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经济下的交易方式以及价值创造手段，使产业之间存在高度关联性，创造出了众多的商业模式与价值增长点，从多方位影响了纳税主体的收入来源。面对新兴事物的冲击，现行的税收征管制度在适应数字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难免无法保持同步，产生了税收基本要素的认定模糊、发票系统存在滞后和涉税信息难以获取等诸多问题，阻碍了征管效率的提升。基于此，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对现行征管体制的冲击，为了解决税收领域存在的潜在矛盾，提出税制改革的合理应对之策，以期税收征管体系能够满足数字化时展的新要求。
关键词：数字经济；税收征管；税收政策
引言
作为一种生产力变革方式，数字经济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发展动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企业竞争力提升、制度革新的强有力工具。数字经济以其独特的信息传导和价值创造机制，打破了传统经济下价值创造链条的运行轨迹，衍生出众多特色产业与新型模式，成为促进行业发展的新引擎与新动力。但同时也应看到，过快的发展对现行税收征管制度产生剧烈冲击，造成税收执法工作方面的现实困境。一方面，数字经济尚未纳入税法规定的征收范围，滞后的征管体制难以适应数字经济下新模式的发展，两者之间的矛盾导致征管规则的部分缺位，阻碍课税公平的实现。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涉及跨国企业课税规则的判定，处理不当容易引发国际税收管辖权争夺以及税款流失的乱象，不利于国际税收秩序的稳定。因此，如何完善我国税收征管制度，合理应对数字经济的冲击，确保课税公平，成为税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一、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及特征
（一）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数字经济最初源于20世纪90年代知名学者唐·泰普斯科特的构想。从本质上看，数字经济是以数字信息为价值来源，以虚拟平台为运作载体，以信息技术为革新手段对数字资源进行整合、分析、增值和交易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在技术发展和实践运用下，其内涵在延伸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与时代特征。目前，数字经济不仅囊括了经济学与信息技术的诸多理论，还广泛应用在医疗、教育、物流等多个领域，催生出平台经济、数据经济以及共享经济等新兴模式，已然成为推动行业变革与发展的新动能。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波动的态势下发挥了稳定器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全球数字经济始终保持扩张态势，2020年依然能够逆势创造32.6万亿美元的增加值，展现出惊人的发展韧性。在我国，数字经济成为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增长动力：2015—2020年，数字经济始终以9%的高位增长率迅速发展，2020年增加值突破39万亿元。不仅如此，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加显著，从27%逐渐上升至38.6%，成为我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从构成比例上看，数字经济主要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组成。与以信息通信业为主体的数字产业化不同，产业数字化更注重信息技术与现有产业结合，衍生出“互联网+”商业模式，促进了数字经济与第三产业的高度融合。目前，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二）数字经济的特征。1.非现实性。随着虚拟平台与在线支付机制的完善，数字化交易能够复刻出传统交易的整个流程，摆脱了线下实物交易的时空限制，在确保安全的同时极大地减少了成本费用。除平台、货币具有虚拟特征之外，交易主体之间同样也具备非现实性，能够通过切换虚拟账号、更改交易信息来隐匿真实身份。这种虚拟的交易要素并不阻碍实际交易的真实发生，同时也无法掩盖收入课税的经济实质。此外，这种非现实性也促使数据挖掘工作得以开展，精准匹配与整合不同领域的数字信息，以实现信息优化与价值创造。2.边际效益递增。数字经济能够挖掘出内嵌的商业价值，形成新的价值创造方式。一方面，信息技术以极高的渗透力革新传统行业，整合和优化业内资源，缩减边际成本；另一方面，信息资源拥有潜在的增值空间，通过信息处理与交换实现信息增值，使得边际收益逐渐呈现累进特点。每个用户既是虚拟交易中的消费者又是数字信息的制造者。通过分析交易数据，能够加强对用户偏好、消费心理的深刻认知，向消费者推送定制化产品与服务，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在边际成本递减和边际收益递增的双重作用下，潜在收益被无限挖掘，产业链条逐渐走向多元。
二、数字经济对税收征管制度的冲击
（一）税收管辖权判定存在差异。数字经济衍生出众多的无形产品与虚拟服务，早已脱离传统税收立法所依赖的物质空间和现实关系。税收征管制度虽然进行了多次调整，但依然无法从根本上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征税风险，在税收管辖权的判定上存在偏差。秉持属地主义原则，所得税与流转税分别依据所得来源地与实际消费地进行课税，且在数字经济的冲击下，两者对纳税地的判定逐渐模糊。企业所得税法中对非居民企业设立机构场所的认定仅仅局限于物理上的关联，尚未延伸到“去实体化”的虚拟交易。这也弱化了国际税收协定中“常设机构”的适用性，不但无法有效确立税收管辖权的归属，反而还会引发纳税人利用税差的套利行为。如，跨国企业在低税率的国家设立常设机构牟取利润，凭借常设机构在来源国缴税，以此逃避本国较高的税负压力，达到避税甚至免税的目的。这种税基侵蚀行为会不可避免地引发税收管辖权的争夺，而仅凭常设机构原则难以真正解决管辖权的归属问题。此外，由于IP地址的非固定性，税务机关难以追踪跨境交易的发生地，根据交易地在境外从而轻易认定交易完全发生在境外的做法有失偏颇，仅依据“消费地原则”无法有效界定数字交易是否应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
（二）电子发票亟须革新。电子发票是税收制度适应数字化发展的产物，凭借其效力等同、开具便捷和不易篡改等显著特征受到征纳双方的青睐，但电子发票本身并不契合传统的报销流程，打印之后虽然能够完成报销，但却增加了重复报销的风险。我国电子发票系统虽然在查询、防伪等功能方面十分出色，但在信息提取与交换方面尚未得到统一。由于省际之间电子发票技术与标准存在差异，发票分解与信息提取方式各不相同，仅能保证省内税收征管效率，而不利于省级税务机关之间的有效沟通。如何革新电子发票系统，完善发票抵扣、报销与信息共享的机制，成为今后发票领域改革的核心。
（三）纳税主体界定模糊。现行的税收征管制度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能准确识别实体纳税主体，使税源控制在可统计、可追踪、可监测的范围之内。在数字经济的冲击下，虚拟平台的广泛应用使得生产端与消费端的界线逐渐模糊，使交易双方可以凭借多个虚拟账号进行交易往来，甚至能够以虚假的身份和地址完成真实的交易，导致税务机关无法准确界定交易方是否属于法人机构，进而确定各个税种的纳税主体。进一步，随着微商、网络带货等个人销售模式的兴起，面对纷繁复杂的交易量，税务机关一时很难界定个人销售与法人机构之间是否存在高度关联的利益关系，更难通过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合作对自然人交易进行有效追踪与实时监测，进而控制税源。
（四）涉税信息难以获取。随着电子货币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兴起，纸质交易逐渐被数字化流通符号取代，这颠覆了传统经济下依赖银行流水、现金稽查的监管机制。越来越多的数字化交易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得以实施和保障，涉税信息也存储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数据库中。税务机关仅通过查询银行转账记录难以确定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等税收基础因素，无法及时掌握第一手涉税资料。与纸质货币一样，电子交易中也存在利润转移与低估风险，根据统计银行流水很难确定纳税主体真正的应纳税额，反而还会增加征税成本，降低稽查效率。此外，“网红经济”的兴起使得更多高收入的自然人成为税源监管对象，而代扣代缴制度一时难以适应这种趋势。如果税收征管制度无法及时应对涉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种种风险，不仅会导致征管工作低效率开展，还会造成税源丢失与税款流失的现实困境。
三、数字经济下完善税收征管体制的建议
（一）坚持税收法定原则，完善管辖权判定规则。数字经济对管辖权的冲击在于虚拟经济不适用传统税收规则对经营场所的物理判定，进而产生来源地与消费地模糊的乱象，因此在坚持税收法定原则的基础上重塑来源地、消费地的法律内涵是十分必要的。第一，在税法中明确规定数字经济的性质、范围与类别，抓住跨境交易的经济实质，构建交易过程中产生收入与消费的判定标准，将数字经济纳入税务机关的执法范围。第二，通过创立新的联结度规则，引入“虚拟常设机构”概念，重新构建所得税来源地的判定标准。“虚拟常设机构”将数字交易中服务器经营网站视为虚拟空间中的常设机构，综合考虑用户参与度、数字化水平以及交易规模等多种因素，判断其是否构成“显著经济存在”，进而精准定位所得来源地。虽然数字经济不涉及实体交易与常设机构，但其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涉及众多用户参与，通过数字化产品与服务获得高额收益。只要交易满足“显著经济存在”的客观条件，税务机关就能够依据“虚拟常设机构”的判定行使税收管辖权。第三，完善以消费地原则为基础的流转税征税机制，将数字产品与服务纳入流转税的税目与税基之中，对消费地难以确定的纳税人采取第三方支付平台代扣代缴制度。
（二）应用区块链技术革新发票系统。作为信息革命催生的产物，区块链凭借可信度高、去中心化等天然优势，在金融、物流等领域崭露头角并取得显著成效。深圳税务局首次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电子发票系统中，初步实现了电子发票申领、开具、报销与报税结合的一体化服务，成为从“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模式转变的有益探索。区块链内嵌的信息只有通过半数以上节点的许可才能进行修改，完美契合电子发票对数据安全的要求。“区块链+电子发票”新模式克服了电子发票报销的弊端，统一了信息分解标准，使得增值税抵扣环节从三联抵扣向一票抵扣转变，简化了退抵税流程。交易完成后，纳税主体能够及时开具区块链电子发票查询涉税信息，税务机关也可完成涉税信息实时采集与及时共享。
（三）利用数字化技术强化征管方式。从目前开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以英、法、印为主）的征税实践来看，数字服务税的征税对象通常为以提供网络社交服务、在线广告等业务为主并获得高额利润的数字企业，在其年收入超过一定标准之后对超出部分或特定收入征收2%~3%左右的数字税。考虑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尚未成熟的现实因素，贸然征收数字服务税难免会导致过重税负，挫伤企业发展势头，但我们可以汲取国际经验，明确数字企业的认定与纳税标准，利用数字化技术强化税源监管与税款征收的方式，完善具有数字化特征的征管机制。第一，建立数字企业的税收登记制度，利用大数据手段提高税源登记的质量。基于税收法定原则，将数字经济纳入《税收征管法》的行权范围内，赋予税务机关责令纳税主体进行税务登记的权力，利用大数据手段对自然人的交易信息以及经济状况进行筛选、分类以及分析，厘清经济往来中复杂的关联关系，判断纳税身份和缴纳税种。第二，采用“云计算”的内在逻辑，鼓励涉税主体安装并使用新型报税软件，搭建涉税信息采集、分析与监测平台。这种软件不仅能够指导纳税人通过云端办结涉税事项，实时获得办税进展的有关推送，还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实时监测交易往来的收支记录，自动计算并扣缴相应税款。
（四）建立数字化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尽管数字化治理手段在现实中已经得到应用，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涉税信息获取困难、多方配合不充分等现实问题。随着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政府、纳税人与第三方平台之间对信息交换与共享的要求更为严格，建立数字化涉税信息共享机制成为必然趋势。第一，建立涉税信息共享中心，促成多方共治新格局。通过加强政府、纳税人与涉税平台三方联系，推进税务系统、非税系统和技术部门之间涉税信息的对接与共享，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现实风险。信息共享中心负责涉税信息采集、处理与分析工作，实时追踪纳税人交易进展与收入情况，保证税源监测的有效性。第二，采取代扣代缴与平台监督机制相结合。在线平台能够及时获取自然人涉税信息，对自然人的交易状况更为了解，展开代扣代缴工作更为便利。税务机关仅需通过信息共享中心的涉税数据对平台扣税工作展开复核，制定处罚标准，对扣缴义务人的乱作为进行问责，提高稽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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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俊恺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