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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喜福会

2012-08-17 10:54 来源:外国文学论文 人参与在线咨询

 

谭恩美是当代华裔美国作家中声望颇高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处女作《喜福会》一经推出,就引起了美国文坛的关注并获得多个重要奖项。《喜福会》包括16个相互交织的小故事,以四位中国移民母亲与美国长大的女儿之间的文化冲突为素材,描述了华裔美国女性在中美两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过程中对其身份的认知和寻求的心路历程。

 

目前,华裔美国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成为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的焦点,对《喜福会》的研究论文多集中于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上。生态女性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末妇女解放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这一名词最早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西丝娃•德奥博纳(Francoised’Eaubonne)于1974年在其著作《女性或死亡》(LeFeminiseouLaMort)中提出。后期随着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也开始在文学领域内对自然和性别问题进行考察和研究。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应将人类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和父权制中心文化对女性的态度联系起来,因为两者都是男权社会压迫的对象,倡导建立一个两性和谐、物种平等、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社会。

 

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批评理论,生态女性主义的开放性、交叉性和宽泛性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与方法。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这个崭新而独特的视角解读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剖析华裔女性在重重压力下不断找寻和实现自我身份构建的过程。

 

一、女性和自然

 

德奥博纳在其《女权主义或死亡》(LeFeminiseoulaMort)中指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高利,徐玉凤,2009:36)。这一观点首次在女性和自然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并为女性的社会存在以及女性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者们相信女性与自然之间有极大的亲近性。“大地之母”的理论展现了女性与自然的相联性,女性也是弱者一方的代表,她们也遭受着压迫和统治,她们“代表了父权统治下人类社会中的他者,她们在公众场合中被迫缄默,成为社会的二等公民”(高利,徐玉凤,2009:38)。生态女性主义通过深入分析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压迫性结构,为我们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建立新型平等关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喜福会》中“父权制”下的女性和自然

 

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卡伦J.沃伦(KarenJ.Warren)认为,在西方“父权制”文化中,统治女性与统治自然之间有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父权制”世界观。父权制表示一种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性不平等的制度、父权制就是将男性身体和生活模式视为正式和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是一个系统的、结构化的、不公正的男性统治女性的制度。它具有三个重要特征:二元思维方式、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的逻辑。从众多的关于父权制的定义来看,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中“男权制”与“父权制”完全重叠,可以视为同义词(孙刚,2010:139)。

 

《喜福会》中的母亲们是生活在父权制社会中的妇女,森严的父权制文化使她们处于社会边缘地位,使其沦为男性统治下的局外人,牺牲品,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父权制”社会要求女性成为以父权至上,具有牺牲精神,无条件的服从男性统治的配角。她们在醒悟前,扮演的都是忍气吞声或沉默,或优柔寡断,牺牲权利、自主、甚至自我生命的角色。例如,安梅母亲第一个丈夫死后改嫁,已是件丢脸的事了,更不用说嫁给人家当小老婆了,而她丈夫,作为男人,却可以妻妾成群,而不受任何指责,但是由于中国父权社会持有顽固的贞操观念,安梅母亲与安梅的外婆,断绝了关系。映映的奶妈告诉她,女儿家不能问,只能听着,以这种方式把父权制社会下的妇道传授给她,并向她灌输了悲观消极的处世哲学。

 

《喜福会》中的女儿们,虽然从小在美国文化的灌溉和熏陶下成长,但也遇到了父权制社会下的压迫。当韦弗利在唐人街的公园里找老头下棋的时候,没人愿意同她下棋:他们告诉她,他们不想和小女孩玩,看到她能在男人擅长的游戏中表现不俗,还感到非常惊讶。罗斯对特德逆来顺受,按照固定的性别角色行事;男人要有主动性,要英勇无畏,女人要温顺,甘做牺牲品。莉娜帮丈夫成立建筑设计公司,答应只做个副手,并同意只拿他工资的一部分。她的这些行为都是因为她接受了父权制社会下所鼓吹的妇道。

 

无论身处传统的东方还是现代的西方,无论是母亲们还是女儿们,作为女性,她们都生活在父权制的压迫下。尤其是,作为华裔女性,她们身处男权社会和白人统治的双重压迫,被美国主流文化所排斥,在西方人的眼中她们依然是“他者”。这些女性们生活压抑,渴望自由、平等、独立、却苦于找不到生活的出口,最终不得不以生命为代价挑战父权制度,为女性呐喊,生命回归自然,以此向男权中心文化抗议。

 

(二)《喜福会》中女性与自然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指出,女性与自然交织融合,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包括符号上或象征上的,经验上或地位上的联系。《喜福会》中女性与自然也是密切联系的:女性是自然细心的呵护者,而大自然是女性的避难所和力量的源泉,他们相互慰藉,又相互依赖。《喜福会》中围绕天鹅、红烛等自然意象来分析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以此来揭示女性梦想借助自然的力量,实现自己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天鹅:小说中包含着一个丰富的意象,这一意象贯穿全文。如今她已经上了年纪了,却依然清晰记得,好多好多年以前,在上海,糊里糊涂地出了个大价钱,从菜市小贩手里买回一只所谓的天鹅,这只给小贩吹得花好桃好、天花乱坠的‘天鹅’,伸长着脖子扑棱着翅膀拼命地挣扎着,就像丑小鸭一心想折腾成天鹅一样……说也怪,后来它倒也真有几分优雅动人,令人简直舍不得在宰了下肚。———谭恩美,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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