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现代农业论文范文1
发展冬季大棚保护地生产对习惯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广大农民来说是一种新生事物，因为冬季大棚保护地生产需要对水、肥、土测试，对温度、湿度进行准确地控制，为了生产出安全优质的产品还需要对不利的环境因素进行修复，精确地控制好肥、水、药施用量，这些都需要学习和摸索。当农户开始进行大棚生产的时候，他们就有了学习现代生产技术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为什么在辽宁省的大部分地区农民仍缺乏发展设施农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呢?通过调研发现，现实中仍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
1．资金不足
设施农业最大特点就是前期需要进行基本生产设施的购建，如建一个100米×12米的塑料薄膜大棚，总投资需6万－8万元，虽然前期投资用2－3年就能收回，但对于农户来说仍然存在资金不足和担心失败可能造成的损失。
2．生产技术运用能力欠佳
习惯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农民，大多数不掌握塑料薄膜大棚反季节农产品生产的技术要领，现实中对生产技术的普及和推广的服务体系尚未健全，农民因此而缺乏信心和勇气。
3．基础设施配套不够完善
设施农业需要有现代基础设施的配套方能进行生产。如电源、水源、采光、保温、放风、滴灌、防虫、防病等都需具备相应设备和配套的设施。农民对上述设施的采购、安装、调试、使用都是新生事物，靠农户自己很难完成，需要聘请专业人员来实施，因此农户有畏难情绪。
4．劳动力老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城市代进程，大批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乡进城打工，农业劳动力中50%的人成为城市人口，留在农村务农的劳动力大多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十分明显。老龄化的农业劳动力群体对新技术、新事物的接受和运用能力相对较弱。
5．产品销售市场开发不畅
冬季反季节生产的农产品需要有与之配套的营运体系作支持，需要有农超对接的营销渠道，有保温运输车和长途运输的物流服务体系。当前这种直接服务于设施农业的服务体系还有待于建立与完善。
三、推进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对策
1．实施政府支持的产业政策
针对农民前期投资资金缺乏的实际困难，各级政府应出台支持政策，如补贴政策、低息贷款政策，保险政策。中国近10年来实施的粮食生产补贴政策，支持价格政策等对保障粮食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了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对冬季反季节农产品生产实施支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荷兰的温室农业在1983至1992的发展中，政府实行了补贴政策，从事温室生产的农户均可获得温室建设投资50%的政府资助。
2．构建科研、教育和推广体系
知识和科技是农业创新的手段，现代设施农业的发展和普及需要构建农业知识和科技服务体系。包括科研、教育和推广体系。科研机构主要是各级农业院所，要发挥科研人员研制和培育优质种苗和无公害栽培的技术优势，为农户提供服务;大专院校主要是通过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教学和科研体系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并积极支持和引导大中专院校特别是农业院校的毕业生到农村创业，经营农业产业。各级政府和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要为农户提供设施配套资金和技术服务，组织实施现代设施农业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计划，把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作为检验基层干部能力和政绩的重要指标。只有当农业知识和科技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时，现代设施农业的发展和普及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3．积极推进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
现代设施农业要求走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路。集约化生产需要集中投入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立体式的全天候的温度、湿度、光照、水肥的调控体系，以确保农作物的安全高效生产。规模化是实现产业化经营的条件，实现规模化生产要从扶持专业户入手，以点带面，走互助互利、合资合力、合伙合作的新型农业合作社的道路。专业化生产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现代设施农业是以保护地为生产单元，每一个大棚自成体系，每一种农作物无论是蔬菜、瓜果，还是花卉各有其生长特性，对生产条件的要求有所差异，农民对技术的掌控也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每个大棚种植一种农作物，实现专业化生产将是最好的选择。
4．严把反季节农产品生产的质量关和安全关
发展现代农业论文范文2
后现代主义，基于对现代主义、现代性和现代化运动的问题和局限性的反思和批判，分析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反对现代化运动的哲学和实践，主张复兴传统要素和技术[1]，但既没形成统一的“后现代”的概念界定，又未形成系统的“后现论”，且其内部歧异性很大，遭受了很多质疑和批判。后现代思想家大卫•格里芬（DavidGriffin）将后现代思潮分为解构性（消除性）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修正性）后现代主义两个阶段，后者强调后现代与现代性的不可分割，主张后现代对现代的一种辩证的否定，是对现代的反拨和超越[1]，或者说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本文中后现代思维是指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思维。后现代主义者揭露和批判现代性带来极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带来了理性专制、机器统治、人性淡化、精神空虚、生态灾难等“现代病”，还批判了“主体性”和理性至上主义，批判以普遍性、同一性压制个体性、差异性，最终把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归结为人的审美生活——自由生活的彻底实现，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和超越。后现代哲学家杰伊•迈克丹尼尔（JayMcDaniel）概括现代性的坏处：对地球和传统的忽视，不顾社区利益而过分强调个性，忽视作为科学推理补充的审美智慧或精神智慧，将理性降格为工具理性的倾向，认为一切发展模式都必须遵循西方模式的武断[2]。
王治河也总结了现代性的局限：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理性的过分迷信、对自由的单向度理解等[3]。于是他们提出发展的“代价理论”和“人类困境”和“世界性难题”等概念，以说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失衡酿成生态危机及负面效应，威胁到人类自身安全，可能导致人类自身的异化和人类文明的毁灭。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中，更重视现代性对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这是后现代性所无法替代的，即使现代性发展产生了理性专制、精神荒芜、生态危机等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构建一套本土化的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现代性理念和修正方案。后现代主义批判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4]。现代农业建立在现性和科学基础上[3]，遵循人与自然分离、人与人分离的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5]，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以农民收入为核心衡量标准，把工业化当作农业发展的唯一出路，在生产中广泛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和高强度耕作技术，投入大量高水平的无机化学产品，进行某单一品种的工厂式、规模化地连续耕种，虽然短期内确实取得了巨大成果，满足了人类对农业增长的消费需求，“无止尽的成长、无止尽的财富、无止尽的权力、无止尽的机械化及自动化虽然可以（暂时地）带给少数人财富和权力”，但“它迟早会给所有人带来毁灭”，这是因为现代农业并非以人类健康、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为旨归。
现代农业将“工业化农业”作为唯一生产模式，把城市化当作农业现代化的唯一道路，这种“同一性思维”是一种极端的“霸权”，“金钱至上”，最终造成土地的掠夺、健康的损害、石油的巨耗、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灾难、经济的外部性、社会公平的损害、文化的侵蚀与异化等弊端[5]。于是后现代主义提出“建设性后现代农业”的概念，倡导“和谐”，即和谐的思维方式、和谐的生活方式、和谐的责任伦理及和谐的审美旨趣，具有生态性、可持续性、可再生性，和谐、多元、感恩等特征，以“共同福祉”为旨归，不排斥“大”但“以小为美”，不“反对”现代农业，但“超越”现代农业，是传统、现代、后现代和当代现实的有机整合[5]。后现代农业是一种可持续的“健康农业”，其首要目的是为“作为整体的人类”提供健康的和愉悦的食品、农业工作和农村生活。因此，只有后现代农业才是我国未来农业的发展出路[6]。
2国外都市农业发展经验
国外都市农业发展迅速，形成农业型、经济功能型、生态观光型和综合示范型等模式[7]。
2.1美国都市农业：以经济功能为主
美国都市农业注重生产与经济效益，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为主要目标，主要形式是农场与社区互助的“市民农园”，农园以低于市场零售价为参与农园的社区市民提供安全、新鲜、高品质农产品，社区为农园提供固定的销售渠道，社区市民与农园种植者共担生产成本与风险、共享盈利、互惠互利。其都市农业园区规模不断扩大，占美国农业生产总面积的10%，其农产品价值占美国农产品总价值的1/3以上[8]，增加了区域食品供给，促进农业经济发展。都市农业还带动了农业观光旅游业并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每年参加农业旅游的人数达到2000万人次，创收达300亿美元。在都市农业发展中，美国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都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各大都市按国家农业区域整体布局及其自身特色，在城市区域中合理规划和布局都市农业网络，形成独特的都市农业景观，使城乡真正融为一体。其中由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五大都市圈形成的带状区域的都市农业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美国政府还加大了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在农业生物技术开发方面的投入年均增长15.5%，专项拨款达35亿美元[9]，并强化农业生物技术推广和社会化服务，引导家庭农场在专业化生产中使用新技术，以提高都市农业的机械化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美国农业部每月对世界农产品供求形势进行预测，农业部市场营销局及各地农产品市场报价员共同提供相关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农民借助计算机互联网在家就可获得农产品价格、品种、动植物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最新数据。此外，各类大型生产资料公司、银行、信用社及农业合作社、农业协会、农贸市场等，共同构成了健全的农产品服务物流渠道组织，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2.2欧洲都市农业：以生态、社会功能为主
欧洲国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生活品质，对农业价值的判断体现着“崇绿”和“美食”意识。其中，德国都市农业侧重于生态与社会功能。林业在德国都市农业中占重要地位，许多发达的工业城市号称“森林城市”，为减少工业污染，大量植树造林，以农林业改善郊区环境，但减少了农作物种植，农产品主要靠邻国进口。另外两种主要形式是市民农园和休闲农庄。市民农园是由政府或农民将其农地租给城市居民，以种植花草、蔬菜、果树或经营家庭农艺，满足市民回归自然、休闲体验和获取安全食品的需要，市民随自己意愿种植菜、花、草或树，政府不干涉，但农产品不能上市出售。市民农园增加了城市绿地面积，改善了生态环境，为市民交流与沟通提供了园地和条件。目前市民农园的承租者多达83万人，产值占到全国农业总产值的1/3左右[8]。1983年德国修订了1919年有关市民农园的立法，规定所有都市都有义务将市民农园提供给市民，保证每10户居民中就有一户拥有市民农园[9]。休闲农庄则主要是为了吸引游客到农庄休闲度假，观赏田园风光，体验农庄生活和农场生产活动。德国田园都市农业每年创造旅游收入达80亿美元。荷兰都市农业强调农业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和农业的社会责任。荷兰实施精细农业发展战略，走农业工厂化、高投入、高产出的道路[8]，依托国际大都市的外贸优势，借助“温室革命”发展设施农业和出口农业，跻身世界农业强国，人均农产品出口创汇居世界之首，创造了农业神话。其都市农业的主要形式是家庭农场的集约化设施农业，集约生产经营花卉、蔬菜及奶类食品。阿姆斯特丹与其他几个城市共兴建现代化温室12万亩，其中花卉8万亩，蔬菜4万亩，占全世界温室面积1/4；年生产鲜切花70亿支，盆花5亿盆，占国际花卉市场总贸易额量60%；平均每个农民的年出口额将近百万元人民币，平均每公顷土地净出口额超过10万元。
2.3日本都市农业：生产、经济、生态和社会功能兼顾
日本都市农业经历了从经济功能转向社会、生态功能的转变。日本都市农业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和中京等三大都市圈，以蔬果生产为主，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园艺栽培和机械化操作，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观光农业，包括市民农园、银发族农园、农业公园、民宿农庄、观光农业、农村留学、自然休养村、体验农业等，发展观光、休闲、体验农业等旅游农业；二是设施农业，采用现代科技与农艺、农业设施生产无公害农副产品；三是特色农业，由农业集团建设特色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深层开发[10]。政府重视提升都市农业劳动力的素质，既通过正规学校培养农业劳动者，还为初次从事都市农业的劳动者提供无息贷款、资助学习相关农业技术和经营方法。总之，世界都市农业发展日趋成熟，融生产性、生活性、生态型于一体，拓展农业的生产、生活、经济、人文、生态、社会、服务、示范等功能，借助于先进的科技手段、完善的农业生产流通体系、全方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及有力的政策支持，深度发掘都市农业的经济、科技、文化及品牌等多种价值，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科技化、标准化、生态化、低碳化和品牌化，真正实现农业与二三产业、城与乡融为一体。它所形成的市民农园、设施农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农业园区以及融入生态农业理念的现代农业等新形式，正是后现代农业的主要实践形式。
3国内都市农业发展定位及趋势分析
3.1国内都市农业的发展定位
“十二五”时期，都市现代农业是北京、上海等主要一线城市农业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北京都市现代农业融生产性、生活性、生态型于一体，高端、高效、高辐射的农业生态服务水平达到国内一流；杭州构建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特色的都市农业产业体系；上海着力稳定发展都市高效生态农业；武汉完善现代都市农业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西安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如表1）。可以看出，它们都注重都市农业的多元化功能目标，提升都市农业的经济效益及其服务于城市的能力，开始关注农业与自然的关系，强调农业的生态性与安全性，但并未以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同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仍以居民利益与安全需求为中心，突出农业的经济功能，强调农业的供给保障，相对轻视农业的生态价值，尚未考虑到资源的掠夺使用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累积性后果及长远影响，也未将农业环境综合治理列入规划内容。
3.2都市农业的衡量指标体系
对都市农业的经济功能的倾向性充分地体现于衡量指标上。其衡量指标体系围绕经济效益展开，基本都侧重于农产品供给与安全、产业水平、科技水平、基础设施等量化指标，而在生态服务能力与资源节约方面的指标选取差异大，间接地为经济指标服务。北京把农业资源环境保护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采用亩均化肥用量、生物防治面积所占比重、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冬春农田比率、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5个指标来量化考核农业生态服务的效果，占其指标总数（27个）的18.5%，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设置了“万元农业GDP耗水”指标。然而，杭州和上海都选取4个指标，分别占其指标总数的18.1%（22个）、22.2%（18个）；武汉和西安只设置3个指标（如表2）。由此看来，对于农业环境资源方面的指标设置少，未达成共识，既不能反映都市农业对环境资源的要求，也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这是因为，一方面农业环境资源保护及生态服务价值难以用量化，另一方面迫于农产品供应保障与农民增收的压力，追求眼前的农业增长与经济效益，轻视环境资源保护的长远效益，缺乏保护环境资源的实践动力与长远计划。因此，应完善都市农业的指标体系，设计一套综合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利用的量化指标，加强都市农业生态价值的考核，兼顾环境污染控制、资源循环利用及农业环境综合治理，维护农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
3.3都市农业发展项目规划
北京市围绕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目标，规划了“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观光休闲农业提升工程”与“低碳农业推进工程”，还根据都市农业对环境的影响评价制定了减缓环境影响的具体措施，提升农业综合服务价值。但其他城市并未设计出农业环境资源保护实践方案。其中，杭州设计了“生态循环农业工程”“安全农业工程”和“优质农产品工程”，上海规划“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动物疫病与植物病虫害防控建设工程”，西安规划“观光农业发展工程”与“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工程”，主要目的都是推进农业升级，提高农产品供给保障与安全水平，但都缺乏农业环境资源保护的整体方案。由此看来，各城市围绕都市农业经济功能设置发展项目，突出农产品供给保障、安全及产业发展水平，并未将环境资源保护列入实践（北京除外），虽然提出了农业环境资源保护的目标，尚未把资源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落实到发展实践中，轻视生态价值开发，也未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都市农业发展的大前提来对待。
3.4都市农业发展的困境
都市农业发展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包括水、土地等自然资源与空间稀缺、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的困境、粗放经营的农业价值开发深度不够、农业整体利益水平低等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急需修正都市农业的发展定位与实践，紧密围绕农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深入发掘都市农业经济功能以外的生态服务、旅游休闲、体验教育、文化人文、辐射示范等多功能，延伸农业产业链，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升农业的整体利益水平，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以北京为例来分析都市农业发展的困境。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乡对有限资源的争夺更激烈，耕地逐年减少且不可逆转，农业用水被进一步压缩，环境累积性污染的恶果日益凸显，资源瓶颈约束的矛盾日趋突出。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到300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6，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5[11]；全市实有耕地332万亩，基本农田280万亩，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16亩，不到全国平均水平（1.4亩）的12%，远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工业“三废”、生活废水与垃圾以及农业污染等，除水源涵养区外，土壤、河流、地下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城区300公里河道有一半严重污染，郊区超过70%的河道被严重污染[11]。城市生活垃圾规模逐年锐增，据统计2008年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达672万吨，日均1.84万吨，且每年按8%的比例增长，预计2015年将达日均3万吨，90%以上的生活垃圾被运到京郊填埋，其污染远远超出了环境净化能力。畜禽粪便、秸秆焚烧、地膜残留、化肥农药过量使用以及农业废弃物滋生的病害与有害物质等，造成农业环境累积性污染，使农业环境恶化趋势难以遏制。此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农民务农机会成本提高，农业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农民增收难度更大。总之，水土资源极度稀缺、农业环境严重污染、生产成本快速上升，成为北京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巨大障碍，使其未来发展更具挑战性。这就急需用高科技引领都市生态农业发展，发掘农业在旅游休闲、生态保护、文化传承、辐射示范等方面的综合服务价值。
4基于后现代思维反思我国都市农业的发展道路
发展现代农业论文范文3
关键词：土地制度；家庭承包制；土地股份投包制；创新
前言
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完成农业的现代化改造。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升，现代农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与现行分散承包的土地制度之间的矛盾将日渐加剧。如何通过现行土地制度的创新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土地制度创新的约束条件和方向选择
土地制度不是某种因素、某种力量作用的简单函数，它是某个特定时期特定政治、经济及社会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土地制度创新必须充分考虑到制约其生成的种种条件。制约我国当前土地制度创新的主要条件有：
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始终被认为是决定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由于土地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土地制度不仅是农业部门最重要的制度安排，而且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最基本的方面。特别是对于那些农业比重还很高甚至是国民经济主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土地制度更成为整个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鉴于我国整体经济性质和土地制度在整个经济制度安排中的重要地位，现阶段土地制度的创新不能也不应当越出公有制的框架。
第二、从总体技术特征来看，我国尚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阶段，广大中、西部地区，传统农业的特征还相当明显。全社会70％左右的人口仍然要依靠这个最原始产业提供生存保障，近50％的社会劳动人口仍然只能从农业中得到就业机会。根据马克思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原理，现阶段土地制度安排必须与农业发展过度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而不能超越农业发展阶段去建构现代农业阶段的先进的土地制度模式。
第三、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发展追求的而且是希望尽早实现的目标，现阶段土地制度安排应有利于将农业生产导向现代化目标。鉴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以及工业化加速导致农业资源的非农转移，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政府推动农业发展的首选目标。政府这一农业发展目标偏好，决定了它必然倾向于有利于上地产出率提高的土地制度选择。增加农业生产收人，缩小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之间的利益差距，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追求的最现实的目标。上地制度的设计必须有利于满足农民对收人增长目标的追求，这＃才能使农民成为推动农业发展最积极的力量。我国现阶段土地制度的设计，既要有利于政府产量增长目标与农民收人增长追求之间的协调，又必须使它纳人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早日实现的长远目标的轨道。
第四、一种土地制度是否合理有效，最终只能由农民在这种制度下的行为反映作出检验。一种可行的土地制度，不仅不能背离广大农民的意愿，相反应当反映他们的利益要求。在我国农业发展现阶段，占有土地是广大农民最基本的愿望，土地的流转化程度低就是证明；产权不受侵犯是来自农民最强烈的呼声，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农民对过重负担的抵制和抱怨；家庭经营是最受农民欢迎的生产组织形式，改革前后农民截然不同的工作态度是最有力的说明。
土地产权制度的有效性，来自制度安排与其所对应的约束条件的协调性。针对不同的约束条件，只能实行不同的土地制度安排。我国新型土地产权制度，只能在上述约束条件给定的框架内生成，并且只能是这些条件的内在要求处在耦合和均衡状态时的产物。上述约束条件给定的我国现阶段土地制度的创新空间是相当狭小的。它们决定了我国土地制度创新只能沿着如下方向推进；（1）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寻求产权主体明确、产权权能完善的新型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也就是说，虽然对现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改革是必要的，但这种改革最好是集体所有制的完善或新型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建构，而不应是对集体所有制的替代。（2）在家庭经营不变的基础上探求土地资源有效配置方式和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土地利用方式。家庭经营方式的改变，不仅背离了广大农民的意愿，也会使政府粮食总量增长目标至少经受不确定性的风险。
二、土地股份投包制：新型土地制度模式的设计
在理论界提出的各种土地制度模式中，完善家庭承包制模式对现阶段土地制度创新约束条件的考虑相对最为充分，因而它受到政府的推崇并成为我国现阶段上地制度建构的主体模式。这一模式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对家庭经营方式的充分肯定。这种肯定首先源于推行改革20年来农业家庭经营的成功实践，并且可以从世界农业发展的普遍经验中获得支持，同时现代产权理论和农业发展经济学中亦不乏理论依据。但是，家庭承包制完善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对传体体制下形成的土地集体所有的权属关系存在的固有缺陷采取回避态度，试图绕过所有制通过经营形式的改善来克服根源于所有制的产权缺陷。不可否认，这只能延缓和积累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现有土地产权制度的不足进而刺激农业增长。
在现有土地制度创新模式中，土地股份合作制最具创新意义。一方面它在集体所有制或公有制的前提下比较好地实现了集体产权的明晰化，另一方面又为土地的集中和规模化经营提供了一条极富启发性的思路；一方面它迎合了农民实实在在占有土地的愿望，另一方面又满足了政府土地制度创新低政治风险的要求。不难分析，土地股份合制与我国现阶段土地制度创新依赖的约束条件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协调的，因而它的出现受到理论界和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现有土地股份合作制探索反映出来的最突出问题，是存在着以合作化经营或集体化经营否定家庭经营的倾向。尽管其出发点是试图克服家庭分散承包带来的规模不经济，但这种倾向还是值得认真反思的。因为农业中集体经营的低激励效应和高管理成本不制转变为土地股份共有制，并把股份共有制视作集体所有制的新型实现形式。土地股份投包制提出的主旨在于消除一些土地股份合作制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误区，即忽视农业产业特性而试图以集中化、统一化经营取代农户的个体经营。因此，与土地股份合作制相比，土地股份投包制的突出特点，是试图使家庭经营方式在土地产权清晰健全、土地配置规模合理的基础上继续成为农业持续增长和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制度性保证。
三、家庭承包制向土地股份投包制的过渡
土地股份投包制设计的基本目标，是希图在较易得到政府和农民双方接受并支持的基础上，建构起土地合理流转和有效集中的机制，从而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顺利过渡。土地股份投包制的现代化指向和规模经济偏好决定了其建构的主要条件是，农村非农产业应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农业劳动力能够实现较大规模的非农转转移，使目前紧张的人地关系与劳地关系得以改变。如果没有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出相对宽松的人地比例关系，70％左右的农业人口依然凝固在农业上实现就业和维持生存及低水平发展，那么，以减小土地有效流转阻力的土地股份化设计必然失去意义，以扩大农户经营规模的投包机制亦无发挥作用的可能。
土地股份投包制建构条件表明，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二、三产业发展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还不具备该模式普遍推行的条件。因此，上地股份投包制在我国的建构，第一，在时间上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我国农业人口的比重还很高，农业人口的非农转移任务还相当艰巨；第二，在空间上将由点到面逐步扩展，首先在二、三产业发展较快地区形成，然后随着非农产业发展的地域扩张而逐步推开；第三，在农业发展战略上，应把土地股份投包制的建立与加速二、三产业特别是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
土地股份投包制是土地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而这一制度变迁的起点则是现行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由于在土地所有制和经营方式方面的一致，使得两种制度模式之间能够实现较好的衔接。其衔接过渡可以通过三个阶段完成：
1、由农户土地承包权向农户土地股份所有权转换阶段。（1）认定目前集体土地按人均承包的合理性；（2）限定这种合理性的有效期限为截止目前。以后土地不再根据人口的变动而调整；（3）在承包权稳定化的基础上，赋予农户对经营的集体土地份额的股份所有权；（4）实行土地股份所有权和相应份额土地经营权的统一，农户可以直接经营自己应占股份的土地。
2、股权与经营权统一向股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转换阶段。在农村二、三产业获得一定发展和非农就业机会增加的基础上，确立股份共有土地的经营数量下限，促成小规模经营农户在持有土地股权的条件下寻求农外就业和放弃经营土地，将土地逐渐向少数种田能手手中集中。
3、股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完成阶段，即社区农民股份共有上地的少数农户规模经营阶段。这时，原大部分农民持有土地股权而在非农部门就业，少数农民通过竟包在完成农业税和交纳地租的基础上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
参考文献
1、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2、D．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3、V．奥斯特罗姆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6年．
发展现代农业论文范文4
一、积极引导工商资本因地制宜，投资现代农业适宜领域
一是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殖业。这主要包括种子种苗业、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业等。对工商资本而言，相比大田生产，这些领域资金和技术门槛较高，能够实现工厂化生产，受国家政策支持，投资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如美国孟山都公司，近年来卖掉多个传统企业，专注于农业生物技术领域，迅速成为全球著名的种业跨国公司。
二是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是保障民生的重要支柱产业，也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成长活力的产业之一。作为工业与农业的交汇点，具有稳定的较高的利润空间。如粮油精深加工、果蔬产地加工、水产品精深加工、特色农产品加工等。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进一步提升空间很大。
三是农业生产业。农业生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的朝阳产业。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业发展较为滞后，与现代农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加快发展农业生产业是国家政策支持的重点方向。随着农业生产对生产业需求的提高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农业生产业盈利性和收益排他性持续增强，工商资本进入壁垒和风险在下降。具体而言，可以重点进入良种配送、农资连锁经营、农产品现代仓储和物流、新型农技服务、农机跨区作业、农业信息数据服务等领域。
二、完善扶持政策，形成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的多赢格局
首先，要搞好规划。要高起点、高标准地编制全市农业用地专项规划，全力保障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必需用地，加快推进现代高效农业建设。按照规模适中、设施完善、产业突出、技术先进的要求，在全市规划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农产品加工园区、粮食产业园区、特种养殖园区等，引导同类型企业向园区集中，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集群。
其次，要完善惠农政策。在用地用电用水、项目立项、产业准入、金融信贷、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扶持。要想方设法落实设施农业用地政策，对农业企业、家庭农场的临时生产配套设施用房，尽快落实“允许其在流转土地范围内按5%左右比例作为设施农用地”政策。对工商资本创建良种配送型、加工型、流通型、服务型等龙头企业，就先进设备、种子种苗引进、技改升级等给予贴息扶持和税收优惠。对注重经济、社会、生态三重效益，单位土地产出效益高、解决本地就业数量多、生态功能显著的工商资本企业实行税费减免或以奖代补。再次，要全面推行农业政策性保险。要进一步扩大险种范围，探索设立市场风险防范基金，采取政府贴一点、社会补一点、企业交一点的方式，形成“价高时收缴、价低时补贴”的风险防范机制，提高企业对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的抵御能力，解除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的部分后顾之忧。
三、改善投资环境，做好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发展的后续服务
一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投资环境。主要包括农村水利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农村道路通达、农村通讯网络信息化工程等。
二要切实解决农业企业专门技术人才短缺和自主用工的问题。要充实加强市镇两级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机构，根据本地农业产业的特点，引进相应专门农业科技人才。帮助工商企业加强与农业大专院校和农业科研机构的联系，保障专业人才供给和加快科研成果转化。要加大人才培训力度，支持农业企业自主用工，以成立村级劳务合作社形式，构建新型劳资关系，既解决企业用工困扰，消除用工方面的强买强卖、滥竽充数现象，又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三要妥善处理农业企业与当地农民的矛盾冲突。农民与农业企业的矛盾产生有的是农民承包地流转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农民心理失衡，契约意识淡薄，由此滋事生非；还有少数农民法制观念不强，顺手牵羊，明摘暗偷，甚至蓄意破坏、报复。对此，地方政府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制订和完善乡规民约。要积极做好协调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地调解好农民与企业的矛盾。对少数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坚决惩处、绳之以法。
四、创新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分享企业发展壮大“红利”
一是大力提倡“公司+基地+农户”服务型规模经营模式。工商资本投资创立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如靖江粮食产业园的扬子江粮食物流中心、南方小麦交易市场等企业。公司与农户签订收购订单，并帮助当地连片规划、供应良种、培训技术、统一病虫害防治，提供贷款担保等，向农户收购质量可靠的加工原材料。这种工商资本与农业结合的模式，既没有触动家庭承包经营权，又实现了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民增收，且减少了用工纠纷、明抢暗偷等问题发生，比较符合靖江市情，应大力提倡。
二是积极探索和发展工商资本与农民土地相结合的股份公司。即工商企业出资金、技术和管理人员，农户以承包土地折价入股，从而结成命运共同体，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但要进行充分市场论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以种子种苗业和栽培对象主要为蔬菜、花卉、水果为主的设施农业等高效益项目为主。要保证农户代表股东地位，增加企业决策、经营、分配透明度，防止由于工商资本一股独大，可能出现的侵害农户股东利益事件发生。
五、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力培育农业企业家和新型职业农民
最近几年，“谁来种地”开始成为现实压力和挑战，“怎样种地”的现实考量日益迫切，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需要相应的规模化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就迫切需要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尽快构建起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目前靖江市分散经营的农户由于地块狭小、劳动力与劳动技能相对缺乏、个人种植效益相对较低。要创造条件鼓励土地向家庭农场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产品协会，形成有规模生产能力、质量保证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的市场经营主体。同时，推动农业龙头企业做强做大，在“公司+农户”等多种形式的产业化链条中发挥引导和带动作用。
农业企业家是农业企业化的主要经营者，农村资源的开发、加工生产、核心技术的开发应用等，都离不开企业化这一主要载体。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利用现代企业经营理念，以创新精神整合农村资源，通过品牌塑造、终端消费市场渠道建设、质量标准体制建设和资本整合，最终构建有效的企业和农户联合体，形成“贸工农”产销一体化发展格局。这就需要大力培育既懂工商经营、又懂农业农民的复合型企业家。要立足引导本地大型知名工商企业，如新世纪造船、亚星锚链、光芒集团、三江电器等投资带动靖江农业。依靠政府支持，市场引导，促进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对农业企业家进行经营管理培训，为农业企业家提供风险预测、法律、商务信息等咨询服务，以“农业企业家协会”形式交流经营管理经验和教训等，实现工商企业家向农业企业家的复合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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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农村劳动力短缺
农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是农业顺利发展的基础保障。由于农村年轻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普遍存在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市场意识相对薄弱的特点，不容易接受新技术、新观念，农业科技难以推广和普及。特别是蔬菜种植等劳动密集型农业产业开始出现用工难的现象，农忙时节更是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
1.2安全监管队伍薄弱
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目前金山区基层监管队伍建设力度不足，镇、村级农产品监管人员以兼职为主，监管工作不能保证；再加上农业生产中散户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且散户规模小、比较分散、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水平较低，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任务重、难度大。
1.3农村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村、农业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工业污染源、农业面源污染以及生活污染源影响农村、农业生态环境的现状亟需得到改善。
1.4农业组织化程度偏低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金山区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偏低，与市场化要求明显不相适应，农业品牌出现散乱的情况，农业生产的标准化程度较低，严重影响了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1.5农业资金投入不足
都市型现代农业对资本需求要求较高，因此，资金投入不足对金山区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农业资金投入习惯于以财政公益性为主的支持框架，没有充分吸纳国际资本、国内资本和民间资本对农业设施的投入，尤其是对农业科技、农业机械化的投入不多，农业科技化、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影响了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
2推进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思考
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思路：以提升农业的综合竞争力为中心，聚焦重点产业和重点区域，突出经济、生态和观光休闲功能，建立农业现代产业体系、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健全资金投入体系和培育组织创新体系，推进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
2.1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农业结构不断优化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突出区域特色，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以“品牌农业、休闲农业、生态农业”建设为重点，稳步推进“优质稻米、绿色蔬菜、名优瓜果、特种养殖”四大优势主导产业。通过种植业结构调整，增加粮食生产的抗自然风险和盈利能力；在蔬菜生产上，由种植当地传统品种向种植营养保健、色彩丰富的进口品种转变。在稳定粮食、蔬菜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优质蔬果生产，使金山区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要立足农业产品标准化，全面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化种植和标准化生产，通过与地方实际相结合，积极梳理、制定特色农产品的生产技术和品质标准，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进行生产。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为核心，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集中力量培育一批市场占有率高、经济效益好、辐射带动力强的农产品知名品牌，全面提升现代农业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效益。
2.2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加大科技兴农力度，推进先进、适用技术在金山区先试先行，使金山区成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新高地。切实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进新型农民培育工作，使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成为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完善区、镇两级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建立职能明确、机构完善、队伍精干、保障有力、运转高效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积极引进高端农业人才投身于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建设与发展中，可利用农业产学研基地等平台，建立农业科技人才与国内外农业科研机构的互惠共赢的合作机制，推进金山区农业科技上新水平和新台阶。
2.3健全资金投入体系，提供可靠的财力保障
加大市、区两级财政对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实行公共财政资金的倾斜。在积极争取政府资金投入的同时，还可通过招商、联合开发等形式，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金山区现代农业发展，参与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
2.4培育组织创新体系，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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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中图分类号：D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71-02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