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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文学；历史真实；艺术真实
历史文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它是由带文学性的历史逐步演变成为取材于历史的文艺创作。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早期的文论家们，过份强调历史文学的历史依据并非臆造。明清之际，历史文学在社会上有了立足之地，但是这些作品大多没有脱除历史的樊篱，因其优劣不等，因而关于历卑寡实与艺术真实的讨论意见分歧很大。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文学在本质上是属于艺术的范畴，但同时作为反映历史生活的艺术样式，有要求其要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为依据，要尽可能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真实强调的是客观性和真实性，而文学艺术更多的是强调发挥创作主体的能动性.
一、历史文学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分析
（一）历史真实。历史真实问题是我们在观照历史、进行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时必要遇到的一个概念和问题，同时在对历史题材文学批评中，也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概念。它既是历史小说和历史剧作家追求的一个创作目标，也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家评判历史题材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的尺度。历史题材文学作为一种与现实题材文学相对而言的创作，其最大特征是以历史真实为依据。因此，历史题材文学的创作是创作主体在充分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来进行艺术创作。而历史真实是和一定的历史事实相联系的。历史事实，即历史上真实存在和发生过的人和事。作为一种曾发生过的社会存在或现象，历史事实是具有客观性的，它不会因为哪个人主观地篡改而改变，也不会由于哪个人的否认而消失。一定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因此，历史真实是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事实的，特别是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比如某一朝代的农民起义，某一历史人物的出现及其作用，都是带着特定历史痕迹的，是被人们普遍认同的历史事实，但是历史真实又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历史事实。
（二）艺术真实。历史文学中的艺术真实性同样是一个复杂而深奥的问题，也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和魅力的问题，被喻为文艺学中的“斯芬克斯之谜”。因此，这一领域吸引了无数的文艺理论界的学者不断尝试着揭开其神秘的面纱。艺术真实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在对历史与文学进行比较的时候，亚里斯多德写道：“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亚里斯多德的论述说明了文学作品所构建的世界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虚构的境界，而且这个虚构世界比现实世界更真实，更能表现出现实世界的本质与规律。这种观点为后世大多数批评家所接受，并发展成为艺术真实的思想。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对于艺术真实是这样阐述的：“凡是历史上出现过和现实中存在的一切事物与现象……都是生活真实。生活真实虽然为文学创造提供了原形启示，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但是生活真实不同于艺术真实，艺术真实是对社会生活的内蕴的认识和感悟，并表现在假定情境之中”。
二、文学作品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辨析
历史真实是艺术真实反映的对象，并且是艺术真实赖以形成的客观基础。没有了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艺术真实是对历史真实的形象化反映，是典型化了的历史真实。艺术真实是艺术家根据历史真实加工的产物，是历史真实的审美再创造和升华。
（一）相互融合。历史文学创作要兼顾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这是由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现代文学发展观念在不断变化，历史文学、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概念也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中，不同的研究者依据自己的立场提出不同的观念，做出不同的创作尝试。历史文学既强调历史真实性，又要让自己的思想融入其中，来达成艺术的真实。在实际的文学写作中，作者往往不会以学术研究的立场去严格规约自己的写作活动，而是以自身的文学观、创作灵感和读者的审美倾向为核心。关于两种真实性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通常是与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的。这对于成熟的写作者来说并不困难。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可谓是一部家喻户晓的武侠小说。因这部小说对南宋衰败、蒙古崛起等历史背景的入，将其归入历史文学当然是不为过的，展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相得益彰。
（二）平衡发展。对于如何创作出经得起岁月沉淀的经典历史文学作品，不同的文学工作者自然会给出不同的建议，但有一点是得到普遍认可的，那就是恰当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平衡。平衡，其实是很难把握的，这之中的度完全由创作者权衡。凌力在创作历史小说中所秉持的“随心所欲不逾矩”，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因为是文学，就必须比真实生活更集中、更精粹，就必须发挥高度的想象力，是为‘随心所欲’；因为是历史，就得有个‘矩’―――不能超越史实，不能超越历史可能性。”同是历史文学作品，创作倾向也有所不同，其平衡点自然不同。
三、结语
我们研究历史文学，现在谁都不会离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谈问题。乎没有市场了。问题是，按照艺术与史实的人为比例去律定历史文学的概念的提法，几在承认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完美Y合的结论后，文艺家们如何去实践，如何发挥自己的艺术才思，写出更多更好的为人民需要的历史文学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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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剧正说戏说创作理念
历史剧是指取材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电视剧。顾名思义，历史剧所叙述的主要事件、描写的主要人物要求历史上有其人其事。这就意味着历史剧不等同于古装戏，历史剧是古装戏之一种，与一般古装戏不同的是它的讲述不可任意为之。
而应以历史为取材来源。同时历史剧又是以剧为本体，这决定了历史剧不是严谨的教科书。而是一种艺术形式，是基于某种视角的对于历史某一片段的审视、渲染、发挥，应该凸显它的戏剧本色。
一、时下的历史剧研究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研究着笔墨于历史剧分类的精细化上：不论是将历史剧两分的历史纪实剧、历史故事剧：还是将其三分的历史正说剧、历史亚正说剧、历史戏说剧，或是正说剧、改编剧、戏说剧：此类研究往往是将已有剧目进行归类，分别列举其区别于其他种类的特点之所在。种种类别划分自有其可取之处，但由于止步于类别划分与特点罗列，此类研究对于历史剧的再创作并无多大的指导意义。
第二种研究致力于析解历史剧与历史记载之间的差异，以历史记载为准绳指摘历史剧的失误，探讨历史剧的真实性问题。这种做法仍有欠妥之处。
首先，探讨历史真实问题以历史记载为准绳难以立足。历史真实问题即历史剧对于人物事件的叙述是否与事实相符，而历史记载不等于历史事实。历史记载是主观化之后的产物，因此，以史书为准则证明历史剧的内容不符合历史真实就等于以一个带有主观色彩的事物为标尺度量另一种思想产物的主观化程度，这本身就是难以立足的。当然，历史记载的主观色彩并不能成为否定史书文献在研究历史方面所具备的价值的依据，更不能成为某些荒唐的戏说剧以“历史不可追寻”为理由进行自我辩解的挡箭牌。确定的一点是。纠缠于历史剧与史书记载之间的偏差、要求历史剧“为史学买单”，这种做法有失允当。
第二，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分属于不同的层面，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依存关系。历史真实是实有层面的，发生过的、存在过的就是真实的，反之就是虚假的、伪造的：艺术真实则是在假定性情境中展现的内蕴的真实。是抽象层面的，具备历史的可能性、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就是真实的。历史真实固然重要，但艺术真实才是历史剧的关键之所在。倘若拘泥于历史真实的严正，失去了趣味性与丰富的想象力，历史剧只能沦为生硬刻板的教科书。
第三，事实判断不能代替历史判断。即使历史剧如实展示了真实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也仅仅是提供了作出事实判断的前提，事实判断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提供给人们有关历史的知识，而历史剧的目标在于作出历史判断，即在于传递智慧而不仅仅是知识。历史判断包含着探讨“为什么”的成因判断以及回答“应该怎么办”的价值判断。与历史研究相似的是，历史剧创作者同样应该“总是带着要解决某个问题的目的、动机去研究历史，也就是说，研究者要通过历史的考察寻求某种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因此，上述两种研究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同样疏于对目前历史剧创作整体性问题的析解和把握。历史剧创作目前的困扰不是剧种比例的失调，即不在于说正剧太少而戏说剧泛滥，戏说历史、正说历史都是可取的形式，关键在于如何戏说如何正说，即历史剧该怎么说。在于整体创作理念把握得是否精准。
历史剧创作的主旨是什么?仅仅告诉人们往昔发生了什么?充当声画并茂的教科书?在有限的篇幅里，它所能给予的历史知识毕竟是有限的。更何况人们收看历史剧的动机不在于单纯地获取历史知识。当然，与其他种类的电视剧一样，历史剧作为大众文化时代的精神消费品之一种，提供消遣和娱乐是它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历史剧更重要的使命在于在提供娱乐消遣的同时，挖掘深藏于历史之中的能够启迪当下、昭示来者的内蕴，吸取前辈的教训：揭示往昔的智慧：将历史书写成为对当代社会具备启发性的潜文本，以史为鉴，从而赋予历史以鲜活的面孔、崭新的生命。
对于将历史剧分为正说、戏说虽存在争议，但这基本仍是大家公认的划分方式。当然“正说”从本质上来讲也是一种戏说，只是戏说的成分少一些。为了便于进一步的论述，在此我们作出界定，将取材于正史、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以历史本身固有的矛盾作为剧作核心的历史剧归为正说，比如《一代廉吏于成龙》、《成吉思汗》、《汉武大帝》，而以完全虚构的矛盾为主线展示故事的历史剧归为戏说。这里存在着一个戏说历史剧与一般古装戏的区别问题，戏说历史剧多是真人假事，譬如《戏说乾隆》、《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叙述的主要人物历史上实有其人，故事的历史背景也比较明确，但剧中的故事详情则是“三分属实、七分虚构”，创作者主观发挥的程度大一些，与正剧相较而言，戏说剧带有十分鲜明的娱乐色彩，不求如实但求有趣，除去历史剧之外的古装戏则是或来源于道听途说或取材于野史传闻，譬如由武侠小说改编而来的《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小李飞刀》等等它的历史背景更加模糊。历史剧具体应该怎样言说，下面我们分别论述。
二、先看历史正说剧
一言以蔽之，历史正说剧应当做到技术性方法上讲究“大事实小事虚”：导向性方法上力求弘扬传统文化传递历史智慧。不妨以屡受好评的电视剧《汉武大帝》为例。
在处理史有记载的史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时，此剧遵循着“大事实”“小事虚”的原则，即首先大处谨尊历史。毋庸赘言，历史剧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影视剧作，取材于历史就决定了不论是正说还是戏说，历史的顺序不能颠倒，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的面貌、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重要人物的大致面貌不能虚构，特定历史时期的环境气氛、时代精神等等也应力求真实可信，《汉武大帝》以《史记》、《汉书》为蓝本，力求再现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全景式地描绘汉代人民的生活风貌。此剧以恢弘的气势讲述了汉武帝刘彻自幼年至古稀纵横跌宕的人生，以浓墨重彩展示此间发生的七国之乱、儒道之争、汉匈和亲、李广卫青霍去病率领汉军征战漠北、张骞出使西域以及汉朝政治格局的整饬等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事。同时，对细部多加雕琢。丰腴的细节是史剧的魅力之所在，唯有如此，历史剧才能塑造立体的人物形象，才能摆脱生硬地说教、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历史剧才能让一幅幅陈年的面颊绽放新鲜的笑容，赢得观众的认可。因此细节处理意义重大。在正说历史剧中，“真人(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假事”应该符合人物的原有面貌，以有助于进一步表现其性格、促进故事进展为原则。“假人假事”应当符合特定时期的历史氛围，具备历史的可能性，切不可随意编造。《汉武大帝》一剧在抓住“大事”这一脉络之后，创作者在“小事”上下足了功夫。以废刘荣立刘彻一事为例，对于这一事件。
载如下：身体欠佳的景帝曾有托付众皇子于太子刘荣之母栗姬的想法，但被心无城府的栗姬一口回绝，于是景帝心生不满。“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景帝怒”“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汉武大帝》一剧中，创作者将“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一事移植到了长公主刘嫖身上。这一改动，有助于塑造更加丰满的人物形象。因宿怨而费尽心机打击栗氏母子让刘嫖一向飞扬跋扈睚眦必报的性格得以完满展现。不仅如此。这一细节对于塑造一个前恭后倨、野心满腹、隐忍而富有城府的王推鹆搜渝辞炕之功效。自出场以来，王偷男蜗笠恢笔乔卑温和、善解人意的，面对妃嫔对帝王恩宠的明争暗夺，她表现出了少见的平和淡薄：当后宫佳丽们为一件首饰而抢得方寸尽失时。她的静如止水又是如此难能可贵：在众多期盼着母以子贵的娘娘为太子之位绞尽脑汁之际，她却对彘儿的胶东王的位置表现出了颇能安抚人心的满足。以致于窦太后与景曾不止一次的褒奖王美人，赞赏她的兰心慧质。然而到了景帝离世六年之后，在窦氏撒手人寰的那一刻，她终于还是撩起了遮蔽其真面二十余年的面纱，开始以东宫之主自居，控制皇权、安插亲信、铲除异己、玩弄权势、圈地集财。因此，创作者将“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一事从王姑身上抹去，推迟了其暴露真实秉性的时间，从而强化了人物的隐忍性格，增添了情节的戏剧性——对观众而言，反面角色伪装得越久、隐藏得越深、暴露得越晚，她所带来的震惊和愉悦就越耐人寻味。
当然，《汉武大帝》一剧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较为完满地复现了汉武帝刘彻执政期间的政治生活图景。也不仅仅在于此剧塑造了诸如窦太后、景帝、武帝、王汀Ⅰ加ぁ⑻镧恪⒗罟恪⑽狼嗟鹊纫幌盗杏醒有肉有性格的人物形象。更在于剧作中渗透的直抵人心的深浓情谊以及其中传达的处事为人的道理、经世治国的智慧。不妨略举两倒。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通观全剧，《汉武大帝》之中饱含着浓厚的赤子之情、充溢着真挚的师生情谊。有人将封建时代臣民对帝王的忠诚指斥为愚忠，甚至以此为据批评剧作者宣扬陈腐观念，这一点我们下文再论。先说“愚忠”，此剧同样不乏此类“愚忠”，文臣有晁错窦婴为整饬国局吏治而置身家性命于不顾，鸿儒有赵绾王臧为推进革新而撒尽热血，武将有飞将军李广卫青霍去病为抗击匈奴征战沙场。使节有苏武张骞历尽劫难不辱使命，甚至是以公主身份远嫁匈奴的宫女小倩都有着一颗为皇帝效忠为大汉捐躯的热心。他们敬忠家国的象征——皇帝，在今日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所谓的“愚忠”，但历史是容不得脱离具体时段的客观情境来做超时空的道德评判的，自夏启开创“家天下”局面以来，封建时代的国家名誉上是属于帝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倘若我们不让古人忠于一国之主——帝王，那我们要求他们怎么办呢?彼时人物做到这般已实属不易。这种对于家国的拳拳之心、对于天下的赤子之情不能不令观众动容。再说师生情谊，剧中涉及景帝与晁错、武帝与王臧两对苦难师生。以前者为倒，景帝与晁错之间的既是君臣又是师徒的关系，在晁错提出的削藩策引起各诸侯国不满进而出现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号的“七国之乱”时，势单力孤的景帝深知毒蛇啮指则壮士不得不断腕，挥泪痛斩恩师，晁错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行刑之前的最后的师生会面场景让人动容，作者以浓重笔墨渲染这一幅既悲凉无奈又窝心的图画，一个是君，面对二十余载的厚重师恩和即将到来的诀别而涕泪滂沱：一个是臣，因长久以来的知遇之恩和即将到来的政治生涯的败北终结而老泪纵横。倘若说君臣之谊带有那么一点“愚忠”，那么这师生之情则是足以穿越时空以致永恒留存的。
“动之以情”还需“晓之以理”，读史之所以能使人明智。其缘由不外乎历史之中蕴含着处世为人的道理、经世治国的智慧。历史剧的创作同样应该将传递历史智慧作为自身的使命所在。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无非分两种，所谓内忧外患。以汉代历史为例，内有藩王无视朝廷，各个自立门户且觊觎皇权而蠢蠢欲动，国家安定统一的局面经受扰乱：外有匈奴屡犯边塞，烧杀抢掠，夺汉之钱财、劫汉之百姓，边境的安宁、国土的完整、政权的稳定受到威胁。不论是内部的统一安定还是外部的抵御抗争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毫无疑问，内忧外患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但如何解决却蕴含着大智慧。对于内忧，汉朝在国力尚不足以震慑各方反叛力量的时候颁布削藩策终致“七国之乱”，文帝不得不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平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道理显而易见，任何事，唯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兼备的情况下才是可为的。削藩对于巩固政权固然是必要之举，但汉景帝时期国力尚弱，并不具备顺利完成削藩的实力，必要而不可能的事情，不可为。对匈奴的征战同样是教训累累。汉代经历了文景时期的养精蓄锐，国力各方面得到了有效的恢复。加之汉武帝励精图治，注重养兵买马，积蓄力量，武帝中后期的汉廷的确具备了与匈奴决一死战的实力，于是汉武帝宁穷尽一国之兵力也要为数十年来匈奴对汉廷的欺压劫掠羞辱雪耻。但连年的烽火灼伤的不仅仅是曾经凶悍的匈奴，还有汉朝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尽享太平盛世的梦想。长途征战，劳命伤财，汉匈之战彻底打败了匈奴，也严重损耗了汉朝的元气。暮年的武帝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道理：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才是硬道理：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上策。可能而不必要的事情，仍不可为。
总之，历史正说剧同历史一样，都是过去的生活即历史事实的“渐近线”，以正说面世的历史剧理应遵循大事实小事虚的原则，力求在展现历史知识的同时传递智慧，在讲述曲折故事的同时，宣扬真挚情感。真正做到以史为鉴、以情动人。
三、再看历史戏说剧
戏说剧多以轻松的姿态、幽默诙谐的形式讲述秒趣横生的故事，虽仍与历史有着些许“瓜葛”。但它并未背负多少“传承历史之精髓”的神圣使命，而是借着历史的外衣抒发当代人的感怀，嬉笑怒骂之中，传达出市井的处世哲学，一张一弛之间，刻画着善恶忠奸多样的面孔。与正说历史剧相较而言，戏说历史剧借题发挥的痕迹更加明显，精神消费品的属性也更加突出。不求深邃但求有趣成为众多戏说历史剧共同的品性追求。戏说历史剧对乐趣的追求是无可厚非的。作为大众艺术之一种，有趣方能引人入胜，从而保证一定的收视率，促使戏说历史剧获得长远发展的现实基础。但这趣味有高下之分。高雅的趣味，是乐子里面藏着道理，是趣味之中含着教益。从低来讲是谑而不虐。趣而无伤大雅：从高来讲。则应当倡导“一种积极的人生价值，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意味”，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引导观众追求积极健康有益于生命的趣味。低下的趣味则是媚俗的，一味迎合部分观众的搜异猎奇心理，譬如编造一些皇帝微服出宫与风尘女子的艳遇、和江湖侠女的痴缠，或是展示弄臣贼子的谄媚之术与阴谋诡计，更有甚者则是将野史传闻之中的宫闱之事大加渲染，极尽能事描摹妃嫔之间争风吃醋的繁琐细节与丑恶嘴脸，从而大大降低了作品的品位。从长远来讲，这种低下的趣味追求注定形成杀鸡取卵之恶性循环，提供此种新鲜刺激但没有营养的“文化大餐”，终会“倒了观众的胃口”，是不利于电视剧艺术的发展的。由此可见，戏说亦有戏说的规矩，要有趣，又要有教益，有教益才能深入人心，确保戏说历史剧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实现双丰收。
四、在整体的创作原则方面，戏说历史剧的成败在于趣益结合的把握度
艺术史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艺术家自我肖像(self-portraiture)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艺术类型。与现代人的理解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自我肖像不仅仅是艺术家自我性的表达，它的出现及发展、变化，都与该时期新的艺术和艺术家观念的形成及艺术家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变迁密切相关，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自我肖像表达了该时期艺术家的理想、抱负、价值观，并生动了记录了他们为此所做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在宗教精神主宰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几百年之后，从14世纪意大利开始的古典文化“复兴”使人们日益关注自身及其周围的世界。世俗君主、贵族、军人、富商、学者等各色人物肖像的出现，正是该时期人们个人观念及对自身价值不断增长的自信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肖像中，艺术家的自画像或塑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并不仅仅是艺术家自我个性的表达，而是与艺术家阶层自我意识觉醒及其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变革联系在一起。
新观念的产生和传播
艺术家自我肖像的出现首先与文艺复兴时期新艺术观的产生密切相关。在欧洲中世纪，绘画、雕塑和建筑分散在相关手工行业内。一般被视为体力劳动性质的“机械学科”(mechanical arts)，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也只是与鞋匠、理发师等一样地位卑微的手艺人。他们穷困潦倒、目不识丁、举止粗俗，为上层人士所鄙视。13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首次将画家奇马布埃和乔托的名字写进其《神曲》，并将他们与两位诗人相提并论，这显示了对艺术和艺术家态度的某种变化。到14, 15世纪，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激发的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化的热潮中，老普利尼、贺拉斯、瓦洛、维特鲁威等古罗马作家的艺术理论逐渐获得复兴。按照他们的观念，艺术不仅与诗歌一样同属于知识性的“自由学科”(liberal arts)，艺术家也不是卑微无知的手艺人，而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其中，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其《论建筑》中就强调了建筑师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他“应当擅长文笔、熟悉制图、精通几何学、深悉各种历史、勤听哲学、理解音乐，对于医学(解剖)并非茫然无知，通晓法学家的理论，具有天文学和天体理论的知识。”在文艺复兴时期崇尚和模仿古典文化的氛围中，这些古代作家的理论或言论被文人、学者们一再重申和引用，古代作家的艺术观念便也由此传逐渐播开来，并对当时的艺术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观念的影响下，艺术家们逐渐意识到艺术和自身的价值。从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初的切尼诺·切尼尼、洛伦佐吉贝尔蒂、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到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的安东尼奥·菲拉雷特、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和莱奥纳多·达·芬奇等，艺术家们日益感到，三门艺术(即绘画、雕塑和建筑)不是“机械学科”，而是建立在理论知识基础上的、知识性的自由学科，艺术家也不是卑微无知的匠人，而是具有古典文化和艺术修养、通晓自由学科和科学知识的社会精英。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们开始在自己艺术作品的一角留下本人的肖像。借助自我肖像，借助对自我知识修养、社会地位、财富、服饰、仪态、风度等的展示和炫耀，艺术家表达了他们关于艺术和自身的新观念，及提高艺术和自身的地位，重塑自身形象的理想和愿望。
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自我肖像的特点及其意义
新艺术观的影响在14世纪早期的艺术作品中便开始有所体现。1330年，在佛罗伦萨雕塑家安德烈亚·皮萨诺为乔托所建之钟楼制作的装饰浮雕中，绘画、雕塑和建筑的拟人浮雕就独立于其他机械学科，而紧挨着七门自由学科。第一件真正的艺术家自我肖像出自佛罗伦萨雕塑家安德烈亚·奥卡涅亚之手。1359年，在为佛罗伦萨奥尔圣米歇尔教堂创作《圣母升天》浮雕时，他在最右边的角落做了本人的半身像:圆而光滑的脸，双目下垂，身着带风帽的当代服饰，其尺寸明显大于其他使徒，五官的刻画也较少理想化，观众一眼就能辨认出来。16世纪艺术家和艺术史家乔尔乔、瓦萨里在其名著《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也提到奥卡涅亚的这件自塑像:“这是一个老人的雕像，圆圆的脸，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头戴风帽。"15世纪初，洛伦佐·吉贝尔蒂在为佛罗伦萨洗礼堂铸造第一座和第二座青铜门时依然分别作了自塑像，而且，第二件自塑像还刻意采用古代诸神和帝王的半身像风格，以显示其古典文化修养。15世纪晚期，雕塑家和建筑师安东尼奥·菲拉雷特在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制作浮雕装饰时，也制作了一幅与作坊学徒在一起的浮雕，并以此表达了他关于建筑师的新观念。图中，菲拉雷特与学徒们分别拿着一件与建筑相关的工具，象征他们在作坊内的工作和身份。其中，学徒们手中拿着的是镰刀、锉刀、泥瓦刀、锤子等与体力劳动相关的工具，而菲拉雷特手中却是一支大圆规，圆规象征几何学，菲拉雷特用圆规强调了建筑与数学的联系，也表达了建筑师是从事知识性话动的学者这一观念。
不仅如此，在这此艺术家自我肖像中，作为身份和地位之重要象征的服饰的变化，也反映)艺术家对白身社会和文化角色的认识及提高自身地位的愿望。1400年，画家科拉·佩特鲁乔在佩鲁贾城的圣多明我教长装饰壁画中的自画像还穿着象征手艺人身份的罩衫和尖顶卜作帽。后来，这种传统的手艺人装扮逐渐被贵族式的华贵服饰取代。如15世纪晚期，画家贝诺佐·哥佐利为美迪奇宫制作的湿壁画《三王来拜》中的自画像，就一改手艺人的形象。画中的他不再是身穿罩衫、头戴工作帽的画匠，而是穿着暗红色绣花锦缎紧身上衣和头戴天鹅绒红帽的绅士。另外，艺术家肖像在其作品中的位置也从不起眼的角落或边缘逐渐靠近画面中心，尺寸也不断增加。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在美迪奇宫的湿壁画《三王来拜》中的自画像，不仅与其美迪奇赞助人一样是全身像，而且_占据着与赞助人完全平等的位苦，他侧睑望着画外，神态大胆甚至有点趾高气扬。另一位画家多梅尼科·吉兰达约在佛罗伦萨新圣马利亚医院创创作的《约阿西姆被逐出圣典》中的自画像也是如此：他与老师和两个助手都以全身像出现，而且与其美迪奇赞助人两两相对，两组人像的尺寸及在画中的位置均完全平等。
事实上，艺术家与赞助人在肖像画中获得的“平等”，并非只是艺术家的理想或愿望而已，到15世纪晚期，艺术家与赞助人的关系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艺术品，像壁画、装饰祭坛的木板}叫、大型雕塑等往往都是赞助人订做的，因此，赞助人在艺术仁作中享有极大权力。从当时赞助人与艺术家签定的委托制作合同或其他文件来看，赞助人能决定艺术品的构图、题材、圣像，布局、背景，甚至人物的姿态和服饰等细节。而到15世纪晚期，至少就著名艺术家而言，情况有了很大改善。贝诺佐·哥佐利在为美迪奇宫绘制湿壁画《三王来拜》时，赞助人皮耶罗·德、美迪奇曾写信要求他删除画中两个天使，但他并没有顺从。威尼斯画家乔万尼·贝利尼也曾迫使倔强的费拉拉女赞助人伊莎贝拉·代斯特在题材上问题上做出让步。而这位女赞助人在雇请莱奥纳多、达·芬奇时一开始就给子对方很大自，让他自己决定题材和工_作时间。所以，这一时期艺术家在其肖像中位置和尺寸的变化既表现了他们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愿望，在·定程度上也是他们现实成就的生动记录。当然，这此与赞助人在一起的自我肖像对艺术家来说也是一种有用的宣传手段，与这些显赫人物的密切关系必定有助于改善他们传统的卑微形象，抬高其身价。
像章是15世纪出现的另一种类型的艺术家自我肖像。在占代，像章主要是为神、英雄和帝王而做，艺术家为自己制作像章这本身就颇有深意。不仅如此，艺术家的像章与其自画像和塑像一样，也表达一r他们关于艺术和自身的新观念及提高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愿望。1458年，威尼斯艺术家乔万尼·波尔杜为自己制作了两枚像章。他在其中一枚的正面肖像身穿锦缎紧身衣，头戴高帽，像个贵族;而另一枚的正面肖像则采用仿一古风格以显示其古典文化修养。非拉雷特也在1460年制作了一枚像章，正面是其侧面像，个性特点极为鲜明，鼻孔凹陷，目光凝视前方，皮肤上布满麻点，嘴唇紧闭。头顶上方是他希腊名字的寓意图(“菲拉雷特”在希腊语中意为“热爱美德的人”)，三只象征忠诚美德、勤奋与卓越创造力的蜜蜂点缀在“architectvs(建筑师)”字母中间。16世纪，建筑师布拉曼特也为自己制作了一枚像章，在其正面，布拉曼特以自己仿古风格的半身像展示了他的古典文化修养;在像章背面是建筑的女性拟人像:她左手拿着测量标尺，右手举着象征几何学的圆规，脚放在铅锤上，在她身后左侧是布拉曼特为圣彼得教堂制作的模型。需要注意的是，该像章正面和反面的图案都没有任何关于体力劳动的联想，而都强调了布拉曼特作为一位新型的建筑师的形象:他是博学、智慧并具有神圣创造力的学者，他不参与任何建筑实践，而只从事构思和设计。
总的来说，14、 15世纪，随着新艺术观的形成和传播，艺术家开始在其绘画或雕塑作品的一角留下自己的肖像，虽然这些肖像还不是近代意义的独立画像或塑像，但它们仍在很多方面生动地表现了新观念对艺术家的影响。从这些自我肖像来看，艺术家们逐渐意识到艺术和自身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他们不仅努力为三门艺术争取自由学科中的一席之地，同时也竭力自我塑造为从事知识性活动的“自由”学者。
独立肖像中的廷臣一艺术家
到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艺术家开始制作真正的独立肖像。独立自画像就像艺术家的自传，表达了艺术家更远大的理想、抱负，对自身价值的更高自信及社会地位方面的更大成功。在这里，艺术家成为作品中唯一的主角，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借助赞助人来证明其价值。不仅如此，从这一时期艺术家视觉形象的自我塑造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艺术家关于艺术和自身观念的许多重要变化。
15世纪晚期，雕塑家安德烈亚、曼特涅亚为自己的墓室制作了一件独特的自塑像。这件青铜像不再出现在作品一角或边框中，而是一件真正的独立塑像，它采用古罗马的帝王半身像风格，以斑岩圆盾为背景，四周环以伊斯特利安白石边框，肖像为头戴桂冠的半身裸像。在这里有几个细节非常重要，首先是桂冠，因为此前它只出现在君王和伟大诗人的肖像中，曼特涅亚无疑以桂冠将自己比作“艺术王国之王”。其次，塑像的仿古风格展示了曼特涅亚的古典文化修养，事实上，曼特涅亚在古典文化方面确有很高造诣，曾被伊莎贝拉?代斯特称为“古物学教授”。最后，曼特涅亚还以青铜、斑岩、伊斯特利安白石等昂贵材料炫耀了自己的富有和成功。
大约同时，画家佩鲁吉诺在佩鲁贾城的康比奥( cambio，银行家行会会所)会客厅作了一件“独立自画像”。这幅自画像虽仍出现在湿壁画的一角，但与以前的艺术家自画像不同的是它有独立边框，并被描绘成一幅挂在墙上的架上画。此时，佩鲁吉诺正处于其艺术事业的颠峰，声名远播，订件应接不暇，这件“独立自画像”无疑表达了作者更远大的理想、抱负及对艺术和自身价值的更高自信，事实上，画像下方刻写板上的署名就印证了艺术家的这种自ir"“假如绘画艺术已经衰落，杰出的佩鲁贾人皮耶特罗会使他复兴。假如绘画艺术根本未曾存在过，他也能在这样的水平上为我们创造。
到16世纪，佩鲁吉诺的杰出弟子，乌尔比诺的天才艺术家拉斐尔将其师开创的这种艺术类型发展为真正的独立架上画。独立自画像在拉斐尔这里发展成熟并非偶然，因为拉斐尔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改善自身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最成功典范之一。拉斐尔出身艺术之家，其父乔万尼·桑蒂曾在乌尔比诺宫廷工作且深受公爵赏识，在事业和社会地位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功。拉斐尔早年曾投身佩鲁吉诺门下，后者是当时意大利最走红的画家之一，享有崇高声望和地位。宫廷的氛围、父亲和老师事业和社会上的成功，使拉斐尔很早就深刻感受到艺术家的价值。在他眼里，父亲和老师与那些穷困潦倒、粗俗无知的手艺人必定有是有天壤之别的。1506-1507年，拉斐尔二十岁出头，但已在当地艺术界赢得很高知名度，也就在此时，他创作了第一件独众自画像。这幅画像生动表现了拉斐尔早熟的、强烈的自我观念。画像以3/4示人，黑色的直发垂到双肩，画中的拉斐尔英气勃勃，以无比自信、大胆的眼神望着观众。他像贵族一样穿着整洁、质料昂贵的衣服，外套的胸口处有两个以其名字构成的圆圈。
拉斐尔具有莱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那样的卓越天赋，却不像他们那样傲岸不驯。瓦萨里说他“谦虚、善良，就像那些和蔼、温柔，又知书达礼、举止端庄的人一样，在任何场合下，其一言一行都让各阶层的人感到亲切、友善……。除优雅的举止、迷人的风度、非凡的艺术天赋外，他还能吟诗作赋。所以，当成年后的拉斐尔来到罗马，很快便得到教皇朱利乌斯止世和利奥十世的垂青，使他得以成就一生的伟业并获得万贯家产。他住在山布拉曼特设计的宫殿般的豪宅里，一位枢机主教打算把侄女嫁给他，利奥十世甚至许诺封他为枢机主教。事业和社会上的成功也表现在拉斐尔的自画像中。在成年时期的所有白画像中，拉斐尔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在宫廷赢得巨大成功的、高贵的廷臣:多才多艺、仪态高雅、风度迷人。
拉斐尔非凡的个人魅力及社会地位方面的巨大成功，使他成为该时期学者巴尔达萨雷·卡斯提廖内笔下“廷臣”的原型。按照卡斯提廖内的观点，“廷臣”是最完美的人的化身，他多才多艺，既有高超的武艺和无比的勇气，也能吟诗作赋，他还能歌善舞、擅丹青，他仪态优雅、风度迷人，是君主的得力助手，也是其亲密的朋友，廷臣的高贵并非来自血统或门第，而是源于其修养和德行。
在拉斐尔的影响下，“廷臣”成为16世纪艺术家进行自我形象塑造的典范。在拉斐尔之后，艺术家们纷纷制作独立肖像并努力把自己塑造成拉斐尔式的“廷臣一艺术家”，画家帕米加尼诺借一面凸镜绘制的独立白画像就是如此。画中，他身穿皮毛镶边的细麻布上衣，尤其是那在前景被放大了的右手，是一只白皙、修长、细嫩的贵族的手(小指上还戴着一枚金戒)，而不是肮脏的、饱经风霜的劳动者的手。艺术家巴乔·班迪内利也制作了许多此类独扭自画像，在几乎所有自画像中，他都以廷臣面貌示人:整洁、昂贵的服饰及显眼的贵族标志(他曾在西班牙被授予“圣迪亚哥骑士团”骑士)。乔尔乔、瓦萨里也是一位成功的宫廷艺术家，而他自己最满意的独立自画像也以是廷臣艺术家的面貌出现的:昂贵、整洁的衣服，胸前金链上坠着“金马刺和圣彼得骑士团”标志，圆规和平面图(象征他的建筑师身份)及钢笔(象征他的巨著《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另外，16世纪艺术家的自我肖像还反映了该时期重要的艺术理论，即“构图”对艺术家的影响。最旱提出“构图”这一概念的是彼特拉克，他把“构图”视为绘画与雕塑艺术共同的基础:“画家和雕塑家从事的是同一门艺术，如果说它们不同，它们至少也都来自同一本源一构图(disegno)。 "吉贝尔蒂在其《回忆录》中也指出构图是绘画和雕塑的理论基础。巧世纪晚期，莱奥纳多·达·芬奇将构图与某种先验的理念联系在一起，认为画家必须“借助构图，以一种直观的形式向视觉提供最先在他的想象中形成的一种理念(idea)或创意”，并认为“无论何种以本质、材料形式或想象存在的事物，无不首先形成于艺术家的头脑，然后才通过手表现在其艺术作品中。到16世纪，乔尔乔?瓦萨里系统地阐述了“构图”理论，并将其普遍运用于三门艺术。瓦萨里认为“构图”是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之父，是一种源于“理念”(idea)或“普遍ail断”(universal judgment)的图像(image)及用双手将其表现出来的过程。“构图”理论深刻影响了当时人们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观念，按照这种理论，不仅三门艺术与其他手工活动分离开来，它们还统一成一门具有共同理论基础的、独立的知识性学科(这为后来五门“美术”学科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构图”理论还使三门艺术摆脱了对自由学科的依赖，按照这一理论，艺术成为具有自身特点但与自由学科一样高贵的知识性学科，艺术不再需要借助与自由学科的联系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艺术中的手工操作也如同诗人或作家的写作，获得了独立的重要性。“构图”理论的影响在该时期艺术家的自我肖像中得到生动体现。
由于绘画、雕塑和建筑都成为“构图”学科，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自我肖像逐渐摒弃画笔、画刷、刻刀、泥瓦刀、大头锤等传统的职业标志，而采用“构图”的象征，即绘画、雕塑的素描或建筑模型、平面图作为其身份和职业的标志，如在巴乔·班迪内利1540年作的一件独立自画像就只用一幅《赫拉克勒斯打败卡库斯》的素描来表明其雕塑家的身份。稍后，乔尔乔·瓦萨里在为“老宫”绘制的壁画《科西莫·德·美迪奇公爵与其建筑师、工程师和雕塑家在一起》中，也把科西莫公爵描绘成手拿建筑平面图的建筑师，而艺术家g.b.迪.圣马里诺、巴蒂斯塔·德尔·塔索、特里波罗和瓦萨里本人，也都以各自艺术作品的素描或模型作为身份标志。另外，这幅画还向我们显示了带此时为止，文艺复兴艺术家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以前是艺术家需借赞助人提高身价，但在这里却是赞助人仰仗艺术和艺术家的光辉来为自己增色。而瓦萨里在“老宫”的另一幅壁画《艺术家作坊成员的肖像》则是其“构图”理论的生动阐述:画中，瓦萨里作坊的学徒，即那些传统上被看作体力劳动者的石匠、木匠、镀金匠和怪诞花饰画匠，也脱掉了手艺人的围裙和工作服，换上了绅士的高贵服饰，因为按照“构图”理论，手工操作也是“构图”必不可少的内容，因而那些需要大量用手工作的学徒也一样成为从事“构图”的学者。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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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发展来看，艺术史及其理论一直关系混乱且始终有争议。从近期这一层面的发展趋势而言，艺术史及其理论二者彼此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造成了颇令人挠头的问题：二者的关系应如何定位——或者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为艺术理论以何种形式贡献艺术史?
一、高等教育中“艺术史论汇通”
艺术史作为学科建制，其独立于19世纪前期，成熟于同一世纪后期。至今，高等教育体制内的艺术史已经成为颇为成熟、稳定、基本的历史学科。西方的很多高校都有“艺术史系”，其和其他学科互动关系很明显，专业性艺术院校则稍逊于综合性大学。而这一情况在中国则正好相反，艺术史至今从未“立户”，而艺术学理论却反之，即艺术史被定位为艺术学理论的分支。
在国外，很多艺术史学科都在对艺术理论加以“召唤”，即使是电影、媒体、设计之类专门性、实践性学科也不例外——如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便有提供多元训练、广泛课程的“艺术与设计史论学院”，以培养未来设计界、艺术界人才。就这一理念不难看出，若缺乏应有的理论介入和训练而仅有知识是不可能达到上述“境界”的。
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艺术学的“正名”，艺术史论之间的“融通”趋势也显得更明显。从中国这一领域的现状而言，不仅艺术内部有艺术理论研究者，其他领域的学者中同样不乏其人。就学科建制层面来说，设立“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提供了坚实基础给艺术学研究的发展。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层面来说，一方面艺术理论上升至“艺术学科核心”，可以提供理论思维训练给各种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其教学和研究又能对艺术能力、创作实践起到提升作用。尤其是融合两方面修养的做法，给艺术创新提供了丰厚资源和坚实基础。
二、艺术史的两次理论“入侵”
19世纪后期堪称艺术史“关键期”，该领域人才辈出，其一个突出的共性特征就在于讲究哲学基础和理论建构——也就是其中人物既是史家，又是理论家——这也就是艺术理论首次“入侵”。其主要特征包括：第一和美学的关联被极力撇清，转而汲取养料给艺术理论。第二，将艺术理论边界开放，将之定位为考察艺术品风格而不是解析审美经验、抽象分析之类活动。第三，艺术理论成为了很多基础性概念的来源，故而其成为了艺术史的基础知识系统或支撑学科。在其中，可以看出艺术科学中艺术理论所占据的核心地位。
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艺术史热点问题转向了方法论方面，在这一领域的考量已经显得更具文化政治意义、更加多元化，即成为了“跨学科领域”，其领地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理论和棋代表人物。在此过程中，艺术史及其理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使得艺术史已经不再是“知识生产”、“学术研究”之类活动，而是更像意识形态、政治力量之间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战场，或者说成为了话语表意实践、争取文化表征权利的领域。甚至连研究主题和方法也和传统边界完全不同，对艺术史的地形图加以彻底重绘。
三、艺术研究中的史论张力
尽管艺术史遭到两次“理论入侵”并受到了颇为深刻的影响，然而，艺术史论关系依旧错综复杂。首先，两次“入侵”可见艺术史依赖于艺术理论，其次，“入侵”同样也成为了艺术史内部抵制和反对的状况。具体而言，作为艺术史，其发展依旧有着两种并存的矛盾：其一在于艺术史作为“物的科学”或经验学科，经常会和其他各种理论出现冲突;其二是艺术理论及其形成的不同艺术史范式之间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冲突。
或者说，可以采取不同的概念来对两次艺术史当中的“理论入侵”造成的各种形式艺术史内在冲突加以描述。而其间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可以说是艺术史范式以“政治实用主义”转向“审美理性主义”这一改变过程。后者的范式主要所体现得是艺术史在风格和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考察的视角，对艺术历史演变所存在的内在逻辑加以关注，而这样的“现代性建构”活动，往往是与文化理论、文学理论美学的现代性有着完全一致的取向，故而其可以被称作“审美理性主义”。而在政治实用主义方面，所体现的则是“对抗话语”这一理论特性，可以称得上是文化建构艺术史中“含有”的某一“后现代性”的活动，其具备的突出特征，则再也不将艺术的历史作为一种审美趣味、艺术风格之类加以发展的独立系统，而将之作为更为广阔的文化史、社会史、文明史之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之中，有着很强的话语形成、意识形态批判等层面的政治分析。就其中后一种观点而言，其“现代性”体系中设想出的一系列“自主性”、“纯粹性”实际上都是虚空的幻想，故而只有在文化政治层面解析艺术史研究方可获得正确答案。故而在如此背景下，艺术的风格和形式已经被艺术史家所淡忘，转而开始解读其中的文化政治意义，艺术的历史分析活动中越来越多地夹杂了文化领导权、平等、压迫、属下、阶级、种族、社会、性别、身份之类概念。艺术史也从艺术品及其风格的“品鉴场所”变为 “文化战斗”的“战场”，即将知识的生产逐步转变为“资本争夺”。
四、结语
“政治实用主义”取代了“审美理性主义”，艺术史的研究范式中越来越体现出理论的作用并形成了巨大的转型。这样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艺术史这一层面所表现出的研究对象和与之配套的方法。
然而，“政治实用主义”和“审美理性主义”之间的紧张实际上并未出现任何形式的缓解。而近期“回归艺术”的艺术史研究倾向，和“审美回归”文学和美学理论的一致，造成了艺术史研究重新定位这一难题。这也就使得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体系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先生在近一个世纪前的说法，即文学研究中关乎社会历史或心理者均非文学研究范畴。这个说法对研究者有了这一提醒：艺术史与期间一系列理论之间存在的关系至今还没有真正明确化，审美理性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能否兼容和整合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艺术史的方法论日益多元化，趣味和价值日趋多元化，但相对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潜在危险不可小觑。
艺术史论文范文5
[关键词]民国时期；艺术史分期；新史学；分期模式；分期标准
[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2-0086-06
“五四”前后，“西学东渐”的强劲之风催生了中国艺术史学的现代转型，而民国时期是中国艺术史学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姜丹书、陈师曾、潘天寿、傅抱石、滕固、郑午昌、俞剑华、秦仲文、余绍宋、李朴园、朱杰勤、刘思训、冯贯一、胡蛮等一大批著名的艺术家和艺术史家。他们在长期的绘画实践和教学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的美术史（绘画史）学著作，如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1925）、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1929）、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1929）、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1930）、秦仲文的《中国绘画学史》（1934）、王钧初的《中国美术的演变》（1934）、朱杰勤的《秦汉美术史》（1934）史岩的《东洋美术史》（1936）、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1937）、冯贯一的《中国艺术史各论》（1941）、胡蛮的《中国美术史》（1942）、李思训的《中国美术发达史》（1946），等等。他们在艺术史研究和著述中已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保持了中国画学“知行合一”的传统治学特点。在他们的著述和研究中自觉地对中国艺术史进行分期，以阐述其史学观点和研究取向，揭示中国艺术史内在发展逻辑。民国时期艺术史家们在中西文化思想激烈碰撞与学术研究范型转变的历史语境中的史学分期思想，在中国艺术史学研究和中国艺术现代转型中起着不可磨灭的奠基作用。这种画史著述中自觉的分期意识是民国时期艺术史家的重要特征，也是近代艺术史学与传统绘画史学的重要区别之一。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国艺术史分期思想进行梳理、分类，简要回顾、分析艺术史家们在中西文化思想激烈碰撞与学术研究范型转变的历史语境中史学分期的特点和成因，并对史学分期作出进一步探讨和思考。
一
艺术史分期并不简单地是如何组织材料的问题，它反映了艺术史家的艺术史观与方法论。因为艺术史中关于“分期”的划分和命名，不是一种随意的或者简单的时间标示，而是包含了某种规定性。比如，把这段时间范围规定为“xx时期”，这就意味着这个时期在本质上有着与别的时期相区别的特征，而该时期的艺术现象则反映出其内在的共同性或共通性，并且与艺术史的实际情形相符。由于受特定历史哲学的影响，艺术史家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的归类、阐释和评价。因而，分期问题不仅体现研究者的史学观和研究取向，而且关系到他们对艺术史内在发展逻辑的认识。这点显著地体现于民国时期对中国艺术史的分期上。笔者现将民国时期美术史家们的艺术史分期进行梳理、比较，分类如下，并作简要述评。
（一）按历史学模式划分
艺术，作为一种现象与客观实在，必然历史性地存在于一定的时间阶段与空间位置之中，只有将其置于某个特定阶段与特定位置的坐标之下，才易被艺术史学家所系统研究与具体阐释。艺术史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同时具有一般史学的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按照历史分期法对艺术史进行分期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而且具备操作上的可行性，因而易于为此前艺术史界所接受。
陈师曾在《中国绘画史》（1925.1，翰墨苑美术院）中将中国古代艺术史分为“上古史”（三代至隋）、“中古史”（714-1320）和“近世史”（1321至今）。该书是陈氏约在1920年前后在北京美专的讲稿，根据日本学者中村不折、小鹿青云之《支那绘画史》中国艺术史部分增删改编整理而成，1925年经门生俞剑华整理后由翰墨苑美术院出版。该书被誉为“可以说是近代所出《中国绘画史》的先锋。”稍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潘天寿编著的《中国绘画史》（1926.7，商务印书馆）同样是依中村不折的著作为范本，将中国绘画史分为“古代史”（从画之起源到秦代）、“上世史”（从汉代到隋代）、“中世史”（从唐代到元代）、“近世史”（从明代到清代）。
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1937.1，商务印书馆）直接利用朝代来分期论述，“以期利用中国历史之固有观念”。现以俞著第九章“唐朝之绘画”为例来说明之。该章共有五节，第一节：唐代绘画概论，分为：（甲）唐朝之国势及文化、（乙）唐朝绘画概论、（丙）唐朝绘画之应用、（丁）唐朝帝王之好画、（戊）唐朝之壁画；第二节：初唐之画家；第三节：中唐之画家，分为：（甲）道释（乙）山水、（丙）鞍马；第四节：晚唐之画家；第五节：唐朝之画论，分为：（甲）画品类、（乙）画法类、（丙）画迹类、（丁）画史类、（戊）诗文家。可以看出，俞氏在本章中试图以画家为中心来勾勒唐朝绘画的整体面貌和发展概况，既有总体的文化说明，也有具体的画家介绍，同时还有画论的分析，较之于其尊师陈氏的《中国绘画史》描述得更为清晰合理。俞氏的《中国绘画史》，史料丰富，观点鲜明，虽采用了传统的叙述体例，但也能体现着他对中国绘画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与探索。
当代学者徐子方教授认为：“历史的分期固然可以作为艺术史分期之参照，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艺术史分期归根到底还应把握主流艺术是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如果没有改变或者虽出现改变苗头但仍不足以导致整个时代艺术主体形态发生根本性位移，就不能据以进行分期，即使政治及社会其他方面发生根本性改变也罢。”徐教授这种看法颇有见地，把握主流艺术这一指导思想和分期标准的确值得我们关注和进一步思考。
（二）按形式主义模式
世界艺术史上形式主义模式的代表人物是奥地利人李格尔和瑞士人沃尔夫林，他们认为艺术史的发展与艺术品的风格演变有关。李格尔批判性地继承了康德、黑格尔和叔本华等人的理论遗产，在《艺术风格》、《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等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艺术意志”这一命题。他认为创造艺术的意愿即艺术意志是贯穿一个文化的更大的意志的一部分，它超越艺术家的个人意愿之上，而和民族的和历史的正相关。“在李格尔看来，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发展链条中的一环，并且每一件艺术作品内部都蕴含着发展的种子。这种内部需要——例如，从“触角性”到“视角性”的转变——引起了变迁和运动。”继李格尔之后，沃尔夫林在他的《艺术学原理》一书中着重描绘了造型艺术的五对范畴，即“线描和图绘，平面和纵深，封闭和开放，多样和同一，清晰和模糊”五种类型随着历史发展而渐次展开。艺术史的形式主义模式强调从风格和技法人手，揭示艺术史发展演进的某些内部规律，避免了德国古典哲学影响下的艺术史研究过于形而上的倾向。
以西方艺术史学理论和方法来治中国美术史学研究的学者当首推先后在日本和德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著名学者滕固先生，他是最早将西方艺术学风格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的现代学者。他的《中国美术小史》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在具体作品分析上，都明显体现了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滕氏抛弃了按照朝代铺陈罗列画家画论的传统史学方法，他认为，“绘画的——不是只绘画，以至艺术的历史，在乎着眼作品本身之‘风格发展’（Sfilentwictdung）。某一风格的发生、滋长、完成以至开拓出另一种风格，自有横在它下面的根源的动力来决定。一朝一代的帝皇易姓实不足以界限它，分门别类又割裂了它。断代分门，都不是我们现在要采用的方法。我们应该采用的，至少是大体上根据风格而划分出时期的一种方法”。基于此，滕氏将中国绘画史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生长时代”（佛教传入以前）、“混交时代”（佛教传人以后）、“昌盛时代”（唐和宋）、“沉滞时代”（元以后至现代）。但他强调，“沉滞时代，绝不是退化时代。”滕氏可谓独具慧眼，其着眼点颇具史家治史寻求历史转捩的意图。滕氏的分期基础是寻求新的艺术“素养”，而这种“素养”又是风格演进的动力。他认为这种“新素养”一般在文化交汇时期最能发挥作用，会带来绘画风格的变化，进而历史分期即隐含其中。因而，滕氏非常强调未来异质文化引入后与传统文化结合的活力。在对中国美术史的分期处理上，滕氏也参考了德国学者希尔德（Hirth）和法国学者佩辽格（Peleogue）的观点，并倡导从风格史的角度来研究绘画史的观点，这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因而得到了郑午昌、刘思训、傅抱石等人的大力推崇。郑午昌的《中国美术史》（1935.7，中华书局），刘思训的《中国美术发达史》（1946.5，商务印书馆）也基本上采用了这种分期法。滕氏的“艺术作品本位的历史而不是作家本位的历史观”在他的分期中得到了很好的彰显。滕氏这种强调作品本位和风格因素研究方法正好与西方20世纪上半期的艺术史研究主流思潮相吻合。
（三）按社会学模式划分
按照社会学方法，从美术的社会功能及与其它社会意识的关系人手对艺术史进行分期的典型代表莫过于郑午昌先生了。上文已介绍过他受滕氏之影响的艺术史分期法，其实真正代表郑氏的治史思想与特色的是他1921年任教杭州时著写的《中国画学全史》（1929.5，中华书局）。在此书中，他将整个绘画史分为“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和“文学化时期”四个时期，并且强调绘画史的主要任务就是描述艺术的演进过程以及流派发展情况，“然其演进也，往往随当时思想文艺政教及其它环境而异其方向，别其迟速；而此种种环境，又随时代而变更。如我国数千年来，专制政府前仆后继，一代一姓，各自为治。其间接或直接影响于画家者，亦各异趋。”郑氏在分期中着眼于文化史观，将绘画艺术与政教文化相联系，在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中说明中国绘画在特定历程中自成体系的深刻原因。应该说，这种分法本身即包含着对绘画史整体发展的一种解释。
（四）按生物进化模式划分
西方生物学艺术史观论者以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史学家瓦萨里和18世纪德国学者温克尔曼等人为典型代表。瓦萨里认为，艺术“就如同人类的身体，诞生、成长、衰老、死亡。……（至16世纪）作为自然的摹仿者，艺术已尽其所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同样，温克尔曼也认为，“艺术史的目的在于叙述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颓，以及各民族各时代和各艺术家的不同风格，并且尽量地根据流传下来的古代作品来作说明”。不难看出，二者尽管表述角度和方式有所不同，但他们关于艺术史本质的理解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艺术如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可以经历由生到死的生命延续过程。
继生物学模式之后，便是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长期而广泛产生影响的进化论模式。西方进化论史学观认为，艺术的发展如同生物进化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的生命演化过程，其中最杰出的理论代表当属黑格尔。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将人类艺术的发展历程描述为理念即绝对精神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形态：“概括地说，这就是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作为艺术中理念和形象的三种关系的特征。这三种类型对于理想，即真正的美的概念，始而追求，继而到达，终于超越。”由于黑格尔在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巨大声望，这种“象征一古典一浪漫”的进化论艺术史观发展模式在西方乃至世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无论后人是否同意进化论艺术史观的结论，但无可否认这种理论模式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这就是第一次从人类艺术的高度看待艺术史，而不仅仅局限在美术史的范畴。”用当代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话说：“这部讲演录包含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全面而系统地考察整个世界艺术的历史，甚至可以说一切艺术的方方面面的历史。”正因为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将艺术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扩大到包括视觉艺术、听觉艺术和综合艺术以及西方艺术和非西方艺术在内的整个人类艺术，“构成了现代艺术研究的奠基文献”，黑格尔被贡布里希称为“艺术史之父”。但是，和生物学模式一样，这种进化论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它在实际上给艺术的演化强加了一个封闭性的圆弧，这就是用哲学体系阐释艺术史，实际上消解了艺术史的独立性。
民国时期秦仲文、史岩等人受西方生物进化论影响，直接以生物进化的模式对中国绘画发展进行分期阐释和说明。秦仲文的《中国绘画史》（1934.11，立达图书公司）将上古至清末民国的中国绘画发展史分为萌芽、成立、发展、变化和衰微五大时期，把数千年的中国绘画发展史看作是一个由生长走向衰微的历程，这明显受到了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史岩的《东洋美术史》（1935，商务印书馆）将中国、印度、日本三国美术及其相互影响作统一的论述，这在当时还是独一无二的。史岩的史学分期观念与秦仲文如出一辙。在其《东洋美术史》的序言中，更是明白地写道：“当一国文化达于最高潮的时代，艺术亦必郁郁乎造于优美卓越的绝顶。但这优美卓越的艺术，决非突然超升的，由萌芽而发育而成长而成熟，这期间必经过相当长的年代，……这萌芽、成长、成熟、终而至于老衰，是一个自然原则，有生物如是此，文化艺术亦逃不出这原则的圈外去。秦史两著主要从生物进化角度出发，注重绘画艺术的自身演进，研究其发生、发展、高潮、衰颓以至灭亡的进化进程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相对忽略了绘画艺术本体外的其它因素，如外来影响、政教文化、民族关系等。因为艺术是异于一般生物有机体的，其复杂性远在生物之上，因而是无法完全用达尔文的那种生物进化的模式来加以推演的。
（五）按唯物史观划分
唯物论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李朴园、胡蛮（原名王钧初）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艺术发展的早期代表，他们的唯物史观在其艺术史分期上得到了很好的彰显。1930年，李朴园撰写的《中国艺术史概论》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艺术史著作。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艺术史，这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至于林文铮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高度评价道：“李朴园先生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毅然脱离前人之陈式，而采取唯物史观为其治史之原则，并参以文化传布说为副则，这是何等大胆，何等痛快，何等革命的态度呵！也许有些人以为他这种方法未免太武断或太狭义了，但是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整理中国艺术史，很可以得到许多新颖的见解，精确的批评，这是不可磨灭的功绩。”十年后，胡蛮的《中国美术史》（1942，延安新华书店）面世。该书首次把有关文艺的思想运用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书中对美术起源、美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国新美术的动向等方面的论述，都是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现将李、胡两著分期列表如下，以供比较。
从上表可以看出，两著都能在结合实际中表现出别具慧眼的见解。李氏从社会形态转换与文化思想变革方面来划分的，旨在挖掘艺术发展背后的动力和源泉，即社会经济结构、思想文化背景与艺术发展变化的关系。胡蛮分期的方法既有基于社会制度的，也有基于王朝更替的，但胡蛮在每一个叙述单元中都十分强调社会背景对绘画艺术发展的影响，强调了经济条件、宗教因素、社会思潮、审美趣味等社会背景对绘画艺术发展的影响，因而突出了艺术的本体与外在因素的关系。总之，具有敏锐思想的中国艺术史学界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中国艺术的历史发展，这在民国时期的中国艺术史学界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开创，它预示着中华民族之文艺复兴和伟大开端。
二
民国时期是我国艺术史的重要转型期，这一时期的绘画史学，一方面依托于西方新史学与日本新史学的影响，并借鉴西方20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与方法；另一方面，作为转型期的绘画史学又很难摆脱中国传统史籍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艺术史分期，如果我们做一番总体性考察，不难发现，无论是历史学分期模式还是形式主义模式抑或生物进化模式，即便是按唯物史观划分，它们都受到有着西方进化论思想的新史学观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像梁启超的进化史学观、陈寅恪的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新历史考证法等成为当时多数学者的理论基石和方法论基础。尤其是作为近代史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的梁启超的“新史学”对民国时期美术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民国时期美术史学者受梁启超等人影响，与进化论结缘，主要表现就是一种历史的美术进化史观的形成。他们开始以历史进化之眼光关照整个中国美术的变迁，即用生长与衰亡、进步或退化等观念来诠释中国美术史，注重对美术史系统的研究及美术发展规律的探讨。”梁氏强调文物专史不能随政治史的时代以划分时代，因为，“要跟着政治走，而有这个时代文物盛而政治衰，那个时代文物衰而政治盛”的情况，所以，“要做通史，简直没法子说明”。所以他强调文物专史不能以朝代为分野，而必须以实际情形来划分，并且他以绘画史为例加以说明：“即如绘画史，若以两汉画、三国画、六朝画、唐画、宋画分别时代，真是笑话。”他认为：“中国绘画，大体上中唐以前是一个时代、开元、天宝以后另是一个朝代，分野在开元初年。底下宋、元混合为一时代，至明中叶以后另为一时代。”我们且不论梁氏对中国绘画史的划分是否合理，但就其主张绘画史的分期不能以朝代为分野而须以实际情形为标准，已足见其眼光之敏锐。这对美术史、绘画史的研究无不具有现实指导作用。以梁氏在当时学界的卓越地位以及“新史学”的广泛影响，民国时期的美术史（绘画史）研究是很难摆脱梁氏与“新史学”之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国美术（绘画）史学者普遍重视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文物专史》中论及的分期问题，通过分期来体现历史观，通过分期来表示研究取向，通过分期来阐发对中国美术史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
同样，达尔文的进化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颇为流行的“进化论”观念即被用于美术史分期上。陈师曾基本上接受了新史学思想。在《中国画是进步的》一文中，陈氏竭力主张中国画是按照由简单进于复杂，由混合进于区分的原则不断进步的。他甚至认为，动植物的繁殖、人类的进化，以及各种学术的进展，都是经由这个途辙而缓慢前进的，中国画的进展当然也不例外。美术通史的分期，以幸得“梁启超之教示”的滕固的观点较有代表性，滕氏在《艺术学上所见的文化之起源》（1922）中提及：“二年前在《新潮》上读蔡元培先生的《美术之起源》，……近来梁任公先生在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频频说起吾国历史的艺术，所给予我的印象的这二文最深刻。”滕氏在《中国美术小史》弁言称“囊年得梁任公之教示，欲稍事中国美术史之研究。”梁先生曰：“治兹业最艰窘者，在资料之缺乏；以现有资料最多能推论沿革立为假说极矣。”滕氏受梁氏之影响正体现于斯矣。另外，滕氏留学日本期间，正值日本以欧美新史学代替旧史学、构建日本新史学的转型过程中，滕氏不可能不受到西方新史学观念的影响。秦仲文和史岩等人更是直接以生物进化模式对中国绘画发展史进行分期阐释，郑午昌、俞剑华、李朴园、胡蛮等人也受到新史学的影响，以进化论阐述其史学观点。毫无疑问，用历史进化论取代历史循环论，确系一大进步。然而，现在看来，这种近乎直线型的进化发展模式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进化论描述的其实是一种无限度的、单一性的进化，包含着一种绝对的价值取向。实际上，艺术是异于生物有机体的，其复杂性远在生物的事实之上。
民国时期的绘画史家绝大多数都具有书画家兼学者的双重身份，同时又在西方或日本留学，受到过西方新式教育，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然而画家治史，需大量援引古代画论为其研究思想与资料依据，因而，其史学方法还不可能完全脱去传统画史的影响。中国传统画史分期研究的弊病之一，正在于不自觉地依赖单一的时间观念（政治的、社会的），即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推究的分期标准，忽略了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使这种观念一马平川地贯穿了整个艺术史的历程。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在艺术史观、著录体式、分期方法等方面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画学史结构，影响及于后世，至明清蔚然成风。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的“论名价品第”中说：“今分三古，以类贵贱”，“上古”指后汉、三国，“中古”指晋宋，“下古”指齐、梁、陈、北周。在“论画六法”中，张氏又将绘画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今人”四个时期。在中国近代，早在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受西方新史学影响，把中国历史分为上世、中世、近世三个时期，指出其目的在于“探索运动进化”。日本学者在撰写中国美术史时，不少也划分为三期或四期，如中村不折把《中国绘画史》分为上世期、中世期、近世期；伊势专一郎将《支那绘画史》的中国部分划分为古代、中世、近代。通常西方的艺术是分为四个时期的：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近代，但西方也有学者大同小异地划分出三个时段，即古代、中世纪、近代。笔者认为，陈师曾、潘天寿等人的分期法并非承袭了我国传统分法，显然直接受到了西方的古代史、中世纪和近代史的三分法影响，当然也与古代做法有相通之处。尽管如此，由于他们处于旧史学向新史学的现代转型期，其传统画论画史的痕迹仍清晰可见。
三
绘画史的分期是绘画历史性存在的前提，也是研究者史学思想的集中表现。近代绘画史学与传统绘画史学的区别之一即在于画史著作中自觉的分期意识。民国时期的艺术史分期意识，是前辈学人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国问题日益严峻的大背景下所积淀而形成的，每一种分期都是学者们艰苦探索、努力尝试的智慧的结晶。受西方传统艺术史学观的影响，民国时期的艺术史分期多限于视觉艺术，疏忽了包括视觉艺术、听觉艺术、综合性艺术在内的人类一般艺术史分期的探讨。尽管这些分期思想现在看来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还不是十分完美，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然而，它们都是基于现代意义上艺术史分期的一种初创，已经十分难得。前辈学人们自觉的分期意识以及他们关于分期的摸索和尝试，足令我们为之瞩目并应当尊敬和学习的。
艺术史分期是艺术史学者在安排阐释要素即如何组织材料时须加以虑及的一种逻辑结果，每个研究者都有一种从自身理解艺术史而建立的分期标准，这种分期标准并非是客观存在的。美国当代艺术史家迈耶尔·夏皮罗（Meyer Schapiro，1909-1996）认为，艺术史分期一般有三种类型：“政治朝代的、文化的和美学的。第一种类型的例子有：加洛林王朝的、奥托王朝的、都铎王朝的；第二种类型的例子有：中世纪、哥特式、文艺复兴；第三种类型的例子有：罗马式、古典的、风格主义、巴洛克。”他还认为，“同样的客体能够按照不同的方式来分类，所有的方法都必须是逻辑的并符合我们关于客体事物结构的知识。因此可能就会有许多不同的时期分类法。”如此说来，民国时期诸多的分期标准便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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