屏幕，听着著名播音员的朗读，欣赏着事先设计好的精美的图画，这种做法跟以往所批判的满堂灌教学方式有何本质区别呢？
3.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整合过程中角色定位的误区。在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整合过程中，有些教学者无法分清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到底以谁为主的问题。过分注重多媒体的作用使得语文教师往往把过多的精力放到了语文教学的多媒体制作上。没有正确认识多媒体的辅助地位，将其功能过于夸大化，而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作用。
二、正确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策略
1.要辩证的看待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整合，教学成绩的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过分的寄希望于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是不合理的。因为语文学科有其自身的学科特点，传统教学方式更是有其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的。要明确整合是促进学生语文学习的一种途径，但不是彻底改变学生学习语文的模式；语文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整合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项工作，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才能总结出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所以我们要更多关注学生，关注学生在课堂的反应，把教学重心聚焦到课堂上。语文教学的中心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教师要通过教学活动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等能力。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的语言表达对学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的启发与点拨、归纳与延伸是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节成功的语文课包含了师生心灵上的沟通、思想上的碰撞、精神上的交流，而这种交流、碰撞与沟通都是以师生的双边对话为前提的，因此，教师必须有潜意识地创设学生“说”的环境。
2.语文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虽然说是一种未来发展的趋势，但并不是说信息技术可以完全的取代传统的语文教学方式。在当前条件下，缺乏人文性、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是信息技术本身致命的缺陷，对学生健全的人格培养明显不如传统教学。因此，信息技术的使用必须是语文课堂教学中的辅工具，应该根据语文课程的形式、内容、目标设计相应的多媒体课件和提供相应的课文背景信息，绝不能因为信息技术的使用而改变语文的教学常规，那样的话就会脱离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了
3.结合学生的学习环境进行语文课件的设置。计算机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与地位是工具，和教科书一样，具有提高教学效果、扩大教学范围和延伸教师功能的作用。它与其它工具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我们教师不应只满足于将它作为一种“新鲜事物”，而应从本学科的角度出发，熟练掌握多媒体技术，并在研究学生、研究教材的基础上，亲自设计、编写高质量的课件。因为教学风格不同、教学对象不同、教学艺术不同，即使一个教学软件是非常优秀，也未必适用于所有的教师。因此，我们教师特别是于青年教师，在掌握信息技术基本利用技术的同时，掌握多媒体课件的编写是非常必要的，将现代教育技术有机地溶入到自己的教学之中。信息技术教学所选用材料的内容和形式，不但要与各个不同的语言环境相符合，还要与整节课教学的总背景相吻合，从而使教学的内容与效果，应用的形式与艺术内容有机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把握课文内容，对内容进行整体感悟的同时提高审美情趣，鉴赏能力等综合素养。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而现代化必须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现代信息技术在语文教学中大大增强教学的效果，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但我们在热衷于信息技术使用的同时也要冷静，忌盲目，不能忽略语文学科本身具有的特点和传统的教学规律，应该根据实际需要，努力寻求它和传统教学手段的结合点，使现代信息技术下的语文教学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科学与技术论文范文6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影响
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研究性文章比较多，国外如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丹尼尔A·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国内如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杨文士的管理学原理等，不胜枚举。本文或多或少引用了他们的部分结论，他们在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时候更多考虑了管理与当时社会和人文的发展，而很少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本文就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方向对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进行讨论。
一、现代科技革命历史沿革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多次科学技术变革。但在古代，科学尚处在萌芽状态，比较原始和零散，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到了近代。科学技术才真正开始系统而全面的发展。16世纪中叶，哥白尼发表了巨著《天体运行论》，提出太阳中心说，从此了科学技术变革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