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论文范例6篇

跨文化论文

跨文化论文范文1

在跨文化交流中出于语言在运用和交流中存有差异很大,需要以对方道德观念和思维模式来了解所学语言。在很多情况下提升对文化差异敏锐性已成为教学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努力地领导学生关切不同文化,并从英语语言习惯出发让他们懂得正确问候、赞美和感激他人,并可以比较文化差异避免对西方人隐私和忌讳的谈论等。之外,在教学中还需强化对英美文化的概述,需要学生宽泛涉足英美文化背景方面知识,如:《英美文学》、《英美概况》,多看些英文电视节目或影片,通过实际情景掌握他们的地理政治、人文历史、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知识,做到提升学生对英美文化敏锐性的目标。

1.1在学习英语前了解文化背景

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准确地掌握和了解课文内容。如:《21世纪大学实用英语》第二册第二单元中,就叙述了马克吐温和朋友购买火车票有意泄露身份但几次被拒,最后被邀请上火车受到贵宾待遇,最后得知误认为是纽约市长的幽默故事。在学习课本时可先向学生简述文学作品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特征,让他们清楚马克吐温这个人物生活时代的背景,作品的风格,在文学史上历史地位及当时社会风气等,然后逐渐深入探究,让学生可以把握住文章宗旨。

1.2在学习英语前掌握文化内容

在解释语法、生词、分析句型结构时要留意领导学生掌握和探究词句间体现的文化含义,让他们学会正确运用所学词汇和句型进行交流。中英文化差别及词汇文化含义对正确理解课文非常重要,西方国家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都存在很深的文化底蕴和背景。如:西方国家中大部分人都信仰基督教,他们必读的书就是《圣经》,英语中有很多习语与《圣经》、基督教、希腊罗马神话故事有关。所以,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要适时地向学生简述文化背景认知。

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别。一是在面对年龄问题上,中国人习惯以老为尊,而外国人却避讳“老”这个词汇。在中国称作中年以上人为“老”表示尊重,如:老张、老李或杜老等,但在西方“老”字却表示残年衰朽,所以,西方人避讳运用“老”字。美国老人不喜欢别人称自己为“老人”,要以“年长公民”(seniorcitizens)这一婉约词汇来代替。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要多掌握西方文化,才能与他们沟通进程中更轻松自如。二是能够从与动物有关词汇中比较东西方的差别。在汉语中有“鼠目寸光”、“贼眉鼠目”等成语,分别用来形容人目光短浅、鬼鬼祟祟。在英语国家中老鼠在俚语中指怕羞之人。同时,MickeyMouse的出现使老鼠形象大放光彩,深受儿童喜欢并成为机智、智慧的象征。之外,在中、英两种语言中,狗(dog)尽管它根本含义是相同的,但其文化韵意的含义差别却很大。在英语大多数场合下“dog”是褒义词,用来形容值得信赖的人,如:aluckydog(幸运儿),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Everydoghashisday(凡人皆有得意日),这都反应西方人心理文化,他们视狗为人类最好的朋友,如:asfaithfulasadog,就是以来形容人的忠诚。虽然在汉语中也有许多对狗的褒扬,但只是把它们视为忠实奴仆,并不是平等关系。之外,如:“狼心狗肺”、“狗腿子”等表达人们对它的厌恶。三是中西文化中称谓语所指向范围也不一样。这也就体现了人物亲疏关系及身份和职业等。它既是语言代表也是社会文化象征,所以,也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别。

跨文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性质理论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果,比如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的高语境/低语境理论、古迪孔斯特(william b.gudykunst)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汀·图梅(stellating-toomey)的面子协商理论以及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的大众文化传播理论等。但是对于跨文化传播学的核心理论问题——跨文化传播的性质却缺乏专门深人的研究,很多中外学者大多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比如萨默瓦(larry a.samovar)、波特(richard e.porter)和麦克丹尼尔(edwin r.mcdaniel)说:“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已经揭示了跨文化变迁的多样性,也产生了大量的应用性理论,尽管有了这些进步,但是对于跨文化传播的知识主体来说,还远远没有完善,从其他学科获得的关于文化多样性的数据,还没有被充分的整合。已有的很多信息更多的是关注当下社会的、种族的和民族问题的反映,而不是试图去定义和解释跨文化传播。”这是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大欠缺。对跨文化传播的性质缺乏深度认知,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就失去了判断的依据和标准,跨文化传播学的多学科整合就会失去学术一致性。

本文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特性,提出跨文化传播的三大本质特征,由此确立跨文化传播的基本性质。需要说明的是,认识和阐释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它不仅要求对已有文献和经典理论进行深入的参阅,而且要求对各种形式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做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为此,本文的分析和讨论只是一种尝试性的解释。

一、特定异文化群体间的传播

人们通常把跨文化传播解释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很多学者都有大致相同的表述,比如中国学者关世杰先生说:“跨文化交流是一个涵盖面比较广的通用术语。它通常是指一种文化背景的人、群体与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群体所进行的交流。”美国学者萨莫瓦和波特说:“跨文化交流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流,他们的这些不同足以改变交流事件。”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传播,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只是跨文化传播的偶然特性,或者说外在特性,不能揭示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因为我们可以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中发现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传播的特性。我们以大众传播为例,进一步讨说明个问题。按照大众传播的一种常识,大众传播的受众是“庞大的、异质的、及分散的”因此,从传者和受者的文化关系上看,大众传播的传者与受者之间既可能是同文化关系,也可能是异文化关系。就文化差异存在的普遍性而言,严格地讲,任何一种大众传播活动,必然会在某个领域、某个层面上构成传者和受者的异文化关系,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活动必然经常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不是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

笔者认为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是传者和受者双方的特殊指向性,即跨文化传播是在特定的异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传播。我用“特定的”这个词语,想要强调的是,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传者和受者对彼此的文化身份有明确的认知。

我们观察和研究大量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时,可以发现,跨文化传播的传播主体——传者和受者——既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又对彼此的文化身份有明确的认知。比如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跨文化传播(当我们把中国和美国看作是两个文化群体的时候)、两者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或者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传者和受者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意味着跨文化传播是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传播;传者和受者对彼此文化身份的明确认知,意味着跨文化传播必然是在两个特定的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的传者和受者非常明确我们是谁、他们是谁,非常明确在文化群体意义上的谁在和谁进行传播。这种特定的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传播构成了非常特定的传者与受者的文化关系。换句话说,只有当传者和受者明确对方所属的某一个特定文化群体的时候,跨文化传播活动才能产生。比如2010年初在中国上演的美国电影《阿凡达》,从传者(制作者)的角度讲,《阿凡达》在全世界的播放是一个大众传播活动,不是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就是在电影拍摄和发行的时候并没有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文化群体。但是,当某些受者把《阿凡达》看做是一部美国电影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受者确定了传者所属的文化群体的时候,并且受者也同时明确了自己所属的特定文化群体的时候,比如中国文化的受者,播放和观看《阿凡达》成为了一个跨文化传播活动,我们可以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讨论《阿凡达》这部电影。

传授双方的文化身份确认是跨文化传播的要素之一,如果传者和受者不能确认对方属于哪一个文化群体,不能确定彼此的文化身份,就不能构成跨文化传播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在特定异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传播。

二、跨越特定文化差异的传播

跨文化传播从传者和受者的文化关系上看是是特定异文化之间的传播,这样一个特性意味着影响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核心要素是某种特定的文化差异。

人们通常把文化看作是影响跨文化传播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跨文化传播之所以为跨文化传播,不是文化影响了传播过程,而是文化差异影响了传播过程。从拉斯韦尔开始,人们在研究传播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文化对传播的影响,比如施拉姆的经验场论。但是,跨文化传播的发现和研究,是因为发现了在两个特定的异文化群体之间由于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导致了传播的失败。跨文化传播的奠基人爱德华·霍尔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根据他的切身体验说:“不同文化的成员在感知现实方面的基本差异是最根本性的传播失效的原因。”可以说,没有文化差异,就没有跨文化传播。

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文化差异不是两种文化的总体差异,也不是某一文化要素的程度差异。而是维度差异。不同的文化只有从不同的维度上才能进行比较,发现差异。文化差异是在价值判断上的,或者用霍夫斯泰德(geerthofstede)的说法是在心灵程序(mental programs)。上的分歧和对立。就两个特定的(比如精英文化群体和大众文化群体)不同的文化群体而言,他们在某个维度上可能有差异,比如权力距离维度;但在另一个维度上就可能没有差异,比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维度。因此,在传播的条件下,当传者和受者在某一个维度上有差异的时候,而且这个维度的差异影响到了传播过程,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传播活动看作是跨文化传播活动。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维度差异,不是抽象的,独立于传播过程之外文化维度差异,而是某个特定的讯息将传受双方带入某种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引发出的某个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如图:

比如我们向法国传播中国的茶文化,那么“中国的茶文化”就是这项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特定讯息。为了让法国人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茶文化,我们要研究中国的茶文化和法国饮食文化、酒吧文化或休闲文化的特定文化差异,并在这个特定文化差异的基础上,确定向法国传播中国茶文化的途径和方法。再比如,某企业总经理要向员工讲解该企业的奖金制度,假定这个总经理属于一个文化群体,而该企业员工属于另一个文化群体,那么该企业的奖金制度就是跨文化传播的特定讯息,为了有效进行跨文化传播,该项跨文化传播活动不是要跨越总经理和员工这两个文化群体的文化差异,而是这两个文化群体在“奖金”问题上的文化差异。这样才能有效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

总之,超越特定文化差异意味着(1)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是两个特定异文化群体的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而不是两个特定异文化群体的总体文化差异;不仅如此,与之密切相关的是(2)跨文化传播的还要研究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对传播的特定影响;并且(3)研究超越特定维度文化差异,是实现有效跨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方法。关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笔者另有专门讨论,这里仅仅是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引出的一些结论。

三、实现意义共享的传播

从传播活动的过程上看,传播是一个信息编码、信息交换和信息解码的互动过程。从这个过程上看,跨文化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其他传播活动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我们关注传播过程的有效性和传播效果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

传播过程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接收和意义解读的一致性。信息接收的一致性是指接收的信息与发送的信息相同;意义解读的一致性指的是受者对某一信息意义的理解与传者对信息意义的理解相同。这两个一致性程度越高,传播的有效性就越高。当然这里所说的“相同”只是理论上的设定,在传播实践中只可能是一个程度问题。但无论如何,传播的有效性都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对传播讯息/文本,或者说对传播符号的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没有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传播的有效性就无从谈起。比如中国人之间打招呼常说的“你吃了吗?”这句话,无论说这句话的时候传播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无论有多少个人的、组织的或政治的、经济的、知识的或技术的因素介入,对这句话基本的意义共享是存在的,否则就不能理解这个讯息(你吃了吗?)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打个招呼),更不可能理解这个信息的意义(表示友好)。但是,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恰恰没有构成有效传播前提的这个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行为方式和规范,不同的象征符号系统,导致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几乎是必然的会出现:其一,是讯息/文本意义的缺失;其二,对讯息,文本意义的误解。讯息意义的缺失指的是受者接收到了讯息/文本中的信息,但是没有发现该信息有什么意义,也就是接收到了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信息,中国俗语说“对牛弹琴”就是意义缺失的极端表达。对信息的误解就是受者解读出来的讯息,文本意义与传者的意图总是缺乏一致性,经常出现的是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

传播效果是某一信息对受者的影响,有影响就是有效果,没有影响就是没效果。而所谓影响描述的是一种因(信息)果(认识、态度或行为的改变)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包含着这样一种假定,即受者可以理解信息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受者能够理解信息意义的前提下,才有传播效果的产生。但是,如果把这个逻辑置换到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就完全不适用了。跨文化传播的目的不是追求认知和态度的改变,更不是影响或支配人的行为,而是能够用恰当的讯息,准确地传递信息,并且能让受者理解和认可信息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于人类其他传播活动而言,意义共享是传播活动的前提,而对于跨文化传播活动而言则是传播活动的目的。跨文化传播必须在传播的过程中才能构建共享的意义,这是跨文化传播活动和其他人类传播活动的本质差异。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差异,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汀一图梅把跨文化传播定义为“分享意义的象征符号的交换过程。”。

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不是文化认同,而是从了解到理解,再从理解到认可的一个动态构建过程。“了解”是能够对接收的讯息进行有效的解码;“理解”是解码后的信息能够有一个与传者大致相符的意义解读;“认可”是对解码后的意义有一个接受的态度。当然,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进行说明的是。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意义共享,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意义共享。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文化差异是绝对的,编码和解码的误解误读是绝对的,实现意义共享是相对的。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相对的程度上寻找可以共享意义的途径和方法,比如古迪孔斯特的焦虑/不确定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汀一图梅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劳伦斯·金凯德(lawrence kincaid)的“传播趋同模式”(convergencemodel ofcommunication)等,都是对如何实现意义共享问题的探索和启示。另外,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是一个动态的构建过程。这个动态过程就是通过传播建立起一个逐步实现意义共享的意义链。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保罗·杜盖伊、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在谈到意义的作用的时候说:“我们好像沿着一条无尽头的意义链条从一个意义到另一个意义不断地走下去。因此,我们用我们已经知道的意义来‘描绘’新的东西;或者我们通过将旧的意义加以转变的办法建立新的意义;或者我们通过用新的意义取代旧的意义的办法来变更意义。”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可以通过传播新的意义转变或取代旧的意义,比如,在许多西方人的观念中,中国要么是穿长袍,拖辫子的清代形象,要么是全国人穿统一绿军装,骑自行车的文革形象,如果我们进行专门的传播,就可以改变和取代这个旧的形象,这就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

跨文化论文范文3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跨文化广告;广告

中图分类号:F7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9-0-01

经济的全球化不仅改变了市场的运行机制和运作方式,同时也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生存环境的诸多方面。它意味着,在表层经济形态之下实际上蕴含着一种超乎经济范畴的深层文化机制的运作。

一、广告的跨文化传播概述

广告文化属性的问题是把广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的基础,也是关系到广告能否参与到跨文化传播中去,是否具有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基础性问题。同时,广告跨文化传播实际能力的显现期待着理论的研究,激励着学界的不懈探索。

(一)跨文化广告传播释义。“所谓广告文化,是蕴含在广告运动过程中的,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同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生活方式的总和,是以广告为载体、推销为动力、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为宗旨的一种文化传播形式”[1]。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影响下,广告文化传播也受其影响,走向文化多元、文化融合的趋势。

(二)广告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显现。随着经济全球化,原料、资本和消费全球市场的形成,跨文化公司生产、经营的全球化,以及国家民族之间种种交流的增加,跨文化传播的频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以往。广告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能力也越来越明显。

二、广告的跨文化传播过程

(一)广告跨文化传播模式。“广告跨文化传播是以广告为信息传播的载体或方式,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不管有意识地用广告进行跨文化传播,还是广告执行超越了文化疆域,其目的都是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超出固有认知模式的限制,准确地理解广告诉求,接受广告传递的信息,收到广告暗示而采取相应行动。”[2]

在模式中,A和B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在它们之间广告跨文化传播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包括了一般的传播要素:信源、编码、渠道、解码、信宿和反馈。但由于传播过程受到不同文化影响,也带有文化冲突和融合等特点,体现出文化的互动。

因此,广告跨文化传播需要融入不同的文化背景进行考察。在文化A中,信源按照一定的目的和条件选择传播符号,进行编码,形成传播信息,也就是广告。在这个背景下生成的广告必然带上了文化A独有的文化价值特征。在文化B中,受众通过一定渠道接触广告对广告信息进行解码,选择性地理解广告信息,产生态度和行动。由此可见,传播过程中编码、解码等都收到了两种文化的交互影响,呈现不同文化的相应特点,并由于传播过程中文化产生了交汇和杂糅,又使得它们都具有了第三文化的意味。

(二)影响广告跨文化传播的因素。首先,文化A和文化B的差异性或可接近性。“霍尔以个人和集体为切入点,将文化分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根据信息传播对环境的依赖性大小,将文化分为强环境文化和弱环境文化。文化形态差异越小、越接近的两种文化之间,广告跨文化传播越容易。”[3]

其次,“本群体”和“民族中心主义”观念也影响广告跨文化传播。对其他文化抱有偏见、成见和歧视,对其他文化了解和理解不够,以至编码和信息失误,甚至触犯其他文化的禁忌,都会极大地影响广告跨文化传播的效果。

再次,传播过程的操作和传播因素本身也会影响广告跨文化传播的成功。编码、信息、渠道等要素都能影响传播结果,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和态度等也极大地影响着传播效果。

三、广告跨文化传播策略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越文化边际的有效沟通是广告传播中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如何既与国际接轨,按照国际游戏规则进行广告传播活动,又能保持民族、本土的文化特色,如何在宣传本土化产品或服务的同时,又能树立起民族文化形象,是广告人在实践中需要不断探索的。

(一)跨文化整合策略。“文化整合,又可以称为文化融合或涵化,是指当两种相异的文化相遇时,互相认识到文化差异的存在,并主动了解对方文化的特征,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增加双方文化共享性的过程。”

(二)文化中的共性策略。应努力去寻找不同文化中人类的共性,如爱、善、友谊、亲情等。广告对大多数诉求对象来说应该是亲切的、易接受的、易理解的,它应该具有一种跨文化的包容力。

(三)表现形式国际化策略。广告的国际化是经济全球竞争时代企业实施全球市场战略的需要,是合理的,必然的。但国际化并不意味着全球的一模一样化。事实上,要在全球完全相同的广告是很难的,至少语言就是个问题。

(四)实施本土化策略。本土化策略,是指跨文化广告传播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本土资源,根据东道国特殊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文化背景,以适合本土市场需求为出发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经营运作的一种品牌经营策略。

本土化策略是解决广告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文化差异与传播效果的矛盾的有效对策,其核心就是广告计划全球化、实施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表面上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将跨文化广告传播作为一个连续过程来看,那么计划全球化可以作为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战略部分,而实施本土化则是信息的战术部分。

参考文献:

[1]陈培爱.广告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361-364.

跨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世界/跨文化教育/理论/流派

【正文】

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education),一般是指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在英语当中,与之相近的词汇还有“cross-culturaleducation”(多种文化的教育)和“trans-culturaleducation”(异文化的教育)等。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建立在某种特定文化基础之上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所属,而每一种教育也都与特定的民族文化密不可分。按照教育的民族属性,它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单一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两大类。前者是指受教育者所受教育基本上仅局限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单一的民族属性,如早期的美洲印第安民族教育等。而后者,则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如移民教育、殖民地教育、留学生教育、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等,均属于跨文化教育的范畴。也就是说,在单一层民族教育的背景上实施异文化教育的现象,都可以视为跨文化教育。

跨文化教育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上久而有之。但人类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则始于本世纪。特别是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里,各界学者自20世纪上半叶起对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并从不同的立场、目的和学科角度提出各自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派流。时至今日,跨文化教育研究已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扩展到加拿大、前苏联、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及中国等诸多国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择选一些影响较大的跨文化教育及相关理论流派作一简略介绍,供我国有关教育研究人员借鉴和参考。

一、文化变迁论

1、文化人类学派的观点本世纪初期,伴随西方殖民地的扩大和传教士的布教等活动,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世界各地。许多非西方国家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其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迅速瓦解崩溃。以此为背景,有关文化变迁的研究进一步引起世界各国人类学界的强烈关心。在早期的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历史学派等研究的基础之上,美国人类学会于1935年在其下属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SSRC)当中,指派罗伯特·莱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赖福·林顿(RalfLinton)、米尔维勒·赫斯克维兹(MelvilleHerskovits)3名人类学者负责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文化变迁”(或称“涵化”)研究的委员会,对有关文化变迁的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进行研究整理。经过1年左右的细致深入研究,于1936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文化变迁研究备忘录》的研究报告。虽然该报告仅有4页,但却给文化变迁下了一个非常精辟的定义,并将到当时为止的有关研究课题和涉及领域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对后来的文化变迁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该报告书主要由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首先,他们将文化变迁(acculturation)定义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的结果,使其中的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发生变化的现象。”(注:江渊一公著:《异文化间教育学序说》,第68页,日本九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其次是研究的路线,包括有参考价值的论文索引、资料的分类、分析的方法。第三是对文化变迁问题的分析,包括民族间接触的类型划分、文化变迁的状况、文化变迁的过程。第四是在文化变迁过程当中文化选择和融合的心理结构,包括个人的作用、对相异文化采取接受或拒绝态度,人们的人格类型特征、因性别及社会地位、信仰、职业等不同所导致的态度差异、在文化变迁过程的初级阶段时的反抗与妥协心理、伴随抛弃固有行为方式所引起的精神上的忧虑。第五是文化变迁的结果,包括接受、调整和拒绝。

这一研究虽然还不能构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但却在相当程度上为以后的文化变迁学说及跨文化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基础的理论框架。例如,指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所导致的文化变迁,并不一定局限于一个文化集团,可能会导致双方都发生某种变化。也就是说,文化接触的作用和影响往往具有双向性。而且,接触的结果除同化、拒绝同化外,其中所说的“调整”实际上指出了文化融合及创造一种新文化的可能性。另外,正确地指出了对待异文化的态度还会因个人的人格特征和具体情况而产生差异。而在研究报告中出现的许多术语,如传播(diffusion)、选择(selection)、适应(adaptation)、变迁(acceptance)、调整(adjustment)、融合(integration)等,至今仍被学术界所广泛使用。

但文化变迁学说的真正形成,是距此约20年后由文化变迁研究专门委员会的一些新成员,在过去的基础上通过进行大量新的调查研究来完成的。他们于1954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报告。它与1936年的研究报告相比,除强调系统的理论体系构成外,还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与前者以西方以外的不发达民族和国家为研究对象不同,新研究报告侧重于研究美国国内的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的文化变迁;其二,与前者强调文化变迁的消极变化过程不同,后者更侧重它创造新文化的积极的一面。

首先,新研究报告认为文化是一个具有“自律性的体系”(autonomousculturalsystems);继而,提出文化变迁是“通过两个以上的自律性的文化体系的结合”而产生的文化变迁。将文化看作为一种体系,对于把握文化变迁的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认识和判断处于变迁过程中各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如对外部的“开放性”或“封闭性”;在内部结构上的“僵硬性”或“柔软性”;以及在文化环境变化情况下的体系恢复能力等。他们认为,在文化的接触和变迁过程当中,传统文化的“放弃”和“丧失”,决不是通向一种“虚无”的过程,它必然要被新的文化所“补偿”。因此,对传统文化的主动放弃,实际上意味着对新文化的选择。而在多数情况下,当把某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引入到另一种自律性的文化体系中并与之结合成为一体,便会导致一种新文化的创造。另外,该研究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叫做“反向适应”(reactiveadaptation)的概念。即当来自另外文化集团的排斥威胁过大时,有时会产生与同化恰恰相反的“撤退”(withdrawal)过程,从而对自身集团的诸种文化形态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并予以强化。他们认为,这种反向适应是一种“后向”的适应;而“融合”和“同化”是一种“前向”的适应。融合(fusion)是指两种文化处于大致对等的关系,是一种双向过程(bilateral)。同化(assimilation),则处于与融合完全相反的一极,即一个集团接受另一个集团的文化的单向过程(unilateral)。融合与同化,分别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极。但无论是融合还是同化,其结果都是使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丧失。而既不完全融合和同化,又在相当程度上使各文化体系保持相对的自律性,则成为所谓的“共生的多元主义”(stabilizedpluralism)。

2、心理人类学派的观点与上述文化人类学派注重文化变迁中文化集团的质的变化不同,二战后兴起的心理人类学派的文化变迁研究更侧重于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个人的认知、适应途径、行为方式及人际关系等的定量分析。如作为其代表人物的哈勒威尔(Hallowell),于50年代开始将文化变迁的过程划分成若干个阶段,并采用心理测定法对文化变迁的程度进行测定。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名学者沃盖特(Voget)认为,将文化的变化作为同质的单位来处理是不正确的。作为一个“变化着的连续体”中的变异形态,他将之划分为土著型(native)、土著改良型(native-modified)和白人型(American-marginal)。与此相似,布鲁那(Bruner)提出了非文化变迁型(unacculturated)、境界型(marginal)、文化变迁型(acculturated)。紧接着,著名学者斯宾德勒(Spindler)又使用心理人类学的方法,对向异文化(白人文化)适应过程后的不同结果,即不同人的行为的变化进行了整理。他认为这种“变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划分为保守的传统倾向派、部分传统信仰保持派、过渡中间派、被白人文化同化了的文化变迁上层派及其下层派五种变异。进入60年代后,斯普拉德利(Spradley)在参考斯宾德勒的类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不同人们划分为五种行为类型:①固守传统文化,对西洋文化持完全拒绝态度类型;②对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均采取拒绝态度创造出全新的信仰和价值体系的类型;③拒绝传统文化而被西洋文化的价值体系同化了的类型;④立于两种文化中间摇摆不定的类型;⑤能创造性地并有效地适应复数文化环境的类型,即所谓的“双文化人”。

二、文化同化论

其最具代表性的是本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在思想基础上,它与19世纪以来美国盛行的同化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所谓美国白人“开拓者”,强制要求新移民和少数民族等采用与自身集团相同的语言和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盎哥鲁文化同步主义”(Anglo-Conformity)或所谓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其核心理论,可以列举20年代由帕克(Park)和巴杰斯(Burgess)提出的“民族同化周期说”,也称做“接触理论”。他们认为,民族的同化必须要经历一个互相接触和较量的过程,也就是说有一个周期。一般这个周期由接触(contact)—竞争(competition)—冲突(conflict)—调整(adjustment)—同化(assimilation)几个阶段所构成,最终被支配集团的文化所同化。用美国社会学者纽曼(Newman)的评价,同化理论的公式可以用A+B+C=A来形容。

到了60年代,美国学者对同化理论的研究开始转向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民族同化意识以及如何被同化等方面。如1964年高顿(Gordon)的“同化七阶段说”:①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表现出向主流民族(移民和少数民族所处社会的支配民族)的靠拢倾向;②与主流民族的成员建立密切关系(工作、学习、娱乐等伙伴关系);③增加通婚;④民族属性的改变(产生对主流民族的归属意识);⑤减少对主流民族的偏见;⑥消除差别意识;⑦放弃与主流民族之间的权力斗争。

70年代,美国移民社会学者葛瑞利(Greeley)从分析移民的内心世界入手,提出“同化六阶段说”:①主流文化对移民的冲击;②因异文化冲击所引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强化;③随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恢复,开始正视和吸收主流民族的文化;④一部分趋向同化并获得一定权力的领袖人物从移民集团中脱颖而出,他们在设法消除本集团的偏见和差别意识的同时,为提高本集团的社会地位也必须与其民族集团进行抗争。然而这些人所采取的对抗态度往往受到主流民族的警惕和压制,从而常常驱使他们的偏见和差别意识重新得到强化;⑤挫折与反省使他们对两个民族都加深了认识,开始思索能使双方共同生存的第三条道路;⑥最终形成可以在两个世界自由转换的概念体系。也就是说,他认为同化的结果并非肯定是沿着一条直线进行的。

三、文化融合论

也被称做“熔炉”论(Melting-PotTheory)。其代表人物为美国历史学者亨利·塔纳(HenryJ.Turner)等。这一融合主义(Amalgamationism)的核心思想,是主张不要完全排除各少数民族固有的宗教及文化等背景,在互相吸收其他民族包括主流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部分地放弃或修正本民族的文化,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从而共同创造一种综合的、新的第三种文化。用纽曼(Newman)的公式来形容的话,则应是A+B+C=D。

“熔炉”论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美国建国后,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所谓的早期西欧白人“开拓者”占据着支配地位。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南欧的意大利、东欧的波兰,以及亚洲的中国和日本等移民大量移入。在严酷的环境当中,各民族集团共同努力使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08年在华盛顿公演的由英国籍犹太人作家詹克威尔创作的舞台剧《熔炉》(TheMeltingPot),当时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美国历史发展的生动写照。剧中唱到:“美国是上帝赐予的熔炉。来自欧洲的所有人种熔化在一起……这片土地上的有着五十种不同语言和不同历史的集团,反目为仇。然而并非永远如此,因为有上帝的火焰。争斗与复仇正被焚烧。德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英格兰人、犹太人、俄罗斯人,都将被投入熔炉。美国人将由上帝来创造。这里还没有真正的美国人,他们还在炉中。即将诞生的是融合了所有人种的超人!”(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5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

但是,这种融合主义的理想并未能如愿以偿。正如美国籍犹太人哲学家喀兰(Kallen)指出的:“人或多或少可以改变自己的服装、政治观点、配偶者、宗教、哲学,但是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祖父。”(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7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他认为“熔炉理论”不仅在现实上难能实现,就是在理想上也有失妥当。他以管弦乐队为例,倡导“统一体中的多样性”。并于1915年发表题为《民主主义与熔炉》的论文,首次提出“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概念。但须指出的是,与倡导融合主义的主要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白人少数民族集团同样,喀兰当时所讲的“文化的多元主义”,实际上是限定在欧洲白人集团的范围内,并不包括黑人和土著的印第安人。即使是“熔炉理论”,实际上也同样是将欧洲白人集团以外的有色人种排除在外的。

四、跨文化适应论

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在对异文化适应中的心理反应和变化过程。其中包括个人的文化态度、思维方式、信念、动机、民族归属意识、文化摩擦、人际关系、文化调整、文化交流能力等诸多因素。心理学家博瑞(Berry)根据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对主流民族的态度,在跨文化适应方面将人们划分为四种类型:①文化迁移型(acculturation)。否定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与主流民族保持积极的关系;②拒绝型(rejection)。具有强烈的本民族归属意识,对主流民族集团采取消极态度;③平衡型(integration)。在持有本民族归属意识的同时,与主流民族也保持积极的关系;④文化放弃型(deculturation)。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与主流民族的交往上均采取拒绝态度。另一位心理学家阿德勒(Adler)则根据对异文化适应的心理过程,提出了五阶段说:①接触。接触异文化后,对该文化中的某些新的特征产生好奇和兴奋;②崩溃。新鲜感消失,并出现隔阂、迷惑、混乱、乏力感;③摸索。开始尝试建立新的文化观;④自律。对两种文化的异同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从迷惑中逐渐走出来;⑤确立。对两种文化的理解赋予新意,使自己更加丰满和成熟。而阿特津森(Atkinson)则侧重研究在主流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歧视的环境下少数民族的异文化适应心理。他的跨文化适应五阶段说是:①对异文化采取积极适应的态度;②因两种文化在价值观、信仰等方面的差异,陷入混乱、动摇和苦恼当中;③在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对异文化产生抵抗并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之点;④在民族自尊、民族忠诚与理性之间寻找平衡点;⑤协调两种文化,能恰当地处理情感与理智的关系,对问题采取更灵活的态度。

另外,噶勒浩恩夫妇(Gullahorn)根据对留学生的异文化适应过程,总结并提出了跨文化适应曲线,简称w.曲线。这种跨文化适应曲线反映了多数人在接触异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基本样式。以青少年到国外留学的文化体验为例,该曲线共分为7个阶段:密月期——所见所闻都感到十分新鲜,觉得周围的人也很亲切;斗争期——面对日常生活及工作上的种种困难出现无力感,常常在斗争与脱逃两者之间徘徊;纠葛期——困难和问题无法顺利解决,而使情况更加恶化;适应期——逐渐适应当地社会和日常生活;再纠葛期——自以为对异文化已经了解,但对复杂的问题仍不能明澈地把握;归国前期——喜悦地期待着归国,精神振奋,有恋恋不舍之情;归国后的冲击——与所期待相反,在生活及与人接触当中,有疏远之感,必须进行文化的再适应。

五、跨文化交流论

文化与交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人与其他动物一个本质的区别是人类持有文化。而文化又是通过交流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因此,交流是文化的一个特有功能。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文化即交流,交流即文化。所谓交流,一般是指人们通过言语与非言语媒体以传达知、情、意的相互作用的总称。但不同学科对文化交流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如日本的辞书和百科事典有关交流的定义就达到100多条。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可以列举:(1)相互作用过程说:主要是把人际之间的交流看作是构成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的基础。通过这种交流,可以使人相互发生作用。认为“交流是一个理解对方,并被对方理解的过程。它是根据情况的总体的运动而经常发生变化的一种动态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4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2)刺激—反映说:主要是从学习理论的观点加以考虑的。通过刺激—反映的实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说服效果。该类型主要是把交流作为社会调节和管理与说服的一种手段。认为“交流即对刺激的一种生物体的特定反映。”“人类的交流是通过言语象征以引起反应的一种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4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3)附加意义说:是在上两种学说的基础上,将作为媒体的记号附加上一定的意义,然后把这种意义传达给对方的一个过程。认为“交流即将某种意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的过程。”“是通过选择、创造和传达记号将传达者心中的意图让对方能够知觉的一种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5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4)修辞(逻辑)说:是根据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代修辞的观点来加以定义的。认为口头交流是由讲话人、特定语言、目的、听众及讲话的特定时空这五个要素所构成。而现代则进一步将之概括为:行为、情景、行为者、手段、目的等五种因素。

由上可见,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是在某种文化的信息输出者和不同文化的信息接收者之间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文化交流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当中通过信息传达所进行相互作用的一种象征性的过程。此外,与跨文化相近似的概念还有“国家间交流”、“国际交流”、“异人种间交流”、“异民族间交流”等。正如文字所述,国家间交流是指在国家间和政府之间直行的交流,主要是以外交和政治宣传为目的:“国际交流”是指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多国间的文化交流。而异人种间的交流是指在人种上具有不同体质特征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异民族间的交流通常是指在同一国家内属于不同民族者之间的交流。概括起来,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不发达民族向发达民族学习,期望将外民族的先进文化等引入到自己的民族中来,通常带有“文明开化”的性格特征。如日本在古代向中华民族学习文字、宗教、政治制度等。第二种是对自身民族的文化持有一种优越感,企图将自己的文化移植和普及到其他民族当中,常常与“文化输出”或“文化侵略”等字眼相伴。如历史上大英帝国等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和文化拓展。第三种是对自民族文化与他民族文化的异同,能够较为平等和客观地加以看待并互相理解,即所谓的“文化相对主义”。目前世界一般所倡导的是这种以互相尊重为前提的多文化共存的文化交流。

六、跨文化理解教育

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对方文化差异的理解和尊重,而是作为一种完整和可操作的教育过程,包括知、情、意各个方面。首先,须了解文化与他文化的异同,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习来增加有关的知识和信息,即所谓的认知过程;其次,是情感的转变及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应学会心胸宽广和平等对待不同文化;最后,是将这些知识和情感等付诸实践。

应该说,平等的跨文化交流的前提条件是跨文化理解,而文化上的偏见则是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流中的最大障碍。社会心理学家波利斯林(Brislin)在所著《跨文化交流中的偏见》(《Prejudice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一书中曾将偏见分为六种类型:①“基于极端人种差别主义基础上的偏见”(red-neckracism)。根据某种主观上的标准,将特定的人种判定为低劣人种,是一极具主观色彩的偏见;②当感觉到其他文化成员对自己的文化有所威胁时,对其所持有的一种“基于象征的民族差别主义上的偏见”(symbolicracism);③对其他文化集团虽然下意识地怀有非善意的感情,但自己并不自觉的“名目主义的偏见”(tokenism);④根据其他文化成员的情况采取不定的态度,这种偏见被称之为“保持一定距离的偏见”(arms-lengthprejudice);⑤“基于好恶基础上的偏见”(reallikesanddislikes);⑥六种偏见中最轻的一种,称做“基于熟悉与否基础上的偏见”(thefamiliarandunfamiliar)。(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118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这些偏见尽管程度不同,但对跨文化交流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波利斯林认为,对这些应从跨文化教育的角度加以克服和改进。为此,他充分地对教材指导人员、参加者、时间、场所等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六种教育方法:①以情报及事实为中心,首先必须就有关当地的文化等通过授课、讨论、照片、录像带、文献等,使当事人获得必要的知识;②从当地文化的观点对这些文化现象的原因加以阐明,并指出因为行为方式不同而易带来误解,尤其要摆脱自文化中心的评价和判断;③树立正确文化观,要对当事者指出自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特征;之后,阐述当地文化的这些特征,从而使其了解在进行文化交流时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④修正认识上的偏差,将心理学的原理应用到跨文化的研究中。如利用赏与罚的心理学原理,使当事者更容易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做出适当的修正;⑤经验学习的方法。其特点是在指导人员的帮助下让参加者进行跨文化体验,或通过模拟体验使当事人理解跨文化的特征;⑥相互作用的方法。与经验学习相似,但要求与当地文化的出身者或者具有这方面丰富经验的人一起行动,使其能够在直接的相互作用中克服不安与不。这种学习和训练的方法,一般至少需要2、3天至1周。

七、多元文化论与多元文化教育

1、多元文化论如上所述,“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概念,是早在1915年由美国学者喀兰提出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谓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没有社会制度上的保障,这种理想只能停留在议论上。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多元文化论”,一般是指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产物。这场席卷美国的“黑色旋风”,既是一场反对种族歧视和差别、要求平等和民权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反对同化主义和融合主义的文化运动。这一反过去的白人文化同化思潮,认为黑人文化有着与白人文化不同的和独自的价值标准,旗帜鲜明地喊出“黑色也是一种美”的口号。作为当时黑人民权运动著名领袖之一的杰西·杰克逊,把用白、黑、黄、棕(墨西哥人)、红(印第安人)等颜色共同组成彩虹,来作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象征。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1964年美国颁布了公民权法;1965年颁布了初等中等教育法、投票权法;1969年颁布公正居民法;1972年颁布雇佣机会均等法等。与此同时,在美国开始出现了一个由“白人化”转向“黑人化”的文化倾向。黑人歌曲、爵士音乐、黑人舞蹈和美术等的独有价值被重新发现;“黑人研究”、“黑人民族史”、“黑人文化史”等课程和研究机构在大学中出现。这一风潮很快波及到其他少数民族。要求重新认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尊重各民族的独自特征和民族感情,实现社会的多样一体,成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理念。用纽曼的公式来形容的话,便是A+B+C=A''''+B''''+C''''。

2、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education),一般是指在多民族国家当中,为保障持有多种多样民族文化背景者特别是少数民族和移民等的子女,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并使他们独有的民族文化及其特点受到应有的尊重而实施的教育。其代表论者为美国的班克斯(JamesA.Banks)。他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使属于不同文化、人种、宗教、社会阶层的集团,学会保持和平与协调互相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共生”。(注:JamesA.Banks:《AnIntroductiontoMulticulturalEducation》,日文版第2页,SIMUL出版社,1996年。)但多元文化教育并非只是一种理念或口号。要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教育活动,必须进行切实的教育改革。这一改革至少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是教育课程的改革,要在所有学校和大学的课程内容当中,真实反映各少数民族集团、文化集团和被歧视集团的呼声、成就和斗争历程;其次是充分保障所有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特别为使那些低收入阶层的子女、非白人儿童、女学生和残疾青少年能接受教育并完成学业,要采取种种有效措施;再次是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要对属于不同人种、文化和集团的成员持积极和肯定态度。也就是说,它是一场从教育内容、制度体系到思想观念的全面的教育改革运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多文化教育学校应具备的8个基本特征:①教职员要对所有学生寄以厚望并持肯定的态度,关怀学生;②学校的正式教科书当中,要正确反映男女性别以及多种多样的文化和民族集团的贡献、文化和观念;③教师的教学要与学生的学习、文化和动机相一致;④教职员要尊重学生的母语和方言;⑤学校所用教材要立足于多种多样的文化、阶层和人种集团,在记述上必须公正和客观;⑥学校的学生评价及考试活动,要注意文化上的区别和标准掌握的适当;⑦学校文化及其活动要反映文化和阶层的多样性;⑧学校的培育方针,要指向不同的人种、社会阶层和语言集团的全体学生,要制定积极的进取目标并尽力帮助他们得以实现。他强调多元文化教育的教育对象并不仅是少数民族和移民等,也包括主流社会的白人青少年,是对所有学生的教育。另外,多元文化教育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教学科目,必须浸透到所有有关科目当中。与此同时,他又进一步将文化的概念分为宏观文化和微观文化两种。而所谓的多元文化教育并不是要削弱或者取消平等、人道主义、自由竞争等代表全民意志的宏观文化,其主旨在于强调对弱小民族和文化集团的尊重,使所有民族的儿童都能真正受到平等的对待。

跨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世界/跨文化教育/理论/流派

【正文】

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education),一般是指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在英语当中,与之相近的词汇还有“cross-culturaleducation”(多种文化的教育)和“trans-culturaleducation”(异文化的教育)等。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建立在某种特定文化基础之上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所属,而每一种教育也都与特定的民族文化密不可分。按照教育的民族属性,它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单一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两大类。前者是指受教育者所受教育基本上仅局限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单一的民族属性,如早期的美洲印第安民族教育等。而后者,则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如移民教育、殖民地教育、留学生教育、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等,均属于跨文化教育的范畴。也就是说,在单一层民族教育的背景上实施异文化教育的现象,都可以视为跨文化教育。

跨文化教育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上久而有之。但人类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则始于本世纪。特别是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里,各界学者自20世纪上半叶起对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并从不同的立场、目的和学科角度提出各自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派流。时至今日,跨文化教育研究已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扩展到加拿大、前苏联、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及中国等诸多国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择选一些影响较大的跨文化教育及相关理论流派作一简略介绍,供我国有关教育研究人员借鉴和参考。

一、文化变迁论

1、文化人类学派的观点本世纪初期,伴随西方殖民地的扩大和传教士的布教等活动,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世界各地。许多非西方国家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其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迅速瓦解崩溃。以此为背景,有关文化变迁的研究进一步引起世界各国人类学界的强烈关心。在早期的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历史学派等研究的基础之上,美国人类学会于1935年在其下属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SSRC)当中,指派罗伯特·莱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赖福·林顿(RalfLinton)、米尔维勒·赫斯克维兹(MelvilleHerskovits)3名人类学者负责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文化变迁”(或称“涵化”)研究的委员会,对有关文化变迁的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进行研究整理。经过1年左右的细致深入研究,于1936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文化变迁研究备忘录》的研究报告。虽然该报告仅有4页,但却给文化变迁下了一个非常精辟的定义,并将到当时为止的有关研究课题和涉及领域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对后来的文化变迁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该报告书主要由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首先,他们将文化变迁(acculturation)定义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的结果,使其中的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发生变化的现象。”(注:江渊一公著:《异文化间教育学序说》,第68页,日本九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其次是研究的路线,包括有参考价值的论文索引、资料的分类、分析的方法。第三是对文化变迁问题的分析,包括民族间接触的类型划分、文化变迁的状况、文化变迁的过程。第四是在文化变迁过程当中文化选择和融合的心理结构,包括个人的作用、对相异文化采取接受或拒绝态度,人们的人格类型特征、因性别及社会地位、信仰、职业等不同所导致的态度差异、在文化变迁过程的初级阶段时的反抗与妥协心理、伴随抛弃固有行为方式所引起的精神上的忧虑。第五是文化变迁的结果,包括接受、调整和拒绝。

这一研究虽然还不能构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但却在相当程度上为以后的文化变迁学说及跨文化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基础的理论框架。例如,指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所导致的文化变迁,并不一定局限于一个文化集团,可能会导致双方都发生某种变化。也就是说,文化接触的作用和影响往往具有双向性。而且,接触的结果除同化、拒绝同化外,其中所说的“调整”实际上指出了文化融合及创造一种新文化的可能性。另外,正确地指出了对待异文化的态度还会因个人的人格特征和具体情况而产生差异。而在研究报告中出现的许多术语,如传播(diffusion)、选择(selection)、适应(adaptation)、变迁(acceptance)、调整(adjustment)、融合(integration)等,至今仍被学术界所广泛使用。

但文化变迁学说的真正形成,是距此约20年后由文化变迁研究专门委员会的一些新成员,在过去的基础上通过进行大量新的调查研究来完成的。他们于1954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报告。它与1936年的研究报告相比,除强调系统的理论体系构成外,还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与前者以西方以外的不发达民族和国家为研究对象不同,新研究报告侧重于研究美国国内的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的文化变迁;其二,与前者强调文化变迁的消极变化过程不同,后者更侧重它创造新文化的积极的一面。

首先,新研究报告认为文化是一个具有“自律性的体系”(autonomousculturalsystems);继而,提出文化变迁是“通过两个以上的自律性的文化体系的结合”而产生的文化变迁。将文化看作为一种体系,对于把握文化变迁的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认识和判断处于变迁过程中各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如对外部的“开放性”或“封闭性”;在内部结构上的“僵硬性”或“柔软性”;以及在文化环境变化情况下的体系恢复能力等。他们认为,在文化的接触和变迁过程当中,传统文化的“放弃”和“丧失”,决不是通向一种“虚无”的过程,它必然要被新的文化所“补偿”。因此,对传统文化的主动放弃,实际上意味着对新文化的选择。而在多数情况下,当把某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引入到另一种自律性的文化体系中并与之结合成为一体,便会导致一种新文化的创造。另外,该研究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叫做“反向适应”(reactiveadaptation)的概念。即当来自另外文化集团的排斥威胁过大时,有时会产生与同化恰恰相反的“撤退”(withdrawal)过程,从而对自身集团的诸种文化形态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并予以强化。他们认为,这种反向适应是一种“后向”的适应;而“融合”和“同化”是一种“前向”的适应。融合(fusion)是指两种文化处于大致对等的关系,是一种双向过程(bilateral)。同化(assimilation),则处于与融合完全相反的一极,即一个集团接受另一个集团的文化的单向过程(unilateral)。融合与同化,分别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极。但无论是融合还是同化,其结果都是使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丧失。而既不完全融合和同化,又在相当程度上使各文化体系保持相对的自律性,则成为所谓的“共生的多元主义”(stabilizedpluralism)。

2、心理人类学派的观点与上述文化人类学派注重文化变迁中文化集团的质的变化不同,二战后兴起的心理人类学派的文化变迁研究更侧重于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个人的认知、适应途径、行为方式及人际关系等的定量分析。如作为其代表人物的哈勒威尔(Hallowell),于50年代开始将文化变迁的过程划分成若干个阶段,并采用心理测定法对文化变迁的程度进行测定。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名学者沃盖特(Voget)认为,将文化的变化作为同质的单位来处理是不正确的。作为一个“变化着的连续体”中的变异形态,他将之划分为土著型(native)、土著改良型(native-modified)和白人型(American-marginal)。与此相似,布鲁那(Bruner)提出了非文化变迁型(unacculturated)、境界型(marginal)、文化变迁型(acculturated)。紧接着,著名学者斯宾德勒(Spindler)又使用心理人类学的方法,对向异文化(白人文化)适应过程后的不同结果,即不同人的行为的变化进行了整理。他认为这种“变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划分为保守的传统倾向派、部分传统信仰保持派、过渡中间派、被白人文化同化了的文化变迁上层派及其下层派五种变异。进入60年代后,斯普拉德利(Spradley)在参考斯宾德勒的类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不同人们划分为五种行为类型:①固守传统文化,对西洋文化持完全拒绝态度类型;②对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均采取拒绝态度创造出全新的信仰和价值体系的类型;③拒绝传统文化而被西洋文化的价值体系同化了的类型;④立于两种文化中间摇摆不定的类型;⑤能创造性地并有效地适应复数文化环境的类型,即所谓的“双文化人”。

二、文化同化论

其最具代表性的是本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在思想基础上,它与19世纪以来美国盛行的同化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所谓美国白人“开拓者”,强制要求新移民和少数民族等采用与自身集团相同的语言和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盎哥鲁文化同步主义”(Anglo-Conformity)或所谓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其核心理论,可以列举20年代由帕克(Park)和巴杰斯(Burgess)提出的“民族同化周期说”,也称做“接触理论”。他们认为,民族的同化必须要经历一个互相接触和较量的过程,也就是说有一个周期。一般这个周期由接触(contact)—竞争(competition)—冲突(conflict)—调整(adjustment)—同化(assimilation)几个阶段所构成,最终被支配集团的文化所同化。用美国社会学者纽曼(Newman)的评价,同化理论的公式可以用A+B+C=A来形容。

到了60年代,美国学者对同化理论的研究开始转向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民族同化意识以及如何被同化等方面。如1964年高顿(Gordon)的“同化七阶段说”:①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表现出向主流民族(移民和少数民族所处社会的支配民族)的靠拢倾向;②与主流民族的成员建立密切关系(工作、学习、娱乐等伙伴关系);③增加通婚;④民族属性的改变(产生对主流民族的归属意识);⑤减少对主流民族的偏见;⑥消除差别意识;⑦放弃与主流民族之间的权力斗争。

70年代,美国移民社会学者葛瑞利(Greeley)从分析移民的内心世界入手,提出“同化六阶段说”:①主流文化对移民的冲击;②因异文化冲击所引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强化;③随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恢复,开始正视和吸收主流民族的文化;④一部分趋向同化并获得一定权力的领袖人物从移民集团中脱颖而出,他们在设法消除本集团的偏见和差别意识的同时,为提高本集团的社会地位也必须与其民族集团进行抗争。然而这些人所采取的对抗态度往往受到主流民族的警惕和压制,从而常常驱使他们的偏见和差别意识重新得到强化;⑤挫折与反省使他们对两个民族都加深了认识,开始思索能使双方共同生存的第三条道路;⑥最终形成可以在两个世界自由转换的概念体系。也就是说,他认为同化的结果并非肯定是沿着一条直线进行的。

三、文化融合论

也被称做“熔炉”论(Melting-PotTheory)。其代表人物为美国历史学者亨利·塔纳(HenryJ.Turner)等。这一融合主义(Amalgamationism)的核心思想,是主张不要完全排除各少数民族固有的宗教及文化等背景,在互相吸收其他民族包括主流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部分地放弃或修正本民族的文化,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从而共同创造一种综合的、新的第三种文化。用纽曼(Newman)的公式来形容的话,则应是A+B+C=D。

“熔炉”论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美国建国后,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所谓的早期西欧白人“开拓者”占据着支配地位。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南欧的意大利、东欧的波兰,以及亚洲的中国和日本等移民大量移入。在严酷的环境当中,各民族集团共同努力使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08年在华盛顿公演的由英国籍犹太人作家詹克威尔创作的舞台剧《熔炉》(TheMeltingPot),当时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美国历史发展的生动写照。剧中唱到:“美国是上帝赐予的熔炉。来自欧洲的所有人种熔化在一起……这片土地上的有着五十种不同语言和不同历史的集团,反目为仇。然而并非永远如此,因为有上帝的火焰。争斗与复仇正被焚烧。德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英格兰人、犹太人、俄罗斯人,都将被投入熔炉。美国人将由上帝来创造。这里还没有真正的美国人,他们还在炉中。即将诞生的是融合了所有人种的超人!”(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5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

但是,这种融合主义的理想并未能如愿以偿。正如美国籍犹太人哲学家喀兰(Kallen)指出的:“人或多或少可以改变自己的服装、政治观点、配偶者、宗教、哲学,但是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祖父。”(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7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他认为“熔炉理论”不仅在现实上难能实现,就是在理想上也有失妥当。他以管弦乐队为例,倡导“统一体中的多样性”。并于1915年发表题为《民主主义与熔炉》的论文,首次提出“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概念。但须指出的是,与倡导融合主义的主要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白人少数民族集团同样,喀兰当时所讲的“文化的多元主义”,实际上是限定在欧洲白人集团的范围内,并不包括黑人和土著的印第安人。即使是“熔炉理论”,实际上也同样是将欧洲白人集团以外的有色人种排除在外的。

四、跨文化适应论

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在对异文化适应中的心理反应和变化过程。其中包括个人的文化态度、思维方式、信念、动机、民族归属意识、文化摩擦、人际关系、文化调整、文化交流能力等诸多因素。心理学家博瑞(Berry)根据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对主流民族的态度,在跨文化适应方面将人们划分为四种类型:①文化迁移型(acculturation)。否定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与主流民族保持积极的关系;②拒绝型(rejection)。具有强烈的本民族归属意识,对主流民族集团采取消极态度;③平衡型(integration)。在持有本民族归属意识的同时,与主流民族也保持积极的关系;④文化放弃型(deculturation)。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与主流民族的交往上均采取拒绝态度。另一位心理学家阿德勒(Adler)则根据对异文化适应的心理过程,提出了五阶段说:①接触。接触异文化后,对该文化中的某些新的特征产生好奇和兴奋;②崩溃。新鲜感消失,并出现隔阂、迷惑、混乱、乏力感;③摸索。开始尝试建立新的文化观;④自律。对两种文化的异同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从迷惑中逐渐走出来;⑤确立。对两种文化的理解赋予新意,使自己更加丰满和成熟。而阿特津森(Atkinson)则侧重研究在主流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歧视的环境下少数民族的异文化适应心理。他的跨文化适应五阶段说是:①对异文化采取积极适应的态度;②因两种文化在价值观、信仰等方面的差异,陷入混乱、动摇和苦恼当中;③在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对异文化产生抵抗并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之点;④在民族自尊、民族忠诚与理性之间寻找平衡点;⑤协调两种文化,能恰当地处理情感与理智的关系,对问题采取更灵活的态度。

另外,噶勒浩恩夫妇(Gullahorn)根据对留学生的异文化适应过程,总结并提出了跨文化适应曲线,简称w.曲线。这种跨文化适应曲线反映了多数人在接触异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基本样式。以青少年到国外留学的文化体验为例,该曲线共分为7个阶段:密月期——所见所闻都感到十分新鲜,觉得周围的人也很亲切;斗争期——面对日常生活及工作上的种种困难出现无力感,常常在斗争与脱逃两者之间徘徊;纠葛期——困难和问题无法顺利解决,而使情况更加恶化;适应期——逐渐适应当地社会和日常生活;再纠葛期——自以为对异文化已经了解,但对复杂的问题仍不能明澈地把握;归国前期——喜悦地期待着归国,精神振奋,有恋恋不舍之情;归国后的冲击——与所期待相反,在生活及与人接触当中,有疏远之感,必须进行文化的再适应。

五、跨文化交流论

文化与交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人与其他动物一个本质的区别是人类持有文化。而文化又是通过交流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因此,交流是文化的一个特有功能。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文化即交流,交流即文化。所谓交流,一般是指人们通过言语与非言语媒体以传达知、情、意的相互作用的总称。但不同学科对文化交流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如日本的辞书和百科事典有关交流的定义就达到100多条。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可以列举:(1)相互作用过程说:主要是把人际之间的交流看作是构成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的基础。通过这种交流,可以使人相互发生作用。认为“交流是一个理解对方,并被对方理解的过程。它是根据情况的总体的运动而经常发生变化的一种动态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4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2)刺激—反映说:主要是从学习理论的观点加以考虑的。通过刺激—反映的实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说服效果。该类型主要是把交流作为社会调节和管理与说服的一种手段。认为“交流即对刺激的一种生物体的特定反映。”“人类的交流是通过言语象征以引起反应的一种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4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3)附加意义说:是在上两种学说的基础上,将作为媒体的记号附加上一定的意义,然后把这种意义传达给对方的一个过程。认为“交流即将某种意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的过程。”“是通过选择、创造和传达记号将传达者心中的意图让对方能够知觉的一种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5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4)修辞(逻辑)说:是根据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代修辞的观点来加以定义的。认为口头交流是由讲话人、特定语言、目的、听众及讲话的特定时空这五个要素所构成。而现代则进一步将之概括为:行为、情景、行为者、手段、目的等五种因素。

由上可见,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是在某种文化的信息输出者和不同文化的信息接收者之间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文化交流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当中通过信息传达所进行相互作用的一种象征性的过程。此外,与跨文化相近似的概念还有“国家间交流”、“国际交流”、“异人种间交流”、“异民族间交流”等。正如文字所述,国家间交流是指在国家间和政府之间直行的交流,主要是以外交和政治宣传为目的:“国际交流”是指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多国间的文化交流。而异人种间的交流是指在人种上具有不同体质特征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异民族间的交流通常是指在同一国家内属于不同民族者之间的交流。概括起来,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不发达民族向发达民族学习,期望将外民族的先进文化等引入到自己的民族中来,通常带有“文明开化”的性格特征。如日本在古代向中华民族学习文字、宗教、政治制度等。第二种是对自身民族的文化持有一种优越感,企图将自己的文化移植和普及到其他民族当中,常常与“文化输出”或“文化侵略”等字眼相伴。如历史上大英帝国等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和文化拓展。第三种是对自民族文化与他民族文化的异同,能够较为平等和客观地加以看待并互相理解,即所谓的“文化相对主义”。目前世界一般所倡导的是这种以互相尊重为前提的多文化共存的文化交流。

六、跨文化理解教育

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对方文化差异的理解和尊重,而是作为一种完整和可操作的教育过程,包括知、情、意各个方面。首先,须了解文化与他文化的异同,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习来增加有关的知识和信息,即所谓的认知过程;其次,是情感的转变及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应学会心胸宽广和平等对待不同文化;最后,是将这些知识和情感等付诸实践。

应该说,平等的跨文化交流的前提条件是跨文化理解,而文化上的偏见则是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流中的最大障碍。社会心理学家波利斯林(Brislin)在所著《跨文化交流中的偏见》(《Prejudice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一书中曾将偏见分为六种类型:①“基于极端人种差别主义基础上的偏见”(red-neckracism)。根据某种主观上的标准,将特定的人种判定为低劣人种,是一极具主观色彩的偏见;②当感觉到其他文化成员对自己的文化有所威胁时,对其所持有的一种“基于象征的民族差别主义上的偏见”(symbolicracism);③对其他文化集团虽然下意识地怀有非善意的感情,但自己并不自觉的“名目主义的偏见”(tokenism);④根据其他文化成员的情况采取不定的态度,这种偏见被称之为“保持一定距离的偏见”(arms-lengthprejudice);⑤“基于好恶基础上的偏见”(reallikesanddislikes);⑥六种偏见中最轻的一种,称做“基于熟悉与否基础上的偏见”(thefamiliarandunfamiliar)。(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118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这些偏见尽管程度不同,但对跨文化交流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波利斯林认为,对这些应从跨文化教育的角度加以克服和改进。为此,他充分地对教材指导人员、参加者、时间、场所等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六种教育方法:①以情报及事实为中心,首先必须就有关当地的文化等通过授课、讨论、照片、录像带、文献等,使当事人获得必要的知识;②从当地文化的观点对这些文化现象的原因加以阐明,并指出因为行为方式不同而易带来误解,尤其要摆脱自文化中心的评价和判断;③树立正确文化观,要对当事者指出自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特征;之后,阐述当地文化的这些特征,从而使其了解在进行文化交流时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④修正认识上的偏差,将心理学的原理应用到跨文化的研究中。如利用赏与罚的心理学原理,使当事者更容易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做出适当的修正;⑤经验学习的方法。其特点是在指导人员的帮助下让参加者进行跨文化体验,或通过模拟体验使当事人理解跨文化的特征;⑥相互作用的方法。与经验学习相似,但要求与当地文化的出身者或者具有这方面丰富经验的人一起行动,使其能够在直接的相互作用中克服不安与不。这种学习和训练的方法,一般至少需要2、3天至1周。

七、多元文化论与多元文化教育

1、多元文化论如上所述,“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概念,是早在1915年由美国学者喀兰提出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谓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没有社会制度上的保障,这种理想只能停留在议论上。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多元文化论”,一般是指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产物。这场席卷美国的“黑色旋风”,既是一场反对种族歧视和差别、要求平等和民权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反对同化主义和融合主义的文化运动。这一反过去的白人文化同化思潮,认为黑人文化有着与白人文化不同的和独自的价值标准,旗帜鲜明地喊出“黑色也是一种美”的口号。作为当时黑人民权运动著名领袖之一的杰西·杰克逊,把用白、黑、黄、棕(墨西哥人)、红(印第安人)等颜色共同组成彩虹,来作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象征。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1964年美国颁布了公民权法;1965年颁布了初等中等教育法、投票权法;1969年颁布公正居民法;1972年颁布雇佣机会均等法等。与此同时,在美国开始出现了一个由“白人化”转向“黑人化”的文化倾向。黑人歌曲、爵士音乐、黑人舞蹈和美术等的独有价值被重新发现;“黑人研究”、“黑人民族史”、“黑人文化史”等课程和研究机构在大学中出现。这一风潮很快波及到其他少数民族。要求重新认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尊重各民族的独自特征和民族感情,实现社会的多样一体,成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理念。用纽曼的公式来形容的话,便是A+B+C=A''''+B''''+C''''。

2、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education),一般是指在多民族国家当中,为保障持有多种多样民族文化背景者特别是少数民族和移民等的子女,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并使他们独有的民族文化及其特点受到应有的尊重而实施的教育。其代表论者为美国的班克斯(JamesA.Banks)。他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使属于不同文化、人种、宗教、社会阶层的集团,学会保持和平与协调互相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共生”。(注:JamesA.Banks:《AnIntroductiontoMulticulturalEducation》,日文版第2页,SIMUL出版社,1996年。)但多元文化教育并非只是一种理念或口号。要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教育活动,必须进行切实的教育改革。这一改革至少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是教育课程的改革,要在所有学校和大学的课程内容当中,真实反映各少数民族集团、文化集团和被歧视集团的呼声、成就和斗争历程;其次是充分保障所有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特别为使那些低收入阶层的子女、非白人儿童、女学生和残疾青少年能接受教育并完成学业,要采取种种有效措施;再次是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要对属于不同人种、文化和集团的成员持积极和肯定态度。也就是说,它是一场从教育内容、制度体系到思想观念的全面的教育改革运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多文化教育学校应具备的8个基本特征:①教职员要对所有学生寄以厚望并持肯定的态度,关怀学生;②学校的正式教科书当中,要正确反映男女性别以及多种多样的文化和民族集团的贡献、文化和观念;③教师的教学要与学生的学习、文化和动机相一致;④教职员要尊重学生的母语和方言;⑤学校所用教材要立足于多种多样的文化、阶层和人种集团,在记述上必须公正和客观;⑥学校的学生评价及考试活动,要注意文化上的区别和标准掌握的适当;⑦学校文化及其活动要反映文化和阶层的多样性;⑧学校的培育方针,要指向不同的人种、社会阶层和语言集团的全体学生,要制定积极的进取目标并尽力帮助他们得以实现。他强调多元文化教育的教育对象并不仅是少数民族和移民等,也包括主流社会的白人青少年,是对所有学生的教育。另外,多元文化教育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教学科目,必须浸透到所有有关科目当中。与此同时,他又进一步将文化的概念分为宏观文化和微观文化两种。而所谓的多元文化教育并不是要削弱或者取消平等、人道主义、自由竞争等代表全民意志的宏观文化,其主旨在于强调对弱小民族和文化集团的尊重,使所有民族的儿童都能真正受到平等的对待。

跨文化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 本文详细地介绍了跨文化管理的定义,细致地阐述了跨文化管理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析并提出了跨越和超越跨文化管理的具体策略和方法,尤其是推出了最新的管理理念——文化智商CQ(cultural intelligence),这无疑对于跨文化管理人员和职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引言

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总是善于挑战极限,做人们以前不可能做的事情。跨文化管理在当下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贸易区域化加速的趋势下,逐渐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与此同时,各种企业也在不断变换着他们的经营战略、管理模式及营销策略,等等。他们面对的文化不再是单一文化模式,而是来自多种不同的跨文化管理者和员工进行合作经营。这样,企业内的各种文化模式难免时常发生碰撞,其激烈程度直接影响着该企业的兴衰与成败。加拿大著名教授凯林的研究表明:合资企业的失败率很高。在所有合资企业中,失败的比例占到30%-4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母国文化、母公司文化和个体文化的差异。另有调查数据表明,大约82%的跨国公司失败是因跨文化管理失败而致。到目前为止,大约有1/3著名跨国公司因为多元企业文化管理不善而面临内部关系紧张。由此可见,跨文化管理不仅是我们学术界的研究重点,更是我国信誉好、实力强的以海尔为代表的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进行国际商务活动和跨国经营迅速发展的当务之急。

跨文化管理又称交叉文化管理,指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事进行管理。它是一个全新的管理理念,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活动的产物。由于世界贸易组织和地区经济一体化联盟,交通运输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进步,使得国际商务交往范围更大,文化模式由一元转向多元。这样,文化差异与文化管理就成为热门话题与难点话题。这就要求跨国企业在异域文化中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员工用具有自己特色的企业文化、共同的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和行为模式凝聚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掘和利用企业的潜力和价值。而跨文化管理的关键是解决文化冲突。

二、跨文化管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多元的价值观念与信仰体系

跨国文化企业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决定其多元化价值观念和复杂的信仰体系,而这恰恰又反过来决定了他们不同的需要和期望值。这一点不仅仅增加了管理的难度,也使新的企业文化难以在短期内很快形成。退一步讲,即使新企业文化形成之后,企业员工也会不同程度地保留着自身特有的多元化价值观念与信仰体系。换言之,在建立自己新的企业文化过程中,跨文化企业并不是消除原有的民族文化差异,而是在尊重和保留他们的前提之下,建立超越个体员工文化模式的全新共享文化。这样,他们难免相互影响和制约,相互渗透和干扰,从而对共享文化的条款理解和解释时难免会出现偏差和失误。

2.矛盾的行为方式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即使全新的企业文化形成了,在企业内部也会保留和存在着特征迥异的民族文化模式,他们的行为规范可能是互补的,也可能是矛盾的。这样,同样的要求与规定,不同的文化成员,执行方式可以不同,产生结果就相应不同。譬如说,沉默这一个文化现象,在有的民族文化中含义是理解与支持;另一种则表示漠不关心,而还有一种可能表示反对。如此,冲突就在所难免。

3.复杂的经营环境

相比较而言,单一文化模式企业环境比较单纯,企业员工之间不存在文化隔阂和价值观,以及政治、法律制度与风俗习惯的差异。因此,不仅企业文化容易形成,而且在管理决策和执行政策时容易达成共识。

相反,跨文化企业成员在管理目标、经营观念、管理风格等诸多方面则存在明显差异。就是在新的企业文化形成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差异与困难仍然存在。这样,无形中会导致企业管理的混乱和冲突,使经营环境复杂化。所以,跨文化企业经营环境的复杂多变使得经营成本大增,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劳动力价格与原材料价格低廉的优势。可是又说回来,文化差异本身也为新观点、新方法之产生提供了可能,从而使企业更具有活力、创新性和竞争性。

三、跨文化管理的“跨越”与“超越”策略

跨文化管理的关键和目的是消解文化冲突,化解文化矛盾,进而使不同形态文化能够在同一企业中互相包容和理解、接纳与融合,又可以使企业建设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来自不同文化的所有员工均可接受的、切实可行的组织机构与管理机制,以便强化企业凝聚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若要加强跨国企业的文化管理,实现它的跨越与超越,须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着手:

1.增进和有效开展文化交流与沟通

众所周知,中西方文化、亚非文化、欧美文化,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不可否认的。因此,任何企图消除文化差异的思想和行为均属天真无知之体现,况且不可能。所以,首先必须接受诸类文化差异。他们互相接受须以互相理解为基础,而相互理解又只能通过经常性的文化交流和思想沟通得以实现。由此可见,跨文化企业内部必须通过种种方式与方法实现不同文化背景员工的交流、沟通与切磋,促进相互理解,消除误会,达成一致和默契。

2.忽略文化差异,缓和文化差异

前者是指将跨国企业的全体员工看作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群体,而将看点集中在事关企业生存的主要方面:如市场份额、市场竞争、技术改造等。勿庸置疑,这样对员工的满意程度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产生负面作用。后者是指形成新的企业文化,也就是建立各类员工所能接受的大致统一的价值体系和企业文化。上面这两个方法只是诸文化在企业中相互融合的权宜之计,而跨文化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互相融合的企业文化。

3.适应文化差异,利用文化差异

“适应”是指在设计企业组织机构、制定管理策略、确立激励政策时要考虑到员工的不同文化背景,认识、尊重并有效利用员工的不同态度及行为,此举可以提高员工满意程度,实现卓有成效的现代化管理。而“利用”是指利用不同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使各种文化同跨国公司的管理模式实现有机结合,并能为管理者所用。例如,国际名牌企业海尔采用了日本管理(团队竞争和吃苦精神)+美国管理(个性舒展和创新竞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精髓。

4.妥善处理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跨越策略的关系

跨国公司应当注意采取策略和智谋来解决不同国家公司文化差异问题,这样的策略有三种:(1)推行母国文化战略。这指的是在所有外国子公司推行与本国相同或近似的政策及管理策略。(2)本土文化策略。也就是说,采用子公司所在国的管理策略。当下,最流行的说法是国际思维、本土战术(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3)执行全球化策略。在公司里形成并推行其在世界各地通行的政策,并进而通过企业文化来强化这种共同管理策略。即使这样,也须因地制宜,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张瑞敏),居安思危、出奇制胜。

5.适当进行跨文化培训工作

目前,在跨国经营企业中,大多数只停留在对员工进行纯技术培训,而忽略了对员工特别是管理员工跨文化方面的培训。而这一点恰恰是解决文化差异,有效防止文化冲突最基本、最有效手段。首先进行语言培训,以利于沟通。其次进行文化熏陶。而将两者融为一体是最佳做法。通过识别文化差异和进行文化培训,可以提高员工对文化的鉴别和适应能力。

在认识文化共性、人性共性、性别共性基础上,提高每个员工的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根据环境要求和公司战略发展准则建立共同经营观和公司文化,从而使每个员工都能将自己的思想行为与公司经营理念和宗旨自觉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子母公司结合也会更紧密,企业的跨国文化适应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国际竞争

6.不断提高企业员工的文化智商

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 or CQ),是指一种能够从容应对国家文化、企业文化和职业文化的能力。首先由Christopher Earley和 Elaine Mosakowski提出,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2004年10月刊上。文化智商是一种能够理解并适应不同文化的能力,他们认为文化智商有三个来源:(1)大脑/认知的:完全依靠死记硬背来掌握外国文化的信仰、习俗及禁忌,这种方法不是很有效。(2)身体/物质的:能够与外国友人、同事融洽相处,显示出你理解他们的文化。同时,你的行为风度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你已经融入了他们的世界。(3)、心灵/情感的:调整适应一个新文化,意味着要克服许多障碍与挫折。只有当你发自内心地信仰它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尽管文化智商与情感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文化智商显然要进一步,它帮助我们把不同文化导致的人类行为从大众的普遍行为习惯和个人的特殊行为习惯中区别开来。文化智商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在愈加商业化环境里,管理人员必须要有驾驭不同文化的能力,要能够从容应对他们外国同事截然不同的习惯、手势、假定,等等。现在,外国文化随处可见,它不仅仅只出现在国家层面上,还出现在企业、职业中,以及其他一些特定的环境中。和外国人一起工作,不仅需要敏感性(sensitivity),还需要适应性(adaptivity)。那些在单一文化环境中的社交成功人士,却不一定具有这些能力和特征。他们在社交中游刃有余,取得巨大成功。但往往正是他们最难以理解和接受外国文化,完全浸淫在自己的母体文化环境中,所以,当接触外国文化的时候,最容易显得格格不入。有时侯,与母体文化有一定脱离的人能够更容易采纳接受并不熟悉的宿主文化,如习俗、甚至于身体语言。他们以非常自然的方式来观察外国文化。因此很容易下意识地努力去适应它。

那么,怎样才能成功地、有效地培养员工的文化智商呢?根据Earley和 Mosakowski的观点,任何人只要比较敏觉、积极主动、有所准备,都能够获得一个比较满意的文化智商数。他们并且提出了培养和提高跨文化智商的六个建议,以资参考和采纳:(1)检验你的CQ之强项与弱项,由此找到一个出发点。(2)针对弱项选择对应的训练方法。(3)应用这些训练方法。(4)在自己的组织内部寻找异质文化环境。(5)积极进入这种文化环境。由强项出发,开始训练自己。(6)360度回顾评估。如有必要,加入新的训练内容。

综上所述,跨文化管理是当今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之下的必然产物,任何企业、公司、连锁店之类的经济实体要想在激烈竞争的国际舞台上生存和拓展业务,跨文化知识必不可少,尤其对于跨文化管理者更是如此。全新的管理理念、务实灵活的经营策略、富有弹性活力的跨文化团队,是跨国公司和集团纵横驰骋全球的的三大法宝,而这些准则根基是团队员工的多样性、创新性、异质性和所向无敌的全球竞争性。

参考文献

[1]董泽之.企业跨文化管理初探[J].现代管理科学,2005,(1).

[2]彭迪云,等.现代跨国公司成长的文化因素与跨文化管理[J].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6).

[3]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4]沈薇薇,张可.浅谈跨文化管理的几种策略[J].国际贸易问题,2003,(2).

[5]唐炎钊,陆玮.国外跨文化管理研究及启示[J].管理现代化,2005,(5).

[6]王帅,鲁浩,陈小毅.试论跨文化管理[J].江苏商论,2004,(6).

[7]姚建蜂.跨国企业的跨文化管理[J].管理科学文摘,2004,(9).

上一篇德育课论文

下一篇艺术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