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思想范文1
(一)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古代的礼仪之道，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以“仁”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儒学创立于春秋战国时期，独尊于西汉武帝时期;在先秦以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确立为正统思想而大行于世。儒家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被后人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主要内容是“士”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与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第二阶段是以《天人三策》、《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其中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而后成为了人们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第四个阶段从康有为开始，是与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主要对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发挥作用。从四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出，无论儒学处在哪一个发展阶段，都实际上承担了教化民众、维护统治的社会功能，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十分相似。
(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包含对儒家思想的继承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教育实践活动，是统治阶级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培养合格接班人和社会成员而开展的社会教化;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教育、法制和纪律教育、道德教育、思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宗教教育、人格教育等，涉及思想意识、文化心理及行为模式等多个层面;主要任务是在统治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导思想意识(或称“主流文化”)的灌输和规范行为的训导。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
二、儒家思想的特点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教化民众的正统思想，经历了2000多年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归结起来主要有五点:第一，以人为本，儒家思想重视人性，强调人的内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能力，包括“自我修养”、“自省”、“慎独”、“自我完善”，还提出了“做人”的要求和方法，使人们从中得到乐趣。第二，注重德育，儒家思想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孔子从道德教育的内容方面进行了总体设计，创建了以“仁”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范畴体系，为确立儒家道德教育的内容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尊师重道，“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职责，尊重教师的实质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视。第四，崇学重教，孟子认为，教育使人懂得人伦规范，是控制人们思想观念、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第五，因材施教与言传身教，孔子主张根据人的不同资质加以教育，主张教师以身作则。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重视教育客体，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性即政治性，同样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
三、比较儒家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儒家思想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教育方法，社会教化和修养两个方面的主要方法有:教化方法，主要有教育灌输、化民成俗、身教示范、礼乐结合、环境陶冶、践履笃行等几个方面;自我修身方法，主要有学思结合、自省、克己、慎独、积善成德等几种方法。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有理论灌输法、实践锻炼法、自我教育法、榜样示范法、比较鉴别法、咨询辅导法等。从教育方法的比较结果中可以看出，教育灌输与理论灌输法相一致、践履笃行与实践锻炼法相一致、自我修身方法与自我教育法相一致、身教示范与榜样示范法相一致;比较鉴别法和心理咨询法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特有的方法，儒家思想中化民成俗、礼乐结合、环境陶冶等方法可以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所启示。
四、儒家思想育人功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儒家思想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和手段，为统治阶级提供了系统的治国之道，“四书五经”中大多论述了儒家的治国之道。儒家思想的治国理念是王道政治，宣扬“君权神授”的观点，真实目的在于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同时，儒家主张“为国以礼”、“为仁以德”，《论语》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为，以强硬的行政权力、政策法令来管理国家，使子民顺应服从;以残酷的刑罚来约束，使子民安分守己，只不过让人隐藏了一颗不知羞耻的心，暂时不表现出违法违规的现象，只是表面的平和安定;如果以礼仁之德来感化人民、以礼义之法来引导人民，那么民众就会勇于知耻，且能在日常生活中克服不良习惯和丑恶心理，并长期保持不变。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地服从政治权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不仅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也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
(二)儒家思想在教化民众方面的作用
儒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设计者，其核心就是通过向民众灌输政治理念，形成民众的政治情感、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儒家思想认为，人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国家观念，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忠于君主;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规约人们的道德，使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责任，从而“克己复礼以成仁”。儒家思想强调向内扩充人性中本有的“善端”，倡导反求诸己的修养路径，使人们坚信有成圣贤、达到理想人格境界的可能。这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培养了民众良好的道德品质，既巩固了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又达到了引导民间才智忠君报国的目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功能
当代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以共产主义为方向，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思想品德的实践活动，因此，当代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激励人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包括个体性功能和社会性功能两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作用就是促进人的发展，即实现个体性功能;进而通过人的发展来影响社会生活，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即实现社会功能。
(四)思想政治教育从儒家思想中得到的启示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善”，中国传统社会大多数时候以善恶来评价人的行为，善恶观念是深植于人们意识中的价值观念。儒家思想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贯穿于中华伦理观念的发展中，给予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诸多的启示。《论语•季氏》中提出，做人要“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意思是“见到好的、善良的，要努力思考自己的不足，争取达到同样好的程度;见到不好的、恶的，要像碰到热水一样，尽力避开”;要“省”在高处，学典明理，坚定信仰，守住良心，不为蝇头小利而鼠目寸光，不为荣耀光环而急功近利。运用儒学的语境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发现，其中的大多数内容已在儒家思想中存在并早有阐释。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家文化有着功能上的价值契合点，正确的理解运用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达到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对于和谐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与方法创新
(一)儒家思想的精华与糟粕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发展历史中的积淀和精华，博大精深，对于建构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观与价值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以德润身、内圣外王”的身心和谐思想、“仁者爱人、以礼待人”的人际和谐思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和谐思想以及“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生态和谐思想。当然，任何思想都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儒家思想在维护和推崇“大一统”社会政治理想的同时，必然会抹杀了人的个性，压制了人的创造性;因过于强调人伦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而存在浓厚的“官本位”倾向且缺少民主意识，更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一种功利化的倾向;另外，因循守旧的思想和过于保守的作风也不利于社会进步，因此，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借鉴和吸收儒家思想中的精华、认清和摒弃其中的糟粕，并树立开放的治学理念，把思想政治教育推向前进。
(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
儒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情感，也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一些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推移已不再符合时代的需求。在建国之初就向全党提出，应系统总结从孔子到孙中山期间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任务，采用“古为今用”等对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因此，我们要认识到儒家思想的阶级性和封建性，不能全盘照搬其中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而是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树立正确的、批判性继承的态度。
(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儒家思想启示下的方法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明显的阶级性，也与政治和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关联，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儒家思想反映出当时政治社会和教育文化的需求，并随着几千年的发展深植于大众的思维之中。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儒家思想显然不能满足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割断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家思想的文化关联，却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符合人性的观念和方法，并将其科学地运用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有效途径。
1．化民成俗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如果民众能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学到良好的社会风尚，就会在思想上生成道德规范、在行为上养成风俗习惯，并自觉自然地认同法治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礼乐结合
礼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文化能提升人的道德水平，使人们实现自我完善。“礼”是从人的情感出发来制定，又是以修正人的情感为目标;“乐”是人类发自内心的情感之声。礼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也使人知道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还可以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人伦和谐，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3．环境陶冶
传统儒家思想范文2
一“、韩流”在中国掀起的热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的流行歌曲，影视作品席卷中国屏幕，中国媒体形象地称之为“韩流”。2004年，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在中国的热播，更是将韩流推向了高潮。CCTV对全国31座城市的数据进行调查统计，《大长今》的中国观众数量超过了1.63亿（不包括通过网络观看的观众），在中国引发了史无前例的“韩流热”。与此同时，韩国泡菜、烤肉也开始受到了中国人的青睐，《大长今》播出后的短短一年内，中国各大城市相继出现了许多韩国料理店。渐渐地，人们从听韩国歌曲，看韩剧到追捧韩国的化妆品，电子产品，服装等；甚至有些“追星族”为了体验韩国的文化或者拜见自己的偶像，专程到韩国旅游或听演唱会等以加深对韩国的了解。曾经有专家预言“韩流”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会消除影响。但是近几年，“韩流”热潮滚滚，不仅没有消退，更是以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吸引着人们的眼球。目前，“韩流”越涌越急，并向越南，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地区扩散。二“、韩流”跨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韩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是向中国输出韩国的文化。“韩流”体现了韩国文化的独特吸引力，而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韩流”在中国掀起的热潮正是韩国国家软实力的有效展现。 （一）“韩流”在中国掀起热潮的原因 1、文化的同源———儒家文化 韩国和中国共处于东亚文化圈，早在战国时期，随着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儒家思想也开始在朝鲜半岛传播。到了李氏朝鲜时期，儒家思想已成为朝鲜半岛的正统思想。而在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一直作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对中国人民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中韩两国人民的社会文化都根植于儒家文化。而韩剧中展现的“真、善、美”正是儒家思想核心的体现，中国人自古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更能理解韩剧体现的“诚信为本，尊老爱幼，重视亲情，家庭和睦”等精神和思想。韩剧在中国流行的原因关键在于找到了两国文化的契合点———儒家文化，打动了中国观众，使中国观众在思想和归属感上产生了共鸣。韩剧中体现的“忠，孝，礼，仪，诚，信”代表了东方人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念，这也正是韩剧能够在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广泛传播的原因。 2、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韩剧在中国的盛行体现了传统文化即儒家思想的强大的生命力。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石和动力，一个国家如果想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本国文化，首先必须有自己的深厚文化，必须尊重本国的传统文化。而在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的中国境内，儒家思想却在慢慢消失。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等把儒家思想批驳的一无是处，在一定程度了阻碍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近些年来，一些中国人崇洋媚外，极力在中国宣传西方思想和文化，让我们忽视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与之相反，韩国却非常注重儒家思想的传承和保护，并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来宣传儒家文化，提高本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二）“韩流”跨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 1、韩剧制作精良 首先，韩剧中的主人公多为平凡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的生活背景和生活经历与我们颇为相似，拉近了主人公和观众的距离，我们仿佛在主人公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使我们找到了一种归属感。其次，韩剧多以表现“亲情，友情，爱情，伦理，道德”为主题，这深深地触及到了我们内心的深处，韩剧表达的主题正是我们心灵深处渴望追求的东西，容易使广大观众在情感和思想上产生共鸣。再次，韩剧中处处渗透着传统的风情民俗。在韩剧中，可以领略到韩国人的饮食习惯，服饰文化，婚丧嫁娶，宫廷礼仪等等。这些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感觉既亲切又遥远，在无形中唤醒了我们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对本国的风俗民情了解的欲望。 2、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媒体的宣传 首先，“韩流”跨文化传播的巨大成功离不开韩国政府的大力支持。韩国政府创立了专门负责文化旅游发展的行政机关———韩国文化观光部，通过文化旅游观光来带动本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同时，韩国政府为打造出一流的韩剧出台了许多优惠的政策级法规，并且韩国政府大力支持举办文化节；近些年来，韩国在本国、中国、日本相继举行了一系列以“韩国文化节”为主题的活动，借以加强世界人民对韩国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其次，韩国媒体的宣传对“韩流”在世界范围的迅速传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当今互联网高速发达的社会，媒体作为承载和传递信息最快最有效的平台，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韩流”正是借助于韩国媒体的大力宣传，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韩国通过报纸杂志、电视报道、影视作品、旅游宣传片、网络等多种渠道大幅度宣传本国文化，扩大本国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3、韩国企业的支持和韩国民众的保护 政府大力支持的同时，韩国企业对影视业的重视也是“韩流”得以迅速发展的动力之一。韩国的大型企业（如：三星，现代，大宇，LG）等每年都会投入巨资用于影视制作，以改善拍摄环境，硬件设备等。当然，企业对影视业的扶持，一方面树立了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另外一方面，通过电视剧电影的宣传，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可以说，韩国企业对影视业的支持，使双方达到了共赢。当然，“韩流”的发展也离不开韩国民众的保护。目前，中国的电视台对韩剧都很“开放”，打开电视，很多频道尤其是地方频道播放韩剧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是，在韩国，播放中国电视剧的电视台寥寥无几，很多韩国观众反对进口其它国家的电视剧以保护本国影视业的发展。#p#分页标题#e# 4、明星效应 韩国明星在“韩流”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韩国对歌手，电影演员的选拔非常严格，这些歌手，演员都是在经历了精挑细选，接受了多年的培训后才得以登上舞台的，所以韩国的明星演艺综合素质较高。韩剧的男女演员大都是俊男靓女，并且韩国偶像推陈出新的速度很快。据调查，中国观众喜欢的外国明星中，韩国明星高居榜首。 三、中国跨文化传播的优势 作为拥有5000年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中国，在跨文化传播方面有无限的潜力和独特的优势。 （一）深厚的文化根基 “韩流”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强大的生命力和魅力。而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拥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在儒家思想的传承和传播方面具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从西汉开始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统治了中国社会几千多年，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正是由于“儒家思想”的支持，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儒家思想”在其发展的历程中虽然遭遇了一些曲折和坎坷，但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并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究其原因，“儒家思想”的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直到今天，“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忠、孝、礼、仪、诚、信”等作为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时刻引导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可以说，“儒家思想”根植于中国，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保存得最为完整，也只有中国具有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儒家文化的优势。 （二）雄厚的经济实力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文化产业也迅猛发展。近年来中国拍摄的几部较有影响力的影视作品均投资过亿（据官方报道，《赤壁》投资6亿，《无极》投资3亿）；在政府及企业的投资下，相应建立了一系列影视城（如：无锡影视城、横店影视城等）以促进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政府的支持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大幅度增加。据统计，2006年政府在文化产业的支出只有685亿元；2011年已达到了1528亿元。在政府的支持下，各地根据本地区的特色，相继举办了一些文化节，以吸引外地及外国游客，扩大本地文化的影响力。如：上海国际电影节，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宁波国际茶文化节等等。此外，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通过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来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四“、韩流”跨文化传播的成功对中国的启示 （一）以影视业为依托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韩流跨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表明，影视业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契机。韩剧就是凭借电影电视以及网络媒介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进行文化传播。中国也拍摄了为数不少的一系列电视剧《还珠格格》、《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其中《还珠格格》在东南亚地区打破了历史上华语电视剧在当地的最高记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在韩国火爆荧屏的《还珠格格》吸引了许多韩国的年轻人和家庭主妇，虏获了韩国人的心，在韩国掀起了“格格”热。《还珠格格》在韩国创造了当地的收视神话，为此韩国三大电视台不得不对中国电视剧实行了封杀令。《还珠格格》在韩国的成功表明影视剧能够成为我国发展文化的强大动力。 （二）创造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 韩剧中融入了韩国传统饮食、韩国时尚服饰、韩国礼仪等许多带有本民族特色的元素，使观众在欣赏韩剧的同时，加深了对韩国文化的认识和兴趣，进而追捧韩国文化。纵观中国近年来的影视作品，虽然数目巨多、投资较大，但真正质量好的影视作品并不多。《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等作品虽然斥资居多，但多注重宏大的场面，情节简单，丧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中国要想取得跨文化传播的胜利，必须发展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 （三）政府应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和扶植 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投资虽然呈增长趋势。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韩国政府专门成立“文化产业基金”以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韩国政府的投资也取得了大力的回报。韩国的文化产业成为继汽车产业之外的第二大出口创汇产业。 政府应引导地方创办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节。现今，我国地方创办的各种文化节数目形式繁多，但缺乏有影响力、有实质性内涵的文化节。在政府的引导下，我们应创办更多像“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视节”等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的文化节。 政府应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促进文化的对外输出。“韩流”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成功做到了国家软实力的有效传播。我国政府应通过出台相关政策保护文化产业的发展；并利用媒体等作为宣传平台等来推介我国的传统文化，促进文化的对外输出。
传统儒家思想范文3
【关键词】茶文化；中国；儒家思想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春秋时期的孔子，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有着重要位置，在距今两千多年来的今天，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习惯，思考和生活方式。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茶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茶叶之乡，饮茶的历史非常悠久，但在最初的时期，人们对茶的需求仅仅是止渴、解毒治病等方面。到了汉晋时期，有人开始将茶与精神文化联系起来，发展至唐代，茶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在以陆羽、白居易、皎然等为代表的多位茶人努力下，茶文化正是形成了，其标志就是世界第一本茶书《茶经》的问世[1]。陆羽自身是比较倾向儒家思想的，也正是儒家思想中积极向上的观念促使他走遍全国各地，精心钻研，并将自己多年对茶的积累记录下来，编写成册，从而促使了茶的发展，对后世也有重大贡献。可见，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又使中国茶文化中蕴含着儒家思想。
一、儒家之“和”在茶文化中的体现
儒家中的和，和是度，和是当，和是宜，和是一切恰到好处。中华民族从古代开始就是以“和为贵”，“和谐”“和美”“祥和”更是为人们所欣赏和追求。论语中提到：“礼之于用，贵为尊者，先王道斯美”。这句话表达了礼的基本意义，这一基本意义决定了“礼”的社会功能，一个社会是由各个阶层组成的，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也是一个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和”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点。“和”是万物之源，在自然、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可得到体现。“和”是春秋时代儒家思想中拯救社会的良方。儒家思想讲究人性和谐，个人与社会和谐这一儒学思想在秦汉、宋明时期不断加强，已深入人民脑海并在其中刻下深深的烙印。茶道中的“和”，主要是指人与人的和敬，人与环境、人与器具的和谐，物与物之间的协调。茶作为一种饮品，一种客观物质，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并由生活方式，上升为精神层次，在演变为文化，深深扎根于“和”的传统文化的记忆中，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2]。茶文化的“和”要求人的心态平和。茶文化与儒家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茶艺文化与儒学中的“和谐”“和美”等思想有共通之处。因此茶自然而然就成了儒学思想的传承载体。由于茶艺是一种高洁雅致的艺术，而热爱茶道的人自然也会受到熏陶。故而在茶道上，要求礼茶人要端庄雅致、神色平和，礼茶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由于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其中还有很多礼仪的存在，所以无论是煮茶，烹茶，还是品茗，都要求礼茶人必须展现茶之道的动作要领，充分理解体会茶文化的魅力，给人展现一种美观的视觉和岁月静好的氛围。由此可以看出，儒家的“和”在茶文化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品茶者在茶的世界中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其中都在追求平衡与整体大局上的把握，在强调“适当”“得当”的意义上，无过也没有不及之处。茶道的最高境界是以“和”为体现的，充分表现出文人对儒家思想的深刻推崇和对茶事联想的强烈反应。
二、儒家之“礼”在茶文化中的体现
儒家重“礼”，礼是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礼的精神自律待人，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处于非常和谐的融洽状态，这就是儒家重视礼的原因。礼的基本精神在《礼记》中写得非常清楚：“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由此可见，礼就是要让人以谦让的精神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把自己放低且对他人尊重一些。礼是对人的尊重，不是对贫富等级的尊重[3]；礼一方面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能调节自身的心情，做到光明坦荡，落落大方。由于儒家的提倡和重视，中国人也特别注重礼，言行举止规范、合礼。因此，中国自古以来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是一个注重礼仪的文化大国。从古代的孔融让梨，到现代林秀贞爱护孤寡老人，再到全国劳动模范郭明义爱岗敬业，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文化礼仪的延伸和不断的创新发展。主宾谦恭礼让，长幼和睦优先，都可说是传统茶礼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儒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茶道中的“礼”，是秩序、敬意、仁爱与友谊。“客来敬茶”是中华优良传统美德，晋代“茶汤敬客”的王濛、“茶果宴客”的恒温、“茶果待客”的陆纳，至今被传为佳话。宾客临门，香茗一杯，即表达了以茶会友、续谊谈情的至诚心情，又表达了对客人的尊敬。“客来敬茶”这种礼节在我国深入人心。主人家通过敬茶展现出礼貌文明，饮茶之地，打扫整洁干净，选择的茶具器皿清洁卫生；茶叶亦是家中所存中的上品。无论礼茶人的仪态还是礼茶时的仪式，或是礼茶的过程例如烧水、烹茶、置茗、品茗，每一步都显示出一种礼仪和大家的风范。甚至对于客人敬举杯的顺序，也是很有讲究的，例如先端茶敬谁后举杯奉给谁等等。茶道之中的礼不仅仅只是一种仪式，更是一个社会治理的缩影，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和谐、相互尊敬的相处之道。儒家文化的礼仪性在中国茶道中充分体现。在孔子看来，礼应该是上至天子，下到庶民，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用自己的诚信和品德去感化民众，且用礼制去规范和调节他们的行为。茶使人头脑清醒，所以中华茶文化也吸收了“礼”的精神。茶道重礼，这与儒家重礼异曲同工[4]。
三、儒家之“廉”在茶文化中的体现
儒家的“廉”，廉是高洁的品性、廉洁的品德、有深刻内涵的文化素养。古往今来，有志之士一直倡导节俭、清廉；他们歌颂清廉的优良品德，为正义的事业献身，不向恶势力低头。而历代的文人雅士更是因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而选择品茗这种具有廉洁、品性高洁的饮品。茶在养廉、励志、雅志等方面的作用是由古及今的，“清茶一杯”寓意深长。东晋贵族多奢侈，并以此为时尚，而当时儒家学说的践行者们，则继承晏子饮食精俭朴的精神，以茶养廉，以对抗同时期的奢靡之风[5]。儒家看重茶的高洁品性，以茶自省、以茶励志、以茶为人生。帮助他人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保持“本我”，塑造自己的人格。古时的“茶宴”，沿袭演变至今的“茶话会”，各种庆功表彰、迎新送老、招待会、座谈联谊等活动，大都会奉上一杯清茶。茶水一杯，配以适量水果点心，既显以庄重又不失薄面。其中传承的清廉之风，正是儒家一直所倡导的。茶道中的“廉”，是古代清官的廉政之举，也成为现代人倡廉的高尚表现。通过饮喝清茗，礼茶中的人士能够更好地看到审我、自省，并了解自己，反省自我、认识他人。这更有便于活在礼茶中的人为他们设身处地，了解别人的艰难疾苦，从而能够使自己更加对人宽容和社会包容，对待他人的心和事及社会更加和谐宽容。清者,廉洁清正之意。“清茶一杯、茶香缥缈”，寓意深远、引得无数文人墨客对其进行研究解读。从茶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来看，茶不单是消暑解渴的饮料，同时也是饮茶者精神境界的体现。清茶使人自我省促，在茶香袅袅中体悟生命的美好、寻找淡泊宁静、怡然自得的生活。饮茶使人沉静，能够在喧嚣的市井中找到岁月静好的法门。茶是大自然恩赐于人类的宝物，茶叶，是茶树的精粹，翠绿的茶叶散发着清香，迸发着属于自己独特的旺盛生命力。茶树生长于大山深处，层峦密布，养天地之正气，俭朴清正。通过饮茶、品茶逐渐了解茶的本质，并且将茶与人之间的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在品茗过程中，陶冶了情操、修身了品格，提升素养，感悟人生。大多数人将茶品与人品相比较，有茶德比仁德的叫法，这正是表现出儒家追求淡然、廉洁、雅致的君子品格。茶道中的“廉”正是如此，在品茗中寻求淡泊宁静。茶道亦是茶德，用茶养性、用茶养廉，礼茶人所向往茶的清廉、高洁之品性，向往茶的君子风度，向往茶的高雅气质、淡洁之君子品格。儒家文化，在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中散发着灿烂的生命力。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更是在当今世界中受到推崇和尊敬，他所创造的文化更是影响深远。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宝贵的传统历史文化中的一部分，儒家思想和中国茶的融合结晶更是中国茶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无数专家学者都对其进行大量研究发掘，对儒家思想与中国茶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挖掘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髓，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文化的交流。弘扬中华茶文化，复兴中华茶艺[6]。因此，儒家思想在茶文化上的体现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芳,黄毅彪.中国茶文化中的儒家思想[J].三明学院学报,2016,(01).
[2]牛玉芬.“和”文化与中国茶道[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47-49.
[3]吴玉冰.茶疗养生的本质及其成因[D].湖南中医药大学,2010.
[4]方雯岚.从精神到形式——儒家茶礼创作[J].农业考古,2008,(05):68-71.
[5]王旭烽.茶人传奇之以茶养廉的历史标杆[J].茶博览,2014,(04).
传统儒家思想范文4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在传入日本以后，对日本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本文从儒家思想传入日本入手，结合日本企业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分析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影响
企业文化也被称为企业精神，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及其成员在长期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而文化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都包含在其中，他具体体现了企业的凝聚力，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是成功企业的体现.文化是与民族分不开的，在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中，日本企业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也就代表了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特点.而追根溯源，日本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
1儒家思想的传入及发展
公元5世纪左右，儒家思想传入日本，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是百济的阿直岐和王仁，他们不仅带来了《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还曾为当时的皇太子讲授儒家学说.平安时代末期，圣德太子高度重视儒学，编制了许多以儒学为基础的典籍，如“冠位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等，基本上所用词汇和资料，都来自儒家典籍.7世纪开始，中日两国互派使者，打开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门，来自中国的使者、留学生和僧人大量涌入日本.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革新”，其指导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他们的制度建立都是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确立了以儒学为基调的律令政治，使日本社会全面发展，儒家思想也由初期传入进入到实际应用的阶段.13世纪，日本开始流行起宋学，以“明经训诂”为主的旧儒学逐渐的被以“义理”为主的新儒学取代，“新儒学”成为日本儒家思想的主流学说.德川幕府建立后，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被逐渐建立起来，而最适应这种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名分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由此形成.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代替了老旧的儒家思想，但日本文化依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明治维新以前，“四书五经”基本上是日本学校的必交课程，日本知识界甚至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和掌握情况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而且，日本社会也把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之道都吸收进来，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在当今日本社会仍然保持着.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是相伴相随的，儒家思想更是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日本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蔓延开来，其中就包括日本的企业文化.
2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2.1“以人为本”———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
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人”都被经营者作为企业的中心，因此“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逐渐形成了.日本著名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就把员工看作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认为“企业即人，成也在人，败也在人”.他自己的经营哲学就是：“首先要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他还曾经说过：“松下先塑造人，后生产电器.”而有“国际经营者”之称的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说得更加直接明了：“使企业得到成功的，既不是什么理论，更不是什么计划，而是人!”索尼公司的口号则是“要让管理工作去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管理工作”.这些日本企业的管理思想都体现出了“以人为本”.另外，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只要员工没有过错，就可以在公司里从入职一直工作到退休，而且薪酬和地位也会随着工龄的增加而得到提高.同时，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和对在职员工的再教育，企业会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让员工在公司内部或者外部、甚至去国外进行研修，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和业务能力，从而使其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以人为本，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善于发挥和调动他人的积极性巧妙结合，这也是日本企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奥秘.“以人为本”还有一个体现，那就是日本式的经营方法，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家族式经营方法.日本人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庭”，每个员工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都应该与自己的“家庭”荣辱与共.公司的社交性活动计划通常都排得满满的，表面上说自由参加，实际上是全员参加.公司还会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给全体员工提供福利：从家属补贴、交通费、职务补贴一直到公司住宅、宿舍、住房贷款、借贷的延期偿还、存款、健康保险等，无所不包.毫无疑问，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下，大多数日本企业的员工都会因此认为，公司的经济稳定就等于自身的稳定，公司的经济发展就等于自身的发展，所以才会愿意为公司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公司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
2.2“以和为贵”———日本企业文化的精髓
儒家文化把“以和为贵”作为最高的社会价值原则，日本文化将他发挥的淋漓尽致，不仅把“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吸收进来，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将他作为基本准则，并且把它引入到企业文化中去.例如，松下公司的“和亲”、丰田汽车公司的“温情友爱”、三菱电机公司的“养和精神”等，这些都反映了“以和为贵”的思想“.和能生财”这一观点尤其在现代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大行其道.在企业内部“,以和为贵”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人和”被广泛运用于员工与员工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即企业内部的团结.日本企业称为“株式会社”，他的意思就是说企业如同一个大家庭，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有责任、有义务维持家庭内部的和谐、团结，从而来避免产生家庭内部矛盾.“以和为贵”在日本企业内部被相当重视，从而使企业员工内部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强烈的集团主义意识.松下幸之助认为，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法则，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上，如果编组恰当，一加一的答案可能远远大于二.可如果搭配不合适，一加一很有可能等于零,甚至有可能都会出现负数.所以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关系，是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和调整的一部分，即使发现并解决员工之间的矛盾，从而建立起和谐、融洽、团结的良好关系.最重要的是，“以和为贵”还能改善劳资关系，弱化雇佣与被雇佣意识，使整个企业呈现一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景象，为企业以致整个日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2.3“礼治、德治”———日本企业管理的圣经
礼治和德治思想是孔子治国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上，行政和刑罚只能使人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坏事，却不会使人有知耻之心，自觉不去做坏事，而用“礼治”来统一人们的行为，用“德治”来教化人们，却能起到行政和刑罚起不到的作用.日本的企业经营者把“礼治”和“德治”思想引入到企业管理中来，管理员工时更多的以用“礼”和“德”来教化、管理员工，尽量不采用严格的管束和处罚的手段，使他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尽职尽责的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因此，在招聘员工时，非常注重对员工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入职以后还要对其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教育，在日后的晋升和提拔时，作为主要的选拔标准，就是道德素养.另外，在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中，特别强调统治者的身教，即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日本的企业经营者非常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各方面都要做员工的表率.而且在与员工交流时非常注意措辞，尽量避免给人留下高高在上的印象.例如著名的东芝公司董事长土光敏夫就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导，他最崇尚的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主张言教不如身教.他经常深入员工之中，与员工谈心、聊天，认真倾听员工的声音，有时甚至会与员工一起举杯畅饮，把酒言欢，充满了人情味.这种情感上的交流深深打动员工，使员工都乐意为公司效劳，极大调动了员工们的积极性.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论语》，更是日本企业经营者的行动指南和商务圣经，在我国亦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日本许多有名的企业家，如涩泽荣一、伊藤淳二、北尾吉孝等，都把《论语》作为自己为人处世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南.尤其是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也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并在自己的著作《论语与算盘》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当然，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批判性地继承，并将有利于本企业发展的部分发扬光大.在日本经济界与学术界共同构筑的“日本式经营”学说中，许多因素都具有儒家思想的特征，并特别强调儒家思想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研究日本企业文化时，一定要先认真研读我国的儒家经典，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的企业文化.
作者：赵小平 单位：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参考文献：
〔1〕许启贤.日本企业的思想道德建设[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1996(5).
〔2〕林智鑫.试论日本企业文化的儒学情结[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1（8）.
〔3〕刘乃成.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与启示[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4(02):77-80.
〔4〕官文娜.日本企业的信誉、员工忠诚与企业理念探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140-149.
传统儒家思想范文5
关键词：儒家话语权；中国古代文学史；影响分析
引言
中国古代文学史其实质是一部话语权的斗争史，其所体现出的是政治方面斗争，因此话语权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话语权在人们的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还能够充分体现出社会政治以及道德伦理等社会要素。纵观整个现代文学史，儒家话语权对其的影响毋庸置疑，甚至能够影响到现代文学，因此对二者之间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显得十分必要。
一、话语权概念分析
话语权可以被简单的理解为是说话的权利，即舆论的控制权，一般情况下，能够掌握话语权则能够对社会舆论走向进行有效的控制。在当代社会中，话语权通常被掌握在媒体控制者手中，对媒体和经济实体进行操控，常常掺杂一些个人的主观想法和得失进行舆论传播，利用这种信息传播的方式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进而控制社会舆论的导向和行为，主要体现出的是高层言论。在我国的古代，主要侧重于对诗学、文学以及修辞学的研究，利用思想进行话语的创新，因此要想拥有话语权则必须具备三种条件。首先，实力。没有实力的支持话语权也将成为泡影。例如我国在鸦片战争时期，被西方列强欺压和掠夺，民族尊严尚且不保更不用说话语权。现如今，我国经济建设迅猛发展，在国际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自然拥有话语权。第二，团队能力。话语权的拥有不能单纯的依靠个人力量，要树立团队意识，团结起来上下一心才能产生更加强大的影响力。第三，平台。利用新型信息技术引导社会舆论，使话语权得到充分发挥。例如，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平台，使话语权的影响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1]。
二、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
儒家学派是由孔子创立，属于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在先秦时期，孔子曾经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和思想，但是都没有得到重用，并且在秦始皇时期还经受过“焚书坑儒”的重创。但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维护政权，巩固其专政统治，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儒家学说便从此开始得到鼎盛发展。儒家学说受到周礼等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出的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成为了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几千年来，我国人们受到《四书》《五经》的影响根深蒂固，例如忠孝思想、责任思想等皆起源于儒家学说。在儒家的学说说主张以孔子为师，借助《四书》《五经》等文学著作，宣传仁与礼，侧重于人们之间的伦理道德，讲究仁而有序、仁爱待人、重义轻利等思想[2]。
三、儒家话语权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影响
通过对儒家思想特征的阐述能够将儒家思想的特点充分体现出来，事实上，儒家思想的存在意义是希望能够被应用到治国大策之中，因此儒家思想在本质方面就带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色彩。在儒家思想中，主要主张的是忠君思想，要对君主予以绝对的服从，这同样也是古代封建专制的重要体现。从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能够看出，在诸子百家中的学说和思想都是希望为君主提供服务，能够被应用到国家的治理当中，例如法家提出的依法治国，道家提出的无为而治等等，这些不同的学说和思想出现在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具有相同的目的，自然而然的会产生话语权方面的争夺，事实证明，的确是拥有话语权的一方将会引导社会舆论，将自己的治国思想付诸于实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史其实质上是一部话语权的争夺史。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被得以重用，并且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将使得儒家思想的地位被确定，儒家的话语权自然有所提升，在很多方面上体现出较强的权威性。汉朝时期，儒家思想被推上发展的巅峰，居于统治地位，充分具备上述三种发声条件，也自然拥有较高的话语权。此外，古代文学还具备较强的政治教化功能，这同时也是其职责所在，更是古今中外的文化通则，是文学存在的根本使命，统治者能够深刻清醒的理解到，要想维护政权，保障自己的统治地位能够得以长久延续，必须对国民思想进行统一，而事实此举的主要措施便是依靠教育。因此，秦始皇所实施的“焚书坑儒”举措就是要打破儒家思想对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影响，如果不将儒家思想彻底消除，则难以在思想方面实现真正的统一，而思想又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息息相关，因此才会采用此种极端的形式进行思想上的毁灭，但这也能够从侧面进一步证明了当时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3]。从体现儒家思想的著作中能够看出，在基本属性方面并不单纯的包括简单的审美，还具有政治教化以及借文言志的内容，这种正统的儒家学说就是对儒家话语权的有力维护，保障其权威性不受任何形式的侵犯。由于儒家思想对后世也充满教育意义和积极影响，被广为继承和传扬，因此对儒家话语权的维护才显得十分重要。司马迁在此方面就坚定不移的支持着儒家话语权的立场，他的著作《史记》便是在儒家话语权的影响下进行编写的，因此司马迁对墨家思想持有反对和抵触的心理，而更加尊崇儒家思想和文化，这同样也体现出了他的贵族阶级立场。司马迁对墨家思想的抵触一方面体现在其提出的“非命、节用、节葬、非乐”等思想中，其中的“节葬”与儒家思想中的“厚葬”和“礼乐”产生了冲突和矛盾，而在司马迁的思想中，将“礼乐”视为是大宗，如若将墨家的思想记录《史记》当中，则会触动朝廷官员利益，引起对其的大肆攻击。另一方面，墨家更注重于平民的利益，其所提出的“兼爱”思想也与儒家思想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相对立，这种为平民阶层、小生产者争取话语权的行为，明显与儒家思想中的“上昭下遵”的专制制度相砥砺，因此其没有出现在《史记》的记载当中。此外，在当时的汉朝，朝廷官员基本为儒生，儒家思想也属于政治主流，因此其话语权地位自然也是不可撼动的。而墨家思想更注重于平民的利益，这将对当时的贵族利益产生了触犯和削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攻击，司马迁又受儒家思想教育和文化的熏陶，在思想意识方面对其影响根深蒂固，将毫无疑问的反对墨家文化，支持儒家思想。经过大量历史实践的研究结果证明，中国古代文学的继承和传扬，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话语权的传承，而儒家思想能够符合当时汉朝的政治背景，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和政权的巩固提供较大的便利，因此在当时更加受到推崇和重用，这也同样充分体现出了古代文学思想中的政治性，以及儒家文化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争论与传承，其根本上都是围绕着话语权展开的，而话语权作为中国文学的根本，同时也是重要维度之一，儒家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影响意义深远，其话语权地位的变动也将对文学史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在研究儒家文学为何会具备较强权威性，成为汉朝以后两千年来的主流思想时能够发现，这些都与其自身所具备的教化功能以及政治色彩息息相关，在古代文学这步话语权的争夺史中，儒家话语权对古代文学史的影响将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胡铁生.政治文化与文学意识形态功能的意蕴交映[D].吉林大学,2012.
[2]陈婵.二十世纪上半期(1900-1949)中国历史小说主题类型及其叙事特征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2.
传统儒家思想范文6
作为人类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完整的素质教育的观念体系，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与素质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丰富的儒家文化，既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也规定了素质教育的观念的主要内容。素质教育的根本点是树立和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弘扬平等自由和谐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主流社会来讲，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理想中的儒家精神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 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以修身为本、以仁道为重心的人文理想是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历史和传统纽带，“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崇德修身”、“建功立业”“整体为止”、“仁爱和谐”。儒学中善的观念是以仁、义、礼、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为基础的，它以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为出发点，以“仁”为灵魂，以“礼”为框架。“仁”的基本精神以孔子的说法可以概括为“爱人”和“忠恕”，而“爱人”和“忠恕”的根本途径是“克己复礼”,可以说“克己”与“修身”是孔子道德修养论的一大特色,他提倡通过个体以仁为目标的道德修养来调整整个社会关系。 （二）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 中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当前的素质教育主要是人文素质教育，即弘扬人文精神的教育。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三）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的契合点 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是素质教育应贯穿于专业和课程教学始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以学生的实际和学习需求把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熏陶和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理念。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对古代文学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大多数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标；把文学作为道德教化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思想，“文以载道”是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众多古代文学优秀作品具有极为丰富而深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画卷，它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生活面貌，更真切地记录了他们心灵。 在当今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利用文学作品本身的教化作用，全面深入梳理挖掘作品的思想内容，阐释其思想意义或价值，明其所载之“道”，阐释作品包蕴的真善美的光辉，以触动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能更深一层体会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二、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理念大厦的构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参阅文化历史不难发现，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大批优秀的作家群体、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文学理念本身就映射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优秀成分，并将这种精神以文学文本的形式进行凝聚、传承、强化和进一步升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理想之塔的构成博大而深邃，精美而瑰丽，千百年来扩散着无尽的阅读、评鉴、感悟的品格张力，不同的文学家、批评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常有精辟概括之词，不尽一致，各领风骚。中国古代文学中映现出来的儒家理想价值体系，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因素。 （一）诗歌 诗歌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它的社会功能与人文价值,已被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所认同。诗歌所蕴含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对人的生命价值、社会责任的实现与追求。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以《诗经》为开端，儒家思想贯穿现实主义诗歌的始终。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之所以伟大，并不是他创作了《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一系列流传千古的诗章，而是在于他高尚的人格和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把握作品的意蕴，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追求，用屈原的人格风范和爱国热忱感染学生的心灵。杜甫的思想始终是儒家思想，“穷年忧黎元”，“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的血诚。当国家危难时，他心痛得流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一旦大乱初定，消息一传来，他又会狂喜得溅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1］。 （二）散文 蕴含儒家思想的散文始终存在，作品反映的基本思想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它的许多经世致用的优质是超越时空的，是中华民族文学永远的精神营养，在《论语》、《孟子》到《荀子》这些儒家哲理散文中，随处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社稷的存亡、天下的安危，社会人生和伦理道德成了儒家散文最关注的主题，。从作品中随处可见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儒者、仁者、贤者、圣者的音容笑貌和风度气质，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育家的容止，执着好学、学而不厌的学者的风范，刚烈、正直的志士的节操。使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抽象的“仁义”说教，而是清晰地看到一个古道热肠、具有独立人格、超凡脱俗的君子形象。#p#分页标题#e# （三）小说 不仅诗歌、散文蕴含儒家思想，极具教化作用，小说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其作者也总是明确地以自觉推行教化为目地。中国传统小说弥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处处显露着对人生存价值的思考和评判。《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穷因为其家族深处政治斗争的漩涡当中，无法主宰自己人生的成败，实现理想的人生抱负，最终因不可抗拒的外来政治力量走向整个家族的颓败和个人生活的穷困潦倒，正是这种人生遭遇激发了他反思人生终极价值的内在激情。曹雪芹把女娲炼石补天剩下的那块石头作为《红楼梦》故事的缘起和引子“，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曹雪芹以石头作为自己身世的隐喻，折射出强烈的生价值意识。《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生在元末乱世，青年时代意气风发，有志于成就王业，然而在遭受一连串的人生失败之后，他开始退而反思人与社会的深层关系及人生的终极价值，古代文学家的这种生命价值意识，一直影响到现当代的文学理想价值观。鲁迅弃医从文缘于他对人的肉身的关注转向对人的灵魂的审视和思考，并进而以文学改造国民的灵魂，这种人生道路的转向出于一种生命意识的召唤和自我意识的彻底觉醒，出于一种强烈的自省意识的驱动。 （四）戏剧 不仅小说，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戏曲的社会教育作用对社会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引导作用。戏曲文学作品通过演出，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同看，得到生动、形象化的传播,渗透到各个时代人们的心理结构中,塑造了特定的文化品格。陈独秀在《论戏曲》中说“：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2］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3］。”传统文学价值和抒情、叙事内容所折射出来的优秀民族精神内涵，对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全球经济化时代对人整体性综合素质的看重，要求大学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可持续发展、和谐与法治并重、培育理想的人格和人性，而儒家人文思想的人本主义价值和当代大学教育的努力目标不谋而合。因此，提高大学生素质，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丰富素质教育内容，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弘扬儒家理想价值的校园文化环境。 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弘扬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可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和心理素质。提高职业院校学生的古代文学作品的欣赏能力，帮助学生通过作品形成一种抵制丑恶、向往美好的心灵，使广大学生性格变得健全，情操高尚；正确理解审美判断、审美趣味、审美思想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帮助学生在审美的过程中完善自我、形成健全的人格；陶冶大学生的情感及培养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帮助其营造一个良好的精神上的家园，使其在学习中得到精神的放松，从而提高其心理素质，缓解压力，提高学习效率，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和心理素质 （二）完善学生的独立人格。怎样使一个人达到、完善和保持崇高独立的人格品质，这是古代儒家学者毕生为之努力的目标和永恒追求。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人应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操守，而不因随波逐流，轻易屈服于外力。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所颂扬的理想人格，是始终如一地坚持自我价值立场，在外力的逼迫下决不屈服。儒家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存在依附于道德信念、人格价值之下，当一个人的道德信念、人格价值不能保全的时候，生命的存在也随之失去意义，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就是为了保全仁义精神价值而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儒家精神典范，让学生理解自己生命价值的核心依托所在，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生命与道德、人格的轻重关系。在儒家传统价值观看来，一个人的人格价值超过了生命价值，尊严和操守成为生命中最为宝贵的理想之塔 （三）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汇合而成的统一体。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所在，是中华历史文明发展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个体自我、地域团体，是最为崇高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千百年来，无数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为抵御外辱、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英勇奋斗，前赴后继，忠烈千秋，永垂青史，将爱国主义传统融入了民族精神的血脉。一个民族，没有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国家，不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就无从弘扬和升华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教育，是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渠道，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目标。许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提倡以“精忠报国”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情操，并将其作为理想人格价值加以发扬。儒家思想提倡忠孝仁义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观体现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尽管对儒家思想的“忠”我们曾一度存在偏见，但是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大力提倡的“忠”，是忠于民族、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忠，是责任心、事业心的体现。忠于民族、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是每一个国民的崇高职责。古代文学蕴含的儒家人生价值理想体系以及实现人生价值的践行之路，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文化的精髓，构成了推己及人，以人为本的社会、民族、国家集体价值的统一体，昭示了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中国古代文学对生命价值精义的阐发，已深深渗透于中华民族的观念、习俗和思维方式之中，使民族传统拥有更多光华，使后人成长拥有更多钙质，为我们国人贮藏着取之不尽的营养。
传统儒家思想范文7
唐君毅的思想深受黑格尔影响，因而对中国人文思想发掘得似乎不够通透，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唯心论色彩。他认为，一方面，现实环境是精神实现价值的场所，现实环境能够规定心灵创发活动的形态，甚至可以成为人文活动的桎梏或束缚；另一方面，心灵自我能够超越自我以外的现实环境。他说：“至于所谓吾人之文化活动，随吾人所在之现实环境而异，唯是吾人之精神受现实环境之规定，而表现为不同之文化活动。……吾人之主张是：一切谓现实环境决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动者，皆实只是规定而非决定。而决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动者，唯是吾人之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之自身。此依佛教之名词说，即凡精神自我超越自我以外者，对精神与文化活动之自身，皆为一外缘，而非真因。”[3]7无论是心灵的自我超越还是现实环境的外缘作用，心灵与现实环境的二元关系终归难以调和，立足于心灵的文化活动，难以逃脱唯心论的指责。同时，以环境与心灵的二元结构阐述心灵自我也遮蔽了中国人文思想的特点。张祥浩批评唐君毅的唯心论倾向说：“因为主观唯心论直截了当地把物质身体或客观现实存在，看成是心的作用或心的派生物，而他则把客观的现实环境看成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外缘或第二因，把身体看成是托显精神的消极存在，这是有区别的。但在事实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2]178-179这依然是西方哲学的视角，只不过是西方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这种视角同样遮蔽了中国人文思想中“心”之作用。心物关系如加以分割对立，立足于一方就会遮蔽另一方。唐君毅的人文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富有哲理性的现代转型，儒家思想在富有哲学素养的唐君毅手里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重视人、重视人文之化感通变是儒家思想最具现代意义的内容，唐君毅以此为契机论述人文关系，无疑找对了论述人文关系的“中心观念”。唐君毅总结人文关系说：“一切学问亦皆人之为人之学之一章。此之谓一切学问之摄末归本。”[5]87将学问各科理解为“为人”之学，并以成就人作为学问之“本”，唐君毅摄末归本的人文思路有力地冲击了科技理性的西方思维，为人文学的研讨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人文序列：经由西方进入中国的群科排序
人文序列是人文学者对人文群科的排序与定位。唐君毅非常重视人文群科之间的序列问题，一方面，他从人的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群科之次第，另一方面，他论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际，这两方面的排序思路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在于“顺”着西方讲，而在于以传统思想为资源“逆”着西方讲，体现出唐君毅既接受西学又试图超越西学的中西学会通特点。唐君毅从人之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学术的序列。唐君毅认为人文学术即是为人之学术，他说：“一切学术思想，都是人的思想，一切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因而一切文化之精神，都是人文精神。讨论任何种之学术思想，都是讨论一种人文中之思想。”[6]1从人的角度论述人文学术，学术既是“人为”的学术，也是“为人”的学术，学术是人在世界中的缘构，也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如果人缺乏道德精神，学术建构亦不可能。唐君毅说：“故人之道德精神，如果建立不起，缘之而使当然理想、客观价值意识、历史精神，皆不能向上提挈，而向下降落崩坏，则无一人生之活动或社会文化之建设，能真实成就。”[5]70唐君毅批评了西方重视抽象概念的学术传统，他认为西方学术观念“是以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学问，愈在学问世界中，居更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逻辑、数学、几何学或第一原理的哲学，被认为一切学问之本。”[5]71西方学术重学（真理）重术（技术）而忽视了学术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唐君毅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学术与人存在在世的紧密联系，并以此为依据重订了各种人文学术之高下次序：“一、为人之学，二、历史，三、文学艺术之学，四、哲学，五、社会科学，六、自然科学，七、形数之学与逻辑”[5]72。唐君毅认为，人成为人是人成就一切事之本，一切人皆须为人，一切学问皆是成人之学问，因此，为人之学居人文学术之首位。人为本，学为末，为人之学摄末归本；人为道，学为器，为人之学道器合一；人为体，学为用，为人之学体用不二。唐君毅的人文序列凸显了学问世界与人的亲缘关系，批判了西方人文序列将人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从而将人文学术重新奠基在“人”的大地上。
唐君毅还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术的序列做了新的阐发。唐君毅论述三大学科群的出发点依然以人为中心，他认为三大学科群的分际是人看事物的不同观点和态度。在这三种态度与观点中，人文学术能够自觉回顾和反省自己的反应、感通、行为，并能摄入人所面对的自然社会之事物，因此，人文学术是人之心灵与精神的学术，是人对自己行为之表现的学术，她与人之关系最为密切，应当居于人文序列之首位。反之，自然科学将对象作为离开或外在于人之主观行为与精神来认识，是一抽象的普遍者，因此，自然科学只是人看事物的一种态度或观点，并不能取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而独居首位。三大学科群中，自然科学的地位还在社会科学之下。通过对三大学科群的重新定位，唐君毅提出在人文学术中重建人的主体意识的构想。唐君毅认为，此时代的学术思想过分崇拜抽象普遍者，忽略了人生之具体存在。以人之存在为中心的人文学术恢复了人在学科群中地位，重新提出了学术对人心人情的感通要求，彰显了学术活动所蕴含的人之价值。以人之存在为中心的人文序列具有融通性和开放性，这体现在唐君毅对非人文、超人文、次人文和反人文思想的认识上。唐君毅认为：“人文思想之发展，一方由人对于人文本身，逐渐加深加广的思想，同时亦即由人文思想与非人文、超人文、反人文等思想，互相发生关系，而相依相涵或相反相成以发展。在此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见非人文的思想之扩大人文思想的领域，超人文的思想之提升人文的思想，次人文的思想之融会于人文的思想，即人文的思想之不断以新形态出现，以反反人文之思想。此相续不断的人文思想发展历程中，便显出一种人类之精神的向往。此种精神，我们称之为人文精神。”[6]3可见，唐君毅认为人文精神是通过反反人文思想而不断前进，这是黑格尔式的进化论。我们认为，人文只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之一，人文能够澄澈、净化非人文思想，但不能取代非人文、反人文思想，人文与反人文思想之关系走在相互涵摄的路上，而不一定是进化论式的“前进”。栾栋曾对人文学科、自然学科与社会科学三大学科群的关系做了论述：“从本质上来讲，人文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而不是唯一动力，人文有赖于自然力、科技力量的协调作用才能演奏出美妙的乐章。反之亦然，自然力和科学力量也只有在人文力量的导引下才不至于走入歧途。与之相对应，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不等于忽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学科群的通力合作和相互涵摄是文教与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7]33以涵摄化感论人文学科，突出了学科群之间的根脉勾连，强化了学科群之间的内在互化，有利于促进三大学科群之间的良性循环。唐君毅对人文群科的重新排序凸显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也为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原属平行发展的文化系统，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下，儒家传统思想受到了西学的冲击，曾经被视为应该打倒的对象。唐君毅以西学反观中学，力图从中学中挖掘出西方传统曾经关注过的“问题”，并立足中学彰显出中国文化迥异于西方文化的“视域”，这种经由西方进入中国的工作思路开发出了儒家思想的现代特征。
二、人文平视：会通中西学的方略
以道德理性开发儒家思想和以儒家“立人极”重新排序人文群科体现了唐君毅人文平视的中西学会通方略。唐君毅认为，当前世界各种文化正处于冲突融合之中，人类文化发展到了现在，应当是把整个人类文化当作一体看的时候了。平视是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模式的反拨。平视的前提是中西文化各有特色，而其最终目的是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从而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勾画理想蓝图。人文平视是唐君毅针对中西文化的差异与融通而提出来的文化交流举措。当今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错综复杂，人类文化正在走向“由分到合”的之路。据此，唐君毅深入剖析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对中西文化之间的融合提出了“平视”的设想。唐君毅认为，西方文化之特殊精神有四目：一为向上而向外之超越精神；二为充量客观化吾人之求知的理性活动之精神；三为尊重个体自由意志之精神；四为学术文化上之分途的多端发展之精神。[5]71此四目特殊精神重在文化之超越性，其“光辉乃为向外照耀、向外探求”，因此西方文化精神贵在学问的超越性与抽象性。唐君毅说：“照由西方传来而流行于现代中国之一学问观念，是以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学问，愈在学问世界中，居更高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逻辑、数学、几何学或第一原理的哲学，被认为一切学问之本。”[5]71这种文化传统贯注于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臻于近代而成型，唐君毅在分析形成西方文化精神的外缘条件后，对近代西方文化作了总结评述：“近代西方文化，由无数民族之战争与商业关系而生之文化接触以形成，故亦特富一向上向外之超越精神，与尊重个体性之自由意志之精神，重概念之分解之理性活动之精神也。”[6]6这些精神内涵正是中国文化所缺失的。中国文化是以农业为主导的反本复始型文化，反本复始与向上向前向外“不能不谓之两种精神”。至此，唐君毅概括了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根本性差异，这两种文化类型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从而为文化之间的平视奠定了基础。
平视即平等互观，承认异“我”之他种文化存在的价值及其对“我”之反观意义。唐君毅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健康的心态，一为自上视下，二为自下视上，此两种心态皆有所蔽。他说：“在过去的中国，直到清末，曾以自上而下的卑视的眼光，看近邻夷狄，与近代洋夷之文化。在中古时期，回教与蒙古民族之铁蹄，皆曾横扫欧亚。而近代的西方人，则又凭藉其武力经济力，科学技术，以征服世界为殖民地。现代不少西方学者，以西方文化系统以外之文化，皆属于落后之一阶段。而近百年来的中国人，亦在吃了军事上经济上的败仗之后，乃改而以自下而上的高攀的态度，去接受西方文化。并自视为落后地区，落后文化。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自上视下者不见，自下视上者不明”[8]369。平视是对这两种心态的反拨，平视的前提是对待异类文化的平等平和心态。文化是族群社会化生活的人化成果，承认异族文化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是承认一个族群生存的权利。平视在尊重他人生存的基础上学会欣赏异族文化，学会吸纳异族文化。人类文化发展到了全球化时代，必须从过去“灭绝他”的野蛮愚昧走向“吸纳他”的开明豁达。唐君毅的人文平视方略尽管不容易实现，但是能够纠偏返正，不啻为地球上的一缕祥和的清香。平视也蕴含着人文的融通，人文平视的归宿是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勾画理想蓝图。唐君毅对未来世界的人文图景有清楚的勾画。他认为，西方人文精神注重超人文、非人文的宗教和科学精神，忽视了人文的道德理性，因此，西方人文精神需要中国道德理性的补益。中国人文精神过于反本复始，偏于回归母位，忽视了人文的超越，需要吸纳西方的科学、宗教等超越性的精神。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文化之间的融通即是吸长补短，多种文化共同营造出人类文化的美好未来。在文化融合的世界图景中，唐君毅偏重道德理性色彩浓厚的中国文化。唐君毅一贯主张，道德理性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根本，中国文化是道德理性的人文文化，因此世界文化的主流在中国而不在西方，中西文化融合应该是：“斯则吾人之藉西方之国家精神，以充实吾人之文化精神，而可转以吾人之文化精神，裁抑西方国家精神，以充达吾人之仁心仁性于天下，而所想望于人类世界之社会文化组织者也。”[9]29中国文化注重人伦、人情、人性，是以人之存在为本位的人本文化，中国文化尽管在近现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如能吸取西方文化科学、宗教的超越性精神，中国文化必能在新时代获得新生。唐君毅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反映出新儒家在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厚爱，也反映了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融合进程中吸纳他者的开新与变通。
传统儒家思想范文8
（一）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唯上”观念
孔子的思想中有许许多多的精华，给人们的生活学习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宝贵借鉴。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孔子的思想中仍有落后或缺陷之处，最主要的就是他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这和西方提倡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截然不同，儒家思想主张等级和礼教，到董仲舒时期更是发展为三纲五常，而这种思想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中华民族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种“唯上”的观念。这种观念渗透到全社会，在家中妻要听夫的，子要听父的，幼要听长的；在朝廷中，臣要听君的，下级要听上级的；在学校，生要听师的，师要听校长的；在社会中，百姓要听官吏的，地位卑微的要听地位尊贵的等。首先，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本身就是不民主不科学，人人生而平等，不同的只是社会分工而已。其次，在这种唯上观念的影响下，事情不是以是否科学合理为标准，而是以高低贵贱的身份来评判，有别于唯上的观念思想，就是犯上，就要受到处罚，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国民就逐渐产生了一种顺从服从的意识，并进一步发展为听话和继承。军队中以绝对服从命令为天职，生活中文件和通知就是命令。在这样的大氛围中，我们所倡导的创新教育所呼吁的学生创造力的培养，首先其创新意识和精神就难以落实，更何况是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性人格的培养。
（二）崇尚礼教，束缚创造力的培养
儒家思想非常重视礼教，孔子曾言：“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礼教给人们的生活设置了众多藩篱，一言一行极受束缚。《论语》乡党篇云：“寝不尸，居不容，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等，在生活中设置了条条框框，做什么事都重视工整，整齐划一，这种思想在当代仍有残余，例如学校中提倡军事化管理，东西放在那里都有严格要求，幼儿园小学生上课非要求将手放在膝盖上不能乱动，个个正襟危坐。做什么事都要排队，哪怕奥运会开幕入场也非要像举行阅兵式一样站成方块队，一板一眼地走，这种种礼教使中国人无意识的生活在种种条条框框中，缺少了灵气和活泼，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严重受到束缚，个性发展和思维等的发展严重受到摧残，善于思考向权威挑战的创新意识，灵活、独特、流畅的创新能力以及独特性、挑战性、能动性的创新性人格都无从培养。
二、儒家教育思想
儒家有许多珍贵的教育思想，如孔子的“温故而知新”“学思结合”“因材施教”，孟子“深造自得”的教育思想，荀子“闻见知行”的学习方法等，都可称得上教育思想中的瑰宝，对后世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可是儒家教育思想中亦有一部分观点对当下的创新教育起着负面影响。
（一）“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
孔子的这句“学而优则仕”指导了从春秋至今的整个中华历史，历朝历代，就是在如今的现代社会，学而优则仕仍是众多学子和家长的奋斗目标，古有孔乙己、范举，今有年年高温不减的考公务员热。学而优则仕，使得学术不再纯洁，学术的功利性太强，弥漫了官宦之气。其结果首先是学术难进步难创新，学问很难做到家。治学不是为了创造知识和科技而是为了做官。学生比拼的不是谁学识渊博而是谁能进学生会、当干部，治学不再是一种目的，而是成为了一种入仕的手段，这样的氛围使得学术研究很难突破和发展，而我们都知道，科研是先于教育的，科研都难以发展和创新，又何谈教育呢。其次，学而优则仕使得学术和行政合二为一。在中国的学校有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学问做好了就去搞行政。美国的一些学者在看到这一现象后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在西方国家学校的校长都是聘用的专业管理人才，教授和老师就是专心搞科研和教学的，可中国不是这样，学问做好了就可以升官去做主任、校长、院长，有的甚至完全脱离一线专心从政了，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这就是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学术和行政合二为一，学者也是官员，于是都为统治阶级唱赞歌，学术界、教育界、政府不约而同地发出同一种声音，而这一声音在全社会就是主流声音，这一主流声音指导着整个社会，看似和谐繁荣团结，可是少争鸣、少批判、少怀疑，而这恰恰是创新的土壤，土壤的贫瘠使得创新的幼芽难以健康成长。
（二）儒家的教育内容本身缺少对创新能力的关注
儒家的教育内容是六经、六艺和四教，主要以研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和自然等的关系为核心。儒家教育思想中认为道德的养成要比技能的学习重要得多，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轻视科学技术教育，甚至将科技称为奇巧淫器。自四大发明之后中国经济科技一直落后于西方诸国，与此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知道培养学生创新素质最好的领域就是科技领域，而儒家重人际、轻科技的教育思想影响至今，大大阻碍了创新教育的发展。
三、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