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世红 单位：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英国文学史研究与整体外国文学史研究都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1956年，教育部参照苏联高等院校同类教学大纲，制定了英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教科书则采纳了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该书1959年初版，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可见影响之大。尽管《美国文学简史》(上册)和《法国文学史》(上册)已于1978、1979年相继问世，中国学者用中文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本文首先回顾陈嘉、范存忠先生出版于80年代初的两部影响深远的英文版英国文学史，随后介绍王佐良先生领衔编撰的中文版英国文学通史，最后评述杨周翰先生撰写的断代史，总结前辈学者既有的学术贡献与成就，展望英国文学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陈嘉和范存忠先生的贡献
陈嘉、范存忠教授是国内英国文学研究的老前辈。20世纪30年代，两人在耶鲁和哈佛大学分获博士学位，是最早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回国后他们长期在南京大学任教，研究、教授英国文学，并在80年代初分别推出两部英国文学史，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嘉著《英国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四册，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英国文学史教材。由于编写量大，四册教材全部出版历经了五年时间:1981年10月出版第二册，1982年7月出版第一册，1986年1月和2月出版第三、第四册。从1986年开始，陈氏文学史一直作为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国文学史教材，已多次再版，声誉卓著、影响广泛。陈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他在著作前言中提出:“根据作家及其作品在社会和文学史的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否健康来确定其地位。”①陈著文学史采用了编年史的结构和体例，第一册分为四章: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文学、中世纪英国文学、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资产阶级革命与王朝复辟时期英国文学;第二册不分章，标题为“18世纪英国文学”;第三册分为三章:19世纪初期英国文学、19世纪中期英国文学、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第四册也不分章，标题为“20世纪初英国文学”。
本书内容丰富，学术性强是陈嘉先生多年研究讲授英国文学史的结晶，对于英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本书是在结束后不久编写的，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即“首先综述时代背景，然后介绍作家生平，再次分析主题思想，最后略及艺术特征”，②也就是说作品的艺术特点被摆在末位。但值得强调的是，著者在叙述和分析重要作家时，不是简单陈述其社会背景和创作经历、罗列作品，而是对其主要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以及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全面介绍、分析。该书以其完整的知识体系和严谨的分析方法具备了教材和学术著作的双重特点，是国内用英语写作出版的篇幅最长、质量最高的英国文学史，是不少高校指定的英国文学教材。全书1986年2月出齐，而陈嘉先生数月后即辞世，令人扼腕叹息。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的陈嘉、宋文林合著《大学英国文学史》(上、下册)，这是弟子宋文林教授在陈先生指导下缩编的两卷本。1983年范存忠教授编著的《英国文学史提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范先生在“后记”中写道:“这份材料是1954年度和1955年度南京大学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四年级‘英国文学史’课程的讲授提纲。同志们认为仍有参考作用，有些高等院校还翻印流传。这次承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希望它在较大的范围内能起到更多的参考作用。”③
《英国文学史提纲》是英文稿，但“为了读者便利起见”，由张月超等翻译成中文作为“附录”，这份中文附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建国后在大陆出版的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文版英国文学史。全书共12章，末章标题为“一些现代作家”，介绍了哈代、高尔斯华绥、威尔斯、萧伯纳等隶属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却没有提及现代派作家，真实反映出那个时代对于现代派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该书1983出版后，许多高校的英语专业将其当作教材，受到普遍欢迎。关于这部书的编写目的，范存忠在“后记”中写道:“一方面对于并行的‘文学选读’提供必要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扩大文学视野，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④范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英美文学、比较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等方面均造诣深厚、著述丰硕。他渊博的学识通过本书的三个特点得以体现:其一是将英国文学置于欧洲文学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叙述。例如，第三章谈到英国人文主义者时，介绍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代表作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对英国作家的影响;介绍伊丽莎白时代时则指出，此时文学翻译相当繁荣，众多翻译作品极大地促进了英国文学的发展，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作包括廷德尔和科弗代尔的《圣经》以及托马斯•诺斯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等。其二是将英国文学发展史与英语发展史相联系，使读者既掌握英国文学的概貌，又了解英语的演变。例如，谈到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的区别时著者指出，古英语重音多，辅音多，词尾屈折变化大，语言的变化自然会在文学作品中体现，从头韵体诗到双韵体诗的变化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三是在叙述作家和分析作品时，结合提出独到的、精辟的评论。例如，前人关于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评论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威尼斯商人》是一部反犹主义的作品，范存忠对此并不认同，相反，他指出莎士比亚对受到迫害的犹太民族表示同情，夏洛克对基督教商人的愤懑是有其原因的。又如，对笛福的《鲁宾逊飘流记》，范存忠没有从阶级或意识形态方面去评论，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作品表达了普通人处于逆境时克服困难的拼搏精神。
二、以王佐良先生为代表的英国文学史写作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用中文撰写的英国文学通史方才出现。最先出版的乃是王佐良、周珏良主编的《英国20世纪文学史》(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五卷)。王佐良先生是我国英国文学研究的前辈，著作等身的学界泰斗。60年代开始，他便与周珏良、李赋宁等老友共同编写《英国文学活页文选》，其实已在为英国文学史编写做准备。李赋宁先生在《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中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之间的友谊:“我和当时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的王佐良和许国璋学长，以及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的周珏良学长通信相约，将来学成回到清华外文系教书。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以诗歌为主)。这时杨周翰学长也在牛津留学，夫人王还学长在剑桥教中文。适逢吴达元老师休假，来美访学、游历。我向吴先生谈到我们将来企图办好清华外文系的设想，并建议清华聘请周翰来清华教书。”⑤这是40年代末李先生在耶鲁大学读博士时的设想。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被改造成理工科大学，这几位老友分别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但是他们共同推动英国文学教学研究事业的志向没有变，因此才有60年代初的《英国文学活页文选》。1982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在活页文选基础上编写而成，影响很大。其中为名篇所作的详尽注释凝聚了编者的学术探索与心血。在某种意义上，通读《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就相当于回顾了一遍英国文学史。1984年底，王佐良和周珏良先生开始携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在项目进程中，王佐良先生首先于1988年出版了《英国诗选》。他准备在此基础上编写多卷本英国诗歌史，并在199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长达350多页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连续出版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英国诗史》和《英国散文的流变》之后，王佐良先生独立撰写了单卷本《英国文学史》(下称王氏文学史)，长达686页。遗憾的是他在1995年去世，未能亲眼看到《英国文学史》在次年的出版。在宁波大学段汉武教授看来，该书的出版在中国学者叙述和研究英国文学史的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叙述与研究英国文学史的中国学派开始形成，其学术价值是每一个研究文学的人都不应低估的。⑥#p#分页标题#e#
王氏文学史是单卷本，在有限的篇幅之内，既要把英国文学史的演变过程交待清楚，又要对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作出独到评介，实属不易。著述的过程无疑也是一个学术探索的过程。王佐良在“序言”里谈到:“没有纲则文学史不过是若干作家论的串联，有了纲才足以言史。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我感到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以几个主要文学品种(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的演化为经，以大的文学潮流(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为纬，重要作家则用‘特写镜头’突出起来，这样文学本身的发展可以说得比较具体，也有大的线索可寻。”⑦正如著者所言，王氏文学史采用编年史的结构、体例，而且按照文学品种来编排。全书共分20章，除了第一章“引论”、第二章“中古文学”、第十五章“二十世纪文学:总图景;新戏剧”、第二十章“英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其余16章的标题均为文学品种:第三章叙述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与诗剧，以马洛、莎士比亚等作家为特写镜头;第四章叙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以培根为特写镜头;第五章叙述17世纪诗歌，特写镜头推向弥尔顿;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分别叙述18世纪的小说、诗歌、散文，小说的崛起无疑是18世纪英国文学的亮点，因此著者用大量篇幅论述小说的兴起与发展;第九章、第十章叙述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彭斯、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兹等著名诗人成为这一时期的特写;第十一章叙述浪漫主义期的散文;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分别叙述19世纪的小说、散文、诗歌，重点论述了司各特、狄更斯、奥斯丁、萨克雷、哈代、丁尼生等作家;第十六章叙述20世纪诗歌;第十七章叙述地区文学中的诗歌;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叙述20世纪小说和散文，现代主义曾一度占据20世纪英国小说的主流，著者用相当的篇幅评介了詹姆斯、康拉德、乔伊斯、吴尔夫等现代主义小说家，并以《尤利西斯》为例，对乔伊斯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作者指出，一方面，直接模仿《尤利西斯》的小说家极少，也许因为它是无法模仿的;另一方面，学乔伊斯的样子自由、大胆地运用英语的则大有人在……把小说从传统的模式里解放出来，乔伊斯的最终功绩也许是在这里。⑧王氏《英国文学史》用了八章讨论诗歌、五章讨论散文、三章讨论小说，而对于戏剧，除第三章论文艺复兴时期“诗与诗剧”外，只有第十五章讨论20世纪爱尔兰“新戏剧”。
这一方面反映了英国戏剧在文艺复兴黄金时期最为辉煌，另一方面则是显示出作者对诗歌和散文的偏爱。在本书中复辟时期的喜剧只得到这样一句话:“颇有一些成功之作，其中如康格里夫的《世风》和韦丘里(威克利)的《乡下老婆》，是至今还常上演，叫座不衰的。”⑨对18世纪喜剧则只在第六章最后有“戏剧一瞥”，简单提及盖伊、哥尔斯密斯和谢里立丹的创作。王先生引用了萧伯纳论菲尔丁离开戏剧舞台导致戏剧衰弱的话，然后说:“这话有一定道理，只是抹杀了18世纪80年代哥尔斯密斯和谢里立丹的贡献。”⑩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王先生对18世纪戏剧的简单处理也是一种抹杀，因为他的文学史竟然没有给这些剧作家展示的机会。但是，作为个人独著的《英国文学史》，本书不求面面俱到，只求保持特色，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欣赏英国文学的特殊视角。“五卷本英国文学史”项目从《英国20世纪文学史》(1994年出版)开始着手，1996年又出版了王佐良与何其莘合著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但是，其他三卷的编写进展缓慢。按照最初设想，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由李赋宁先生撰写，但是由于年事已高，他只撰写了古英语部分，接近全书一半篇幅，剩余部分则由何其莘教授负责组织几位学者合著。18世纪卷吴景荣先生只参与拟定了大纲，还未开始撰写就去世，因此整卷实际由刘意青教授负责完成。这个大项目从1984年启动，直到2006年五卷出齐，历时20多年，共有33位学者参与编写工作。这套英国文学史从总体上看是通史，但每卷作为断代史又自成体系，可为研究具体某一时期的英国文学史提供较完备的材料。在最先出版的《英国20世纪文学史》“序”中，王佐良先生谈到了编写模式的问题。他认为，英国文学史编写有两种模式，一是英美模式，一是苏联模式。
英美模式注重学术考证和作品欣赏，有可读性，但缺乏系统性;苏联模式虽然系统性强，但史的根据不足，叙述空泛、刻板，政治色彩过于浓重。???显然这两种模式都不尽人意，有严重缺陷，因此他提出要运用中国模式来编写英国文学史，并确定了总的指导思想。刘意青教授在《英国18世纪文学史》的序言里将王佐良先生的指导思想归纳为五条:“1.体现中国学者为中国读者撰写的特点，面向大学高年级程度的青年人和文学爱好者;2.以叙述文学事实为主，交代清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和主要的评论意见;3.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编纂的指导思想，也同时介绍一些西方其它观点和说法，作为参照;4.着重作品文本讨论，从中摘选加以翻译与阐释，使读者能体味作品的风貌;5.写法要有点文学格调，注意文字清楚、简洁和趣味性。”???这五条原则里，第一条最为重要:“即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来审视和解读英文学的发展。”???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是按照王佐良制定的总体框架来编写的，即以文学品种为经，文学潮流为纬，重要作家为特写镜头。这就是中国模式。因为英美学者和苏联学者在编写英国文学史的过程中也会论述文学品种和评介作家，但不会以此方法统领文学史。王佐良指出，中国有探讨文学演变、文学体裁的兴衰、品评古今作家作品的深远传统，文学史的中国模式就在此传统中。???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是中国模式在英国文学史编写中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学者的创新。例如，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就是以“文学品种的演化为经”来展开的，论述了诗歌、散文、头韵诗、韵文传奇的演化，以乔叟、高尔、朗格兰等主要作家为特写镜头;第二卷《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则如王佐良所言，“突出文学品种的演进，诗剧的兴衰一连用八章叙述，使其有首有尾，发展的轨迹明显。”???除了诗剧，这一时期的玄学派诗歌、培根的散文、随意文体等其他文学品种也得到论述和评介，特写镜头给予了莎士比亚、莫尔、锡德尼、斯宾塞、马洛、琼森、多恩、弥尔顿等重要作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卷甚至用了整整一章(共30页)评价地位并不高的两位剧作家鲍蒙特和弗莱彻，与评述莎士比亚的篇幅(33页)差不多。西方评论家对鲍蒙特和弗莱彻的评论大多是负面的，例如，柯尔律治认为“鲍蒙特和弗莱彻的剧作仅仅是松散的聚合”，艾略特甚至把鲍蒙特和弗莱彻剧中的比喻手法称作是“插在沙地上的死花”。???但王佐良并未囿于西方学者的观点，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并在深入研究作品的基础上，对鲍蒙特和弗莱彻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他指出，“如果仅用20世纪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鲍蒙特和弗莱彻的戏剧，那么就很难看到他们的剧作对现代读者有什么积极意义……道德标准并不是评论戏剧的唯一准则，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要避免生搬硬套现代的标准———包括艺术、美学、道德等标准———来评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戏剧作品。因为不同于小说和诗歌，戏剧更多地依赖于当时观众的反响，因此也留下了更深的历史烙印。”#p#分页标题#e#
在鲍蒙特和弗莱彻生活的时代，他们深受观众欢迎，甚至可与莎士比亚、琼森比肩。给这两位剧作家书写浓重的一笔是理所当然的。第三卷《英国18世纪文学史》共16章，涉及的文学品种有宗教寓言、戏剧、英雄双韵体诗歌、报刊小品、书信日记、小说，介绍的重要文学作家多达18位。第十五章“英国小说的兴起和早期繁荣”篇幅达70页，标题本身就显示了体裁演化的轨迹。第四卷《英国19世纪文学史》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浪漫主义文学，第二部分为维多利亚文学。虽然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主要文学品种在全卷都涉及到，但浪漫主义文学侧重的是诗歌，维多利亚文学侧重的是小说。第一部分中近乎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论述诗歌，特写镜头给了六位重要诗人:彭斯、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济慈。司各特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但著者将小说家司各特纳入特写镜头，用了长达十页的篇幅介绍其生平和作品，对其诗歌创作仅作了三页简短介绍，并强调司各特由于拜伦的崛起而放弃诗作，转向历史小说。这一改变使他成为近代历史小说的鼻祖，创立了一个新的文学品种。???第二部分将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小说，特写镜头给了九名重要作家: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勃朗特三姐妹、特罗洛普、乔治•艾略特、哈代。显而易见，从浪漫主义诗歌到维多利亚小说构成了19世纪文学品种的演化轨迹。第五卷《英国20世纪文学史》共有22章，内容丰富，视野广阔，不仅涵盖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主要文学品种，还与时俱进地涉及广播和电视文学;既关注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等地区文学，又将英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充分显示了编著者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养。尽管20世纪展现了纷繁复杂的文学场面，但依然可以看到文学品种的演化这条主线。例如，著者在论述哈代时指出，“在哈代的小说中可以看到由19世纪传统的现实主义向现代派小说发展的倾向……当今西方许多大学的文学课之所以把《德伯家的苔丝》列为现代小说，与苔丝这个现代女性的塑造不无关系。”
三、杨周翰先生的断代史研究与学术展望
除了上述英国文学通史之外，改革开放以来还出版了为数可观的英国文学文类史和断代史，早期代表作正是杨周翰先生所著《17世纪英国文学》，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杨先生在“小引”的最后一段写道:“本书不打算全面系统地介绍17世纪英国文学，这不太可能，也无必要。全面的论述可检阅本书所附参考书目。国内通行的英国文学通史对这一时期则又比较简略，只介绍一下主要作家，本书的目的只是想起一点拾遗补阙的作用，可能对专业研究者有所助益，对一般读者也可以增广见闻吧。”???虽然有杨先生的自谦在前，但是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断代文学史。当时尚未有中国学者撰写英国文学通史，流行的主要还是苏联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纲》。杨著《17世纪英国文学》没有介绍读者比较熟悉的弥尔顿史诗和班扬，而是着力介绍一些读者比较陌生的作品。本书不分章节，可以看作是14篇文章的合集，从培根开始，到皮普斯的日记结束，涉及的作家包括邓约翰(多恩)、伯顿、布朗、马伏尔、弥尔顿、泰勒、塞尔登、霍布斯、沃尔顿等十来人。看完这本书，读者的知识不再局限于《失乐园》和《天路历程》，将对17世纪英国文学增添更加丰富、鲜活的印象。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把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加以联系，譬如比较弥尔顿悼亡诗与中国悼亡诗歌传统的异同。《17世纪英国文学》出版以后受到广泛欢迎，读者反响热烈。杨先生于是在1987年《读书》杂志第七期发表了《〈17世纪英国文学〉书后》，介绍本书的来历，并就文学史写作问题发表了一些新见解。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北大名家名著文丛”，将《17世纪英国文学》再版，收入了杨先生发表在《读书》上的这篇文章。杨先生在文中写道:“1982年秋，我在复旦大学外文系为研究生开了一门17世纪英国文学的课，第二年春天又为北京大学英语系研究生重复了一遍。两次讲完之后，我想何妨把它写出来，可以作为学生学习这段文学史的参考。”
?他还写道:“我不敢把我这本小书叫做‘史’，因为它没有系统，讲作家也不是每个作家都全面讲，有的只讲他一部作品，有时还做些中外比较，我本来想把它叫做《拾遗集》，给英国文学的讲授填补些空阙。”???虽然杨先生如此自谦，但他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阐释却是后来许多文学史著难以企及的。实际上这应该算作一部17世纪英国文学断代史，它是老先生多年研究思考的结晶，是结合中国文学或文化背景从比较角度研究英国文学的重要成果。可惜杨先生在1989年去世，未能在文学史研究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他离世后，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也由故友李赋宁先生代为领衔修订。有关上述文学史著的学术价值与影响，学界专家同仁一致给予了肯定。王治国在《深入浅出、抉幽阐微———读范存忠的〈英国文学史提纲〉》一文中认为，范著《英国文学史提纲》要言不烦，提纲挈领，以少胜多，使人读后有纲举目张之感。他同时为该书归纳出五种特点:一是详简适当，对一定历史时期的作家及其作品和有影响的流派，有的阐述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有的分析其艺术特色，有的则剖明其思想意义或指出其局限性，视具体情况而定;二是史论结合，脉络清楚，有系统性，以不多的篇幅阐述了英国文学发展的线索和历代文学的相互继承和影响的关系，同时，著者注意书证和引述并重，为进一步阐述作家、作品以及文学史上的一些理论问题，著者不是仅凭单方面叙述，而是援引一些重要的书证和中肯的评论;三是观点鲜明，不囿成说，如对有争议的作家奥斯丁，《史纲》指出她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于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具体的社会中实际存在着的各种有关行为和感情的问题，她写她所熟悉的和理解的，谁也不能指望一个小说家做比这更多的事;四是思想和艺术交相辉映，范先生在分析作品时，既探讨作品的思想性又剖解其艺术特色，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为例，他不仅挖掘莎翁的创作思想，也对莎翁驾驭语言的纯熟技巧和生动的人物刻画进行分析和评论;五是结构严谨，文字畅达。该书用英文写成，夹叙夹议，理论、史实和观点紧密结合，条理清楚，概念明确，文字简洁、流畅，毫无斧凿之痕。王治国最后指出，这部简明扼要、内容精深的力作，是著者多年心血的结晶，是建立在长期潜心研究、细加钩沉爬梳的基础上的。#p#分页标题#e#
?王佐良和周珏良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是我国英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最新成就，它突破了此前英国文学史的撰写范式，是一部具有中国观点和中国风格的英国文学史。自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出版以来，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评论，对该书作了非常有见地的分析。区?在《关于英国文学史编撰的思考》的评论文章中用“本土意识”来概括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的特点。对于“本土意识”的含义，区?专门作出了解释:“历史有两种。第一种是遵循传统史学观编写的，尽量去贴近真相的历史。这种历史以研究对象，即历史资料本身为中心。另一种是有个性的、研究型的历史。这种历史以研究者为中心，包括他或她的各种文化身份、世界观、思想意识、伦理道德标准甚至个人喜恶，凡此种种，我用‘本土意识’这个概念来概括，都会反映有所编撰的历史之中。(本土意识的核心是民族文化意识，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个人身上又会表现为不同的时代意识和个体意识，包括体现在个体意识中的阶级意识。这是一个把时间、空间和人结合起来的概念。)”一般认为，由于第二种历史避免了雷同化，往往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并流传后世。通过分析，他得出结论: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体现了著者的本土意识。哈旭娴指出，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受新批评理论的影响，注重文本内部的阐释。新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韦勒克提出了新的文学史观点，即透视主义。他认为文学作品的结构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的，要研究作品就必须指出文学作品在它那个时代以及其后时代的价值，文学作品要经过一代又一代读者、批评家的阅读和解析，这是一个无限延续的变化的过程，文学史就是要描述这个过程。从透视主义方法出发，韦勒克提出了文学史编撰的重要工作是找出作品的渊源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作家之间的文学关系，确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地位。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全面体现了韦勒克的这一观点。
?学者们也指出五卷本的不足之处。刘文荣教授认为，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吸收了中国传统诗话、文论和史书的叙述方式，是一种“中国要素”的渗入，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化”方面做出最大努力和获得最好成果的英国文学史著作。在体裁研究方面，五卷本确实富有成效，但在文化研究方面，还有欠缺。例如，基督教文化在英国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许多经典作品都有基督教的影响，如17世纪弥尔顿的《失乐园》、20世纪艾略特的《荒原》等。在五卷本里，尽管在不少地方提到了文学与宗教的联系，但对基督教本身还是做了比较简单化的处理。另外，在文学接受史方面，该书没有多大突破，在对待20世纪西方出现的新理论如阐释学、女权主义、精神分析、接受论、解构论等等，仍然有点踌躇不前。刘文荣公正地评价道，原因不在于王佐良先生及其团队没有能力朝这方面去做，而是某些客观因素所致。???然而，瑕不掩瑜，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在编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英国文学史方面开了一个好头。与陈嘉、范存忠、王佐良的研究重点不同，杨周翰先生的《17世纪英国文学》属于断代史研究。至于作者为何选择17世纪英国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王宁认为，一是因为国内外研究这个课题的专著并不多，二是因为这段时期在英国历史和文学史上有特殊的重大意义。对于《17世纪英国文学》在外国文学史编写上的超越，王宁总结为三点:首先，著者突破了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方法，也超越了他自己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的立论写作方法;其次，把17世纪英国文学放在更为宏大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达到了超越时空界限的多层次研究。从时间上看，这种超越不仅把17世纪英国文学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风尚结合起来考察，而且往前远及古希腊罗马文化，往后运用20世纪西方的新理论对文学史上的老问题进行研究，对一些似乎已有定论的问题作出新的解释。从空间上看，超越英国，超越欧洲文化传统，进而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相比较。例如，在论述弥尔顿时，著者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将弥尔顿的悼亡诗与中国文学中的悼亡诗进行比较，充分发挥自己在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精深造诣这一优势。再次，超越学科的界限。
《17世纪英国文学》以文学为中心，立足于文学这个本体，去探讨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例如，著者引入巴洛克风格这一建筑学术语，分析了勃朗、泰勒等作家的散文，这不仅在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中前所未有，即使在外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中也并不多见。???纵横历史、贯通中西是杨周翰先生从事英国文学研究的特色。???这也是《17世纪英国文学》被认为是超越传统国别文学研究的典范的原因。综上所述，我国的英国文学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较好地满足了不同读者群的需要。那么今后英国文学史的研究道路该如何走下去?杨周翰先生在1987年就指出:“以外国文学史而言，通史已经出了不少，似乎可以出一些断代史，或者某一运动的历史，或者某一流派的专史。”???这段话可以说提出了外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20多年过去了，现在来读这段话仍然振聋发聩，因为我们在外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离前辈期望还差得很远。如果就英国文学史来说，1987年我们还没有出版通史，今天却可以说通史已经出得相当多了，但是像杨先生的《17世纪英国文学》那样有见地、有影响的断代史似乎还很少见，今后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像杨先生所期望的，只有这样做才能把我国的英国文学史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出现更多的优秀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