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博士论文范文1
在胡庚申教授的带动下，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不自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首次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至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上海海事大学召开，生态翻译学经历了十年大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正如其领军人物胡庚申教授所说，“生态翻译学起初基本上是‘个人行为’，多年来的困难、困惑、挑战太多;……但从现在起，生态翻译学研究已经成了‘群体行为’，或者说是‘组织行为’了”［1］。目前，生态翻译学已引起了国际翻译界的关注和兴趣。本文拟简述生态翻译学的十年发展历程及其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翻译学的未来展望一二。 一、生态翻译学十年发展回顾 生态翻译学起步于2001年。胡庚申教授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启发，将其中的“自然选择”即“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学研究，最早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2］。在此基础上，胡教授十年磨一剑，建构并发展了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整合性研究的生态翻译学，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胡教授曾撰文说:“在全球性生态思潮的影响之下，由于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启发、相关领域学科发展的激励以及译学界生态取向翻译研究的促进，再加上现有译学理论研究的局限与缺失所产生需要，生态翻译学便应运而生”［3］64。 2004年，胡教授的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这部生态翻译学的奠基之作中，胡教授阐释了该理论体系的哲学理据(即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原则、过程、方法和译评标准等作出了新的描述与解释，并以其在两岸三地部分高校的实证调查对该理论体系的有效性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检验和证实。胡教授将“译者为中心”作为该理论体系的核心翻译观，从译者的角度出发，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将“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作为翻译的原则，提出并例证了“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胡教授认为，评价翻译主要看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理论上讲，“最佳的翻译就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2］144。而评价和测定“整合适应选择度”有三个参考指标:即多维转换程度(尤其是“三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和译者素质。 之后的几年中，胡教授仍孜孜于生态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每年都有生态翻译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发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2008年，其研究课题“生态翻译学:译学的生态视角研究”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2009年，《上海翻译》开辟“生态翻译学研究专栏”，胡教授在该刊第二期撰文，将翻译的定义扩展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4］6;2010年4月，“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在中国澳门成立，创办了会刊《生态翻译学学刊》，并于11月9日～10日在澳门理工学院召开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56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对这次大会的召开、对生态翻译学的创立和发展、对国际生态学研究会的成立给予了高度评价。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inTranslatology)杂志原主编、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凯伊•道勒拉普(CayDollerup)指出，生态翻译学是成长于欧洲语境之外的第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意义的翻译理论［5］34。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中国上海召开，以“生态翻译学十年:回眸与展望”为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6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大会。由此可见，肇始于中国、由中国翻译界学者首倡的生态翻译学已引起了国外译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兴趣，正在向着更大的范围拓展。 在胡庚申教授的带动下，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不断加入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态翻译学归类和直接以生态翻译学命名的各项研究逐年增加。“近年来已有逾百篇有关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全国也有60余所高校师生(硕士/博士)运用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作为整体的理论框架完成学位论文和发表研究论文”［6］5。笔者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生态翻译学”，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50篇题名含有“生态翻译学”的文章，其中硕士论文3篇，博士论文0篇，有关召开首届、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通知5篇;除5篇通知外的45篇论文中，理论研究型论文13篇，约占总论文的29%;应用研究型论文32篇，约占总论文的71%。笔者又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适应选择论”，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59篇题名含有“适应选择论”的文章(与前述50篇题名含有“生态翻译学”的文章无一重复)，其中硕士论文14篇，博士论文0篇，有关《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的书评4篇;除书评外的其余55篇论文中，理论研究型论文7篇，约占总论文的13%;应用研究型论文48篇，约占总论文的87%。笔者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适应选择”，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196篇题名含有“适应选择”的文章，其中部分文章与生态翻译学或翻译适应选择论无关;有2篇博士论文，一篇与生态翻译学无关，另一篇题名为“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是国内首篇运用翻译适应选择论完成的博士论文。 二、生态翻译学研究现状分析 笔者利用google引擎“学术搜索”“生态翻译”，用时0．09秒找到27，200条相关结果。但用google引擎“学术搜索”“eco-translation”，用时0．05秒只找到26条相关结果(2011/11/28)。这说明虽然生态翻译学已引起国际译界的关注和兴趣，但在国际上仍未产生较大影响。上述检索结果和笔者在CNKI上的检索结果也说明，目前生态翻译学在国内已产生较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及翻译研究者开始从事生态翻译学研究。从笔者在CNKI上的检索结果来看，在检索到的100篇学术论文中，目前大多数有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都是应用研究型的，占80%;少数是理论研究型的，占20%。在胡庚申教授集中阐述的九个生态翻译学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中［6］5－9，这些论文较多选取适应/选择、“三维”转换、译者中心、译有所为等理论视角以及生态范式、生态翻译环境等命题，较少关注生态理性、关联序链、“事后追惩”等理论视角，这方面的理论应用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p#分页标题#e# 胡教授在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上指出，生态翻译学至多是普通翻译学下属的一个分支，而且尚未被完全接受和认可［1］。笔者在google和CNKI上的检索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生态翻译学要在国内外译界牢牢地确立自身学科地位并获得长足发展，还有待更多生态翻译学人在理论、应用研究方面，尤其是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方面耕耘不缀。正如王宁教授所言，“生态翻译学还任重道远，它距离一个成熟的翻译学子学科还有着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在这方面，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成功经验足资参考借鉴”［7］。 三、生态翻译学未来 令人欣喜的是，就在笔者撰写本文时，读到了思创•哈格斯的《生态翻译学R＆D报告:十年研究十大进展》一文。该文提到生态翻译学的下一步发展计划，如他们“将于近年内出版《生态翻译学导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应用与评析》、《生态翻译学:理念大“观”园》、《生态翻译学学派透视》、《生态翻译学:下一个转向》等专题著作。……将继续建立和健全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的工作机制，利用好‘国际生态翻译学’网站，召开好序列性的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并努力办好《生态翻译学学刊》(中英文版)。……十年之内，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集中培养多名生态翻译学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员，从而使‘生态翻译学学派’在国际翻译学界享有一席之地”［8］。这是一个宏伟蓝图，也只有如此，中国的生态翻译学才能实现“先国内、后国际”的发展战略，才能通过生态翻译学者的学术活动“旅行”到世界各地。中国的生态翻译学者才能像美国生态批评家在中国和印度找到知音一样，在国际译界觅得知音。断加入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态翻译学归类和直接
优秀博士论文范文2
关键词: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必要性;应对措施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科研工作越来越重视，科研诚信的政策制度和管理措施进一步完善，科研不端行为不断被曝光和处理，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被曝光和处理者，有业已成名成家者，有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亦有准备进入科研领域研究生们。科研不端行为必须受到应有的处罚，才能净化学术环境，促进学术发展。但面对一桩桩科研不端事件，我们不仅仅叹息误入歧途者的可惜，更应该思考如何避免新的科研失信事件的发生。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涉及到科研的各个层面，但总的来说，一靠制度，二靠教育。随着科研诚信制度的逐步完善，加强科研诚信教育就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作为准学者的研究生们，更应该接受严格的科研诚信教育，知道哪些行为不可为，才能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遵守学术规范，严守学术道德底线，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一、科研诚信的内涵
科研诚信是指“在开展科学研究或学术研究过程中的真实性和可信性”〔1〕，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和基本问题，是学术创新的基石。科研诚信不但体现在科学研究的成果中，也体现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违背科研诚信的行为被认为是科研不端行为。科研不端行为包括“在建议或申请、实施研究和交流、报告和呈现成果的整个研究过程中，以及在评议、评价和报道研究及其成果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伪造、篡改或剽窃及其他严重背离广泛认同的研究行为的情况”〔2〕。在科研过程中，研究人员或因承受较大的科研压力，或受到巨大利益的诱惑，或因知识、方法、能力的缺陷，背离学术研究的基本伦理原则，从而做出科研不端行为。近年来，随着科研诚信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互联网科学技术的进步，科研不端行为屡屡被曝光，产生广泛而恶劣的社会影响，给科研诚信和伦理带来极大的挑战。
二、加强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的必要性
从事科学研究要遵守学术规范，要做到科研诚信，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每一个科研人员都能自觉地做到科研诚信，因为有些学术道德规范、科研行为准则需要通过学习来了解，并且在日后漫长的科研生涯中时刻告诫自己要遵守最基本的学术道德规范，避免懈怠，拒绝诱惑，和学术不端行为说不。因此，科研人员要自觉地了解、理解和遵守相应的学术规范，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实践。对于准备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研究生们，加强科研诚信教育更具必要性。
(一)诚信是合格的科研人员必备的品质之一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为达到培养合格科研人员的目标，必须加强科研诚信教育。希腊哲人柏拉图说过:“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进入科研工作领域之前，全面了解、掌握科研学术规范，培养科研诚信品质，能给研究生将来的学术生涯带来长久的正向的影响。如果学生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因为不了解学术规范，或没有意识到科研诚信的重要性，就可能做出一些学术不端行为。而这些或许学生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行为，将来可能成为他学术生涯的隐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引发，毁掉大好前程。比如近期在网络上讨论比较多的张文宏医生博士论文所谓“抄袭”的问题，就是非常典型的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没有完全了解学术规范，没有意识到科研诚信的巨大影响力。张文宏医生的博士论文是一篇学术创新论文，其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价值。但就是因为在综述中不规范的引用，招致若干年后的指责与非议，成为有心人攻击他的靶子，险些毁掉一位有良知、敢说话的优秀医生。另外，如果学生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因为无知做出一些学术不端行为，又恰好没有被揭发出来，那尝到甜头之后，他可能在以后的科研工作中做出更加恶劣的行为。近些年爆出的一些硕博论文抄袭案，很多都是科研诚信教育不到位，学生心中没有畏惧感，无知无畏，最后事发，前程尽毁。前两年著名演员翟天临博士因不知“知网”为何物，引起网友质疑，最后举报其博士论文查重率过高，涉嫌抄袭，导致翟天临被封杀，至今也没能复出。其实，作为一名演员，翟天临是非常优秀的，但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他是非常不合格的，甚至对学术研究中一些常识性的东西都不了解，可见他不仅仅是科研诚信教育不够的问题了。
(二)科研诚信是学术研究创新的基石
学术研究以追求真理、揭示客观规律为终极目标，也应该是每一个科研工作者从事科研工作必须具备的信念。学术要想创新，就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前人的学术成果为基础，推陈出新，才能进步。如果没有了科研诚信，不讲学术规范，也就完全谈不上学术创新了。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加强科研诚信教育，让学生懂得科研诚信对学术创新的重要意义，才能指导他们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走正路，取得更大的成绩。否则，你抄我来我抄你，有何创新与进步可言。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所著《日知录》是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知识界一部足以反映时代风貌的学术巨著。这部书之所以具有这么高的价值，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在《与人书十》一文中他写道:尝谓今人篡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询《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3〕顾炎武认为古人从山中采铜冶炼铸钱，今人买旧钱以废铜铸钱，这样铸出的钱，既粗劣，又毁坏了古人的传世之宝。当时人写书就如用废铜铸钱一样，辗转抄袭，不用第一手材料，没有创新的观点。因而他写作《日知录》时遵守学术规范，采用原始材料，不沿袭前人观点。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书前有自记，称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馀年，乃成一编。盖其一生精力所注也。”〔4〕正是顾炎武这种诚信的研究态度，使《日知录》以其创新性成为经典著作。相比顾炎武，我们当代的某些学者一年出数本书、写数十篇论文，真不知其是否遵守学术规范、坚持科研诚信、追求研究创新，其所谓成果价值几何，可知矣!
(三)科研诚信是建设良好学风的要求
当下学术界有数股歪风盛行，如浮夸造假风、剽窃抄袭风、注水包装风等，严重污染了学术研究的环境。研究生作为科研力量的后备军，在学习阶段就要加强科研诚信教育，使其具备抗拒学术界不良学风的意识和勇气，这样才能一步步净化学术风气，建设良好学风。否则，年轻的科研工作者都被这些歪风邪气所侵蚀，一代不如一代，我们的学术研究还有何前途可言。今日学界，导师侵占研究生学术成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反而演变成一种潜规则，让学生无法抗拒，甚至习以为常，这是非常不对的。我们也看到一些学生勇于反抗，敢于揭露导师的学术不端行为。如厦门大学一副院长抄袭自己两个硕士的论文，甚至连致谢也抄，最后被学生举报。〔5〕这样的事情当然对于荡清学术界污浊学风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但敢于反抗和揭露的学生还是太少，还不能还学术界清新的学风。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研究生的科研诚信教育，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但自己遵守学术规范，坚持科研诚信，而且敢于和学界的学术不端行为作斗争，建设诚信严谨的学风，推动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三、加强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的应对措施
(一)将科研诚信教育纳入研究生必修课
现阶段，研究生对学术规范和科研诚信的了解和学习，一方面是通过导师在课程或论文修改中讲授，但不成系统;另一方面就是学生通过阅读自行了解。无论怎样，研究生阶段对科研诚信的教育都是不系统、不深入的，这就导致很多准备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学生不了解学术规范，容易出现学术不端行为。最近几年，在网络上曝光的学位论文抄袭事件层出不穷，很多人在毕业多年后被取消学位，后悔莫及。其实，对于这些学生，如果在学习阶段能够系统进行科研诚信教育，知道学术不端行为的严重后果，他们就会三思而后行，就可能避免自己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如果在日常的学习中导师能够严格以学术规范来要求学生，或者能够让学生对此有系统地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就能避免这类学术不端事件。比如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幻文学与影视创作系列讲座课授课教师苏湛通过网上搜索比对，发现有学生的作业涉嫌大段抄袭，甚至是整篇照搬，他将每一个抄袭的学生确凿的抄袭证据找到，最后这门课有22名学生得了零分。他发给学生的一封邮说的非常好:“凡今抄袭者，一经查实，不问考勤，皆黜落，以儆效尤。”〔6〕相信这22名同学在苏老师的课堂上是收获最大的，苏老师给他们上了一堂生动而严厉的科研诚信教育课。虽然这次得了零分，但将来他们再从事学术研究时，这次的经历一定让他们难以忘记，伴随终生。由此看来，将科研诚信教育纳入研究生必修课是非常必要的。
(二)完善研究生科研诚信考核与处罚制度
近年来，国家加强了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在学术规范的制定、科研诚信的教育、学术不端行为的揭露和处罚方面都明显加强力度，但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立法还是执行，都还有一定的差距。科研诚信的约束效力比较薄弱，监督处罚力度也不够，很多单位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袒护、纵容学术不端行为，造成学术不端行为犯罪成本低、获利大，严重破坏公平的学术研究环境。具体到研究生的科研诚信考核与处罚制度，相对更不完善，一般只是对最后的学位论文查重，即使有举报抄袭的情况，个别学校也处理得不及时、不透明。这些情况给学生一种即使做了学术不端行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印象，不能端正学术研究的态度。针对这一情况，首先在高校内部应建立专门的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管理机构，制定完善的学术诚信考核与处罚制度，秉着不隐匿、不推脱、公平公正的原则处理相关事务。其次，把对研究生学术诚信考核贯穿整个学习过程中，从平时课程的考试到课程论文的写作，从小论文的发表到最后学位论文的写作，都要处于学术诚信考核的监管之下。最后，可以设定科研诚信学分，从小的科研诚信瑕疵抓起，将学生学术不端行为掐灭在萌芽中，最后科研诚信学分可以作为参加学位论文答辩的条件之一。这样，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始终能够感受到科研诚信制度的监管，能够让其时刻警惕，进而养成良好的学术诚信习惯。即使将来毕业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研究生阶段形成的良好学术诚信习惯也会让他们受益终身。
(三)改变功利性的管理模式和评价体系
国内多数高校一般都将职称评定、岗位津贴与科研成果的多少直接联系，实行数字化管理，计算发表了多少篇核心论文，申请了多少项国家课题，出版了多少部专著，而这些数字都是和科研工作者的奖金、职称及各种待遇挂钩的。目前高校这种片面追求数量和效益的功利性管理模式和评价体系诱惑着科研工作者一门心思去、申请项目、出版专著，甚至不惜抄袭取巧，也滋生了一批学阀、学霸，败坏了学术环境。大环境如此，研究生学习阶段的管理模式和评价体系也与此相似，要毕业就得先发两篇核心期刊的论文，发论文的数量和保研、直博挂钩，和国家奖学金挂钩，同时也关系到毕业之后就业。在这种状况下，研究生难以静下心来认真读书，入学就要考虑发论文，发核心期刊的论文。可以想象，在没有太多学术积累的情况下，学生怎么能写出创新性的论文呢，于是只好东拼西凑，复制粘贴，又何谈科研诚信呢!学生习惯了这种论文生产模式，毕业之后也依然要为职称、奖金奋斗，继续复制粘贴，又何来学术进步呢!因此，要改变目前这种功利性的管理模式和评价体系，给学术松绑，让他们能够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桌前，认真读书、思考，做好学术积累，将来才能够厚积薄发，写出有创新性的学术论文。
优秀博士论文范文3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 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 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 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p#分页标题#e# 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 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p#分页标题#e# ⑤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 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p#分页标题#e#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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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背景
价值多元化则意味着在物质和意识开放的社会发展中，人们追求事物的价值趋向多元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了一批富裕的社会群体，该群体对子女的教育有特殊的需要，或者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与国际接轨的教育、更优质的教育，或者是能够得到特别的照顾。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上大学”不再是普通人的梦想，人们在怀揣着上大学的愿望的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基本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方面的培养。而公办的中小学、幼儿园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在满足家长的这个需求方面能力欠缺。政府公共财力的不足导致许多公办学校在维持生存方面出现了资金链的中断。人才的自由流动政策和教师追求价值的多元化使得这些学校的优秀教师纷纷涌入环境较好、待遇较高的民办幼儿园，再加上人性化、灵活性的办园政策，极大地满足了不同阶层人士的需求。这些都促使人们在选择教育价值方面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于是，多元化的民办园应运而生。在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中也曾出现过文化、教育等社会独立结构。每个独立的结构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为了保障每个独立结构能够充分实现其价值，政府需要界定各个结构主体的职能，并创造条件促进各个主体实现其价值，以满足人民对价值的多元选择。“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明确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意味着我国想通过建立和谐社会来解决政府与资本、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教育与民众之间的矛盾集中在“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等方面。这一时期，关于“和谐社会”和“社会公平”的研究较多。2004－2014年以“和谐社会”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有131070篇，以“社会公平”为主题的期刊论文16671篇。民办幼儿教育作为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体现着社会的公平，因而，成为“和谐社会”和“社会公平”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教育背景
邓小平教育思想是民办幼儿教育迅速发展的指导思想。早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教育事业绝不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支持教育事业，兴办教育事业。”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再次重申“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国家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在邓小平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开始改革学前教育投资体制，多渠道地筹措学前教育经费，将发展学前教育事业作为政府、社会、家庭、学前教育机构的共同责任。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法律为民办幼儿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市场经济的深化逐步波及到幼儿教育领域，体现在农村幼儿园成为幼儿教育发展的重心之一和幼儿教育的发展必须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两方面。随着社会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增加，教育消费主体对教育需求日趋多元化，国有企业幼儿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堪重负转制成为民办幼儿园，社区幼儿园作为房地产业日益发展的产物逐渐成为城市民办幼儿园发展的主流。同时，九五期间，我国处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幼儿教育经费仅占教育经费总数的1.3%，这表明发展幼儿教育的主要资金来源于社会力量和民间资金，这就意味着民办幼儿教育作为公办幼儿教育的补充，在幼儿教育事业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分量。为了进一步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对社会力量办学提出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2002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对民办学校的举办者、设立、组织与活动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颁布为我国民办教育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2010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城镇、新农村建设规划。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积极发展公办幼儿园，大力扶持民办幼儿园。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多种形式扩大农村学前教育资源。”《纲要》的颁布明确了政府在发展民办学前教育的职责、民办学前教育发展的重点与目标。2010年我国了《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举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特别是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明确要求各省(区、市)以县为单位编制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文件的颁布，把发展学前教育提上有计划的发展日程。在国家政策、法规的保障下民办幼儿教育以一种蓬勃的态势迅速发展。据我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有民办幼儿园12.46万所，比上年增加9234万所；入园儿童865.62万人，比上年增加52.23万人；在园儿童1852.74万人，比上年增加158.54万人。研究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研究者较为关注的问题。2004－2014年以“学前教育发展”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有960篇。研究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必然要研究民办幼儿教育的发展。
二、关于民办幼儿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民办幼儿园概念和类型的研究
关于民办幼儿园概念和类型的研究不多，没有太多的争议。郭宗礼认为民办幼儿园是指由国家机构之外的社会组织和个人承办的、主要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和运行的幼儿园。罗英智根据民办园的办园主体、产权和经费来源的不同将民办园分为5类：1)纯民办幼儿园，经费自筹，产权、经营权私有；2)单位、团体办幼儿园，经费自筹，产权私有，经营权归主办者或承包者；3)民办公助幼儿园，举办者为民间团体或公民个人举办，在教学、人事、招生等方面受到政府或主管教育部门扶助；4)国有民办幼儿园，所有权国有，经费自筹，经营权私有；5)股份制幼儿园，股东自筹经费，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幼儿园，股东一般不参与经营幼儿园，行政领导权归当地政府，业务指导权归教育部门。
(二)关于民办幼儿园发展现状与策略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之后，民办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方面，陈静等研究者认为，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民办幼儿教育在总体上呈现出阶梯形态；民办幼儿园由于经营分散、行业集中程度低、未形成规模经济和学习经济效应。有些研究者通过调研发现小规模民办园存在一村多园的布局不合理的现象，从而造成办学资源的分散与浪费，甚至园际之间展开恶性竞争的后果。在微观方面，民办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办园模式和民办园自身管理两个方面。吕桂珍在总结北京市民办园特色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列举了北京市民办园的发展模式，如集团发展模式、中外合作办园和办国际园模式，为地方省市民办园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在民办园自身管理方面，众多的研究者在对农村民办园和城市民办园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大量的一手资料，认为目前民办园在发展中主要存在诸如资金投入、办园设施、安全与卫生、教育观念、教学内容、保育、收费和财务制度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研究者各抒己见，认为政府、社会和民办园在改变民办园生存状态方面应承担各自的责任。首先，政府应做好宣传、立法、规划、督导、资助、咨询6个方面的工作。其次，社会成立小规模民办园的行业协会，规范小规模民办园的收费标准，制定行业认可的评估制度对民办园进行评估、验收。再次，民办园应改善办园环境，完善内部管理体制，更新教育观念，提高儿童活动质量。
(三)关于民办幼儿教师发展现状与策略的研究
研究者从生存状态和专业发展两个角度分析了民办教师的发展现状。首先，从生存状态来看，研究者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由于社会地位不高，社会保障缺失，缺乏规范有效的劳动合同，工资待遇较低，因而，民办教师处于职业倦怠和焦虑严重的困境中，从而出现了民办教师流动性较高的现象。其次，从民办教师的专业发展来看，研究者认为目前民办园还没有制定统一的教师准入制度，民办教师拥有教师资格证的比例较低；在年龄方面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学历以大专和中专为主；民办教师不能享有及时进行专业发展教育的权利。在改变现状的建议中，郭宗礼认为民办园可以采取包括严格教师的准入制度，切实提高民办园教师的待遇、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加强对民办园教师的专业化培训措施来改变民办教师的发展现状。这一建议较具有普遍性。
三、对民办幼儿教育研究的反思
(一)民办幼儿教育研究的特点
1.研究方法科学，研究路线多样
研究者除了采用文献分析法分析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搜集相关的理论资料外，还采用了调查法、问卷法、观察法搜集实践资料。从而，使研究成果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依据。在研究路线方面，有的研究者采用从理论到实践的方法，先介绍相关的理论，再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阐述现有民办园生存的特点，最后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有的研究者遵从纯理论的路线，通过分析国外发展教育的经验，启示我国政府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应发挥的职能；有的研究者遵从由点到面的路线，以一个城市或乡村的民办教师发展现状为突破口，进而从宏观方面提出国家在促进民办教师专业发展中应尽的行政与法律职责。
2.研究内容集中，研究视角逐渐开阔
研究内容较多集中在民办幼儿教育的发展状态及改进策略方面。研究者最早将研究视角聚焦在农村、城乡民办园的教育状态方面，在提出改进建议时，也是较多地关注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近几年，有些研究者开始转变视角，从社会公平和教育公益性的角度研究我国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发展民办幼儿教育的意义，不仅研究民办园自身的发展状态，而且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同一区域公办园的发展经验，阐述民办园和民办教师在改进自身状态方面应承担的责任。有的研究者将视角转向国外，将外国政府、民众在实现教育公平方面的经验引进国内，提出促进我国民办幼儿教育发展水平的举措。
(二)民办幼儿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
1.研究的理论基础薄弱，缺乏本土化的研究
首先，已往的研究大都遵循一个既定模式，即阐述现有问题，简单分析问题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很少有研究者能够从教育学、社会学角度挖掘改进民办幼儿教育现状措施的理论根源。其次，关于民办幼儿教育的历史性研究也较少，这样就使现有的研究缺乏历史经验的借鉴，从而成为断点式研究。第三，关于国外民办教育的研究，也仅仅是停留在国外政府在发展幼儿教育中承担责任的经验介绍上。这些经验仅仅是当时某国教育、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与中国的教育、经济现状的可比性较低，其经验也就不具有可参考性。
2.比较性研究少，缺乏发展性研究
首先，目前的研究只是关注我国民办幼儿教育的发展，很少有研究者从微观层面详细分析国外私立幼儿园的发展经验。仅有的几项研究也都是关于国外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政策和国外实施补偿性教育的法律、文件的介绍，对于国外私立幼儿园和教师自身发展、私立与公立幼儿园的互助发展、家长与幼儿园的互助发展方面的研究较少，与中国相关方面的比较研究则更少。其次，研究成果表明，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农村、城镇民办幼儿园的发展现状方面，所提建议也仅仅是针对改变现状而采取的措施，没有预测未来民办园的发展趋势，没有分析这些措施的可持续发展性。
3.研究成果分布不均，研究政策导向性凸显
2004年以来以“民办教育”为主题的论文有1091篇，其中核心期刊387篇，博士论文36篇，硕士论文719篇；以“民办幼儿教育”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有39篇，其中核心期刊有17篇，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22篇。相比“民办教育”，“民办幼儿教育”的研究成果数量甚少，而且多集中在2010年之后，2010年以后关于“民办幼儿教育”的期刊论文有21篇。这是因为，2004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在教育界掀起了关于民办教育研究的热潮。尽管在法律中也提到了民办幼儿教育的发展，但是，毕竟不是重点，因而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过多兴趣。2010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在这两个文件中，国家把学前教育独立出来进行详细的阐述，激起了研究者的较大兴趣。可见，国家政策指导文件是研究者研究内容的风向标，直接关系研究成果的数量变化，出现了学术研究的跟风现象。这一现象必将影响学术研究方法和内容的创新，降低研究成果的质量。
四、未来民办幼儿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研究视野开阔，在比较中取长补短
首先，未来的研究者将更加关注我国民办幼儿教育的田野化研究。通过对某一地区、某一民办园的实地调研，分析、总结相似地区、同一水平民办园的发展特点，提升经验的理论水平，加以推广。挖掘问题的本质，以相关理论为基础，提出改进这一类民办园质量的措施，以提高研究的效度。其次，跨学科研究将逐步增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和经济的支持。未来的研究者在研究教育学问题时，将寻求相应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支撑。第三，研究者还可能选取国内外两个经济、教育发展水平相当的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国外发展幼儿教育的经验创造性地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提出可操作性的发展策略。
(二)研究独立性增强，注重研究的学术性
优秀博士论文范文5
大学通识课教育的建设到今天已走过了十多个年头，在这十多年中，国人对通识课教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查询中国期刊网、博士论文数据库以及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有关大学通识教育课的文章和硕士、博士论文共达600多篇，这说明大学中的通识教育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重视，并多有研究和讨论。综观这些论文，主要涉及五个方面:(1)介绍国外经验或对比国内外做法;(2)对通识教育课的历史、现状的概述和总结或对未来的展望;(3)通识教育课的课程设计和评价研究;(4)某门通识教育课程的个案研究;(5)某校通识教育课程改革实践经验介绍和总结。
这些文章中还未见有一篇是研究通识教育课的教法的。可见，通识教育课的教法问题目前关注的人还比较少。诚然，每门课都应有符合本课实际的具体的教学方法，不必每门课程都统一用一种教法，这是不符合教学规律的。然而，通过对某校的人文通识课进行调研，对该校人文通识课的教学方法的特点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时，它们是否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呢?尤其是在目前很少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情况下。本文即是通过实证调研的方式探讨人文通识教育课的教法，以期获得启迪。
本文通过对华南理工大学2012—2013年度第二学期全校人文通识教育课的调研，目的在于探察:(1)在目前的实践教学中，人文通识课有几种教法;(2)这些教法各自的特点和效果如何?(3)目前的这些教法其缺点是什么，怎样改进?为使调研全面、深入，本课题成立了6人调查组，其中5人是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2010级在校本科生，他们有些选修了人文通识课程，作为学生的他们在进行听课和在调查咨询时，其视角更为合理、感受更为真实，其调研结果更符合客观实际。
调研组员们分工负责，分别在大学城校区和五山校区进行调研，采取听课和询问选课学生的调研方式。调研成员每人负责听某一类课程，如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外文化、历史或哲学、艺术、绘画、音乐、影视、考古、收藏、集邮等，平均每人要听十多门课和咨询选课的学生，调研内容包括教学内容、目的、方法、教学效果、学生反应等。
二、人文通识教育课两种教法的分析
华南理工大学2012—2013学年度第二学期(2013年2月～7月)共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106门220个班;本调研组调研了其中的69个班共42门人文通识教育课，其中，中外文学或文化课17门，影视、音乐、舞蹈艺术类17门，哲学、美学、历史类课程8门。根据调研，发现人文通识课大致有两种教法:(1)以教师在课堂展示的ppt为主要线索的口头讲述法;(2)以ppt为讲述线索，辅以音频或视频，然后以此进行分析的综合法，这类教法的课堂，学生注意力较为集中，在有视频片段浏览的课堂里，师生互动较多。文学文化类课程以及哲学、美学、历史类课程主要采取以ppt为讲述线索的讲课方式;影视、音乐、舞蹈艺术类课堂在ppt之外往往辅以音频或视频材料进行讲授。
1.依赖ppt的口头讲述法
上课使用ppt，这似乎已成为了目前高校课堂教学的标准和流行的教学模式。传统中师生拿着课本，以及教师不断板书的教学模式已经难得再见。从调研的情况看，几乎所有的人文通识课都使用了ppt辅助教学。其中文学文化课和哲学、美学、历史类课程主要依靠ppt作为课堂讲述的线索，这样的课堂教学效果受到ppt制作质量和教师讲述方法的极大制约。有些课堂ppt制作精美，有各种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图片，极大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如文物鉴赏、集邮学等课程。有些课堂除了有精美ppt之外，教师依据ppt的讲述要么逻辑清晰、思路通畅，学生容易理解和领会，如外国文学概观、中国当代文学景观、美国社会与文化、岭南文化、中国情感文化学等课程;要么从ppt列述的要点推延出去，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知识都信手拈来进行辅助论证或联想，极大地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引起学生的兴趣，如世界文化地理、跨文化交际等课程;要么把课堂讲述的某些内容与当今社会现实的热点问题联系起来论述，引起学生强烈共鸣，如中国传统文化、英语传媒与文化等课程。
这些都是较为成功的以ppt为讲述线索的教学方法。从调研的情况看，大部分使用ppt教学的课程，其效果都较好。然而，也有少数依赖ppt教学的课堂出现沉闷、乏味的教学效果，这主要与ppt的制作效果和教师的讲述方式有关。有少数课程的ppt制作比较粗糙、繁复或过于单调，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少数教师的讲述方式一本正经，虽然严肃认真，但语气平抑，照本宣科，从头到尾显得呆板、生硬，纵使逻辑清晰，内容丰富，也很快使课堂陷入沉闷、令人瞌睡的境地。原因很简单，教师自己不活跃，很难让学生活跃。这就是所谓的“填鸭式”教学，这样的教学方法比较容易出现在文学课上。本次调研也发现有几门文学文化类课程很少使用ppt，其主要依靠教师口述和板书，依然能使学生兴趣浓郁，课堂生气盎然，教学效果良好，如英美文学与文化等课程。其主要原因在于讲课教师的博学和良好的口才。在这样的课堂里，教师显然对所讲内容熟悉之至，对课程所属领域有全然了解和深入研究，凭着渊博的知识和敏捷的思维，教师旁征博引、妙语连珠，令学生折服。此时，对教学方法的考量似乎已显得次要，重要的是教师本身的学术修养和其表达能力。
2.使用ppt并辅以音频或视频的综合教学法
这种教学方法主要出现在影视、音乐、舞蹈艺术类课堂里。具体而言，影视和舞蹈类课程主要辅以视频材料，音乐类课程主要辅以音频材料。总体来说，辅以音频和视频材料的课堂往往比较活跃，教学效果普遍较好。在音乐类课程中，教师往往采取先用ppt展示和介绍相关音乐知识，然后播放有关音乐范例，接着进行评述的教学方法。比如《影视音乐》课就在课堂上播放了不少影视音乐，包括电影、音乐剧等，如《天鹅湖》等，然后教师和学生一起点评和讨论，学生参与度比较高;同样，《20世纪西方音乐解读》介绍表现主义音乐、新古典主义音乐、民族主义音乐、序列主义音乐等不同类型的20世纪西方音乐时，就播放了相应的示例音乐，包括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表现主义音乐)，特斯拉文斯基的《春之祭》、《诗篇交响曲》(新古典主义音乐)，梅西安的《异国鸟》、《图朗加利拉交响曲》(序列主义音乐)等，然后教师进行点评和互动讨论。《音乐剧赏析》主要以播放音乐剧片段的方式介绍西方音乐流派、形式、一些基本的音乐词汇等，以培养学生赏析音乐剧的能力。一般而言，艺术学院开设的音乐课往往较为深入和生动，这可能和该学院教师本身的专业水平较好有关，而其他学院教师的音乐课则在音乐范例点评方面有所不足，有个别的课甚至没有点评，播放完示例音乐后则进入下一个内容，整个音乐赏析课主要是欣赏，缺乏足够的分析。本次调研发现，影视和舞蹈类通识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教学课堂最为活跃，概因影视课往往会播放经典影片或片段，学生往往较为感兴趣，而在随后的点评互动中，学生通常也能有感而发，因此，课堂活跃，教学效果良好。舞蹈类课程则因为课堂上一般都会放映经典动人的舞剧，令学生着迷，因而在随后的教师点评中学生也能听得津津有味，容易理解，颇有收获。
调研发现，播放视频的影视和舞蹈类课程如若教师随后进行点评和讨论，学生参与度较高，师生互动教学效果较好。比如《影像中的西方政治文化》课在播放相关影像后，教师的精彩点评有效地活跃了课堂气氛;《媒介与文化》课在课堂播放访谈、演讲、新闻、电影等，内容涉及健康、经济、环境、社会时事热点等，以此来分析和评述这些媒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外国舞蹈史及作品欣赏》主要介绍国内外的舞蹈表演，在课堂播放国内外著名舞蹈如《天鹅湖》、《走跑跳》、《TheBol-shoi》等让学生欣赏，然后是教师评述以及师生互动讨论;《中外舞剧欣赏》主要介绍一些有名的舞蹈艺术家如杨丽萍以及有名的舞种，课堂播放中外著名的舞蹈剧和有关舞蹈的电影如《舞出我人生》等，然后是点评和讨论;《中日韩风格舞蹈欣赏》主要介绍中、日、韩的各种舞蹈，课堂上也播放舞蹈剧，如唐宋时期的《胡旋舞》、《绿腰》等，然后是课堂讨论。一般而言，使用ppt并辅以音频或视频材料的课程，其教学效果会比仅使用ppt的效果要好一点，但并非绝对。教学效果的好坏并不完全取决于教学方法，还要视课程内容特点。比如文学课或者文物鉴赏或集邮等这样的课程，即使没有音频或视频的辅助，教学效果也可以很好，有些甚至不需要ppt也可以令学生沉迷，只要教师足够博学和有高超的表达能力。另外，有音频和视频材料辅助的课程也未必有好的教学效果，还要视其讲课的人，即教师是否够投入、课堂组织是否有序、语言表达是否恰当等。因此，可以说，教学效果好坏的决定因素并非在教学方式和手段本身，而在于课程内容和人，即教师本人如何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选取最恰当的教学方式和手段。也正因如此，有些课才可能无需ppt和音频或视频的辅助而依然精彩。
三、对人文通识教育课教法的建议
首先，通过本次调研，发现绝大部分的人文通识选修课的教学目的主要是，传授知识型而非培养学生能力，即运用多媒体等教学辅助手段向学生传授、介绍相关领域或课题的基本知识，以提高学生在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知识涵养，而非提升学生在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实践运用能力。人文通识教育课中更缺乏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课程。其实，有些人文通识教育课完全可以根据课程内容和教学特点，不同程度地加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功能。
其次，在教学方法上，绝大部分的人文通识课都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如ppt展示、音频或视频播放等。在依赖ppt展示的口述教学和运用ppt辅以音频或视频材料的综合教学两种方法中，后者的教学效果一般来说比前者的教学效果好。
另外，在教学内容上，影视、音乐、舞剧和流行文化等课程内容更受学生欢迎，在课堂互动方面，学生在这几类课堂中也更为活跃，互动愿望更强。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当前大学人文通识教育课最普遍、最流行、也最受欢迎的教学方法是使用多媒体教学辅助手段，而非传统的“板书+口述”(Chalk-Talk)的教学方法。然而，考察当今大学人文通识教育课堂，多媒体教学辅助手段的普遍应用使学生获得视、听、说三方面陶冶和训练的同时，传统的“板书+口述”教学方法的被遗弃恐怕也在无形中削弱了教师和学生动手写字的训练和能力，这对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会造成怎样的不良后果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优秀博士论文范文6
关键词：双导师制；毕业论文设计；人才培养；实践能力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升入，双导师制在全国各大高校已经有广泛的应用，许多教育改革的专家也争相在这些方面做相关的研究。其中，文献[1]主要构建了一种三位一体的双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文献[2]主要分析了双导师制对于本科生创新创业实习模式的研究，文献[3]分析了教育类课程采用双导师制的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本文在参考了部分双导师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双导师制的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新型培养模式，其在毕业论文设计方面的指导价值对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双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基础及其存在必要性
双导师制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指由两位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培养方案而联合培养的一种模式[4]，两位指导教师包括来自于工作在高校的教学型教师和来自于企业的实践型教师。从双导师制本身的含义来看，学生培养的过程中，可以享有两位导师不同的教学特点而带来的创新性效果，这是联合培养的较大的意义所在[5]。同时，从学生的发展角度来看，高校的培养模式对于适应社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离校毕业之前能够提前接触到企业文化及其人才培养模式，对于学生来讲是具有发展意义的，对于高校而言，双导师制背景下的校企合作形式的出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部分学生的就业问题，这是双导师制形式存在的一个必要性原因。
二、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存在的问题
1.论文的内容与实际应用脱离。本科毕业论文不同于硕士或博士论文的书写要求[6]，理工科本科生毕业论文应该在毕业设计的基础上，将整个设计过程及其重要的方法理论书写下来，注重的是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但目前高校理工科学生的毕业设计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没有实际应用价值，并且形式单一，不能够综合体现学生在求学阶段所学知识，因此，传统的毕业设计培养模式不能够达到锻炼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的目的。
2.学生思维面狭窄，无法全面深入了解文章的实际意义。目前高等院校的课堂式教学[7]，只能够通过教材或者参考资料拓宽学生的视野，其思维方式也仅仅只是在教室里看待实际问题，没有深入到可以脱离学校环境，独立自主地分析和探讨问题的阶段，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定式中，学生的思维面其实是达不到真正的书写论文的要求的，即使勉强能够应付出论文所需字数，也无法达到毕业论文真正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文章存在的本身意义也会大打折扣。
3.缺乏实践基础，导致论文泛泛而谈。优秀论文的书写是多方面能力的综合体现，其中最重要的能力是实践能力，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传统的教学方法中，对理论的重视程度大于实践能力培养，这就出现了优秀学生不能适应企业生活的怪状。同样在毕业论文的书写过程中，只是对于理论知识有较强的表达能力，而没有实践作为支撑，无法达到一篇好的毕业论文的要求，就会出现泛泛而谈的现象。
三、双导师制下毕业论文指导的实现方案
1.双导师制的管理制度。在传统的培养模式下，毕业论文的书写主要是在高校进行[8]。但随着双导师制的人才培养模式出现以后，毕业论文必须分为两部分进行，前一部分主要是在企业完成，时间为第八个学期的1-8周，有条件的学校或者专业可以将毕业论文书写的前期准备工作和实习结合起来，这样时间可以从第七个学期就开始，前期准备工作阶段的实践期需由企业导师负责。后期论文的书写具体时间应该从第9周开始，一直延续到毕业论文的完成，一般是15周，这一时间段学生的管理主要由高校导师负责。
2.毕业论文的选题来源。传统教学模式的培养过程中，本科生毕业论文的选题来源主要是学校的导师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而选取的题目，但这种情况下题目的选取存在空洞、无实际意义的局限性。在实行双导师制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根据在企业所参与的项目来确定自己毕业论文的题目，这种方式使学生在论文书写的过程中有内容可写，不但可以减少论文书写的时间，同时可以提高论文的质量
3.毕业论文的考核机制。毕业论文的考核也应该分为两部分，其中包括毕业设计成果得分以及毕业论文得分，参考比值为1∶1。通过对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考核机制的改变来提高学生对于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同时，也通过这种考核机制的改观促进企业型导师和高校导师的良好合作，为培养优秀学生而不断追求更好的培养方式。
4.建立个性化生活化的双导师制。双导师制应该是一种建立在良好的师生关系基础上并且让学生学得快乐、教师教得有成就感的教学过程，导师与传统意义上的教师在与学生的交流方面有本质的区别，导师不仅仅是知识上的传授者，更应该在生活中扮演良师益友的角色，学生才能够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达到更高的学习效率。
5.资源利用最大化。双导师制的培养模式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充分利用两位导师的不同资源，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联合培养优秀学生。学校导师享有的是教学资源，将教学资源以理论的形式传授给学生；企业导师的资源主要为实践资源，可以提供部分学校提供不了的锻炼学生能力的平台和资源，这些资源是企业导师所持有的优势资源，可以用各种方式给学生享有。说到底，企业导师和学校导师资源利用最大化其实就是理论资源与实践资源利用最大化的过程，只有充分利用好双导师的资源，才能让学生的综合能力发展得更好。
四、结束语
双导师制是校企合作模式下教学改革的一个延伸，无论是从教师的角度还是从学校和学生的角度来说，双导师制对于学生自身的发展和学校就业率等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文章在分析了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双导师制的毕业论文的实现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为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建议。
参考文献：
[1]邓明阳.基于校企合作的“三位一体”双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职业技术教育,2013,(20):57-59.
[2]刘浩.“双导师制”本科生创新创业实习模式[J].中国高校科技,2015,(11):81-83.
[3]厉有国.高师院校教育类课程“双导师制”培养模式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6(2):65-68.
[4]杨莘,邵文利,俞洁,等.“双导师制”指导护理本科生科研实习模式研究[J].中国护理管理,2010,10(2):35-37.
[5]刘兰,林博.实验研究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双导师制”研究[J].山东化工,2016,45(20):163-164.
[6]刘国清,曾坚贤,申少华,等.基于校企合作化工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新模式的探索[J].广东化工,2015,42(14):236-237.
[7]伏玉琛,朱艳琴,龚声蓉.双导师制应用型IT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J].计算机教育,2008,(21):33-36.
优秀博士论文范文7
1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思考
1.1学术期刊的传播劣势
学术期刊是传播科学知识的一个重要载体，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期刊的传播方式始终比较单一，不管是通过大型的数据库出版商，还是建立期刊自身网站，其最普遍的做法是纸刊内容原封不动地数字化，而且在传播方式上与纸刊大同小异，主要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库出版商的信息资源越来越大，呈现出海量化的特点，学术期刊经历着从以纸版出版向网络出版再到知识出版为主的转变，科研工作者在搜索学术文章时，不再关心出自哪一本期刊，而是在哪一家数据库出版商可以查询到更多的相关知识点。这种传播的转变也使得学术期刊的品牌在削弱，内容特点很难有效地凸显出来。
1.2学术期刊的内容优势
“内容为王”是办刊人追求的目标和采取一切办法、措施与行动所得到的结果，尤其学术期刊的内容是经过多层把关才进入发行渠道的，其优势主要依托3个方面:一是投稿文章具有较好的学术质量。目前，高等院校的师生及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是学术期刊的主要作者群，他们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确保了文章的高学术质量。二是强大的评审专家队伍。学术期刊在选用文章时，通常采用同行评价的办法，只有通过同行评价的文章才能刊登，这就从评价体系上确保了刊登文章的学术质量。三是编辑部选题策划及“三审制”。优质的文章是基础，优秀的编辑是主体，良好的选题策划和出版制度是保障。这3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是学术期刊不同于其他期刊的优势所在。
1.3新媒体对学术期刊的影响
新媒体作为开放平台，是一种技术。传播环境的改变一方面给学术期刊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为学术期刊的信息沟通、传播模式提供了新的手段。学术期刊刊登的文章，反映着作者思想、观点、数据、实验分析、结果及结论。不同于传统学术期刊，新媒体可通过文字、图片、源程序、视频、音频、超链接等多种方式丰富文章的表达内容，拓展传播方式。期刊编辑又可在多方面挖掘内容深度，增强与作者、读者、审稿专家之间的互动，全面掌握所刊发内容的最新研究进展，了解研究热点，实时调整组稿重点，打造具有权威性和前瞻性的内容产品。
2《机械工程学报》新媒体融合探索
《机械工程学报》根据机械学科实验多、数据多等特点，积极探寻新媒体条件下学术期刊快速发展的新路子。深耕内容和快速传播是学术期刊提升影响力的根本。2016年初，本刊组建了新媒体部，成员共4人，下设电子刊、微信公众号和网站3块业务。新媒体部的发展定位为:关注机械工程领域，做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的学术媒体平台。
2.1电子刊
自2011年起，编辑部开始探索以电子图书的形式展现期刊，推出了《机械工程学报》《Chi-neseJournalofMechanicalEngineering》的电子刊，这2刊的刊登内容与纸刊完全一致。随着刊登内容量越来越大，2013年编辑部率先在电子刊领域尝试按专业分专辑出版，全年出版6期，每期5类专辑。尤其是在专辑内容安排上，充分考虑编辑部出版2刊的特点，将中英文论文混合出版。2016年，编辑部进一步明确电子刊的定位，即全方位展示科研成果，做好科研成果的传播者，并继续在电子刊出版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尝试。根据这2刊刊登内容的特点，编辑部深挖文章内容信息，包括实验过程视频、实验数据、科研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实验室或团队介绍、研究成果应用等。例如2016年刊登的《一种高性能花瓣廓形胶囊机器人》一文，结合电子刊技术，我们除了将作者的文字、图片数字化，还通过与作者沟通，围绕胶囊机器人的运动，作者着重将机器人在羊肠、猪肠、空间螺旋肠道等环境中游动的视频作为文章的附加信息提供出来，提高了文章的内容质量和可读性。作者可以更全面地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读者可以看到研究成果的实际演示过程。经过1年的实际操作，编辑部共收集到约5GB的附加信息内容，这为本刊与新媒体的融合打下了基础。
2.2微信公众号
微信的出现改变了信息的接受和传播方式，也给学术期刊的定向、精准传播提供了机会。截至2016年1月15日，533种CSSCI来源期刊中共有164种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本刊2016年2月29日开始正式运营微信公众号，以期刊为基础，聚焦内容，将其定位于传播正能量，做机械工程领域的学术交流平台。编辑部微信公众号突出服务于学术交流的定位，结合电子刊收集到的文章增值信息，主要设置了论文推荐、科技论文写作、走近科研团队、专家苑等内容板块。例如论文推荐，为了能让更多人了解，编辑和作者共同努力，通过科普的形式引出研究内容，而又用简单的语言描述这些研究内容能为我们的生活生产带来什么。与之前简单将文字的PDF版信息放在网站上相比，提高了可读性，加速了传播。目前一篇论文推荐内容，2～3d的阅读量远远高于同期数据库下载量。通过与作者同做一件事，编辑与作者的情感加深，为进一步获取刊登优质的研究成果打下了基础。这就打破了之前作者与编辑的联系仅在某篇文章发表阶段的格局，建立起长期的沟通渠道。“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作为由我国台湾地区上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共同设立的奖项，旨在加强高层次机械制造领域人才的培育工作。新媒体部抓住这一契机，持续跟踪报道。与第6届获奖博士生、导师进行了良好的沟通，为本刊积累了作者和审稿专家资源。
2.3网站
网站作为编辑部最早的传播平台，主要承担采编系统、专家数据库管理等功能。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网站的集成功能越来越重要。目前大多数学术期刊都拥有自己的采编系统平台，但是如何有效利用刊物刊登的学术文章，提升文章的影响力，而不被淹没在茫茫数据海洋里，一直是期刊人亟待解决的问题。XML文件的出现，使得定义电子文件结构和内容描述成为可能，同时加速了学术期刊从网络出版转变到知识出版的进程。本刊正是看到了XML这种跨平台的、依赖内容的技术，编辑部将文章资源、附加信息资源和专家资源相集成，建立起涵盖投审稿系统、增值出版、多媒体信息检索等为一体的学术交流平台。
3与新媒体融合探索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学术期刊与新媒体的融合，不仅给学术期刊的发展带来机遇，而且具有挑战。本刊在探索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3.1编辑人才
在现有办刊体制下，编辑部的编辑数量是根据纸版期刊按时保质出版核定的，如今要面对媒体融合转型，短时间没有经济效益这一局面时，编辑部难以扩充人员队伍。在此情况下，势必要对现有编辑提出更高要求［14］:编辑不仅需要了解刊登的文章的内容，而且要从中找到读者除了文字内容最想看到的内容是什么，并且要与作者沟通什么样的附加信息才更能充分展示研究成果。在获取附加信息后，还要思考如何用读者比较喜欢的文字和形式将刊登的文章推广，并且能够在较大范围传播。本刊新媒体部目前虽然有4人，但都是从原有纸版出版人员中根据个人兴趣选定的，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在内容创作上与专业媒体人有很大差距，在运营上也基本没有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尝试。
3.2传播环境
与大众类媒体不同，我们的读者定位是机械工程领域的工作者。在1年多的探索过程中，本刊也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信息，如何能让这些信息快速传播得更广，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最初的想法是:通过作者、审稿专家来传播，这是最能直接达到传播效果的办法;但是，实际操作中作者对这种方式的接受度不完全一致，一般30～40岁的作者容易接受这样通过社交平台宣传自己研究成果的方式，而50岁以上的作者则不太接受。
3.3技术和资金支持
媒体融合所涉及的技术相当庞杂，比如视频剪辑技术、数字出版技术、网站搭建技术、检索技术、数据库技术等。单单依靠学术期刊编辑部的力量难以支撑，只能依靠技术提供商;但是，目前像玛格泰克、勤云、中国知网等几家比较大的技术提供商只是专注大多数学术期刊的需求，而不能与本刊在媒体融合方面完全契合。这样，就需要期刊根据自身的需求与技术提供商合作，将期刊的优势与提供商的技术优势合并来完成程序的单独开发，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在目前情况下，本刊只能将与新媒体融合分阶段来做。
优秀博士论文范文8
回首1980年,当胡坤首次突破了中国人在世界重大小提琴比赛中“零”的记录———获得第四届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五名时,人们在惊喜之余,还以为这是个别、偶然的现象。然而自那以后,中国优秀小提琴选手陆续几十次赢得了各种国际比赛大奖,让世界乐坛刮目相看:王晓东在1983年和1985年两次获得英国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第一名,吕思清和黄滨分别于1987年、1994年摘得意大利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桂冠等等[1](第202-206页)。如今,当我们再听到中国选手“国际比赛获奖”时,高兴之余,已不会再感到特别意外和惊奇了。诚然,我们不能自吹自擂,夸赞中国的小提琴艺术有多么辉煌;但是,也不能妄自菲薄。正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蓬勃兴旺的整体社会环境,使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活跃、开放的国际交流和学琴热潮造就了小提琴艺术在中国的腾飞,涌现出薛伟、钱舟、陈曦等多位中国小提琴演奏家。
经过几代中国音乐工作者的努力探索,优秀的中国小提琴教育家对西方小提琴艺术已经有了相当深度的理解,并掌握了科学的技术训练方法,被国际著名小提琴教授迪蕾盛赞“超过欧洲所有的学校,包括历史最悠久的巴黎音乐学院”[2]。在学习、借鉴西方优秀音乐文化成果的同时,中国自己的小提琴艺术已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东方这片古老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逐渐显示出可贵的特色。中国小提琴艺术由中、西两大音乐支柱所支撑,涵盖了小提琴的教学、表演、创作、制作及理论研究等各个方面。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涉及古今中外多种音乐关系,属于内含多种学科的复合性研究领域。近年来,随着中国整体音乐水准的提高,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也达到了最活跃的时期。研究形式既有集中论述某一问题的专著、文集,如钱仁平撰写的《中国小提琴音乐》、洛秦主编的《小提琴艺术全览》等著作,也有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还有一些研究生以小提琴艺术方面的课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1](第191页)。与专著和学位论文相比,音乐期刊上的文章不仅具备一定的学术性,还具有时效性、广泛性特点。其中,《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学院学报》)《人民音乐》《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这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上刊载的论文更有专业性、权威性和代表性,对于考察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具有典型意义。本文欲以1978—2008年在以上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小提琴的论文为蓝本,通过对这些文章的数量、内容、研究趋势以及作者构成等方面的统计,尝试分析与总结三十年来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978—2008年核心音乐期刊小提琴论文概况及进展
据统计,1978—2008年在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小提琴的文章共计358篇(包括部分短讯和信息)。其中,《音乐研究》刊载18篇,《中国音乐学》9篇,《中央音乐学院学报》75篇,《中国音乐》18篇,《人民音乐》148篇,《音乐艺术》59篇,《黄钟》31篇。关于音乐家演奏会、艺术成就、纪念及研讨会等内容的论文共140篇。其中约有近三分之一(共44篇论文)是关于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文章多角度探讨了马思聪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中对小提琴演奏、音乐教育和音乐创作等方面的巨大贡献,由此可见马思聪在我国小提琴艺术史上所占有的独特地位。有关其他中国小提琴家,如刘育熙、胡坤、吕思清等人的文章为46篇。在介绍外国音乐家的50篇文章中,对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关注最多,有9篇文章以他为题。另外还有关于奥伊斯特拉赫、斯特恩、穆特、西琦崇子等杰出小提琴家的文章,主要涉及来访演出、讲学、回忆和怀念等内容。
研究小提琴教学和演奏理论的论文共78篇。在探讨教学方法的42篇文章中,有6篇介绍了被誉为“冠军教授”的著名小提琴教育家林耀基的教学方法,将富有特色的林氏教学法从理论上进行了较系统、简明的总结。其他教学文章还谈到基本功训练、中外专家的讲学、选择教材和教学法等内容。研究小提琴演奏的36篇论文,讨论的方向集中在演奏姿势、动作、音准、发音和技术训练等具体问题上。分析小提琴音乐作品的论文共有62篇。研究中国乐曲的为40篇,其中又以对马思聪的音乐创作研究为主,占17篇。另外,还有6篇论文对备受赞誉的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作技法和中西结合风格进行了探讨,对杜鸣心、王强、夏良等作曲家的小提琴协奏曲也有专文介绍。在仅有的研究外国作品的22篇文章中,既包括演奏解析的译文,又有从主题因素、和声调性、曲式结构等创作角度对作品进行音乐学分析的论文。
在有关小提琴比赛的34篇文章(包括简讯)中,记录历届全国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和中国作品演奏比赛的文章为15篇,另外19篇是对国际比赛及获得国际比赛大奖的中国音乐家的介绍与采访。关于小提琴艺术史、小提琴学派的文章共18篇,涉及世界小提琴文化及其对中国小提琴艺术的影响、中国乐派如何形成等内容。此外,还有10篇文章主要介绍小提琴基本常识;6篇文章专门研究提琴制作;书评、声学问题等其他内容为10篇。与改革开放前仅有《音乐研究》和《人民音乐》上刊载的四十余篇小提琴文章相比,以上统计的358篇文章,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更有质量上的突破,体现在对小提琴艺术研究范围和深度的极大拓展:学术视野的不断拓宽,使小提琴艺术理论的研究目光从基本演奏知识和有限几首小提琴乐曲的普及性介绍,扩大到表演教学、作品分析、国际交流以及提琴制作等各个方面。关于演奏方法的文章,除了研究左手揉弦、右手运弓等一般问题和介绍大量中外小提琴家的音乐会及演奏经验外,出现了《演奏好中国小提琴曲所需的补充技术训练》[3]《小提琴中国作品的演奏与初步研究》[4]等文,对演奏西洋乐器与中国风格的实践结合进行了初步而有益的探索。教学方面,从左右手训练、发音音色等常见普遍性问题的探讨,到多位具体小提琴教育家,如马思聪、张世祥、林耀基等以及外国大师教学方法的记述和总结(参见[5][6][7]),为小提琴教育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较为详实、可行的经验。
作品研究方面,对中外小提琴乐曲的演奏解释和音乐学分析的文章数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明显增加,并且出现了一些比较少见或较新曲目的研究,如《克里格里奥诺〈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音乐分析》[8]等。关于比赛方面,自从中国选手开始在世界重大小提琴比赛中获奖后,此类文章内容也从介绍国内、国际比赛,逐渐到记录在国际赛事捧杯载誉的吕思清、陈曦以及获提琴制作大奖的戴洪祥、郑荃等优秀中国音乐家(参见[9][10][11])。进入21世纪的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还呈现出多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态势,发表的论文已经涉及到音乐声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和音乐社会学等以前很少触及的领域,如周泽华的《从音乐声学看小提琴音色》[12]、张漪和杨燕迪的《阿尔班•贝尔格〈小提琴协奏曲〉的人文寓意诠释》[13]、李齐华的《意大利小提琴音乐中炫技因素勃兴的社会文化环境分析》[14]等文章。作者不仅从小提琴及乐曲本身的具体形态分析,更是站在与声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的角度上对小提琴艺术理论的研究范围进行了扩充,使研究对象不止局限于之前的乐器表演和乐曲本身,而上升到更高更广的层面以求得愈加丰富、深刻的精辟见解。这不但契合小提琴艺术本身内含多种学科的复合性质,同时也给予以后的学者更多的启示与空间。#p#分页标题#e#
在学术视野和范围拓宽的同时,小提琴艺术理论的研究也朝着纵深化方向发展。例如对中国小提琴艺术的重要开拓者马思聪的研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音乐》上仅有三篇记述他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文章[15][16][17]。改革开放后,对马思聪突出贡献的探讨不止停留在演奏层次,更从传承教育、技法风格和历史影响等多角度挖掘出他所做的众多实实在在的努力与成就。除了有不少回忆、怀念马思聪的文章外,他的学生杨宝智、林耀基、向泽沛等总结了马思聪重视基本功、强调听觉思维、注重对乐曲意境的理解等教学特色[18][19];苏夏、钱仁康、杨儒怀等从作曲理论和作品分析方面对马思聪的不同曲目和创作手法进行了细致分析[20][21][22];而音乐学家梁茂春、向延生等则分别从史学角度对马思聪不同时期的音乐创作特点和他在演奏、教育等各领域的卓越成就进行了阐述[23][24]。近年来,对马思聪的研究形成了全面而深入的局势,通过对他演奏才华、教学观念以及音乐创作等各方面的潜心钻研,当代音乐工作者能够从中获取丰富的养分和经验。
不仅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论文的研究视点明显深化,从1978年到2008年间的研究层面也呈现出逐渐深入的态势。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论文以介绍小提琴家和基本演奏知识的内容占据多数,译自苏、日、英、美等外国作者的介绍小提琴训练、历史、比赛的文章就有10余篇。90年代后在这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介绍小提琴常识的文章明显减少,而在音乐作品的深度点评、教学演奏法的分析和从人文历史角度看小提琴发展方面,则有很大进展。尤其在小提琴民族化问题上,对马思聪之前的中国小提琴音乐到目前中国小提琴学派的构想,提出了中国小提琴曲创作的真正起点、民族化发展的两种模式和坚持民族化发展的文化性、创新性、开放性、技法性等不少发人深思、值得借鉴的观点[25][26][27][28]。可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呈现出多元化、深入化的特点。
对三十年来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缺失的思考
与三十年前相比,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此同时,这三十年间也还存在着不小的、值得重视的缺失。首先,与飞速发展的中国小提琴艺术实践相比,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整体处于滞后状态。这表现为:一方面,有许多成功的实践还未上升为理论,存在着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空白区”;另一方面,已有的理论研究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前瞻性、科学性作用,缺乏对零散化知识的有效整合。在中国小提琴演奏技术堪称世界一流的今天,仍有种种技巧、内容、形式、艺术等方面的关系和问题,没有得到真正深入的研究,例如:林耀基等重要教育家怎样充分运用艺术规律、针对不同特点的学生因材施教的教学技巧;中国演奏家演绎西方乐曲时的文化、审美基点;关于专业演奏家、业余爱好者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类音乐教育的培养理念问题;在中国小提琴曲创作中,如何将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风格更好地统一的问题等等。这里面,既有关乎中国小提琴艺术发展方略性的问题,也有侧重于实践操作的技术性难题。音乐理论从来不以自身的发展为其目的,而是应当在演奏、作曲等音乐活动之间“铺路搭桥”,起到纽带的作用。音乐表演、教学、创作的实践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对艺术的思维研究也是一样不断发展更迭。
我们需要建立高瞻远瞩、正确客观的音乐艺术思维方式,以完备的理论体系支持和应对动态展开的、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的飞速发展。已有的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与实践相脱节的危机关系,其原因一是在于不大受实践者重视;二是理论研究本身没有发挥出其充分有效的作用,干预音乐实践的精神不足。许多著名演奏家和小提琴教师对于艺术理论研究的热情显然不是很高,即便在演奏人才比较集中的高等音乐院校,文章的数量和质量也不尽如人意,这对于深化实践和交流经验都是不利的。值得一提的是,少数小提琴教育家韩里、杨宝智、赵薇等长期坚持教学实践与理论探索相结合,以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为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添砖加瓦。中国的小提琴演奏者们应象蓝玉崧先生在《芳林新叶摧陈叶———寄意青年民乐家》一文中对民乐演奏家所期望的那样,既“高质量地锤炼和丰富乐器的演奏技巧”,也能“以现代的理论知识与技能为武器”,使演奏理论与技巧“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29]另外,现有的研究文章虽然数量上不算少、内容上也几乎涉及小提琴艺术的各个方面,但从学术质量上看,可以形成系统性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课题之间联系不够,音乐批评较为单一,难以产生显著的实际效果。纵览对中国小提琴艺术的整体研究,还缺乏高屋建瓴的体系性规划,缺少内聚力和凝聚力。当然,这并非短期凭个人之力可以改进,需要音乐机构及有识之士们借鉴音乐艺术多种学科的新知识不断丰富、完善它,使其社会影响力和应用性逐渐追赶上实践的步伐。
其次,理论研究中对教学演奏、作品分析、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关注不够均衡。仅从1978-2008年三百多篇论文的内容比例上看,对音乐创作、艺术历史的关注远不及对著名小提琴家及其演奏和教学方法的重视程度高。与实践中大量学习和演奏西方古典、浪漫时期乐曲相对的是,关于这些作品的演奏解析和理论研究文章很少。研讨现当代西方小提琴作品的文章更是仅寥寥数篇,而且一些新创作的西方作品乐谱在国内很难找到,说明我们对现代作品在风格、技法等方面的认识还不足,在实践演奏和理论认知上均未有十分的把握。另外,对小提琴艺术文化的历史衍变及其处于现今全球经济与文化趋于融合的环境下的民族化发展研究,以及与提琴演奏密切相关的提琴制作水平的提高等问题,也有待于更多的强调。对于西洋乐器的掌握,仅仅学习它的演奏方法和运用分析技术研究音乐本身是不够的,还必须要熟知这种音乐艺术背后的文化脉络。尤其在跨越中西文化的历史环境下,小提琴艺术的发展又与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联。我们需要通过对文化历史的认真审视,不仅研究音乐艺术本身“是什么”,而且探索“为什么”会这样,找出艺术发展的规律和矛盾所在。前文统计数据所显示的“一多”(教学演奏法)、“一不足”(作品分析)和“一少”(历史文化)似乎与小提琴学习实践当中体现出的某些问题有相通之处:在重视演奏方法的同时,忽略对所演奏作品的理性认识和对整个提琴艺术知识的补充;对独奏的重视大于对重奏、合奏的重视;学习和演出西方现代作品、中国小提琴作品的比例较小;学生对专业以外的其他艺术门类及自然科学等知识了解甚少等等。这些问题已引起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的思考,梅纽因就曾在写给周巍峙的信中谈到:“我感觉可能存在着某种危险性,即:错误地强调培养超众的个人尖子而忽视集体音乐才能,忽视三、四人的小组演奏、直至大约十五人的室内管弦乐队演奏的联合努力。……目的不是要在世界比赛中击败他人,而是要全心全意地为所学的艺术服务。”[30]中国小提琴学生缺的不是才华、不是勤奋,留学西方的学生更多的是去体验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其实就是乐器背后的文化以及对音乐艺术的热爱,这是成为大师的必备素质。#p#分页标题#e#
再次,中国小提琴音乐创作及其研究还未能满足实际需要。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小提琴艺术在中国的教学与演奏活动多以西方小提琴作品为主,基本是欧洲音乐、也可以说是欧洲音乐审美感的教育。当然,这是不可避免的,有其必然性、甚至是必要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中国小提琴艺术概念中的中国部分———民族审美感,即审美母语的培养。虽然在涉及音乐作品的62篇文章中,研究中国乐曲的占据了40篇,但大多仍停留在对马思聪音乐创作和协奏曲《梁祝》的分析上,关于其他音乐家及新作品的介绍非常少。事实上,迄今为止的中国小提琴曲约有五百多首,近三十年来也不乏优秀之作产生,如谭盾的《戏韵》、瞿小松的三首小提琴作品《谷》《山之女》《恋》以及陈怡的《中国民族舞组曲》等。作曲家们一直沿着自马思聪以来就遵循的“中西交融主义”道路在前进,成功的音乐作品正是受惠于西乐的技术和对中乐的感悟。但对于这些新近作品的创作技法和民族化风格的研究还太少,并且生活中流传广泛的还往往是那些建国初甚至“”时期创作、改编的朴素流畅的小提琴作品。就实际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而言,新创作的中国作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具有思想深度与高超技巧的经典小提琴作品也还稀缺,造成了部分民族审美语言培养上的缺失。我们今天仍需孜孜以求地探寻、吸取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继续倡导优秀的中国小提琴音乐创作及其研究。另一方面,还要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上看待小提琴艺术,加强思考“国际化”和“提琴化”上的不足,对“民族化”去除狭隘和保守的理解,以自己独特瑰丽的色彩装点世界艺术宝库。
另外,全国的小提琴艺术发展具有地区差异性。从核心音乐期刊这三百多篇文章的作者地域来源看,北京的学者大约占一半,另外还有上海、武汉和西安等地的研究者,来自较偏远中小城市的作者数量屈指可数。当然,这与全国文化、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有紧密联系,更与偏远地区小提琴教学、演奏实践水平的落后有直接关系。在全国九大音乐学院和各艺术学院及综合大学中的音乐系科里,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艺术水准最高,形成了中国小提琴教育各具特色的两大中心。北京在音乐机构和表演团体的数量、招生的范围等方面具有强大涵盖性优势;上海的音乐艺术具有应和时代、融化传统、容纳中西、敏感灵便的多元化特性,大有与北京一争高下的态势。虽然前文提到迪蕾教授等世界著名音乐家非常赞赏中国的小提琴教学,但我们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所瞩目的主要是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全国还有许多地区缺乏高素质的音乐专业教师和高品质的文化交流活动,综合音乐实力无法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相比。尖子演奏家与作曲家的培养是需要的,整个国家国民的音乐修养也不可忽视。提高我国整体音乐素质仍是一个需要耐心实干、任重而道远的长久任务,基础性的工作往往更为复杂、艰巨。近年来,国家各级组织实施的聘请音乐学院高水平的小提琴教师在新疆等地支教以及在各地开办学习班、培训班、夏令营等措施和活动,加快了文化传播体系的建构,有效缓解了部分长期存在的问题。
最后,与同样是西洋音乐的钢琴艺术理论研究相比较,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还存在着一定差距。小提琴和钢琴是对现当代中国文化生活影响最为深广的两种西洋乐器。改革开放后,中国小提琴和钢琴艺术都获得了蓬勃发展,各自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目前“中国知网”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显示的数据来看①,两者的研究论文数量相差悬殊:以钢琴为题名的文章总量约比小提琴文章多五倍,《音乐研究》等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上的小提琴论文至多占到钢琴文章数量的一半左右,钢琴方向硕士学位论文以500多篇大大多于小提琴的60余篇,对钢琴艺术的专门研究还出版有《钢琴艺术》专刊。并且在1996年,卞萌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成为首部系统研究中国钢琴文化历史和理论的著作。在其之后的钢琴方向博士学位论文,继续对钢琴创作、演奏和中国钢琴音乐文化作深入探讨。而关于中国小提琴艺术的博士论文至今还未出现,以中国小提琴名曲为重点论述课题的专著《中国小提琴音乐》也是进入21世纪才出版的。从研究内容上看,对钢琴艺术的探讨除了演奏、教学角度,在人文历史背景、作曲技法分析、民族化风格结合等方面也受到较多关注,尤其在钢琴音乐中的中西因素的结合问题上有不少真知灼见,如魏廷格《中国钢琴艺术30年回顾———略谈成果与缺失》[31]、代百生《外国钢琴音乐作品中的“中国风格”研究》[32]等。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可以大胆借鉴包括钢琴艺术在内的中外乐器研究的众多成果,以扎实、严谨的工作不断提高自我。
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