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旧儿童教育的批判:忽视儿童
小说家对于传统儿童教育的批判最为严厉的莫过于机械的“背书”与严厉的惩罚。如《某私塾》(剑)描述了不曾被新教育普照的穷乡僻壤，一名冬烘先生仍在设帐授徒的画面:先生一声拍案:“阿三，背书。”一个五六岁的拖鼻儿童呐呐地背起书来，因把老师教的“关”(“阙”字之音)读成了经父亲纠正的“缺”音，换来老师以戒尺连连击头如寺僧之敲木鱼。“戒尺”是传统儿童教育中教师惩罚儿童的一道刑具，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中写出了儿童对于惩罚的恐惧以及身心遭遇的蹂躏:沈先生的刑教很严，“他的刑具是一两分厚三尺来长的竹片。非正式的打法是隔着衣裳、隔着帽子的乱打;正式的打法是打掌心，打屁股。……儿童的全身的皮肉是怎样地在那刑具之下战栗哟!儿童的廉耻心、自尊心，是怎样地被人蹂躏到没有丝毫的存在了哟!”新式学校虽然形式上代替了私塾，但很多教师依旧承袭了旧式教育方法，一如既往地要求他们背书，而且规矩严厉，不允许他们有丝毫的逾越。如《冰教师》(南村)中那位德高望重的桑塔布先生是塞北一学校的老师，他“冷严如冰柱，为人三十年如一日”，“规矩之严利于斧钺”。天性纵逸的牧羊子弟入学后所见所闻“如嚼枯蜡，头疼脑胀”，这样的教育久了“性灵渐失”。对“刑教”的恐惧和“背书”的反感，许多现代作家都有切肤之痛，成年之后仍记忆犹新。如在萧乾的回忆中，其童年求学经历无论是在私塾还是在新式学堂，都是机械死板、枯燥乏味的。在私塾求学时:“每个学生面前都摊着一本《四书》，好像解闷似的，从早到晚我们就扯着喉咙‘唱’着经文。”“老师动不动就用烟袋锅子敲我的脑袋，板子也越打越重。说是‘《大学》、《中庸》，打得屁股哼哼’，可我才念了半本《论语》，身上就给打成青一块紫一块的了”。上了新式学堂之后，在新学校里“倒是不再念‘子曰’，改念‘马牛羊，鸡犬豕’了”。“课本是新式装帧，还可以嗅出印刷的油墨气味。可是照旧上一段死背一段，照旧扯了喉咙‘唱’”。很多作家把这些求学经历写进了小说，李?人的《儿时影》、老舍的《牛天赐传》、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记录的正是这些痛苦的体验。显然这种片面、粗暴的教育，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如果说以上小说只是重点描写了机械的教育方式及严厉的惩罚对儿童身心的伤害，叶圣陶在小说中则在批判儿童教育的同时，开始思考如何教育儿童的问题，突出表现了学校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忽视与压抑。陆根元(《小铜匠》)是高等小学的插班生，因为家庭的困顿、学业程度的差距，使他在同学中显得有些“低能”:语文课上不能说出一句完全的短句，算术更是没有一次算对，算术老师断言他一辈子也学不会算术。陆根元成了全校教师眼中的“低能儿”，最终退学成了一名小铜匠。陆根元或许有些无知，但他并不愚笨，学校老师之所以没法教好他，是因为根本不曾去真正地关心他的心灵、了解他的处境，给他正确的教育。正如其级任老师说的:“像根元这一类的孩子，我们不能使他们受一点影响，不如说因为我们不曾知道关于他们的一切。我们与他们，差不多站在两个国度里，中间隔着一座又高又厚的墙，彼此绝不相通。我们怎么能把他们教好呢!”
《一课》则描写了一个活泼好动、爱自然、爱幻想的孩子在枯燥的课堂里浮想联翩，他念念不忘匣子里的小蚕，想着和好朋友在湖上荡舟的乐趣。小说含蓄地批评了旧式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对儿童天性的漠视。此外，还有沈从文的小说《福生》，揭示了教育有悖于儿童身心自然发展的弊端。《儿童节》(罗洪)描写四月四日儿童节，学校举行隆重而沉闷的庆典，教员为了会情侣而不愿带学生到野外采集生物标本，遂使会场上“儿童神圣”的演讲和实际中忽视儿童的行为，成了一幅令人忧虑的讽刺画。这些小说都从不同角度揭露了学校教育对儿童天性发展的阻碍与压制。除了学校教育，现代小说家还意识到:家庭教育的缺失或不当，往往成为扼杀儿童天性的帮手基至是罪魁祸首。《祖母的心》(叶圣陶)中以祖母为代表的封建家长，不相信新式学堂可以教育好儿童，依旧延请先生在家里进行旧式教育，自己也时刻不忘督促儿童反复地读书、背书。这种死板、机械的教育方法使得原本应该快乐活泼的儿童显得日渐呆滞、落寞，丧失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低能儿》(叶圣陶)描述了一个八岁男孩阿菊的凄苦家境及上学第一天的经历与感受。阿菊的父亲是给人家做仆役的，每天干完活回到家时，阿菊早已睡熟了。阿菊的母亲则从早到晚，总像机器一样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搓着草绳，似乎她的入世只为着那几捆草绳而来。父母忙于生计，完全忽略了阿菊的存在。当阿菊的父亲把他送入学校的第一天，在这个与“狭窄又龌龊”的家迥别的宽阔世界里，他变得怯弱、恐惧与不安了，与同龄的孩子相比，他成了“低能儿”。贫穷又沉闷的家庭、忙碌又冷漠的父母，使他成了“低能儿”。《一个朋友》(叶圣陶)叙述了其朋友一生按部就班的生活，儿子七八岁时，“他们俩便送他进学校。他学些什么，他们俩总不过问。受教育原是孩子的事，哪用父母过问呢!”孩子高等小学肄业便做了新郎。那位朋友眉开眼笑地说:“干了今天这一桩事，我对小儿总算尽了责任了。将来把这份微薄的家产交付给他，教他好好地守着，我便无愧祖先。”
小说总结道:“他无意中生了个儿子，还把儿子按在自己的模型里。”家庭不重视教育，只不过在简单地复制下一代，可见，父母的教育观直接影响了孩子发展的限度。同样表现家庭对儿童教育的忽视或对儿童个性压抑的还有叔文的《小还的悲哀》、萧乾的《篱下》等作品。家庭是儿童出生后接触的第一个生活环境，儿童通过家庭生活、家庭教育获得最初的人生体验、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并形成个性。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学校和社会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会逐渐增加，但家庭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是长期而深刻的。这些小说从各个方面批判了旧家庭对儿童教育的漠视，对儿童天性的扼杀。教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儿童的成长也往往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综合结果。现代小说对儿童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在批判学校教育的同时，往往把矛头同时指向家庭、社会。叶圣陶的《义儿》描写旧家庭和学校教育对儿童个性的双重制约，使其美好性情得不到健康发展。义儿的痴迷于画画不仅老师觉得他愚笨懒惰，他母亲更是几乎每天打骂他，想令其把心思转到正经学业上去。“明明是很有趣，很能自己寻出愉快的小孩，但社会上一定要把他们的生趣和愉快夺去了，甚至于最爱他的母亲，也受了社会上的暗示，看着他的生趣和愉快，反而惹起了她的恼怒和悲感”。
儿童天性的张扬与自然流露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受到压抑和惩罚。这些小说揭示了旧家庭和学校教育在扼杀儿童天性的背后，更多地隐藏着封建礼教和传统文化的阴影。老舍则从社会和教育入手，深刻批判了儿童教育问题。《猫城记》写了猫国的儿童教育。“我”在猫国看到了两个非常荒唐的场景:一是猫国的小孩第一天上学就可以得到大学毕业证书;一是幼稚的小孩居然凶残到解剖自己的老师。社会的黑暗渗透到学校里，把“猫小孩”变得残暴、丑陋，学校成了斗争的场所，混文凭的机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教育环境下，儿童完全散失了应有的善良天性。教育的失败造就了残暴的儿童，残暴的儿童则使国家彻底失去了希望，老舍正是从国家发展角度表达了对儿童教育的担忧。儿童有不同于成人的独特心理和行为方式，有其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在忽视儿童个性、忽视儿童个体价值的年代里自然不可能存在真正适合儿童的教育。正如郑振铎所说的说:“对于儿童，旧式的教育家视之无殊成人，取用的方法，也全是施之于成人的，不过程度略略浅些而己。他们要将儿童变成了‘小大人’，那种‘小大人’，正像我们在新年的时候在街上看见走过的那些头戴瓜皮帽，(帽结是红绒的)身穿长袍马褂，足登薄底缎鞋的，缩小的成人型的儿童一般无二。”为了拯救儿童，小说家们在批判旧儿童教育的同时，开始“发现”儿童的纯美天性，并提出了“以儿童为本”的教育思想。
二、提倡教育应尊重儿童天性:以儿童为本
西方儿童观念的传入，也使国人开始重新审视儿童。在晚清启蒙语境中，清末民初小说家塑造了一系列爱国儿童、勇毅少年的形象，但是这些儿童形象多承担着国家重任，其个性特征尚未引起重视。随着“五四”个性解放的呼声，人们开始关注、探索儿童的纯美天性，并为如何保持儿童天性进行了初步探索。三十年代前后，随着西方儿童教育思想的传入，尤其是杜威和卢梭的儿童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国人探讨儿童教育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和参照模式，现代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纷纷提出了“以儿童为本”的教育思想。在“五四”前后，冰心是一位较早关注童心的作家。在“五四”落潮期，她用“爱的哲学”塑造了一系列“天使儿童”的形象，并以他们纯美的童心救治了许多患有“时代病”的苦闷青年。叶圣陶在批判传统儿童教育的同时，也开始关注童心，认为在儿童天性中寄寓着“爱、生趣、愉快”，这些是“世界的精魂”。正如顾颉刚指出的:“人心本是充满着爱的，但给附生物遮住了，以致成了隔膜的社会。人心本是充满着生趣和愉快的，但给附生物纠缠住了，以致成了枯燥的社会。然而隔膜和枯燥，……只能逼迫成年人和服务于社会的人就它的范围，却不能损害到小孩子和乡僻的人。这一点仅存的‘爱、生趣、愉快’，是世界的精魂，是世界所以能够维系着的缘故。”
叶圣陶试图用童心去拯救隔膜的、枯燥的社会。叶圣陶和冰心都注意到了童心的可贵，认为儿童是拯救世界的“天使”，在他们身上潜藏着世界的“精魂”，良好的教育则可以使这些“精魂”觉醒并伸展。叶圣陶在《地动》、《小蚬的回家》、《低能儿》中探讨了如何正确引导儿童天性的问题。在《地动》中，父亲给儿子明儿讲故事。当故事讲到因为地震，一个孩子无法回家与母亲团聚时，明儿身上潜藏着的同情心和爱心被激发了出来，他伤心地哭了。接着，父亲继续编故事:一位陌生人在孩子的额头贴上邮票，把他寄回了家，孩子终于和母亲团聚了。陌生人的善举使故事有了大团圆的结局，父亲用这种方式延展了儿童的爱心。在《小蚬的回家》中，当父亲发现孩子模仿大人剖鱼的样子杀死一只小虾时，父亲告诉孩子:小虾也是有母亲的，小虾死了，小虾的母亲也会难过的。父亲的循循善诱使孩子身上潜藏的爱的精魂觉醒了，于是他把那只自己珍爱的小蚬放回了河里。
由此，儿童的爱心扩大到了自然万物。《低能儿》中叶圣陶则让阿菊那些潜藏的“世界的精魂”在“爱”与“美”的教育中苏醒。当穷孩子阿菊由贫穷、狭窄、昏暗的“家”来到广阔、光明的学校时，温柔的女教师、动听的琴声、优美的舞蹈和歌声，使他忘掉了自己穷苦的生活，感受到从没有过的“爱、生趣、愉快”。然而，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叶圣陶在小说的结尾又不得不让阿菊回到他那个黑暗贫穷的家中，白天经历的一切像个梦境。叶圣陶注意到，在现实社会中要激发并保持儿童的纯美天性，仅靠“爱”与“美”是不够的。这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更是社会的问题。对于学校教育应该如何尊重儿童天性问题，叶圣陶还开出了“以儿童生活为本”的处方。叶圣陶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并付诸实践，《倪焕之》正是以自身及同事的教育实践为基础创作的。在小说中，倪焕之和蒋冰如都主张教育应从儿童的生活实际出发，把学校组织成一个微型的社会，让学生在这个微型的社会中，通过实际观察和亲身历练来学习。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教育，改变儿童在教育过程中的消极被动地位，使儿童成为教育的积极参与者，从而彻底改变压制儿童自由和窒息儿童发展的教育现状。他们的教育改革方案和实践使儿童的兴趣、爱好、才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充分体现了杜威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
经由“五四”作家对童心作用的重视，以及对儿童教育的初步探索，到三四十年代，现代小说家更清楚地意识到儿童身上所具备的独特个性，在作品中惟妙惟肖地描绘了童心、童趣，表现了儿童的率真和纯朴。凌叔华以特有的细腻，在《小英》、《弟弟》等小说中描写了大量儿童形象，他们的心灵率真，未经雕琢，无论是对美的喜爱与向往，还是对丑恶的憎恶和恐惧都毫不掩饰。沈从文的《三三》，林徽因的《吉公》也都对儿童天性进行了赞美，希望成人关注儿童天性，正视、善待儿童。废名在其自传体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明确提出“每个儿童都有他的世界”，教育者应尊重儿童本有的世界。他认为:儿童有不同于成人世界的个好、思维习惯，父母或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应尊重儿童天性，并在了解其个性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引导。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莫须有先生践行了这样的教育方法。他经常自觉地沉入儿童世界，设身处地地从儿童视角来观察、思考和理解问题，并从儿童的经验和思维特点出发给予引导和教育。如有一次莫须有先生问纯:叶子有几种形状?当莫须有先生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脑海里浮现了荷叶，想起了“池荷贴水圆”“荷叶似云香不断”等优美的句子。纯却回答道:“松树的叶子奇怪，像针!”莫须有先生本以为小孩会“童话”般地驰骋想象，却不料听到如此经验性的答案。但莫须有先生并没有批评纯缺乏想象力，他反省道:或许因为小孩子正在接受经验，以经验为稀奇，所以才处处以经验为比喻。这么一想，莫须有先生不禁赞叹起小孩子的“无处不用心”了。接着，莫须有先生从松叶的联想出发，用启发式问答引导纯认识了植物的叶子、秆子及其区别，并得出“世上的东西都有一定的规矩”的道理。在小说中，相似的教育片断还有许多，莫须有先生都以“灵魂探险”的心情来观察、了解和教育儿童。
卢梭的《爱弥尔》传入中国后，那“‘返归自然’底一大狮子吼，……对于虚伪，怠惰，束缚，蔑视儿童底我国教育界，无异投下一颗爆弹”。他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不仅在教育领域引起巨大反响，文学界也深受其影响，老舍的小说创作即是明证。卢梭主张保护儿童善良纯洁的天性免受社会习染，认为教育要顺应自然，尊重儿童的天性，重视儿童的需要、兴趣与能力。老舍在《牛天赐传》和《新爱弥耳》中，用反例证明了顺应儿童天性，按照儿童自然发展的要求和顺序去进行教育的重要性。《牛天赐传》提供了一个与爱弥儿相反的教育个案。卢梭把爱弥儿放到自然环境中，牛天赐则一出身就置身于一个世俗、污浊的社会环境中。卢梭反对把婴儿包裹在襁褓里，认为这样有损婴儿的健康和性情。牛天赐的“手脚可都被捆了个结实，一动也不能动，像一根打着裹布的大兵的腿，牛老太太的善意，使他成了罗圈腿”。卢梭主张教育要让儿童自由成长，可是天赐一出生就感到:生命便是拘束的积累。他自己要往上长，外边老有些力量钻天觅缝地往下按。卢梭主张要把儿童看作儿童，不然会造成一些“少年博士”和“衰老儿童”，牛老太太则把牛天赐打扮得“有时候像缩小的新郎官，有时候像早熟的知县”。
卢梭关心儿童真正的幸福，反对大人强迫儿童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可牛老太忽视儿子的好恶，逼着他读书。学校里的老师也只会用打“脖儿拐”的方式强迫学生遵守各种违反儿童心性的规矩。卢梭主张依据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来安排教育的内容，反对强行给儿童灌输那些难以理解的概念。《牛天赐传》中的小学生则“提倡国货，提倡国术，提倡国医，提倡国语”，“他们提灯，他们跑路，他们喊口号，他们打旗，他们不知道是怎回事”。后天的教育使牛天赐善良美好的天性日渐沦丧，他“越来越倾向于他个人所属阶级的轻浮冷酷的作风”，身心双畸，混迹于上等社会。《新爱弥耳》则是“牛天赐式”教育的进一步强化。爱弥耳从出生开始，“我”就以造就一个钢铁战士的方式对他进行全面改造。“我”的教育使他拥有了最正确的知识、绝对的理性，没有个人情感、不会哭笑、没有想象力。但不幸的是爱弥耳活到八岁就死了。小说中牛天赐和爱弥耳的教育都是一种“出窝老”式的教育，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无视儿童生长的自然规律、天然本性，主观教条、专横武断。老舍在用牛天赐和爱弥耳的故事反面例证了卢梭自然主义教育观正确的同时，希望学校和家庭教育能革除那些摧残儿童身心的内容和方法，使儿童天性得到自由、健康的发展。老舍在其他作品如《小坡的生日》、《小铃儿》中也都表现了以儿童为本的教育思想。
三、结语
现代小说通过众多儿童形象的塑造及其儿童教育故事的讲述，批判了旧教育对儿童身心的摧残。鲁迅曾指出，中国儿童往往缺少外国儿童的那份“轩昂活泼”，常常是“衣裤郎当，精神委靡，被别人压得像影子一样”。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外乎对儿童个性的忽视，不合理的家庭、学校教育，及弥漫于整个社会上的那种怯懦、保守、自私、冷漠的风气。随着儿童纯美天性的“发现”，现代小说家逐渐揭开披在儿童身上的成人外衣，塑造出了一些具有独立个性特征和本体价值的儿童形象。他们还从不同角度对儿童教育进行了探讨，希望教育能让儿童那些纯朴、善良、真挚的天性得以发扬，而不是以虚伪的成人世界或教育来误导孩子的成长。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对以儿童为本的教育思想的提倡，是现代小说中体现的儿童教育思想的主流。现代小说以种种故事证明: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只有以儿童为本，关心他们的天性、注重他们的人生和幸福，才有可能培养出健康、活泼的儿童。现代小说对于儿童纯美天性的本体性探索和以儿童为本的教育思想的倡导，推动了儿童观和儿童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变革与发展。
本文作者：陈桃兰 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