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化论文范文1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振兴是提升一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文化和商业之间存在一道鸿沟，大众普遍认为文化应该是超越功利、远离商业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20世纪40年代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中指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明显具有工业化特征，是生产流水线的产物，为以后“文化产业”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探讨和推进奠定了基础。在现实生活中，资本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包括文化层层裹挟，尤其是随着科技的进步，资本、文化、科技的互动日益增强，文化领域的商业化日益加剧，同时商业对于它的利用也越来越普遍，形成了“文化产业”的雏形。文化产业兴起的第一股势力是旅游产业的发展，现已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柱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2013年，我国旅游总收入约2．95万亿元，国内旅游人数约32．62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约2．63万亿元，入境旅游人数约1．29亿人次，旅游外汇收入约517亿美元。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显示，即使面临着经济萎靡等不利大环境，预计到2015年，全国旅游产业增加值可达2万亿元左右，约占GDP的4．8%，约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1%。文化主题公园作为旅游产业衍生出的一支具有多元性、复合型和互动性的特殊文化产品，具有极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众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挖掘特有文化资源、不断拓展文化活力的基础上把建设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文化主题公园做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欧洲是主题公园的发源地，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们通过戏法、舞蹈等形式吸引顾客而形成的一种新兴的商品销售方式。里程碑式的事件有以下两点:1952年荷兰的马都拉夫妇为纪念儿子在海牙建立的“马德罗丹小人国”，它的出现不仅体现了一种人文情怀，也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1955年沃尔特•迪斯尼建立的迪斯尼游乐园被视为现代文化主题公园的先驱。中国最早兴建的文化主题公园是杭州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蓝本的“宋城”(1979)，80年代中后期深圳锦绣中华的建立是中国文化主题公园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其文化的独特性、市场定位的准确性、服务的完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90年代中国文化主题公园出现了建设热潮，无锡三国城、北京世纪公园、苏州乐园等相继建立。21世纪初始芜湖方特乐园、常州恐龙园等主题鲜明、特色凸显、技术先进、集教育观赏、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文化主题公园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以上成功的案例，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其背后是众多文化主题公园的黯然神伤。近年来各地文化主题公园建设项目陆续上马，规模不断扩大，种类不断丰富，但是多是劳民伤财，既没有烘托出主题，也没有拉动经济，更没有振兴文化。中国现存的文化主题公园中，大约70%处于亏损状态，只有10%处于盈利状态。针对这一现状，放眼文化产业振兴的大背景，研究文化主题公园建设的缘起和发展极为重要。
二、中国文化主题公园建设存在的问题
1.主题选择盲目趋同。
主题是文化主题公园的精神坐标，如何树立鲜明、独特的主题是文化主题公园获得成功的关键。约瑟夫•派恩等在定义优秀的主题创意时，认为有五大标准即:诱惑力、魄力、体验互动、景点布局深化、空间时间感受。相比而言，我国众多文化主题公园在主题选择上机械、刻板，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①“鬼斧神宫”主题;②中西景观主题;③民俗风情主题;④野生动物主题;⑤机械旅游主题;⑥海洋世界主题。很多文化主题公园的兴建均缺乏科学的论证和深入的调研，在主题选择上盲目与重复，很多都是对成功文化主题公园的模仿、复制，缺乏创新意识，无法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不仅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也导致了本地游客无法形成文化认同，外地游客无法感受到文化异质。在主题选择上的盲目趋同，严重违背了约瑟夫•派恩提出的主题创意精神，严重阻碍了我国旅游业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
2.品牌建设观念滞后。
“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提出，“品牌是符号、名称、术语、标志和图案，或者他们之间的组合所形成的，用来识别企业或者产品供给消费群体的产品或者服务，并且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或者服务。”可口可乐公司总裁也曾说过:即使可口可乐发生大火，烧的什么都不剩下了，至少它还有品牌，它还会兴起。因此品牌形象是一种超越地域、文化、种族的潜在核心资源。文化主题公园作为具有文化和经济双重属性的文化产品，其品牌建设与传播更为重要。从游客的角度来说，良好的品牌形象能够增加其心理上的信赖感，更好地满足游客需求;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说，良好的品牌形象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倾斜和支持。品牌形象不仅包括品牌知名度，更包括品牌关系和沟通。文化主题公园的品牌建设和品牌价值提升，理应注重方式方法。但是纵观国内的文化主题公园品牌建设，观念较为落后，无视营销学专家对品牌的定义及构建路径，即使在品牌宣传的资金支出上下大功夫，也难以形成持续性的效果，游客对于文化主题公园的品牌形象仍然模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衍生的相关品牌建设也得不到保证，文化主题公园品牌形象的建立也就陷入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境地。
3.营销方式单一。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曾预测到未来经济将是一种体验经济。纵观当前各行业的发展，不论是星巴克咖啡的口味体验还是移动互联的游戏体验都验证了上述预测。约瑟夫•派恩与詹姆斯•吉尔摩合著的《体验经济时代》中指出:“体验就是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以消费者为中心，创造能够使消费者参与值得记忆的活动。其中的商品是有形的，服务是无形的，而创造出来的体验是令人难忘的。”文化主题公园作为一种旅游休闲产品，更应满足游客的个性化体验需求，而与游客的互动更是文化主题公园内在生命力的体现。迈克•格劳迪对互动性的认知做如下解释:“如果能够让受众或顾客提交自己的想法和内容，才能够和他们形成良性的互动。”关注互动就是关注营销，互动营销、体验式营销是文化主题公园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中国的文化主题公园管理者，忽视了产品和顾客的互动，忽视了顾客对产品的体验，本质上是放弃了在深度营销中推介系列衍生产品，拓展知名度，赢得美誉度。
三、中国文化主题公园在建设的途径
1.凸显地域文化特色。
“文化是人类精神财富的积淀和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相互沟通、交流和认同的产物。”人类进步的动力之一，源于文化异质性所产生的文化竞争。在文化产业发展繁荣的大背景下，文化固然依赖经济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同时文化也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现代文化主题公园是由“文化、创意、科技”有机结合而形成的，因此文化主题公园应该突出地域特有的文化烙印。中国深圳市三大文化主题公园的成功源于其从不同角度体现文化特色:锦绣中华尽显东方园林景观文化的雅致;民俗文化村生动表现了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世界之窗则勾画出西方文明的特色。中国地域广袤，民族特色丰富，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吸引游客的特色文化，只有深度挖掘这些特色文化，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和审美体验。文化主题公园作为一种备受大家青睐的休闲娱乐方式，其发展的重要契机是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文化主题公园的建设，要在与时俱进的同时深入挖掘中国丰富的历史、人文和民族特色，推进现代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实现文化产业的振兴。
2.打造品牌形象。
纵观当前竞争激烈的市场，产品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打造品牌形象势在必行。企业的品牌形象———这种存在于消费者心理感知中的无形资产，是企业、产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迪斯尼乐园品牌建设的成功在于，每一个分园都有自己独具代表性的建筑和品牌形象，每一个游乐项目又都与特定的品牌形象紧密联系，从而在游客游玩过程中潜在影响其对品牌形象的认知，对游客产生持续的吸引力。当前，文化主题公园要凸显品牌形象，提升品牌价值，应该及时创造适合文化主题公园品牌发展的良好环境，动态评估文化主题公园的品牌价值，切实了解目标市场需求，对评估结果加以总结和改进，更好地完善品牌形象。品牌的建立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要落实过程管理:在文化、主题、科技互动的过程中，包装产品，占领市场，树立品牌形象，使品牌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的动力。
3.创新营销组合方式。
美国著名旅游服务与营销专家阿拉斯塔•莫里森在《旅游服务营销》一书中提出，现代旅游服务营销要在4P理论基础上，把有关顾客参与的口碑营销和在促销中采用更多的感性驱动做为新的营销手段。创新性的营销组合已成为现代旅游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保证。游客的体验贯穿在与文化主题公园接触的所有环节，体验式营销的突出特点是在满足游客需求的前提下注重游客在消费前、消费中、消费后的体验。丹麦的乐高公园，一个用320万块积木建成的小人王国，内部设有专门的游客体验工房，在工房中游客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产品设计的改造，仅体验工房的设计就使得乐高公园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理论和实践都在提醒中国文化主题公园在营销组合的选择上，要综合运用事件营销、活动营销、口碑营销等多种营销方式。景观游览型文化主题公园，要充分发挥事件营销可在短时间内达到信息量最大化和最优化传播效果这一优势。游乐型文化主题公园则要与活动营销进行有机结合，强调游客的参与互动。口碑营销则由于其针对性强、发掘潜在游客的成功率高等优势适宜作为各类文化主题公园的营销手段。现阶段，中国文化主题公园的发展只有在构筑合理营销组合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色，创新营销手段，才能更好地吸引游客，提高游客重游率，从而带动相关文化产品的开发，推动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
四、结语
主题文化论文范文2
台湾会馆和台湾街曾被称为前门区域的“重中之重”，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以及大众媒体的热情宣传。台湾会馆初名全台会馆，1896年在前门外大蒋家胡同（现大江胡同）扎根，1950年《北京市各省市会馆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会馆逐步移交政府房管部门管理，台湾会馆搬进居民，成了大杂院。1993年，这里恢复为纪念场所，并于2009年翻修扩建。前门本是会馆云集之地。清末《都门纪略》卷二收录的北京会馆达391处，位于前门周边的就有76处，台湾会馆是其中很小的一员。但重新设计扩建后，它的面积从500余平米拓展到3900平米，设有《中华魂•京台情》展览以及木偶戏表演，还经常接待两岸要人。然而，如此精心礼遇的“重点建筑”却门庭冷落，并没有成为地区亮点，其原因在哪里呢？台湾会馆与前门的不协调，有功能定位方面的偏差。此会馆的主要任务是商务接洽和高端文化交流，需要相对私密、人员单纯的环境，其对台湾民俗、文化形象的宣传只是额外功能，每周仅周二开放一天。而在前门这样一个公众游览、购物区域内，在诸多热情的游客、旅人的好奇目光下，任何建筑都无法摆脱被围观、被探听的命运。半公开的台湾会馆将大部分游客拦阻在外；而到访的游客也往往为吃了闭门羹而抱怨。台湾会馆的建筑外形也未能与环境融合。这组清末民居样式的建筑，外部古香古色，采取了北京四合院的围合形制。房屋屋顶上有斜坡，墙壁以深灰为主，内部设有骑楼、露台、敞墙等，是岭南样式。四合院大多低矮，虽然是封闭的院落，却不会给街道以压迫感；岭南建筑举架较高，但通风敞亮。南北建筑因地制宜，各有优长。台湾会馆意在南北兼顾，实际却事与愿违：过于高大的岭南房屋充当北方封闭的合院围墙，深灰色墙体没有向外的窗户，给背后狭小的胡同和低矮的房舍造成强烈压迫。在当今社会平等的风气里，在平民气息浓郁的前门，这组高大建筑无异于一个庞大而不友好的特权禁区。从整体设计来看，隔阂感并非没有被考虑到，甚至还以背后大江胡同里的“台湾风情街”弱化会馆的封闭性。遗憾的是，街道布景过于单一，广场上没有供休憩的座椅，不是一个引人停留的场所。广场地下的台湾美食街由于采光不足，客流不饱满，仅有部分档口开灯营业，十分萧条，也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因此，作为前门地区重点工程的台湾会馆，不仅没有增加普通人对台湾的好感和了解，还人为设置出一个与台湾相关的公众禁区；台湾风情街没能弥补前者的不协调，其将游人引入地下的设计还分散了人流；地下美食街的惨淡经营更使“台湾风情”变成敷衍。
2从天街、廊坊胡同看街道设计预期与步行导向效果
号称“天街”的前门大街于2008年5月正式开街。大街北口架设“天街”牌坊，仿佛一座大门，将街道从天安门广场南侧繁忙的现代交通中隔离开。街道全长846米，纵向分为有轨电车道、御道和人行道三部分。两侧商铺青砖灰瓦，全聚德、月盛斋、中国书店等80余个老字号整齐地亮出了油漆一新的黑底金字招牌。遗憾的是，这条“古装购物街”的人气不仅难比王府井，就连许多二线城市步行街都比这里热闹。究其原因，我们发现，这条所谓“步行街”其实并不属于行人，而是一条完全以现代思维设计出来的虚拟景观街道。在天街上，可以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最现代化的有轨电车。它们行动缓慢，走不到一公里的路程就需要10分钟，三十元的票价更是普通公交的数十倍。它显然不是一个交通工具，而是街道景观的一部分。有轨电车使步行街聚拢人气的作用大打折扣：原本任由横穿斜插的路面被隔断了，行人无法“之”字形游览，而是需要避开轨道。在这样虚置背景、人为构建意义的环境中，老字号的名气、传统和历史也好像是虚构景观的一部分。天街的街道形态和景观布局不利聚拢行人。如果景点都聚集在这一条主干道上，行人虽不易横穿，却可能在街上形成回环，但大街两侧布置了许多分散的胡同景点。主干道仿佛鱼骨，两侧小胡同宛如鱼刺向外发散。台湾街位于东边大江胡同，从这里走到台湾会馆后，如果还想回天街，就得掉头，或者向南到刘老根大舞台。而这一小段南行路线所在的前门东侧路相对单调，景点之间也缺乏呼应，等于无形中向外疏散游客。西侧廊坊头条与交叉的煤市街、南侧的大栅栏街相互勾连，在地理上形成交织的网络，在业态方面相得益彰：大栅栏的老字号、珠宝市的便宜货和廊坊胡同的旧房子，满足了游客差异化的需求。因此，这几条胡同是如今前门地区最热闹的所在。因为小店相对集中，大栅栏向西的铁树斜街、樱桃斜街也各有值得一看的特色，整体游览所需时间长。这里的繁荣自成一体，走进大栅栏，就没有必要再回到天街，反而形成分庭抗礼、抢夺人气的态势。店铺招牌对行人构成潜在影响。天街的统一外形容易引起视觉疲惫。西侧与之平行的小小珠宝市街虽然十分狭窄，但多是价格便宜的小铺、露天摊，此起彼伏的吆喝叫卖营造听觉上的热闹，横七竖八的招牌幌子给人以视觉上的繁荣。有时一个门面就竖出三四幅招牌，凌乱拥挤，目不暇接。在这条因狭窄而天然形成的步行街里，行人可以放心地慢下脚步，边逛边看，耽搁的时间越长，越增添热闹。与天街的严肃空旷不同，珠宝市街没有压力，街景也重重叠叠、引人探寻，因此兴旺许多。在北京，前门一度是一个包括两侧小胡同的平面区域，是一个繁荣商圈的整体概念。而修缮后对天街、城门、牌楼的特别凸显，将“前门”限定在一个线性的封闭的街道里，两旁灰色建筑严阵以待，因此出现了中间鱼骨状大街十分空旷，延伸到两侧的鱼刺状小胡同却人气爆棚，二者落差极大的局面。对于漫步城市的人们来说，那些呈现出来专门给人看的景观过于普通，真正吸引人的是能够深入其中、自行挖掘的那些被藏匿起来的细节。
3从火车站、大观楼看功能性建筑与纪念性建筑的有效利用
历史渊源是前门的资本，但也是区域整改争议重重、左右掣肘的原因。虽然前门拥有众多纪念性建筑，但它没有完全被保护起来，而依然承担着城市功能。因此，当前前门应将纪念性和功能性需求结合，使之相得益彰。功能型建筑要想具有纪念性，有赖于时间的淘洗。如果强行使纪念性建筑承担不恰当的使用功能，则文化韵味大减，纪念性建筑会被消解成一具空壳。前门火车站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它修建于清光绪年间，一度是北京最大的火车站，承担了半个多世纪的交通任务，直到1958年北京站投入使用后才改作他用。前门火车站本是英国人设计的欧式建筑，剥离车站职能后曾作为铁道部科技馆、北京铁路工人文化宫和剧场，还顺应潮流改成“老车站商城”、“电讯市场”。作为商场的老车站，经营项目和宣传手段都不突出，甚至连原本颇具特色的建筑外形，都被不断变换的新旧招牌遮挡得轮廓模糊，难以辨认。2000年后，前门火车站被划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并逐渐还原面貌，2010年又开始作为铁路博物馆正式开放。与之相似的还有大栅栏街上的大观楼影院。其前身是“大亨轩茶园”，曾因首先播放京剧大师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而引起轰动。1907年左右，丰泰照相馆经理任景丰将这里改装为主要放电影，兼营曲艺、杂耍等的“大观楼影戏园”；1917年正式改为电影院。大观楼堪称北京放映史最悠久的电影院。1960年，它成为北京第一家放映立体宽银幕的影院，连续上映数万场，场场爆满；1987年，它重新装修再度开业，并延续至今。如今大观楼的经营状况令人失望。由于电影院需要吸引来自各个城区的观众，便利的公交、停车配套必不可少，而地处大栅栏步行街内的大观楼在这方面却呈弱势；其建筑规格不适合如今电影的特效距离要求，在片源方面也不具备优势。所以，从对当代大都市影城的要求角度来看，如今的大观楼难以跻身一流。作为北京城区历史延续最长、遗存保护最多的传统市井商业区，前门历史建筑俯拾皆是，却大多逃不脱拆迁、翻新的命运。然而，仅仅喟叹时间的无情却不加以保护，一味强调纪念的重要却不赋予实际功能，那些精美的建筑即使不被岁月摧毁，也终将在记忆中消逝。因此，比起建筑本身的拆除或保留，更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将地区的纪念性与功能性统一起来。
4从前门餐饮业态看老字号品牌形象的差别化配置
各色美食是前门的魅力所在。光绪年间《都门纪略》收录的70余家食品店铺中，位于前门大栅栏一带的有29家，占43%，可见其餐饮业繁华历来就有传统。大名鼎鼎的“全聚德”烤鸭店诞生在前门肉市街。自清同治三年（1864年）创建后，无论社会动荡、政权更迭还是民运兴衰都没有使它衰落，如今更成为身家百亿的上市集团，连锁店不仅覆盖国内大中城市，还开到了遥远的澳大利亚！“都一处”和“一条龙”也是前门有历史的饭店。都一处烧麦馆开业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曾得微服私访的乾隆喜爱并获得御赐匾额。“一条龙羊肉馆”始建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原名“南恒顺”，由于曾接待过天子，被民间称作“一条龙”。它们虽然都是前门延传至今的老饭店，但地位和作用却不尽相同。其中，全聚德最有品牌意识，店铺门廊上装饰了许多老照片，讲述发展历史。但由于连锁店太多，全聚德烤鸭已成为标准化品牌，它民族的、老北京的独有文化形象味已不再清晰。现代化的流程工艺，标准化的口味消解了其特色，所以全聚德老店对前门历史文化氛围的塑造没有太大帮助。都一处和一条龙产出食品具有独特性，构成了与“前门”之间的固定联系。然而，两家饭店如今都走的是老国营饭店物美价廉，粗放经营的大众路线，就餐感受不够精致。他们与前门的平民气息相融恰，却未对文化历史意境的营造作出贡献，浪费了历史文化资源。门框胡同是大栅栏内一条宽仅3米的小胡同。据清《京师坊巷志稿》记载，旧时这里有两座过街佛楼，用石板架起来宛如门框，胡同因此得名。门框胡同虽小，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却非常著名，所谓“东四西单鼓楼前，王府井前门大栅栏，还有那小小门框胡同一线天”。这里因小吃闻名。上世纪50年代后，兴隆的门框胡同逐渐冷落，但80年代个体经营放开之后，一些老字号回到这里，小肠陈、褡裢火烧、爆肚冯、月盛斋等在附近经营并重新建立了口碑。一时间，门框胡同的老餐饮具有了时尚意味，越发声名鹊起。前门改造后，虽有优惠政策，但新店铺的租金对这些平民美食来说还是太高，它们等于被逐出了前门。
5采取针对性措施，塑造城市文化主题
满足现代城市功能需求和延续历史文化脉络是老城改造中不可或缺的两方面。前门是与王府井、西单齐名的传统商区，其区域形象却不是单纯的商区，而是与文化、演艺、美食、民俗等多方交缠，公众印象也各不相同。空间上它胡同交错、古建遍布；业态上它老字号、小地摊共生；居民中老北京与新游民共栖。由于年深日久，前门承担现代都市功能已十分勉强，但俯拾皆是的历史遗迹，对区域历史文化形象的界定等问题，导致改造工程迟迟不敢启动，直到2006年为配合奥运需求才仓促动工，这不可避免地造成规划不周，导致后人的诟病。然而为改善区域环境、增强使用功能而进行的改造，并不一定就会阻断历史文化脉络，而且流失的人气通过合理的保护与利用，依然可以找回。
5.1针对重点区域，采取恰当对策
对于前门各区域存在的问题，可考虑采取有针对性的不同策略，具体如下：
5.1.1台湾会馆及台湾街，应主要解决好外来文化概念
与前门原生文化氛围不协调的问题台湾会馆原有的商务洽谈、会等活动的私密性，具有禁忌的特权色彩，易带来不良感受。在前门这一公众区域内，会馆的功能应当考虑重新定位，或将类似活动转移到其他地区开展。对公众开放台湾会馆，使之成为集展览、餐饮、文化活动于一身的公共服务场所，如加强宣传京台文艺交流活动，引进台湾民间文艺团体演出，召开“歌友会”、“签售会”等。真正起到沟通两地百姓的作用，使大众气息回归前门。同时，积极利用台湾街，在街道两侧墙面张贴台湾景点介绍，丰富阿里山广场景观设置和娱乐、购物内容。适当设置座椅和娱乐项目（如可将原本台湾会馆内的木偶戏、折叠伞展览等转移到此处），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对位于地下的台湾美食街，突出台湾特色主题，除小吃外，可考虑开设售卖台湾水果、台湾化妆品、小手工艺品的摊位，丰富品种，强调此处台湾货品的独特性，以及货物、投资、经营者等与台湾之间的联系。
5.1.2针对前门天街，采取面貌多样化、价格亲民化路线
目前“统一面貌、统一黑底金字招牌”其实是一种现代性规划的结果，与前门的多样化、原生态文化氛围有所抵触，容易引起视觉疲劳。可以对天街商铺的面貌进行多样化整改，设置富于变化的“招牌”、“幌子”等，恢复古老商街外观，给人视觉上的繁荣；组织有实力的商铺恢复“叫卖”、“亮绝活儿”等老北京传统，营造听觉上的热闹。市声起伏，街景重叠，使行人放慢脚步边逛边看，引发兴旺人气。另一方面，对于街道景观铛铛车，可适当延长其行驶线路并降低票价。如能形成覆盖北京著名景点或是前门特色景观的线路，则既有效利用了铛铛车，又消除了鱼骨刺状胡同对人流的分散。
5.1.3火车站、大观楼区域，突出古建文化价值和纪念
意义，统一纪念性与功能性，使古建空间在文化产业的链条中找到归属老车站从最初实用功能退役后，进行了多次探索,被用作文化宫、百货商场等，均只利用其建筑空间，由于改装自车站，它的空间格局的使用并不便利。经过多番辗转后，最终成为博物馆，其凝聚的历史文化价值真正得到开发。但目前还应当丰富展品，组织主题性活动，增加与北京历史相关的宣传。大观楼影院与时尚影城相比，悠久的历史和对历史事件的亲身参与是其无可替代的优势，应当对这部分资源加以更有效的利用。例如，扩大展览和陈列区域，放映片目选择别处不常看到的老电影，特别是曾为人们喜爱的国产电影，并依据不同时期、主题加以组织，这样既不失娱乐效果，也具有资料性质，还能突出与商业院线的差异，显示其独特价值。这样，对于往来大栅栏的游客，无论是到大观楼稍事参观还是坐下来看片，都可以获得在饭店、咖啡厅等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经验。北京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
5.1.4老字号餐饮业，应当塑造差异化、本土化、风俗化
首先需要差别化配置品牌。全聚德等连锁店应当进一步突出前门老店的独特性，加强传统文化展示功能。都一处、一条龙等老字号，应在强调平民化的同时，满足当今食客精益求精的需求，适当推出精品菜肴，差别化经营。其次，在做好特色餐饮同时，引进夜市、凉棚，发挥小吃在吸引人气方面的作用。小吃量少，所占时间少，品种多，食客在不断选择、品尝的过程中在摊点间不断穿行，能够增加街上流动人员的数量，是步行街吸引人气的法宝。老北京有夏季夜市宵夜的习惯，前门天街应在夏季引进夜市、凉棚，两侧店铺也可考虑适当延长营业时间。以新加坡乌节路为例，其白天是类似王府井的高档商业街，晚上则是灯火通明的廉价夜市。充分利用了有限的街道资源，形成业态互补。
5.2结合前门特色，突出区域文化主题
总体来说，人们对前门“硬形象”的期待应当是有民族特色和历史感的，目前建筑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软形象”却比较复杂：既是具有景观性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也是人们生存其中的城市功能区。将二者统一，使之成为恰当的整体，凸显文化主题才是关键。这里的“主题性”不是迪斯尼那样复制真实场景，营造虚拟环境，创造仿真经验，而是认为区域内一切建筑、业态、配套设施等功能型硬件都应当为文化主题服务，在文化娱乐项目、百货餐饮等业态的选择上，也应当有所侧重、主次分明。从历史文化角度来说，前门的繁荣包含着长期发展、区域内百姓生活劳作的印记，并不是现代社会规划的结果，但近年来为了更加繁荣，它却一次次被规划、被设计。在多种理念的主张下，在多次维修、整改、建设后，这里被各方力量划分出了势力范围：天街的整齐划一、台湾广场的概念移植、珠宝市的凌乱无序等，显示着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经济业态、不同设计理念的争夺。每一个区域都各有主张，也都强大而不肯妥协，过多的主题相互悖谬，使如今前门仿佛总是处在未完成状态。它要让每一个抱有不同目的的人提供亮点，却由于顾虑太多，每个地方又都不够精当透彻。这种无序的状态遮蔽了地区主题。
6结语
主题文化论文范文3
陶行知说:“千千万万发明的起点在于疑问．”亚里士多德说:“思维来源于惊讶和疑问．”由此可见，问题是促使学生展开所有行为活动的内驱力．但是，在传统的高中化学教学中，教师通常都是按部就班地一点点地将化学知识呈现并灌输给学生，这种教学方式往往会导致课堂呈现出一种枯燥压抑、死气沉沉的氛围，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教师应该在进行高中物理教学的时候创设出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问题情境，从而促使学生能够自觉、主动地探索化学知识．例如，在讲“富集在海水中的元素———氯”时，笔者先给学生讲一段历史:德国与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展开了激战，德军停止炮轰之后，法国士兵冲出战壕希望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然而，他们看见的只有黄绿色的烟雾，接着，他们就有一种难以喘气、无法睁开眼睛的感觉．过了几分钟，就有一万多人中毒……学生在听完这一历史故事之后，就表现出一种极为惊讶又充满疑惑的神态．接着，笔者提出疑问:“黄绿色的烟雾究竟是什么物质;它们具备了怎样的性质;法国士兵在闻过这些烟雾之后出现中毒现象的原因……”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出学生的求知欲．笔者没有将问题的答案立即呈现给学生，而是让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和分析，并从旁给予相应的指导．
二、灵活运用多种教学形式，优化化学课堂教学，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在常规模式的高中化学教学中，教师通常都是以平铺直叙的方式对学生灌输化学知识，学生努力记笔记或者是对相关的知识点加以记忆．这种教学方式，不仅会弱化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同时难以促使化学教学的实效性得到增强．所以，要将以学生为主体的化学课堂有效地构建出来，就一定要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并对教学形式进行灵活选择，一切教学活动的展开都必须围绕学生这一主体．例如，在讲“钠的化合物”时，笔者根据班里的人数进行分组，平均每四人为一组，之后将金属钠的相关知识作为学习线索，要求学生利用网络技术或者通过查阅资料来展开相关知识的探索．探索的内容主要有:金属钠的化学性质、用途以及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国民经济所起的重要作用等，然后整理和总结搜集到的资料，并将其制作成详细课件，各个小组在课堂上要轮流上讲台对自己的课件展开演示和讲解．这种方法不仅可以让学生提前对纳这种金属化合物的相关知识进行了解和掌握，并且也尊重了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
三、开展实验活动，调动学生参与实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实验对于化学这门自然学科来说是基础，很大程度上，化学教学质量的好差都会受到实验教学成功有效性的决定．但是，在如今的化学实验课堂中，学生参与实验的机会较少，因为课堂上的大量时间被教师用来演示实验，这样一来，就难以充分展示和体现化学实验的多元化功能．所以，高中化学教师一定要充分地将实验功能发挥出来，让学生拥有更多自主参与实验活动的机会，促使学生能够在进行实验探究的过程中题号自己的化学实验操作能力，这对于构建学生主体的高中化学课堂而言也是一种重要体现．例如，在做“溶液浓度配置”实验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知道实验的目的，并介绍实验需要的仪器、原理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然后让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并学习相关的实验技能，在实验完成之后，让学生共同沟通并讨论处理实验数据、分析实验现象、控制实验条件以及设计实验方案的方法．这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配置溶液浓度的方法和技能，同时还能够激发学生参与实验的积极性．
四、结语
主题文化论文范文4
与时偕行、革故鼎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和优秀成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5]，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这一精神实质从一定意义上看，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与时偕行、革故鼎新等优秀传统相结合，并加以继承和发展的产物。《诗经•大雅•文王》中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句子，意思是说，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却在于革新。《礼记•大学》则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言行加以称赞。法家主张“因时变法”。庄子的《庄子•外篇•天运》有“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的记载。另外，被誉为“群经之首”、“百家之源”的《周易》中有很多创新变革的思想。比如，《周易•彖传》中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系辞》中有“变通者，趋时者也”。除了传统的哲学思想，还有很多历史人物书写了变法革新的篇章：管仲改革、商鞅变法、永贞革新、庆历新政、范仲淹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及各个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从十六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到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再到十八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就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创新思想。邓小平同志着重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与实际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符合，就是实事求是。”[6]他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也是思想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同志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正是在重新确立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著名命题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比较系统地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与时俱进”。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阐明了与时俱进的内涵：“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7]同志也正是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也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永恒发展原理同中国传统“与时偕行”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党的十六大以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并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把“求真务实”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道概括为“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科学发展观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与时俱进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治国常富与发展经济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无疑是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规律原理的具体运用，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富民强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不断追求。春秋时期齐相管仲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的著名命题。他在《管子•治国》中还提出了“治国常富”的理论，认为人民生活富裕就便于统治者管理，“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孔子称赞子产有君子的四种道德之一“养民也惠”“，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论语•子路》中的一段话记载了孔子关于百姓要“先富后教”的思想。“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墨子认为，“万民和，国家富，财富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墨子•天志中》）。孟子认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关键在于要有“制民之产”，唐太宗强调“国以民为本”，朱元璋也提出“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盛世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明朝的“洪武之治”和清朝的“康乾盛世”等无不与君主重视经济的发展使百姓富足有关。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实现国强民富，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实现这一目的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著名的主张“：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8]他认为解决台湾问题依赖于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在于发展，建设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发展经济，实现共产主义也必须依靠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9]，又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0]，指出社会主义的两个原则是“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同志多次强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第一条要求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党的十六大上，他强调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11]同志也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在十八大报告中他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12]。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百年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的相互承接。2013年五四青年节，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因此，“中国梦”的追求和实现，也可以说是对中国人几千年国强民富理想的真正发展和实现。
三、为政以德与以德治国
德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它博大精深，影响广泛持久。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治国方略，这无疑是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优秀德治文化相结合并加以继承和弘扬的结果。中国文化强调道德、以德治国的传统。早在《周易•坤卦》中就有“厚德载物”的理念，在《尚书》、《诗经》等古代典籍中也有“明德”“、好是鼓德”等“德”字的使用。西周初期，周公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思想。《管子•君臣下》中说“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孔子提倡“为政以德”。《论语•为政》记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相对于用政治手段和刑罚来治理人民，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他们，人民就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还会归顺人心。孔子还强调统治者要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几千年的德治传统使中国成为历史上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思想道德建设。邓小平同志强调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了，才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13]1985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新人的目标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他还十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政治思想工作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他在反思改革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时说：“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14]同志提出了“把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倡导集体主义，倡导“五爱”。在党的十六大上，同志还首先概括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强调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是对延续了几千年的“礼法王霸”之争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并把它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用“三个倡导”、24个字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同时还强调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15]，继承和弘扬了崇尚道德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
四、大同社会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兵家、释家的重要典籍中都有关于和谐思想及和谐社会理想的大量论述。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总体上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建设和谐文化，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就需要我们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丰富的和谐文化资源。在中国传统和谐文化资源中，追求社会和谐是重要内容，尤其以大同社会理想为典型。《论语•学而》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冠义》中有“和长幼”。《易•乾》中说“保和太和”。《左传•成》中有“民生敦庞，和同以听”。《史记•贾谊传》有“天下和洽”。墨子在人与人交往中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群臣相爱，则惠患。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下》）。《周礼》中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从儒家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道家的“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代表了古圣先哲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另外，这些思想家还认为实现和谐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关系，强调人和、心和、家和、国和等。“和为贵”“、家和万事兴”、“政通人和”、“协和万邦”等都是其表述。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直为和谐社会而努力。邓小平同志继承并超越传统“小康”思想，通俗地概括其为“所谓小康社会，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16]。1979年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7]2002年10月对此阐释道：“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18]1995年，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处理好十二个重大关系。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还提出了和谐社会的五个要求，这些思想都有利于后来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党的十六大以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使和谐社会理论逐步完善和成熟。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2005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任务和基本特征；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并把“社会和谐”界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19]。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理论与以大同为典范的优秀和谐文化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充分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和谐社会思想。
五、天人合一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中国传统文化在“天人观”上十分重视“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倡要“勿夺农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天人观的坚持和运用，也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天人观”上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礼记•中庸》中提出典型的儒家“天人合一”观：“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古代思想中强调统治者要“勿夺农时”、“使民以时”。《易传•文言》中则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天时”。《论语•学而》也记载“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荀子•天论》认为要“勿夺农时”。荀子还认为要因地制宜地利用大自然规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古人还认为要厉行节约，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荀子•天论》）。在《荀子•王制》中则提出了保护自然的具体措施。董仲舒强调要爱护人民，也要爱护鸟兽昆虫。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他指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宋代张载《西铭》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和王阳明都认为“性者万物之一源”（《张载集•正蒙•诚明》）。朱熹也指出，“中和在我，天人无间，而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人民的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邓小平同志指出“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持续、有后劲”[20]，他十分重视人口问题，强调要抓好计划生育这项战略任务，并一再强调“要合理利用我们丰富的资源”[21]。他还认为仅靠呼吁道德来保护生态环境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提出要将植树造林纳入国家法律体系。要求把保护环境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坚持计划生育，要坚持五个统筹，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他还强调“要尊重自然规律，根据自然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规划经济社会发展，坚决禁止各种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22]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强调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天人观，也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观。
六、大一统思想与和平统一思想
主题文化论文范文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首项内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做到实事求是，立足实际，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并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中国实践的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得民心”“、顺天意”是历代王朝维持统治的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关乎每个中国人的利益，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最好体现。二者都看到了人民在历史发展和运动中的作用，但后者克服了前者社会永远无法消除的阶级剥削实质。“民本”思想发端于商周时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突出体现了这一时代政治生活的原始民主色彩。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后来这种思想因符合统治阶级需要而逐步发展成为古代社会的治国之术，但对人民而言却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空话。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继承并发展了“民本”思想。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群众路线为治党治军的原则，实现了“民本”思想的升华，从“得民心者得天下”发展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从“民以食为天”发展为“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国将兴，听于民”发展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革命成功后，我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党从人民利益出发，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今我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旗帜，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最终迈向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新时代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是真正的执政为民。
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对爱国主义传统的坚持和发扬
爱国主义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其永恒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对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调民族精神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国”字四面包围，意即疆域完整、统一，所以爱国的基本含义即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大一统”思想在我国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维护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力量。从古追溯，炎黄部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统一的雏形，后来的周朝在统一政权前提下，创造并实现了华夏文化的内容体系，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初现华夏文化“大一统”局面，由此滋生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观念。秦朝疆域和政权的统一是“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变为现实的开始，后经历代封建王朝的延续和更替“，大一统”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新中国后，国人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加紧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统一伟业和民族复兴大业。新时期的“一国两制”理论赋予“大一统”思想新的内涵，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坚定了国人大一统的信念。如今海峡两岸虽处于分裂之中,但两岸人民都认同一个中国，中华民族的统一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是爱国主义传统的永恒主题，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调时代精神要以改革创新为核心。我国从古至今一直延续着变法图强的思想。《易经》的主导思想就是一个“变”字“，穷则变，变则通”。我国历史上之所以能从不断的战乱、分裂的困境中解脱而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就与这种蕴含着民族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的变法精神有关。从春秋战国的纷争走向秦的大一统、从三国动乱走向晋的统一、从南北朝的更迭走向隋的一体等，这些不仅仅是简单的改朝换代，更防止了民族的分裂，维系了民族的发展命脉。还有北魏孝文帝改革、汉高祖刘邦的休养生息政策、唐太宗李世民调整统治政策，实现了贞观之治等，这些统一和变法图强政策正是国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体现，并造就了中国在古代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引导着中华民族的前进和发展。在她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克服重重困难、忍辱负重，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是国人自强不息、不甘落后的民族性格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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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研究样本的收集与整理在CNKI网站的博士论文库和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馆藏电子目录中，共发现题目或关键词中带有“广告”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为广告学博士论文）共71篇，发表时间为1996年至2009年。研究者分别对论文的研究主题、学科、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学校、专业、论文题目、年份进行编排和列表。
（二）研究内容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在不同学科的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及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及不同学科的异同、参考文献的来源及构成等四个方面。
研究结果分析
（一）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学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广告学博士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撰写的《中国报纸广告史论》。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寥寥无几，一直在1篇到3篇间徘徊。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攀升，虽然在2004年数据回落至3篇，但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增长势头，并在2007年到达了15篇的顶峰，论文数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重新上升至6篇（见图1）。表1各一级学科撰写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表（单位：篇）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新闻学与传播学17外国语言文学6控制科学与工程2地理学1管理科学与工程10心理学6艺术学2法学1中国语言文学8历史学3应用经济学2农业经济管理1工商管理6社会学3理论经济学2哲学1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论文来自16个国家一级学科，30个不同的专业。其中，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7篇。其他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本研究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广告理论（广告传播理论、广告经济理论、广告语言）、广告经营实践（新媒体广告、广告策略、广告效果、广告投放、广告投入策略、广告经营管理、受众研究）、广告社会影响（广告与社会、广告与文化、广告批评）、广告史、广告监管、广告总论（广告产业和广告市场）。分类统计发现，研究主题为经营实践类博士论文最多，为28篇；广告社会影响类论文次之，为22篇；广告理论类论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为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广告学博士论文集中在广告理论和经营实践领域中有限的细分类别，每个类别中也仅有一两篇。2002年以后，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长，研究主题也更为宽泛。除去在“广告经济理论”、“广告投入策略”和“广告市场总论”，广告学博士论文对其余14个细分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告社会影响”中三个细分类别的论文增长数量都在4篇以上，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研究新媒体广告经营实践的论文达到7篇，与广告策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持平。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博士论文数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广告业发展中重术轻学、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的问题。
2.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比较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除了广告监管这一研究主题未涉猎之外，其他五类主题都有研究成果呈现。但选题主要集中在“广告的社会影响”（7篇），广告基础理论研究文章仅有3篇，广告传播客体（受众）的研究缺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及设计、广告策略中企业的广告决策问题和广告效果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心理学科的博士论文注重广告受众的研究，通过研究广告受众的信息处理方式找到广告认知的规律、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对广告学总论进行了探讨，例如《广告市场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一个关于广告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或电视广告进行分析，通过广告中的各种元素映射出社会变迁或居民的意识形态；外国语言文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广告语篇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两篇通过对广告的内容分析解读社会的变迁，另一篇则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了青少年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艺术学的博士论文中，一篇是《基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数字交互广告设计理论研究》，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探讨数字交互广告的设计准则，另一篇通过对广告视觉语言的研究，梳理西方价值理性视野中的广告文化批判观点并总结中国近20年来广告文化研究；法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对广告监管进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论文分别从这两个专业领域对户外广告投放和农产品广告市场的广告投放及受众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学学科的论文则对广告道德进行了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整体分布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关键指标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作者在郑欢等对传播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具体分为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理论演绎法、理论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二手资料法等类别。鉴于大部分广告博士论文使用了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统计，因此，论文篇数之和会大于总体论文数量。由图3可见，理论演绎方法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较为普遍，其次是统计分析法，理论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资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规范分析法运用较少，仅为4%。
2.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通过学科之间的比较发现，作为广告学所隶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论演绎法、统计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论演绎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单独使用。在该学科的15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中，有7篇论文只运用了理论演绎法，即在某些理论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如《广告伦理研究》、《广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论文运用了统计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还有2篇论文运用了简单的理论建模和内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论文多使用理论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优广告投入策略的研究》运用了两类建模方法，《基于公众利益的广告监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学科的论文多使用实验法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众卷入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广告诉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录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唯一将眼动技术引入到实验中的论文。但是，有的论文实验的被试量过少，如《网络旗帜广告的认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试量为30人，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网民状况。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多运用理论演绎法或理论演绎、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使运用了统计分析，也多为简单描述统计，基本不涉及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
3.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统计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建模等方法已经应用到广告类博士论文中，表明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开始趋于多样化。完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眼动技术、加工分离程序、节目分析器的运用，明显的提升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7篇），占该学科论文总量（15篇）的将近一半以上。仅仅应用理论演绎法，而不纳入统计调查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会使研究成果的说服力明显降低。
（2）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专业性不强。例如，某论文在比较两个国家大学生的电视广告心理效应时，仅选择155人样本进行实验，在分析时也仅用了方差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有的论文开篇介绍称其研究方法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运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图片分析法，在内容分析基础上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深入剖析电视广告审美特性”，而实际上运用的统计分析只是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所提到的“内容分析”既没有对抽样方法与步骤进行详细描述，也未对研究文本进行严格编码和统计分析。
（四）论文参考文献构成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综合评价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途径。具体来说，来自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作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程度。鉴于欧美等国的广告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程度。为了细致透彻的分析，笔者将总体参考文献划分为“外文学术文献”、“译著文献”、“非译著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外文学术文献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译著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翻译的外文书籍和论文；非译著中文学术文献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的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其他文献包括报纸、网络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原因在于，《俄语电视广告语篇研究》和《蒙古国与中国大学生的电视广告的心理效应的比较》两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俄语和蒙古语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献是否来自于专业学术期刊。另外，《中国报纸广告史论》写于1995年，文中没有给出参由图4可以看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以非译著中文文献为主，外文学术文献为辅，占第三位的是译著文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文书籍（26%）、外文学术论文（19%）和外文书籍（14%）。而中文学术论文和外文行业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过10%。这一分布比例显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仍然以中文书籍（而非学术）论文为主，且其比重远远超过后两者。但其对外文论文和外文书籍的重视程度也值得肯定。笔者在对外文论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这三类文献研究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广告类和其它类文献。从图5即可看出，尽管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参考的外文论文和著作较多，但所借鉴的广告学专业论文和行业期刊文章中文献的比例均不到20%，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中文行业期刊的借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71篇博士论文中，有11篇论文没有引用外国文献，分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这些论文都是2003年后撰写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学术期刊论文，11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书籍，20篇博士论文未参考中文学术论文，2篇论文未参考中文书籍。
结论
（一）撰写广告学博士论文的专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有30个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与广告相关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广告学跨学科的复杂特征。尤其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博士论文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学科的博士论文仍停留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对广告实践进行解释分析层面，鲜有探寻广告运作规律、创新广告研究方法、提出崭新框架的佳作。#p#分页标题#e#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在广告学博士论文中，除了理论演绎法之外，统计分析、理论建模、内容分析和实验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广告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较强。但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常常拘囿于本学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应用层次较精深的博士论文极少。同时，大部分广告学博士论文仍采用理论演绎法。部分论文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学性、严谨性不足等问题。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尚不够扎实参考文献，反映了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趋势的把握程度。对参考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无疑会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性。本研究发现，广告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所涵盖的外文文献和专业学术论文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半数，部分博士论文甚至没有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文献。这种情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基础理论关注不足传播学专业广告学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多以传播学为主，对广告学科应用实践和理论基础建设帮助不大；广告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科的贡献明显强于前者，但其关注点多集中在广告学热点问题，如新媒体广告的经营以及对受众的影响上，而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失。张金海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广告学研究深陷‘学不精’、‘术不深’的尴尬之中”[10]。由此可见，三十年来，广告学博士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主题文化论文范文7
关键词：乡村振兴；文献计量学；乡村发展；文献分析
2017年党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农业农村的发展摆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位置进行决策部署，以达到2020—2035年显著缩小城乡差距、迈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需要充分认识这一战略的重大意义，而且需要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目标任务及实施路径，这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效率[1]。研究乡村振兴问题，可以向上追溯到乡村发展、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有关文献[2]。自党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出现了对乡村振兴的多方面的诠释，关于乡村振兴的文献日益丰富，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见仁见智，形成了一系列的丰硕成果。为了了解我国学者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的全貌，追踪相关领域研究的总体发展情况及动向，帮助相关学者把握研究的发展方向，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对“乡村振兴”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如每年的发文数量、主要发文期刊、高频关键词、主要作者和主要研究机构及最具影响力的论文等作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呈现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整体现状和发展脉络、研究基础、当前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摸清该领域的活跃作者群、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分析出主要研究机构及其影响力情况、最具影响力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方向，以期为从事乡村振兴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信息支持和决策参考，也为探索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定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基础。
1文献来源与选择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获取研究数据。具体检索方法是：选择主题字段，以“乡村振兴”作为检索词，选择来源期刊类型为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和CSCD来源期刊，以保证论文质量的可靠性。共检索到2827条检索结果。排除会议信息、相关报道和通知通告等非期刊论文后，共得2795条检索结果。检索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
2统计与分析
2.1论文年代分布。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于2017年，所以相关文献起始于2017年（25篇），2018年、2019年发文数量迅速增长，分别达到1004篇和1757篇，另外9篇论文属于2020年优先出版。这一变化表明此战略目标一经提出，就掀起了研究热潮，吹响了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号令。
2.2学科分布。2795篇论文按CNKI的分类体系进行大致归类，部分论文有学科交叉，但归类时一篇论文只归到其中一类。2795篇论文以经济管理和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与自然科学略有交叉。经济管理类的论文数排第一（1612篇），占了57.67%，其中又以农业经济为主（占90.55%），其他涉及的有经济理论与体制机制、财政金融、创业、电商、旅游餐饮服务等领域。人文社会科学类的论文数排第二（552篇），占19.75%，涉及的有农村人才与教育、法律法制、农村社会学、乡村治理、乡村文化、乡风民俗、乡村历史发展、地理等。党政类的论文排第三（408篇），占了14.60%，主要涉及政党、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等。哲学与宗教类论文数排第四（101篇），占了3.61%。论文数排第五的为农村科技（95篇），占了3.40%。其余少量论文分布在基础科学（0.43%）、信息科技（0.29%）、医疗卫生（0.28%）等。
2.3研究主题分析。通过分析文献的高频关键词可以发现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一般来说，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反映了某一时期的学术动向与学术热点。本文对一些相近的关键词进行了合并，如城乡融合、城乡关系、城镇化合并到城乡融合。除了与本研究主题高度重合的关键词“乡村振兴”外，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有城乡融合与城镇化、精准扶贫、乡村旅游、“三农”问题、乡村文化、新型职业农民、乡村建设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农村建设与改革、农村现代化、村民自治等。
2.4发文期刊分析。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期刊进行分析可为研究人员阅读和选择投稿提供参考。2795篇在469种期刊上，发文量超过30篇的期刊有《人民论坛》（178篇）、《农业经济》（136篇）、《农村经济》（58篇）、《农业经济问题》（42篇）、《中国金融》（32篇）、《地理研究》（30篇）、《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0篇）。篇均被引较高的期刊是《中国农村经济》（24.50次）、《改革》（20.41次）、《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46次）、《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20次）、《农业经济问题》（11.17次）。
2.5发文作者分析。发文6篇（含6篇）的作者信息如表1所示。这19位作者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高产作者群。其中发文量较高、影响力较大的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刘彦随，发文16篇，篇均被引高达25.69；其次是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贺雪峰，发文10篇，篇均被引为21.70。其他较有影响力的高产作者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叶敬忠，发文6篇，篇均被引为19.83；南宁师范大学的屠爽爽，发文10篇，篇均被引是13.50；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陈秧分，发文6篇，篇均被引为14.33。
2.6发文机构分析。21所机构中除3家研究所外其余均为高校，可见高校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主体。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农村发展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等机构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产出的主要机构。论文产出量及影响力较高的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44篇，15.14次/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56篇，11.8次/篇）、北京师范大学（34篇，12.44次/篇）、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22篇，17.41次/篇）。表2列出了发文量超过30篇的前15所机构信息。
2.7高影响力论文分析。我国乡村振兴研究被引次数最高的论文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刘彦随发表于《地理学报》2018年第4期上题名为《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一文，被引次数为320。该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3]被引次数排第二的论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的叶兴庆发表于《改革》2018年第1期上题名为《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一文，被引次数为230。该文指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与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在内容上相比，前者内容更加深化。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①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要求农业农村经济更加全面繁荣发展；②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要求持续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民消费升级、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③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要求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农业农村；④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该文提出在城乡二元结构仍较为明显的背景下，要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跟上国家现代化步伐，必须牢牢把握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两大原则。[4]被引次数排第三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张军发表于《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期上的题名为《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一文，被引次数为186。该文全面阐述了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和国内外实践现状，探讨了乡村价值提升和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体系，包括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福祉建设和政治建设等内容。不仅提出了在国家层面上制定“乡村振兴法”，编制乡村振兴规划，设置乡村振兴机构，采取主要领导负责制，还提出在制度层面上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突破口，创新乡村振兴体制机制。[5]从内容上看这三篇论文均涉及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内容内涵的理解、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城乡融合，以及乡村规划、乡村治理的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等问题。这些都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较具代表性、影响力的基础性论文，对后续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主题文化论文范文8
在全球化大环境下，开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以下简称“人文社科”）国际期刊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加强中国学者发表的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现状及学术影响力研究，可以了解中国人文社科国际期刊的发展趋势，同时，对于找出中国人文社科国际期刊与其他国家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的差距，推动中国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发展，提升中国人文社科学术地位，进而打破西方学术霸权的桎梏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研究文献发现，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人文社科国际发展现状时，大多运用了定量的方法，并主要从发文的角度入手。陆宏弟[1]对本世纪初SSCI和A&HCI中被收录的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进行了发文量、文献类型分布、语种等分析，发现我国高校的发文量增长速度快且研究涉及了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赵宴群[2]以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人员在SSCI和A&H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为研究对象，从发文量、学科分布进行统计，发现了中国人文社科国际发文量逐年递增等规律；何小清[3]将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发文的大陆机构作为研究对象，利用SSCI和A&HCI进行数据搜集，分析了1956—2006年间核心机构的发文量、学科分布、国际合作情况等；华薇娜等[4]人对1966—2008年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作者在WOS的发文进行了作者所属国家、发文量、文献类型等方面的统计分析；顾正萍[5]对中国20所高水平大学于1998—2008年在SSCI发表的社会科学类学术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金贞燕[6]从被引频次和期刊影响因子两方面对东亚5个国家和地区的图情领域国际论文的质量进行了研究。本文借助词典等工具书以及百度百科对“国际”“期刊”“论文”“国际期刊”的释义来定义国际期刊论文——世界各国人员均可以获得，根据一定的编辑方针，发表在定期或者不定期，有固定名称和出版格式，用卷、期或年、月顺序编号出版的刊物（该刊物有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上讨论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7-10]。世界各国人员均可获得，是指通过大型的、国际性的数据库或者网络平台获取其中收录的期刊论文。简而言之，本文中的国际期刊论文指发表在大型国际性数据库或者平台收录期刊中的论文，世界各国人员通过一定权限或网络即可获得。关注人文社科某一下属学科国际期刊现状，或者某一研究机构发文情况的文章较多，而对于中国学者发表的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整体现状及其影响力，近年来少有学者对其进行跟踪研究。本文以中国学者发表的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计量分析为基础，希望通过对引文、发文规模和论文质量的分析，了解其发表现状，多层次的评价中国学者发表的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学术影响力，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共3个一级指标——生产力、文章质量、引用分析。生产力指标下包含发文量、学科排名、热点研究主题、年均增长率等二级指标。文章质量指标下包含热点论文及占有率、FWCI等二级指标。引用分析下包含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高被引论文量及占有率等二级指标。
2基于Scopus的学术影响现状分析
2.1发文量地区分布
刊登（发表）是文章学术影响力形成的前提，发文量是一个国家（地区）科研生产力高低的重要指标，发文量越大，学术影响力就可能越大。本文从Scopus发文量和年均增长率角度，对在Scopus发表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最多的10个国家（地区）进行了统计分析，见表1。从发文量角度来看，美国是世界上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生产力最强的国家，中国学者发表的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以154813的总量排名第3，约为美国发文量的六分之一，相比在科研产出上还存在一定差距；且中国的发文量仅比排名第4的德国多2644篇，被赶超压力巨大。中国学者发表的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以17.81%的年均增长率领先于其他发文前十的国家（地区），几乎是意大利年均增长率的1.5倍，美国年均增长率的4.5倍。从年均增长率角度来看，中国是全球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生产力增长最快的国家（地区），说明中国学者发表的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的体量持续增大。
2.2基于Scopus的引用分析
论文的被引用结果是对该文献影响力的认证与对作者科研成果的肯定。本文将总被引频次和篇均被引频次两个指标结合起来，对中国学者发表的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被引频次进行分析，以期研究中国学者发表的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在国际的整体学术水平与地位。美国以9426803次总被引和11.05的篇均被引频次居于首位，是高影响力国家。中国以884380次总被引位居第6名，与科研实力较强的美、英等国家差距较大；中国以5.71的篇均被引频次位居第8名，约为美国篇均被引频次的二分之一，与排名第2的荷兰存在的差距也较大。可以说，中国学者发表的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发文量尚可，但总被引频次和篇均被引频次处于10个国家（地区）的下位圈，整体学术影响力不够理想，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还未得到国际学者的真正认可，在国际人文社科的研究地位有待提升。
3基于ESI的学术竞争力分析
3.1论文产出及排名情况
某个国家（地区）在人文社科领域国际期刊论文的发文量和被引频次反映该国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科研能力和影响力。本文基于ESI数据库，从WOS发文量、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3个方面，分国别统计了人文社科近十年的发文量和被引频次情况。ESI数据库展示了发文量前118的国家（地区）情况，本文将此118个国家（地区）数据进行统计，见表3。美国以692471的发文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地区），是全球人文社科领域科研生产力第一的强国，中国大陆以66115篇文章排名第8，发文量约是美国的9%，存在较大差距。总被引频次排名前十的国家（地区）分别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中国和法国，美国以8538716次被引排名位居首位，是第2名的3倍多，中国的被引频次仅528737，这说明美国在人文社科领域有很强的影响力。中国以8次的篇均被引频次在所有罗列出的118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58，单篇文章的影响力较小。从发文量和被引频次来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德国都居于世界前五，说明他们在人文社科领域有较强的科研实力，中国学者发表的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影响力与他们有不小的差距。近年来，ESI在科研评价的应用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某一学科是否入选ESI的排名成为评价一个国家（地区）在该学科的学术水平与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本文统计了中国大陆入选ESI的学科以及入选学科的发文量、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希望以此分析中国学者发表的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在横向上的科研影响力。中国学者发表的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以66115篇的发文量在中国所有入选ESI学科中排名第15。被引频次方面，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以528737次被引排名第15；篇均被引频次方面，人文社科以7.99的频次排名第19。从文章的产出、被引频次以及篇均被引频次3个方面来看，人文社科的生产力与影响力都处于入选学科的下位圈。从横向学科比较来说，中国应该更加重视人文社科国际化的研究，产出更多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从数量和质量双管齐下，提升中国人文社科的实力和影响力，缩小人文社科研究与中国其他学科的差距。
3.2高被引论文分析
ESI数据库中的高被引论文是被引频次在具体学科近十年内中排名前1%的论文，高被引论文占有率=高被引论文数量/该领域总的高被引论文数量。某一国家（地区）在具体学科领域的高被引论文数量是其在该学科学术影响力的体现。经统计，ESI数据库人文社科领域共31053篇高被引论文，分属于118个国家，本文将高被引论文数量前十的国家（地区）进行制表统计，见表4。由4表可知，排名前十的国家（地区）共有高被引论文22720篇，占了人文社科高被引论文总量的73.17%，说明这10个国家（地区）是国际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影响较高的国家。其中，美国以9899篇高被引论文雄踞第1，占国际人文社科高被引论文的31.88%，其拥有量是第2名的近三倍，是中国的近十倍；而中国仅有1012篇高被引论文，暂居第7，高被引论文的占有率仅有3.26%。从高被引论文的数量和占有率来看，中国学者发表的人文社科期刊论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学术影响力水平与人文社科研究实力强劲的美国等国相比差距较大。在1012篇中国发表的人文社科国际期刊高被引论文中，中国作为第一机构发表人文社科国际期刊高被引论文296篇（第一机构179所），独著408篇（独著指该文发表机构均为中国机构），作为参与机构发表308篇，见表5。中国独著的人文社科国际高被引期刊论文总被引频次和篇均被引频次均不及以第一机构和参与机构发表的文章。中国作为参与机构发表的人文社科国际高被引期刊论文以85.10的篇均被引频次，超过以第一机构和独著机构发表的高被引论文。从高被引论文角度来看，中国的研究机构是我国人文社科国际高被引期刊论文的主导研究机构，但无论是主导文章还是独著文章，它们的学术影响力都不如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文章。从这一点来看，未来人文社科研究可以加强国际合作，提升我国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的学术影响力。中国作为第一机构发表人文社科国际高被引期刊论文数量前五的机构分别是中国科学院、中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见表6。其中，中国科学院以87篇高被引论文稳居第一，数量远远多于其他机构，被引频次高达6280次，是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最高水平。同时，中国科学院、中南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都是理工科实力较强的机构，但是它们在人文社科国际高被引期刊论文方面有较好“表现”，笔者猜想，这是否与各学科研究的交叉性有关？又或许是因为这些机构的国际化合作水平高？当然，真正的原因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才能明晰。进一步对机构性质进行统计发现，179所第一机构中，有145所机构属于高校，说明高校是中国发表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的主导研究机构，是人文社科研究的中坚力量，有较高的研究水准，但我们也应该清楚，人文社科研究机构过于单一化，并不利于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长远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不同性质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相互协作也是提升中国人文社科学术影响力的方法之一。
3.3热点论文分析
ESI数据库的热点论文是具体学科领域在过去两年之内发表的，并且在发表不久后就受到大量引用的论文。更明确的说，它们是过去两年发表的论文，在最近的两个月内获得了多次引用，这使得它们在同一学科领域的论文中排名前0.1％，它所代表的是论文在相关领域的创新性和前沿性。热点论文占有率=热点论文数量/该领域总的热点引论文数量。某一国家（地区）在具体学科领域的热点论文数量是其在该学科学术创新能力的体现。经统计，ESI数据库人文社科领域共806篇热点论文，分属于67个国家，本文将热点论文数量前十的国家（地区）进行统计分析。排名前十的国家（地区）共有热点论文587篇，占了人文社科热点论文总量的72.83%，说明热点论文数量前十的国家（地区）是国际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其中，美国以191篇热点论文位居第1，占国际人文社科热点论文的23.70%，其拥有量是排名第2（英国）的2倍多，约是中国的4.5倍；而中国凭借42篇热点论文排名第4，其热点论文的占有率仅有5.20%。从热点论文的数量和占有率来看，中国学者发表的人文社科期刊论文与前几个国家（地区）相比，学术创新能力不足，与人文社科研究创新能力高的美国等国相比差距大。同时，在42篇中国发表的人文社科国际期刊热点论文中，中国作为第一机构的有28篇（第一机构有18所），独著13篇，作为参与机构的有14篇。中国独著的人文社科国际热点论文总被引频次（387次）和篇均被引频次（27.99次）不及以参与机构发表的热点文章（总被引频次466次，篇均被引频次33.29次），但是差距较小。中国作为参与机构发表的人文社科国际热点论文以33.29次的篇均被引频次，以极大的优势超过以第一机构（篇均被引频次25.61次）和独著机构发表的热点论文。中国共有18个机构作为第一机构发表了人文社科国际热点论文，见表7。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以6篇热点论文并列第一，北京师范大学的热点论文总被引178次，居于首位。可以得知，18所第一机构均是高校，说明高校在中国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科研创新能力较强。
4突出主题分析
中国人文社科突出主题分析主要基于Promi-nence指标进行。Prominence是通过文章的被引用次数、浏览次数和期刊的CiteScore指标，计算出该主题的热门程度和发展势头，它是一个动量指标，而不是质量指标，由于某些研究领域的性质，有些主题永远不会成为“突出主题”，但这与主题的重要性并不相互排斥。本文通过指定人文社科相关学科的世界领先主题的百分位（Top1%ofworldwidetopicsbyprominence），来获得中国在人文社科具有较高关注度的文献主题，然后，在世界范围内分析中国在具体主题中的影响力和地位。FWCI（FieldWeightedCitationImpact）是学科标准化后的科研论文影响力指标。目前对论文影响力（质量）的测量主要是基于论文的被引用次数，但是由于学科、年份、文献类别等差异，论文的被引用情况会有所不同，因此，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FWCI指标的值是目标文章的被引频次与同学科、同年份、同文献类别论文平均被引频次的比值。
4.1发文量与引用分析
根据突出主题名称逐一在SciVal中统计其发文量、被引次数，再计算篇均被引次数，见表8，中国学者发表的人文社科国际期刊论文涉及全世界人文社科前1%的突出主题共56个，表明中国在这些主题研究中比较活跃。在56个突出主题中，中国有31个主题的被引次数排名世界前十，说明中国学者在这31个突出主题研究中的科研实力和影响力较高，得到其他科研人员的认可。
4.2质量与影响力分析
通常来讲，当FWCI值等于1时，表示被分析对象的论文质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FWCI值大于1，表示被分析对象的论文质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FWCI值小于1，表示被分析对象的论文质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余的突出主题FWCI值排名均在世界20名开外。虽然中国人文社科世界前1%的大部分突出主题论文质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从排名来讲，整体论文质量与同主题下其余的高影响力国家存在不小的差距。
