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刑法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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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刑法论文范文1

注释方法，简而言之，就是对刑法规范涵义的阐明。具体而言，就是“从既有的案件事实出发而理解刑法规范的意义， 其任务是将刑法规范具体适用于每一种特殊的案件事实”。以注释的方法构建起来的刑法学被称之为注释刑法学或者是刑法解释学。注释方法典型的特征就是其严格遵循刑法的明文规定， 在现行刑法规定的范围内运用各种解释手段对法条进行诠释，以寻求最符合案件事实的法律规范。思辨方法是对隐藏在刑法法条背后的理性（法理基础）进行寻根究底，力图在更抽象的层面，探究刑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以思辨的方法建构起来的刑法学被称为刑法哲学或者是批评刑法学。思辨方法是刑法学对哲学思辨的引入，思辨方法典型的特征就是它不拘泥于刑法的明文规定， 它注重的是探究隐藏在法条背后的理性———法理基础。因此， 思辨方法具有着深刻的批评思想和强烈的问题意识。

注释方法从两汉开始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是我国刑法学领域主流的研究方法。但是，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法学研究的复兴，思辨方法逐渐开始兴起并日趋流行。思辨方法的流行，肇始于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一书。陈兴良教授在《刑法哲学》中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崇尚思辨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刑法学如果无愧于这个时代的重托与厚望，必须提高自身的理论层次，引入哲学思维，使刑法的理论思辨成为对时代本质的思维，与时代变革的脉搏合拍。”[6]并呼吁刑法学研究要实现从注释刑法学到思辨刑法学的转变。由于思辨方法具有学术气息浓厚，理论自足性强，易于标新立异等特性，于是乎，思辨方法成为刑法学研究的时尚和潮流。各种运用思辨方法撰写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层出不穷，注释研究方法的主流地位也因此渐失，并被思辨方法所取代。然而，注释方法并不甘没落。以张明楷教授为代表的注释方法的支持者，对此作出了强有力的回应。 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一书中称：“刑法解释学不是低层次的学问，对刑法的注释也是一种理论，刑法的适用依赖于解释。因此，没有刑法解释学就没有发达的刑法学，一个国家的刑法学如果发达，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解释刑法下了功夫。就适用刑法而言，刑法解释学比刑法哲学更为重要。”[7]在随后撰写的《法益初论》、《刑法的基本立场》、《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的专著中，张明楷教授则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论证了注释方法的重要性。由于对刑法的注释本质上也是一种高层次理论，而这种注释是在刑法的明文规定下进行的逻辑演绎，因而注释方法比思辨方法更切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要义。思辨方法不拘泥于刑法的明文规定，其结果难免不自觉地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偏离，因而与思辨方法相比，注释方法更具有实践性和应用性，而刑法解释学也比刑法哲学更利于刑法的适用。基于以上的认识，学者们逐渐减弱对思辨方法的热衷，对注释方法的研究也逐渐升温回暖，并旧爱重生，刑法学界的研究方法也因此由思辨重归为以注释为中心。

思辨方法与注释方法的争论，正如我国学者刘艳红教授所言，实质上是当代哲学中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争。在哲学领域里本体论与认识论到底孰轻孰重，现今或许将来都难以有定论。但是，在刑法学研究领域里，作为认识论化身的注释方法应当优先于作为本体论化身的思辨方法， 注释方法才是刑法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不可否认，思辨方法的引入，大大拓宽我国刑法学研究的视域，刑法学研究的触角，也从单纯的刑法条文延伸到刑法的精神、价值、人性基础等根基，刑法学理论研究因此得到繁荣，刑法条文本身也因此得到完善。但是，我们更需要看到，在罪刑法定的语境之下，思辨方法以“我认为”的形式存在，其不拘泥于刑法法条的自由，很容易与罪刑法定的语境相冲突， 而且通过思辨而得的理论其实践性和适用性也让适用者产生质疑。 刑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这样的冲突与质疑势必会影响刑法的实际运行，影响刑法对社会的调整作用。因此，在罪刑法定的语境之下，注重实践与适用的注释方法才是我国刑法学研究的主流方法，思辨方法并不适合在我国的刑法研究中担当研究方法的主流角色。

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逆向发展与横向联姻

实证方法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之一， 将实证方法引入到法学领域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法学领域的实证研究是“指按照一定程序规范和经验法则对法律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8]。实证研究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 具体包括四种方法即观察、调查、文献分析、实验[9]。思辨的方法如前文所述是对蕴含在法条背后对法条起支撑作用的法理的探究。 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相比较具有以下的不同点。首先，两者的推理方式不同。思辨方法的推理一般运用的是演绎推理方式， 而实证方法的推理一般运用的是归纳推理方式。 由于演绎推理的方式是一般到具体， 而归纳推理的方式是具体到一般。所以，思辨方法注重于纯粹的理论构建，喜欢就事论事，而实证方法则注重于事实论证，喜欢用事实说话。其次，两者关注问题的细致程度不同。由于实证方法是建立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因而实证方法更注重关注刑法个案及其他与案件事实有关的细节问题， 甚至连一些与案件无关的蛛丝马迹也不会放过。而思辨方法则注重于整体研究，对于细枝末叶的东西常常视而不见， 这与思辨方法的推理方式不无关系。最后，实践品格与理论品格不同。实证方法是对法律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其具体的方法包括观察、调查、文献分析、实验四种。因此，实证方法更具有实践的品格。而思辨方法是对蕴含在法条背后对法条起支撑作用的法理的阐述，其落脚点在于对刑法及其条文的合理性进行拷问，因而思辨方法更具有理论的品格。通过两者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之间实质上是一种逆向发展的关系：实证方法重个别，思辨方法重一般；实证方法重细节，思辨方法重整体；实证方法重实践，思辨方法重理论。

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之所以呈现以上的逆向发展关系，究其深层原因，在于实证方法是自然科学的“舶来品”，而思辨方法则是哲学的“舶来品”。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是中性无色事实，不会牵涉价值判断的问题。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历来都奉行“观察优于想象”的规则，如果没有实证作为支撑，再好的理论也不会被接受。而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万事万物的共同性质和普遍规律，其研究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此，即便没有大量的实证作为支撑，而是通过哲学概念的构建以及概念之间的逻辑演绎，哲学的理论也能够实现自足与自洽。正是基于各自学科性质的原先性差异，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之间呈现出逆向发展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换个维度进行思考，将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这对看似水火不容的研究方法实现横向的“联姻”，那将是另一番的景象。一方面，实证方法的强实践性可以有效补足思辨方法的实践性缺失，从而有效弥补思辨方法过于空泛抽象、言之无物的缺陷，为刑法理论的构建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刑法学也因此具备了科学的特性。另一方面，思辨方法深厚的理论品格则可以有效弥补实证方法之理论不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乃思辨方法研究的基本范式，思辨方法发现的问题越多，在客观上为实证方法提供研究的问题也会越多，同时也为实证方法指明了研究的方向。总之，在刑法学研究当中，我们应当实现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两者之间的横向“联婚”，在思辨的指导下进行实证，在实证的检验下发展思辨，如果真正能实现这样的搭配，这对“夫妻”必将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注释方法与实证方法：支撑主流的是边缘

如前文所析，注释方法在刑法的研究方法中复归主流， 是由于刑法学这门规范学科的性质决定———法律适用才是硬道理。同时，这也决定了实证研究方法在刑法学研究中的边缘地位。 说实证方法是边缘，并无贬低或者歧视之意，笔者之意是指实证方法应用少，在刑法学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在我国的刑法学研究领域中，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所涉领域大多囿于刑罚制度领域， 例如死刑实证研究、累犯实证研究、监禁刑实证研究等。造成以上这种厚此薄彼的研究态度，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学者忽视了实证方法对注释方法的支撑作用。实证方法对注释方法的支撑作用，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实证方法是验证注释方法合理性的试金石之一。刑法的注释方法有很多种，有当然解释也有体系解释，有历史解释也有目的解释，有扩张解释也有限制解释， 各种各样的解释方法合理与否可以通过实证的研究方法进行验证。 通过实证研究对法律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我们可以探寻出哪种解释方法更具有合理性， 更加符合司法实践之需求， 甚至通过实证研究可以丰富注释刑法学的解释手段。因此，从检验注释方法合理性的角度而言，实证研究方法赋予刑法注释的正当性甚至是新的生命，实证方法对注释方法的支撑作用不可忽视。

其次， 实证方法有助于确立和维护注释方法的权威性。 注释方法不是翻字典式地对刑法条文进行机械解读，因此，刑法注释依靠的不只是条文固有的文字含义，它同时也蕴含着对刑法理论（刑法的基本价值、精神、原则以及犯罪概念、犯罪构成、刑事责任、刑罚本质等）的逻辑运用。如果这些理论仅仅是通过闭门造车、苦思冥想而感悟得到的哲理结论，那么， 通过注释方法而得的法律适用结论将很有可能与司法实践相脱节。 这样的解释结论无助于确立并维护刑法注释的权威性， 而实证研究方法的出现恰恰能够弥补注释方法此方面的不足，通过实证考察，刑法理论的合理性得到验证， 而运用合理的理论对法条进行解释，并得出合理的法律适用结论，注释方法的权威性才真正得以确立。由此可见，实证方法是确立与维护注释方法权威性的有力支撑。再者，实证方法赋予注释方法更高的实践品格。法律适用是法律实践活动的一种， 它具有不可争辩的实践性。然而，目前我国刑法学者对法律适用的理解大都依然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 诸多注释结论也仅仅是建立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缺乏系统的、深入的、规范的实证研究。由于实证研究是对法律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要进行实证研究就必须掌握大量的、丰富的、翔实的原初性材料，并通过观察、调查、文献分析、实验的方法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提炼，去伪存真。因此，刑法学者如果能够正视实证研究的作用，大胆地在刑法领域内进行实证研究，在程序式的调查研究活动当中，刑法学的研究人员就会自觉地走出经院书斋，进入杂乱无章的社会，从社会生活中搜集各种有助于进行法律适用的第一手材料，并将通过实证方法而获取的知识注入到注释方法当中，注释方法合理性必将大大增强，其实践品格也因此得到更高的提升，刑法学者也不再沦为与生活不近的“经院哲学家”了。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知，尽管我国刑法学者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领域非常有限，但这无碍实证方法在我国刑法研究中的光明前景；尽管通过实证研究取得的知识成果目前还屈指可数，但有了实证研究方法，注释方法才更有说服力，注释方法也才更加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尽管实证研究方法在刑法研究中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实证方法对注释刑法学的贡献不可磨灭，支持主流的恰恰是实证这个边缘。因此，作为刑法的研究者，我们必须重视实证方法的应用价值。

结论：综合的方法是最好的研究方法

法学刑法论文范文2

 

一、问题的提出   时代的今天，中国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应如何定位，这是每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必须予以回应的一个重大问题。学界基本上赞同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应以重点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己任，但对于什么是应用型人才以及如何培养应用型人才等课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较为混乱，从而严重阻滞了中国地方高等教育的正常或应有的发展。对此，怀化学院以胡建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阶层在指出当前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存在应用型人才概念模糊、应用型人才培养难以落实、应用型人才培养缺乏核心以及应用型人才培养过于功利等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即“三位一体”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以学校特色文化为依托，以‘应用’为特点，以专业能力素质培养为核心，确保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统一，确保公共能力、专业基础能力、专业发展能力的协调统一，确保课堂教学、实验实训、校园文化活动三大人才培养平台的协调统一。”［1］   毋庸置疑，“三位一体”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是对以往人才培养模式的超越与发展，是当下中国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最理性的选择。其中后一个协调统一是前两个协调统一的前提与基础，而在课堂教学、实验实训、校园文化活动三大人才培养平台的协调统一中，课堂教学又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因此，“三位一体”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实施首先应以改革课堂教学平台为突破口。改革课堂教学平台的理想路径在于：其一，课堂教学模式的设计应从“知识本位”转向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基础上的“能力本位”，并遵循能力素质靠学生主体自身内化形成的基本规律，改传统的注入式教学为启发式、探究式教学；其二，教学内容应立足于“基础与实用”，学科的系统性应让位于知识与技能的基础性与实用性，减少学术性内容，强化实用性内容；其三，教学方法和手段注重知识的自我建构，理论课向实践课学习以加强“体验”，实践课向理论课学习以加强“提炼”；其四，教学效果的测评标准应由传统的以知识技能达标（会什么）转向以能力素质综合发展程度（能干什么）为依据［1］。   显然，课堂教学平台改革的核心乃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两个问题，前者所要解决的是教什么的问题；后者所要解决的是怎么教的问题。“教什么的问题”乃“怎么教的问题”的前提，故而，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必然又以各专业具体课程教学内容的相应改革为出发点。目前，法学专业中的行政法学课程相对于民法学、刑法学课程而言，在教学内容方面存在诸多缺憾，实在难以适应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旨趣，但学界与教育界仍未引起高度重视，已有的关于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研究成果也极少且过于浅陋，因此，为了真正有效贯彻与实现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精神与理念，必须认真对待与彰显行政法学课程内容的改革。笔者认为，行政法学课程内容的改革涉足教学内容之量与质的两个向度。　   二、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之量的改革   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课程教学内容方面要求教师能娴熟地驾驭教材、学生能融会贯通所学的理论知识，从而使学生学以致用，实现理论联系实际、服务地方的目的。但我国当下行政法学课程内容的设置存在严重缺失：一方面我们认可行政法是宪法之下的三大部门法之一，是现代法治国家最重要的部门法，因为依法治国的核心与关键乃依法行政，而且与其他部门法相比，行政法律规范赖以存在的法律形式、法律文件的数量最多，行政法学乃教育部所确定的普通高等教育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中十四门主干课程之一，也是最难教学的一门课程；另一方面我们对行政法学内容的设置则持歧视态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融为一体，在教材选取方面，大部分高校选择姜明安教授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使用该书时，学生的强烈反应是书太厚，教师讲授时也觉得内容过于庞杂、实在难以驾驭［2］。   就笔者所处的地方本科院校而言，政法系的法学专业课从总体上分为专业主干课与专业方向课两大版块，从刑法学、民法学以及行政法学三者课程数量的比较视角看，其中刑法学方面的主干课程包括刑法学（一）与刑法学（二），方向课程包括犯罪学、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学；民法学方面的主干课程包括民法学（一）与民法学（二）以及知识产权法学，方向课程包括物权法、合同法以及婚姻家庭继承法；而行政法学仅一门主干课程并包含行政诉讼法学在内，且一个学期必须学完，每周4学时，由一个老师担任。如此，在我系导致的后果是，行政法专业的老师不想担任行政法课，即使担任也深感力不从心；至于学生，更是苦不堪言：畏惧写行政法方面的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担忧从事行政法方面的实践工作。诚如Sidney　A•Shapiro教授所言，法科学生对行政法学只能存在一个不完整的印象，因为行政法学内容过于广泛，老师们不可能讲授所有的内容［3］。PeterStrauss教授讲得更为生动、贴切：我们的盘里所堆放的食物过多以至于教授们难以消化食物，更不用说学生能消化多少了［4］。据此，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之量的改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改革的理想对策在于：一是独立行政诉讼法学以合理界定行政法学主干课程；二是增设相关方向课程以保障行政法学主干课程的有效实施。   （一）独立行政诉讼法学以合理界定行政法学主干课程   相对于刑法学、民法学而言，行政法学是一门发展较晚的课程，因此课程内容建设方面十分滞后。   但随着中国行政国时代的到来，依法行政乃依法治国的关键，从而要求不断培养合格的从事行政实务的应用型人才。因此，我们首先应对行政法学课程进行“瘦身”运动，即把行政诉讼法学从行政法学中分离出来，还行政法学的本来面目，使刑法学、民法学及行政法学三大实体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及行政诉讼法学三大诉讼法学一一对应、相得益彰。这样，行政法学这门主干课程的教学内容仅包括行政法本论（讲授行政法的基本概念、行政法的历史、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及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等问题）、行政法主体论（讲授行政机关、其他行政主体、公务员、行政相对人以及行政法制监督主体等问题）、行政行为论（讲授行政行为的概念、分类以及行政程序等问题）以及行政复议论（讲授行政复议的概念、主体范围以及程序等问题）四大板块，至于行政赔偿，因与行政诉讼联系较为密切可纳入到行政诉讼法学内容中去。#p#分页标题#e#   （二）增设相关方向课程以精简行政法学主干课程内容   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的法科生为什么喜爱刑法学、民法学并乐于学以致用、服务于地方法律实务工作，而对行政法学则敬而远之，这不外乎两个主要的原因：其一，刑法学、民法学课程与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相互独立皆为法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但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融为一体、极为庞杂；其二，法学专业还设置了与刑法学、民法学密切相关的方向课程，如犯罪学、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学、物权法学、合同法学以及婚姻家庭继承法学等。显然，这些方向课程基本上是刑法学与民法学主干课程中的一些主要组成部分，这样，即使任课老师对主干课程讲授得不太理想，但能进一步经由方向课程的讲授予以弥补，从而使学生最终能心领神会。相反，行政法学本身极其繁杂，加之无适当的方向课程对其分解，只能导致学生囫囵吞枣、有苦难言。据此，我们既要敢于坚持独立行政诉讼法学还行政法学的庐山真面目，又要大胆增设与行政法学密切相关的方向课程以精简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对上述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的四大板块中的行政主体论与行政行为论予以精简，因为这两大板块的内容较为繁多，学生难以吸收与消化。对于行政主体论可以把公务员、行政相对人增设为公务员法学与行政相对人法学两门方向课程；对于行政行为论可以把行政程序增设为行政程序法学方向课程。如此，则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中的公务员、行政相对人以及行政程序问题的设置必然较为宏观简洁，而公务员法学、行政相对人法学以及行政程序法学方向课程对这些问题会进一步予以阐释，从而使学生最终能轻松地理解与把握这些问题。　　   三、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之质的改革   我国法学高等教育主要分为法学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博士）教育两个层次，研究生教育根本上是一种法学理论教育，它要求受教育者必须已经具备掌握了法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前提条件，是在大学本科教育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专门化、理论化学习和研究，所培养的是法律学术型人才，而法学本科则应要求受教育者掌握各主要法律部门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具备从事法律职业工作的基本能力和素质，所培养的是法律应用型人才，即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重点定位于为法律实务领域输送专门人才的角度，将律师业、司法机关、警察机关以及其他一些行政执法机关作为人才输送的主渠道，因此，应充分考虑这种职业性质，要按照这些法律职业部门的人才引进要求和标准制定培养方案，有针对性地设置课程体系［5］。具体到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的设置，一方面必须精简，使教学内容保持适当的量，因为如果内容过于繁杂，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无法正常吸收与消化，则谈不上运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还必须在内容总量恒定的基础上削弱内容的理论深度（减少学术性知识），增强实用性知识内容，使内容的质符合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一）内容的理论深度须削弱   目前，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所开设的行政法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太注重理论的深度，即学术性内容偏多，结果所培养的人才既不像学术型人才，也不像应用型人才，从而使地方性法律人才的合理需求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因此，削弱行政法学课程的学术性内容乃培养真正的地方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必要条件之一。行政法学这门主干课程的教学内容的量包括行政法本论、行政法主体论、行政行为论以及行政复议论四大板块，那么减弱其学术性内容的方案体现在：在行政法本论板块中，行政、国家行政与公行政、行政与公权力、行政与行政国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及行政法与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应当简单介绍，不要广征博引，尤其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及各国行政法学的主要流派内容可以删掉，因为这纯属于学术性的内容；在行政法主体论板块中，对于行政法主体的概念以及行政法主体与行政组织法的关系应当仅作简单说明；在行政行为论板块中，对于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立法、行政程序的价值应当仅作简要说明，尤其是行政行为的模式完全可以删除，因为其理论性太强，缺乏实际操作性，适用于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在行政复议论板块中，对于行政复议的概念、性质及特征无需作过多阐述。   （二）内容的实用性知识须增强   削弱行政法学课程的学术性内容为地方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基础，但只有同时增强实用性知识内容才能真正落实地方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因为应用型法律人才必须在法律实务能力方面有所彰显，而大量或丰富的法律实用性知识的理解与把握之于法律实务能力的培育不可或缺。据此，首先，我们应在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即行政法本论、行政法主体论、行政行为论以及行政复议论四大板块中增强行政机关的职责、职权与管理手段、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条件和范围、受委托组织的条件与范围、行政许可条件与程序、行政给付的条件与程序、行政征收条件与程序、行政处罚的条件与程序、行政强制条件与程序以及行政听证的条件与程序等实用性知识；其次，我们还应在上述诸实用性知识内容中穿插适当的案例，这是对行政法学课程实用性知识内容的进一步强化，因为在行政法课程教学内容中先设置法律典则、法律制度、法律原理这样的大前提，再用经过筛选的典型行政案件说明这些法律典则、法律制度、法律原则的法定性和合理性，从而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法律典则和制度［6］。譬如，在设置行政主体中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内容时，可以先着重说明其条件和范围，然后设置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诉讼案来诠释高校的行政主体资格问题，如此，通过以案说法，使受教育者能进一步地理解与掌握相关实用性知识，以使法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最终得以达成。

法学刑法论文范文3

关键词：法学本科生；科研能力；鉴定式案例教学

随着近年来法学教育的发展，法学人才数量呈大幅增长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的数据，法学普通本科毕业生在2000年至2015年间，从19806人增长为131285人。在法学人才数量增长的同时，法学人才培养质量是否同步增长呢？目前，高校和实务界对法学本科生的培养质量普遍反映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学生科研能力不足，应用能力差，实践能力弱。为加强本科生培养质量，把好学生质量关，教育部于2018年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新国标”），其中规定了法学类专业人才应当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其中包括四项专业能力，即学习能力、应用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创业实践能力。那么，在四项能力的培养中，应当以何者为“中心”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呢？本文认为，法学本科生培养质量的提升，应当是知识与能力的同步提高，而将科研能力作为学生培养质量的核心，有助于全面提高法学本科生的专业能力。

一、以科研能力为核心提高法学本科生培养质量

何谓“科研能力”？国外学者对科研能力的界定，采用广义的观点。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娜•休斯、马尔克姆•泰特对“研究”所做的定义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研究，需要的很多技巧都是普通的、日常的技巧，包括提出问题、倾听、做记录和思考的能力；研究并不是由超然的科学家进行的完全客观的活动，它是一种社会活动，受到研究者本人持有的动机和价值观念的强烈影响。美国学者布鲁姆对学习的认知过程的分类，除知识外，还包括对知识的理解、适用、分析、归纳与评价。理解是指该人知道或被告知的是什么，也可以使用被告知的材料或概念，虽然不一定能将该概念或材料与其他东西联系起来或完全了解它。例如，对《合同法》某一条文，能举例说明其适用条件和法律后果。适用是指将某一抽象的规则应用于特定或具体的情况。例如，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学生能找出适用的规则，然后将它适用于有关事实，得出结果。分析是指将某一个概念或事实分解成简单的组成部分，找出这些部分的属性和关系。例如，民事法律关系可分解为主体、客体及内容三个部分，三个部分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归纳是指将不同成分或部分放在一起形成一体。评价是指关于材料及方法对某些目的的价值判断。从两国学者的观点可得出以下几点：第一，科研能力就是一种认知能力或者智力能力。第二，在这种广义的科研能力概念下，学习能力、应用能力都属于科研能力的组成部分。我国学者通常对科研能力采用狭义的定义，普遍认为，科研能力主要包括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获取信息和收集资料的能力、对研究对象及其相关资料和信息进行分析与思考的能力、运用创造性思维提出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结果的能力，以及对科研活动的过程与结果进行表达的能力。我国学者将科研能力界定为较高级的认知能力。显然，新国标中的“科研能力”也在此意义上使用。本文认为，广义的科研能力即智力能力。学习的认知过程中各项能力是不可分割的，新国标中所区分的“学习能力”“应用能力”“科研能力”，实际上都是智力能力的组成部分。本文在不同语境下使用“科研能力”，但就文章的主旨而言，采用的是广义的科研能力。只有真正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才能解决学生培养质量问题。就高校法学专业而言，毕业论文一直是衡量学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但高校法学院普遍反映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质量差，学生只会陈述法条和他人观点，有的学生甚至连他人观点都未理解，只是复制粘贴、囫囵吞枣。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学生并未掌握科研方法的知识和缺乏写作技能的训练，但究其本质原因是高校在理念上认为“科研能力”只是研究生培养的主要目标，而非本科生培养的主要任务。在此理念之下，很多学校并未在本科阶段开设法学方法论课程；有的虽然开设，也未结合学生进行法学研究活动的需要。就学生写作技能的训练，有的学校虽然有学年论文实践环节，但也流于形式，学生并未通过学年论文的写作获得法学思维能力的训练。举例而言，法学研究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为法律解释方法，而多数法学院校并未系统传授这一研究方法并训练学生掌握这种方法。实务界对学生培养质量的质疑主要是反映学生的“应用能力”与“实践能力”不足。实务界认为学生只学习了理论，而未掌握应用能力。事实上，法科学生并未掌握的是“理论知识”而非“应用能力”，也就是说，学生在学习能力方面存在问题，未能真正获得和更新理论知识。例如，从事实务的毕业生咨询的民事疑难案件，有的案件属于法律存在漏洞，需要补充；有的属于法条更新而并未了解新的法条背后的理论。多数情形，不是应用能力的问题，而是理论知识的问题。至于所谓“实践能力的不足”，不应当归因于法学院的教学。因为这种能力的培养不是法学院教学的“核心”。何美欢教授对此有很好的论述。她认为，实务技能（即可认为是实践能力）的核心是处理业务中的人际关系，尤其表现为对待客户的“临床态度”或办公室管理技能。这种能力的培养不是通过法学院的教学活动，往往通过实习等实践环节来锻炼。

二、法学鉴定式案例教学是提高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教学方式

所谓鉴定式（Gutachtenstil）案例教学法，是指德国高校法学院在教学过程中广泛采用的一种案例分析方法。采用该方法分析案例时，要遵循逻辑三段论的规则，先假设所有可能的情形，再分别进行分析论证，最后得出结论。该种教学法适用于民法、刑法和公法等各部门法。在德国，通常在一、二年级开设案例练习课适用这种教学法。这种课程往往进行小班授课，授课人数通常为每班15~20人。民法的案例教学，通常称为“请求权基础的方法”。典型的案例题的出题模式为：“谁得向谁，依据何种法律规范，主张何种权利。”寻找依据的法律规范是“找法”的过程。而相应的支持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法律规范，即为请求权规范基础，简称请求权基础。请求权基础方法在适用时，有一定的检查顺序，须按照合同请求权、类合同请求权、无因管理请求权、物权关系请求权、不当得利请求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其他请求权的顺序依次检索。而在检查每一个请求权基础是否成立时，又必须严格按照请求权是否产生、是否消灭、是否可行使三个步骤来进行。刑法鉴定式案例教学则以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这三个阶层为分析框架，行政法鉴定式案例教学则存在着违法性审查和请求权基础两种模式。源自德国的鉴定式案例教学法在日本、中国台湾被广泛传播，并产生持久的影响，主要在于其有利于法律人能力的培养。第一，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及其适用能力。鉴定式案例教学法以具体案例为研习对象，需要学生从法律条文出发解答案例。在此过程中，学生不能仅以法学概念、理论为出发点回答，需要加深对法条的理解，同时加深对法条中所涉及的概念、制度、理论的理解，才能真正理解法条。在此基础上，学生查阅法条，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可增加其对法学知识的理解和适用能力。第二，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分析、归纳及评价能力。鉴定式案例教学法需遵循逻辑三段论，即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分析模式。在法学逻辑三段论中，法条是大前提，具体案件的事实是小前提，将事实适用于法条，才能得出结论。而在此过程中，学生分析归纳法条、事实的能力以及理论观点、学说的能力将不断提高。同时在适用法条的过程中，对现有法律规定的价值取向、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是否合理，也会形成自己独有的评价与判断，学生的评价能力会逐步提升。第三，有助于提高学生主动收集、检索资料的能力。学生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法律规定有漏洞，而理论、学说有分歧，这会促使学生主动收集、检索国内外资料，以求证理论、学说的合理性。收集、检索资料的能力在此过程中的提高不亚于或者说比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提高更快，因为有了问题意识的主动收集和检索更有效率。第四，有助于促使学生养成独立思考与交流的能力。学生在“找法”的过程中，需要解决法律适用的“大前提”，若找到法律，可能要进行法律解释；若找不到法律，可能要进行漏洞补充或价值补充。在此过程中，学生个体进行的是独立的“法律思维之旅”。而为了更好地解释法律，学生可能要比较对法律不同的解释理论、学说及判决，在此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思考、评析文献中提到的观点，与其中的观点交锋。在案例研习中，通常以小组进行，学生在与其他同学的交流中，他需要倾听并理解他人的观点，也可能要说服他人，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与书面表达能力也能够得到提高。

三、法学鉴定式案例教学在我国的发展

目前，国内鉴定式案例教学法已初具规模，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不同方式开展鉴定式案例教学法的高校主要有：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这些高校开展的鉴定式案例教学法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为在法学培养方案中设置案例课程，面向本校法学专业学生开展，例如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另一种模式为通过暑期夏令营的形式，面向全国高校学生开展，例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以下介绍的内容主要来自2019年5月24日至2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的“法学教育中的案例教学”研讨会相关学者的经验分享。北京大学的葛云松、车浩、刘哲玮分别开设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案例教学课程。葛云松老师的案例教学分为初阶训练与高阶训练。初阶训练在理论课程中完成，高阶训练则通过高年级开设的案例课程完成。初阶训练主要是在有限教学时间内，控制学生依据材料处理案件的能力。具体方法是给学生两个法条，与个案材料结合，让学生给出分析结论。这种训练方法通过随堂检测来完成。华东政法大学姚明斌老师在2012年开始开设请求权基础案例研习课。大二开设民法初阶课程，课程为单周上课；大三开设民法高阶课程。平时作业有七至八次，占考核成绩的70%，期末考查占30%。该课程的授课师资要求是在德国学习过鉴定式案例教学法或者独立完成过解题报告。学生反映通过这种学习方式，主干课的知识学活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主要特色是开展鉴定式案例教学法的暑期夏令营。该夏令营在2017年、2018年均取得良好的效果，并于2019年8月2日至15日再次开设。授课分为中国民法案例分析、中国刑法案例分析、中国公法案例分析。授课形式为每天上午由任课教师授课，下午由学员分组讨论次日讲解的案例，并制作个人案例分析报告，每个学员均需提交个人作业，每组选出最优的一份作业并附讨论记录，当晚按组汇总提交。任课教师次日上午对作业进行评讲，下午进行答疑。教学团队由张家勇、夏吴晗、季红明、陈大创、王复春、查云飞、曾韬、黄泽敏、刘征峰组成，师资队伍全部具有留德或海外留学背景。在“法学教育中的案例教学”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对“鉴定式案例教学”的重要意义基本达成了共识，会后不久，北京大学于2019年9月4日至5日举办“首届全国法学教育师资研修班———民法教学方法：基础课与案例课”。此次师资培训不同于以往的一个特色是关于案例课的教学展示与培训，而该案例研习课也将主要展示德国的鉴定式案例教学法。从上文的典型院校开展法学鉴定式案例教学的形势来看，未来这种案例教学法会日益受到重视，并逐渐被引入我国其他高校。但是，目前在国内法学院校开展鉴定式案例教学还存在诸多障碍。其一，“法律思维能力”定位不准确。从法学人才培养的国家标准来看，“法学类专业的思维方法”只是作为“素质”要求被提到，而在法学专业能力中并未明确规定“法律思维能力”。纲举则目张，如果在国家标准中“法律思维能力”未被作为一项能力来对待，那么在法学教学中这种能力的训练被忽视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在“国家标准”的能力要求中明确将“法律思维能力”作为法学本科生专业技能之一。其二，案例教学未被设定为“课程”。法学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必须依据国家标准提出的“法律思维能力”这一培养目标，合理设置案例课程。鉴定式案例教学法以一定的理论课为基础，所以不宜开设过早。在培养方案中可设置在大二或大三的课程中。同时，民法、刑法、公法都应当开设相应的鉴定式案例教学课程。但由于对“法律思维能力”训练认识不足，许多学校并未开设案例教学课程。其三，师资队伍培养不足。德国鉴定式案例教学法引自德国，本国培养的高校法学教师基本未接受这样的能力训练。虽然目前国内一流法学院校已有留德师资的引进，也有个别高校培养出经过案例教学法技能训练的毕业生，但全国能胜任这种教学的师资队伍的培养仍需假以时日。其四，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理念有待变革。我国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有大量案例考查，但无论客观题还是主观题，从命题目的、命题方式均未依循鉴定式案例教学法原理，仍然存在大量对法条知识点的记忆考查。如果不能改变司法考试的案例考查方式，那么鉴定式案例教学法在全国的推广仍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此外，鉴定式案例教学中案例的选择、教材的编写都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但是，毋庸质疑，鉴定式案例教学法已开始在我国法学教育中生根、开花和结果。

参考文献：

[1]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J].清华法学,2006,(9).

[2]夏昊晗.鉴定式案例研习：德国法学教育皇冠上的明珠[J].人民法治,2018,(18).

[3]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4][英]克里斯蒂娜•休斯,马尔克姆•泰特.怎样做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法学刑法论文范文4

关键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

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旨在培养具有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的现代法律人才。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号，提出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课程体系。要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将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技术充实到教学内容中，为学生提供符合时代需要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要大力推进教学方法的改革，提倡启发式教学，注重因材施教。由于我国传统法学教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不利于学生法学创新能力的培养，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因此，改革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育，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人才培养的需求乃大势所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育的改革应当以培养生态文明法律新型人才为目标，为我国创建生态文明社会目标奠定基础。

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模式反思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自1997年被列为法学二级学科以来，已有二十年，教育部于2007年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增列为法学核心课程。“生态文明”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在提高大学生环境保护意识、树立环境法治理念、普及环境科学知识等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部门法无可比拟、也无法替代的。目前我国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方面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亦是近年来法学界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带来新的契机，也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三江学院法律与知识产权学院为本科生独立开设2个学分32个课时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选修课。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许多原则、制度和专业术语与宪法、法理、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多个法学学科紧密联系，其内容更体现出与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环境生态学等多个跨一级学科的交叉制式。与传统部门法相比，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这门课程本身的理论性并不是很强，但是该课程呈现出整体的理论体系比较分散的特点。笔者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教学多年，深知传统教学方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在法学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它也存在着诸多弊端：

（一）讲授式教学法

如果仅仅单一的讲授式教学法，学生对知识的了解限于教材和教师的灌输，对知识点的掌握靠强行记忆，会导致缺乏学习热情，不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无法达到对学生解决实际环境纠纷能力的培养。如何对现有讲授式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是法学教育尤其是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这样一门具有强烈专业特色的学科教学中的瓶颈。法律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其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之利剑应运而生，是实践推动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建立和完善，其实践性、应用性更加明显，且环境要素本身体现出高度的社会性，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价值追求，此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意味着其必须反映自然科学规律，在理念上吸收环境科学的研究成果，通过技术规范和标准发展出相应的法律规范即较强的技术性。因此从根本上说，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深入理解和灵活运用，对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状况的了解，是单一的教师中心型教学方法无法完成的。加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内容较为庞杂、课时较少，若教师细致讲解，会导致填鸭式教学，反而影响教学效果，若教师不讲，会导致学生只能了解教材上的知识，所学有限视野狭窄。

（二）案例教学法

在我国传统法学教育中，案例教学法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激发学生的兴趣、拓展学生的思维、增强学生的参与性等，当然，案例教学法在教学实践中也体现出它的局限性：第一，如何保证高质量案例作为素材。第二，学生愿意深入思考案例而不是仅仅“听故事”。

（三）模拟法庭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内容包括了总论、自然资源保护法、污染防治法、国际环境法等多方面的内容，需要学生具备法理、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基础学科的功底，且需了解环境学、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其他跨学科的基本原理，知识跨度大，科技性强。这使得在32个课时的条件下，不宜选择模拟法庭等特别费时耗力的实践教学模式，否则可能会导致因教学基本信息量不足，致使学生无法较好应用，反而影响教学效果。较之民法、刑法等部门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目前尚不处于“显学”地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内容在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所占分值极少，这使得学生对该课程的重视程度和学习兴趣降低；同时，现实的就业压力促使学生更加现实，多数学生在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准备研究生考试或准备司法考试，无心在课程学习中投入过多精力。

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思路

现代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有创造性的人才。创造性思维包括：一是发现问题、二是解决问题。创造性思维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教师的创造性思维即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创造性。

（一）优化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改革的目的是加强学生自学能力、独立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加强学生创新思维和实际创新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个性和才能的全面发展。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逐步改变过去以讲述为主，老师讲、学生听的课堂教学方法，采用“参与式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是一种师生共同合作式的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整合各种教学资源，采用多种教学方式，设置若干教学环节，为学生创造出参与教学过程的充分条件，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以及教师主导作用，在师生双边互动的过程中进行教与学的活动。使学生教学主体地位提升，促进教学目标整体性实现，实现教学效果多维度拓展，调动全体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本次教学改革实践，参与式教学方法主要通过“小组合作式专题讨论”来实现。专题讨论由教师事先准备讨论内容，共设计14个选题，主要涉及实案讨论，如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诉宁夏明盛染化有限公司、廉兴中污染环境案等，案例为2017年6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的10起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典型案例，（其他4起案例也较新颖并具有代表性）以此作为教学案例具有客观真实性、多样性，且与时俱进，及时跟踪最新立法和法律实施进展情况。这10起典型案例均为获评首届全国法院环境资源优秀裁判文书的案件，案件涉及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大气、海洋、渔业资源污染、环境公益诉讼、环境行政处罚等纠纷，涵盖大气、水、渔业、野生动物等环境要素和自然资源，类型包括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涉及刑事、民事、行政三类案件。所涉案件能够反映出最前沿的问题，如湖南省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何建强等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法院在认定七名被告人均具有在自然保护区内投毒杀害野生候鸟主观犯意前提下，正确区分各自的客观行为，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和共同犯罪理论区分主从犯予以裁判，既体现了从严惩治环境资源犯罪的基本取向，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倪旭龙诉丹东海洋红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系因风力发电产生的噪声、光影及电磁造成养殖损害的新类型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人民法院在确定三种可致环境污染因素的基础上，依法认定了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体现了环境污染损害因果关系认定的特殊性。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谭耀洪、方运双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系由社会组织作为原告、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弥补了个体受害者诉讼能力的不足，无论对个人权益还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都非常必要和及时。海南桑德水务有限公司诉海南省儋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局环境行政处罚纠纷案，涉及对环保部门环境监测程序合法性的认定，明确了不能证明取样程序合法的监测报告，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被处罚人存在环境违法行为主要证据的裁判规则。通过专题讨论可以真正体现学生参与，弥补传统单一讲授法和案例教学法单向信息传输和“听故事”等局限性，注重综合能力的考查，如锻炼学生的资料整合才能、案例分析才能、研究才能、授课才能、语言表达才能、团队合作才能等。全班学生通过抽签组成学习小组，各组推选1名组长，打破原有的班级界限。每一小组专题讨论的参与者，可以通过一个案例熟悉多部法律，如一个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环境资源案例，可能涉及到《刑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诉讼法等，以及了解司法是如何将若干法律运用于实践当中解决问题。小组各成员基于他们的各自分工不同，又可以得到不同的能力培养。如讨论需要完成六步分工合作，第一步，课后收集、整合资料，在中国知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获取讨论详细内容；第二步，案情简介；第三步，判决结果简介；第四步，本案适用法律梳理；第五步，该案启示等；第六步，需要学生制作课堂演讲PPT。以上六步分别由六个小组成员分工合作完成，互相配合、相互监督，每个成员的任务完成情况直接影响小组团队总任务的完成。其他小组学生可以通过专题讨论参与者制作的PPT和演讲，了解多个领域。在知识水平、思维方式等方面，各学生间存在差异，通过参与，在共同学习的过程中，使得各参与主体思想相互碰撞、启发、互补，从而达到拓展学习的目的，开拓学生的视野。

（二）更新课程内容

不断更新、完善授课内容，结合最新教材及法律，讲授内容涵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基本理论和该领域前沿热点问题，拓宽学生的知识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课程教学改革经过两年的探索与实践，现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课件一套习题、形成与教学内容相配套的相关学习资料体系，“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读写议材料”一套，教学视频素材文件50余个。“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读写议材料”第一部分推荐网站，如中国法院网、最高人民法院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知网、环保部官网、及各高校、科研院所网站等；第二部分环保知识，如臭氧层被破坏造成的危害等；第三部分实例讨论，如最新案例“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诉宁夏明盛染化有限公司、廉兴中污染环境案”等；第四部分实例阅读，选取“最高人民法院环境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如江苏省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诉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等水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以及在环境执法方面选取“环境保护部公布12起新《环境保护法》执行典型案件”等；第五部分习题；第六部分法律法规汇编。

（三）完善考核方式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为考查课，平时成绩占40％，期末成绩占60％，不拘泥于传统考试方式，期末考试采用课程论文方式，课程论文不少于3000字（由教师选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理论前沿问题作为选题），评分标准为：论文写作过程中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30分；论文结构的合理性、论文观点正确性、内容翔实表达准确为30分；论文的创新性为30分；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工作态度为10分，共计100分。环境纠纷反映出新型化、复杂化等特点，我们必须夯实环境法治基础知识的传授，加强环境法治基础知识的“通识教育”以回应社会需求。《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专注于我校“应用性复合型”全方位人才培养要求，以提高学生的参与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目标，以“参与式教学法”为突破口，改革教学方式，加大教学改革力度，提高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教学质量，实现由传统教学方式向全方位综合教学方式转变，学生教学主体地位提升，教学目标整体性实现，教学效果多维度拓展。随着课程教学方式改革与创新的继续深入，将使学生获得更新、更全面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高质量人才。

参考文献：

[1]于文轩，王灿发.我国环境法教学模式的反思与探索[J].当代法学，2009，23（2）.

[2]陈海嵩.《环境法学》课程教学方法的反思与改革[J].高教研究与实践，2012，31（4）.

[3]舒展，吴德东，李玉文.《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与创新[J].教育教学论坛，2014（4）.

[4]林云飞.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视域中的法学专业课程改革———以分类教学为视角[J].高教学刊，2016（03）：139-140.

[5]黄卫东.完善案例分类教学机制[J].高教学刊，2016（15）：107+109.

[6]陈娟丽.成果为本教学模式在环境法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好家长，2015（21）：26.

法学刑法论文范文5

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定位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法学教育的根本问题。决定和制约着法学教育模式的选择，定位不准，就难以培养出适应法治国家要求的合格法律人才。对于法学本科教育，存在以下几组争议:法学本科阶段是培养研究型法律人才还是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不对这几组争议正确定位，就无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正确定位，如何定位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毫无疑问，法学的发展、法治的进程离不开高水平、高素质的研究型人才的有力推动，缺乏研究型人才的法学就像树木缺乏肥料、水分的给养，会慢慢衰退，甚至枯竭。但这个任务可以交给法学硕士、博士教育来完成，市场需要的大量的法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则主要仰仗法学本科教育来完成。市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呢?从理论上来说，当然是精英型法律人才。即指为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以专业化和职业化为背景，以培养具有高度的经验理性、突出的法律素养、卓越的实践能力和高尚的品德要素的法律职业人才。［1］这样精英型的法律人才既需要职业化的法律教育，使其不但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更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能力，成为适应市场需要的法律职业人，同时，还需要通识教育的滋养，使其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较强的综合素质，使职业人不至于只是纯粹的匠人，而能成为大家。这样的精英型人才固然理想，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却是: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逐年提高，其主要立足于普及和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文化素质，改变国民教育的一般文化素质状况，提高全民普遍的文化水平，使高等教育成了大众化教育，法学教育作为现代普通大学教育的一部分，自然也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部分，大众化的法学教育“”式的扩张带来的是数量的急剧增加和质量的相对下降。这一现状使得精英型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但对教育者而言，不能因此就退而求其次。因此，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应是培养应用型的法律精英人才，以职业教育为主，一方面，通过系统的课堂教学，使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另一方面，通过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使学生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同时，融入通识教育，使学生能具备基本的人文素养。总之，培养理论功底扎实、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法律应用型人才是法学本科教育应实现的目标。

刑法学教学目标的定位就刑法学这门课程而言，其教学目标应该定位为通过对该门课程的学习，能系统、全面地掌握我国刑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其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具体内容，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培养起学生的法学思维，为司法考试、公检法系统的入门考试，为以后的职业生涯奠定牢靠的基础;同时，通过实践教学，使学生能了解司法实践的现状，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使其能够利用所学理论及法律规范，分析、解决实际案件，为毕业后能较好的适应刑事司法实际工作的需要打下基础。

刑法学课堂教学目标的设定课堂教学目标的设定服务于该门课程教学目标的定位。课堂教学是课程教学内容的重要部分，但并非该门课程教学内容的全部。而且，课堂教学课时有限，不可能通过课堂教学就能实现该门课程的全部教学目标。因此，课堂教学的目标的定位应该有侧重点。笔者认为，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度里，法律法规瀚如烟海，理论博大精深，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应用型人才，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只有系统、全面的掌握各种法律规则、原理及精神，才有可能融会贯通，灵活应用，以不变应万变。缺乏深厚专业基础知识的功底，如何应用法律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刑法学课堂教学的首要目标就是让学生能系统、全面地从立法、理论及司法的角度掌握该门课程的基础知识。同时，通过教学环节的设计，在教学中慢慢培养学生胜任未来职业所需的各种能力:自学能力、分析、解读法律规范的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归纳总结的能力、批判思辨的能力、口头及书面表达的能力等。实践能力的培养固然很重要，但课堂教学实践环节对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一方面，最重要的依靠是课堂教学之外应有专门的实践教学课，如实务讲座、法庭旁听审判、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来实现。

刑法学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

1改革考试考核的方法

只有科学的考核办法，才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实现课堂教学的目标，才能科学、合理的反映、评定学生对该门课程的掌握情况，才能最终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以前的考核方法比较单一，一次期末考试的成绩就决定学生对该门课程的掌握程度，且期末考试命题偏重记忆性的知识点，学生平时不学习，考前开夜车突击记忆几天，也能考出好成绩。更糟糕的是不负责任的老师给学生划定考试复习的重点，便于学生考前突击。这样的考核办法得到的结果是鼓励学生不需要平时踏踏实实地学习，依靠考前死记硬背就能得高分。这样的结果和人才培养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应该改革考核的办法。具体可以这样做:

1改革成绩的评定办法考试的最终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的成绩合成。平时成绩应该占总成绩的30%至40%，期末卷面成绩占总成绩的60%至70%。平时成绩主要由学生平时的作业、测验成绩、课堂讨论、辩论、回答问题的表现及角色转换教学、课外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等方面来评定。有了平时成绩这个有力的砝码，教师就可以多途径、多渠道地给学生安排学习任务，使学生能自主学习;同时，激发、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实现以学生为主体，以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的转换。

2规范期末考试的命题期末考试试题主观题和客观题的分值比例要合理，案例分析题、考核综合性、灵活应用知识点的主观题的分值比例应该占到40%左右。使学生不但能熟记基本概念、基础理论、重点法条，而且会用它们分析、解决问题。使学生单纯依靠死记硬背无法得高分。这样的考试和司法考试以及公检法系统的入门考试接轨，不但提高了学生的应试能力，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3教考分离主要是防止教师给学生划定复习的范围和重点，使学生无法走捷径，只能依靠平时的积累和期末的复习来决定期末考试的成绩，能真实反映学生对本门课程的掌握情况。法学的学习无捷径，必须靠扎扎实实地积累，才能练就扎实的专业功底。同时，教考分离也是检测教师教学水平的一个指标，促使教师不断改进教学。#p#分页标题#e#

2教学方法的选择

教学方法是决定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要素。虽然教无定法，但法学课程的教学方法的选择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从西方国家来看，法学教学方法与一国的法律体系息息相关，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法学教学方法自始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英美法系强调职业教育，以培养律师为基本目的，决定其法学教育注重采用法律实务技巧训练的判例教学法。大陆法系是一般学科教育，大学法律院系的教学目的是提供理论基础，是法律科学研究，而不是法律职业训练;教学法上强调教师的系统讲授，旨在向学生传授知识。［2］我国法学教育传统的教学方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学方法比较接近，都以传统的课堂讲授法为主。对于刑法学的课堂教学方法，一直以来，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被认为是填鸭式、满堂灌，不管学生是否愿意接受，课堂上缺乏师生间的互动，老师上课缺乏感染力，学生的思维不跟着老师走，教学是一种典型的“讲—听—记”模式，教学方法僵化单一，理论与实践脱节。［3］这样的教学模式难以发挥学生的主导性和积极性，与法学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是相悖的。目前学界对案例分析教学法、诊所式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等新兴的教学方法如何实践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既看到这些新兴教学方法对发挥学生能动性、培养应用能力方面等的优点，也注意到这些教学方法的明显缺点:在成文法国家，不适合作为主要的教学手段来使用;而且使用这些教学方法可能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学生所学知识面也过于狭窄，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会对学生系统掌握法律知识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不但不能抛弃传统的课堂讲授法，还应当以课堂讲授法为主，以案例分析教学法为辅。［4］笔者觉得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不能完全抛弃而且事实上也无法完全抛弃传统的讲授法，应当把讲授法和其他教学方法结合起来，实现教学方法的多元化和各教学方法之间互相取长补短。虽然不能将教学方法公式化或模式化，但笔者拟对各种教学方法进行总结，以期能因课、因人、因时不拘一格地灵活运用。

1提问式、启发式教学法此种教学方法主要是改变教师“一言堂”的局面，让学生自始至终参与到教学中来，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问题的结论，让学生的思维跟着老师的思维走。具体做法是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计很多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让学生采取“大合唱”或单独提问的方式回答，通过一个个问题的解决，学生自己能归纳出结论，这些结论正是教学中教师要输出的教学内容。这种以问题为主线，贯穿整个教学活动的启发式教学会使课堂气氛很活跃，使学生感觉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人，而且，通过回答问题，可以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2案例分析教学法刑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为了缩小学生理解掌握知识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差距，需要老师在讲授教材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讨论分析生活中的典型案例来激发学生积极思考的动机、调动学习的积极性、深化刑法基础知识和理论的认知能力与实践操作能力，进而形成法律思维。［5］因此，案例分析教学法是近年来综合性大学刑法学教学普遍采用的新方法。学者对案例分析教学法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有了很多的经验成果。笔者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认为比较案例分析教学法可以充分发挥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做法是:选择两个以上案情大同小异但性质截然不同的真实、疑难案例给学生进行对比，之后让学生对每个案例进行定性，引导学生分析、讨论这些案例案情的相同、不同点在哪里，哪些不同影响到这个案情的定性。如笔者在讲授交通肇事罪时让学生对比张金柱醉驾致死案和孙伟铭醉驾致死案，组织学生分析讨论，最终让学生自己归纳出结论:交通肇事后何种情形转化为故意伤害罪，何种情形转化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讲授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时，给学生两个同样是夫妻吵架，妻子要自杀，丈夫见死不救的案例，让学生分析比较，最终让学生理解何种情形之下的见死不救才能以故意杀人罪论处。通过对这些疑难案例的对比分析，让学生站在检察官或站在律师的角度对案情进行分析定性、辩论，锻炼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应变的能力和法律思维。

3讲授法单纯的使用案例分析法和提问式教学法，会导致教学效果的支离破碎。讲授教学方法的优点是它有助于抽象概括和理性思维，有助于培养学生清晰的洞察力，有助于学生系统地把握刑法学学科的知识要点，理解和掌握刑法规范的内容，有利于教师灌输学科系统知识。因此，不管是应用提问式还是案例分析教学法，都应当适时穿插教师的讲授，和其他教学法相得益彰。教师的讲授应当对学生的观点、理由、论证方法和表达技巧等进行总结和点评，对要输出的知识点进行系统地归纳总结;结合案例讲述学生不易理解的内容、理解错误的内容或者其它重要内容;结合案例讲述其中蕴含的刑法的基本精神与指导思想、操作规则。

教学步骤的设计

每个教师的课堂教学步骤可能各不相同，但都应当能体现出教学最基本的三个环节:课前预习、课中学习和课后复习。具体做法是:

1预习检查如果没有预习、学生不提前掌握相应的知识量，就无法参与到课堂学习中的提问、讨论、辩论，课堂的互动就会成为空话。因此，督促学生预习是课堂教学很重要的一步。预习检查则是督促学生预习的最好的手段之一。通过预习检查，可以督促学生自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可以让学生能较好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可以通过让学生就即将要学习的新知识点做测试题、回答问题、案例分析、角色互换讲课等方式检查学生预习的情况，把学生的表现纳入平时成绩。

法学刑法论文范文6

以学生能力形成为目标的教学思路没有在实践教学上形成体系和基本模式法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模式，其内涵包括以下基本方式。案例教学模式、观摩旁听审判模式、组织课堂讨论模式，模拟法庭对抗演练模式、媒体教学模式、社区法律援助、诊所式法学教学、及毕业实习。在本科法学教育中，这些是较为常规的实践教学方式，目前我们除了毕业实习较为体系，在教学计划中完整呈现，模拟法庭演练和诊所式法学教育开设成选修课外，其他的实践教学方式并未得以全面展开和实施，并未纳入实践教学的整体模式中并形成体系，老师对此自主把控，做随心功德，实践教学的特点没有完全在教学中得以体现。实践教学缺乏系统性，没有形成完整的实践教学链。

“双师型”教师、经费支持远远达不到实践教学所需实践教学往往是向第二课堂的延伸，实践教学的各环节都离不开经费的支撑。如模拟法庭对抗所需的制作所有的案件卷宗文本的复印费、旁听观摩庭审及社会法律援助所需的外出差旅费等。这些基本费用的欠缺导致我们的实践教学不能全方位铺开，只能限于课堂上的一些基本方式，也导致实践教学的质量不能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实习基地较少，“双师型”教师较为缺乏，由于机制的原因，许多老师不愿在实践教学环节上下功夫，制约着实践教学质量的提高。

实践教学与学校常规教学管理制度的冲突现正各高校都在推进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学校从宏观角度设置了比例学分、学科门数及学时，从专业的角度进行调控的面较小，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构建余地不大。强化实践教学我们必要时是需要以牺牲常规管理制度为代价的，要充分给予教师更多的自主发挥的空间，比如期中教学检查中的教学进度的检查就需弱化；比如考试模式和评价机制上，可以给我们一些空间,总评成绩的比例组合上我们可以不限于学校的规定；比如在实践教学中有调换课的需要,能不能不那么艰难,那么麻烦。如果这些是常规教务管理制度不能在我们的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中稍作让步的话，这些冲突无法解决的话，构建实践教学的模式也是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是无法适从的。

构建法学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基本思路

（一）专业教师要从根本上转换实践教学的观念首先从理念上要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有全新的突破性的认识。法学教育的实践性强是本专业的一个突出的重要的特征，一个法学本科学生经过四年的法学教育，如果没有具备相应的实践运用能力，就算每门课都是九十分以上，这样的培养模式本身就是失败的，法学教育的根基就在于要能把传授的法学理论知识具体运用到司法实务的个案当中。对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是法学教育的重中之重，整个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都应以此作为基础。其次，在实践教学的运行中，老师要学会转化角色，强化学生才是实践教学的主体的意识，充分调动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的积极性和创新性，老师仅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是配角，学生才是主角。这样学生才能全情投入到相应的身份中去，主导对整个案件的走向，才能扮演好相应的角色。

（二）归纳实践教学体系，合理设置法学实践课程体系，法学实践教学从体系上应分为法律课程体系和实习课程体系，前者如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教学、法律诊所式教学等在课堂上能展示完成的；后者包括见习和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写作和答辩，见习具体可通过旁听观摩法院庭审、社区法律援助，法律咨询等全面展开。使每个学生都能系统地分层次分阶段接受实践环节的打磨和锤练。这些课程体系准确地讲是实践教学的诸多环节和方式，在课程教学中老师都在加以运用，问题是要构建实践教学的模式，这些方式和手段就应设置在具体的课程教学的整个过程中，而不是零散的自主把控和运用。以本院为例，目前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基本形成实践课程的基本体系，模拟法庭教学和诊所式教学是制定在教学计划的选修课中的，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写作也是进入教学计划中的。那么其他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怎么跟进，笔者认为包括模拟法庭教学和诊所式法学教学不应仅仅是一门课程的开设，它是实践教学中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应该大量运用到其他专业课课程教学中去。所有的这些方式和手段不也不可能一一列举到人才培养方案中，更重要的是在每门课的课程实施方案及教学大纲中加以呈现。

（三）打造成“双师型”教学队伍，提高教师法律实践能力，这是构建实践教学模式的基础和前提法学教育的师资力量较为侧重的是教师自身的处理法律实务的能力，法学教师如果没有接触过法律实务，就没有司法的感性认识，就不能身体力行地带动学生提高实践能力。在教学中能获得学生一致好评的老师大多数恰恰就是从事过司法实务工作的，能很深动很能贴切很自然地把司法工作的实践经验、常识、技能带进课堂教学中，也能把法学理论更多地运用到司法个案中，有更多的不同角度的思考，让学生受益良多。因此鼓励法学教师考取司法资格，兼职从事律师工作，成为“双师”型的老师，对于提升学生的司法操作能力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和手段。另外，也可把相关司法部门的司法工作人员请进来，成为我们的外聘教师，利用我们的模拟法庭和各种实践教学环节实操演练个案，让学生对法律实践有直观的的了解和认识，潜移默化中提高自己的综合实践能力。

对构建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的具体建议

（一）在实践教学方式上多做文章，把一些常规的实践教学环节发挥到极致。以本院为例，问卷调查最喜欢的实践教学方式，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普遍认同案例教学法。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在讲授法学理论后，针对性地分析相关案例以回应所传授的知识，有点类似于数学中的套公式，不能充分调动学生逻辑思维及解决实际个案的能力，教师有一手操办的嫌疑，效果未免显著。若换一角度，老师可提前将课堂上所需要的案例交给学生，并列出相关法条、司法解释等参考资料。由学生在课下做足功夫，课堂上交由学生讲授、交流、辩论，最后由教师分析总结。反向思维恰恰能促进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的提高，使案例教学的效果突显。另外，像模拟法庭控辩及法律珍所式教学也应在常规教学中穿插进行。使每个学生都能通过这些方式演绎具体案例，实操各种职业技能。

（二）制定相应的实践教学大纲，全面展现实践教学的整体过程。按规定，每门专业课的授课老师都制定了课程实施方案以展示课程教学的教学目标、具体思路、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考试评价标准等以全面规范该课程的教学，提升教学质量。但实际上对实践教学的呈现几乎没有，应增定实践教学大纲，从该课程设置的目的和任务、实践教学环节，实践教学的具体方式，在实践教学中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等构建课程的实践教学方案，使实践教学的施行有合理的依据，据此有效规范的展开，不再零散、杂乱无章。以刑法课程为例，刑法学是本科层次法学专业十六门核心主干课程之一，以其总则和分则规定为基础进行展开讲授，分两个学期进行，周课时量4个学时，共计8个学分。那么在刑法学的实践教学大纲中的拟定中，首先要明确的是在方案中哪些是实践教学的重点章节，或说实践教学从课程教学的什么时间段推进更为科学合理，具体要设计案例教学在课程教学中的比例，一学期中至少组织几次模拟法庭活动，诊所式教学在课程教学中如何跟进，课堂讨论怎么安排；社会实践中，明确一学期中组织几次旁听庭审观摩，组织几次社区法律援助活动。另外对实践教学的评价机制也要随之跟上，实践教学的考察力度要加大，占学科总成绩的比例也要提升，可以至30%甚至40%以上。#p#分页标题#e#

（三）协调与学校教务常规管理上的偏差和冲突这也是目前实践教学模式构建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学校教务常规管理制度中对教学计划、教学时数，教学进度、教学评价都有一套常效的机制。而我们在实践教学的运行中必然会冲击到这种常态。教学时数不变的情况下，大量开展实践教学活动，那么教学内容会被压缩、教学进度会受到影响、教学计划是否能顺利完成，期中教学检查中是否能通过。这些矛盾如何解决，除了争取教务管理部门的支持外，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灵活的自主权的空前间，考试评价也希望能突破常规的评价方式和综合成绩的配置比例。否则实践教学不能真正实现整体模式的构建。

法学刑法论文范文7

影响性诉讼案例之所以被笔者选为刑事案例教学的特定试验田，是因为此类案例具有其特定的性质，在刑事法教学中具有不同于一般案例的特有优势。影响性诉讼是指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诉讼，是可能引起制度变革，影响法治发展进程的典型个案。伴随现代传媒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近年来，现实中发生的一些刑事案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启发性。从佘祥林、赵作海冤案到呼格吉勒图再审案、念斌死刑改判无罪案中涉及的刑事诉讼程序问题;从许霆ATM机取款案到杭州飙车案中引发的究竟该定何种罪名、判处刑罚轻重的争议;从药家鑫杀人案到一系列反腐大案要案带来的犯罪原因和犯罪防控对策的反思等等，引发了笔者将影响性诉讼案例引入刑事法教学的冲动。这些现实发生的鲜活案例极易激起同学们学习探讨的兴趣，是将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等刑事法律科学知识运用于实际的良好契机，同时，这些具有时代感的真实案例还具有模拟案例、编写案例等普通小案例所难以具备的综合性和延展性。

1．鲜活性与时效性

影响性诉讼是真实世界中发生的真实案例，将其引入高校法学课堂，能够为刻板的照本宣科式的传统教学注入新鲜的血液。当下发生在现实中的刑事案又因其具有特别的社会影响力而极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连一般社会成员都不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有关法律实践，法科生怎会不跃跃欲试地加以探讨呢?并且，刑事影响性诉讼往往关乎生命、自由、重大财产利益等，更是牵动人们敏感神经的焦点。此时若将影响性诉讼案例运用至刑事法教学当中，必然能够极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寓教于乐，使课堂更加生动活泼。此外，影响性诉讼案例往往还具有鲜明的时效性。也就是说，这些案例往往和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联，反映时代特色。刑事影响性诉讼案例具有的时效性能够促使学生们更好地掌握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更准确地了解新时期、新形势下犯罪案件的新特点、新变化，使自己能够运用的刑事法律知识不断更新，贴近时代。同时，历时性的纵向观察和思考还能促使法科学生更理性地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犯罪的发展变化以及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乃至社会的动态变迁。

2．复合性与延展性

影响性诉讼具有真实性、影响性，常是大案、要案、典型个案，其发生的前因后果、包含的法律关系、涉及的社会问题往往复杂而非单一。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影响性诉讼案例更具有复合性，可以运用于其中加以解释和分析的法律理论、制度、观念等通常不止某个侧面，针对此类案例人们往往可以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看待。就某一个影响性诉讼案例而言，其可能跨越刑事和民事法律的边界，可能贯穿刑法总论的基本原理和各论的具体罪刑，可能兼具实体和程序问题，也可能需要对事实和规范分别作出评析。正因为影响性诉讼的复合性、综合性特征，使得在刑事法教学中教师能够更灵活地根据需要对之加以适用。例如，既可以提取影响性诉讼案例中的某个或某些侧面作为教学重点，穿插进某一部门法的课堂，也可以在学生已经完成先修课程的情况下让其就整个案例综合分析判断。同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将某个影响性诉讼案例与其他相关个案加以链接，对比案与案之间的类似或差别，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等。这些都体现了影响性诉讼作为教学案例所具有的较好的伸缩性和延展性。对于教师如何选择运用于教学的影响性诉讼案例，建立影响性诉讼教学案例库，经过实践，笔者总结了以下两点经验。一方面，可以参照官方的影响性诉讼案例。对此，至今年年初，我国正式的影响性诉讼评选活动已经正好届满十周年，在中国案例法学会的官方网站上，每年评选出的影响性诉讼案例都可以公开查询到。此外，其他一些机构也有类似的评选可以作为参考，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评选的年度最受关注刑事案件等。同时，还可以借鉴司法机关的权威指导案例，例如自2011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的诸批指导性案例，作为经过严格筛选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就为法学课堂的案例教学提供了极好的材料来源。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影响性诉讼案例的选择要为刑事法教学服务，这就要求教师加以甄别并各自根据特定的教学过程加以设计。首先，教师要把握其选取的案例不能是仅仅具备社会影响力、夺人眼球的新闻式案例，真正的影响性诉讼在具有影响性的同时更要有代表性，要有真正的理论研究价值。如果仅仅因为案件情节的离奇、当事人的特殊身份甚至是纯粹被各种媒体炒作而成的所谓大案名案是不适宜作为教学案例的。其次，教师还应注意案例的选择和匹配，即根据课程设置的需要和学生的已有知识、课堂规模等状况选择和使用恰当的影响性诉讼案例。

二、刑事法教学引入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的意义

1．是新时期法学教育目标和指向的必然要求

将影响性诉讼案例引入刑事法教学不仅对于多项教学效果的直接达成具有重要意义，更和新时期法学教育的长远目标和指向相关联。在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国各部门各领域都需要大量具备法律知识的高层次人才，也就是说新时期的法学教育既要使学生掌握必备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能力，也要培养有创新能力、跨学科、宽基础的复合型能手。可见，法学教育要实现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一体化。从近年来法科生的就业状况和就业去向来看，一方面法学专业“就业难”主要体现为供需结构性失衡，毕业生在校学习的知识与实践相脱节，不能适应用人单位的要求;另一方面，如今法律人职业环境也愈加多元化，法学专业毕业生早已脱离了早年向“公检法”定向输出的轨道，转而进入由司法机关、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法律组织、新闻媒体、NGO等组成的多元化的就业环境。这些新形势要求法学教学必须转变思路、创新方法，以培养集知识、能力、道德于一身的法律人才为目标。在刑事法教学中，教师必须认识到在让学生掌握关于犯罪、刑罚等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更要培养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使其和学生日后法律职业相衔接，要注重锻炼加强其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运用水平、鼓励引导学生就刑事法理论、刑事立法、司法等各方面提出科学合理有见地的质疑和反思，为将来成为司法实务和法学研究创新型人才做准备。在教授法律知识和法律职业能力之外，教师还应注意学生法律伦理以及人文素质的培养，例如传播和教育宽严相济、无罪推定、人权保障、尊重生命等刑事法理念。

2．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刑事法教学中主体间的良性互动

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的应用能够推动师生间和学生相互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使教和学的过程成为多主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根据刑事法学科主要课程(包括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侦查学等)的应用性、实践性的特点，运用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能够使学生更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施展自己的创造性才华和活跃的思维。传统的课堂教学因缺乏学生参与，容易使教学氛围枯燥呆板，甚至出现教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学生在座位上神游四方的现象。没有调动学生自主性的知识不可能被其真正消化吸收，只有当其主动参与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过程，对其自身脑细胞产生足够刺激，才能实现学习的内化过程。而分析和探讨影响性诉讼案例的教学方式恰恰为学生提供了足够的参与机会，鼓励学生在运用法律知识分析具体案例的过程中敢想、敢问、敢说，激发每个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性和独特的个性。这种体现学生参与的教学过程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建立师生间平等欢快的人际关系，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教学双方互相配合、共同协作，实现教学相长。另一方面，学生之间也能在交流中发挥集体智慧，碰撞出思维的火花。其中有相同观点的同学可能在论据上相互补充，或者持不同意见者相互辩驳和修正。笔者在运用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的实践中也切身体会到，与单纯理论教学过程相比，学生的兴趣更浓厚，不同类别学生的注意力和参与度都有很大提高。学生的潜能得到发掘，一些以往课堂表现和卷面成绩一般的同学在案例评析和论辩中能够脱颖而出，发言相当精彩。因此，这一教学模式可以展示不同学生的优势、提升各种学生的自信，普遍强化其学习动机和效果。

3．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的良性互动

对影响性诉讼案例进行专业角度的分析，需要学生以相关法律理论知识为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是先后关系，不学无以致用。一个有着扎实理论知识基础的学生往往在案例分析时不至于过分偏离专业思路或出现基本的法律常识性错误，相反，如果理论基础不牢，则可能会缠绕于案例事实的细枝末节之中甚至错失判断的方向。虽然实践应用要以理论学习为基础，另一方面，实践应用也能反过来推动理论学习的深入。教师以案释法、学生以案明法，影响性诉讼案例更是以其鲜活性和综合性而成为更生动、更高层次的实践应用形式。要做到对影响性诉讼案例全面科学、合法合理的分析，必须对理论知识进行加工，目光往返于事实和规范之间，这是对理论学习的进一步升华。同时，已有的多种实践教学方式中可以并且需要应用影响性诉讼教学模式。在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有限，而综合复杂案例可能占用较多时间，因此引入影响性诉讼案例只能是局部的和片段式的。而对于典型的法学实践课如诊所式法律教育、模拟法庭等，影响性诉讼教学模式则大有用武之地。一方面，这是因为实践课教学的重点即在于知识的运用，让学生充分参与复杂案件的分析有大量的时间保障，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实践课教学面临的一些实际局限。例如，在法律诊所教学中，学生真正参与实践应用的机会相对有限，因为对于挂靠在学校法律援助中心或律师事务所下的法律诊所所接收的真实案件，学生更多的仅是起辅助作用，并且需要主要人和当事人的信任和授权，更何况现实中还存在提供诊所服务的学生数量有限，进行的“诊断”效力有限、难以考察其正确性，当事人事案处理时间与学生其他课程冲突等问题。因此，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的应用以同样是现实发生的真实案例带动学生的常态化参与，可以通过较低的成本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三、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在刑事法教学中的应用路径

首先，教师可以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运用影响性诉讼案例，例如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进行探索:一是分组讨论法。在选取案例的基础上，由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和准备，在课堂上将学生按4—6人分成若干小组，各小组随机或轮流抽取1名代表进行发言。每组代表发言后，其他同学可以补充也可以提出不同观点。最后，在学生发言的基础上，由教师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和评析。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课前的准备要充分，例如至少提前一个星期告知学生案例主题，分配好组员，明确分工，这样才能控制讨论的进度和效果。二是辩论式学习法。对某一案件中有关问题持相对观点的同学或模拟案件中的控辩双方，展开辩论，在论辩的过程中明法晰理。这个过程也需要教师有极为熟练的教学能力，控制辩论的进程，把握教学的方向。学生之间在就特定案例展开辩论的过程中，也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假设、类比、反问等不同辩驳方式，从而提高其逻辑思维能力。这种方法可以与模拟法庭实践教学相结合，使学生在角色扮演的同时充分参与理论应用过程。三是论文研究法。影响性诉讼案例除了在课堂教学中值得应用，在学生学期论文、毕业论文等的写作指导中也很有运用价值。结合热点案例分析法律理论和制度的论文不仅生动而新颖，并且能够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法律思维和社会观察能力。在对相关影响性诉讼案例进行剖析的论文写作与指导过程中，学生和指导老师的相互交流能够一对一地贯彻此种案例教学模式。四是讲座拓展法。对于新近发生的影响性诉讼案例，即时举办专门的讲座。在讲座过程中，可以运用多媒体视频资料，更为直观地展现案件原貌，也可以邀请实务部门的专家走进校园，使学生能够直接接触司法第一线的信息和动态，为学生就司法实践中的问题答疑解惑，使教学与法律职业需求相衔接，此外还可以鼓励学生自己就影响性诉讼案例准备讲稿、演示稿等并上台进行讲演和展示。其次，对于影响性诉讼教学模式应用的不同形式，都要做好相关存档，形成案例分析报告、讨论稿、辩论记录、论文和讲座录音稿等书面材料或者用音频视频资料加以固定，以便为进一步规范化教学积累经验，同时相关文档可以为学生考评和教学评估提供依据。

四、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应用的配套机制

1．教学主体自身的提升

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的应用对于教与学的主体双方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应该更多地以学生为中心，学生需要主动分析案例材料、寻找法律规范、进行法律解释和相关推理，在认真听讲的同时还要积极动脑、动手、动嘴。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的应用需要学生拥有良好的学风和精神面貌。例如，学生需要有主动搜集信息的意识和能力，不能封闭自我，更不能满足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状态，而是应当关心重大事件和实际法律问题。又如，学生需要在课前进行充分准备，在课上认真倾听和积极回应其他同学的观点，而不能仅仅消极地复制自己查询到的已有论点作为敷衍。此外，此种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了自我表达的良好机会，学生应当把握机会而不应害羞胆怯。其次，教师也应在避免唱独角戏、讲“一言堂”的同时充分发挥引导和控制教学过程的作用。例如，教师要善于通过直接干预或表情、肢体语言，鼓励支持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同时，应当根据案例提出启发性的问题，有效控制讨论的方向和进程，把握好教学要点的选择与连接并画龙点睛地加以点评和总结。在教学准备过程中，教师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例如筛选和更新教学案例库，全面搜集和加工处理案例相关信息等。在刑事法教学中，教师还需要注重刑事法专业知识的系统运用，将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等课程有机联系起来，再现刑事案件在实际中的真实运行，引导学生进行刑事一体化的思考。此外，教师应当尽可能地从事和参与司法实务，获得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这样在运用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时便能够更加自如，也更加有权威性和说服力。

2．教学环境和手段的完善

法学刑法论文范文8

关键词:微时代;法学专业;案例教学;完善对策

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法治人才队伍的培养，不断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是高校法学专业教育的重要目标。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法治人才的本科教学方式有必要与时俱进，着力提升法学本科生的理论素养和实践水平。

一、问题的提出

“微时代”背景下，信息传播主体呈现去中心化、信息传播方式呈现立体化、信息内容呈现碎片化，这对于法学课程的案例选择与法理分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著名的法学家霍布斯曾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不在于逻辑。”旨在说明法学人才的培养需要较强的实践性，同时反对僵硬的法条教学模式。通过案例教学活动，首先可以拓展学生的知识宽度，其次能够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最后有效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因此，案例教学对于法学教育而言意义重大。就现状而言，虽然案例教学已经在法学课程中得到普及，但案例教学在法学教育中的定位还有待明确和提升。“微时代”对法学案例教学提出的诸多要求尚未得到较好回应，案例教学对推动法治人才转型升级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同时，现有的法学案例教学还存在着教师单项讲授为主、碎片化知识记忆、授课方法单一、论证过程过于简单等突出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法学案例教学展开深入探讨，以期提升案例教学在法学教育中的定位和作用，为依法治国夯实专业人才基础。

二、“微时代”下法学案例教学的弊端剖析

(一)目前法学案例教学的积极作用未充分发挥

其一，案例教学在法学教育中的定位还有待提升和明确。在法学教学领域，英美法系国家以案例教学为特点，以培养律师为法学教育目的。主张“让学生像律师一样思考”，教师并不直接教授学生法律的知识要点，而是通过学生的提问与教师的回答，在共同探讨问题的过程中掌握和实践法学的理论知识［1］。此种案例教学方式建立在学生自主预习的基础上，强调课堂讨论的重要性，注重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属于“实用主义”的美式法律人才培养特点。大陆法系国家法学教育以德国为代表，以培养法官为法学教育目标。提倡案例研习+实习模式，与美国法学教育不同的是，德国法学教育以教师直接讲授法学理论为主线，配以相应的练习课与研讨课，补充讲授课的不足。德式法学教育同样要求学生在课外阅读大量的专业书籍，在学生掌握必备的基础知识后才能体现实务教育的价值。在中国，现有的法学案例教学存在教师单项讲授为主、碎片化知识记忆、教学方法单一、论证过程过于简单等现实问题。较少学生能做到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这些问题均集中反映了法学案例教育的作用未得以充分发挥。其二，法学案例教学在法治人才队伍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未得以充分重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需要依靠坚实的法治人才队伍，其中，基层法治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基层法治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和能力都略显不足，存在的执法不严、不规范、不文明的现象，反映了法学人才在培养的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对此，有必要引入恰当的案例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夯实法治理念和树立行为准则，从案例中汲取重要的法学理论知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并且在案例分析中突破法学学科的内部与外部学科壁垒，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实践意识［2］。

(二)“微时代”下法学案例选取有待与时俱进

“微时代”下，信息传播的成本不断下降，信息传播的速度不断上升，信息传播的方式日益多元，信息传播的主体呈去中心化。这样的变化要求法学案例的取舍必须满足“时效性”“关联性”和“知识性”的要求。所谓“时效性”，是指案例的选择应是当下发生的且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关联性”是指教学案件的选择应与法学专业密切相关，尤其是案件中的主要争议点。“知识性”是案件分析的内容应涵盖事实和理论，教师能引导学生运用搜索引擎和掌握案件的主要事实和分析背后的法理依据，做到学以致用。以笔者所讲授的《刑法学》课程为例，将2018年发生在陕西的张扣扣故意杀人案作为典型案例，主要考虑三点因素:第一，该案复仇杀人的杀人动机引起了全社会的热烈讨论，学生普遍关注度较高，选取该案例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二，该案背后蕴含的法律与道德的碰撞，通过教师的引导和分析，能够让学生更为清晰、更为具体地掌握刑法的正当性及刑罚的意义。第三，该案在网络空间引起的讨论，亦值得关注。对此，可从网络舆情和法学理论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引导学生对于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各自的特点，以及网络空间中的侮辱、诽谤等行为进行评价，教育学生如何理性看待社会热点问题，培养其独立的判断能力。

(三)“微时代”下法学教学目标有待更新

“微时代”背景下法学案例教学主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以知识层面的延伸为主线的案例教学，其二是以能力层面的锻炼为主线的案例教学。第一种的案例教学方式一直存在，但受制于授课方式单一、学生主动学习程度等因素，实际效果多与预期不符。第二种方式的案例教学，在“微时代”背景下值得深入探讨。对此，将能力训练为主线的案例教学分为三个层次。首先，通过解题模式的案例分析方式，采取设问、定义、涵摄、结论的格式，训练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其次，教师将案例主要争议进行归纳，安排学生列举出控辩双方的主要观点，训练学生正反两方面的思考能力;最后，运用真实案件，着重训练学生阅读、筛选、精炼法律材料的能力，从中发现问题并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总之，“微时代”下法学教学的目标不应仅停留在学生知识面的扩充上，更应结合真实案例逐步提升学生的问题思考与问题解决的能力。

三、“微时代”下法学案例教学的完善对策

(一)适时转变法学案例教学的理念和方式

其一，以往的法学案例教学存在教师讲授为主、碎片化知识记忆、教学方法单一等现实问题，因此有必要在案例选取中把握好时效性、关联性和知识性。具体而言，通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案例选择上的调整，营造学生主动学习的环境，并相应优化课程成绩的评价标准。在教学方式上，以64课时的《刑法学》课程为例，应设置6—9课时作为案例讨论课。对于法学本科生而言，案例讨论的目的首先是训练学生的文献搜索及阅读能力，在大量的材料中提取有价值的部分。在案例讨论课中，通过分组的方式让学生自由组成学习小组，并要求学生自行分配好工作任务，如文献搜索、文献整理、撰写观点、PPT制作和发言人。学生根据自身的优势分配任务，教师根据每项任务的完成情况予以打分。教师在听取发言后，根据学生所展示的内容和发言的状态予以点评。如果没有案例分析的课程设计，则学生较少会去阅读法学专著及与案例相关的论文。因此，为避免学生反复进入简单学习的状态，有必要通过案例分析课程，引导学生就案例相关的文献资料展开有目的性的阅读，并形成阅读笔记，逐步提升学习的深度。其二，在法学本科案例分析中，应重视法学理论层面的教育。少部分开设法学专业的高校以学生通过司法考试率作为教学水平高低的评判标准，笔者认为不妥。固然司法考试通过率对法学专业学生就业有直接影响，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才是法学教育的重点。反观法学案例分析，有些教师以学生答对案情争议要点为评分高低的标准，而对于法律行为、法律事实背后的法律文化、法学理论避而不谈，长此以往，学生容易忽视法学理论的学习，造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从教学的顺序看，案例分析应建立在学生掌握了基本的法学理论的基础上，研读案例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法学理论［3］。在单一的教学方式下，学生较少在课前预习，更少做到课后复习，仅靠课堂上了几十分钟去理解和掌握法学概念、原则和规则是远远不够的，学生能做的多是安静的听众。因此，教学方式的转变，必然带动评价机制的更新。其三，建立多元化课程成绩评价机制。现有的课程成绩评价机制，多由期考成绩和平时成绩两方面构成，平时成绩最大占比能达到40%。即使如此，学生也往往是花费一周的时间复习就参加考试，考试成绩的高低虽然影响奖学金的分配，但未能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就《刑法学》课程而言，据笔者私下了解，能完整读完教材的学生仅个位数，更多的学生将教师的PPT视为复习的重点和全部。究其本质，是教师在浅层次地教授和学生浅层次地学习，期考的泛形式化，折射出单一化课程成绩评价机制的不足，故有必要完善课程评价机制，鼓励教师围绕法学理论展开案例教学工作，促进学生提升学习的深度。

(二)鼓励教师积累实务经验，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

实践中存在司法实务经验丰富的教师在授课时容易局限于案例分析的本身，对案例中涉及的法学理论缺乏足够的分析，导致理解和分析的片面。同时，也存在实务经验不足而照本宣科的教师。没有接触或较少接触法律实务工作的法学教师为学生讲授案例分析，容易陷入从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的陷阱。因为缺乏足够的实务经验，案例分析中涉及的操作要点，很可能就忽略了［4］。如在处理刑事案件中，对于案件的把握，不应仅停留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层面，还要对刑事案件的处理流程有清晰的认识，如诉讼到了哪个阶段、公检法审理的期限、律师的诉权如何行使等等，都是相当重要的知识。学生从不同法律职业提出观点时，教师应引导和提醒学生该法律职业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要点。因此，法学教师应具备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务经验，从而真正地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能够做好案例的适时更新和科学分析。对此，高校应鼓励并培养“双师型”的法学教师。在完成每年学校安排的工作量之余，鼓励其接触法律实务工作。法学教师通过积累实务经验，能有益于拓展法学理论的宽度和深度，将有力地提升法学案例教学的质量。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在案例教学中的地位。提升法学教师综合素质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引导学生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在“微时代”案例教学模式下，案例选择契合学生的关注点，应更加注重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将学生的能力训练和能力提升作为考核中心，即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理顺思维逻辑和清晰表达观点的能力，使得学生真正成为教学的主体。虽然案例教学有诸多好处，考虑到教学的对象是本科生，因此法学教师不可忽视理论知识的讲授，须将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方法有机结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三)加强高校法律实践平台建设，拓展教学实践路径

实践是延伸的课程，是检验法学本科生教学成果的重要标尺［5］。当前法学专业实践合作基地数量相对较少，难以满足学生接触不同法律职业的需求。对此，高校有必要积极推动法律实践平台的建设工作，增加合作基地的数量的同时确保合作基地的质量，真正实现学生践行司法实践的目的。具体而言，其一是拓展法律实践平台合作单位的范围。以南宁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院为例，法律实践平台集中于广西各地法院系统。从往届学生就业分布来看，公检法司均有涉及，亦有一定数量的学生从事律师职业。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工作的深入推进，法律专业毕业生就业范围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如企业法务部门、政府法制部门、人大机关等，进而要求高校应拓宽思路并逐步拓宽法律实践平台合作范围，即加强与上述单位的合作。其二是加快建立校内实践平台，充分利用校内资源。考虑到校外实践平台拓展过程较为缓慢，建议充分利用高校内部资源，通过建立校内实践平台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如高校可通过争取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律援助基金，建立校内的法律援助中心，招录学生协助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或者积极参与法律咨询服务，提升学生的就业意识和实践水平。通过合理运用法律援助基金，能够解决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产生的交通费、伙食费等合理费用，保证学生参与实践的质量。值得注意的是，在互联网环境下，法律援助中心的服务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实时服务。换言之，以高校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以互联网提供实时法律援助，能够解决一部分学生在日常生活遇到的法律问题，亦减少了大学生陷入法律陷阱的概率，将有力地推进法治校园的构建。

四、结束语

“微时代”的到来给法学案例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提升法学案例“时效性”“关联性”和“知识性”的同时，通过授课方式的有益转变和评分标准的合理分配，可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和实践动手能力的稳步提升。

参考文献:

［1］蒋志如．试论法学教育中教师应当教授的基本内容［J］．河北法学，2017(2):12—13．

［2］郑丽萍，宁势强．美国案例教学视域下法学本科教学方式之改革［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108．

［3］陈文琼，谢恩芝．内涵式发展理念下地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探讨［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95—98．

［4］刘文燕．案例教学法在刑法教学中的运用［J］．教育探索，2014(12):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