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风险表现形式及应对策略

网络舆情风险表现形式及应对策略

摘要:网络舆情日益强大,舆论场间互动阻力变强,很可能由意见不一致演化为网络舆情风险。网络舆情风险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愈加突出,如何快速识别舆情风险,并巧妙应对是社会发展的必备能力,而在舆情风险预警和治理上还存在哪些不足,也是必须明确的。

关键词:网络舆情;舆情风险;风险监测

网络舆情风险,即网络舆论对承担主体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可分为周期性舆情风险和突发性舆情风险,一般出现在网络舆情发酵期和高潮期的过渡阶段,甚至会直接推动高潮的来临。网络舆情风险出现的原因:一是社会事件的争议和危害大;二是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使网民的表达方式和渠道多样,成本低廉;三是人们权利意识和表达欲望的增强与网民心理失衡和群体极化;四是政府及媒体舆论引导缺位,使网民情绪激化而产生舆情风险。

1网络舆情风险表现形式

1.1国际舆情“他塑”的国际传播陷阱

施拉姆提出,世界上的新闻存在着从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流动的现象,当今的国际舆论也呈现着“西强我弱”的格局。我国在话语权、传播力和影响力上都存在不足。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今天,各国经济、政治摩擦不断,国家形象塑造、政策解读以及国内热点解释,不是由我国完成的,国际上评价和讨论并不是由我国引导的。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进行解读,引导国际舆论,形成由他人引导的国际舆情,甚至传播反动言论和谣言,抹黑我国。境外各主流媒体大多已完成了网络化转型,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网络平台也潜移默化地完成了国际舆情的“塑造”。从新疆“5•22”暴力恐怖事件,到昆明暴恐事件,近几年,少数境外媒体对中国在新疆的反恐和打击犯罪措施的污蔑,国际舆情“他塑”不仅影响国家形象,更会造成国内民众恐慌,甚至产生政治风险。

1.2情绪性舆情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网民由共同兴趣和看法结成虚拟共同体,内部具有较强的团体意识和群体情绪感染力,使意见很快在群体内传播并一致对外。当网络意见一边倒时,表现为“舆论强势”,当群体之间意见相左时,表现为网络论争。在出现“舆论强势”时,群体意见会裹挟社会意见,不仅使少数人成为“沉默的螺旋”,而且会“麻醉精神”,使其放弃思考而无条件融入到已有的强势态度中去,“群起而攻之”,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成为社会谴责,产生媒介暴力并延伸到现实社会。如“钓鱼岛争端”引发的打砸日本车行动。而不同群体之间的论争则表现为不同利益集团,不同喜好,不同地域之间的网络骂战,如“粉丝掐架”和“地域黑”等。在一定条件下,情绪化舆情催生非理智的社会行为,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会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1.3舆论强势影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舆论作为一种社会公众意见的集合,当意见聚集到一定程度而形成舆论强势时,软控制力效果越发明显,对社会和个人产生压力,并推动着事件向舆论的指向发展。网络舆情集聚时间短,规模大,更容易形成舆论强势,并顺着互联网将压力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国家机器。舆情与国家机器的互动最常见于舆论监督。国家的法规、制度、执行机构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并不与公民的意愿完全一致,在“万众皆媒”的时代,分歧发生时,舆论强势就有倒逼国家机器,影响其正常运转的风险,如2011年“药家鑫案”中的“媒介审判”现象。在某些国家还出现过颠覆政权的严重后果,2009年的“伊朗革命”俨然就是一场“Twitter革命”。当政府行为有违其工作原则时,由于对象的重大性和事件的显著性,更会在网上发酵舆论声讨政府,损害政府权威,如“70码”和“躲猫猫”事件。

1.4处理不当削减媒体公信力

媒体公信力是传统主流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的重要品格,网络媒体赋权普通公民,消解了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自媒体成为网络舆情发酵的重要平台,互联网也成为舆情风险的多发地。自媒体不断以碎片化的形式还原真相。一方面,人们会对媒体报道缺位或失责而失望以至于降低媒体公信力。例如:2017年北京大兴群租房失火事件后政府为保护人们安全对出租房和租房外地人口进行整治,但由于政府传播受阻,主流媒体集体失声而被误解为强制性驱逐外来人口,舆情快速在微博和微信发酵并直指北京政府。另一方面,由于媒体报道方式失当,人们对媒体报道内容和报道形式产生质疑或谴责以至于降低媒体公信力。例如:2018年11月4日福建泉州碳九泄露,6日,一段泉州广播电视台记者戴口罩采访却说空气质量合格的视频在网站和微博上广泛传播,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被网友评价为“拿着话筒对着镜头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5网络“舆论波”侵犯公民合法权利

互联网时代,社会舆论在时空上达成一致,舆论波是社会意见以起伏状态由舆论中心向外扩展的动势,是民心波动的体现。事件的发展与碎片化的新闻报道同时更新,当“舆论波”形成时,网络上存在多个舆论中心,并充当意见领袖,引导网络舆论,加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多渠道互动,使多个舆论中心发出的“舆论波”产生共振。媒体刻板印象以及网络情绪化发泄的需要成为“帮凶”,特定个体常常成为“舆论波”的靶子,影响正常生活,侵犯合法权利,特别是对人格尊严权、隐私权的侵犯最为严重。例如:2018年10月28日重庆大巴不幸坠江,女司机“背锅”12小时中,受到了舆论审判,网友辱骂侵犯其名誉权,人肉搜索侵犯其隐私权,甚至其正常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严重影响。

2目前网络舆情风险监测困境

2.1如何识别潜在舆情风险

舆情的生成和传播总是由隐到显,由弱到强,由近到远,呈现出环状波动。如何识别潜舆论、显舆论和行为舆论成为有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由于网络舆情风险往往出现在发酵期和高潮期的过渡阶段,其中变量多且不可控,包括用户的个人感情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官方介入程度和引导效果等,都会影响舆情风险是否会发生以及何时发生。另一方面,网络舆情风险指向的对象往往是突发性的事件,这一类事件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使潜在的舆情风险也很难监测。

2.2如何准确判定网络舆情感情色彩

监测和评估网络舆情风险一般使用检查筛选关键词词性的方法,通过文章中正向词和负向词的使用情况来判断其感情色彩。一方面,关键词的关联词较多,很容易将这些冗余信息也纳入计算体系,甚至还会被商家利用进行广告宣传。另一方面,词语感情色彩会随应用场合不同而变化,特别是受网络亚文化的冲击,如何让数据库和网络文化很好的契合也成为了一个难题。这就对我们的网络舆情风险监测的语义数据库提出可更高的要求。

2.3如何监测多种媒体表现形式

网络媒介产品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文字、图片、音频、短视频、长视频、H5、VR、AR等,且会越来越多。现有的监测手段多是以文字为目标,如微博,但还应考虑如何将上述多种媒体形式的产品纳入网络舆情监测体系中去,如抖音等视频社交媒体,针对不同的媒体形式制定专门的检测方法和衡量标准。

3网络舆情风险规避策略

3.1政府:正面回应,适当管制

面对网络舆情风险,政府要正面处理风险源,管制网络空间,积极消除网络舆情风险带来的影响。首先,政府要掌握话语权,决策透明,信息公开,充分应用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政府平台媒体号,促进官民有效沟通,积极参与到舆论与社会行动形成的过程中,以免造成社会信息流中缺乏主流声音,被误读而造成舆情风险。其次,要加强网络管制,推行网络实名制,虚拟网络现实化,将非正式传播变成组织控制和规范内的正式传播,加大对煽动网络舆论和传播谣言的惩罚力度,提高犯罪成本,将网络责任与现实社会主体匹配。同时,要注重国际舆论场的引导,提升主流媒体的话语权与传播力,打造国际化的传媒集团,设置国际议程,掌握国际舆论引导的主动权,防止掉入国际传播陷阱。

3.2媒体:提升风险意识,塑造新传播体系

风险社会中,要加快信息机构的成长。首先,要提升媒体的风险意识,加强媒介教育,加深社会对网络舆情风险的了解。其次,要塑造新的传播体系,它区别于现有的组织机构型传播体系,媒体要保证社会重要信息服务的时效性、准确性,充分发挥媒体信息的作用,通过议程设置平衡显著性信息、说明性信息、知识性信息、解释性信息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平衡网民的知识结构;创新传播手段,引进新技术,充分利用VR、AR、无人机、传感器等信息材料,“万物皆媒”;媒体要通过网络积极参与到舆论和公共行为的形成过程中去,平衡各个舆论场的意见,将社会传播扩大化、正式化,培养高质量的意见领袖;加强新旧媒体的互动联合,以及社会各部门与媒体的“跨界融合”,发挥媒介的连接功能,使整个社会形成复杂却有序的连接网,促进不同利益群体对话协商,化解社会冲突,塑造更理性的网络媒体平台。

3.3舆情监测机构:提升监测水平,打造科学风险评估体系

人民日报社所属有关机构2008年组建了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舆情室,百度、新浪、清博大数据等网络媒体也纷纷建立了网络舆情监测分析系统。首先,要完善网络舆情的监测机制,进行常态化跟踪监测,按时生成舆情报告;建立专门的舆情监测小组,权责分明,重点明晰,与其他社会机构或政府部门展开长期和稳定的合作。其次,要加大技术投入,以大数据为基础,人机结合,深化网络爬虫技术的数据抓取和挖掘能力,利用传感器获得更广泛的行为信息,提升数据分析和问题发现能力,及时预警;还要不断提升网络舆情可视化水平,提高舆情研判的准确性,有针对的进行引导,做好风险应急预案。再次,舆情监测机构应加大科研投入,与高校进行合作,研究科学可行的舆情风险评估体系,建立不同的衡量指标,从事件的伤害程度、复杂程度、持续时间、关联属性、热度和社会介入程度等几个方面入手,分配不同的权重,在广泛收集用户信息的基础上,计算出网络舆情的风险系数。

3.4用户:理性传播,提升媒介素养

“个人门户”时代,每个用户作为网络节点,是传播的中心,舆情沿人际关系传播。首先,用户应明确自媒体的力量,对社会事件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保持思考,不因片段性的事实贸下结论,采取对话和协商的形式而非情绪性的传播,更不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形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网民心态。其次,要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提升媒介使用能力,多方证实,完善知识结构,还原事实真相,不做“乌合之众”,敢于反对舆论强势,不做“沉默的螺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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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宇,傅敏,罗加蓉.震灾网络舆情风险检测指标及其评估方法[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3]王秋菊,师静,王文艳.网络舆情风险的表现形式及规避策略[J].青年记者,2014(11):58-59.

[4]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64.

作者:路颖 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