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潘岳生平仕历的细致梳理和整体观照他在不同时期的作品，可见潘岳的文学创作有一个特点:即其出发点重在展示与现实生活、个体情感的关系，具有较强的写实性，文学作品主要用以表现的是，对某一时期生活状况和生活经历的总结与安排以及对未来的展望，而且其作品大多带有鲜明的指向性和目的性，潘岳这种文学创作状况的形成是与他的思想风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潘岳生于魏晋易代之际，他既经历过太康中兴的局面又遭遇过杨骏专政、贾后擅权及八王之乱的政治动乱，其所处的时代，儒玄思想交织激荡，他既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又受到玄学思想的熏染，在复杂的政治局势和思想氛围中，加之其坎坷的仕宦之路，造就了其复杂而矛盾的思想性格，既有“乃从王政”的积极入世思想，又有“江湖山薮”的隐逸思想，［1］而这些思想的表现形式则是他的文学作品。 在潘岳的思想性格里，处在显性层面的是其“学优则仕，乃从王政”的积极入世思想。潘岳出身于儒学家族，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而儒家推崇的“学而优则仕”的入世思想在潘岳的文学作品中和入仕之后的“经世”行为上多有体现。泰始二年(266)，潘岳踏上仕途之路。据《晋书》卷五五《潘岳传》载:“早辟司空太尉府，举秀才。”［2］其《河阳县作诗》也说:“微身轻蝉翼，弱冠忝嘉招。”步入仕途的潘岳，其积极入世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作品展示自己对国家政治的关注;二是通过在任职内的实际行动展示自己的施政能力。而这些举措具有鲜明的目的性、指向性，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统治者的认可，以求得仕途上的升迁。 泰始四年(268)，潘岳作《藉田赋》。《晋书》卷五五《潘岳传》载:“泰始中，武帝躬耕藉田，岳作赋以美其事。”［2］潘岳对新建立的西晋王朝是怀有信心的，其在该赋中充分表现了自己关注民生的思想，希望对统治者有所劝诫。咸宁五年(279)，潘岳出任河阳令，这对以才高自许的潘岳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太康三年春(282)，潘岳由河阳令转怀县令，这期间，他发现时弊并及时上书朝廷。晋武帝时期，潘岳在贾充府长达十余年，然后被外调，出任河阳令、怀县令，在西晋国运昌盛之时，士人可以一展雄心壮志之际，潘岳却常年栖迟下僚，他的仕途之路是极其坎坷的，故其作品在表现仕途经历的时候，也是因阶段的不同而显示出总结性的特点，他一方面因久滞不迁而回顾过去的生活，另一方面展望未来，对仕途充满了信心。在河阳期间，他觉得很是失意，其《河阳县作》(其一)云:微身轻蝉翼，弱冠忝嘉招。在疚妨贤路，再升上宰朝。……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徭。 诗句是对过去仕途生涯的总结，然后表示不嫌官职卑微，鼓励自己要勤政爱民，留下美名，是一种向人表白的口吻;其在怀县所作的诗歌也有这种总结的意味，其《在怀县作》云:虚薄乏时用，位微名日卑。驱役宰两邑，政绩竟无施。自我违京辇，四载迄于斯。(其一)抒发仕途艰难的感慨，云“自我违京辇，四载迄于斯”，则是对过去四年仕途生活的总结。 我们再从其交游的状况探究其文学创作的动因，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3］ 夏侯湛创作《周诗》的目的乃是补《诗经》之亡佚，是一种完善经典的努力，而潘岳读了夏侯湛的《补亡诗》之后，并没有仿效夏侯湛创作的冲动，而是为诗歌中所描述的“夕定辰省，奉朝侍昏”的孝悌行为所深深感动，从而激起了对“祖宗之德”的追念和自己“克振家声”的宗族意识，于是创作了《家风诗》。由此可见，作为一个作家，他并不过多关注文学经典本身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内涵或自己与这一文学经典所可能发生的关系，那些传统的文学经典只不过是被他用作自己创作中的材料而已，其目的是为了抒发某种情怀，在此意义上讲，可以说触发其创作动机的是内心情感的偶然感动，这或许更为接近事实的真相。此外，潘岳出于政治目的也写了很多作品，其文学创作活动表现出明显的功利化倾向，比如在元康六年之后的一系列作品，诸如《为贾谧作赠陆机诗》《于贾谧坐讲〈汉书〉诗》《鲁公诗》《为贾充妇宣城君诔》等，多属于主动撰写的，是潘岳巴结权门的手段，具有明显的创作动机。 在潘岳的思想性格里，处在隐性层面的是其“江湖山薮”的隐逸思想。潘岳隐逸思想的产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在其诗文中是有迹可循的。咸宁四年(278)，潘岳为贾充太尉掾时，写了一篇抒发“江湖山薮之思”的《秋兴赋》，表示了隐居之志。咸宁五年(279)，潘岳出任河阳令，觉得仕途失意，本传载:“出为河阳令，负其才而郁郁不得志。”［2］ 其隐逸之思在诗歌中时有显现，其《河阳县作》云:长啸归东山，拥耒耨时苗。幽谷茂纤葛，峻岩敷荣条。落英陨林趾，飞茎秀陵乔。(其一)诗歌描写了隐逸生活中的自然景致，归隐之意十分明显。太康三年(282)，潘岳由河阳令转怀县令，其《在怀县作》云:器非廊庙姿，屡出固其宜。徒怀越鸟志，眷恋想南枝。(其一)信美非吾土，祗搅怀归志。眷然顾巩洛，山川邈离异。(其二)将眷恋的故乡视为精神的家园、隐逸的佳处，渴望在这样的环境中安顿失意而疲惫的心灵。潘岳的隐逸思想，由萌生到发展，最终集中表现在其《闲居赋》中。元康六年(296)，潘岳闲居洛阳期间，作《闲居赋》以表明心志。《晋书》卷五五《潘岳传》载:“征补博士，未召，因母疾辄去官，免。……既仕宦不达，乃作《闲居赋》。”［2］仕宦不达而有江湖之思，乃是古代士人普遍的换位思维方式，潘岳亦然，不足为奇。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却因此评论潘岳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4］ 以此来讥诮潘岳的言行不一，显然没有注意到拜路尘时潘岳的心理情绪与写《闲居赋》时的心理情绪是不一样的，将复杂而微妙的内心世界过于简单化了。#p#分页标题#e# 王瑶先生认为:“在魏晋时期，我们也只能说诗文中的思想和作者平生的行为大半不符合;但若由此断定他们做文章时是故意说谎话，却也不见得。”［5］魏晋时期的作家其诗文与行为是否“大半不符合”，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认为不应因为其言行不一而断定做文章是故意说谎话，却是非常客观而公允的。 从潘岳抒发隐逸思想的《秋兴赋》和《闲居赋》的序文中可见其文学创作具有明显的总结性的意味，前者是对长期滞官不迁现状的牢骚，后者是对自己仕宦生涯的总结，都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 综上所述，潘岳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积极汲取古典文化中的营养，但并不踵武前人，故他的文学创作较少受到传统创作方式的束缚，做到了我手写我心，作品中更多地呈现出真情实感的流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有意识地在文学上求新求变，而是为了达到以文学创作为现实生活服务的目的，并不止一次将之作为改善生活的手段”［6］。因此，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带有明显的目的性、指向性，是为了获得统治者的认可，以求得升迁的机会。因为仕途的坎坷，所以作品中展示的既有得意时的豪情又有失意时的牢骚，从现存的潘岳的文学作品来看，往往触发其创作动机的虽然与内心情感的偶然冲动有关，但更多的是对以往某一时期生活状态和生活经历的总结与安排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即其创作的出发点重在展示与现实生活、个体情感的关系，具有较强的写实性。虽然作家们在人生转折或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进行文学创作是普遍现象，却也反映出潘岳创作思路的局限性，他尚未达到天马行空的自由境界，所以较为纯粹的文学创作并不多见。正是由于这些思想上的狭隘与肤浅，过于注重现实生活，缺乏开阔的视野和理论的高度以及形而上的思辨能力，才使得潘岳的文学创作缺乏丰富的内涵，显得器局狭小。当然，潘岳的文学创作出现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这既与他的思想风貌息息相关也受到现实处境的制约。对此，王瑶先生曾给予精辟的分析与论述，其云:在变相的封建势力下面，高门士族不只是握有政治经济的特权，而且是文化的传统继承者。……寒士则孜孜勤苦，希图以文籍学业作为进身之资，因之也间有成功和被赏识的。……文人学士的社会地位，也只决定于他的门第和官爵，而并不一定在于他所构诗文的优劣高下。因为文义只是进仕的方法，本身并不是职业。 ［5］王瑶先生所论甚是!正因为“文义只是进仕的方法”，只是进身之资而已，“文人学士的社会地位，也只决定于他的门第和官爵”，所以潘岳的文学创作大多带有鲜明的目的性、指向性，就是为了作为进身的资本以改善目前的处境，而其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浓烈的对过往生活的总结性意味也只是为了反省所付出的努力，以便于更好地看清仕途的方向。他无意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诗人或者文士，他并不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一类作家。然而，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一样，我们也应该看到，潘岳思想的单纯与肤浅也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另一方面的影响，那就是作品中所展示出的文风的清新、文意的晓畅以及语言的洁净，而这恰恰又成了潘岳作品风格的显著特色，潘岳文风之清绮与他的思想单纯不无关系，这种清绮的文风为后世多数评论家所共赏，正所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