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范例

档案学

档案学范文1

1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目前,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即南大核心)中档案专业期刊仅存2种;另一重要索引《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即北大核心)自1992年起,最多时有14种档案期刊入选,在最新版中仅存8种;在社科院系统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版)》中,档案期刊也仅存2种;在国际档案界,档案期刊入选SSCI索引的仅有3种。目前,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已经成为科研管理者不可或缺的工具,广泛应用于诸如机构评估、人才评价、科研项目资助、科研绩效评价、职称评审、学科发展规划等一系列管理活动中。而档案期刊在期刊评价体系中的表现,不仅导致了自身发展举步维艰,也不利于档案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不少档案学研究人员指出,档案期刊的学术性和学术影响力令人担忧。在学术性上,殷仕俊发现13种档案学核心期刊每年刊登的非学术论文数量几乎是17种图书情报学类核心期刊的6倍,郭红解发现档案期刊中工作指导类期刊占80%以上;在学术影响力上,苏君华发现档案学的研究成果在2000年—2009年十年间最高被引次数仅有45次,远远落后于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最高被引次数542次。然而,无论是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评价体系,还是当前档案学研究人员期刊评价研究的成果,都是基于文献计量指标判定档案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很多学者都指出,使用文献计量指标评价学术影响力时不宜进行跨学科比较,不同学科的规模不同、学者的引用行为和引用习惯也有很大差异,因此计量指标在不同学科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为了弥补档案期刊评价视角单一的问题,笔者使用专家调查法,研究档案学研究者对档案期刊的认知和评价。

2方法与数据

本研究以Nederhof、Catling、Coe的研究问题卷为样本,从“有用性”“期刊声誉”“成就感”“整体水平”四个角度来考察档案期刊的被认知情况;同时参考了Kohl、Nisonger、Manzari对开放问题的设计,让参与调查者列出12种期刊中最重要的3种期刊和最不重要的3种期刊。为了使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区分度,使用9级标度作为测量尺度;为了检验问卷填写人是否是随意对期刊进行评价,本研究还设计了其他一些辅助问题帮助研究人员判断数据的可靠性,如测量研究人员对刊物的了解程度,通过询问研究人员是否阅读该刊和阅读方式两个问题来实现。本研究依据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版)“G27档案学”中的10种期刊为基础,加上《民国档案》和《历史档案》两种期刊。选择北大核心期刊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它是中国最早的期刊评价工具,在我国学术界知名度较高,收录期刊的种数也最多;选择2008版是因为该版收录的档案期刊均多次入选核心期刊,而且2008年至今已有10年,核心期刊的目录也经历了2次调整,可以将本调查的结果和核心期刊调整的结果进行对比,验证核心期刊目录调整的合理性;添加《民国档案》和《历史档案》两种期刊,是因为它们都被CSSCI收录,可以检验Manzari提出的“精英期刊的学术质量具有独立性”在中国档案学界是否存在。问卷主要在2015年“第二届全国高校青年档案学研究人员学术论坛”和“档案学上海论坛”会议期间向参会人员集中发放,此外还通过E-mail向青年档案学研究人员发放Word版问卷。最终共收回问卷74份,其中有效问卷70份、无效问卷4份。本次调查对象在性别分布上以女性为主(54人),学历分布上主要以硕士学历(36人)和博士学历(28人)为主,在职业分布上以高校教师(28人)、在读研究生(34人)为主。调查对象的分布呈现出偏差,集中在具有学术发表需求的“学院派”群体,但是这样的偏差与本次调查的目的相吻合,即都是强调档案期刊的学术质量。

3分析与发现

通过对开放问题进行统计,即对最重要的3种和最不重要的3种期刊的投票,大致可以了解档案学研究人员对档案期刊认知的基本状况。首先,通过对最重要的3种期刊的投票,可以从正面了解期刊的学术地位。如表2所示,Polonsky所说的“顶级期刊现象”在档案期刊中非常明显,《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得到了超过80%的投票,而且遥遥领先于排名第3的《中国档案》(得票率为42.86%)。这3种期刊之外其他期刊的得票率均低于20%。这表明档案界对期刊的认知出现非常极端的两极分化。其次,通过对最不重要的3种档案期刊进行投票,可以从负面考察档案界对期刊的认同和感知。《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的得票数为0,《兰台世界》《民国档案》《历史档案》的得票率均超过50%,这从反面验证了“顶级期刊”集团的存在,也进一步验证了档案期刊的两极分化现象。这说明被调查者对档案期刊质量的认知具有高度共识。我们将每一种期刊得票率转换成分值,这样使得最重要的3种期刊和最不重要的3种期刊两组的投票率可以在同一程度上进行比较和计算。将最为重要的3种期刊得票率计为正值,最不重要的3种期刊得票率计为负值,通过求和可以了解期刊整体的地位结构。如表2所示,档案期刊存在明显分层现象,大致可以分为四层,《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为顶层,《中国档案》为中上层,其他期刊为中下层。每一层的内部差距为0.3分左右,层与层之间的差距为0.2分左右。为了更为准确地揭示档案学研究人员对档案期刊的认知和判断,本研究通过有用性、声誉、成就感和整体水平4个方面(问卷的第3、6、7、8题)来考察学者们对期刊的认识水平。表3显示了统计本次调查的12种期刊在这4个变量上的填写人数(N)、均值(Mean)和标准差(Std.D)的情况。由表可知,所有人对《档案学通讯》的有用性、声誉、成就感和整体水平都做出了评估,而对《民国档案》《历史档案》进行评估的人数均未满60人。也就是说,有不少档案学研究人员并不关注这两种期刊。标准差的值越大,表明调查对象对期刊的这一性质共识度越低,例如《档案学通讯》的整体水平标准差为0.7,而《历史档案》则为1.57,这表明调查对象对《档案学通讯》的整体水平更容易达成共识,但调查对象中有一些人对《历史档案》的整体水平评价较高,另一些人的整体水平评价较低。为了检验能否通过这4个变量来测量档案学研究人员对档案期刊的认知水平,本文使用SPSS22计算这4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4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8之上,达到了p<0.01的显著水平(如表4所示),呈现出高度相关的特征,说明综合这4个指标的均值可以体现出档案界对档案期刊的共同认知。数值的大小和排名有时候并不能有效地展示结构性信息。为更有效直观地呈现档案期刊的分层结构,笔者使用系统聚类分析(HierarchicalCluster)来考察12种期刊的整体结构。聚类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的一种,它把一个没有类别标记的样本集按某种标准分成若干个子集或类,使相似的样本尽可能归为一类,不相似的样本尽量划分到不同的类中。在宏观上,12种期刊可以划分为2大层级,《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组成了“顶级期刊”集团,其他10种期刊组成了学术地位相对较低的“次级集团”。这次级集团中,又可以划分为2个小的子集团,《中国档案》《浙江档案》《档案与建设》《档案管理》组成了“次级集团”中的一个子集团,其他期刊组成了另一个子集团。可以发现,《历史档案》《民国档案》这里两种档案界认同度很低的刊物组成单独的一个小类,因为这两份刊物主要服务于历史研究,在CSSCI的学科划分中这两种期刊也被归类到历史学来源期刊。这也说明Manzari提出的“精英期刊的学术质量具有独立性”在中国档案学界表现得并不明显,档案学界对历史学的精英型期刊并不了解。《兰台世界》在“次级集团”的子类中显示出明显的独立成类的特点。整体上,档案期刊的聚类特征与投票率的排序吻合度较高,聚类效果较好;而且从聚类的结果来看,《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最新版将《兰台世界》剔除核心期刊目录具有合理性。

档案学范文2

学术史研究是对特定学术成果的历时性演进过程予以关照,并对其学术传统、现实状况及发展前景予以审视的动态过程。而学术成果除依附于学术著作之外,还表现为同人期刊、研究机构、学派与师承等活动的记录。这其中,作为“指示器”与“风向标”的期刊是引领学术演进的重要载体之一。因此,在学术史研究中,对同人期刊的状况予以爬梳,既是学术史反思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彰显出某一时代的学术主潮。这是因为,期刊往往是新材料与新思想的汇萃之地,很多尚未系统辑成专书的知识通常会先发表于期刊上,尤其是在学术思想的传播方面,它比图书更及时、比报纸更深入记载,在传播速度与信息深度方面具有难以比拟的优势。因此,期刊在倡导一时之学术风气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直接影响着学者们的工作成绩与学术声望。中国档案学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经过几代档案学人对其不断地丰富与完善,我国现代档案学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等,较之前已取得长足进步,逐渐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门学科,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但要追溯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创建与发展历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绝对是不可绕过的一段重要时期。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爆发之前,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档案学发展水平,鲜少有公开出版的档案学术专著,仅有的系统性论述也多是为构建档案学科体系而编写的“教科书”,这类著作与那些“成一家之言”的“专家书”相比较而言,仍算不上理想的学问境界;但这一时期中国档案界创办了专门以“档案”命名的期刊,这些期刊在传播现代档案思想、发展现代档案学术、创建现代档案高等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新思想、新学术、新教育模式之创立,一般多先以期刊为发表阵地,而逐渐传播开来。藉由这些期刊,中国档案界开始有了学术研究的专业性空间,在这一专业空间内,新型专业档案学研究队伍逐渐形成,他们在对以苏联为主的西方档案学关注的同时,开始了档案学研究本土化的尝试。由此可见,档案类期刊[1]在中国现代档案学创建与发展之初贡献甚重。

2专业档案类期刊的出现

如果追溯至民国时期,近代档案学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除了学界熟知的“十三本旧著”之外,一些专门讨论档案学问题的专篇论文亦纷纷涌现。这些论文在近代许多期刊上都有所刊载,例如当时编辑出版的《行政效率》(后改为《行政研究》)、《图书馆学季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中法大学月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故宫博物院年刊》、《辅仁学志》、《岭南学报》,以及《文献特刊》、《文献论丛》和《文献专刊》等。[2]但从名称上来看,这些均不是专业档案类期刊,所发表的文章也并非以“档案”为主。尽管北平研究院社会调查所编辑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5月第二卷第二期专门开办了“明清档案专号”、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会编辑的机关刊《行政效率》1935年5月第一卷九、十期合刊开办了“档案专号”,收录了关于明清档案整理与研究及机关档案工作研究的诸多文章,但民国时期尚无专门以“档案”命名的期刊乃是无争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力量推动档案事业快速发展,并促使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档案管理机构纷纷建立,出于交流工作经验和开展学术研究的需要,专业档案类期刊相继创刊,档案学论文不再依附于行政学、图书馆学、历史学、文献学或其他综合性期刊而刊载,档案类期刊真正以独立的姿态展现于世(表1)。但此时档案学作为新创建的一门新兴独立学科,期刊数量相对较少,且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政治运动的纷扰,很多期刊初创不久即被迫停刊,发行连续性较差。这些专业档案类期刊,可根据其出版发行目的分为三种类型:档案业务类期刊、档案学术类期刊、史学类期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档案类期刊主要以档案业务类为主,其刊登的很多文章还很难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论文,大部分仍为档案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对档案事业纯粹理论性的研究还比较少。这也显示出当时档案学研究重点在于对档案实践的研究,究其原因,一则档案学理论发展尚未成熟,正处于档案实践总结、档案理论升华的阶段;二则档案学本身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档案工作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也符合学科的发展规律;三则档案学研究主体除了研究院所和高等学校的专职档案研究人员,还有来自实际部门的档案干部,他们经过职业教育具备了良好的档案素养,因此在工作中也善于将档案实践开展情况总结为文本,加之高校的档案学教育者和研究者也具备一定的实践工作经验,能够很好地将档案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开展研究。由表1可知,20世纪50年代初以《材料工作通讯》等为代表的档案类期刊的出现,表明档案学研究已经逐渐从图书馆学、行政学、文献学等类概念中离析出来。虽然《材料工作通讯》创刊时以“材料”命名,该词的使用容易引起歧义和理解上的困难,但其创刊初衷却是为了全面指导档案实际工作,对档案工作开展情况及档案学初步的理论问题予以总结、交流。出版10期之后,“为了名实相符,刊物换上了一个科学的、正确的名称———《档案工作》”[3],于是《材料工作通讯》在1953年起正式改名为《档案工作》。更名后的《档案工作》,其“档案”色彩较前身《材料工作通讯》有所加强,并伴随着我国档案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整体发展历程,档案学类论文得以大量刊载,对档案工作经验的传播、档案理论知识的交流起到了良好的媒介作用。1959年,《档案学研究》作为档案高等院校主办学术期刊的发端,对档案学研究关注的方面出现了很大不同。该刊的定位不似《材料工作通讯》般为“档案和资料工作者互通情况、交流经验,建立起一个联系的中心,得出一些比较完善的经验,来指导和提高工作”[4],也不似《档案工作》般刊文囊括了苏联档案理论译介及感想类、档案实践经验总结类、档案规章制度与大政方针解读类以及档案教育研究类、档案史和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类的综合性办刊定位,而是秉承“发展研究成果,交流思想观点,互相学习讨论,锻炼写作,积累材料,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之宗旨,意在办成一个“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园地,开展学术研究自由讨论的场所”[5]。此种对“学理”的重视无不彰显出档案学研究的学术性转化。此外,诸如《技术资料工作通讯》《技术档案资料研究》《外国档案工作简讯》(改名后为《外国档案工作参考资料》)等专门类别档案类期刊的创办,不仅进一步丰富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专业档案类期刊的内容,起到了重要的业务经验与学术研究传播、交流和宣传的作用,更显示出档案学研究较之以往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3档案学研究专业空间的建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通信欠发达、信息闭塞的环境下,以上所列为数不多的档案类期刊的出版发行,为档案学术研究及经验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平台。正是基于这样的平台,档案学者得以发表他们的真知灼见,在探讨和交流中,对档案学基本问题逐渐明晰,隐形的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此外,档案类期刊在刊载各类学术成果、学术成绩与学术观点的过程中,自然成为学者们学术研究的主要阵地,亦可称之为档案学专业研究的“公共空间”。在这一“公共空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档案学者,以一种较为理性的态度相对自由地表达他们对档案实践、档案理论、档案方法论的批判性见解。较为凸出的是,这些期刊日益成为档案学术讨论与争鸣的主要场域,促进了对档案学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与继续探索,推动了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发展。具体言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创时期的中国现代档案学,由于很多学术问题甚至基本概念都尚未定论,档案学的探索性研究层出不穷。如在1951年11月《材料工作通讯》第3期发表了李光的《目前档案工作中的基本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在12月同刊第4期立即刊发了吴宝康的文章[6]对李光所论述关于什么是档案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再如,1957年《档案工作》第1期发表了程桂芬的《关于档案学问题》,同年该刊第4期就发表了蒋有恺的《“关于档案学问题”的几个问题》,对档案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提出了不同见解。而这一时期,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档案学大讨论当属对陆晋蘧《档案管理法》的讨论与批判、对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的大讨论、“以利用为纲”方针的提出与争辩等。这些讨论与争鸣正是依托档案类期刊而得以正常开展,并产生了持续性的学术效应与后期影响。以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大讨论为例,此次大讨论涉及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本质问题,触及档案学的核心理论,可谓是中国现代档案学研究的开端,也是诸多档案理论家的学术启蒙。档案与资料的区分,虽在表面上看只是对二者定义的讨论,但对于理解档案学核心概念及其应用十分关键。这场讨论肇始于1951年中央直属机关第一次档案工作座谈会,随后便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探讨,很多档案学者也是从这次大讨论开始逐步深化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而这其中,档案类期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1年,《材料工作通讯》甫一创刊,“档案”与“资料”就作为不同的术语出现,其《创刊的话》中表明该刊“是档案和资料工作者互通情况、交流经验的一种内部不定期刊物”[7]。此时,“档案和资料工作者”同属于从事“材料工作”的群体,但对“档案”与“资料”的界定尚未明确化,二者只是作为模糊的概念连在一起使用。随后,《材料工作通讯》连续登载了档案与资料区分研究的系列文章,该刊也成为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讨论的主要阵地。从1951年11月起到1953年,近两年的时间内,档案界开展了一场档案与资料关系问题的学术大讨论[8]。以《材料工作通讯》及后来的《档案工作》《技术档案资料研究》《档案学研究》为阵地,集合了曾三、裴桐、吴宝康、李光、冯乐耘、郑诰、郑玉豪等相当一批后来知名的档案学者,他们在这场讨论中积极思考、发表见解,并从这次大讨论开始逐步研究档案学的理论问题,并深入到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档案学的独立学科属性、档案学与文书学的关系、技术档案与技术资料的区别与联系、文书立卷等相关或衍生问题的研究。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的大讨论仅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档案学讨论与争鸣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的全国档案事业百废待兴,中国现代档案学也在时代转型中创建、发展、革新,对民国档案学的批判继承、对苏联档案理论的吸收借鉴、对本土档案实践的总结提升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发展的时代背景。这时的档案学讨论与争鸣开档案学术争辩式研究的先河,打破了档案学发展的“沉寂景象”,突破了此前档案学“多关乎实践,少关乎理论”的说法,活跃了档案学研究的氛围。而这其中,档案类期刊可以说是为档案学者们在讨论与争鸣及专业性研究方面搭建了“公共空间”,成为中国现代档案学创建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侧翼。倚仗档案类期刊这一学术平台的争鸣式探讨也给今天的学术研究以启迪,一则档案学研究需秉承包容性、反思性与批判性治学态度,方可实现其创新式发展,这不仅需要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氛围,也需要档案类期刊发挥学术争鸣的引导作用;二则档案学人摒除成见并敢于对不同观点的争鸣式探讨,是档案学发展进步的重要主体保证,这就需要档案类期刊作为“公共空间”能够提供“新”与“旧”、“老”与“青”不同年代学者群体各展辩才的舞台,方可呈现出热闹非凡的学术景象。

4专业档案学研究队伍的培养

一般而言,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为有专业的学术研究人员。而专业档案学研究队伍存在的前提之一系社会能够给予其生存的条件,这一前提条件可一定程度上保证学术研究的纯粹性与研究队伍的齐整性。档案类期刊作为一种“公共空间”与传播平台,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创办、出版、发行为专业档案学研究队伍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反之,档案类期刊与档案教育机构及其他类型的学术研究机构形成良性互动,又进一步促进了专业档案学研究队伍的形成与扩大。这种依托专业档案类期刊培养起来的研究队伍,与民国时期的档案学研究人员甚至更早时期的档案思想家大为不同,他们更注重新理念与新方法的运用,并紧跟时展,以根植中国新型社会形态的思想观念指导档案学术研究。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档案学而言,这一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档案学人和学者群体,他们对中国现代档案学科构建和学术独立化建制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的学术人格、学术精神、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本身就是学术史的重要组成,是所在时代档案学发展与演变的缩影。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档案学人,他们曾苦苦探索,以源自苏联的档案理论和实践方法研究中国的档案理论体系和实际问题,试图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档案学发展之路。而这批档案学人的成长离不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档案事业的发展与档案高等教育机构的创办,也离不开专业档案类期刊的创刊。这一时期活跃的档案学研究人员按照其出身与阅历可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诸如曾三、裴桐、吴宝康、王可风等老一辈来自于革命根据地的档案学家,这类研究主体大都具有革命经历,新政权建立后在档案实践的基础上开始探讨档案学的理论问题,他们是中国现代档案学的主要推动力量。第二类是诸如殷钟麒、傅振伦、张德泽等民国档案学人,他们在经历变迁后仍从事与档案相关的工作和档案学术研究,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参与对档案学问题的讨论和对档案学科目的建设,尤其是对“旧档案学”的反思丰富了中国现代档案学的研究成果。第三类是以姆·斯·谢列兹聂夫(M.C.Ceлeзнёв)为代表的苏联档案专家,他们以主人翁的心态短暂在华停留讲学,为中国现代档案学带来了异域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这三类档案学者群体因中国现代档案学研究而联系在一起,并通过专业档案类期刊而交流切磋,进而推动档案学发展的实质性进步。通过学术观点与学术思想的碰撞,不同档案学者群体不惧身份的异同,各抒己见,丰富了中国现代档案学的研究内容。与此同时,通过专业档案类期刊聚集和培养起来的学术队伍逐渐成为档案学研究的主力军。苏联档案专家谢列兹聂夫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开山之师”,其“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做学问一丝不苟,时间有限,他就把精力发挥到接近极限。他几乎每天工作16个小时,呕心沥血,忘我工作,培养了3期近450名学生”[9],其学术报告和研究成果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连载于《材料工作通讯》和《档案工作》上,为创建之初的中国现代档案学在研究取向、范围和方法等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部分民国档案学人经历时代变迁后继续从事档案学研究,并以其丰富的档案经验将“旧中国”档案思想与“新中国”档案思想融会贯通,将研究成果发表于档案类期刊上供学界同人批判研究,如殷钟麒于1957至1959年间在《档案工作》与《档案学研究》上连续发表数文阐述对档案名词术语、档案事业发展、档案分类方法及历史档案整理方面的见解;傅振伦关于中国档案史研究的论著随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历史与组织教研室编著的《中国档案史稿》从1957年始连载于《档案工作》上;张德泽于1956至1962年间关于明清历史档案研究的系列成果同样陆续刊发于《档案工作》与《档案学研究》上;等等。而以曾三、吴宝康、裴桐等为代表的一批既有丰富档案工作实践经验,又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档案学家,他们“以如椽之笔书写了共和国初创期轰轰烈烈的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研究奋斗史”[10],“他们从建国之初的白手起家到形成理论队伍,从建立学科体系到完善学科门类,使中国档案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档案学‘成就者’”[11]。他们的学术成果更是充斥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专业档案类期刊,并通过期刊的快速传播扩大其学术影响力与感召力,在中国档案事业史上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而且这批档案学研究的主力军又成为更加年轻一代学子的导师与引路人,1978年中共中央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成长起来的档案学研究者无疑都是受他们的教导与影响开展学术研究的,并逐渐成长为档案界的中流砥柱。由此可见,专业档案学研究队伍的培养甚至隐形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专业档案类期刊提供的学术平台。可以说,档案类期刊不仅为专业学术交流与专业研究精神提供了土壤,而且在培养专业研究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对西方档案学研究的关注

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创建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档案学研究的关注,尽管囿于时代背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苏联档案学的译介较多,但却并非对其他国家档案学发展动态一无所知。档案类期刊在此方面刊登了大量对西方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现状和动向的介绍性文章。据统计截至1961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翻译出版了包括苏联、荷兰、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的档案专著和欧、亚、拉美几十个国家有关档案学的文章、资料约1000多万字[12],这些文字也有选择性地发表在档案类期刊上,以供省察本国档案学研究的不足之处。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系统学习苏联先进的档案理论与实践经验,《材料工作通讯》和《档案工作》专门单独刊文译介苏联档案学研究成果,并连带介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档案学研究动态。到了20世纪60年代,为进一步介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档案工作的情况,再辅之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档案工作,为我国档案工作、教学科研提供有关外国相关研究的线索和资料,1960年,经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出版局批准,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研究室编辑出版了不定期期刊《外国档案工作简讯》,以介绍西方档案学研究状况和动向为职志。自第8期(1963年9月1日发行)起,鉴于该刊不仅报道西方档案工作的消息动态,还刊登相关学术性论文、报告、规章制度和书刊索引等,原刊名更改为《外国档案工作参考资料》。这一时期,有关西方档案学的译稿来源于多个国家的多种期刊(表2),体现了“对外国档案工作和档案学介绍”的发文宗旨。从表2中可以看出,档案类期刊对整个西方主要国家的档案学研究现状都有所追踪。虽然当时“在国际范围内,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理论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14],但档案类期刊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档案学界动态同样给予了足够关注。如关于外国档案教育情况的介绍,《外国档案工作参考资料》第8期刊文全面总结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档案学院自1950年创办以来,“在培养目标、教学方针、师资培养、课程设置、理论研究以及加强学院和档案局、档案馆的联系等方面的成就和经验”[15]。再如对外国档案保管技术及档案馆库建设的研究,该刊第9期“档案保管技术专刊”选取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法国、瑞典等国在设计和建筑大、中、小型档案馆及馆内保护技术具体应用方面的情况和经验。此外,档案类期刊还不时介绍国际档案理事会活动和国际性的档案会议,为我国了解世界档案学术进展提供了一扇窗口。总体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档案类期刊在对西方档案学研究方面已有较多关注,涉及外国档案整理、鉴定、利用工作的开展,外国技术档案及专门档案如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的保管,档案保管技术如显微摄影、档案馆建筑设备、文件恢复技术的进展,档案工作国际组织及国际活动、世界各国档案工作历史与现状的情况,外国档案教育开展等方面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虽受意识形态影响,但当时也并非断绝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交流,通过档案类期刊,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匈牙利、希腊、美国等国家的档案研究情况还是被粗略地介绍到中国。虽然这些译介有时难以避免地带有一些“政治性色彩”,但在发展中国现代档案学的驱动下,档案类期刊通过对西方档案学研究的关注与介绍,使更多本土研究者了解西方治学的现状和动向,使随后的中国档案学研究在研究方向、内容、方法等方面都有资参考借鉴。

档案学范文3

档案学教育是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促进我国档案学专业教育更好的发展,文中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总结出我国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的现状,并归纳出当前教育的几点不合理之处,同时对档案学专业招生规模、人才培养方向、课程体系以及教育方式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以期我国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好。

关键词

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现状;建议

就目前我国档案事业建设而言,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可谓其建设的核心部分,档案专业人才的培养更是实现其建设目标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主要包括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为了培养出具有高素质、专业性强、能够满足社会对档案专业人士需求的高材生,我国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在创建之初到发展至今历经了多次改革,呈现出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曲折趋势。本文旨在通过对相关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现状的文章进行分析,总结出当前我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指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档案学高等教育专业未来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一、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基本现状

1.高校开设专业情况。随着我国国家档案事业体系建设逐渐的完善,档案工作的扩大与发展,急需大批优秀的档案专业高等人才来推动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档案学科从无到有,从附属其他学科到独立,在档案学学科成立的几十年来,其中包括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档案专业本科教育发展至今的二十多年,已经逐渐步入到一个大规模、实质发展的阶段。就目前而言,我国共有34所高校开设档案学专业,开设硕士点高校26所,拥有博士点院校10余所。可见在短短二十年的发展时间内,档案学高等教育专业发展较快,其专业地位可见突出。在近几年来,拥有档案专业的高等院校数量平稳并无较大波动,逐渐进入了一个稳定、缓慢增长的阶段。

2.培养层次与招生情况。就我国高等院校来讲,目前档案专业高等教育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即本科、研究生、博士三个培养层次。与欧美国家以硕士研究生层次培养为重点相比较而言,我国档案学专业更重视对本科生的培养,但由于档案专业属于冷门专业,很少为考生及家长所知道,所以在考生报考数量上一直属于较小规模,但数量逐年有所增长。同时,由于档案专业具有的高就业率、考取难度小、竞争力低等优势,不少该本科专业或非本科专业学生选择考取档案学专业研究生,所以研究生数量也稳中有进,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档案学专业在向重点培养研究生方向转型。拥有档案学专业博士点高校数量在近些年也有所增长,社会与高等院校对档案学学科的发展重视程度都有所提高。

3.师资力量现状。据相关文献分析,各高校档案学专业教师规模相对稳定,数量增长缓慢,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各高校的发展规模,也与各高校的招聘标准有关,招聘门槛过高与高学历人才偏少这一矛盾可能是造成档案学专业引进师资缓慢的主要原因。随着近年来,具有博士资格的高校逐渐增多,这也意味着档案学专业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将会大幅度提升,并朝着年轻化的方向发展。在我国档案学学术研究方面,档案学专业高校教师是主力团队,也是档案学发展方向的领头人。

4.课程设置情况。档案学专业发展至今,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为了适应社会以及改变档案学专业学生的厌学态度,档案学专业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内容也经历了几次改革。面对形形色色行业的兴起,档案形式、种类与载体趋于多样化,这就使得社会对档案学专业学生的能力、素质要求逐渐提高。目前,我国档案学专业课课程体系一般由四类构成,分别是档案学基本理论与档案事业类、档案管理基础类、现代档案管理类与历史档案管理类,在这四类方向书目中挑选6—8门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开设,主要有《档案学概论》、《中外档案事业史》、《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撰学》、《外国档案管理》等课程。在这一基础上,各高校还可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开设相关课程,由于高校侧重点不同,各校教师团队研究主流方向不一致,或少数民族地区高等院校,其所开设档案学专业课程也各有千秋。此外,一些院校还注重对档案学专业国家精品课程的建设,但目前档案学国家精品课程数量较少,可见其发展空间还很大。

5.就业情况。档案学学科不同于其他热门学科一样为大众所知,但正是这样一门较冷的学科,在高校生毕业后,却有着较高的就业率,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相对其他专业学生来讲就业率都处于高位。这一现象也是由档案学专业高等人才培养数量少与社会对档案专业人才需求数量大的矛盾造成的。对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博士生而言毕业后就业率则更高。档案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工作去向主要由以下几类: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或选择继续深造。但近些年来看,由于年轻人越来越具有个性化,更偏向喜欢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档案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在选择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为工作方向的数量有所下降,而更倾向对企业单位的选择。因此,企业也成为档案学专业学生就业选择一大热门方向。根据这一现象,笔者认为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学校应针对企业特殊性在本科课程中开设相关知识课程培养具有针对性的档案专业人才,从而更好地完善档案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与知识课程体系。硕士生、博士生毕业则更倾向于选择事业单位。

二、我国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1.招生数量偏低。虽然档案学专业有着较高的就业率,但该专业招生率与其他热门专业相比却略逊一筹。每年选择档案专业为报考第一志愿的应届生实属少数,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社会档案意识薄弱,不少考生及家长根本不知道有该专业又何来报考一说。二是考虑到就业情况,与其他专业风风火火的招生情况相比,档案专业本来招生规模就小,人气也不旺盛,难免让社会大众觉得档案专业缺乏生气,误以为其没有发展前景。三是随着信息化时代飞速发展,年轻人个性多元化,他们渴望刺激且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而档案工作相对安稳、枯燥没有挑战性,且收入、福利等经济方面低于其他热门高薪行业,所以大部分考生很少会考虑该专业。

2.跨考研究生本科专业五湖四海。近些年来,考研热“高烧不退”,由于档案学专业报考难度小、竞争力低、就业压力小等因素,大量非档案学本科专业的学生都报考了档案学专业硕士,这部分学生也成为档案学研究生生源的支柱力量,但人数的充足不足以掩盖其背后的学生专业素质问题。由于跨考的原因,大部分档案学研究生都缺少相关档案专业背景知识,但其本科专业背景知识却十分广泛,这就造成了研究生课程设置上的难度。与档案专业本科学生一视同仁的单一化教学方式是目前大都高校都采取的教学方式,并没有针对跨考生自身专业素质采取相应的改变教育措施,所以大部分跨考该专业研究生三年学习生活下来依旧迷茫,潜力并没有得到发挥。

3.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标准。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基本点应是满足档案事业发展人才需求,笔者认为这也应该是我国档案专业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基本原则。随着信息化环境的快速包围,信息技术等科技的出现对传统档案工作及档案学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冲击,但目前我国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仍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跟不上时代进步的步伐,依赖于传统的理论教学,一味注重知识的灌输而忽略了对学生实际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这不仅会对学生的创造能力产生阻碍影响,理论与实践脱节还造成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强。档案信息环境始终处于一个变化的环境,新型档案专业人才的市场日益扩大,社会对档案专业人才的期许也有所增加,但目前人才培养质量的滞后,很难满足社会对高质量档案专业人才的期许。可见,培养目标单一、重成绩轻能力、不与时代相呼应一味灌输课本知识这一定位实在难以符合当今档案人才培养方向。

4.课程体系与教学方式陈旧。由于信息时展过快,再加之档案学学科的不稳定、归属不明等特性,档案学科的许多专业课程也面临着危机。笔者认为存在以下几种不合理情况:一是有些档案课程过于陈旧,与现代化进程完全脱节,但一些高校仍保留其科目,给学生造成很大的学习压力。二是一些高校为了跟上时代潮流,开设一些意义不大、营养含量低的档案专业课程。三是学校公共课设置太多,导致专业课数量缩水。四是所开设的基础理论课与实践操作课分布不均,造成学生技术应用能力不强。在教师教学方式上面,也存在着不合理性,现今高校档案学专业招聘的教师都具有各专业领域内研究生、博士生学历,但这也侧面反映出虽然这些教师受到高等正规教育,理论基础方面深厚,但其实大部分教师都缺少实践工作经验,没有在档案工作岗位上长时间锻炼过。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只是进行理论输出,教学内容相对空洞,对实际工作需求与应该用的档案知识不能进行良好的结合。

三、对档案学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招生规模。扩大招生是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一步,各高校档案学专业的小规模招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师资力量的扩展,从而对档案专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阻碍。扩大档案学专业的招生不仅会增加社会大众对档案学专业的认识度,还可以有效地宣传档案工作,让社会大众对档案专业有所改观。我建议可以站在宏观角度促进档案教育与社会的联系,在联系中着重突出对档案专业高等教育与档案工作的宣传,将档案专业的优势与特点让大众知晓,例如社会需求量大、高就业率等,同时扩大招生规模,争取更多的生源,让“冷门”变热,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档案专业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2.改良人才培养方向。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知识体系、帮助学生对档案理论及实践的整体把握,这无疑对他们在未来的工作竞争、社会环境适应过程中有极大的益处。随着社会日新月异,档案学专业在高等人才培养目标上应与时代相契合,努力朝着符合社会需求的高层次、复合型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方向转型。在这基础上,笔者认为我国档案专业高等人才培养方向应有所改良,并提出以下几点改良意见。(1)注重专业素养与知识面的拓展。笔者认为,所谓专业素养不应局限于对传统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对档案工作所需技能的把握,还应与时俱进扩大知识广度、增强思维深度。如今信息时代的发展使得档案工作门类增多、档案载体形式多样化,技术的进步使得档案信息管理的效率大大提高,所以档案专业人才的培养不能拘泥于过去的单一化培养。作为一名现代档案专业人才应该熟练地掌握现代技术并且对与档案相关行业的知识有所了解,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加快,各行各业对信息的处理能力要求提高,只有实时了解社会需求,对档案信息价值的挖掘有着尖锐的敏感度,档案专业人才才更好地适应档案工作环境,为我国档案事业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2)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随着大学本科的普及化,高等教育也在一步步走向大众化,由于学生较多,学校就存在难以平衡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情况。而档案学恰恰是一门十分考验实际操作能力的学科,所以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要格外加强对档案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平时可多为学生提供一些接触档案实际工作的机会,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将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知识与实际操作融会贯通,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与现代档案工作要求相适应的档案专才。(3)注重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培养。无论是党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他们都很看重档案专业人才的创新能力,尤其是对企业单位而言。但当今大部分档案人才都缺少这种创新能力,所以这就要求学校在教学时紧密结合时展作出相应改变,可以结合时事教学,与学生互动探讨,锻炼学生开发创新的能力。在适应能力方面,可以通过一些团体活动培养学生团队合作能力、与人沟通能力以及应变能力,使档案专业学生在毕业后能够更好地融入工作环境中去。

3.课程体系优化。在当前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方面还存在很大的优化空间,课程体系的构建与上述学生专业素质、知识广面、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等的培养有着直接关系。虽然近些年来,档案专业课程体系有所改革,但从整体角度来看还是相对落后的。笔者认为,档案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可以建立在既能够扎实学生专业素养、拓宽知识面、提高创新能力又能够锻炼学生实践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一定的思想道德教育。所以,在公共课与专业理论课的结合基础上,还应该开设一些与新时代下社会需求相呼应的实践课程,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课程构架。毕竟档案学是一门实用性学科,无论搞学术研究还是从事档案工作,都离不开实践的积累。如若因为客观因素,无法为学生提供实践单位,可在学校建设实验室让学生学习一些现代化技术如档案保护技术、缩微复印技术等。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配合下,帮档案学专业人才提高综合素质。

4.教育方式变革。传统的档案教育方式是在室内通过教师围绕课本知识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始终处于被动的接收状态,这样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学思想。笔者认为教育方式改革要以学生为中心,调动其积极性,主动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接受知识的同时能够做到举一反三,做到活学活用。所谓教育,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传递,学术情感、学术道德与价值取向都应该在教育中有所体现。档案人才的培养不仅是使其文化底蕴雄厚,还要培养其对学术、文化、社会的责任以及对档案专业的研究热情。专业素质与专业人格的共同教育,才能培养出足够优秀的档案专业人才。所以,笔者认为在教育过程中应加入情感教育,多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对档案专业产生足够的认同度,充分肯定档案专业的发展前景,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引导学生正确的价值取向,使其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更加有信心。在信息时代,档案教育事业的建设急需找到新方向,只有认清当前存在的问题,探索优化档案高等教育结构,才能在未来更好地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档案专业人才。

作者:殷雨鸽 单位: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徐拥军,张斌.中国档案高等教育发展现状调研[J].档案学研究,2011(5).

[2]任越.档案文化研究悖论及其消解之道[J].档案学研究,2016(1).

[3]郑惠萍.浅析我国档案教育的历史与现状[J].档案学研究,2014(12).

[4]任越.文化哲学视阈下档案文化层次问题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6(1).

[5]孟世恩.对档案学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再思考[J].档案学通讯,2006(4).

档案学范文4

关键词:档案学专业;培养体系;创新创业教育;构建

随着《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的提出与实施,要求高校档案学专业进行教育创新,注重开展创业创新教育,构建出完善的大学生培养体系,以此来发展档案学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为促进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高校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将创业创新教育渗透于专业教学中,构建出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体系,以此来促进档案科技化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对档案管理的创新与改革,进而将档案专业的最大化价值进行充分的发挥。基于此,以下几点是档案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培养体系的构建策略,具有参考价值。

一、注重对创新创业课程教育体系的完善和健全

以《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为基础,高校需要针对档案学专业的教学质量进行提升。在实际专业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优化,结合高校自身的实际情况,增设创新创业教育模块的课程教学,以此来为学生夯实创新创业的基础知识理论。相关专业课程教师可以以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为基础,构建创业创新兴趣引导课程-创业发展规划指导教育-创业基础知识、理论教学专业课-实践创业课程教育的完善课程体系,以此来发展学生自身的创业综合素质,为学生未来创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当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专业课程教师需要尊重学生的主体位置,明确新课改的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方式、课程教学内容进行创新和优化,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学习有效性[1]。另外,专业教师可以将当下创业创新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学生进行分享;并且针对学生的创业创新教育编制成具备科学性、合理性的教学教材,以此来深化学生的学习内容,实现将创新创业教育渗透于整个教育过程的目的。

二、创设创新创业实验班

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高校需要秉承分类指导、顶层设计的原则,对档案学专业进行深度分析,挖掘其优势以及专业特点,然后结合实际情况创设应用科学卓越、基础学科拔尖的复合型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验班,以此来重点发展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学生自身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当然,针对实验班的建设,高校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其加大力度,充分利用校企、校局以及国际合作的关系,实现对档案学专业大学生的协同教育,并为学生构建出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2]。构建出具备开放化、多元化以及多样性的教学模式,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构建出良好的环境,进而有效发展复合型的创业创新档案学专业人才。

三、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要想有效将创新创业教育渗透于档案学专业教学过程中,高校需要重视对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高校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开展相应的创业创新的讲座,综合高校的教育教学资源,定期邀请创业成功人士到学校开展相应的讲座和交流会。学生在此期间可以针对自身的创新创业问题进行提问,而创业成功人士也可以将自身的创业经验和经历进行分享,以此端正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大学生自身的创业灵感[3]。另外,高校可以以自身实际情况为基础,鼓励学生参加全国性质的创新创业大赛,例如像全国创新、创意以及创业大赛;大学生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业计划大赛等实践活动,以此来发展大学生自身的创业综合素质。高校还可以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组织开展高校内部的挑战杯、创新创业计划大赛等,进而强化学生的创业体验,增加对创新创业的认知,开拓学生的视野。除此之外,高校可以为学生开设相应的创业创新协会,或者是鼓励学生自主创建创业俱乐部等实践活动,并且高校需要利用自身的校外资源帮助学生寻找关于创新创业的活动,以此来为学生构建出创新创业培养的第二课堂,发展学生的创新创业综合能力,并丰富学生自身的创新创业经历和经验。

四、加强加深创业创新的平台

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高校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加大对创业园以及科技园的建设,进而将其成果孵化功能进行充分的发挥,并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平台[4]。高校需要定期为创业园以及科技园投入经费,以此来推动创业园、科技园的建设,然后结合档案学专业的实际情况,选出几个关于档案学专业的科技项目进行孵化,以此来发展学生的创业创新综合能力,为其构建出良好的实践平台。另外,需要重视对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为档案学大学生构建出专门的创业创新网站,以此来实现对创业创新信息的及时推送。综上所述,档案学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对发展学生的创业创新综合素质,以及促进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高校需要重视对创新创业理念的渗透,以自身实际情况为基础,结合有效的策略来构建出完善的创新创业培养体系,进而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卞咸杰.档案学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培养体系的构建[J]档案管理,2017(5):53-55

[2]王巧玲,谢永宪,吴晓红,etal.校外人才培养基地建设视野下档案学专业实习实训项目的研发探索与实践——以北京联合大学为例[J]档案学通讯,2016(5):100-104

[3]吕忠泽.信息时代档案人才培养与档案学专业发展前景探究[J]办公室业务,2016(3):32-32

档案学范文5

[关键词]哲学视阈;档案定义;档案本质;档案化

从事物发展和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来看,厘清什么是档案,档案是怎么来的,档案能如何,以及档案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是认识和研究档案的基础。自1885年法国历史学家郎格鲁提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科学以来[1],围绕档案的定义及其本质等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形成了众多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文件说、文献说、原始记录说、信息说、社会记忆说等,这些不同的论点和表述为辨识档案提供了多个方向和可能,显示出档案学研究的勃勃生机,但却鲜少涉及哲学层面的思考。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档案天然地与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哲学是对一切学科都具备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高度的思维概括与凝结,运用哲学思维和方法对档案问题展开探讨,从而透过种种现象更深层次地认识档案。鉴于此,本文试从哲学的角度分析档案以及发展中的档案(即档案化),以抛砖引玉,深化人们对档案本质的认识。

1档案的哲学意蕴

站在哲学层面来认知档案,理解档案的本质,关键是要抓住档案产生的根源和发展机制。亨利•柏格森在《物质与记忆》中谈道:“身体是处于将来和过去之间不断运动的边界,就如一个突出的终点,我们的过去持续驶向我们的未来。鉴于我们身体在某一瞬间只是个导体,介于影响它的对象和它影响的对象之间,虽然如此,如果把它放到时间的流动中,总是处于我过去行为终止的那个点上。”[2]74-75人们总是带着过去随着运动持续入侵将来,被入侵的将来不断变成现在接着变成过去,又被身体带动占据接下来的将来,如此循环往复。这里笔者尚且不讨论将来,不论将来如何,总会成为现在,变成过去。怎么知晓过去?或者说过去是如何存活?“事实上,我们永远无法抵达过去,除非我们坦诚地将自己放置到过去。”[3]146“过去应当始终在一种仅仅用另外的形式重复它的当前中呈现自身,并且一切事物都应当一去不复返。”[4]272立足当前,过去和将来因无法触及,是在现在维度的虚拟,唯有当下是实实在在的。当下的行为动作决定了现在的所为,规定了过去的模样,又奠定了将来的格局,这也造就了人们总是立足现在,回眸过去,展望未来的处境。既然现在需要过去,需要过去发生的事实,必然是要将过去的现在呈现在当前。从经验上看,这种呈现最直接最节约的方式就是回忆,但事实证明回忆却不是最有效的。因为脑体的回忆是有缺陷的,受时空限制,且需要过去事实的主体不可能都是曾经参与过这“过去事实”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这意味着需求主体不清楚发生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不能通过回忆让过去存活。当然,也可以寻找当时参与事件活动的主体来回忆,此种情形下,回忆的准确性与真实性便直接取决于参与主体的记忆和语言能力。然而,语言的功能再强大,记忆却是有限的,且两者在不同记忆主体之间存在着能力大小的差异,这样的差异与矛盾不可避免地会对回忆的可信度造成影响:顺着有限的记忆表达,表达出的东西远远少于需要被理解的;而如果循着有限的记忆充分发挥语言的能力,则会引致对需要被理解的事实的偏差。况且人们不能遇事都去找参与主体回忆(需要的时间以及人力物力成本难以估量),此外,回忆的时限还受参与主体的自然生命的限制。这就需要一种有效的实践留存,它可以不受参与主体的记忆、语言以及自然生命力限制,通过对它的认识就能了解需要的东西。事实不变人在变,仅靠人的记忆与回忆不一定能准确抓住那发生了的实践事实,唯有那些经历了社会实践的有意义的留存,才能将过去带到现在。档案总是伴随着社会实践活动产生,在时间的长河中,依托人们身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是在切实发生着的就是切实发生过的,而切实发生着的实践活动正在形成档案这一存在,切实发生过的实践活动已经形成了档案这一存在。因此,如果从哲学层面给档案下一个定义,可以这样认为,档案是记录过去的现在(这里强调的是过去进行时)的一种有意义存在,是对过去式当前记忆的物质化。处在不同时间节点看同一事物,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多样的。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社会实践活动产生了档案,这种伴随产生的状态说明档案的产生总是正在进行时,是当前的。笔者认为,档案的有与成和实践活动的始与终是遥相呼应的,实践活动未结束,档案还在形成中,正进行着对当前记忆的物质化。从档案成型或档案可用的时间节点看,人们利用档案是在实践活动结束之后,档案所记录的已经是过去的。任何东西只要是没有用处就变得毫无力量,那些随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就结束用处或者没有意义的存在不能成为档案,档案的意义就是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社会事实的发生,档案有用的体现是后来的社会实践需要曾经的社会实践事实。人类实践活动无不受意识的支配,而实践活动中意识形态的当前记忆唯有通过人们的作为附着在载体之上才能变成物质存在,得益于这种物质化的存在,人们在后来的实践中才可以复活过去。档案的本质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真”与“实”的留存,这样档案才能直指实践事实本身,才可以为后人了解曾经事实提供直接真实的途径。诚然,因实践的复杂性,档案不可能将发生过的实践事实完完全全地记录下来并呈现在需求主体面前,但并不影响它带领人们窥探已发生过的事实情况。即使其记录下来的远远少于实践事实需要表达的,档案却没有主观记忆与回忆的缺陷,足以让需求主体了解实践事实原貌。“档案作为社会实践的原始记录,它所记录下来的信息点不可能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全貌,但并不影响人们后来利用档案建构社会实践活动的关键性原貌。如学生入党审批文件,记录下的是入党学生的姓名以及时间信息,至于学生入党的过程无从体现,但在查阅时,某某学生在什么时间入党这一事实和当时的入党实践活动是一致的。”[5]档案可以将过去复活的力量来源于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一致性,来自于档案的真材实料。

2档案的真实品格

档案是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直接形成的,是对过去式当前记忆的物质化,记录着社会实践活动中发生着的事实,它的本质是人类实践活动“真”与“实”的留存,保留着真实的社会事实,真实是档案最一般的品格。“档案是人们有意识保存起来的对已发生的某种人类实践活动的事实进行的记录,这种记录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经验事实,即过去的可供验证的事实,具有‘一种可供了解和追溯历史事实的特殊意义’。”[6]档案的这一品格表现在档案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这也是档案之所以是档案,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内在规定。人类世界可以看作是一个不断产生和使用工具的世界,人们总是借助于各种工具来实现自己的所需,在人、工具、工具对象三者这种作用与反作用之间不断探索,不断前进,而且只有通过各类工具人们才能实现诸多需求。“就连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最后也要落实到这上面来,就是使人的工具成为人和世界的恒常的中介,形成了新型的关系模式、‘此在’的模式。”[7]人们需要做或者等待做的事情起初都是意识形态的,在人们做事的过程中利用语言、文字、图像、物体等工具完成需做或待做之事,就将意识形态转换成了物质形态,成就了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人们据需做或待做事情的性质,考究要达到的目的与效果,然后利用语言、文字、图像、物体等工具,通过合理合法、规则有序组织后作用于对象,直到达到实践目的与效果。这一过程中,人们利用的工具被附上了烙印,得到充实与升华。一旦实践完成,意识形态的需做或待做之事消失,存在过的实践变成不再进行的行动,成为过去,只留下了实践中使用的各种工具,这些工具中有些随着实践活动的结束就完成使命,而有些则带着实践事实信息,能在将来带需要过去的人们回到过去直击实践事实,这些“真实”的留存就是档案。按照上述说法,人们定会怀疑笔者将档案的范围无限放大了,但细细探究就会发现,档案是社会实践的真实留存,它的形成以具体实践的结束为标志,无论是否将其收归档案馆(室)进行规范管理,一旦实践结束,形成的档案可以让有需要的人们穿越时空回到过去了解实践事实这一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由此可见,档案价值的发挥与是否完成归档以及保管在何处都无关,并不是必须完成归档环节到档案馆(室)规范保存,又通过档案工作人员的提供得以利用的才能算为档案。那些经实践锤炼,能成为人们抵达过去了解过去的真实之存在都是档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是人们抵达过去的直接途径,它是实践活动工具的直接留存,记录着实践的真实,后又成为人们了解过去的工具,其价值的发挥是以人们的需求为转移的。事实上,一定社会时期内,人们在做事的过程中,使用着通识的符号,流通的工具,通用的手段,这使档案以一种最质朴的状态记录着实践,承载着大家共通的信息,一旦被展示,所有人都能领悟与明白,而需要之人则可以使用它的质朴和直接来证明自己或者得到经验性认识,以获得更多人的认可与支持。正因为如此,档案才有了保存在档案馆(室)的需要与必要,而不宜直接放在完成实践之人的手里。这既是档案真实品质的内在要求,也是档案价值发挥规律的客观体现。作为在实践中使用的工具,档案因实践活动的不再执行就完成了帮助实现实践主体的利用目的,接下来的任务是帮助需求主体实现利用目的,这时候的需求主体可能是当初的实践主体,也可能是实践对象,或者与两者都无关。换言之,在档案价值发挥的轨道上,其利用者的范畴不仅仅局限于形成范围内的参与者,凡是需要曾经事实的需求者都能利用。因而,唯有将这些资源放在一个公共的区域规范管理,才能不以保管之人的意志为转移,才能尽可能长久且公平公正地提供利用,造福社会———在公共的档案管理区域,档案工作人员遵循一定原则和方法,比如以全宗为基础,遵循来源原则,保持档案之间的有机联系、区分不同的价值等,为方便保管、查找、利用而对档案去粗存精、进行标记以及进一步地有序化,通过各种方法对档案保真保实;再藉档案利用环节,即档案价值实现的环节,经需求主体提出之需求,“通过物质性媒介(档案信息载体与人体)将意识形态的档案信息内容与档案信息内容对应的空间对象连接”[8],使档案原样提供,发挥档案之所能够,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真、用真,维护着档案的真实性意义。

3档案化与档案的档案化

3.1从无到有的档案化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遵循着“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自然运动法则,从虚无到实在仅是差着实践的一步之遥,而从实在到虚无可能是实践的推手,也可能是历经时间洗礼的自然抉择。看过《福尔摩斯探案集》的都知道贝克街221B是福尔摩斯的住址,贝克街虽是真实存在于伦敦的一条街,但在小说连载时却没有221B,小说的成功使人们异常喜欢这个虚化的神探,为了纪念他,人们将贝克街239号按小说内容布置变成221B使其成为可用地址,现今该地址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博物馆,而真正的贝克街221B每周都会收到世界各地的福尔摩斯迷寄来的信件。可见,人们通过实践可以将有些虚无的东西变成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且随着这种物化实践不断进行,人们甚至会相信那是真的存在,忘记或忽略了起初是虚构的这一事实。无论实践是否弄虚作假,实践本身是真真切切发生的,正因为如此,实践中使用的工具才能在后来直指实践本身,让需要的人们了解。在目前的认知里,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东西,都在环境的关系网中作用与反作用,经历着时间的改变与抉择,而人造之物一旦脱离人们的价值需求就会在实践中被抛弃,从实在走向虚无。德里达认为:“所有个人的、社会的、机构的以及技术上的信息交流过程(Communicationsprocess),实际上是一种档案化(Archiving)过程,或者即他所谓的‘档案化’(Archivization)。”[9]在实践结束之后,对于实践中的真实留存,人们会受现有的主流价值观支配进行选择性保存,对档案进行价值鉴定是结合当下社会需求以及将来的社会需求进行的一个预判,我们不能只将在这种环境下甄选出来的才称为档案,也不能将这样的选择作为档案化的开始。档案伴随实践而生,实践的开始就意味着档案化进程的开始,值得注意的是,实践的结束即档案的形成并不是档案化的完成,档案的成型待用到用,即档案价值创造到档案价值实现过程都是档案化的范畴。从档案的轨道上看,在实践的信息交流中因信息与载体的结合得以成型,开始信息交流就开启了档案化进程,实践的结束因档案的成型(也是档案价值的成型)以及人们现有价值观评判的介入似乎是个结点,但无论是否被人们选中放进档案馆(室)保管,只要它能直指实践本身,能带将来的人们回到过去,它的价值就一直存在。至于其价值能否实现,则在于人们需不需要。

3.2档案的档案化

档案学范文6

关键词:网络教务;高校;学籍档案管理

档案管理工作本身具备必然的复杂性以及繁琐性,因此需要耗损大量财力、物力以及人力。除此之外,档案管理工作对档案管理机制以及管理档案体系均具有极高的需求,反之又使管理档案体系以及管理档案工作产生了问题,带来一系列麻烦,因而管理档案的工作成效大幅度的降低。而管理档案也是高校日常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学生的档案学籍管理是高校管理档案工作的重中之重。学生档案学籍管理不但与学生的入学、在校以及毕业全进程记录完善准确紧密相关,还关系到学校是否能够使用有关的信息展开更好的档案管理工作。然而,现阶段中国高校学生档案学籍管理的现状让人堪忧,而且对高校档案学籍的网络化变革也变得十分迫切。

一、现阶段高校档案学籍管理的状况

当下中国高校学生档案学籍管理已然产生了重大的改变,其最显著的特征体现在学生档案学籍管理内容的变革以及档案学籍管理形式的变革上。在传统阶段,学生档案学籍管理内容基本上是学生的考试成绩以及平常学习或生活中的奖罚情况这两部分。因而由于网络化以及信息化的到来而改变了这两种性能的原始记录以及运行状态,我国学生档案学籍管理内容也逐步丰富起来。总的来讲,高校学生档案学籍管理的内容基本上记录了学生在学校全部重要的事情,不仅包括奖罚状况、成绩状况等一些重要事情,而且已然达到了对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进程管理。在档案学籍管理的形式上,我国高校档案学籍管理也由单一纸质的管理档案向纸质和网络化相结合的管理形式转变。这种管理形式不但能够促使对学生档案学籍的记录、保存以及查询工作成效的提高,还能在最大程度上促进高校学生档案学籍管理上的进步和转变,并从整体上给高校档案学籍管理工作带来切合实际的好处。从细节上来讲,我国高校学生档案学籍管理还存在很多问题,而这种问题不但将给我国高校档案学籍管理网络化的改变引来很大的妨碍,而且还会对高校未来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危害。我国近期也就此推出了一些政策,而这些政策必将给档案学籍管理工作提出新的需求,也为新阶段档案管理工作带来新的机遇。

二、目前高校档案学籍管理中所存留的问题

目前虽然我国高校普遍引进与运用了数字化以及信息化管理档案的体系,但相比西方的高校而言,中国的高校档案学籍管理的网络化程度仍旧偏低。而且在中国一些高校中,档案学籍的数字化管理只实现了把纸质信息档案记录在信息体系中的功能,而这种基本的性能并未能把档案学籍网络化管理体系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致使高校档案学籍管理网络化管理程度偏低的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大部分高校在使用数字化档案学籍管理体系的进程中,不但使用了网络化的管理体系,而且引用管理观念,促使所引入的学籍档案管理体系未能很好的在高校环境中运用。第二,高校在引入网络化档案学籍管理体系时容易忽略本身实际管理状况,也就是说大多数高校的网络化管理学籍体系并未与平常档案学籍管理工作相结合。目前,中国高校网络化档案学籍管理体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和开发系统公司合作,引入已有的档案学籍管理体系。其次是运用校内已有的资源对学籍档案管理网络化体系实行自主研发。对引入的档案学籍管理体系来讲,出于系统并非私人订制,因此极有可能产生对有些管理工作在系统中所不能实现的具体问题,还会产生系统中要记录的内容在学校学籍档案管理工作中不存在的情况。除此之外,由于学校学籍管理信息的体系是先进的,因此,当管理体系需要更改亦或产生问题需要处理时,处理问题的时间由学校和网络公司一起商量,导致若学校联系不上公司,那么这些问题将没法获得处理。但是对学校自主研发的档案学籍管理体系来讲,有些学校在研发程序的进程中只关注引进有关软件设置,而忽视对软件管理的升级以及修护,容易导致档案学籍管理体系在现实使用的进程中由于数据过大等因素出现系统崩溃。综上所述,这些问题都是高校档案学籍管理中网络化进程偏低的主要原因。

三、高校学籍档案管理的有效举措

要想有效地做好高校档案学籍管理工作,需从档案管理的内部因素以及外部因素着手。而且只有当这两方面均做出相对应的完善时,才有可能促使高校档案学籍管理工作效率有效提高。

1.对档案学籍管理的内部环境进行完善

相比档案学籍管理工作的外部因素来讲,内部因素主要指档案学籍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准以及档案学籍的管理机制和管理内容。在档案学籍管理人员水准方面,为了能够促使管理人员熟练地使用网络化的档案学籍管理手段对学生的学籍实行管理,促使管理人员更好地把网络化的管理观念应用于日常的管理工作中,学校应依据现实的管理状况,组织人员培训以及沟通的活动,促使目前档案学籍管理团队获得最佳的管理观念和操纵技能的培养,因而使其管理水准具有更高的提高空间。而且为了确保高校档案学籍管理团队的工作动力以及创新能力,学校适当地给予管理团队一些高品质以及专业高的管理模式,因而促使整个管理团队主动积极。在档案学籍管理机制和管理内容方面,学校可以从下面几点着手:第一,有效调节学籍管理的概论以及思想。不管是对档案学籍管理工作来讲,还是对档案学籍管理体系来讲,学籍概论以及其思想均是各项管理工作最基本的根据。为此,学校应依据现实的办学状况,就当下这种学籍理念和学籍内容实行有效的调节,比如个人信息、毕业状况等。第二,学校应采取一些相对应的举措而减少档案学籍各个部分内容相互间的多种管理或交叉管理。多种管理和交叉管理影响学校档案学籍管理的成效以及其准确度。为此,学校应尽快健全档案学籍管理机制,并且也需确立不同专业和不同类别学生学籍管理的归属地,从而明确不同部门档案学籍管理的工作内容,从而有效减少多种管理以及交叉管理状况的发生。

2.高校档案学籍管理外部因素的完善

在学校完善学籍档案管理外部条件的进程中,需对档案学籍管理体系进行适当的调节以及改善。主要从下面几点入手:第一,提升学籍档案管理体系的网络化制度。学籍档案管理网络化制度的低下是限制提高档案学籍管理成效的主要因素之一。为此,高校应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提升学籍档案管理体系的网络化水准。基于从外部引入学籍档案管理体系的高校来讲,高校里的有关人员应加强与开发软件公司相互间的沟通,而且在沟通中把此系统在运用的进程中的弊端表述出来,因而促使软件公司依据学校的现实状况对档案学籍信息管理的系统给予有效的保护和升级,并且做到及时对系统进行升级。对自主研发的档案学籍管理体系的高校来讲,有关人员应在平常的工作中加强对系统的检测以及修护数量,而且依据有关成果对此系统实行合理的调节和发展,因而有效的促使管理系统适应性增强。第二,改善纸质学籍向网络化学籍的转换过程。纸质学籍向网络化学籍的转换是目前学籍档案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为了有效的提升此管理工作的效率,在网络化学籍的档案管理体系中应加入对外部数据的引入形式。在现阶段我国所运用的外部数据引入形式大部分都是人为导入,因而在现在技术的支持下,外部数据的引入形式能够自动形成。同时,在引入网络化技能的进程中还涉猎到对数字的检验。基于此,高校可以引入网络化签字亦或技能检验等形式对其所引入的数据实行更加明确的学籍档案管理形式,从而促使学籍档案管理体系工作更加高效地进行。

四、结束语

网络化高校档案学籍管理形式在网络化教务环境中的使用是高校平常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步。虽然目前此管理形式和管理体系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因素不应成为高校放弃或暂缓运用网络化管理学籍体系的理由,而应依据现实的工作状况。目前,针对高校管理工作中对新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加强对学籍体系开发公司的合作交流,对档案学籍管理的形式不断进行健全以及实现完整性,因而促使高校档案学籍管理体系可以为高校的档案学籍管理带来更大的好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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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范文7

(一)个人档案管理的内容

哈佛大学人事档案可分为四大类:教师档案、高级管理人员档案、学生和校友的档案以及家庭档案。从上述分类可看出,个人无论是教师还是管理层亦或是学生,其所产生的个人档案成为了哈佛大学人事档案管理中最主要的部分。个人档案包括:自传材料(包括个人简历、荣誉、奖励、学历、新闻稿、日记、口述史和访问、家族情况、传记出版物)、咨询材料(包括建议书、合同、报告、通信和笔记)、专业/职业联系文件(包括信件、电子邮件的打印稿、审查和推广记录、论文和文章、简历和媒体报导)、专业组织和会议文件(包括议程、会议记录、报告、笔记)、证明材料(包括与主题直接关联的文件、目录、指南、个人参考书目和期刊)、项目工程研究文件(包括建议书和计划、研究简报、研究数据、证明文件、调查结果的分析报告、会议记录)、特殊介质(包括照片、底片、幻灯片、音频、录像带、样品和手工艺品、激光唱片、动画电影、地图、规划、图纸、三维物体模型和大事记)、演讲和业务陈述文件(包括演讲注释、摘要和幻灯片)、学术评估和推荐材料、教学材料(包括授课记录、课程教学大纲、作业、考试、评分标准、手册、笔记本、成绩单、到课记录、作业或考试、论文)、工作档案(包括手稿、未发表的论文、草稿或笔记、出版商的合同以及相关的回复、评论、报告和长条校样)等。哈佛大学档案馆十分乐于收集教职员工的个人档案以及通过管理教职员工产生或负责的档案来对他们提供帮助。

(二)个人档案管理的方法

哈佛大学个人档案的管理方法分为以下几种:按档案名称管理;按档案形成日期管理;按档案名称的首字母顺序进行管理;综合管理。1.名称排序法即根据档案内文件的名称进行排序的方法。这种档案管理方法简单方便,对于内容较少、时间跨度小的档案管理更为实用。2.首字母顺序法即根据档案内项目或组织名称的首字母顺序对档案进行排序的的方法。这种档案管理方法适合于小型项目档案的管理。3.时间排序法在个人档案的类型确定并已区分开来的条件下,可根据档案形成的时间顺序进行管理。这是一种公认的适应性较强的档案管理方法。适用范围包括:自传材料,演讲演示材料等。4.综合排序法当个人档案包含的内容多而杂时,采用综合性的档案管理方法很有必要。这种综合性的档案管理方法分两种,一种即将档案进行分类整理之后,按照每一类档案的名称、主题、年份等要素进行管理;当个人档案涉及的年度跨度过大,可采用第二种综合管理方法,即将个人档案先按照年份进行整理后,再在各个年份的档案中按照档案名称的首字母顺序进行整理。适用范围包括:教学档案,工作档案等。

(三)个人档案管理的特别注意事项

个人档案的内容多,类型丰富,管理起来有一定难度,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点。1.特殊介质档案的双套制管理在对个人档案中的特殊介质档案进行管理时,应特别注意将电子档案及其相对应的纸质档案如论文等一起存放,以保证档案的完整性。除了给特殊介质档案按照名称、日期、主题等做好标识之外,还应当做好注释,以方便日后的查找利用工作。2.个人档案管理应依法规行事非本校工作产生的档案按照联邦法规或合同规定进行管理。为确保可获得性,合同材料应当与对应的项目文件一起放在有明显标记的文件夹内。如在对出版商的合同以及回复进行归档时应当清楚地在单独的文件夹上做出标识。3.确保个人档案的机密性保证档案的机密性是档案管理的原则性要求之一,人事档案管理同样也需遵守这一硬性要求。在对个人档案进行管理时,档案管理人员不仅需要牢记各种规章制度,而且需要用专业的档案管理手段包装档案的机密性。如关于同事或其他专业人员的评估和建议文件可以用单独的文件夹保存以确保机密性。

二、规范有效的电子档案管理

同纸质档案一样,电子档案是高校功能、政策、决策、程序、运转及其他活动的见证,其包含的信息具有历史价值。哈佛大学人事档案管理中的电子档案管理介绍了电子档案的管理方案、电子邮件的管理建议以及电子档案的命名规范和扫描工具的利用。

(一)利用电子档案系统来管理各种电子档案

哈佛大学人事档案管理的经验表明,可以利用电子邮件的分层目录结构(多层邮箱或文件夹系统)以及桌面的电子档案系统来管理电子邮件和其他电子档案。通常来说有三种方案。方案一,建立不同类别的文件夹,将个人文件移到文件夹中保存。方案二,建立不同类别文件夹并为每个类别建立按年份排列的子文件夹,再将个人档案移到各文件夹中保存。方案三,先按年度创建文件夹,再根据类别在年度下建立文件夹,从而将个人档案放到不同文件夹保存。

(二)对于电子邮件的管理建议

电子邮件的超大容量使其比其他任何档案的管理更有难度。哈佛大学档案馆提出的对于电子邮件的管理建议如下:将电子邮件按文件夹的形式组织起来易于识别其存放位置和内容;当归档管理时要考虑到附件的内容;使用系统提供的规则程序来整理和筛选接收到的电子邮件存放进相应的文件夹中;用相同的方式组织接收和发送的信息;在没有加密的情况下不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机密信息,电子邮件并不是一种安全的传输方式;运用命名规范来使组织和排序简便化。

(三)采用统一标准的命名规范

电子档案表现形式与纸质档案明显不同,如若不注意规范电子档案的命名,而使用电子软件默认的初始化命名,则势必使电子档案的查找利用难度增大,同时也不利于电子档案的分类保存,因此电子档案必须使用统一标准的命名规范。哈佛大学档案馆认为,使用命名规范能够在文件和共享驱动器中保持一致性,使得分类整理更具有预测性,同时能够控制版本并在没有仔细检查的情况下提供文件和文件夹的内容线索。创造的命名规范将满足有用的分类,节约空间、缩写、符号、格式日期等条件,以提高排序,保持尽可能简短的名字,让它们容易阅读,并使用文件名来表达作者和版本控制信息。

(四)充分利用扫描工具,保证备份

哈佛大学档案馆认为,很多珍贵的纸质档案因为年份久远,保存难度大,其档案价值难以发挥,即使对纸质档案进行修补也不能保证其完整性,且这些原始文件为实现永久保存,不能提供原件利用,只能以复制件的方式提供利用,扫描件便成了珍贵档案提供利用的一种有效方式。扫描是一种管理档案和强化工作流程的有力工具。对于原始档案和扫描件的处理必须遵循高校档案的管理、保存和销毁的法律法规。同时,为了保证扫描件的提供利用,需要加强与扫描件相关的元数据的管理,元数据提供了上下文、记录的内容和结构,没有此元数据,扫描档案将失去大部分的证据价值和内容。此外,要注重扫描件存储所需的软件和计算机硬件得到定期维护保养,使得档案易于读取利用。

三、在线利用的干部档案管理

作为高校人事档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干部档案无疑是高校人事档案管理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哈佛大学人事档案管理中的干部档案管理可谓是与当今社会接轨,不仅实现了干部档案的在线利用,而且开展了档案数字化工程,干部档案管理技术性颇强。

(一)通过联机检索系统在线利用的干部档案

哈佛大学干部档案管理的代表组成部分即校长档案。校长档案不仅介绍了校长的职责、建校四百多年来校长角色的转变,而且收集了历任校长的行政办公文件和个人文档。其中行政文件记录了校长从制定机构政策到参与学术项目的各种高校正式业务,个人文档则刻画了校长们的生平,包括任职前后的事业以及学术追求和家庭活动。更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大多数校长们的个人文档的详细叙述资料都是提供在线阅览的。除了那些易碎的难以保存的原始文件限制利用以外,很多文件都是开放利用的。可在网页上直接浏览的个人文档分为两类:文件目录和HOLLISsearch。HOLLIS是哈佛大学建立的联机检索系统,可以通过名称或者例如“教师”、“学生”、“通信”、“日记”、“剪贴簿”等检索词进行人事档案目录的网上索引,人事档案在HOLLIS系统上都可以查询到目录。除了检索人事档案的目录之外,部分人物传记档案也可以在HOLLIS系统上检索出来,如希欧多尔•罗斯福收藏集(TheodoreRooseveltCollection)和埃米莉•迪根森档案(TheEmilyDickinsonArchive)等人事档案的主要内容都存储在HOLLIS系统中可供查找利用。

(二)干部档案的数字化工程

哈佛大学干部档案已全面实现了数字化管理。从2004年开始,哈佛大学档案馆开始对收存的档案进行二次加工,并于2009年对档案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信息技术的开发利用离不开资金的投入,西德尼•维伯基金的支持使得这一档案数字化工程开展十分顺利并取得了成效。其中,档案数字化工程对早期校长们的论文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使其成为了在线利用资源,同时部分文档还有电子扫描件。档案数字化工程让哈佛大学的人事档案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的双套制管理,这一数字转换使得珍贵的不能提供原件利用的档案也能以电子档案的形式实现其档案价值,也保证了档案原件的完整和永久保存。同时也为不能来馆查找利用档案的人员提供了远程查找的便利性。

四、离职员工档案的全方位管理

哈佛大学的人事档案管理工作十分重视离职员工的档案管理。在学校的管理规章制度中,有专门的关于离职员工档案管理的规定,可以说哈佛大学离职员工档案的管理是有规章可循的。哈佛大学的离职员工档案管理涵盖了离职员工档案管理的方针政策、责任划分、档案的处理以及离职员工预先自行整理档案的指导意见。

(一)以学校规章为据,妥当管理离职员工档案

哈佛大学的人事档案管理特别注重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学校的规章制度的要求来管理,离职员工档案的管理也不例外。当一位员工离职时,根据学校文件管理政策,所有经其负责的文件都要进行评估和处理。哈佛大学档案馆要求学校办公室设置好程序以确保员工在离职时其所有的文件都得到了恰当管理,同时,重要的学校信息不能因为疏忽而被损坏或公开。

(二)明确的责任划分,完善离职员工档案的移交工作

哈佛大学档案馆对离职员工档案管理的责任给出了明确的划分。预离职员工及其领导以及档案的交接人员对档案的管理负有责任。离职之前,员工应向其上级领导提供一份其所占有的学校文件的清单并告知每份文件的存放位置。可能的话,员工及其领导应当一同对文件进行检查。否则,员工的直接上司须对确保文件被正确地保管、移交或销毁负责任。这些程序可以作为离职手续如离职清单的一部分记录下来。当需要信息技术人员确保电子文件的移交、保管或删除的准确性时,员工的领导有责任运用学校的政策对员工的电子文件进行处理。办公室应当设置好电子文件清理的初始化程序。在没有得到离职员工的领导的明确批准的情况下,信息技术人员不得采取任何删除学校文件的行动。

(三)加强对离职员工预先处理档案的指导

哈佛大学档案馆对于预离职员工离职前自行处理档案给出了一些指导意见。对于现行文件和非现行文件的处理应该区别对待。现行文件应当移交其他员工进行保管,在特定情况下,员工的地位以及文件的敏感性可能要求移交记录应存档。在查阅一般的文件目录以及任何特别文件目录之后,再决定非现行文件是否保存。非现行电子文件需要打印的,取决于电子文件价值的时间长度以及电子文件的电子形式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在决定对文件进行保存或销毁之前应当联系文件管理服务中心。在离职之前,可以与同事或领导沟通交流他们所需要的资料,以大致确定保管和销毁的文件范围,为确保档案材料的保全性,可查阅文件目录来决定文件是应当被销毁还是交由同事或移交档案馆,确定之后可先自行分类然后交由单位处理。哈佛大学档案馆特别强调,要注意所有格式的档案的保存或销毁或移交的规则,也应当检查所有公共工作空间和个人工作空间的可存放文件的地方,以防有所遗漏。

五、专业的档案管理人员

在专业人员的配备方面,哈佛大学的人事档案管理不仅具有一支专业的档案管理人才队伍,且每个档案管理人员都具有专门的职责分工,相较于其他档案馆单一的档案文员而言具有绝对的优势。

(一)档案管理人员各司其职,分工明确

哈佛大学档案馆每一位档案管理人员都有自己专门负责的档案管理部分,同时其档案馆的主页上都有每位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和联系方式。这样一支训练有素、专业能力强、分工明确的档案管理人员队伍由以下人员组成:综合档案管理人员(包括高校档案管理员、档案馆助理),馆藏服务类档案管理人员(包括馆藏服务档案专家、加工处理档案专家、特殊材料编目/处理档案专家、项目经理),公共服务类档案管理人员(包括研究员、高级参考档案专家、参考资料助理、资产管理助理、公共服务档案专家),馆藏发展类档案专员(包括馆藏发展联合高校档案专家、馆藏发展/鉴定档案专家)以及档案管理专员(包括档案管理服务的联合高校档案专家、高级电子档案分析专家、档案操作专员、档案管理助理、档案经理、档案分析师)等。各位档案管理员不仅具备基础的档案专员知识,而且都能熟练进行计算机操作,同时不同档案管理专员能满足各种档案管理的需求,切实做到了各司其职,人尽其用。这种分工明确的专业化的档案管理得益于哈佛大学几百年来档案管理经验的积淀,也使得哈佛大学档案管理工作开展得愈发成功。

(二)档案管理人员培训

档案学范文8

关键词:学籍档案;党员档案;分割管理

一、学生党员档案管理现状述评

现在高校对学生学籍档案和学生党员档案并没有进行分类管理,二者仍混装在一起。组织材料归由档案室管理,但组织关系仍归属组织部管理。两者没有分由两个部门各自管理,存在管理弊端。根据目前党组织对党员档案的管理要求,档案室对于党员档案和其组织关系并无直接管理及处理权利。以遵义医学院为例,据组织部数据显示,从2007年至2015年遵义医学院毕业的8301多名毕业生党员进行组织关系回执排查,经查,在8301多名毕业生党员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流动党员105人,有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执的党员1799余人,需要查找的无回执的党员6397人。在排查过程中,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将各种信息逐一核查。结合上数据和我校当前档案管理的实际情况,发现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根据党章第一章第九条规定,毕业生毕业后党组织关系必须转入学生工作或生活的地方,方便党员同志参加组织活动。对接受党员的支部,需对党员的档案进行统一管理与保存,这就需要将学生党员个人党员材料转递至接受支部,但如今我校两部分档案材料未分开管理,而部分学生因未找到工作,或部分单位因为人事管理制度,不保存学生学籍档案,就造成两部分档案需分开转递、保管。2.在毕业学生需要转递党组织关系或者党员档案时,因党员组织关系由组织部统一管理,学校档案室档案管理人员无法对其转递去向及党龄等各方面进行核查,因而导致党员档案出现交接上的混乱。3.对于已经存放多年的学籍档案,其包括的党员档案因时间过长,档案室无法对其党组织关系是否已转递等相关的信息进行核查,对于部分违章规定,超过6个月时间未参加党组织任何活动的以致脱党的党员无法判断。4.部分毕业生对档案、组织关系转递不够重视,毕业之际忙于找工作,忽视了对组织关系、档案的转递。同时部分毕业生存在档案知识漏洞,不清楚档案转递的流程、地址。

二、党员档案与学籍档案的分割管理的重大意义

党员档案与学籍档案的分割管理意义重大,将党员档案从学籍档案中单独划出,档案室与组织部合理分工,档案室管理学籍档案,组织部管理党员档案。其分割管理的意义重大。1.党委组织部对于党员档案具有处理及保管的权利,其能够保证党员档案的无缝交接,避免党员档案因时间问题而出现脱节。2.党委组织部对于党员档案具有溯源性,其能够追踪党员档案的来龙去脉,以及党员人员的去向,当学生对其党员档案存在问题时,能够准确查找问题的根源。3.党员档案的分割管理,更重要在于方便学生,避免学生在毕业后因各种特殊原因导致无意脱党的情况发生。4.档案的分割管理,其意义不仅在于惠及毕业学子,更能实现未雨绸缪,把在校生在毕业之后可能遇到的党员档案与学籍档案的相关问题扼杀在摇篮之中。5.档案的管理涉及到档案室与组织部、学生年级党支部之间的沟通联系,通过对该工作的分工,一方面使档案管理工作更加高效,另一方面,不同部门之间的成功合作,对于学校而言也是一种帮助,其形成的效应具有积极影响。6.按照当前党中央规范党员管理的要求,对某些既不参加组织活动,也不履行党员义务,缺乏革命意志,经多次教育,仍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党员同志,进行劝退,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要求。

三、学生党员档案管理中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1.联合学校组织部制定关于学生党员档案的管理办法。2.档案室制定分离学籍档案与党员档案的方案。3.对现有党员档案进行核查,明确是否存在脱党情况。4.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试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相应党员档案的管理办法。5.明确党员档案与学籍档案分开的紧迫性与重要性。6.调查党员对学籍档案与党员档案分割管理的意见、建议。

四、拟定党员档案与学籍档案的分割管理方案

1.拟定党员档案、党组织关系管理方案(1)根据档案部门实际情况拟定分离计划。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要求,收集相关党员档案后,拟定分离计划。①协调好党委组织部和各院系学生党支部,协同进行此项工作。②各院系学生党支部在发展党员时,按时间收集学生党员材料,编号归入档案,归入档案时和学籍档案分离、存放。③学生毕业季,学籍档案交由档案室清点存放,按国家要求,发往生源地、学生就业单位或者留校。党员档案直接交由学校党组织部清点材料是否齐全,缺的材料补齐或者按照党章处理,齐全的由学校党组织部将学生党员材料按照学生提供的地址直接邮寄或者机要到学生工作的党组织或者生源地,以保证零差错。④对于往届毕业生党员档案,由学校组织部提供学生名单给档案室,档案室负责将制作党员档案部分抽出,和学校党组织部清点交接,由学校党组织部与同学联系,核对党组织关系是否转走。对于没有转走党组织关系的党员同志按照党章进行相应处理。对于党组织关系已经转走的党员,由该党员出示相关有效证件及材料后,将该党员的党员档案转到该党员党组织关系所在地。(2)做好党员组织关系清理工作,对存在的脱党人员按规定进行处理。①校组织部根据档案室提供的档案做全面摸排,查询脱党人员数。②联系毕业生党员,按照党章相关规定,对没有按时交党费和参加党组织生活会的党员进行处理。③借鉴和学习其他相关单位经验,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即新生从入校到毕业,党员材料和党组织关系就交由学生所在院系的组织部直接跟踪管理;学生毕业时,党员材料和党组织关系转走相关程序也由院系组织部直接负责,院系组织部直接和校组织部对接,简化流程、提高效率。2.根据实际情况拟定学生学籍档案相关管理办法(1)学生学籍档案管理。应届毕业生档案管理:应届毕业生分为普通应届毕业生、应届外校升学毕业生、应届本校升学毕业生,对于不同的毕业生类型对档案的管理方式也需进行相应的调整。①普通毕业生、外校升学毕业生档案管理:根据学生提供给就业办的就业单位或升学学校信息,档案室相关工作人员需对这部分学生的档案通过EMS方式统一邮寄。②本校升学毕业生档案管理:由就业办统一提供调档函,相关档案室工作人员与本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核查无误后,将本校升学学生学籍档案密封后统一移交到本校研究生院。③学生档案留校管理:对于未提交相关邮寄信息、信息错误或不全、申请档案留校的学生,档案做留校处理,由档案室相关工作人员将这部分档案分类归入档案库。④提前调档学生档案管理:由相关单位或学校出具有效调档函,在档案室相关工作人员的协调下进行调档工作。(2)留校学生档案管理:①留校未满两年的学籍档案,相关档案室相关工作人员将这部分学生学籍档案按毕业年份、班级归入到不同的档案柜。期间学生调取档案根据相关规定进行调档。②学生调取留校满两年、未来得及处理的学生学籍档案,调档按正常调档处理。③留校满两年的学籍档案,档案室相关工作人员核对学生生源地信息,核对无误后按留校学生档案未满两年处理方法处理。④编外档案,定期清理一次档案,对过期和失去存档价值的档案,在有关领导的监督下,实行销毁。将调档相关数据进行汇总后,将数据统一导入遵义医科大学就业信息网,以便学生实时掌握档案的去向。3.做好授课和宣传工作。(1)联系学校教务处,统一安排学生关于毕业生档案调动规定和流程的课程,由档案室老师讲授。(2)由档案管理人员向年级老师培训,再由年级老师向学生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

五、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