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一种跨学科性质的交叉研究，其研究领域至少涉及生态学和翻译学两门学科。我国学者胡庚申首先提出并完善了该理论，尝试从生态学的途径进行翻译研究(anec-ologicalapproachtotranslationstudies)。该理论为翻译的研究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囚困于翻译的二维矛盾中而无法自拔。译文应该偏重于忠实还是通顺，翻译方法到底是直译还是意译，作为天平两端的砝码，人们往往难于取舍。恰如一个走在钢丝上的杂技员一样，人们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而任何违背平衡原则的译作都往往被认为是残次品。在这样的背景下，翻译研究正如中的一叶扁舟，颤颤巍巍，陷入迷途。而生态翻译学的出现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可以从生态学的视角翻译作品并评价译作，使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动态的发展阶段。 一、生态翻译学的内涵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即“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1］13。该理论以生物进化中的基本原则“适者生存”、“自然选择”为基石，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适中尚合”与一体，提出“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观点［2］。进一步而言，该理论特别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即翻译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选择过程。 所谓的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3］1。作为生态翻译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翻译的生态环境为翻译研究者勾勒了一种多方相互合作与制约的全新范畴。自翻译活动产生以来，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更新与深化，但长期以来，忠实与通顺的博弈牢牢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与视野，使得翻译研究陷入误区，裹足不前。由于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译作要忠实于原文，就很难做到通顺，反之亦然。在此情形下，意大利人的一句谚语“翻译即是叛逆”给人们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考空间。许钧教授曾指出:“承认翻译局限的客观存在，根据这些局限提供给译者的活动空间，以看似不忠的手段，即对原文语言的某种‘背叛’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接受空间里以另一种语言使原文的意义获得再生，达到另一层次的忠实，这就是‘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提出的直接原由。”［4］335那么，如何创造性地叛逆，在创造性叛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哪些因素以达到另一层次的忠实，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人们来解决。 为了强调翻译中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语境”这一概念［5］97。他进一步将其划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也可以理解为“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际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在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它既包括书面语中的上下文，也包括口语中的前言后语;非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流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在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客观因素，包括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交际者的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文化背景、交际目的、交际方式，交际内容所涉及的对象以及各种与话语结构同时出现的非语言符号(如姿势、手势)等。然而，显而易见，语境只解释了原文的“生存环境”而忽略了译者所处的“生态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主动而非被动地选择原文的，并且译作的成功与否不仅涉及译者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择，而且还涉及翻译的发起者(有时等同于译者)、赞助人、营销商、出版商、译作读者以及该译者所处国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制约。按照黄德先教授的解释，“作为语言信息转换的翻译生产过程……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是在相互协商、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一个翻译网络，并为实现翻译的目的而共同维系着这个网络”［6］。只有在这个翻译网络达到协调平衡的条件下，译作才有可能生存。因而作为这一网络中的关键一环，译者需要在整个生态环境中进行选择性的适应以及适应性的选择。 综合而言，翻译的生态学远远突破了传统语境的界限，对翻译的本质、过程进行了开拓性的描述，使得译者的视角由单纯的语境决定论跨入到了三维(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的新高度。 二、《论语》翻译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绚丽夺目的明珠。早在距今2400多年前的春秋末年和战国初期，这颗明珠即已熠熠发光。《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著作，后来成为儒家的最高经典。《论语》篇幅不大，仅12000字，24篇，但内容博大精深，且又言简意赅，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所包含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任何中国人，不论是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不论是本土华人，还是移居海外的侨胞，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着它的影响。自宋朝起，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早在17世纪，《论语》便开始向欧洲传播，1687年巴黎已出现《论语》的拉丁文本。在亚洲的儒家文化圈内，《论语》的某些内容成了经济活动的道德规范。目前，《论语》已被译成各种文字，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感染力。因此，从推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观念的角度出发，加大对《论语》的翻译研究就显得迫在眉睫。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从而有不同的表达习惯和表达方式。语言文字翻译工作的实质，是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沟通、交流和对话。要实现无障碍的沟通、交流和对话，译者首先就必须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当然也要对目的语文化有清楚的认识，否则难免出现误译、歪译。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必须在生态环境中作出适应性的选择，译文力求忠实于原文，并设法保持原文简练的风格，同时译文又能够被目的语读者认同，从而达到“整合适应选择度”的最高翻译境界。 三、生态翻译观下的典籍翻译 #p#分页标题#e#
胡庚申教授开创的生态视角下的翻译理论详细阐述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的本质的认知过程，即翻译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这是一个多维度的选择适应与适应性选择。按照生态视角下的翻译理论，翻译需要达到“三维”(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之间的和谐共生［7］。为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注重“三维”方面的平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适应性的选择与选择适应。下文以《论语》的不同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生态翻译观下的典籍翻译策略。 原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译文 1( 理雅各译) : The philosopher Tsang said，“I daily examine myself on three points: — whether，in transacting business for others，I may have been not faithful; —whether，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I may have been not sincere; —whether I may have not mas-tered and practiced the instruction of my teacher． ” 译文2( 威利译) : Master Tseng said，Every day I examine myself on these three points: in acting on be-half of others，have I always been loyal to their inter-ests? In intercourse with my friends，have I always been true to my word? Have I failed to repeat the pre-cepts that have been handed down to me? 译文 3( 王福林译) : Zengzi said，“Several times each day I examine myself: Have I been unfaithful ingiving counsels to others? Have I been insincere in get-ting along with my friends? And have I reviewed and practiced the teachings of my teacher?” 译文 4 ( 赖波译) : Zeng Zi ( 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Every day I examine myself once and a-gain: Have I tried my utmost to help others? Have I been honest to my friends? Have I diligently reviewed the instructions from the Master?” 译文5( 潘富恩译) : Zeng Zi said，“I daily exam-ine myself for several times: Have I been conscientiousin working for others? Have I been sincere in dealing with friends? Have I reviewed what my teacher taught me?” 译文6( 丁往道译) : Zengzi said，“I examine my-self three times daily: Have I been faithful in doing things for others? Have I been trustworthy in contacts with friends? Have I reviewed and practiced what my teacher has taught me?” 原文是《论语》“学而篇第一”中的第四篇。本篇中的关键词是“三省”、“谋”、“忠”、“信”、“传”、“习”。这些都是实词。文言虚词主要有“而”和“乎”。历来中外译者争议比较大的，是对“三省”二字的理解，有人认为是“三次”，有人认为是“三个方面”，还有人认为是“再三”、“多次”。笔者认为“再三”比较确切。下面我们从“三维”角度出发，剖析原文及译文。 (一)语言维 典籍的翻译要充分考虑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其中首先应该考虑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因为译者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形式，有时候对语言形式不进行调整会使译文产生歧义，甚至误解。《论语》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总之，《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体为主，口语语体特点显著。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应时刻把握原文的口语特点。对比之下，译文四(赖波译)的前三句话对翻译的度把握得比较好，其所采用的都是口语语体词汇，而最后一句话的翻译以译文五(潘富恩译)以及译文六(丁往道译)为妙，因为这两个译文所选的词更加符合口语语体的特征。 (二)文化维 生态文化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生态文化包括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地名、生物等等。生态文化具有独特性，作品中对生态文化的描写在翻译中就是文化翻译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翻译可以帮助译本读者了解原著所反映的民族的特色和文化。因此，在翻译典籍时，要充分挖掘并积极推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人的思维认知方式。具体到典籍翻译活动中，这种文化意识必然由译者的翻译文本来体现。现今典籍英译质量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译者文化意识的缺失或者偏颇。文化意识的缺失或偏颇必然影响到翻译策略的选择，导致只注重译文的文本性而忽视原文文化性的现象。因此，在当前情势下，典籍英译必然要求译者树立文化意识。比较上述六种译文，我们可以发现，译文四(赖波译)的翻译明显更胜一筹。因为其采用注释法，对曾子的身份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即adiscipleofConfucius。同时，其对“三省”的理解也颇为深刻。译文成功地表达了孔子劝人经常思考、时常反省自己的思想，也易于译文读者理解。 (三)交际维 《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其交际意图是用简单易懂的形象、平凡朴实的语言来感化他人。因此，典籍的翻译过程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也是逻辑关系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体现着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思维惯势的对应、对照甚至冲突，需要译者在思维方式上进行调整、变通，这样才能在译文中取得和原文一样的交际意图，实现原文与译文的语言效力对等。对比之下，只有译文一(理雅各译)没有使用问句，而其他五个译文都采用问句来表达原文，后者的表达方式语力更强，效果更佳。#p#分页标题#e# 四、结语 中国典籍的跨文化翻译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系统全面地进行分析探讨。典籍翻译要求既要在翻译中体现和保持原语文化的特征，又要考虑译入语承载异族文化时对译入语读者产生的理解障碍，考虑对译入语原文化的心理冲突。实践证明，只有将典籍的翻译置于生态环境中，通盘考虑，才能使中国典籍的跨文化翻译取得更大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